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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浩：伊朗街头抗争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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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简史」同样是街头抗争，明末和清末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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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简史」同样是街头抗争，明末和清末有何不同？
自宋以来就颇为发达的中国城市文明，经过元朝的短暂间隔后，到明末已蔚为大观。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相较于农民不到跌破生死线之际不揭竿而起的传统，身为市民的城镇百姓就显得要更不安分一些，时不时就会以各种名目发起街头抗争或者民变，而且始终不乏煽动者和组织者，文人墨客、行会领袖和城居地主都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由于身为异族政权，清朝朝廷对城镇里的街头抗争格外敏感，在中前期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一有苗头就严厉镇压，加之清廷有意对江南豪强大族进行打压，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令街头抗争或民变也失去了重要的组织和捐助力量。也因此，街头抗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有所消停，但到清末时因为绅商阶层和市民群体实力的壮大，以及内外交困之下清朝统治阶层实力的削弱而再度呈现多发状态。那么和明清时期相比，清末的街头抗争有哪些“新鲜”之处，预示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走势呢？
与明末相比，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城市民变不只是在事件的数量上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末，城市的集体行动事件有新的发展，而且加入了新的要素。在类型上，除了传统型的民变（罢市、罢工、要求加薪、抗税粮与抗捐、粮食暴动、反地方官、罢考、罢课、兵变、反绅商等）之外，清末还有反对新政（包括反对调查户口、反对成立巡警局与学堂等等），反对新式企业、抗洋教案，以及抵制洋货的集体行动事件。
而且清末蜂起的城市民变中，有些看似传统型的民变，其动机则是新的。如不少罢工、罢市与请愿运动，论其动机可以被归类为抵制运动。当 19 世纪末在零星的城市已出现了抵制外货事件，到 20 世纪初，发生了几次更大规模，几乎波及全国的抵制外货运动，包括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这几次运动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因为这几次运动在许多方面，如华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反美运动，在学者的眼中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群众集体抗议运动的兴起。因此，这时期的城市群众运动和过去的宗教叛乱、抗租抗粮、农民运动等有相当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此后的五四运动、学生运动、抵制运动等群众运动。
如果比较明末城市集体行动与 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的差异，最明显的特征，是由“区域性”转变成“全国性”。明末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即使有像明万历年间各大城市的反矿税监运动，但是这些事件都是个别独立发生，彼此间并没有串联和一致行动的趋势。相对地，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都是动员跨省、跨市、跨区域的集体抗争运动，甚至海外的侨界都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全国性的趋势，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报纸与电报的角色功不可没。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于三月十五日先发起的拒俄运动，能够传播开来即靠报纸与电报。在随后短短几天时间内，杭州、苏州甚至香港各界都通电拥护上海拒俄运动。没有电报与报纸，这样迅速的传播在明末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新式有效的传播工具外，更有效率的新式社团组织的出现也发挥了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作用。明末的城市集体行动少有上万人参与的事件，但 20 世纪初的抵制运动规模明显大了很多。在罢工方面，清末可以看到多种行业之间联合罢工的形态。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安庆发生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首先由裁缝匠开始，后来波及其他几个行会，包括砌砖匠与木匠”。再者，清末的运动之所以能从区域性转变到全国性，也是因为组织方式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已经从地区性事务，转移到全国性事务以及权力的高度集中上。此时期出现的新式社团组织，商人方面有上海的总商会、广东商人的自治会等，其成员数量与组织规模远超过以前的商帮或是会馆公所。此外还有学社与拒约社这样跨阶层、跨职业的社团组织，这是其动员能力能超越明末时期的主要原因。
在参与者方面也可以看到许多“新面孔”，这些新面孔的出现反映近代城市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如商人中有华侨商人与民族企业家的参与，而海外华侨的集体配合抵制更是史无前例。最重要的是参与运动的知识分子成员，其身份属性由明清时期的生员，转变成西式学校的学生。明清时期的集体抗议事件中，生员积极地参与而且领导群众。晚明有生员为主的结社，如复社、几社，到了清代虽然因为禁止而消声匿迹，不过生员仍然未完全放弃。而且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科举的壅塞，更促使生员走向街头表达心中的不满。
到清末，生员的角色逐渐由新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所取代。参与拒俄运动的知识分子，国内包括了京师大学堂与各省大学堂的学生，甚至传统的八旗生员与直隶举人都上书陈情。而国外的留日学生更积极筹组拒俄义勇队，准备赶赴疆场。
如果说拒俄运动中旧知识分子与新知识分子都有参与，到了抵制美货运动中，知识分子几乎清一色都是新式学校的学生了。他们较商人更积极，更有活力，组成的学社不但会联合其他的社团组织，还通过书籍、小册子、标语、漫画进行宣传，用报纸加以攻击，甚至迫使商会采取更实际的抵制行动。从这些抵制运动中，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现代学生运动的身影。
而就商人罢市而言，清末的罢市与传统的罢市最大的不同点，是商人群体自觉意识的增长。明末以来传统的罢市，城市的商人铺户多是被动的。这种情形虽然在清末也仍然存在，但是商人自己通过会馆、公所与商会主动宣传罢市的情形已经成为主流。此外，清末商民的罢市最初主要是反抗政府的横征暴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渐渐地除了经济的要求外，还附带反对压迫的政治条件。这类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表明罢市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
20 世纪初抵制运动的现代性还有别的特征，例如妇女参与度的提升。明清时期只有少数的集体抗议运动可看以到妇女的参与，最重要的就是粮食暴动，而且妇女的角色还是被动的。但是 20 世纪初在女学的兴起之下，妇女主动积极参与抵制运动的程度与日俱增。
除了大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之外，明清时期的集体抗议行动与清末抵制运动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意识的觉醒。
明清时期处于帝制政体下，民众与士大夫的思想都脱离不了传统的天命观与尊君的思想，在许多集体抗议官府的事件中并未有推翻政权的想法，事件中所反映的群众集体心态反而是正统主义与道德经济。
这样的观念在 20 世纪初还有一些影响，如拒俄运动时，留学生中虽有青年会成员诉诸民族主义，但留学生中赞成者了了。到了抵制美货运动时期，民族主义逐渐茁壮成长，演变到后来又因为清政府的禁止抵制，使得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又刺激了革命派反清的思潮。这样的现代性特征是明清时期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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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808920　　民进党知道要过一列一休，台湾肯定得吵翻天，各个党派，媒体，各式各样的团体都不好应付。正当大家把修理民进党的剧本都准备好的时候。蔡英文轻轻松松就转移了大家的焦点，这个时间公布这件事，妙。
楼主发言：3次 发图：0张 | 更多
　　蔡英文的大白话 : 一列一休就这样吧，大家不要吵了，你们看，中国又打压我们了，我们要团结。
　　国民党早该进垃圾堆
　　掩耳盗铃而已
　　还有前两天老菜家逃税，轻松过关了。
　　转移四年，转移发生。。这才好呢
　　蔡英文上台后肯定会走台独的路线，强烈要求收复台湾，在台湾岛上飘满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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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芸 UV023中国街头抗争型环境运动意味着什么？
在厦门、大连、什邡等环境抗议事件过程中，都缺乏一种明确的、被各方承认的议事规则，最终只能以走在暴力边缘的街头对抗模式来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唐昊评论。
"在很多市县，经济发展首先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需要，而非市民的需要。市民在这些污染项目中所能获得的好处有限，且不确定，但遭受的环境损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近日，什邡群体性事件引发全国关注。7月2日上午，因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陆续有市民到什邡市委市政府门口聚集，反对钼铜项目建设，一度引发冲突。最终什邡市政府在7月3日该项目建设，今后也不再建设这个项目，事件最终平息。
什邡事件所显示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的环境社会运动正在从小圈子社会运动走向以利益相关方的平民为主体的大规模街头抗争。直到几年前，环境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往往还只是一些热爱自然的环保先锋，如有学者描述：即使在影响很大的怒江反坝事件中，参与者大多是环保NGO、媒体、学者和文化名人、部分大学生、和少部分当地社区的居民卷入。但最近几年，化学工业污染项目在厦门、大连、什邡等地的上马却引发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些动辄万人以上规模的街头抗争运动，显然和原有的小圈子社会运动有很大不同。这些事件的参与者则扩大为本地的主体居民，其发生路径和最终结果高度类似，并呈现更加频繁和剧烈的态势。
这些街头抗争型的环境社会运动虽然很快平息，但其所引发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却仍未得到解答：为什么那些有着环评等各项合法手续的经济项目上马会引发如此大的政治和社会风波？地方政府出于何种考虑将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市民拒于决策程序之外？为什么市民一定要用这种街头运动和暴力边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类似的污染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何一再上演，毫无改观？这种以街头抗争为主的环境社会运动会成为制度性变革的积极力量吗？还是相反？而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一点：以街头抗争的社会运动方式来追求环境目标，在当今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什邡事件显示了中国当前社会普遍的地方治理危机。在很多市县，经济发展首先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需要，而非市民的需要。市民在这些污染项目中所能获得的好处有限，且不确定，但遭受的环境损害却是实实在在的。而对这些项目的所谓环境影响评价，越来越演变成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过程，即专家评估代替了利益谈判。环评在利益相关方缺位的情况下，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用科学的名义为推进项目提供合法性的遮羞布。但问题是，科学不能替代民主。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再科学、再权威的环评结论也不具有说服力。而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条件下，普通市民通过体制内的渠道进行参与的方式却极为有限，因此采取非常规的街头运动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此一来，整个政治格局在利益平衡、容纳参与等方面存在的“死结”，使得各种利益相关方都倾向于采取直接对抗的形式表达诉求。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街头抗争型环境运动正在成为中国普遍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当前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地方治理危机已经全面化，如司法公正、环境公正、执法公正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已经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面对地方治理危机试图有所作为，但除了社会运动之外鲜有其他参与政治和表达诉求的方式。在此种背景下，街头抗争型的社会运动逐渐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而环境社会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日益壮大的普遍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如在这次什邡事件中，参与环境运动者不仅追求环保目标，也在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也正是因为社会运动趋势的形成和目标的多元化，在街头抗争型环境社会运动中，参与的人群更加扩大化。在什邡事件中，与单纯的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相比，本次抗争运动的参与者多为间接或想象中的受害者，甚至出现了强有力的90后的声音。
同时，这些街头抗争的环境运动采取的方式大多是直接挑战和刚性诉求。在以往的环境运动中，中国民间环保精英人士被批评为总是追求“柔软性”目标，以及温和的行动策略，缺乏挑战性，“理性”有余而“刚性”不足。其结果就是在对石油公司等央企所导致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如2005年“11.13”、2010年“7.16大连海域重大事件”、“10.24大连油库重大火灾事件”等，多退避三舍,或集体失语，或行动缺位。但现在一些地方的街头运动往往游走在暴力边缘，手段也更加激烈。在什邡事件中，一些群众甚至冲破了警戒线，直接冲击政府机关。但平心而论，暴力边缘状态之所以被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环境使然，没有多少人是天生喜欢使用暴力或边缘性暴力这样一种方式来行事的。之所以最终采用这样的形式，只是其他可能的参与和表达路径皆已被堵死，但体制仍有巨大的模糊地带，使得群体性街头诉求能够获得一定成功。在厦门、大连和什邡，类似的群体性诉求都得到了较为积极的回应。
与中国的环境社会运动有明显的问题一样，地方政府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的理念和方法也均不成熟。在政治学中，稳定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处理此类危机事件时总是犯相同的错误。即地方政府不但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利益相关方参与，而且当矛盾激化时仍然缺乏必要的沟通，甚至主动促使矛盾升级。具体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总是试图通过强力维稳的举措，直接压制反对的声音，并且通过给反对者贴上各种敌对势力的标签，人为地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举个例子：当以环境诉求为目的的街头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很多地方政府仍然使用“一小撮人”、“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的群众”等字眼来描述街头运动。而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实。同时这些字眼等于先给事件参与者定了性，或者认为他们是错误的一方、或者认为他们是低智的被煽动的愚民。此种定性只会引发群众更大的反感。但另一方面却为地方政府滥用警力找到了借口。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只能使双方手段更加激化、事件无限升级。
也就是说，在一些地方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都存在重大问题的情况下，从项目决策、抗争发起、官民互动、矛盾激化，直到最后解决问题，在厦门、大连、什邡等事件的全过程中，都缺乏一种明确的、被各方承认的议事规则。最终只能以走在暴力边缘的街头对抗模式来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这几次环境社会运动幸好没有升级为暴力事件，但无人能够保证下一次的边缘行为不会以暴力和鲜血而收场。在这种相当有可能发生的场景到来之前，在中国社会内部没有结下不可解的仇恨之前，中国的社会治理思路必须改弦更张。换句话说，再不痛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直面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通过民主选举等方式限制地方政府无节制地进行经济发展的冲动，则由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公共服务缺位、心理危机等引发的社会崩溃就在眼前。在这个意义上，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新环境社会运动，正是关于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最后警示！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中外对话”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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