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清当皇帝甄嬛传内务府总管管在哪

西城区第二图书馆-馆长专区-八大胡同(第五章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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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胡同(第五章 一~九)
八大胡同(第五章 一~九)
作者:李金龙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第五章 八大胡同的五行八作  旧北京八大胡同,从它为妓院集中聚集区开始,便与胡同区域内外的五行八作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八大胡同中各条胡同内,都有各具特色的大小买卖,按老住户的话说是“吃窑子饭儿的”。有:房地产业、照相业、饭庄、饭馆、酒馆、茶馆、大酒缸、浴池、旅店、戏园、娱乐馆、油盐店、果局子、饽饽铺、成衣铺、药铺、诊所、百货店、鞋铺、铁铺、修车铺、肉铺。另外,还有喜轿铺、棺材铺、糊烧活铺、当铺、大烟馆、白面儿房子、小押当当等等,加之每日沿胡同叫卖的小商小贩,这里真是吃喝玩乐无所不包了。  八大胡同周围的买卖,更是应有尽有,其中大栅栏商业街、煤市街、粮食店街、西河沿街、琉璃厂街、西珠市口大街、观音寺街、五道庙街……把个八大胡同包围得水泄不通,各种买卖、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从八大祥到鸡毛小店,从有名的大戏楼到有名的大赌场,从大饭庄到大酒缸,从老字号的各类商号到临街摆摊的小商贩,从达官显贵到乞丐流氓……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关系紧密的五花八门大世界。  这些环布在八大胡同周围的商业街,各类商号都或多或少地和妓院的老板、鸨母、妓女、茶壶们有着广泛的联系。无疑,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八大胡同妓院是各大小商号的商品经营对象和服务对象,而各大商号的买卖与贸易交往一般也多在妓院进行。特别是食品、烟酒、成衣、茶叶、绸布、日用品杂货、饭庄、赌场、茶馆、饭馆等等更是联系紧密,一般商号还定期往妓院送货。到了民国时代,妓院大都安装了电话,要货定货一般打个电话,商号就会按时送货上门了。这些个五行八作,大小买卖,按照八大胡同内老住户们的说法也叫“吃窑子饭儿的”。  一、饭庄  在旧社会,京城饮食业中高档次的是饭庄。它专门适合有钱人讲排场摆阔气,在封建气氛笼罩的形势下,红极一时。  它的主要经营项目是满汉全席,承办红白喜事。服务对象是贵族、官僚、豪绅、富贾,老北京人都叫他们是“伺候大宅门的”。  饭庄的字号,一般叫某某堂,在八大胡同之中,没有能直接排得上饭庄档次的馆子。但八大胡同周围附近,却有几家,如:惠丰堂,在观音寺街;同兴堂,在大栅栏旁取灯胡同;天福堂,在前门外肉市街;天寿堂,在西珠市口大街。其中,天寿堂是北京人开的冷庄子。  这些饭庄一般都有其共同的特点,有宽敞的庭院、幽静的房屋、硬木桌椅、名人字画等等。使用的碗碟勺筷等,都是成套成桌,贵重而考究。此外,各大饭庄都设有戏台,可以在大筵宾客的同时,唱戏、演曲艺节目,一般可承办几十桌同时开宴。  为了临时接待、请客或便酌,饭庄内还设有单间雅座,并设有内室,里面有床和鸦片烟具。以便于客人们酒足饭饱之后,一榻横陈,吞云吐雾。民初时,达官显贵们携同八大胡同内的妓女,曾在京城各大饭庄内,干过许多争权夺利、贪污受贿的勾当。  饭庄内还储有陈年老酒,并每日选购新鲜蔬菜,缸里都养有活鱼,以备客用。  在辛亥革命前京城饭庄多为旗人出资,山东人出力。这是受清《大清律》影响的缘故。但饭庄里的茶房必须是懂满汉礼节的北京人。  前面提过的冷庄子,是为中下层人们服务的。平日不卖饭,专办红白喜事。冷庄子里没有固定的厨师,有买卖了临时去雇。厨子所用的饮具、食具,除少量自备外,一般都去外面借或租赁,桌椅板凳亦如此。  那时,京师四城都有专租木器的“家伙店”,还有搭席棚的棚铺,同时还有临时出卖劳动力或技术的“人市”,茶房一般也从人市上雇佣。冷庄子一般不准备酒菜材料,而是现用现买。  为了适应社会上礼尚往来的需要,饭庄还普遍发售礼券。当时社会上有遇做寿、升迁、移居等送整桌酒席的风气。酒席礼券一多,一时无法消受,所以收到礼券之家,可随时到饭庄凭券收回原值酒席一桌。也有留作转送他人的礼品,这样遇事可不用花现钱,便可行了人情。久而久之,饭庄以礼券代替现货,证券成了社会上流通的筹码,在各户之间串门。往往出票券的饭庄已歇业关门了,而它的礼券却还在市面上转悠,实际上早已成了废纸一张。  饭庄的口味儿,一律为山东菜得天独厚,即现在的京菜。所谓满席,除干鲜碟子比较多样外,主要带烧烤、小吃,属于老式胶州帮饭庄性质。  与饭庄对称的,才是饭馆。  二、饭馆  饭馆无论大小,帮派皆一律称之为饭馆。它与饭庄有明显区别。一般说来,一进门,除柜台外,厨房和灶必定设在左壁。往里,才是客座或雅座。由于饭馆大小规模不同,风味亦各不同,故分为一般饭馆与风味饭馆。  一般饭馆多为山东风味。风味饭馆便南北各异,什样繁多了。  在八大胡同内,各条胡同几乎都有几家大小不一的饭馆,如:陕西巷里有经营广东风味的恩成居;陕西巷口内路西还有过一家经营西餐的新华番菜馆;王广福斜街内有经营炒疙瘩的回民馆穆家寨;石头胡同北口有经营素菜的功德林;与韩家潭、百顺两条胡同相连的五道庙有著名的春华楼;李纱帽胡同内有经营锅贴儿和坛子肉的同福居、同顺居;石头胡同中间还有处风味独特的老乡亲饭馆。这些饭馆,在旧北京大小都有些名气,有的还沿袭经营至今。  在八大胡同周围,饭馆就更多了。当时比较出名或传至今日的有:晋阳春、丰泽园、致美斋、两益轩、同和轩、全聚德、都一处等等;另外有厚德福,在大栅栏路北,主营河南菜。祯源馆,在杨梅竹斜街,开经济菜之先河,其红烧翅根很著名;馅饼周,在煤市街;烤肉刘,在胭脂胡同北口外;前门外还有正阳楼、醉琼林、天和玉等;珠市口西大街还有紫竹林等等。  这些聚集在八大胡同内外的各大饭馆,都有其各自独特的风味和悠远的历史,每个饭馆都有其不同的趣闻传说,曾受到过各界不同名人雅士的赞赏和垂青。  陕西巷的恩成居,店房虽只有几间破旧的小屋,但大师傅手艺极高,制作的广东菜如:炒鳝丝、烧鳝段、炒牛肉丝等味道殊佳,很有名气。因此虽僻处巷内,但日日高朋满座,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是这里的常客。  石头胡同北口的功德林,以丰盛著称,价钱便宜,多包办酒席,成为当时京城最有名的素菜馆之一。现移至前门大街,已成为风味独特的大饭庄。  陕西巷内路西的西餐馆新华番菜馆,开设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小楼两间,雅洁并举,菜点物美价廉,服务态度又好,所以附近住户和妓院等,只要说一声,便会有伙计送菜上门。但此馆经营时间不长便歇业了。  王广福斜街内的穆家寨,是家清真饭馆,有小楼两间,楼上设有单间雅座,由穆姓母女二人掌勺,经营炒疙瘩和牛羊肉菜,制作手艺高超,日日宾客盈门。解放后,煤市街所开恩元居炒疙瘩,传为穆家寨的技艺风味。  在石头胡同北口处,连接着李铁拐斜街,著名的清真饭馆两益轩、同和轩,就开办在这条街上。当时,戏曲界拜师收徒,多在这里举行,这主要是道贺的和演员中有回民的缘故。当时,程丽芳拜程砚秋为师,李少春拜余叔岩为师等都在这里进行。如今,两处老字号虽移别处,但仍具有传统清真风味特色。  在杨梅竹斜街的祯源馆,自家独占一小院,设有许多单间,因其经济实惠,经常是座无虚席,这里品种多菜样全,不论是十人、八人聚餐,或是三五人小酌,这里都可吃得痛快,吃得满意。其中红烧翅根,仅三四角钱,在当时亦称得经济实惠之先河了。  春华楼,在百顺胡同西口外的五道庙,这里营业兴旺,但雅座并不多。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画家张大千、溥心畲(号称南张北溥)经常光顾于此。春华楼满墙悬挂张大千的作品。梅兰芳、程砚秋等名演员,对此馆也十分欣赏。这里做鱼虾菜精制,食客极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业于1930年的丰泽园饭庄,是经营正宗山东风味的老字号。丰泽园距今虽只有六十多年,但它的历史发展绝非一般。  1930年,北京“八大楼”之一新丰楼的名厨师,堂倌奕学堂、陈焕章等二十几位大师傅,在同德银号经理姚泽生的扶植下,选择珠市口济南春饭庄原址,开办了丰泽园饭庄。“丰泽园”本是清代皇帝举行“耕种”仪式,祈祝丰年的场所。他们取用“丰泽园”作饭庄字号,意为菜肴丰饶,滋味润泽,并请大书法家李琦题写匾额。丰泽园,当时是个四进的大院子,青堂瓦舍,整齐宽敞。餐厅台面是清一色银器,店内使用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酒具和瓷器,文雅华丽,驰名京师。又名厨掌勺,选料精美,齐鲁风味独具,成为旧京达官显贵、军界将领、社会名流、艺苑名人饮宴聚会的场所。大军阀吴佩孚、张宗昌、韩复榘,曾经常带八大胡同莺燕前去聚会。前清遗老爱新觉罗载涛、陈宝琛,敌伪官员王克敏、朱深、王揖唐,国民党著名军政界人士何应钦、白崇禧、张学良、宋哲元、傅作义、唐生智、商震、张自忠、冯治安、佟麟阁,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影星胡蝶、周璇、周曼华,国画大师张大千、齐白石、丰丁以及著名中医施今墨、肖龙友等人,都曾是丰泽园的座上客。一时间,这里高官显贵云集,风云人物比比皆是,丰泽园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曾一度雄居京城各大饭庄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市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同志,指示有关部门资助,决定业务上由国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直接领导,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后,营业面积扩大了四倍,大小餐厅可同时接待五百人就餐,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彭真、陈毅等老一辈革命领袖都曾在此宴请外宾。丰泽园的厨师们还经常到养蜂夹道的俱乐部为中央领导举办宴会服务,还经常到叶剑英、陈毅、郭沫若、廖承志等领导家中掌勺。  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李济深、陈叔通、张治中、邵力子,宗教界人士达赖、班禅,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中医界四大名医以及艺术家侯宝林等都常来丰泽园做客。  丰泽园还荣幸地接待过外国贵宾,如胡志明主席、西哈努克亲王、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基辛格博士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每次回国几乎都光顾丰泽园。解放40年来,丰泽园已接待过的外宾遍及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丰泽园原址拆除后,已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丰泽园饭店。  三、酒馆和大酒缸  在前门外八大胡同,有许多京味十足的小酒馆和大酒缸。一般设在繁华的街头和临近闹市的巷口和巷内。如陕西巷内有长兴酒馆,王广福斜街有刘家酒馆,粮食店街内有聚南宝酒馆,李铁拐斜街有越香斋酒馆。又朱家胡同内有一处山西人开的大酒缸,石头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胡同和胭脂胡同南口等处都有其大小不一的酒馆和大酒缸。这些地方主要经营白酒和黄酒,还有的是专门的黄酒馆,其中大栅栏的同丰号所制木瓜酒当时名满京城,但顾客也十分喜欢这里的白干酒。这里以茶碗另卖,每碗二十枚,酒味醇美,饮者众多。  在京城旧日的冬夜里,人们常爱去大酒缸,掀开厚重的棉门帘,便有热气酒香扑面而来,围坐在酒缸旁饮酒,的确是老北京的一大乐趣。  那时候,经营大酒缸的多为山西人,以零卖白酒为主,也卖黄酒。酒菜分自制与外叫两种。这些酒馆或大酒缸,一般是一间到三间门脸儿,迎门是一木栏柜,柜台有一字形的,也有曲尺形的。柜台外摆放着几个盛酒的大缸,上面一律盖着朱红油漆的大缸盖,这大缸盖便是酒客们的餐桌,大酒缸也因此得名。  华灯初放后,酒客们围坐在酒缸周围的方凳上,一边尝菜品酒,一边与酒友闲聊,社会新闻、买卖行情,交谈内容无所不包。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无论相识与否,来此便一见如故了。特别是冬天,北风呼啸,雪花飞舞,三五素心,据缸小饮,真是穷人消寒的好去处。  大酒缸所卖的酒,一般对水,但绝不掺入鸽粪或砒霜等刺激物质。但一些小酒铺或酒摊等,却常干这种勾当。饮鸽粪酒或砒霜酒,可引起头晕目眩而被误认为是酒度高质量好,对人体有毒害作用。  四、茶馆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城各处出现了许多规模大小不一的各类茶馆。这些茶馆可分为清茶馆、书茶馆和棋茶馆,还有临时茶棚等等。  在八大胡同内,以书茶馆居多,且一般都很有名气。如陕西巷的杨家茶馆(即:现在的化油器厂处),石头胡同的三合成茶馆(现为民居)。值得一提的是石头胡同的四海升平茶园,这儿是八大胡同妓院聚集区内独具特色的一处大茶园。四海升平,始建于光绪末年。据老住户们讲,这处房子是张勋的,每月都有人来提着麻袋收钱。这个四海升平茶园,开创了老北京聘请落子艺人在茶室内演出的新局面,从而使落子艺术在京师首次登上了大雅之堂。另据老住户们说,老白玉霜曾在此处演出多年。四海升平茶园旁边就是有名的贵喜院,一到了晚上,报花名的,捧大鼓的,喊见客的,说评书的,热闹非凡。由于各界茶座捧场,从而使落子艺术渐渐流行,艺人队伍不断扩大。现在这里已拆除,建成了市二轻招待所。  八大胡同的这几家书茶馆,一般上午接待饮茶的客人,下午和晚上则约请说评书的艺人献艺。据石头胡同76岁的王淑珍老太太回忆说:“我18岁嫁到这条胡同里,一直住现在的39号院,这个院是我们家的私房。过去我们家在这院前边开茶馆,后边住。我们家开的茶馆叫三合成。过去那会儿,品正三、王杰魁、袁杰英、连阔如等等,好多名角都在我们家茶馆说过书。过去这条胡同有烟馆和白面儿房子,白面儿卖一块钱一耳挖勺,旁边还有家小押当当,可以用东西换白面儿抽。每天,抽足了大烟、白面儿的主儿,都要到我们家茶馆来听书,晚上散书得一点钟左右。”  过去茶馆里的饮客,有失意的官僚,有在职的政客、职员以及买卖家的经理、账房先生,也有一般劳苦大众。下午的评书,一般是著名演员刘继业的《济公传》,王杰魁的《包公案》,连阔如的《东西汉》,赵英颇的《聊斋志异》,品正三的《隋唐传》。这些说书的名家,在艺术上各有千秋,一般都在京城各大茶馆中拥有一大批听众,享有很高的声望。  王杰魁说《包公案》,语调舒缓,声情并茂,情节交代上清楚细致,上自耄耋翁妪,下至黄口小儿,无一人不爱听。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华声”电台,每天只要一播送他说的《包公案》,马路两旁的行人无不驻足聆听,因而他获得了“静街王”的美誉。  赵英颇所说的《聊斋志异》,更是闻名遐迩,雅俗共赏。《聊斋志异》本身就有生动、精练,情节曲折,寓意深刻的艺术特点,加之赵英颇亦庄亦谐刻画入微的语言艺术,创造出的人物情节故事更加幽默诙谐,不同凡响。因此,在电台播出后,比《包公案》更有吸引力。  品正三,外号“品八套”。从其得此称号便可看出他书路广,运用自然,具有高深的艺术功底。品正三早年说过相声,对于形成他滑稽有趣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他说的《隋唐传》,单刀直入,绝不拖泥带水。  连阔如是满族评书艺人,自30年代后期便开始说《东汉演义》而成名。其中最好的片断有《三请姚期》、《马武大闹武考场》、《战昆阳》等。他善于借鉴诸多前辈艺人的艺术,并将京剧中某些表演艺术融合于评书中,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评书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他的嗓音宽厚洪亮,说功、做功、打功俱佳,尤以马跑、马嘶口技而称绝,使之具有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在评书界独步一时,曾有竹枝词赞连阔如曰:“评讲形容酷似真,何须证史觅前尘。谐谈唤醒痴人梦,柳敬亭君又现身。”  在茶馆听书的客人,除付茶资外,每说完一段书,便要随意给一二文钱。说唱收入的分配方法,事先由茶馆主人和说唱艺人协商订约。  评书艺人在茶馆挂牌说书,有很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每位艺人何时在哪一家茶馆说书,以及所说内容,一般均有约定,互不干扰。每部书所说的期限为两个月,通称之“一转”。倘若期限已到而书未说完,亦须如期停止,以免妨碍其他艺人。每一转的头末两天,所收入的书资一律归说书人所有,茶馆掌柜的分文不取。  有的说书艺人,在一转将完的最后一天,书说的格外卖劲儿,完了,再加一段单口相声或有关北京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故事,以飨平日捧场的听众朋友。  四海升平茶园,茶座的设备讲究,有藤木方桌椅。这儿从晚上开始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束。来客以听单段大鼓为主,演员大部分为坤角。有京韵大鼓《大西厢》、《宁武关》、《游武庙》、《长坂坡》等。梅花大鼓以《红楼梦》为题材,有《探晴雯》、《黛玉焚稿》、《黛玉葬花》、《红楼二尤》,另外有《红梅阁》、《老妈上京》等,还有后来的小口大鼓和大口大鼓。  在听书的时候,小贩还在室内各桌前卖五香瓜子、干咸瓜子、甘草瓜子、白瓜子、五香咸栗子、煮花生、焖蚕豆、冰糖葫芦等小食品。  堂倌在台下请顾客点唱,手持一把纸折扇,两面书写鼓词曲目,客人指定某演员唱某一曲目,要另付给演员钱,多少不等。过去,曲艺界有句术语叫“戳活儿”,是指茶客捧女角的一种形式。年轻的女演员“挂”上了捧角的客人后,有的客人还赠送演员缎绣围桌、锦旗或横额,上款绣“某某女士惠存”,下款绣“嗜曲者某某赠”,也还有在中间绣上“色艺双全”、“玉润珠圆”等字样。这就表明这位女演员有人捧了,这就是将要唱红的预兆。当然,捧角的不一定都看在女演员的艺上。她们除了在茶园里演唱,还经常应邀参加堂会,名为“加档子”。在堂会上得的报酬一般比较优厚,且常常被主人留下过夜。这样,靠卖身所得外快就更多了,一般是贵重的黄金首饰或数目可观的洋钱。  这里还须提到的是,这些唱鼓书的都是些良家子女,拜师、学艺遂入“老合”,先由老合(老合:即班主)带着去“靠扇”即串妓院,认妓女们为干姐姐。最后,才可登台演唱,名曰:卖嘴不卖身。但实际上与妓女之间并无差距,只是“坐娼”与“游娼”的区别。这在京城鼓书艺人中,大抵是个规矩。  石头胡同的四海升平茶园,名为茶园,实则娱乐馆或落子馆,这儿的老人们都管这儿叫窑班儿,说这里头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也有管这儿叫“吊膀子馆”的。这是由于个别演员借下台打钱之机,对捧场者胁肩谄笑,卖弄风情,或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以致伤风败俗。当然,处在当时社会,真正洁身自好,作风正派者,十无二三。  除了这些书茶馆和大茶园以外,这块儿地方,还有几家不起眼的清茶馆。这些小茶馆专卖茶水,方桌木凳,小型茶壶,水沸茶舒,浓香扑鼻。春夏秋三季,茶馆门口高搭天棚,挂木招牌,刻写“毛尖”、“雨前”、“雀舌”、“大方”等茶叶名称。招牌下系有红布条穗,迎风招展,站在远处一眼便看见。每天早晨5点左右茶馆开门营业,顾客多是悠闲的老人和城市贫民。  北京人都有J早儿的习惯,人们提着鸟笼往城外头陶然亭苇塘边去J鸟,回去的时候,就要到茶馆休息喝茶。他们把养的百灵、黄雀、画眉、红靛、蓝靛等名贵鸟,或挂棚竿,或放桌上,脱去鸟笼上的布套,顷刻间,各逞歌喉。诸老人则谈茶经、论鸟道、叙家常、评时事。冬天的时候,顾客多在屋内喝茶聊天。      清茶馆的掌柜为了招徕顾客,在春夏秋三季还举行“串套”(即听鸟鸣)活动。掌柜的对养有好鸟的知名老人发出请帖,讲究花笺红封,浓墨端字。同时,还在街头巷尾张贴黄条。届时养鸟的老少人士都汇集而来,不但利市有增,还可名噪九城。如王广福斜街的小茶馆,煤市街路东的小茶馆,粮食店街的马思远茶馆,还有五道街的小茶馆,以及许多字号的茶馆都举行过这类活动。  中午时分,茶馆又换了一批顾客,有拉房纤的,有打小鼓收买旧货的,他们一面喝茶,一面互通信息,通称茶馆为“攒儿上”。还有一些放高利贷的,经过介绍在茶馆处放贷,茶馆真正成为五花八门交际的场所。  五、茶楼  大栅栏的南式茶楼是指清末民初在前门外大栅栏周围设计的四座茶楼。即:西河沿劝业场三楼、廊房头条首善第一楼三楼、西观音寺宴宾华楼三楼以及青云阁三楼。  南式茶楼是随着北洋政府的成立而兴起,傍着前门外新兴商业区开设。茶楼一般都设在商场的楼上,为来逛商场的人,提供歇脚的地点。西式茶楼单有其自己的特点,跟茶馆有很大不同。首先,泡茶用盖碗,一客一碗,以碗计价。带有江浙一带苏、杭、申、扬的风俗。其次,是敞厅与雅座并举,敞厅内有方桌坐椅,一般可同时围坐四五个人。厅之四壁还设摇椅,椅前茶几设茶具和烟具。雅座为通常的单间,其内桌椅枕榻样样齐备,又有吴侬软语招待其间,侍者非呼绝不入帘。  茶楼的高峰时间为下午至午夜,主顾们大都是北洋新贵,衣冠楚楚携同八大胡同内的妓女们,到此热闹一番。另外,茶楼内还兼营西餐,品茗之余,还可在此用饭。有皮黄嗜好者,拉起胡琴,过板一到便引吭高歌,真是满堂满座人声鼎沸。这里还有张热门话题样的《消闲日报》,编排一些花边新闻和官场轶闻。  由于当时北洋政府薪职偏高,参众两院五百罗汉人各二百银元,简纪官三百元,蒋任员二百元,委任官百元上下。而当时买四十四斤一袋的面粉才花二元,每银元可兑铜板二百枚左右。为其衙门口新贵挥霍钱财,行糜烂淫欲放荡之事,提供了诸多方便。当时王运拟有匾额曰:“旁观者清”,联语为“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于玩世之态,道出了北洋机关表面维新,实则换汤不换药,各级暮气沉沉,精神空虚盘桓茶楼妓院的现象。  当时,梁士诒号称财神,实则是善筹外债。北洋政府大度挥霍,更为举债度日。到了黎元洪之后,冯、徐、段、曹每况愈下,财政拮据,教工索欠成头条新闻。  这时的茶楼,也摇身一变,成了蝇营交易的场所。于是,方桌上候约有人,掮客周旋四方,主宾满面春风,一旦当权者与营谋者洽谈妥当,一手银钱一手委任书,而后是走马上任。  奉系军阀入京后,上下人事关系重新组合,财政短绌,市面萧条,实力地盘,更为凄惨。此时已无富有者,闲心优雅光临茶楼了。又有中山、北海公园开辟,茶楼日渐衰落。此时的廊房头条第一楼,约请名票,雅集清唱,既聚会过瘾,又有清茶伺候,其法曾火爆一时,但好景不长,犹如昙花一现,终于关门歇业。  其他几家茶楼,也先后改业或歇业。这标志着南式茶楼在京随北洋政府的垮台,而全部倒闭的历史事实。  六、吆喝声和响器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八大胡同虽为花街柳巷,但这里除了各妓院的大茶壶们和鸨母那种扯着长声尖嗓高喊外,还有顺应四季时令买卖人的各种货声,或高亢,或低沉,或悠扬,或顿挫,使得生活在此地的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卖什么的到了。随着城市商业的繁华,各行各业的小贩多起来,吆喝声也越来越复杂。这四季充满胡同小巷的吆喝声,不仅声音洪亮,而且生动风趣。  北京的吆喝声十分讲究,分东西南北城,分九腔十八调,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习俗,而且还有广泛的民间民俗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内涵,是京城胡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有一些买卖是不吆喝的,而是用一种响器,俗称报君知。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干什么或卖什么的,当时号称“八不语”的有:卖掸子的、修鞋的、绱鞋的、劁猪的、锔碗的、行医的、剃头的、粘扇子的,这八个行当一直延续至今,仍是以其不语沿袭。但“八不语”中也有变化,如卖掸子的,开始不吆喝,到后来由于买卖的关系,也有了一句“大小掸子发行价”的吆喝声,以示便宜。  旧北京,南城一带下层劳动人民居多,生意人手艺人五行八作什样杂全,八大胡同便成为他们走街串巷销售物品的市场之一。这里除了按照北京习俗卖货的,就是按窑子里妓女南北式口味和需要卖货的,但大多数都以季节性为主。  (一)春季  春节的头一天,便是人人喜气洋洋的大年初一,各条胡同里就会响起“活鲤鱼哎!”的吆喝声,让人听了顺气痛快,大清早一出来,吆喝得甭提多豁亮了,一嗓子就传得很远。这是初二祭财神用的,一元复始,财源顺利,“鲤鱼跳龙门”更上一层楼,这跟时下的恭喜发财,相互祝愿是一样的。  正月里卖的都是些吉祥货,吆喝声清亮爽快。像卖金鱼的,挑着木桶,里面盛水放小金鱼,一般以红色的金鱼居多。上盖一席盖,以免冻坏了鱼。吆喝出来颇有韵律:“哎!大小哎,金鱼嘞!大小金鱼嘞!”这时,那些命运孤薄的妓女们,便会出来买上几尾,一是解闷儿,二是找些与嫖客们斗贫嘴的话题。  到了正月十五,卖元宵的来了,吆喝出来很有些滋味儿:“哎!筋道嘞滑透,桂花味的什锦馅的元宵。”  北京有句俗话:“正月的茵陈二月蒿”,说的是茵陈长到二月就要变成蒿子。开春,北京人喝茵陈酒已成习惯,为的是去去一冬的火气,卖茵陈的就吆喝上了:“茵陈嘞,泡酒喝。”  二月初一,北京人有逛太阳宫庙会的习俗,传说这一天为太阳的生日。大街小巷就有了卖太阳糕的,太阳糕上再捏个小公鸡,红灿灿的招人喜欢,吆喝出来:“小鸡的太阳糕嘞。”  到了二三月,正值北京春季缺菜,苣荬菜便成了人们当家的菜。因此菜野生野长,芽很嫩,卖价也便宜,又可去火凉拌。卖菜的吆喝:“哟!苣荬菜哎,苣荬菜芽嘞哎!”  三月的香椿,讲究吃刚钻出来的嫩芽,吆喝出来:“嫩了芽的香椿!”  三月里,好多来自京南采育和京东平谷、香河一带的人们,在大街小巷串着卖豌豆黄儿。这些人们推着独轮车,车上一块案子,案子上铺块蓝布,上面水淋淋的。天气燥时,人一见这水淋淋的车,心里就会一阵凉爽,摆上摊后,用刀切成菱形块卖。吆喝出来:“哎!这两块大嘞哎,哎两块大嘞!小枣儿混糖儿的豌豆嘞哎!哎两块大嘞,哎这摩登的手绢你兜也兜不下哎!两大块嘞,哎你  这年不吃呀,过年见嘞!这虎不拉打盹都掉下架(价)儿嘞!”  听这卖豌豆黄儿的吆喝,真是一种享受。这虎不拉是伯劳鸟,那时养它是为了追家雀,这种鸟爱睡觉,一打盹儿便“呱叽”打架子上掉下来。卖豌豆黄儿的把价钱比喻成此,好招徕买主儿。到了卖清水杏的时候,就已到了四月间,妓女们常从门前过的杏挑子上买上一兜杏儿大伙儿吃。卖杏的吆喝出来:“清水杏嘞,不酸嘞!粘了蜜嘞,里头还有小鸡鸡儿嘞!”  这杏儿里头怎么会有小鸡呢?妓女们掩嘴嬉笑着去买。其实不过是卖者的信口胡诌,让人听了觉得新鲜有趣,买杏儿的人就多了。  清代竹枝词中有描绘农历正月到四月大街小巷出售商品的情景:“灯市元宵百样灯,烧来火判焰腾腾。黄鹏紫燕全无影,三月街头早卖冰。芍药当春色倍娇,佳人头上斗妖娆。丰台一片青青叶,十字街头整担挑。”  (二)夏季  到了五月,第一个节日便是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街巷里卖粽子的吆喝:“江米的,小枣儿的粽子嘞!”  五月端午,京城市场还有大量黄花鱼上市,有诗云:“黄花尺半压纱厨,才是河鲜入市场,一尾千钱作豪举,家家弹铗魇烹鱼。”  关于端午节和黄花鱼,在北京流传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劳动人民在这一天包粽子、赛龙舟,纪念二千多年前楚国诗人屈原。传说东汉建武年间,长河有一个名叫欧回的人,端午节前汨罗江散步。忽然看见一人,头戴切云冠,腰挂宝剑,身带珍珠宝玉,脸上充满忧虑。欧回上前施礼问话,云冠玉衣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对欧回说:“我忧国悲愤自投汨罗江,每年的五月五日便成了我的忌日,楚国人民在这天都向水中投米供我食用,以表达人民主持正义,热爱家园的心情,我非常感激。可是送来的食物总被水中游鱼抢走吞掉,我也不好与它们争食。”欧回忙问水中食物怎样才能不被鱼类吃掉。屈原说:“请用菰蒲的叶子包好米,外面再缠以五色丝线,做成尖角状,投入水中,鱼儿就不去抢食了。”说完,屈原便不见了。  欧回后来把这件事告诉大家,以后人们都照着屈原的说法,把米用菰蒲或苇叶包好,呈三角形,变成了今天的粽子。为了防止屈原的食物被鱼吞掉,在这一天人们还大量捕鱼烹食。  北京的河鱼较少,五月正是黄花鱼上市的时候,故家家那时候都要买几条黄花鱼吃。  中国从晋朝始,就有了“仲夏端午”的记载和传说,古时的北京,人们还常把五月称之为“恶月”,传说五月五日是不吉利的日子,在这一天所生的小孩则被称之为不堪教育的“五日子”。所以,每年到了这一天,大人们都要给小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缠上五色丝线,以象征降服鬼怪,阻挡病魔。  另外,在卖粽子的同时,商贩们还常卖江米藕,就是把藕里灌上江米,蒸熟了卖。吆喝出来是:“藕嘞,江米藕嘞!”在八大胡同,除了本分人家要过端午节,各家妓院的妓女们则大部分由于南方人多的缘故,也都比较爱吃这些东西。当然,她们也要过端午节。  五月里,樱桃和桑葚陆续上市,吆喝起来很有意思:“哎樱桃,大个儿的是樱桃,那小个儿的赛李子!桑葚嘞嗨!樱桃。”  五月里,还有熟透了的杏,吆喝出来:“杏儿,不酸的杏嘞!酸了管换嘞,吧嗒!”这里的“吧嗒”就是说熟透了从树上掉下来的意思。  五六月份天长夜短了,那时候人们的肚子里都素的厉害,午饭后两三个钟头,肚子里就会咕咕叫,大人小孩都爱垫补垫补,八大胡同里经常有卖老玉米和白薯的挑儿。吆喝出来:“老玉米嘞!哎,活秧儿的嘞!”  “哎,栗子味儿的白薯!”  等六月里的蜜桃下来,小贩们挑着满胡同串,吆喝出来:“一兜水哎!嘿大蜜桃!”  下街挑挑儿卖西瓜的,和推小车卖西瓜的在胡同里吆喝出来:“管打的!包圆儿的西瓜!”表明管打开的西瓜让人看,保熟,便宜。  过去的西瓜品种少,只有“三白”、“黑蹦筋”、“大花苓”和“黄河蜜”。瓜摊上一般都切着卖,大人小孩一起看瓜,可吆喝是孩子的事儿,小孩嗓子甜,声儿高,吆喝出来:“俩子儿哎!先瞧那瓤儿,再瞧那块儿嘞!沙得你的嗓子甜嘞,两大子儿哎,切得是冰糖疙瘩河糖块哎!八月十五的月饼馅儿哎!”  两大子儿,就是两铜钱儿,切出瓜都小半尺,在当时是比较便宜的。  到了天热起来,就有卖冰核儿的,一般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卖,吆喝出来:“冰核儿嘞哎!”  另外,还有卖雪花落的,但卖酸梅汤的小贩居多,吆喝出来:“凉嘞!酸了梅的嘞!多加点子桂花酸酸凉,好喝嘞!凉啊!”  赶上阴雨日子,卖臭豆腐的就上街了。八大胡同离王致和臭豆腐店不远儿,不过,那会儿并不是王致和一家做臭豆腐,石头胡同里的大昌号也做臭豆腐和酱豆腐。这吆喝出来是好几种,东西一  样,都是臭的。可声儿和效果却不一样。你听这三种:“王致和的,臭豆腐啊!”“臭豆腐啊!酱豆腐!”“买臭豆腐饶香油嘞!”这里头的买卖一个比一个精。当然,臭豆腐是北京特产,数王致和的最有名。  六月里还有卖熟咸螺蛳的。吆喝出来:“买熟咸螺蛳嘞!哎,大人吃了清眼的,小孩吃了磨积的,哎五香的咸螺蛳嘞!”  只要这声儿打胡同里一嚷,那妓女们便拎着小碗小盆的出来买,更多的是卖主到妓院里头去卖。妓女们多为傍晚后忙碌,为了吃点有滋味儿能败火的东西,她们有时还专门让小贩做咸着点儿。  每天下午,都有卖豆汁的。喝豆汁是老北京人的嗜好,又凉又酸又甜,去暑去火。如今,仍有豆汁店,但一般是热的了,吆喝出来:“甜酸嘞,豆汁儿!”  另外,还有老豆腐、烧饼、麻尾等等。  到了7月,进了伏天,又有卖馒头和糖三角的。不过这时候,胡同里大街上还得数卖花的多。吆喝出来:“玉兰花儿嘞,月季花儿,套花瓶哎,江西腊,哎大红花,矮糠尖儿嘞!”还有:“玉兰花哎!晚香玉哎!”矮糠尖儿是草花,夏天花白色,味香,很多人都爱买。北京七八月也是缺菜的时候,早上便有卖豆芽菜的,吆喝出来:“哎黄豆芽了,豆乙菜哎!绿豆芽子,豆乙菜哎!”  麻豆腐是北京风味儿,它是绿豆去粉剩下的麻渣,过去只有粉房出这东西。看着绿色的,泛着酸味儿,可用羊油炒好了,吃起来别有风味儿。  (三)秋季  俗话有“七尖八团”,说的是螃蟹上市。七月上市的尖脐公螃蟹很肥,串胡同的小贩把螃蟹装篓子里,吆喝出来:“哎嗨!大活螃蟹嘞哎!”  七月里的菱角上市,吆喝出来:“鲜菱角哎,藕嘞白花嘞,老鸡头哎上河嘞哎!”这老鸡头,就是鸡头米,它长不高,将头露出水面,跟菱角一样,煮熟了吃很香。  七月有卖香瓜的,小贩儿们在胡同里串着吆喝:“甘蔗味儿的,买好吃的羊犄角蜜哎,竹叶青的一窝猴芝麻叶的旱甜瓜嘞哎!”这里头吆喝的全是香瓜的名称。  这时候,大街上和胡同里,已经有了卖枣和葡萄的。不过,这会儿挑出来卖,主要是为了赶鲜儿,卖好价钱。要说大量上市,还得等到八月节。小贩们吆喝出来:“哟甜葡萄嘞!郎家园的尜尜枣嘞,买枣儿有鲜尝!”  八月节,满街的果摊,满胡同的果贩子,吆喝声此起彼伏:“小东山的这个白梨哎,南山道的那个大沙果嘞!十六个大子!”  还有一种叫“花吆喝”的,很有意思:“哎!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的,四姑娘亲手摘下来的闻香果嘞!”  这时候,冰糖葫芦已经成了八大胡同内各家妓院里招待嫖客的小吃了,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和妓女往往还勾结在一起敲诈嫖客,使用伎俩骗钱。大凡这一带,都吆喝:“葫芦冰糖的!蜜嘞,糖葫芦!还有几串,谁砸锅去!”这其中的“砸锅”,就是说把剩下的几串都赢了去,这是赌的意思。他们大都以抽签为赌法儿。这种小贩,挎着棕色或黑色的挎筲,拱形的提梁上插着一把甩头鸡毛掸子,一副签筒子,专靠抽签赌博营利。  妓院里的妓女们,与这些抽签卖糖葫芦者大都勾结在一处,妓女们平时吃糖葫芦,都是由小贩们奉送,怂恿逛妓院的嫖客下大赌注抽签,小贩们在其中做手脚,每每使嫖客输多赢少,从中捞其钱财。但嫖客们为讨妓女的欢心,大都喜欢在自己喜欢的妓女面前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尚不吝惜,何怕这一点点,所以明知其中有鬼也不去计较。  八月里还有一种水果十分有名,那就是石榴。小贩们挎着篮子,穿梭在胡同里,吆喝出来很招人。“石榴!咧了嘴的石榴!玛瑙、月季墨石榴!”  老北京的四合院,石榴树是必有的,再加上开粉红或白花的夹竹桃。配上金鱼一缸。放“朱鱼数头,游泳其中”,为遮骄阳再搭天棚,构成老北京庭院的独特风貌。  京城八月闹石榴,只见四合院内,一个个沉甸甸的石榴,红红的点缀在浓绿之中,随风轻曳,压弯了枝条,有的石榴因饱满而冲开了包皮,露出晶莹红亮的石榴子,像是一颗颗红玛瑙,看去令人欣喜,令人神往。  《长安客话》有诗曰:“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这首诗盛赞京师石榴花开季节的景况,把花开时节的千姿百态、妖娆艳丽吟唱得淋漓尽致。到了九十月份,柿子便开始上市了,小贩们吆喝着:“南瓜大的嘞!不涩的嘞!涩了管换嘞!”还有一种高桩柿子,吆喝出来:“高桩儿嘞!柿子哎,涩了换嘞!”  杂面,是老北京人爱吃的面食,原料以绿豆为主或杂豆磨成面,压成面条。由切面铺的伙计挑着笸箩卖,吆喝出来:“约杂面嘞!”既简单而又明了。买回家后,拿羊肉炝锅,吃起来特别香。过了八月节,一般才有卖杂面的。  八月间,一般下午还有卖艾窝窝的,小贩推着车,在胡同里穿着吆喝:“艾窝窝好馅嘞!桂花馅的艾窝窝嘞!”小贩的车上放几个盒子,里面放不同种类的馅,有桂花、山楂、芝麻、果料等等,现吃现包,十分新鲜。  八月以后,青菜一多,卖包子的就多了。卖包子分汉民和回民的不同吆喝。汉民卖包子的吆喝是:“包子哎!漂白我的面子儿吧!尝尝包子的馅儿吧!”串胡同的伙计,背荆条筐吆喝:“穗子油韭菜馅的包子!”回民卖包子的吆喝:“新拉的屉嘞!热包热的嘞!发了面的包儿得嘞!热得嘞!”  九月里卖玫瑰糖的上街串胡同了,糖是空心的,里面灌上玫瑰糖稀,一圈圈绕出来。吆喝出来:“玫瑰糖嘞!多给一圈儿。”另外,九月里还有卖梨膏糖的,吆喝出来:“大梨膏哎!蘸帖儿嘞大梨膏!”这种糖,纯属哄孩子的。  北京还有一种蒸炸小吃,用葫芦或南瓜擦成丝儿,拌成馅,放葱花和盐,包成饺子模样,用羊油在铁铛上炸,吃起来很香。吆喝出来:“蒸儿炸嘞!油又白搭嘞!炸焦嘞哎!加点醋蒜嘞!”另外,九月里正是京城百姓准备腌菜的时候,有卖雪里红和芥菜的,这时锔锅锔缸的走街串巷多起来了。  (四)冬季  俗话说“秋风凉,蟹子黄”,每年10月,菊花盛开,北京的街头和胡同里,便又出现了卖螃蟹的小贩。他们大多肩挑竹篓或席篓,头戴草帽,腰围短裙,在街巷内高声叫卖。这期间上市的是河蟹,尤以胜芳螃蟹最为有名。吆喝出来:“哎大活螃蟹嘞!胜芳镇的活螃蟹嘞嗨!”  十月里西北风一来,天气便要明显变冷。这时候牛羊全肥了,宰的也多,大街小巷便有推小车卖牛头肉的。吆喝出来:“牛肝多哎!牛头肉哎嗨!”也有挑荆条筐卖羊头肉的,吆喝出来:“哎嘞羊头肉喂!”  串胡同卖水萝卜的,一般都在天擦黑的时候,吆喝出来:“萝卜赛梨哎,辣了换!”  这是一种叫“心里美”的萝卜。每届冬令,八大胡同内的妓院里,处处可见卖萝卜的小贩,他们大都挎一个元宝形的柳条筐,筐梁上架一盏电石灯,筐沿儿的缝隙里插一把明晃晃的小钢刀,筐里萝卜长得个个周正,大小匀称,洗得干干净净,让人看了就高兴。北京有句民谚,“萝卜就酽茶,气得大夫满街爬”。人们只要一听见卖萝卜的吆喝声,就必然要买上一两个,既解馋又去病,可谓一举两得。  卖萝卜的小贩儿,一般都有两种绝活儿。一是只要用手指轻轻一弹,便能断定萝卜的甜辣与艮脆;二是能以娴熟的技巧刻出形象逼真的各种萝卜花。凡想刻花的主顾,可随意点出花名,此谓之“点刻”。在主顾点刻后,小贩亦灵巧多变地旋刻出各种在谱的花儿来,其惟妙惟肖,往往使围观者眼花缭乱,赞叹不已。  在这个季节,大白菜下来,这一贯是京城百姓的看家菜,冬贮可以吃到来年。吆喝出来:“白菜,回窖菜嘞!”  不久,京城最后一样蔬菜老倭瓜上市,此菜又干又甜。吆喝出来:“老倭瓜嘞!面的老倭瓜赛栗子嘞哎!”  冬令时节,在八大胡同内的书茶馆和小酒馆附近,经常有卖半空的,就是瘪花生。因它不饱满,所以十分便宜,一个大子能买一大捧,一大筐能卖一百多个大子儿,可赚五十大子儿。有时还带卖海棠,这是在树上冻蔫了发甜的海棠。吆喝出来:“半空多给哎!树的熟海棠儿!”只要“半空儿,多给!”的吆喝声响起,那些泡在书馆或酒肆内的夜游神们便出来买,然后返回书馆或酒肆内剥而食之,既解馋又解闷儿。卖落花生的,吆喝出来又一个味:“脆瓤的落花生哎!芝麻酱的味哎!”卖煮熟的咸花生,又是一个味,吆喝出来:“鲜花生哎,咸花生!五香的咸花生哎!”  另外,还有卖南方生产的金橘和橄榄的。胡同内的南国粉蝶,一听见吆喝,便要跑出来买,小贩们则在各家小班内串着卖。吆喝出来:“金橘儿哎!青果嘞,开胃口哎!”所谓青果,就是橄榄。卖这些东西时,正是妓院内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子夜时分,常有一些老人,在街巷或妓院内串着卖硬面饽饽。又叫硬面火烧或饽饽墩儿。吆喝出来:“硬面――饽饽!”这种硬面饽饽,是用很硬的半发面掺入白糖后连烙带烤的一种甜火烧。夜间出来叫卖,主要为唱夜戏的演员和妓院里打麻将牌的主儿提供夜宵儿。吆喝声缓慢悠长,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文人俞平伯曾创作了一首自由诗,其中有一段:“卖硬面饽饽的,在凄厉的北风中吆喝着,我一听见,知道是――到家了!”这段诗,叶圣陶和夏D尊合著的《文心》中,曾引用过。  深夜一两点钟,小贩们挑着小圆笼和小沙锅,沿胡同叫卖卤煮炸豆腐,外带小烧饼。吆喝出来:“卤煮!炸豆腐哎,炸丸子开锅哎嘞!”这种炸豆腐是把鲜豆腐切成三角状或菱形块儿,炸成豆泡儿后再下锅煮。煮时要在汤中放食盐和大料入味,出售时,小贩先抓一小撮儿水灵灵的香菜放进碗里,盛满豆泡儿和热汤后,再放入适量的酱油、醋、芝麻酱和辣椒面儿。黄澄澄的豆泡儿,红通通的辣椒面儿,绿油油的香菜末儿,晶亮的油花儿,色香味俱全,好吃而不贵。卖这个小吃的在夜间营业,主要是卖给嫖客和赌徒。旧时文人有竹枝词曰:“油煎豆腐角三尖,椒水一锅渍白盐。油煮声声来午夜,竹城战士兴增添。”这其中的“竹城战士”,便是对赌徒的戏称。  入冬之后,白天就有卖蒲帘子的。吆喝出来:“买蒲帘子嘞!买狗窝嘞!”蒲帘子是蒲棒的叶子编的,挂在门上挡风防寒。狗窝是稻草编的,那时好多小班的妓女喜欢养狗,冬天买个狗窝给狗防寒。  冬天的夜很长,那些打夜作买卖的收得晚,于是就有卖夜壶的到这些地方去吆喝着卖夜壶,吆喝出来:“夜壶!”  家家使用煤球炉子,于是又有小贩吆喝着卖拔火罐儿。吆喝出来:“哎拔火罐嘞!三大子儿买一拔火罐儿啊!”  还有支锅用的瓦,都是碎砖头磨成的,过去老辈人常对晚辈有这样的训教:“等家里支上三块瓦就够你呛!”用来比喻当家的困难。卖支锅瓦的吆喝出来:“支锅瓦儿哎!支锅瓦儿!”  冬天里,还有卖鸡蛋的。吆喝出来:“哎!油鸡蛋!”  冬天的下午,还有卖热馄饨的。吆喝出来:“馄饨!开锅啊!”  夜里还有卖果子干的。吆喝出来:“卖果子干嘞!”  一进腊月,从腊八开始,年货就开始上市了。腊月二十三祭灶,有卖关东糖的了。吆喝出来:“关东糖哎!关东糖!”  南城有首民谣:“抓草抓料,糖瓜儿祭灶;姑娘爱花,小子爱炮。”这是我国汉代以后开始的俗尚,腊月二十三为祭灶日,要给灶王爷供糖瓜儿,还要给灶王爷的马供草料。千家万户都希望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即使穷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会千方百计弄几个糖瓜儿供在灶王爷纸神像前,以示虔诚。  按旧俗,腊月二十三为“小年”,是日掌灯之后,家家户户在劈啪的爆竹声中,将供于厨房的灶神像焚化,送神上天之后,便可“撤供”分吃糖瓜儿。  关东糖,又叫杠子糖,长约三寸左右,质同糖瓜,掰之即碎,断面似蜂窝状,是深受喜爱的食品。  过年讲究挂年画,于是卖画的小贩在街巷中高声叫卖。吆喝出来:“画H!买画!”  紧接着是卖松木枝儿、芝麻秸。松木枝是扎起来敬神用的。芝麻秸撒在屋里院外,人们踩上去咯吱吱响,名曰:“踩崇。”吆喝出来:“松木枝哎!芝麻秸嘞!”  挂钱,也是过年的一种风俗,家家在门窗前挂上红绵纸钱或写上吉祥话儿,为是图吉利。吆喝出来:“门前嘞,挂钱儿!”  到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的时候,最忙的是磨剪子磨刀的。干这种手艺的人,有的打铁镰,有的吹喇叭,有的吆喝:“磨剪子嘞!锵菜刀!”声音十分响亮。  到了三十下午,就开始送财神了。一般是小孩子到香蜡铺买一打财神爷像,到各家门口吆喝:“送财神爷来啦!”一般是各家接过给几个大子儿。  三十晚上,京城各户几乎家家点灯熬夜。于是就有了卖辣菜芥疙瘩丝的,专等各家吃饺子的时候拿出去卖。做这种买卖的小贩,声音特别洪亮,后半夜在胡同里一吆喝,显得特别有精神。吆喝出来:“吆嗨哟辣菜嘞!”  等吃主儿买回去,上面点些醋和香油,一吃,“噌”地钻鼻子眼儿。这下精神就上来了,保你熬夜熬一宿,后半夜甭打算睡了。  三十晚上,八大胡同内各家妓院都十分热闹,吃酒打牌,闹得乌烟瘴气,这期间卖小吃食品的一个跟一个,卖瓜子最多。都是油焖的西瓜子,吆喝出来:“卖瓜子!”甭说,一般的主儿都得买。  (五)不分季节的吆喝在老北京时代,有些吆喝买卖的不分季节,或者是季节性不强。这些买卖一般以用的东西为主,当然也有吃的。  如卖山楂糕的,吆喝出来:“山楂糕!一个子儿一大块!”  另外还有“小八件”,这“小八件”是指小月饼、小排叉、小卷酥、小盅饽饽、小甜饼、小藤萝饼、小套环、小蓼花,每件大小如指甲盖,用红绿纸包好,拴上绳,专卖给小孩子。吆喝出来:  “一大包子的小炸什!”小炸什,就是小八件。  过去,八大胡同内各家妓院和商号以及平民百姓,都使用木桶,如水桶、马桶、泔水桶、澡盆、鱼盆等等,是用铁要儿把木板箍成圆桶或盆,是一种实在的手艺活儿。但木板条稍有散乱,就要到街上去请箍桶的来修。干这行的,每逢春秋旺季,都要串胡同吆喝。吆喝出来:“哎!箍桶嘞!”  《旧都生活画?箍桶的诗》云:“底脱围崩直此时,纵饶斧凿已难施;只应宛转成全后,秋燥春潮备莫迟。”  另外,胡同里还串着有修伞的,吆喝出来:“修理雨伞,拾掇旱伞!”  至于那些走街串巷卖瓜挠的,身背一块南瓜,带个小笸箩,很有南城特色。吆喝出来:“哎!三把刀,两把刀,不如我的瓜挠儿挠一挠!又擦丝H!又擦片!买到家里真方便儿!”  在20世纪30年代,京城各处包括八大胡同内,经常有一行串胡同收买破烂票子的小贩,又叫“喝票儿的”。这行人把破票子买回来,能对的对,能粘的粘,好点的就拿到钱铺去换,他们收买时把价格压得很低,而且倒腾有术,人们将他们称为“钱鬼子”!吆喝出来:“有破烂票子我买!”钱鬼子收买的破烂票,有法币、关金、金圆券三种。  关金是国民党政府1931年5月发行的,全称“海关金单位兑换券”,专供缴纳关税之用。1944年4月,一关金折合法币二十元。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于日开始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曾以一金圆券折合法币三百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以此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当时情况为纯金一市两合金圆券二百元。纯银一市两合三元。银币每枚合二元,美钞每元合四元。结果,金圆券既无现金准备,又无发行限制,使币值猛跌,物价上涨。发行仅十个月,发行额便增加六十五万倍,批发物价上涨一百二十万倍。钱鬼子兑换后的烂票儿,经过巧妙加工、挖补、拼贴,即可混于好钞票中,赚头的确不少。  还有一行下街串胡同收买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的。这便是老北京“打硬鼓的”。这行人也有吆喝:“潮银子哎,首饰来卖!”潮银子,自然是指掺了假的银子,不值钱。  胡同里还有一种卖梳头油和发网的。吆喝出来:“打梳头油嘞!买网嘞!”  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挎着小篮子在胡同里串着吆喝:“取灯!换洋取灯儿!”“取灯儿”便是现在的火柴。  在胡同里串着做生意的行当中,有一种较为滑稽的,是卖耗子药的主儿。他们身着长衫肩扛白布旗,手提装满耗子药的铁盒子,白布旗上形象逼真地画着耗子偷吃的模样,远远看见,便叫人一目了然。吆喝出来:“买,耗子药!”  (六)胡同内的响器  说起响器,老北京们大都知道是指“八不语”一类的生意。其实在老北京时代,就已经有了响器与吆喝方面的并用与发展。但人们都喜爱传统的东西,只要一听响器的声音,便可知道是干什么的来了,这是老北京的一个风俗习惯。如今20世纪90年代,京城各条胡同又可见到推头的操铁琴、磨剪子磨刀的吹长筒喇叭等等。但他们大都是一些老手艺人和外地人。  1.梆子  提起敲梆子的,会引起许多老北京对往事的回忆。虽悠悠岁月,往事如烟,但毕竟这里面有苦有乐,有辛酸有甜蜜。  梆子有三种,用处各不同,声音亦不同。  一种是长八寸左右的木质梆子,使用者多为卖香油的小贩,叫卖者用扁担挑前后两桶油,走到胡同里住家户门边,把挂在油箱旁的木梆子取下,举在自己耳边,用木棍敲打,发出“梆、梆、梆”的声音,略停后再敲打几下,表示卖香油的来了。  另一种梆子比较短小,在中下方装上一短小木柄,敲梆子时一般是左手持梆子木柄,右手持小木棍敲打,发出短脆的梆子声。这是叫卖烧饼、油炸鬼、油炸糖锞子、麻花、马蹄烧饼、硬面饽饽等早点和午后点的买卖人。小贩们肩挑两个圆箩,装上食品,在胡同里串着卖,上下午各走一次,有一定具体的路线和时间。一般人家,只要听到这种梆子声,便可以断定是几点钟了。  再一种打梆子的,便是胡同里的更夫。八大胡同内的更夫,似乎在打更的意义内,另多一层内容。据老住户的回忆,打出的梆子声是:“起得,起得,梆、梆!”头更,为晚上九点过后,二更是夜里十一点,这时候的梆子一响,各家妓院的茶壶,便扯开嗓喊:“写簿子的写!”一是到点了,妓院开始轰走那些不过夜的主儿;二是,要过夜的您写簿子交钱。有时候,更夫也代喊写簿子的话。这是八大胡同内敲梆子的更夫与其他街巷不一样的地方。在夜间八大胡同内得过四更天,才会安静了,也就是凌晨三点以后。这也是八大胡同内妓院的一个特点。  2.拨浪鼓  过去的拨浪鼓,是卖“花样”布匹、针线香粉百货为业的小商贩使用的响器。  用长约二尺的木柄,上部装一铜钹,悬挂于周围铁圈之中,左右各挂一铁坠,用绳系住。在铜钹之下有一较大的皮鼓,左右各有一坠,用手持木柄末端四旋摇动,同时发出铜钹与皮鼓之声。据老人们回忆,旧社会在八大胡同内经常有小贩身背布匹包袱,手持这种拨浪鼓在妓院内串着卖布料子和香粉百货等。  3.铁琴(唤头)  铁琴是用铁制成的长八寸左右的两片复合物,两片中略有空隙,里面是凹槽型,两头尖尖,中间相连,铁片自后部到尖端由厚渐薄,用手持一筷子形铁棍伸入铁琴两片间,向尖部划出,发出“嗡嗡”的响声。人们一听便知是剃头师傅来了。  由于历代的习俗各异,处理头发的方法和称呼各有不同,在明代,士人之发系留全部,谓之“拢发包巾”,将剪头谓之篦头。当时,亦有篦头匠人,用方布包简单工具,奔走于贵富人家,替人篦头。在皇宫内,有专门的篦头房,据《明宫史?榫》记载:“近侍十余具,专为皇子、皇女清发、留发、入囊、整容之事。”  到了清朝时候,朝廷则令人们将发辫放落,四周剃去,留在辫顶的一部分,名曰“剃四外,留中原”。违令者斩首,谓之“留发不留头”。以此,官办的剃头挑子便应时而兴起。这些剃头匠穿官衣,吃俸禄。所挑前后两部分,均漆成朱红色以示尊异,挑子上的小旗杆,则悬挂龙旗,牛皮制的鐾刀布,象征着圣旨。因是官差,所以不向被剃头者索要分文。  满清士人对于发辫极为讲究,有“松辫”、“紧辫”、“锅圈儿”、“前后孩发”等等。所以,梳理修饰十分费工,故每每赏给剃头匠一些酒钱,久而久之便成了定例。  清朝灭亡以后,剃头匠由官差改为个体经营,一般集中在南城一带,有的还发展成为剃头棚或剃头理发馆。但剃头挑子仍兴而不衰,与理发馆共有几十年之久。所以,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将八大胡同妓院当成了经营挣钱的好去处,他们手持唤头肩挑挑子,一路招徕生意,很多妓女或茶壶们一听响器声,就能分辨出是哪位师傅来了。因为,一般的主儿,想在这些地方挣钱是不可能的。这不但要天时地利人和,更要“打眼”、“掏耳朵”、“放睡”等一系列为有钱嫖客服务的本领。  剃头挑子还有一个特点,路过理发店门口时,远远就停止打唤头,以表示对同行的恭谨和谦让。  4.冰盏儿(冰碗儿)  这又是一种招徕买主的响器。一般在夏季是卖酸梅汤、冰镇果子干、红果糊子、雪花落和西瓜等。在冬季,表示卖干鲜果品和冰糖葫芦等。  冰盏儿,以生黄铜制成外面抛光的碟形碗两只。敲打时以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住下面碗底,大拇指及食指夹住上面一碗的边缘,以大拇指、食指二指的不断挑动敲击下面的碗,使碗发出清脆的“嘀嘀、嗒嗒”声,其声有抑有扬有节奏。最好听的声音是将上面的铜碗略抛高一些,发出“嘀嘀嘀嚓嚓、嘀嘀嘀嘀嘀、嘀嘀嚓嚓、嘀嘀嘀嚓嚓、扑”的声音。在发出最后的声响时用手捂压上碗,使声音发闷,这便有了“扑”的声音。在没有顾客的情况下,冰盏儿总会不断地敲击。  5.小鼓与皮鼓  小鼓似银元大小,鼓心较小,打出的声音是“梆、梆、梆”的。  皮鼓比小鼓略大,如茶杯大小,鼓心较宽,打出的声音是“叭、叭、叭”的。  前者是收购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古玩字画等细软物品的。俗称:打硬鼓的。其敲打声,即使住在深宅大院的人也可清晰的听到。打硬鼓的只背一条装有戥子的褡裢,或者挟个裹着戥子的蓝布包袱,一路轻装前进,专门收买珠宝翠钻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大都与挂货铺及珠宝店有联系。  后者以收购家常用品,衣服、鞋帽、木器、杂物等为主,俗称:打软鼓的。他们走街串巷以廉价收买,转卖于诸肆,以获取微薄之利。《都门竹枝词》中道:“为贪小利苦奔驰,打鼓营生贱可知;不道书生同阔老,也从小市觅便宜。”打软鼓的,资金交易虽不如打硬鼓的,但有时却在有意无意之间购得宝物,并从此发财。京城曾有俗语道:“怕吃苦、打小鼓,怕挨饿、日捡货。”说的大概就是这种行当。  6.扇铃(挎铃)  京城每至暑热天来临之前,卖折扇与修理折扇的就在大街小巷出现了。做这种买卖的人,臂上挎小木柜,柜里侧是两扇小门,里面还有四五个小抽屉,内有各种扇面、骨架配件及火钳、胶水。为招徕生意,在小柜外侧装上几排木架,架上装如核桃大小之铜铃二三十个,行走时,几排铜铃发出声响。  八大胡同内妓院多,娼妓多,还有许多在此居住的优伶艺人。所用之扇十分讲究,其扇骨多为象牙、乌木、湘妃竹、梅鹿竹、菠萝漆所制,更有从皇宫中溢流出民间的雕有飞龙、侧龙、百鹿、百鸟等精美图案的珍品,扇面上都是著名书画家或达官显贵的妙笔丹青,堪称为上品折扇。  以修折扇为业的历史,距今大约已有五百多年了。北京人喜用的折扇,追其根本乃是外国的贡品。宋时大诗人苏东坡曾记载:“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只二指许。”由此便可知折扇在北宋时就已由朝鲜传入我国,日本曾也向我国进贡过上等折扇。明永乐年间开始,折扇在我国盛行。据说折扇贡入宫中时,被太监见到,觉得此物展立即用,收拢易藏,倍感方便,便偷偷仿制,于是慢慢传入民间。  久居南城之达官显贵、文人骚客、优伶娼妓等,不仅喜欢使用折扇,而且讲究扇骨与扇面的质地,更讲究装卸与修补。这样,工艺精湛的扇子工,便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他们在妓院、茶馆、戏楼等处步行徐徐,其扇铃摇响招摇而过,有欲修扇者,闻声而迎出门外。  7.锔碗小锣  过去,瓷器出产地少,价值较高,所以大凡家里要将碗碟等碰碎了,就要找锔碗的匠人给锔上。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锔盆锔碗的,一般都肩挑两个小木柜,在一端小木柜上方悬挂一个小铜锣和两个小铜球儿,边走边轻轻摇动,撞去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以招徕顾客。  匠人所挑的挑子,一头是修理用的物品,一头是一架小风箱和一长方形小火炉。摔坏碰碎的碗碟等物及露了窟窿的铁锅,经过锔或补可在十几分钟内变得整整齐齐,从而使千家万户家庭花少许钱即可废物利用。这便是此种行业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代,《北晨画报》所刊《旧都生活画》里有首七言诗曾对此类手艺人有生动的描写。  《锔碗者诗》曰:“也知堕甑莫回头,补凑钻营事可羞;弦外有心谁领会?瓦全我正为人谋。”  《补漏锅诗》云:“检取残铛破勺来,钳锤炉橐早安排;诸公莫笑非良冶,总惜人间有弃材。”  8.郎中铃(串铃)  郎中,是看病的医生。他们在大街小巷手拿串铃,随走随摇,人们一听到或看到,就知道是郎中先生来了。  郎中的串铃,是以带有圆孔的熟铁片翻卷打成的圆环,比镯子小些,环内装几粒铁制小圆珠,外面留有一条缝,郎中先生以食指、中指、无名指伸入铁铃的中间大孔内,用大拇指轻轻一托,手臂弯到比肩稍高再摇动,小圆珠便发出一连串的铃声。  八大胡同内出入的郎中,大多主治阳痿、早泄、性病、点瘊子、治脚病等等。郎中颇多且技艺不等。但这些病大都不关人命,也就谈不上真假与执照了。  旧社会的八大胡同内,治疗阳痿和性病的广告到处可见,尤其是在三等以下妓院门前或公共厕所内,广告多得无以复加,而求治者亦多得无穷无尽。那些以寻花问柳为乐事者,每每因在妓院内与妓女相好的频频交媾而肾虚,由肾虚而阳痿、早泄;这样花钱度夜一无快乐,二在心里上也不平衡,好此事者岂能甘休?而乐其事者,更有染上梅毒、下疳等性病,则更须找郎中就医服药。所以,出入于此处的郎中,生意上一般都很好。另有卖各种大力丸类的药丸子、药粉等假劣药物者更多。时至今日,我在石头胡同采访中,仍见到过没鼻子或烂腿的年长老人,这是旧中国旧社会里娼妓制度给他们带来的病害,给他们一生带来痛苦。  七、当铺与小押当当  提起当铺与小押当当,住在胭脂胡同的刘大妈(现年78岁)和住在石头胡同的张大爷(现年72岁),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骂道:“这是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地方。”  在八大胡同所含区域内,大小当铺有近二十家,特别是在日伪时期(年),一批朝鲜浪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八大胡同内,强占民房开了十几家“小押儿店”,百姓们管这里叫小押当当。他们以盘踞在板章路北的日本宪兵队为后台,凶狠地盘剥平民百姓与优伶娼妓,大发侵略之财。  当铺这个行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旧中国有四个行当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即:钱、粮、金、当。  钱,是钱庄。粮,是粮栈。金,是金店。当,是当铺。  当铺行业,在我国历史悠久。古时称“质库”、“质肆”、“解库”、“长生库”等。是以收取衣物珠宝等动产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唐人李延寿在其所著《南史?甄法崇传》中,就有寺院经营质库的记载。可见当铺之初远在南北朝(420~589年)便已有了。另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当铺,可见其历史之久。  老辈人也说,当铺开始由寺庙里僧人经营,后来才由商人办理。老式当铺的门前有木栅栏,据说那时的当铺多为牢狱犯人开设,它那阴森的大门,高耸的柜台,符般的当票,板着面孔的从业者,长声慢气韵白式的报账及返珠式的叫号,不但使人感到神秘,更有恍然隔世之感。  自明代中期开始,北京的当铺经营者多为徽州商人。明末清初时,北京的当铺几乎全部由山西人经营。在清代中期,统治者提出“官不与民争利”,禁止为官者经商,但又设立了以内务府主管的官当铺。这样,和为官者联系密切的金融、珠宝、估衣等行业的商人,逐步建立了以北京人经营为主的当铺。在19世纪末年,京城约有当铺二百余家。远远超过了光绪年间官办当铺十余倍。那时,大凡当铺均有官方发的执照――当帖,并按年纳税。到了20世纪30年代,京城当铺多达四五百家,分布于城市闹市及大小胡同内。当时离八大胡同最近且名声最大的是“同义号”当铺,住在八大胡同内的老住户们都还能清晰地回忆出这家当铺的情况。  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侵略军公开掠夺的对象是皇宫、贵邸、侯门、富贾,而北京的贫民却把当铺抢劫一空。这是由于贫苦市民平时挨当铺的坑害太重,一遇时局不宁,常会出现抢当铺的情形,且成群结伙,童叟齐上。《中国年画史略》曾有一张反映这一题材的年画,题目就叫《抢当铺》。  后来,又有壬子兵变,庚子洗劫之后建立起来的当铺业务又遭致命打击,致使破产者十有八九,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恢复起来。从1912年到1930年近二十年间,是京城当铺业务最红火的时期。当时,当铺利率月息三分,即百分之三,赎取时不加复利,当期限为24个月。1929年改月息二分五厘,即百分之二点五,赎取时不加复利,当期限为18个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货运受阻,物价跌落,满期货多卖不出原当本来,形成很大亏损。到   1937年的“七七”事变时,平津沦陷,百姓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生活,当铺业已属穷途末路,到了 20世纪40年代,物价高涨,京城当铺陆续倒闭。  在此间风起于京城街巷之中的“小押儿店”,因有日本侵略者做后台,所以经营很是赚钱。许多原当铺的伙计,在本家买卖倒闭后,转为朝鲜浪人当“博役”(伙计)。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京城当铺重张旧业,并参加了许多外行人投资入股。不料,物价飞涨,一天之中便涨几次。处于经济崩溃状态下的当铺,几乎无一不赔钱。  所以,当铺作为一种特殊的限制行业,只能在物价大体平衡中生存。一般通货膨胀或银根紧缺,都对其存在有害。何况在物价飞腾的经济条件下,注定要倒闭关张。  “同义号”当铺,在20世纪30年代十分兴盛,到这里来的典当者,大多数为穷苦艺人、小商贩及优伶、娼妓,再者便是附近的居民了。所收的抵押品,大多为4元以下的衣物或是京剧“行头”,再有便是盗贼所窃物品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和老住户之访谈,30年代著名花脸金少山,都要经常跨进这家当铺的门坎。  八大胡同内三等以下的妓女,或是得了性病不准其接客的妓女,一般都要靠典当物品过活,最后的下场,竟是连口棺材也混不上。  关于京城当铺行业,古往今来确实有许多说法。但按照业务需要,历代当铺内部结构亦大体相同,从以下几方面尽可说明。  (一)当铺的房屋  1.柜房。即对外营业室,一般占房五至七间。迎门通面栏柜,柜台高一米五左右,内设踏板,踏板左右设置四个高凳,是营业员按照等级固定的座位。  柜房是过堂式的。两面设门,从后门绕进,迎门一槽照壁,照壁顶部设一悬龛,龛内供奉三位财神,通称“三财”,即赵公元帅、关夫子、增祖财神。照壁前设一条桌,通称大桌,是放置赎取单据(当票)和登记本(花取)的桌子。两旁有条凳,备一般店员休息。照壁后面放一张比普通床铺大而高的木床,叫卷当床。床头备有成束的麻绳,这种麻绳即钱串。这个床是整理当铺当进衣物用的。  照壁两边,一边近墙角摆放账桌,账桌后面是宽大的坐凳。这是账房先生(帮账)记门账、开当票、签小号、穿号、算账等所用桌。靠近账桌,另有一张柜橱式的桌子为管钱桌,这是管钱的(出纳)办公的地方。照壁另一边设一桌两椅,名曰:客座。是经理人的座位。此外,在柜台外门楣上挂有“望牌”,两边墙上挂有“过五牌”和“过半牌”,是专为计算利息用的。  2.客房。即接待来访,接待大宗业务顾客和经理人休息的房子。一般为两套或三套,每套占房二至三间,正客房墙上挂有木牌,名曰“小牌”,记载昨日业务数字,是给经理人半公开的日报表。  3.首饰房。即保管珍贵物品的库房和内账房,是柜房院内单独的一间屋子。内设收藏玉件头、瓷器、座钟等物品的木橱,收藏首饰、衣饰等小件珍品用的屉柜,存储银钱用的钱柜,算账用的办公桌、椅、橱等,是银钱和贵重物品之重地,非指定人员不得擅入。  4.号房。即保管当进衣物的库房,储存贵重物品以外的全部财产。一般占房二十余间。主号房门旁建有两个小洞即小龛,砖砌门楣,左龛供奉火神,右龛供奉号神(即耗子),并写有牌位。号房内用竹木搭设架子。架子分层分格,名为架眼。两排架子中间是通道,名为号筒子。最底层架离地有三四十厘米,名为下架子,以存储铜锡器用。另外,库房设有高低梯子、折梯、高凳若干,以便提取物品。到了晚上,号房不能点灯,所以置备玻璃手提灯若干,放柜房外专设灯架上备用。  (二)当铺内人员  1.财东,即投资者。旧时之达官内宦,由于当时制度,不许亲自经商。所以,他们找各行商人代开买卖,自己当铺东家。他们在经营上不参加意见,也不过问用人理财之事。只是到每届年终结算时,收取应得的红利。  2.总管,即总经理。总经理在当铺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握有全部人权、财权、营业权(当帖)。一般为独家经营,很少与人合伙。有的总管本身也是财东。但这类人一般不在当铺里上班,只在家中遥控指挥,掌管业务。对于东家,他是顶头伙计。对于伙计,他又是全权东家。也有的经营联号买卖,一般以其姓氏称某某号。  3.代理总管。当铺的买卖,如果有几处联号了,总管便指定专人在规定的范围内代行总管权力,称为代理总管。这种人员,一般没有用人理财的实权。  4.当家的,即当铺内经理,又称执事人。这种人被规定在铺内住宿,负有值班守夜的责任。他对总管负责,掌握全局业务,处理日常内部事务。有在总管指定范围内一定的用人理财权力,但不准其同财东接触。  5.副事的,即二当家。由总管任命,但要和当家的搞好关系。在业务上的担子重一些,一般是业务上的强手,但很少出头露面,无用人理财的权力。  6.打三的,即三当家。是正副执事人的襄理。襄助当家的、二当家的管理业务。此职重权微,小当铺一般不设此职。  7.大缺,即大掌柜的。此为首席营业员。“缺”,本为旧时官员出现空额时的词,用在职称中实属仅见。这个职务一般为有经验,业务能力强的人担任。旧时一般用聘书请来,深受当家人的尊重。职责为掌握开门关门时间,处理日常业务。此只负责对外经营,不管铺内事务,行称:“脸朝外的人。”  8.二缺,即二掌柜的。仅次于大缺的营业员。  9.三缺,即三掌柜的。此任又称候补掌柜的,与大缺、二缺有明显不同。每日经营结束,大缺、二缺可回房休息,三缺得协助结账,业务上要抢着收票子,接待回赎的业务,看货则一般由大、二缺干。  10.踩八角的。这是一种代劳处理杂务的营业员,次于三缺。  11.正账,即账房先生,当铺里的会计。担任此职者,一般精通业务、账务,受经理之信任,吃人力股。  12.帮账,即先生。这个职务工作量大,是营业账项的枢纽。每天从开门起,就要坐在账桌后,开写当票。登门账,标号签,穿小号,包首饰,勾票子,结账,登日清账。工作繁重而又不可随意活动,身心交瘁,神经紧张。任此职务者,大多其貌不扬,俗话说:“十个账,九个伧。”(形容人倔)  13.包衣哒,即杂役头。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读,杂役的意思,是当铺总务兼带库房负责人,分号房包衣和首饰房包衣。而首饰房包衣是正职,号房为副职。  14.大包衣,即包房。俗称“外来的半手”,即过堂徒弟。职责是协助掌柜的学业务,协助包衣哒搞总务和整理库房,属伙计身份。  15.小包衣,即徒弟。俗称“半拉伙计”,工作等同于伙计。  16.小伙计,即小徒弟。在当铺中学徒不挨打受骂,不用伺候经理人,不搞杂役,不管做饭。进门有确定职务,不受歧视,工作少时可坐下休息,这里分本屋徒与外伙计。本屋徒如能被经理人看中,能力强的,可以经过拜师手续,很容易受到提级待遇。但徒弟们的工作也很苦,每天都在十几个小时左右,冬天还要到号房工作,卷当、取当;另要待客沏茶,掸柜台,抹桌子。晚上上了门还要练算盘,练当字。  17.厨子。即负责全体人员午饭晚饭,买菜打油。当铺里一天两顿白米白面,以包伙形式,由厨师包办。另配合更夫在前半夜值班巡夜。  18.更夫,又称伙计。当铺的更夫,深受当家的信任。由于当铺库存特别重要,所以当家的一般雇专人守夜。另外,白天也有专人值班。  (三)当铺的日常业务  旧时京城当铺的开张,是有一番相当的讲究的。  一般开张要选好吉日,凌晨由经理人率领全体人员,先在财神位前摆好供品,烧香磕头。然后大、二、三缺及踩八角走上踏板,由大缺发布命令:“请幌子开门!”开门以后,伙计挑出幌子,但先不放人进入。四位掌柜各拿一只算盘在柜台上敲三下,然后用算盘朝外狠摇一通,这样连摇三通后,算是驱走了煞神,另外还要放一通鞭炮。然后,先放进三位童子(一般为事先训练好的徒弟),怀抱“吉祥当”:一为银元宝一锭,名为“利市元宝”;二为瓷瓶一只,名为“平安吉庆”;三为三镶如意一柄,名为“吉祥如意”。三童子进门后,口念贺词,给掌柜的贺喜,由三位掌柜的接待,开一、二、三号当票,但不交这三位童子,由当铺留存。放人开始,第四号吉祥当应首先进入,高举紫花身、白裤腰布裤一条。因是黄白色,名为“金银宝库”,要价当给,不可驳回,照价开票,裤子便收为镇库之宝了。这是为取吉利而设,一般由当地头面人物而做。  营业开始后,即收当。每成交一笔,就要算做一号,账桌前设有挑好号数的竹牌,上系二尺左右的白线。营业员拿物品到账桌前,拿号牌后高唱报账,账桌先生开具物品金额的当票,负责管钱的付款,办齐之后,账号牌将拴在这一号当物上,然后将当钱交给顾客。  大宗物品业务,以大缺为主,其他人员则退让。但接待赎取的,则由地位低的如大包衣等抢先办理。新开张的当铺,一般情况下没有当天赎取业务,如有则称为“打即”!即:先生销账时在注明日期的位置上写即字,表示即时注销。一、二、三号吉祥当,虽为形式,但也打即,写“大吉”以求吉利。  收当以后,衣服由徒弟整理,或打包或打卷,插上牌号,交账桌先生等待穿号。首饰品由先生用纸包好穿号,穿号者,即把当票、门账号数相同的小号附着在当物上,然后等待傍晚“归号”,即交库房包衣。这算是业务终了,再将当日单据汇订成册,供先生算账。  旧时算账,由先生读数,自三缺以下包房、徒弟等人各执算盘环坐打数。算账完毕,一天结束。  京城当铺旧时营业时间,夏季为早5点至晚8点,俗称“五八下”。冬季为早8点至晚5点。俗称“倒打五八下”。  (四)过期当物的处理  当铺在处理过期物品时,自然会有专营旧物的估衣铺,金珠店,挂货铺,古玩铺等前去收购。  就估衣说,有三种处理方法:第一,请各商号投标,内行称“封封儿”。由当铺将当号拆散,分类按件编号,写出标单,让各号自行标价投标,以高额者中。因开标前标单不外泄,得密封起来,故名封封儿;第二,讲盘,由当铺邀请较殷实的估衣铺,双方抽样看货,协商成批一次性包售的价格,议妥后约日按账核对,一次款货两清;第三,“拉大车”,即成宗投标。由当铺邀请估衣铺三五家,用抽样看货方式,估衣商当场作价当面开标,中标户约日按账核对,一次货款两清。首饰的处理,一般由当铺拆件过数后,派人携货至珠宝市,廊房头条及二条金珠店各家封售,当日成交。  (五)当铺的行话与代号  当铺的行话,过去称“徽语”,也就是用似是而非的徽州土音说北京话。用这种似江湖切口、江湖黑话的方式蒙骗顾客,以避免纠纷。  如:幺按搜臊■料侑笨缴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子母饶(咱们人)、N合(当行)、极端(不多)、妙以(没有)、抄付(吃饭)、搂闪(拉屎)、勒特特(老太太)、豆官呢儿(大姑娘)、洗玄分儿(小媳妇)、照个儿(这个)、闹个儿(那个),等等。  在业务上为了分清责任,每位从业人员都有代号,用以签写经手票据。  当铺行业,虽一进一出,但神秘莫测,繁杂不堪,实为外行人所不及也。  (六)当铺的当票与当字  当铺在收抵押品时,往往把当价压得很低,面值十元的物品,当价不过三四元。任凭典当者苦苦哀求提高当价,那伶牙俐齿的当铺伙计自有一定之规。写当票时,极力贬低当物的成色。如当皮袄,必写“虫吃破光板”;当新衣服,必写“油旧破补”;当金表或银表,必写:“铜马表”;当玉器,必写“假石”;当书籍字画,必写“烂”字;当赤金写“冲(充)金”,较低成色的写“淡金”;硬木、紫檀、红木、花梨、鸡翅木等写“杂木”;楠木、柏木写“紫木”等等。诸如此类令人哭笑不得。至于写在当票上的当字,似行草又似篆籀,龙飞凤舞,屈曲难认,仿佛道家神秘的“符”一般,倘不经常典当,那就休想看懂了。因为这是用墨笔“套写”的,即:用两个字分别减少笔画写在一起。如此故弄玄虚,一是防止伪造当票冒赎当物,二是避免贬低之词让当主看明白而争执。  当字,不是某个时期或某个人发明的,是从事当业的经营者们经过长期逐步简化了的专业化文字,它历代相传发展,有一种约定俗成式的内涵。即使是同行业,隔离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歧异之处。所以,它是中国字体上特有的一个“怪胎”。  当票,有传票式的版面,符般的字体,是勾人魂魄的“账贴子”。它和有价证券一样,为了防止伪造,大都自行印刷,尺寸为三五东昌纸的九裁,票版由琉璃厂篆云斋刻字铺专门刻制。其所用水印均为传统方法,用烧酒、蓝靛、桃胶、苏木等自行配制。信誉上极好,决不使刻版外流。当票与当票本身无大差异,神秘全在于那个龙飞凤舞的“当”字上。  当票,作为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所以在当时买卖活动比较普遍,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1.穷人,眼看抵押的物品期限将满,而又无钱赎回,与其让当票作废,不如卖掉。  2.富户,当初将一些物品押在当铺,只为临时票存,后因家业破落或离京出国等原因,不想赎回原物,便将当票卖掉。  3.捡拾者,因在大街或胡同里捡拾之当票,但又忌讳赎他人物品,于是卖掉。  4.盗窃者,盗窃犯在偷取当票后,因怕受法律追究而私下出卖,以及时换回现金。  所以,旧社会的当票局子,即以收买当票为谋利手段的店铺,是匪盗销赃之地,也是伪警察侦缉队经常办案之地。  《新都门竹枝词》里曾讽刺旧时的当铺说:“西商妙算果通神,典当重开用现银,就便亲爹能出世,三分一律不饶人。”这是针对1912年至1928年间,当铺质押利率极高,达月息三分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当铺行业被取缔。如今,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又有了新时期当铺的开张和营业,但和旧社会的当铺,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属性,是完全不  同的两回事。  八、掮客与人贩子  “掮客”,即旧社会替人介绍买卖,而从中赚取佣金的人。也是旧中国社会上对一般经纪人的俗称,也称中间商人。  旧社会掮客行行色色,八大胡同内来来往往的掮客,无奇不有,妓院里每日成交的生意,上至豪绅富贾,下至一般游民;大到成千上万,小到百八十钱。可以说,没有什么不能倒卖的,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倒卖的。于是,当掮客的范围极广,一般有游民无产者,或者说是两肩膀扛一脑袋,一分钱没有的主儿,终日混水摸鱼,平地抠饼;有点小营生的也免不得削尖了脑袋往这行里钻,如:警察、商贩、妓女等等,凡是有市场信息和供求信息的地方,便会有意无意间成为交易场所。所以,妓院便成了带有这种色彩的上层地点。  掮客,是随着市场贸易的兴衰起落而发展的,诸如:鱼类、肉类、禽类、干鲜果品、粮油、旧货、五金、中西药、蔬菜,直至人口和枪炮等等,各行各业均有此角色。他们瞒心昧己,口若悬河。在卖主要价若干之情况下,他们再到处推销高价卖出,高出的钱完全归自己所有,身不动、膀不摇,既无本又可得利,可谓空手套白狼矣。  老北京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牙行”,就是独霸一方的经纪场所,可抬价、压价,对于货源、价格、成交都可操纵,任意收取佣金。牙行里一般都雇有伙计兼打手多人,专门欺压弱小商人。掮客本身也有其说法,如一人干称“独挑”,几人合作称之为“串帮”。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市场贸易的一大祸害。  旧社会的北京,地痞、流氓、土混混多得出奇,他们除了干其他行业的坏事外,还专门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贩卖人口。这些人,首先应说的就是女混混,她们游手好闲,有的是“退了役”的妓女,整天东家串西家聊,只要看到贫寒之家有女孩子,便以替人家找主儿为名,串通人贩子,干尽阴毒坏损之事。他们勾结八大胡同妓院里的鸨母和领家,想方设法地将良家妇女推入火坑中以谋取暴利。  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陕西巷街南口对面,是永安路街,这里有一处专门为各家妓院提供妓女的“集中营”,名曰:何家大院,即现在的何家胡同内。在这处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内,聚集着一大批由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骗来的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据老人们说,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雏妓,一方面要从事家务劳动,学习待人接物的本领,另一方面由养人的以言行灌输淫乱思想,学习接待嫖客诈取钱财的技巧。等长到十六七岁时,便由养人的领家正式送入娼门。  据我在采访中得知,旧社会时在何家大院聚居的住户,干这种为妓院提供“后备军”生意的人口贩子、养人的领家,几乎十之八九。  何家大院的这种肮脏交易历史,大约起始于军阀时代,灭之于解放后封闭妓院前夕。  类似于何家大院这种情况的地点还有,八大胡同周围的小椿树胡同,即旧名小马神庙胡同、朱茅胡同、大百顺胡同、虎坊桥一带等,规模一般很小,养的姑娘数量也少,大约一家只养一到两名。  八大胡同内各家妓院附近和周围,还有一些专门靠“放水账”生活的人。即旧时私人借钱给妓女,他们与老鸨以不同形式盘剥妓女,不仅使众多的妓女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在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  另外,旧时京城还有一种人贩子,即招募士兵者。干这种害人行当的,多为恶霸地痞和保甲长。提到这种专门招兵的人贩子,家住胭脂胡同的老住户崔大妈仍心有余悸似地说:“过去打仗关城门,就要招35岁以下的当兵去。那年我丈夫正被选上,我们全家上有老下有小还得指着他吃饭呢,没办法,我们只好找保甲长。这个保甲长是我们邻居,那可真是个吃村害户的东西,沾上他就算掉进了没底的坑,你求着他啦,他今天要钱,明天要东西,三天两头找你的麻烦。可我们也不敢言声儿,怕他带人来给抓走哇。一解放,他先逃跑了。他可真没少害人啊!”  据老人们说,旧社会大街上净是招兵抓丁的,他们手持三角白旗,上书“招募”二字。应招者多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青年,万般无奈中求一线生路。凡应招者,每人可得大洋二十块。招募者每招一人可得大洋两块。应招者先被带至天桥市场内的剃头棚,剃光脑袋后,再去饭馆请吃一顿饭,只要吃了饭,就不能再反悔。然后住在铺陈市小店里待命,人数一经凑齐,便开往部队。在军阀混战时代,以招募为业者都发了横财,成了当地作威作福的恶霸豪绅。  九、大烟馆和白面儿房  八大胡同是旧中国旧北京社会的一个畸形儿,是旧日京城社会风情的一个缩影。在这几条胡同内,除了五行八作的买卖店铺之外,还星罗棋布般设有数家大烟馆和白面儿房子。  如韩家潭与百顺胡同西口交汇处的尚阳膏店,今日虽已成民居,但从它南北相连交相呼应的二层中式小楼格局来看,仍可以表明其昔日的繁华与重要。紧挨其东侧的一溜平房,是一家白面儿房子,再往前便是有名的一等妓院潇湘馆。据久居此地的原韩家潭义祥永成衣铺老师傅刘大爷说:“这家大烟馆和旁边那家白面儿房子都是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开的。从开张到解放前夕,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的确,过早地走进坟墓,是一切大烟鬼和白面儿鬼共同的悲惨结局。  在朱家胡同也有一家较大的烟馆,名曰:正阳膏店,被当地老住户们称为“花烟馆”。其实这是一处妓院与烟馆合二为一的罪孽处所。这里八九平方米大的小房子一间挨一间,每间都有年轻女招待,为来客烧烟。这些女招待们其实都是患有“阿芙蓉癖”的妓女。给人家烧烟时,犯了烟瘾,打哈欠、流眼泪,烟客便请她们吸上几口,美其名曰:“搬个尖儿。”如此男女混杂、丑态百出,在当时社会里亦堪称丑陋现象。  另外,石头胡同旅馆对面的院子,老住户们说也是一家大烟馆,现仍可看到其“公记号”牌匾旧迹。据老人们说,这几条胡同几乎都有大烟馆,白面儿房子就更多了。一般说来,白面儿房子都挨着小押儿当当,开白面儿房和小押儿店的老板是一个人,这主要是为了方便瘾君子,小押儿店是什么都能押,穿的戴的偷的抢的他们不管,押到这儿就给白面儿抽。  从20世纪20年代起,北京开始有私卖大烟的。卖主一般自行熬制,在烟土中掺“料子”(即假烟土)牟取暴利。卖大烟的都要仰仗警察包庇,方敢开灯供客。那时卖大烟泡,每个售铜子二十枚,到了30年代,每个烟泡售大洋一元,白面儿相比之下比大烟便宜,30年代售一至二角钱一小包,后来涨到一块大洋一耳挖勺。  白面儿的毒性比大烟厉害,一般制成白丸出售。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在京城大街小巷各处强占民房开设白面儿房子。国民党反动当局害怕“有碍邦交”,不敢得罪日本当权者,对“白面儿房子”不但不管,而且还任其泛滥。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还与汉奸政府勾结在一块儿,成立所谓“禁烟总局”,实际公开设立膏店贩卖鸦片,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其实,八大胡同内的妓院,家家都可称之为大烟馆。妓院内用大烟招待嫖客之风,由来久矣。在清代,妓院便将鸦片作为招待嫖客的惟一应酬品,并以此作为有钱与富贵的标志。  同治年间周生所著《扬州梦》中说:“至游狭斜。以鸦片为富贵本色。诸姬敬客,谦言不能诚实者遭美人坚请。情似难却。初亦留神,或隔日不食,谓可无事,不知已上瘾矣。”另《兰芷零香录》说:“初人桃源,茶罢即请作烟云戏。彼美横陈,轻舒皓腕,阿芙蓉化为绕指柔,嘘气成云,四照花正不厌雾中看耳。吸烟之枪华则翡翠玳瑁,素则方竹湘斑。”可见吸食鸦片在当时已司空见惯。这是由于19世纪后英国在我国的贸易,主要以贩卖鸦片为主的缘故。以1827年至1828年一年间为例,英输入广东货物两千万元,其中鸦片就占了一千一百万元。直至1835年以后,总数已达三万余箱。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后,鸦片向我国输入犹如江河决堤之势。咸丰八年,清政府一方面与外国人商议洋药(鸦片改名)税则,一方面决定官员、兵丁、太监凡吸食者均治罪。百姓可买用。从此以后,禁食鸦片之章法松弛,公开与不公开之烟馆遍及全国,青楼妓院中游客与妓女吸食者更为普遍。  众所周知,白面儿系鸦片提炼而成。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陡然升值。一般人沾上这种毒品,不出三个月便会当卖一空。家境殷实者一旦沾上这种毛病,最后也会一贫如洗,进而去偷、去抢、去骗或成为罪犯,或倒卧死去。难怪人们把抽大烟和吸白面儿,称为“吃黑饭儿”和“吃白饭儿”,并把大烟和白面儿称为“黑白两把杀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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