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是一种让人担忧的存在，但是“黑社会”这个话题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什么是“黑社会”？中国大陆有黑社会吗？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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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黑社会”
2014年8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黑社会”是一种让人担忧的存在，但是“黑社会”这个话题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什么是“黑社会”？中国大陆有黑社会吗？答案是：没有。在这里，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涉黑组织的势力范围很少有超出一个市的，更准确地说，所谓的“大陆黑社会”，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最多是市霸。 中国论文网 /5/view-6322800.htm　　但这些组织的确喜欢且容易控制某些产业，比如运输、建筑、商品批发、娱乐业、餐饮业，以及矿产业。 　　大陆的涉黑组织有多少人？有人说是100万人，但最高法院给出的数据――也就一万多人。 　　港台的情况怎么样？很显然，要“高级”不少，比如台湾的黑社会老大乐意买“议员”的席位，而香港的黑社会老大则当上了大老板。港台的黑社会，多多少少都洗白了。 　　至于海外的华人黑社会，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比如“反清复明”的洪门，其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他们在全球居然有90万名成员。他们固然也做见不得人的生意，但同时也兴教育、捐善款，以此表明他们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组织。 　　中国大陆“黑社会” 　　文/杨佳瑜 　　“大陆黑社会”的真实一面是――大陆没有“黑社会”。 　　这一判断来自官方，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社会”，其完整表述都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 　　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中国大陆也不可能。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公安部内部对此进行讨论后便认为，“黑社会”这个提法“太大”。 　　那么，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黑社会”，规模有多大？ 　　有人说是100万人。 　　这是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个人推测。2000年，研究黑社会问题的蔡少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仅在河南益阳地区就有250个黑社会团伙，人数达到3120人。 　　这个庞大的估算，在2004年被官方否认――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100万黑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 　　也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黑社会在一万人以上。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9年，一共有12644人被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一审审结。 　　这些模糊的人群，根据司法文件的披露，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北京大学研究黑社会的教授康树华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势力最大的有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口会”，邵阳的“阴阳帮”、“江湖会”等。不过，这些帮会，至今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 　　事实上，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涉黑”组织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 　　所以，真的堪称“低级阶段”。 　　大部分“黑社会” 　　出不了市县 　　前不久在法院审理的刘汉涉黑案，就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刘汉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刘汉等人掌控的公司多达70家，而他旗下最庞大的汉龙集团，则相当于一个跨行业的托拉斯――从能源电力、化工产业到生物医药、房地产开发，不一而足。 　　刘汉集团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媒体报道里四川的反应是：广汉等地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常做生意了，社会治安起码可以太平十年。 　　但像刘汉集团这种势力范围可覆盖绵阳、什邡和广汉三个市的情况，很少见。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尚未出现一个全国规模或全省规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境外黑社会已经壮大至全国规模相比，大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多带有地域特点或“山头主义”特征。 　　从势力范围上分，他们的控制领域主要分为地域和行业两种。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涉黑犯罪多年的教授何秉松看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只限于村、镇、区范围之内，一般不超过省级市、县；但以行业划分，则不受地域限制，例如以火车上的盗窃为主业的组织，其足迹遍布铁路沿线。 　　根据刊载在2011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10%，跨省的为30%。同时，该论文称这些跨地区犯罪的势力范围，通常集中在托运业中――因运输线路影响，从范围上来看，它超出了一个市区。 　　据时任全国“打黑办”副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杜航伟的总结：运输、建筑、商品批发、娱乐业、餐饮业以及矿产等七个行业，容易被黑社会控制。 　　除了盘踞某运输行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溢出一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存在流动的跨地区组织。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在对上海研究后指出，上海除了本地的黑社会势力，还有六个“帮派”：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以抢劫为生的“东北帮”，以及主要从事盗卖车船的“温州帮”。 　　大陆“黑社会”的 　　“三个阶段”
　　运输业，实际上是目前容易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的七大行业之一。 　　运输业成为部分地区“涉黑”势力的主营产业，有某些制度缺陷的原因。以超载为例，它对道路、桥梁甚至司机的交通运输安全有极大的潜在危害，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是不超载无法保本，于是相关交通管理和稽查部门除了罚款之外，公权力还延伸至过往车辆的“保护费”。这项“需求”，催生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大量涉入。 　　不过，这七大行业也有高下之分，运输业其实是涉黑组织发展到中期阶段才触及的。这种阶段的划分来自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他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表现为松散的暴力团伙犯罪。这个时候的组织，以抢劫、杀人、敲诈勒索等简单粗暴的形式直接掠夺钱财，完成原始财富积累。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大量暴力事件而催生了80年代“严打”的原因，“文革”后发展起来的“黑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 　　中级阶段，组织的核心人员往往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身份出现，以合法公司的外衣，行垄断、非法控制某些行业（包括非法行业）之实，是这些组织的典型特征。此阶段的行业包括可能潜藏色情、赌博、毒品等高利润违法行为的娱乐业，以及餐饮、运输和建筑业。在这些人口密集、进入门槛低，但同时存在激烈竞争的领域里，真刀实枪进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无疑更容易垄断市场。 　　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倒下的“黑老大”之一――黎强，曾控制当地的民营“7字头”公交，这个系统的公交车被报道无论上路还是靠站都违章，在与国有公交对抗的过程中，曾有人将国有公交车轮胎的气都放了，造成交通堵塞。直到后来重庆市政府被迫在民怨中将其收编，媒体披露，该公司当时“与政府谈判的态度非常强硬”。 　　最后一个阶段为高级阶段，此时的“黑社会”往往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而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此时的“黑老大”会涉足矿产和房地产行业。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中国法院网“涉黑大案”栏目中，刊载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披露的涉黑大案，在《法制晚报》的统计里，过去一年的40个大案中，其核心人员踏入政界的比例达到18%，而他们的集团有56%涉足矿业，46%涉足房地产工程（他们不止从事一种行业）。 　　矿业和房地产是政治资源密集的行业。比如房地产领域，拿不到地是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退出市场的原因之一，而有政治资本的黑社会组织却能凭借“保护伞”和“影子政府”获得土地审批。 　　新华社的报道称，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时任县长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不久，这位县长被调离小金县，随后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 　　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殊“需求”。在这个容易遇到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棘手纠纷的行业，有“涉黑”社会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往往占据上风――利用恐吓、逼迫、暴力手段强迫居民搬迁。在刘汉所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中，曾有当地被拆迁的居民被持枪的工作人员威胁。 　　“黑社会”中的 　　“官”与“匪” 　　按三个阶段的划分，刘汉集团已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高级阶段。刘汉被逮捕前是四川省政协两届常委，而在《湖北日报》的报道里，刘汉被称为（广汉的）“第二组织部长”，如果想被提拔，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 　　但目前司法文件披露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大多数尚未达到建立如此“影子政府”的阶段。 　　重庆曾在2009年发生了席卷全市的“打黑风暴”，但据重庆市高级法院发布的《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当地只有54%的“涉黑”组织有“保护伞”；而在上海社科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里，当地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没有出现官员庇护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有没有“保护伞”，是司法机关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重要考量点。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界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涉黑”，都会将这个组织是否有来自政界的“保护伞”作为不可或缺的依据。如果有“保护伞”，就“涉黑”，反之就不是。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清晰认定，是否有“保护伞”并不能作为判定“涉黑”的必要条件。 　　但这种对黑社会的认知惯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2010年，在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的法庭上，有一场官司的辩护律师就曾为被告是否有“资格”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当庭激辩。辩方认为，被告人充其量只是拉帮结伙为非作歹，没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充当“保护伞”，称不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可能更准确。 　　实际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也罩得很低。那些起到“保护伞”作用的官员，都来自县处级及以下级别。在北京大学对一个具有袍哥文化的某市54个黑社会犯罪组织、593名组织成员的调查中，有“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占44.4%；“保护伞”的级别，处级以下占50%，处级与厅级各占1/4。 　　而在上述统计之中，公安部门是被“涉黑”力量渗透最多的系统。在重庆发布的官方“打黑”白皮书中，“保护伞”来自公安系统的比例达到70%。 　　重庆曾有民谣：“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落马的“最大的保护伞”，是前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他之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但同时，制度的缺失在这个领域也凸显出来。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南郑州曾出现一个黑帮，名为“治安管理委员会”，他们接受当地街道的委托代管社会治安工作，而通过打砸抢收取的保护费，则部分作为他们对这种“授权”的费用返还给街道。 　　大陆“黑帮”吸收成员的标准 　　但话说回来，这些控制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的“黑社会”组织人员，几乎都身处“裂缝”之中。 　　在社会发展中，某些人群难以从主流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可能转而移至地下。比如说，随着第一产业占GDP总量的份额下降、城镇化推进、耕地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一旦不能得到合理分流安置，将可能为黑社会犯罪组织提供潜在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在针对各地的“涉黑”人员调查报告中，农民与无业人员占了多数。北京的数据是61%，广东则为82.3%。 　　再举一例。山东曾有一个由农民创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名为“中华民族救国会”，它招募成员的标准是：“有过违法或有与政府对抗经历的；因计划生育受到处理而对政府不满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揍人不要命的。” 　　而当这些“裂缝”中的人进入组织之后，便在这个能迅速找到存在感的机构里，在其管理及分工之中互相学习和影响。这个过程又进一步促进这些机构的组织化。 　　与国外的黑社会类似，大陆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也不完全一样。黑龙江大学一篇论文《黑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的统计结果认为，黑龙江70%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都是呈“金字塔”型。即团伙内部主要分三层：领导层（一般不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黑社会活动）、指挥层和行动层。 　　在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中，这三个层次之间的规律是，具有违法犯罪记录越多的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往往越高。比如说，在《黑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统计中，涉黑组织的骨干成员中80%以上是“两劳”人员或受过违法处理的人员，而在一般成员中，“两劳”人员约占23%。 　　与境外严格的分级制度甚至明确晋升渠道的组织架构不同，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样态显得简单而薄弱。比如徐州某个组织要求出动时必须统一着装，统一戴白色手套，统一出发，研究者认为，他们是在简单模仿影视作品中的“黑帮”形象。 　　而近年来陕西西安查获的最大“涉黑”组织，其“帮规”赫然写着要“四防”――防公安、防媒体、防火、防煤气。 　　当下大陆“黑社会”的存活周期 　　文/赵 栋 　　很难在大陆找到一个长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当下，大陆“黑社会”与境外黑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与已存续99年的日本山口组、自19世纪初期就已经形成的意大利黑手党相比，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百年老店”。 　　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各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们认为，生命最长的“黑社会”，也不过20多年。时间最长的，是黑龙江大学论文《黑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里提到的陆宝义黑社会性质组织。 　　而更多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为10年之内。 　　2010年《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称，13个公司化“涉黑”组织平均存在时间为7.3年，11个暴力型黑社会性质组织为4.3年。 　　重庆的这份报告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进行公司化伪装的组织，比单纯的暴力组织多活了3年。这也说明了这些组织会出于对官方打击的适应，经历由暴力犯罪转至在合法机构掩护下犯罪的阶段发展。 　　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来了， 　　“黑社会”没了 　　建国之前，比较著名的帮会是青帮、洪帮和哥老会，它们分别把持互不干涉的多地势力，比如青帮的势力范围覆盖浙、赣、苏、皖、鲁、豫等省。 　　而如今处于黑社会雏形样态的大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与建国前黑社会的规模，实在相差甚远。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为建国初期发起的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 　　运动中有一项针对的是“会道门”。这是对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的统称。有数据统计，解放初会道门的道徒有1300余万，研究材料进一步称，这些会道门大半被国民党特务利用。 　　在这场从中央至地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黑社会被认为已经在大陆绝迹。不过除了官方镇压的原因外，也有当时的另外两个因素： 　　由于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等，大陆的农业、工业发展程度一时处于低水平，而恰恰是这种贫困和物资匮乏，在客观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以获得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黑社会，此时失去了追求的目标，自然难以形成。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这种体系有效地抑制了黑社会产生。 　　接下去是另一个十年，上世纪60年代。此时的黑社会和50年代类似，也处于一个空白期。在1966年至1971年公安机关的统计表里，大陆“黑社会”的数量为零，但实际的情况可能迥异。众所周知的是，此时的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武斗时期，社会各地矛盾重重，公安机关的统计工作显然无法进行。 　　七八十年代： 　　从耍流氓到打家劫舍 　　“文革”后，社会治安状况一时急剧恶化。从1978年起，刑事案件数量以每年十多万件的速度在增加。 　　上世纪70年代的官方文件尚未有“黑社会”的提法，但团伙犯罪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天津曾有40多人组成的团伙，手持凶器，封锁道路，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几十人的团伙在白天的上海街头，公然对一名妇女进行凌辱。 　　刚刚复出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在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当时的犯罪团伙就是黑社会。 　　这些团伙手法大胆、残暴，并且与现在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一定是为了掠夺财物。针对这样的“黑社会”，1979年，大陆诞生一项罪名：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都被包括在内，是当时适用最多的罪名。 　　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黑社会组织依然存在，但与70年代不同的是，他们一般都以寻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比如当时河北唐山一个“菜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邯郸的某个矿区到了下午就家家门户紧闭。 　　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始有了官员的参与。活动于上世纪80年代、1990年被查的著名“乔四”案件，是大陆第一批被熟知的黑社会，这个案件让官方意识到“保护伞”的存在。乔四在80年代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牵涉到包括黑龙江省人民银行、省委办公厅、哈尔滨市车辆厂、省供销社及其他部门的官员。 　　此后，公安部在打击黑社会时，逐渐提高了对“保护伞”的警惕。 　　当下：深挖“保护伞” 　　接下去90年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除了组织结构越来越成熟之外，还呈现出三个规律。
　　首先，刀棍换成了枪支，而且数量庞大。在2001年公安部一次专项行动中，从各地收缴了各类非法枪支138万支，其中军用枪一万多支。它们被广泛用于90年代的犯罪。 　　其次，犯罪活动逐渐披上合法外衣。为了躲避官方80年代以来开展的“严打”，这些组织成立了合法注册的公司。比如说，浙江省温州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了很多个经济实体，其中一个为“参茸交易所”，业务是定期向经营户收取每公斤0.3至2元不等的“交易费”。 　　最令人警惕的是，80年代“严打”时被抓获的人，释放后在90年代又回归“黑社会”。在《天津市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现状》一文中，作者统计了1995年至1996年被打击的366名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发现“两劳”释放人员占58.23%，而骨干成员则是在80年代“严打”中被判过重刑的。 　　在每十年周期的进化中，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往越来越严密的组织结构进化，其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最突出的表现是它与“保护伞”的关系。 　　进入2000年之后，黑社会组织所涉及的官员数目越发令人震惊。2005年，福建的陈凯犯罪团伙牵扯出各级政府官员113名；2006年侦破的辽阳系列涉黑大案，共有64名党政机关人员涉案；在2009年重庆“打黑”中入狱的官员，有50多名。 　　数量的增加也说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影响力的扩大。与此同时，“涉黑腐败”被当作一个课题，出现在纪委系统的调查报告里。新华社《?望东方周刊》报道了浙江省纪委一份未公布的调研课题，该纪委负责人称，与过往黑社会组织仅仅向“保护伞”寻求“保护”不同，现在的“保护伞”甚至能提供“控制力”――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向上级官员行贿，控制下级政权。另外，这位负责人也谈到，现实中甚至存在官员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攻击同僚，来帮助自己晋升的情况。 　　至于下一个十年，黑社会性质组织将会以一种什么态势发展，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预测：境内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流，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并且，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向跨国黑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 　　为了逃避官方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会不惜重金购置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化通讯工具，途径一般是寻求与境外黑社会的合作，这使得国内外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成了必然。 　　据媒体报道，刘汉集团的资产帝国已经延伸至海外。比如，在获得了国内方面的贷款后，他曾以2亿多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钼矿公司55.49%的股份。在当时的媒体报道里，刘汉的形象是“崭露头角的中国民营投资者突然有了在整个行业呼风唤雨的实力”。 　　港台黑社会的 　　洗白之路 　　文/清 澄 　　2013年6月，滞留大陆17年的台湾竹联帮头目张安乐返回台湾，他手捧宣传一国两制的小册子，一下飞机即被逮捕。 　　“人民信任你，把权力交给你，民进党比黑道还不如！”台北街头，一位戴着无框眼镜、身穿黑色立领中山装的老人站在高台上大声叫骂。他叫张安乐，人称“白狼”，曾是台湾著名黑帮竹联帮的“总掌法”。 　　在他身后，“反服贸”的学生与“挺服贸”的队伍正挤作一团，学生们高呼“警察保护我们”。而此时，张安乐的身份早已不是黑帮大佬，而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听他号召而来的2000多人，不是昔日的兄弟，而是党员和政治理念的支持者。 　　在台湾，黑帮大佬参与政治早已不是新闻。张安乐在大陆避居17年后，戴着手铐高调归台时，手里就拿着自制宣讲“一国两制”的小册子。最近几年，台湾两位黑帮泰斗级人物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上，都有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台中市市长胡志强等政界要员的名字。 　　而另一边，以黑帮电影作为文化名片的香港，黑社会大鳄们也纷纷脱离了旺角黑夜、街边砍杀的日子，翻滚进商界和娱乐业的大浪里，营造出上得台面的新形象。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洗白，不可能。”港岛黑帮代表人物、14K掌门之一“胡须勇”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说。但，他的万千同道们，依然在竭力寻找通往白道与红道的出口。 　　高起点――诞生于大学校园的台湾黑帮 　　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黑帮就开始了“洗白”之路，但2002年3月，台湾海巡署破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枪械走私案，让人们意识到竹联帮依然拥有可怕的“战斗力”。当时，警方在一艘大型渔船上查获包括MP5、M16等重型武器在内的十多种长短枪共173支、子弹一万发，此外还有手榴弹和枪榴弹。“火力可武装一个加强连。”一位警方高层透露。 　　竹联帮的崛起，可以被视为一部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仇恨械斗史。 　　1945年台湾“光复”后，蒋介石“政府”利用台湾丰富的资源支撑大陆战场，已引起当地人的不满。200万人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带来的最大影响，在50年代之后才渐渐体现：无人约束的军人子弟在台湾本省人的歧视和欺侮下，逐渐形成帮派。 　　与大陆和香港的草根黑帮不同，这些外省人建立的帮派诞生之初就具有“知识背景”。第一个大规模青少年帮派组织“四海帮”，便是以冯祖语为首的44名大一、大二学生于1953年在台大校园中成立的。短短几年，组织发展到上万人。 　　台湾最大黑帮组织竹联帮，第一任帮主陈启礼拥有淡水大学工程学学历，张安乐更是在台湾和美国拿到五个本科学位，还两次遗憾地与硕士学位擦肩而过。但竹联帮依然沿袭着大陆青、洪帮的部分传统仪式和帮规。陈启礼把组织重新改革与制度化，将分支改编为八旗制，并扩编成虎、豹、龙、狮、熊、凤、狼、鸟等分支堂口。 　　竹联帮每个堂规模都很大，台湾势力最大的本地角头（黑帮区域领导人）手下有一两百人，一般的角头只有50多人，“可是竹联一个堂就有几千人，堂主的权力很大，但又受到陈启礼的严格管制”。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黑帮规模也迅速扩大。最早将黑道“企业化”的四海帮，插手期货、投资、房地产、餐饮业、娱乐业和建筑工程等众多行业。当时的黑帮都确立了“以企业养帮会”的理念，老大改叫“董事长”，各堂口多以企业形式存在。
　　1976年，陈启礼也开始思索如何对竹联帮组织进行再造，从昔日的赌场围事与经营特种行业转型到企业化经营。他创立承安消防，仅六年就做到业界龙头地位；此外，他还介入市政工程、影视、环保、餐饮、建筑和媒体，业务甚至扩大到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 　　黑帮投身政治， 　　也是被政府所逼 　　1984年6月，台湾当局要求各不良帮派限期自首撤销，陈启礼等为求自保，积极结交政府高层，同时提出了竹联帮要“参与政治，为家国做些事情”。 　　正好情报机关高层也认为，这些帮派领袖“忠党爱国”立场鲜明，可以利用他们“办事”。双方一拍即合，由此有了“江南案”，这桩震惊世界的公案改变了台湾黑社会的格局。 　　美籍作家江南因著《蒋经国传》一书引起台湾当局的不满。正欲与政府联姻的陈启礼便主动请缨，接下了前往美国刺杀江南的任务。陈启礼与手下吴敦在立下“大功”后，原以为可以“漂白”。没想到这次刺杀惹怒了美国人，多次公开谴责蒋经国“政府”。陈、吴在台被捕后，身在美国的张安乐为了救友，对媒体公布了台湾情报部门与陈启礼等人会晤的录音，时任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汪希苓与另外两名情报局官员因此被捕判刑。 　　这次风波后，遭受巨大舆论压力的蒋经国透过美国《时代》周刊表示，未来的“总统”大位将不再由蒋家人继任。 　　此后，台湾当局对竹联帮进行了大清扫，抓捕其成员1000多名。但这次打击同时也推动了黑社会势力的重组与转型。此后，台湾黑社会彼此串联，不惮公开，并积极参与政治，希望能与合法社会共生。 　　“暗杀江南”事件，是黑社会组织介入蒋氏高层政治的典型事例和重要标志；整治竹联帮后第三年，是黑社会组织大量介入政治的转折点。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都未能阻止黑帮大佬们不断进入政界的趋势。 　　那一次集中打击，甚至促成了黑社会的进一步整合。许多黑帮首领被集体移送管训，“大哥”们在狱中交流“革命情感”，原先只是“割据诸侯”的本省帮派领袖，如罗福助、杨登魁、谢通运等人，在狱中组织“天道盟”，与竹联帮和四海帮成为鼎足而立的台湾三大帮派。 　　天道盟人士出狱后为求自保，也大力介入各级民代选举。一张张选票夹带着江湖上的腥风血雨飘进了政坛。一旦当选，不但可以获得一张高度司法豁免权的护身符，还可谋取利益。据台湾警方统计，目前台湾省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150人，地方议员中有黑道背景的超过三分之一，某年各县市正副议长中，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超过 95%。天道盟精神领袖罗福助连续六年当选台湾“立法院”委员，连负责扫黑的“法务部部长”都要向他作报告。 　　“台湾地方上的政经环境下，黑道要漂白不难，在大选区通常只要四五千票就足够当上县议员，至于县议长，在四五十个议员的议会里，通常只要买30票就笃定当选。1票100万（新台币，1元人民币约合4元新台币），3000万就可买一个议长当。”一位台湾省议员分析说。而土地炒作的暴利则成为黑道漂白的重要资本，“很多县市原来一公顷农地大概只要100万，划为商业区摇身一变就可以涨到3000万，炒一块地就可以赚一个县议长。” 　　美国立罗格斯大学教授陈国霖是研究华人黑帮的专家，他认为，黑道人物在台湾是很好的助选人。他们的人格特质受到选民欢迎，长久以来在地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地方民众有纠纷时，通常会转向黑道求助解决，而不是向政府机构求援，因为他们相信黑道可以“公平且有效”地解决纷争。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选战亦变成血战：从1993年到1996年，至少有八名县市议员或议长遭枪杀。时任台湾“法务部部长”的马英九曾因坚持强势扫黑而被李登辉撤职。而陈水扁每逢重大选举前夕，都会亲自拜访地方黑帮老大争取支持。 　　黑帮讲文化， 　　进入传媒和电影业 　　和其他台湾黑帮巨头相比，陈启礼的“洗白之道”更加多元，手段也更为老道。 　　1990年，陈启礼、吴敦等人纷纷出狱，当时正值“台湾钱，淹脚目”的经济发展最高峰，政府对于社会活动的控制也因民主化大幅减少，黑道大哥们纷纷“漂白”转为商人或政客。 　　名义上，陈启礼和张安乐已经转行从事工程、营建等正规生意，但因为在黑道上的势力，围标、绑标等传闻还是不断。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控制“舆论”，陈启礼开始介入传媒业。他先接手《华美日报》，又创办了《华美报道》。门徒吴敦创立了台湾长宏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倚天屠龙记》《大灌篮》《刺陵》都由其投资拍摄。陈启礼的儿子陈楚河也在吴敦的栽培下进入演艺圈。 　　此外，竹联帮还聘请许多退役军人、情报人员并将他们安插到其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及大财团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也为自己求了一纸“护身符”。 　　2000年前后，除了工程、讨债公司、网吧、殡葬等传统行业，台湾黑帮甚至介入到废弃物回收这样的新兴产业当中。 　　1996年，台湾当局又对黑帮人士发起“治平项目”。得益于多年来在政治领域的经营，陈启礼、张安乐、杨登魁等人事前都已得到风声，早先一步合法出境避居。 　　陈启礼此后长住柬埔寨，与当地政界高层建立了深厚关系，协助台商解决了不少问题，他的住所甚至被戏称为“驻柬埔寨地下代表处”。 　　张安乐则避居大陆开设公司。2004年10月，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张创立了“保卫中华大同盟”，公开喊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口号，随后将该组织改为“中华统一促进党”。 　　产业升级：香港房地产 　　热潮中的黑帮身影 　　当台湾的黑帮大佬们借着“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东风挤进政商两界的时候，香港的“三合会”也开始了转型。在香港，黑帮参政的道路基本被堵死，只能试图通过商业活动洗白。 　　“三合会”是香港黑帮组织的统称，根据香港法律，自称黑社会就要被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7年、罚款25万港币的刑罚。
　　新义安、14K及和胜和是香港三合会中举足轻重的三大黑帮。其中，潮州帮新义安制度最严格，14K人数众多，和胜和至今仍沿用传统仪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香港警方的持续扫荡，三合会的活动受到极大遏制。众多帮派纷纷用聚敛的金钱收购合法企业，逐步向其他行业渗透。 　　“他们涉足一些奇怪的生意，看来毫无意义，但其实大量收入来源于此。比如香港的小巴行业。”网络游戏《卧犬》的高级制作人杰夫?奥康奈尔说。在这款原名《真实犯罪：香港》的游戏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让玩家从敌对帮派手中抢夺一条盈利颇丰的小巴路线。 　　在香港警方卷宗里，三合会的犯罪手法有勒索、收保护费、贩毒、放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开赌、向内地走私电子器件等。而他们的“合法行当”，则包括了运输、建筑装修、饮食和娱乐业。 　　“胡须勇”曾是香港黑帮的骨干成员，在大陆难民不断涌入的年代，他抢占荒地、修建木屋，以每间5万元港币的价格租给难民。后来，他因在九龙麻将馆看场而成名，从小股东到大股东，最后成为所有者。 　　“胡须勇”回忆说，在香港地价飞涨的年代，黑帮都介入房地产，黑社会成员排队买房的奇观一度占据着报纸的头版。“时代不一样了，”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反复感叹，“过去，‘打’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排到了最后一位。” 　　现实：黑帮不看自己投资的黑帮电影 　　从表面上看，黑帮进入所谓正当行业，不像拦路抢劫、作奸犯科那样对社会造成直接威胁，但事实上，三合会从未抛弃暴力，许多行业的垄断权都依靠霸场子、占地盘或暴力控制来实现。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电影产业。与新义安社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向氏兄弟，控制着永盛、中国星、一百年等电影制作公司，曾出品过多部为大陆观众熟知的电影。在电影《赌神》中饰演“龙五”的，就是向氏兄弟中的向华强。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以向氏家族为龙头的新义安向娱乐圈渗透，一度主导香港电影业。“胡须勇”也是涉足其中的淘金者，在富艺电影制作公司持有10%的股份。 　　许多黑帮成员甚至直接参与到电影制作中，如黑道中响当当的人物陈慎芝，就给杜琪峰当过参谋。电影《放逐》里任达华与林家栋反手相握，就是传统三合会的入门仪式，这个细节就来自陈慎芝的指导。 　　长期研究黑帮的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周心捷认为：“影视是一个投资较少、周转期短和收效较快的行业，同时可利用投资电影业作掩护，进行洗钱、走私、贩毒等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间接提高帮派知名度。” 　　不过，作为大哥级人物，“胡须勇”却说自己几乎从不看黑帮电影。 　　看到电影中小马哥手持机枪扫荡而过的画面，他说：“浮夸！藏枪就可以判7年监禁！警察局里警察最大，黑帮怎么可能那么嚣张？”他直言这些戏码“幼稚无聊”。 　　归宿：大哥变牧师 　　但黑帮最害怕的，还是廉政公署（ICAC）。尽管ICAC并没有直接打击黑社会，但从根本上打破了黑社会的保护伞。 　　近年来，香港警方持续扫荡黑帮，各大帮会的财源和行动都被掐紧，“古惑仔”们只能北上广东、福建，甚至向浙江、广西、海南、重庆、湖南等地蔓延。一河之隔的深圳成为香港黑势力落脚内地的重灾区。 　　台湾黑道也在向海外扩张，但总的来说，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岛内的黑帮规模已大不如前。再加上上世纪60年的族群融合，新一代帮派分子已经没有本省、外省之分。 　　关注黑帮文化的传记作者王丰说：“时代已经变了，新加入帮派的小弟都看老大能给自己什么好处，竹联帮早年基于少年好勇斗狠、朋友相挺的单纯时代结束了。” 　　但在张安乐看来，黑帮背景反而让他在台湾基层政治生态中更受欢迎，容易打成一片。也许钮承泽在电影《艋?》中给他起的名字“灰狼”是恰当的。他不可能再变得纯白，但也不那么黑。 　　驻守香港、已经在内地媒体上开专栏的“胡须勇”却态度坚决：“政治高危，我不掺和。”他说餐巾纸沾上墨水了，还能变回去吗？“不可能洗白。” 　　或许“胡须勇”可以参考一下竹联帮的吕代豪。吕代豪1972年因参与大械斗遭通缉，从此亡命江湖，成为竹联帮的一名杀手；先后多次入狱，累计达7年之久。 　　“痛改前非”之后，吕代豪今天的身份是神学博士、受人爱戴的传教牧师。吕曾陪马英九到过多国访问，现在也是马建立的一个基金会的顾问。据说也是他向马英九传福音，使其信仰基督教。 　　如此，洗得还不够白么？ 　　全球黑帮招人有方 　　文/朱江明 　　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在该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比如“禁用毒品”“锄强扶弱”和“净化国家”等信息，以匡扶社会风气。 　　网站介绍自己为“反毒和国土净化同盟”，听起来像个公益组织网站。 　　这个网站上并没有手持武士刀或手枪、戴着墨镜、身穿黑西装的黑道战神形象，也缺乏“来怀念过去，来忘掉错对”的江湖儿女情长，更没有穿着白色内裤的满身文身肌肉男。 　　一段名为“平成二六年六代目山口组初诣”的视频，标题中有六代老大的字眼，内容却极为平淡，基本上是节奏缓慢的社团领导人行踪报道。 　　没有老大执行家法的血腥场景，也没有老大收小弟发红包的霸气画面。影片中反复播放一群穿着西装和传统日本和服的中老年人，神情严肃地走入一座传统庭院里拜神社。 　　这群老师傅的审美永远地停留在了他们的青春时代，按照日本的说法是昭和年间，换算成公历，就是1980年。 　　视频是手持摄像机甚至是数码相机拍摄的，在深夜中没有合适的光源，加上剪辑时镜头变化用了菱形的花样剪接，基本相当于婚丧红白事视频的水准。虽然老大们周围有大量的单反相机和闪光灯，但视频的拍摄质量令人对图片质量也非常担心。 　　作为背景音乐的山口组会歌曲调风格过于老旧，有《北国之春》的韵味，在21世纪听到这样的曲风，正犹如1990年的老KTV中，唱着1980年日本流行曲的感觉。
　　山口组黑帮网站的推出主要目的是吸引新会员，然而从网站风格和视频内容来看，年轻人浏览后不仅不可能对加入山口组产生兴趣，甚至已经加入的会员也表示觉得非常丢脸――加入如此老土的黑帮组织看上去跟加入一个公园广场舞歌队有什么分别！ 　　黑帮社团行业必须不断地招募新人，和大多数行业一样，新入行的人辛苦、穷、压力大，他们可能被判刑、替老大顶罪，还可能因为江湖仇杀和暴力行动而死。 　　在黑帮的鼎盛时代，不是会员的年轻人都可能冒充帮派人士，在周星驰的《功夫》里，星爷扮演的手绘斧头帮文身的小混混冒充斧头帮成员收保护费，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不过这个时代早已过去。大多数国家都从暴力逻辑时代逐渐进到了资本逻辑时代，青年们羡慕的从南哥鸡哥变成了医生、律师，反黑行动则使得黑帮大量转入地下。 　　日本黑帮过去一直被外国同行羡慕，因为他们是少数被国家法律允许的黑道组织。 　　日本黑道可以当街摆摊招募新人，把自己的字头印在名片上，穿着西装的日本黑帮看起来跟一般白领差不多，只是偶尔脱掉衣服会露出一身刺青。但这些合法社会团体在争夺青年的事业上并不乐观。 　　日本经济多年疲软，黑道挥金如土的生活已经过去。日本警视厅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黑帮成员年平均收入为500万至600万日元（约合40万到50万人民币），跟工薪阶层没有太大差距。 　　2013年，日本警视厅的报告显示，日本黑帮成员人数连续三年负增长，比2012年减少了4600人。山口组则持续7年人员数目下降，日本立法重拳打击黑帮收取保护费的行为之后，底层成员很难获得维持生计的经济来源。 　　经济疲软期流行的男性形象不再是喊打喊杀的糙哥硬汉，日韩近几年的男性形象更接近“花样美男”，老师傅们想要求漂亮的脸和中性装扮的帅哥画一身文身或者砍半个小指，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虽然困难重重，但山口组的宣传做得如此节俭老土确实让人不可思议。他们似乎也明白自己的弱点，在网站上道歉说：“都是非专业人士，网站做得很业余。”他们还没有请专业网站开发团队、摄像师和网络推广高手的计划。 　　在招募青年这方面，香港黑帮悄无声息而高效地走在了日本黑帮的前面。 　　香港法律规定，任何人自称黑帮成员都已经属于犯罪。像日本同行那样揣着“新义安”“14K”的名片，逢人发一张的很快就会进号子待着了。 　　传统的招聘方式被称为“踢人入会”，港产电影《古惑仔》中有着非常详细的描写。主角陈浩南在球场上遇到一个坏人“靓坤”不让他们几个小伙伴踢球，还对他们拳打脚踢。 　　此时一个好心的叔叔“大佬B”出来帮浩南等人解围，坏人“靓坤”很识趣地退却。事后浩南他们才知道原来好人“大佬B”和“坏人”靓坤都是来自同一社团的老大，他们自己号称是“兄弟”。发现上当为时已晚，因为他们烧了黄纸拜了关二哥，再要退出，就要被执行家法了。 　　香港黑帮看重校园群体，因为教育普及程度高，毕业后的青年或者进大学或者谋生计，基本上是没空搭理黑帮了。电影《鹿鼎记》中陈近南总舵主说：“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当官了。”香港黑帮的大佬们也认为从小培养的小弟忠诚、可塑性高。 　　随着现在的青年越来越宅，爱打球的人少了，爱上网的人多了，香港的老大们把发展成员的阵地转到了网上――香港某论坛在2010年出现一个以黑帮组织“14K”命名的讨论组，在介绍中开宗明义写着“人强马壮，专收年轻人，欢迎加入，不用3个6（香港黑帮入会费360或者3600）”，上线两天时间就吸收了520人入会，部分人使用黑帮暗语在论坛交流。 　　台湾黑道除了开设专门的招聘网站之外，也渗透进入网络游戏世界进行招聘。黑帮分子通过网游内的短信和语音聊天方式招募新血。 　　2008年，一名家长向台湾屏东警方举报黑帮招募情况，这名家长声称她女儿读小学，玩网络游戏时一名自称“黑狼的樱桃”的人以实时通邀她女儿加入黑帮，女儿最初还以为是游戏情节，以为网友邀请加入游戏公会，对方却说自己是真实“黑道”，幸好家长发现及时。 　　这种定向招聘效率极高，因为很多带暴力色彩的网游，用户都是喜爱暴力、冒险和团队公会生活的人。 　　和日本、香港、台湾这些富裕地区相比，墨西哥黑道的招聘就是简单粗暴的土豪炫富。 　　由于墨西哥政府无能腐败，在墨西哥国内一些地区，黑帮和贩毒集团俨然已经替代了当地政府，不仅警察对其无计可施，甚至特种部队或特警都不敢轻易进入这些区域活动。 　　以贩毒为主要商业模式的墨西哥黑帮，也同样需要不断招募新成员来扩充自己的队伍。2013年，墨西哥黑帮分子也开始网络招聘，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自己的酷照引诱青年人入伙，频频晒出珠宝手链、火辣美女和各种武器的照片，甚至还上传相关头目发表的演说，以此炫耀。 　　在涉世未深的青年眼中，这种炫富意味着对未来的许诺，组织的财力也意味着背靠大树更容易生存。 　　墨西哥毒贩招募还会对专业人才采取猎头手段。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泽塔斯集团，招募骨干仅限于墨西哥军警中的精锐，因为该组织创始成员全都是墨西哥特种部队的逃兵。 　　和这些或者粗暴高效，或者精通网络技术、针对性强的同行相比，日本山口组正像一个日薄西山的传说，一群老师傅带着一群梦想着呼啸江湖却并无专长的小伙子，来到日本地震海啸的灾区，指望着接几个重建工程赚点钱维持组织。只有那些西方曾经的动作片电影记载着他们的神迹和荣光。 　　链接： 　　“黑辞典” 　　“二五仔”又叫金手指、反骨仔、笃背脊，即出卖、背叛同伴的人，也可以是卧底。 　　“抛浪头”另一个说法叫“大人”。这里的“大”是动词，意思是吹捧自己，或者恐吓其他人来给自己长威风。一般在古惑仔之间的对话里，回应抛浪头的对答是：“你抛我啊（你大我啊）？我未惊过啊！” 　　“开片”在普通话语境里，指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但在黑话语境里，表示开始械斗，而且是打群架。其中的“片”字作动词解，表示挥动刀具横向劈砍。 　　“揸数”在三合会的组织结构中，“揸数”与“坐馆”同为帮会领导人。他的身份类似于会计，掌管社团账目，也含军师之意。 　　“晒马”即黑帮电影里所渲染的“火并”，此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更多的是“晒马”，就是炫耀武力。黑道双方“晒马”时一般不带武器，并不动手，通常以所动员人数的多少、“阵容”是否整齐来作为判定胜负的“江湖标准”。 　　“龙头”在三合会中，能打、能算、能保密，成为“白纸扇”、“红棍”或“草鞋”这样的中层后，再经过数年的腥风血雨，便可能被选拔为“先峰”和“香主”，被推举为“山主”和“龙头”后，麾下少说也有数万人。 　　〔本刊责任编辑 柳婷婷〕 　　〔原载《壹读》2014年第7期、《博客天下》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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