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可以揭示各民族的历史变迁（唐善纯）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日（旧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春节座谈会，与会者计16人，有刘少奇、邓小平、康生、郭沫若等，还有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会议的主题是谈教育问题，但开始时有一段闲聊，谈到诗歌和许多诗人。毛泽东说：“《海赋》值得看看。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当时国家渡过了3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可能受到《海赋》以及黄万里的《贺新郎》的启发，有感而作咏史绝唱《贺新郎·读史》。
&&&&&&&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直到今天，历史都是以一个接一个战争为标志的，如果战争永不终结的话，原子弹将不光毁掉广岛，而是整个人类。那样的话，人类的毁灭就是人类自己。能不能改成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为标志呢？中日韩3国曾有一个构想，希望通过长期合作，形成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其潜在成员还包括：中国台北、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俄罗斯等。这一构想符合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也是本地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
&&&&&&&东地势西低，西部是被称为“”的，农业不发达，相对稀少；不过在辽阔的地带，、畜产品加工相当兴盛，著名的丝绸之路经过这里，把东亚文明和西亚文明联系在一起。东亚的东部包括华中、华东、华北、华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里以平原为主，曲折，多港口，交通便利，城市众多，经济发达。大东亚还应该包括东南亚，这里山川南北纵走,群岛支离破碎,火山、地震活动剧烈，气候属大陆性热带季风气候和赤道多雨气候。
&&&&&&&建立东亚共同体多少受到欧盟的启示。欧洲统一思潮早在就已出现，1967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1993年更名为欧盟，标志着欧共体从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欧盟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与欧洲一体化相比，东亚在广泛进行经贸合作的同时，区域内几个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政治歧见，以及潜在的战略竞争意识。除了朝鲜半岛和两岸的政治问题以外，日本和中、韩两国因为的历史而形成的民族情绪，中越之间关于南海的分歧也是影响区域的一个因素。另外，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大国，在本区域的国际中仍保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此一层关系更是将区域事务与全球战略局势联系起来，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网络。
&&&&&&&自上古以来，的华夏文明，即为本区最主要的权威。在华夏文明强盛时期，与周边各或定居民族经常透过关系，互通有无；有时则以武力相加。华夏文明领域在前3世纪至前1世纪间往南方及西北方大幅扩张，间接或直接造成周边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和大迁徙；在以后的若干个里，虽多次遭到北方例如、、、等入侵甚至征服，然而由于华夏文明根深蒂固且人口众多，这些入侵者后来都完全或部分融入当中。这些民族交流及融合史充满血腥和杀戮，但最终的结果是扩张了华夏民族的血缘，并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
&&&&&&&东亚其他许多定居的农耕民族，如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和中国都是山水相连、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即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使用是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最为显著的共同点，因此这些民族活动的领域也被称为。在历史上,中国人迁居朝鲜、日本、越南，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当是不争的事实。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密切，是世界上外籍华人和华侨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贫苦的中国人，从广东、福建等地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他们开荒地，挖矿山，为东南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样，这些民族在同打交道的时候，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刀光剑影，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
17世纪以后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虽然还在，但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渐行渐远，文化认同已不存在。到了19世纪，由于受到西方列强军事压迫，大东亚各国均被迫接受以欧洲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及贸易体系，并步入转型的历史新阶段。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大东亚政治史，就是一部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形成各自的“建国史”。
清代在保守势力掣肘下，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努力胎死腹中。爆发的辛亥，具有及追求现代化的双重含义。然而，不久即陷入混战。革命的成功，在客观上实现了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目标。此一时期，在台湾的民国政权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之间，从较早军事、意识形态的对抗，发展到晚近的经济合作、政治接触，走势还不太明朗。
日本在20世纪初期逐渐步上道路，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囊括以东、澳大利亚和以北的所有地区和国家。它以“共存共荣”为幌子,由日本“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一计划使日本及相关邻国均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战后的日本政体被依照美国理念加以改造，变成一个实施代议民主及实质的国家。
19世纪后半叶，朝鲜脱离对中国的宗主关系，被日本强行纳入。结束以后，在的支持下恢复了主权。然而，爆发的，又造成朝鲜半岛的分裂。
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侵略，清朝派兵抵抗。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越南离开中国版图，沦为法国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经过与法、美一系列战争，获得独立和统一。不幸的是，越南统一后，越共以怨报德，扩张思想一度膨胀，中越关系微妙。
大东亚经济现代化自1970年代以来取得显著的成功。大韩民国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并称“”；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立，已成为国际舞台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自以来，在外来技术和资金的刺激和带动下，经济日益活络，技术加速进步。随着外资的涌入及产业的兴盛，、及其它东部沿海一带以及内陆部分城市迅速发展成高度资本化、的地区。至时中国大陆的总体已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由于上述各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取得成功，本区域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重要性正日益提升。依此趋势，预期21世纪的大东亚，可以成为世界新经贸的核心。
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又要寻找到历史渊源。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强对话沟通，形成共识，了解大东亚文化圈的起源就是其中要做的工作之一。东亚各民族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生性温和，有的脾气火爆。这个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民族与民族更是千差万别。是什么将这些个性不同的“原子”凝聚成有序的整体，拥而不挤？又是什么让你的思绪贯穿岁月，与不曾谋面的东方之子们心意相通？可以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与大东亚的关系。通过语言、文化将中国各民族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甚至中亚进行比较，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透过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人、人、人、韩国人、人、人、人、俄罗斯人、伊朗人的目光看中国，可以进入很多新的认识领域，使我们看到的中国、大东亚，和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中国与大东亚的历史记载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显现我们的联系，而通过那些看似差异很大的语言、文化揭示出的曾经共享的一个集团基因，才让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是“大东亚的”文化内核细部。
在大东亚地区，最大的障碍是领土问题。我们有西藏、新疆、蒙古、台湾的问题；也有和韩国、日本、印度、越南的争端。“领土”是个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不能简单用现在的领土概念去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现在的中国领土基本上是清帝国奠定的。过去的论述是把清帝国奠定的“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对“中国”领土大小、广狭的演变不假思索。实际上，中国是一个中心和边缘都在不断变动的国家。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里有“宅兹中国”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只不过是指洛阳；作过中国首都的先后有郑州商城、安阳、西安、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首都就是中心，但忽东忽西，忽北忽南，是不稳定的。汉族是延续性和文化凝聚力很强的族群，它不断融入了各种血缘和族群，因此也可以说是不稳定的。
中国的这个概念一直清晰，但它的族群构成和国土边缘，是随着国力盛衰、战争、族群的迁徙不断变化的。所以不可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就像东北，唐宋时未必是我们的领土，但明清以来以鸭绿江为界，集安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合法的领土。如果你说整个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韩国人就会说，古时候吉林集安是高句丽的。韩国人试图以历史的疆域来衡量现在，而我们是以现在的疆域来倒推历史，就很难互相沟通。如果把女真建立的金国看作中国的有机部分，那么宋朝跟金国打得死去活来，就是内战，岳飞就算不上民族英雄；如果把女真人后裔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占领，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曾国藩、林则徐，就是汉奸了；但这两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也不合民意。
不客气地说，东亚各国始终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直到现在还有。整个20世纪，东亚各国在试图走自己的路，在东西方之间挣扎，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挣扎。文明是具有普世性质的，大东亚地区如果不能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通、文化上互交，就不可能给本国人民带来和平、安定、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如果承认文明有普遍价值，就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
人们寻根、了解自己的过去，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大东亚现有边界的形成是近几百年的事，在长达上万年的远古时代，大东亚不存在边界，但是大东亚人却存在着互通的血缘关系。大东亚地区人口超过20亿，约当全球的2/7。本区也是世界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主体居民皆为，如果光从外貌上看，有时很难把日本人、韩国人跟中国人区分开来。不管你的民族意识如何强烈，谁也无法否认，这些写在脸上的特征，是从共同的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
自从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以来，人类的起源和迁徙一直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种族的特征从来就成为人们热心观察的对象。由于皮肤颜色、头发的形状、眼鼻唇等方面的不同，可将全世界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高加索人种或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和棕种人（澳大利亚人种）4大人种。显然，不同人种中存在着不同的天赋，比如，黑人血液能输送更多的氧气，因而在运动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黄种人的味觉系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因此中国菜也是五味俱全，花样繁多；而白种人的味觉系统则十分迟钝，只好在吃的方面猛加香料，等等。
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物学概念，基因证据并不支持各色人种有独立起源的说法，基因图谱并未显示任何种族差异，现代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是在相同基因基础上完成的。区别不同种族的最常见的特征，如肤色、鼻子、眼睛等，是由极少数发生变异的基因控制的。种族的肤色和它们所处的气候之间有联系，比如居住在青藏高原和山上的部族，胸围和肺发达。当一个种族移居到远离自己最初居住地时，外部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南洋的华侨皮肤就比较黑。一些科学家提出，白种人由黑种人在距今3万年前变化而来，原先生活在欧洲的“新人”是黑皮肤，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导致他们的后裔肤色逐步白化。种族不存在优劣，但一些种族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了，另一些则停止不前或落后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在历史的黎明期，深色皮肤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曾经是文化的领跑者，但后来他们的身影都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黄肤色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他们早在数千年或更早一些时间以前就掌握了文明，并有大量文献存世，但鸦片战争后成了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
人类进化的过程相当复杂，关于现代人的最早祖先出现的时间，有的研究报告说是80万年前，有的说是20万年前，有的说是5.9万年前等。学术界目前的争论主要是“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前者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到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从非洲走向欧洲、亚洲、美洲以及大洋洲，最后完全取代当地的古人种。后者主张现今的4大人种分别形成于中国、非洲等4个地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地连续进化，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既能保持为一个多型的物种，又不丧失一部分各自的特点，使得全人类发展成智人。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使得独立进化了100多万年后，中国人还能保有与其他人群易于识别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人类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杂交是少量的，但足以使古代的和现代的中国人与其他人群能维系在同一个物种内（《我们的祖先究竟是谁》，载
日《》）。
把中国古人类化石没有间断作为“多地区进化说”的理由难以站得住脚。目前出土的化石实在太少。比如，著名的元谋猿人，也就发现了2颗内侧门牙，一左一右；蓝田猿人只有1个下颔骨；丁村人，只有3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只有1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柳江人，只有1个完整的头盖骨，4个完整胸椎及5段肋骨；资阳人，只有1块头盖骨，1块完整的硬腭；山顶洞人略多一些，有3个完整的头盖骨，几十颗牙齿和一些脊椎骨。仅凭区区几块化石，竟然能勾画出人类100万年的发展史，有些不可思议。据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许汉奎说：南京汤山猿人鼻梁要比现在的欧洲人高很多。看起来不像个亚洲人，倒像是欧洲人。100万年前的中国境内的湖北郧县人以及2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的鼻梁也很高。换句话说，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在当时鼻梁都比较高。甚至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也是高鼻梁。只不过受到当时认知的限制，在复原北京猿人头像时，就依据现代东方人的面貌特点还原成矮鼻子了（《南京猿人可能和西方古猿人混血》，载日《扬子晚报》）。这种现象即使不是学术造假，也应该算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如果“南京汤山猿人鼻梁要比现在的欧洲人高很多。看起来不像个亚洲人，倒像是欧洲人”是事实，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南京汤山猿人已经灭绝，他们不是当代中国人的祖先呢？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官网消息，日，《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吴秀杰等在湖南省道县发现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论文，表明8万至12万年前，现代人在该地区已经出现，这些在形态学上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的牙齿属于生活在12万到8万年前的现代人（也称晚期智人），而此前的观点是，演化到这个阶段的现代人在5万年前才出现在西亚地区，在4.5万年前才出现在欧洲，按照这个时间，现代人要想跨越西亚来到中国，还得更晚才行。然而生活在道县附近的现代人却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12到8万年前的中国南部地区出现了。这种现象似乎与主流的“非洲起源论”格格不入。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多地区进化说”很难解決进化论方面的悖论。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认为，一个物种可能是从其他物种演变而来。如果你看了足够多的化石，就能轻松看到物种之间特性的传递，鸡最终的祖先是恐龙，再往后一点就是鱼了。足够长时间的细微改变最终会形成巨大的变化。每一代的生命体与上一代相比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正是一次一点的小改变，蠕虫最终进化成了鱼类，鱼类开始长出四肢走向陆地，那些四肢动物长出毛发甚至开始双腿直立行走，他们就叫做“人类”。进化意味着分化。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生物学家发现：从小草、昆虫到鱼类，甚至到人类，都是快速进化着的。快速进化是生物界的常态，进化原本就是一场混乱无序的、没有特定终点的快速奔跑（王永《大自然探索》）。如上所述，白种人由黑种人在距今3万年前变化而来，原先生活在欧洲的“新人”是黑皮肤，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导致他们的后裔肤色逐步白化。但是按“多地区进化说”，人种是在不同地区经历100万年各自进化而成的；这100万年里各人种之间差距非但沒有扩大，形成新的物种，反而在遗传基因层面上差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可以通婚繁衍下代的程度，这与进化论是背道而驰的。人类起源一元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发生9级地震，也是颠扑不破的。
近200年前，西方人开创了考古学。90年前，安特生、李济等将考古学带到了中国。考古学到了中国，不久就变了味，成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西方考古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考古学，凡是古人活动的地方，便有他们考古的足迹。从古希腊到埃及，从肯尼亚到南非，从爪哇到澳洲，从印度到华夏中原，他们无处不去。他们跑到非洲认老祖宗，跑到印度认表亲。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不太一样，他们的考古情趣，大多是定位在现代中国的国境线范围内，似乎尧舜禹统治时期就有了现在的疆域，追踪古人的踪迹就是追踪汉族的踪迹，少数民族地区的古迹大多牵强地与汉族历史挂钩；至于现有疆域外的考古，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西方考古人与中国考古人做事想事很不一样。他们说，人类走出非洲不是一次完成的。大约100多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支类猿人（Homo
ergaster）率先从非洲走出。他们走出非洲后分成两支，一支由中东迁徙到欧洲大陆。这一支的后代，在当时冰天雪地的欧亚大陆上，逐渐进化成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另一支顺着南海岸线迁徙到亚洲大陆，来到了爪哇岛，也来到了东亚。他们就是遍布东亚及东南亚的直立人（Homo
erectus），著名的周口店龙骨山上的北京人就是直立人的代表。这些早期走出非洲的类人猿，在欧亚大陆上繁衍生存了上百万年，却在近几万年前灭绝。生活繁衍在欧亚大陆的尼人和直立人，显然都没能成为我们这些后来遍布全球的现代人的直系祖先。
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进而提出，人类第二次走出非洲大约在10多万年前，当时降临到非洲大陆的冰川纪间期和紧接而来的大规模干旱，几乎将人类的直系祖先抹杀殆尽。通过对yDNA和mtDNA突变率的计算表明，这些劫后余生的人群可能还不到5000人。然而，正是这几千人依靠海岸边的海贝海鲜生存，随着气候的回暖又将他们的足迹带到了整个非洲大陆。这期间，现代人的祖先掌握了语言，进化成了现代智人（Homo
sapiens）。距今5-8万年的旧石器早期的年代，有一小群非洲智人，追随着猎物，走出非洲大陆，进入到阿拉伯半岛，其人数可能就是一两百人。没有资料提及当时人类的肤色如何，也许没有多少差异，例如白人可能如同今日的印度人一般，肤色也是黑的，也可能全部是灰色的。在两河流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就是后来的(Sumerians)。中东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农业定居点，最早出现宗教、城市、国家、文字。
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现代印度人群被认为起源于3次迁移事件：首次迁徙源于东非，发生于6万年前，形成了南亚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种群（Dravidians）；他们沿着印度南部的海岸，于约5万年前移居澳洲。澳洲的土著是非洲第一批移民的后裔。约1万年前来自于近东的人群迁徙，多被认为与农业的扩张有关；后来是4000年前源于中亚的雅利安人（Aryans）入侵，并带来了沿袭至今的种姓制度。
中国的现代人起源时间不会早于5万年，北京猿人并非我们的祖先。虽然中国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g单倍型频率较高，而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高，南北两大类型的地理分界线在长江一带（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从而揭示黄色人种是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的。中华民族的祖先走出非洲后进入西亚，其中一支沿着海岸线向东南方向迁徙，逐渐推进到印度支那、长江中下游；另外一支，则来自中亚，首先到达蒙古高原，一直扩散到黄河上中游。可能正是这两群人在中原地区交汇，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种群基因库的主要源头。
更新世（the
Pleistocene）时期，整个北欧大地和西伯利亚被冰川覆盖，东亚北部地区变成了干旱和寒冷的大漠和草原。由于气候的急剧变化和冰川覆盖，使族群相互间被隔绝，极大减低了族群间基因交换的机率，同时使基因漂变（Genetic
Drift）效应显著增高。各地区的现代人的头盖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与欧洲的高加索人种的形成相似，基因漂变和生存竞争的压力很可能最终促成蒙古人种在东亚的形成。蒙古人种的头盖骨、肤色、牙齿和眼褶特征的出现，也可能是这一气候变化的结果。
蒙古人种北亚亚种，又称作西伯利亚亚种或大陆蒙古亚种，是蒙古人种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面部扁平，鼻根低矮，鼻型略宽；眼眶比较高，有内眦皱褶（蒙古眼）和上眼睑皱褶（单眼皮）等。与南支黄色人种相比较，他们更适应寒冷的冰川期气候变化，因此在进化上更具生存竞争力。在东亚发掘的考古材料显示，在末次盛冰期间，这些蒙古人种的族群的繁衍显然非常成功，他们遗址一直扩散到东北亚，在连接东南欧的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脉间的欧亚大草原上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甚至延伸到气候温暖的美洲。留居中国北方和蒙古、南西伯利亚一带的北亚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所说的语言逐步形成分布在大漠草原的原始阿尔泰语群，其中游牧在河套、黄土高原的为突厥群，游牧在河北平原为蒙古群，游牧在环渤海和朝鲜半岛的为满-通古斯群。
北亚种群在大漠南北，滞留在北极圈沿海附近的北极种群，成为说所谓“古亚细亚语”的祖先。其中一部分沿勒拿河、叶尼塞河向北极地区移民，形成雅库特人、楚科奇人，接着又经过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成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印地安人，这些人都没有与白人发生融合，属于纯粹的黄种人。公元前3000年，从古亚细亚人中分化出一支，西迁至乌拉尔山，形成乌拉尔族群。
全球回暖促成了人类由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定居聚落的转变，开始了农耕定居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上建立了仰韶文化，在东北平原和蒙古大漠上建立了红山文化。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共同祖先。蒙古人种东亚种群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出了半坡-仰韶的先羌文化，活动的地区与后世的羌人重合，他们是今天藏缅语族人的共同祖先。据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血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再次提供了新的科学信息和依据。原始藏缅群体在5000年前离开黄河上游地区，首先向西到达青海地区再向南进入喜马拉雅，部分人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居住在不丹、尼泊尔、东北印度及部分云南的人口；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藏群体中的炎帝分支则主要向东、向南扩展。
南支黄色人种所说的语言是原始南亚语。用古语拟测方式得到的原始南亚语族的老家应该是热带的海滨地带，当地住民已有农业（芋、薯、稻米、粟、果树），但也狩猎并重渔捞。从印度阿萨姆经过中国华南、印度支那至印度尼西亚，人们看到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共同文化的遗存，人们称之为
“南亚文化”（Austroasiatique）。大量考古遗存表明，中国东南沿海有段石锛跟台湾的、菲律宾的以至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的是属于同一类型；而中国西南地区的有肩石斧、印纹陶及铜鼓等又跟印度支那、马来半岛直至印度尼西亚西部的相类似。语言学家认为现今印度蒙达（Mundas）族的语言有许多与越南语颇为相似的地方。有一个越南画家在印度参观访问，发现蒙达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有许多与越南民族非常近似。蒙达是印度最古老居民，属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维达类型，语言属南亚语系，先后被达罗毗荼人、印度-雅利安人赶到中部深山密林中。越南学者陶维英说，人们在越南北部找到了美拉尼西亚人与印度尼西亚人的遗骸（头骨），其中包括蒙古种与印度尼西亚种的混血；还有一件类似澳洲种。这些复杂的遗骸证明，在石器时代，越南北部已经是许多人种相接触的地方。美拉尼西亚人生活在越南、印度支那，也可能是亚洲陆地的其他地区。这种人就是最底层和中层遗迹旧石器文化的主人。目前在越南没有美拉尼西亚种的后裔，可能是因为他们杂处于从印度经海路而来的印度尼西亚人中间，逐渐被同化，并完全改变了人种的特点（《越南古代史》，1957）。
美国语言学家本尼迪克特（P.K.Benedict，白保罗）指出，长江流域以南是波利尼西亚（南岛）人或原始澳泰人的居住地，他们从中国南部海岸经过海南岛迁徙，北支迁到台湾，东支迁到菲律宾，南支迁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汉代刘向《说苑》卷11记载一首《越人歌》，附录有钩辀鴂舌的越语原文，1953年日本语言学家泉井久之助根据占语或马来语进行翻译；1980年中国韦庆稳又以古越语进行翻译，都可以恢复《越人歌》的本来面目。据此，许友年指出：“不论是用古占语或古印度尼西亚语也好，还是用古壮语也好，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读通《越人歌》的原文。如果美国语言学家本尼迪克特（即白保罗）关于《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的语系理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上的论证又为马来人种与古越族出自同源问题，补充了语言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有力论据”（《论马来民歌》）。印尼语言学家斯拉墨慕利亚纳在《努山打拉民族和语言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进入南岛地区的亚洲大陆的语言因素，并不完全是来自一个语系，而这些语言的发源地要比亚洲东南部沿海地区更远，即不限于交趾支那、柬埔寨和占婆等地的范围。在语言附加成分方面，不论是东南亚大陆上的语言，或者是南岛语言，受孟语的影响最大，帕兰语的影响次之。…影响南岛语发展的掸语和帕兰语都源出于云南。”语言学者也相信两广就是南岛语的发源地或其中一部分。
南岛语群在长江以南沿海地区形成了百越民族，范围从越南北部到江浙一带。他们的语言是古越语，又称壮侗语、台语或侗台语。江南的汉人有南亚人种的特点，尤其是岭南人。广西桂林甑皮岩的古人头骨也反映出接近南亚类型；长江中下游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又与现代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特征相似。距今1.6万年前，一部分百越（黄种人南亚人种）渡江北进，占领环黄海（皖北、苏北、朝鲜半岛）、环渤海（山东、河北、辽宁）地区。所以新石器时期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特征。闻宥《语源丛考》和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中曾列举出一些见于汉语书面语而存在于现代南岛-南亚语言中的对应词，如“贝”，商人文化源于东部沿海的海岱文化，“货贝而宝龟”，以贝为装饰和货币。试比较泰语beer；占语、吉蔑语bier；马来语bia等，表明大东亚地区在远古的密切联系。
南亚语群中的一支从云南进入长江三峡地区和洞庭湖平原，发展出了先蛮文化，形成以后的苗瑶民族，其中的一些部落深入到江淮平原，他们的首领就是著名的蚩尤。苗瑶民族与百越民族在体质上、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相似性。吴安其说，苗瑶语与侗台语史前不但地缘相近，而且从语音演变看，它们曾是更为相近的方言。表现在词汇方面则是苗瑶语和侗台语有着一些不同于藏缅语和汉语的特点（《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一部分北进的百越、三苗部落与满-通古斯（黄种人北亚人种）融合为新的民族——东夷（黄种人北方远东人种）；一部分满-通古斯部落迁往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演变为肃慎、朝鲜民族；满-通古斯民族和东夷还进一步迁到日本，征服当地的南岛语族群并成为统治阶级。
研究显示，东北亚人口有来自欧洲人种的基因成分，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除具有远东、北方、北极和美洲蒙古人种特点外，甚至也具有一些北欧白人的特点。早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女神像，其眼睛就是用青色玉片镶嵌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是及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附近罗诺沃村的墓地而命名，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之间。其分布西起，南到中亚草原，东至沿岸，北达西伯利亚森林南界。这时期的人们多居住在长方形的中，屋顶由圆木柱支撑，房内有隔墙，以石灶取暖。居所分布在河谷、河湾等宜于农牧业的地方。狩猎经济已经衰退，锄耕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晚期形成半游牧经济。红铜、锡和金的开采，金属冶炼和青铜制造业集中在；当时还给流域一带的居民供应金属原料。墓葬多有不高的土冢，广泛流行男女合葬，随葬品的情况表明，社会已出现贫富差别，处于父系氏族阶段。据人骨测定，居民属的一个特殊类型，曾定名为“安德罗诺沃类型”。新疆地区近年来陆续发现多处安德罗诺文化遗存，其分布主要在伊犁河流域、塔城、帕米尔地区。汤巴勒萨伊墓地与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位于伊犁河谷境内，其中汤巴勒萨伊墓地位于尼勒克县，地处喀什河上游南岸，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位于特克斯县城南。两处墓地共发掘了14座早期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葬。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或竖穴石室、木椁墓，土葬、火葬共存，有单人葬、双人葬，葬式均为侧身屈肢，头向西或西南，墓葬形制及葬式葬俗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根据碳14测年数据，其年代距今3300年左右，属于安德罗诺文化晚期。
印欧语系的白种人东迁后，在长期的战争和交往中，白种人被突厥群（黄种人北亚人种）同化，所以匈奴、坚昆、丁零等突厥部落，都是黄白混血人种；蒙古人中也有白种人的混血。蒙古族有一个始祖母阿阑豁阿，与丈夫朵奔篾儿干生了两个儿子，在丈夫死后又生了3个儿子。阿阑豁阿说3个小儿子是她与一个黄白色的神人的后代，是上天的儿子。幼子之一孛端察儿（约10世纪前半叶）即称“孛儿只斤”（Borjigin/būrjiqīn），这是突厥语，意为“蓝眼睛”，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依照血统，成吉思汗应该是孛儿只斤氏人，也就是说，他是黄白混血儿的后代。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规定只有本家的直系后裔，才有继承蒙古大汗及留在蒙古本部的资格，后世便称作黄金家族。孛儿只斤又译博尔济吉特、博尔济锦，在清朝时期，许多后妃皆出自此家族。
对中国历史而言，正是来自南方的苗蛮、夷越，以及来自西北方的戎狄，在黄河流域融合，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另见：唐善纯：——《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绪论之一）
唐善纯：——《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绪论之二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东亚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扩大，离开中国的历史去研究大东亚就是一句空话。海峡两岸历史学家联合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倡议认为，中国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同属文明古国，可是中国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考古证明，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就有了5000年左右的考古发现。从考古角度看，中国比人家少了1000年。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与近几十年来考古新发现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为了再现历史本来面目，“重写中华古史”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只是在时间上向前推移，把最近几十年考古新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新成果罗列上去，那还算不上“重写”，只能算“增写”。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总人口约为13亿。但是，谁是真正的汉族人？他们应该长什么样子？现在在哪里？华夏民族的内涵和特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宛如一条很长的河流，在其宽窄、分合、曲折与跌宕中延续和发展，有着纵向上对民族主体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着横向上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商代中国主要是指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国人，也就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趣的是，黄帝发源于今天的甘肃沁阳到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陇东到陕西的黄土高原，这些地区曾长期被视为戎狄。因此，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有的定义，只是为与周边民族相区分而建立的。最近科学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不复存在。如果我们现在去辩论谁是真正的汉人，那就等于辩论在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一样可笑。
我们今天看到的汉族是上古时期的许多操不同语言、甚至不同肤色的部族融合、同化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人们把那些众多的族体概括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并指出这些族体的特征：“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段简炼的概括，把这些族体的特征鲜明地显示出来，但给人造成的误解是，好象汉族不包含在他们之中，是独立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外的第五个民族集团。随着夏、商、周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原来所说的正儿八经的汉族祖先，他们不是来自东夷，就是来自南蛮，不是来自西戎，就是来自北狄，根本不存在一个自古就有的华夏。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族体，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共同文化和共同风俗习惯，这时的华夏族才与仍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戎、东夷、北狄、南蛮有了区别，但直到唐代，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风习仍时有表现。《通典》185卷：“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今室韦国及黔中羁縻东诸夷及附国，皆巢居穴处，诸夷狄处巢穴者非少，略举一二。有葬无封树焉，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今靺鞨国父母死，弃之中野以哺貂；流求国死无棺椁，草裹尸以亲土而葬，上不起坟。诸夷狄之殡葬，或以火焚，或弃水中；潭、衡州人曰，蜑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闲，大抵习俗既殊，其法各异，不可遍举矣。有手团食焉，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团食，故礼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今五岭以南，人庶皆手团食。有祭立尸焉，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按后魏文成帝拓跋浚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风俗父母亡殁，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败损风化，黩乱情礼：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乡里有美鬓面人，迭迎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夏商以前，臣不讳君名，子不讳父名，自有周方讳耳；今夷狄则皆无讳，如此之类甚众，不可殚论。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可是一些人坚持汉族是从来就有的，一经产生，就孑然独立，从未与其他民族混血。所以不弄清楚汉族这个含义，其他问题就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
傅斯年指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的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这种理论并不能解释黄色人种是如何来到东亚的。
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现在的分住赣、粤、闽、湘、台、琼诸省，并逐渐散及国外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地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历史痕迹，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在华夏族形成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就在不断与汉族融合。越人，也就是河姆渡人，是曾经在中国南方比较兴旺的民族。越人随着海平面上涨逐渐向内陆退缩，最后向湖北、江西、广西迁徙，并最终在广西消失。这种消失并不是人种的灭绝，而是完全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自身民族彻底消失，但他们的遗传基因却依然顽强地存在，这也是科学家能够发现越人迁徙路线的依据。经过大规模血样检测，现在，大多数内迁少数民族的来源及走向已经得到了确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进行大规模DNA检测后确定，这里的回族来源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界使用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是明清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这种考据方法从史料文献到史料文献。上古史料流传下来的不多见，连孔夫子对夏商历史，都慨叹“文献不足”，又遭遇秦始皇的一把火，中国远古史料千不存一。司马迁作《史记》，虽有集天下遗文的图籍作参考，但还是说：“五帝、三代之纪，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事实，是无法抱怨的。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假若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那么“重写中华古史”才算有创新的价值。如果不肯放弃旧方法，只像蜻蜓点水一样，刚碰到一点真理，立即飞开，写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数量再多，又有何意义呢。所以，王国维曾说：“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从而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给中国史学以极大的推动，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
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近年来，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解释不断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安特生发现河南仰韶彩陶与中亚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纹饰相似，于是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当时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没有现在的碳14测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根据类型学的比较得到的。1928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墟。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人们认识到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徐中舒认为小屯和仰韶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应该另有来源，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环渤海湾一带，或者是孕育小屯文化的摇床。
但考古资料也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龙西江打个比方说，我们假设1万年以后的人类对1997年的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产生了“疑古”，或历史文献有大面积的遗失，对1997年中国的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些搞不清楚，那么他们对1997年的中国南方某汉族农村的村庄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同时亦对1997年的中国北方某汉族农村的村庄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把1997年中国南北两个汉族村庄判定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的人类集团。因为他们居住的房屋结构，使用的器皿和生产工具都完全不同，体质差别也太大了。事实上，我们这些活着的1997年的人知道这是同一个民族。尽管这个反证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反证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旦我们怀疑或没有了当时的关于其社会文化的历史文献的记录，仅仅依靠地层学和器形学的考古田野发掘资料来说话，这将是完全危险的，尤其是要判断其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一类的现象。
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观点和成就的显著优势面前，中国学者往往显得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盲目迷信其结论者多。在“古人的”和“洋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只能作些效果不彰的咀嚼式的考证。研究人类远古史，遵循“先贤”的方法，固然是学术研究的方向；而不断发现新的方法和生长点，才是现代学术之要务。任何科学上的突破，首先是研究者思想理念上的突破，即使原始史料并未增加，对原始史料的认识却可以越来越丰富。中国历史学前沿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应该众多学科（理所当然地要包括自然科学）的合成作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历时5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3个朝代的年代学年表，为中华文明寻根。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作为科研项目,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结合，整个项目是按照系统工程的要求设计的。“工程”的实施过程充满了新的发现，其根源在于方法的创新。
除了文字记载、考古材料之外，是什么能告诉我们远古时代的信息呢？是人的语言。要“重写中华古史”，不单应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参加，还应有语言学家的参加。丁山说：“以语言文字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也是现代史学界所共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欧洲汉学家之于西域史、南海史，日本汉学家之于东胡民族史及辽、金、元史，都全力从各族语言研究起”（载《文史》第28辑）。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表情达意的交际符号系统。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而且更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是人文科学中一支先锋力量。
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是历史现象。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着的语言，实际上是长时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亚洲人群的遗传结构与人群的语言结构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其相关性甚至高于遗传结构与人群的地理分布的关系，说明虽然现代人群的流动性很大，但文化语言的凝聚力依然很强，使得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流动冲击以后，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群与操其他语言的人群在遗传学上仍然有明显的界限。在按照头颅的形式、肤色和其他肉体特征把人类分成种族的时候，没有把语言算作种族的特征。说英语的并不意味是英国人，说汉语的也并不都是中国人。但是远古时代，大部分儿童是由双亲教养的，在继承他们双亲面部特征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语言。只要说一种语言的人们共处在自己的民族之中，则他们的语言就始终是他们同一种族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语言是历史与文化的沉淀，保留着各个时期社会的痕迹。为后人所知晓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保留在现实的语言中；而后人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某些历史现象，也会在现实的语言中打下烙印，给后人留下探寻的线索。语言中的许多吉光片羽，正如考古学意义的文物和化石。只要找出这些“文物”和“化石”，就可以同已知语言作比较，确定其年代，因而从语言中得到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东西。一般地说，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时代越早，或者情况越模糊，语言的论证价值就越大。研究民族最初期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语言能够远远地向前引导我们，常常比其它任何证据要远得多。
欧洲有个民族叫吉卜赛，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这问题长期没有答案，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直到不久前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文盲，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有人根据英语Gypsy(吉卜赛）一词认为他们来自Egypt(埃及）。后来通过对他们语言的仔细研究发现他们来自印度——从他们的语言与梵语及后来的印地语的共同特征中得出的结论。吉卜赛人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向西迁移，途经波斯、亚美尼亚和希腊,都在他们的语言中留下了不同时期的痕迹。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没有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也未能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它的踪迹。但是，以比较语言学为依据，它仍被确凿地认定为一件历史事实。印欧语系起源于欧洲，吠陀形式的梵语就是这一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要将一种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从远道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的迁徙。
原始的印欧人生活在什么年代？是从何处“发迹”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分析他们的语言。现在很难再找到原始的雅利安人，因为在其不断的迁移和征服中，他们跟其他种族完全混合了。不论是谁，现在都难找到原始印欧人留下的任何“书面材料”，但是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远比使用文字的历史久远。虽然原始的雅利安语是已经失掉的语言，但是语言学家可以通过把它跟最古的派生语比较来恢复它。如果一个词在大多数印欧语言中都很相似，那就是一个他们已有的概念；反之就可以认为那是一个后来才知道的概念。
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导源于梵语的发现。所谓梵语，指古代印度的“雅语”。就职于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发现，远在南亚的梵语竟与欧洲的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西亚的波斯语有着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特征，于是他在1786年提出，某些语言在词汇、语法、构词法和语音使用上有相似性的，它们可能出自某一共同的祖语。西方学者在比较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时，发现它们的许多词发音大致相同或相关。比如“二”，都有t音；“父亲”，都有p音。扩大比较范围，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这不是巧合，而是规律。根据这些语言的共同特征，可以推测这些语言共同源出的原始语言的语音形式。英语“父亲”是father，与上边说的p不一样，这是语音变化的结果。原始印欧语的p变成了日耳曼语言的f，原始印欧语的d变成了日耳曼语言的t。一旦发生变化，所有的语音同样遵守变化规律。这种相似之处，既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也不能用外传来解释。过去大家都以为语言不像物理化学那样有严密的规律，然而语言居然是有这么严密的规律的，而且运用这样一种规律可以推到文字记载以前的语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发现。
通过重建古代印欧人的语言，大约可以了解到：原始印欧文明起自于公元前3000年，原始雅利安人作为野蛮的部族而生活在寒冷的北方森林中一个不靠近水的地方，也就是东欧某地，或者是现在的土耳其地区。他们饲养的家畜有马、牛、羊和狗，他们知道的野生动物有狼和熊，他们知道的金属只有铜。他们耕种土地，尚武好战，并精通许多日常手艺；他们有宗教，热衷于崇拜太阳、天、火和水，并虔诚地信仰自己祖先的神灵。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它分裂了，人们离开故乡分好几路向四面八方迁移。马和战车使他们在征战中能取得很大优势从而扩展到后来的辽阔地域。其中一路到了希腊，另一路到了意大利，这两路分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起源。另一路穿过中欧一直到达不列颠诸岛，他们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的祖先。还有一路北上到了俄国，同时又有一路跨过伊朗、阿富汗，最终到了印度。他们每到一处，就征服或同化当地的土著，把自己的语言传播到那里。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中国幅员广，民族迁徙频繁，交错杂居，名目繁多。1953年各地申报的民族有400多个，1964年人口普查时见于登记的民族有183个。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况，如不加以研究，很难谈到落实民族政策。自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就组织人员进行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到1979年止，经公布的中国民族共有56个。对他们的识别，首先从语言开始。不但考察现在的语言，还要考察历史上的语言。中国民族语言主要是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壮侗语、阿尔泰语，还有少量的人使用印欧语、南岛语、南亚语等，56个民族都有对应的现代语言和历史语言。贵州西北部过去有不少“穿蓝”的汉人，因各种原因从外地迁来，不得不向当地彝族租地，当彝族的佃户，社会地位低下；但有20万“穿青人”，要求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理由是，过去他们有“老辈子话”，跟当地汉语不同；他们的衣服是青色的，与当地穿蓝的汉人不同。既然穿蓝人已登记为汉人，穿青人就是少数民族。经调查，所谓“老辈子话”，原来是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无关。明朝初年，他们从江西、湖北、湖南随军进入贵州，这些人游宦经商，社会身份较高，看不起先来的穿蓝衣的汉人。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汉民族中，居然有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汉族，这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幸而语言学使他们露出了本来面目。
在对语言的历史性质和文化价值作全方位阐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怪现状：治语者多不通史，治史者多不通语。鲜有人研究语言的人文特点，更不用说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研究语言了。除搜寻例词、例句外，史料和史学成果对语言学界几乎无用；史学界也很少关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为此，民族史学界与民族语言学界虽“鸡犬之声相闻”，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传统汉语语言学局限于语音、词汇、语法分析，重语言形式，轻语言内容；此学风的盛行造成结构主义语言学独霸讲坛的局面。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有不少有效方法和积极成果，但它还是不能解释中国远古史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例如：汉语是怎么产生的？汉语与其他兄弟民族语言之间有无内在联系？汉语与世界其它民族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偶然性、随机性，还是必然性、根本性？汉藏语系是否可以用民族的融合与分化那样的对应规律加以说明？
陈寅恪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部落名、族名、酋邦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它们又往往会转化为首领名、姓氏和地名。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酋邦与酋邦之间，重组、融合的历史浪潮席卷了一切，改造了一切，曾经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也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社会的演变、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尽管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与这些族名一起消失的还有各部族、各政治体的历史记忆。但是，总有一些正在变色的历史印记被偶尔保留了下来。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这是人们赖以记忆各自部族历史的重要凭借。由于它们大部分没有语义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汉字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训诂名物，探究词义，有一条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任何一种解释、一种用法，必须提供相同相似的例证，必须符合作者时代的表述方式。符合这些原则，多多益善；不符合这些原则，重足而立，望文生义，虽少亦多余。所以只要于古有征，有案可查，不厌竭泽而渔，多方罗列，然后梳理贯通，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理。
语言中的语音，今音与古音也是发展变化的，不能以今音代替古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身毒”是中国人对印度的最早称呼。是古代对今国名的音译。《史记·大苑传》记载：张骞说，“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这是西汉时张骞在中亚听到的名称；到了唐朝，玄奘法师在当地听到的名称，已经是“印度”了。《大唐西域记》曰：“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那么，“身毒”中的“身”字究竟该如何读？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有对“身毒”读音的注释：“身音捐，毒音笃。”身、毒都是常用的字，司马贞之所以要加注，肯定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以“印度”两个字的读音为人们所熟知。他为了调和“身毒、印度”读音的矛盾，不惜改变“身”字的读音。他的这一改不要紧，就连以后最权威的辞书都跟着犯错。《康熙字典》云，“身毒，一名捐毒，又名天笃”。《汉语大字典》将“身毒”的首音注为yuān。原来印度之名起源于梵文Sindhu(“河流”)，即今之印度河的专称。公元前6世纪，操伊朗语的波斯人入侵印度，首遇此大河，便以该河名命名整个次大陆的总称。由于伊朗语与梵语存在s-h相替的现象，故梵语Sindhu被波斯人读成Hindu，后来又因首音h的弱化并脱落，从而成为Indu，唐代玄奘把它译为“印度”是完全正确的。明白这个过程以后，我们知道，“身毒”是Sindhu的对音，而“印度”是Indu的对音；将“身毒”与“印度”说成是同音异译是错误的，因而“身”改读为yuān是毫无道理的。身毒是《史记》、《汉书》的写法，《佛国记》作“新头”，《那先比丘经》作“信他”，《高僧传》作“辛头”，《续高僧传》作“贤豆”，《梁书》作“新陶”，《孔雀王经》作“辛都”，《元史》作“欣都思”，《元朝秘史》作“申河”，《亲征录》作“辛河”，这与“身毒”才是“同音异译”。所谓“同音”，正是指Sindhu而言。如果“身”改读为yuān，为什么“新、辛、欣、申、贤”却从不见改读yuān的说法呢？《吕氏春秋·察今》说：“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语言是有生命的，语音古今差异很大，以今音求古音，不就是在“刻舟求剑”吗？司马贞在注《孔子世家》时，还将“生而首上圩顶”中的“圩”改读为“乌”，解释为“中低而四傍高也”，将孔子说成一个怪物。像司马贞那样硬要对古代汉语词汇作生硬的改读，充斥着毫无根据的断言，而不给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权威”又有何意义？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明朝人陈第曾说过“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语言变化快慢与社会变化快慢成正比。就汉语方言来说也是这样。过去闽、粤地区交通闭塞，所以保存了较多的古音成分，要研究古汉语的读音情况，就必须到闽方言、粤方言中去找规律。粤语，俗称广东话，分布在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并以广州话为代表。粤语不是原始土著居民粤人原来的语言，而是原来黄河流域华夏族的古老语言。到了今天，黄河流域不再流行，已经成为失传的语言，反而在广东保留了下来，广东话成为古汉语的活化石。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作“垦卒”，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并在整个岭南地区传播。
汉语语音古今差别很大。古今汉语语音不同，可以从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中窥测到一斑，因为语音的地域差别正是语音古今变异的遗迹。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虽然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着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汇，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比如，经过加工的茶叶，是蜚声世界的中国特产，英语作tea，德语作Tee，法语作the，意大利语作te，俄语作чай，阿拉伯语作Cha-i，它们都是汉字“茶”的对音。为什么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与俄语、阿拉伯语差异如此大呢？原来俄语、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汉语北方方言音译的，是茶的当代读音；而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茶”是从广州方言tai音译过去的，是茶的古音。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旺德里（Joseph&
Vendryes）所说：“语言在外界影响最受限制的山区或半岛的顶端保存得最好。缩在比利牛斯山山谷中的巴斯克语和紧靠着大西洋的布列塔尼语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对于说普通话的人而言，广州话难听难懂，犹如外语；但不要忘记，如果北方人的祖先能够复活，他们所说的话，与广州话是相差无几的。
语音在语言三要素（另两个是词汇和语法）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因素。因此，在发生学的比较中，只凭语音的异同还不能确定语言的系属，还要进一步作词汇和语法的比较。社会发展愈快，语言的发展愈快；相反，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语言的发展愈慢。藏缅语、壮侗语由于其使用者退缩到边远地区，语言中保存着很多原始形态的东西。《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的话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中原地区消失了的东西，往往可以在边远地区找到；风俗习惯是这样，语言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能够将古汉语与现代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较的原理所在。
在大东亚辽阔土地上，生活着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他们的活动信息保留在族名和地名中。西戎、东夷、北狄、南蛮，这些部族是伴随着汉字的出现而见于史册的。夷、狄、戎、蛮等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是文盲，我们只能从汉语的文献来了解他们的历史。这是用汉语语音记录的外来词，其本义在汉语中很难得到解释。这些材料需要联系现代语言学和民族学调查的结果加以研究。如果不通过研究他们的民族语言，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解释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秘密，也无法知道东亚各族的祖先是如何给自己的古老家园命名的。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承载体和凝聚体，对于没有传统历史文献的民族尤其如此。日久天长，这些族名、地名的原始含义大都不知所云。后人如按汉语词义和语法关系索解，难免扞格难通，圆凿方枘，怎得其门而入！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鸡派”认为蛋是鸡生的，所以是先有鸡；“先蛋派”认为鸡是蛋孵化的，所以先有蛋。真可谓鸡说鸡有理，蛋说蛋有道！双方都陷入了循环的怪圈。就好像在一个圆内跑步，分不清谁前谁后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永远无解；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答案是明确的。这个问题最早的提出肯定是在科学极其不发达的年代。最先也最应该做的，不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对问题的科学性进行质疑。进化论告诉我们：任何生物都是在不断进化演变中的。那么这个鸡是指哪一年的鸡，蛋又是指哪一年的蛋？在这个问题中的所谓鸡和蛋不是一个静态的值，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是以种群出现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第一只鸡和第一只蛋，只有第一群鸡和第一群蛋。在只有一只鸡和一只蛋的封闭系统里永远无解；但在一个一群鸡和一群蛋的开放系统里，答案就是来自另一只鸡。
有些自封为博古通今的汉语工作者，他们能够读懂四书五经，能够解释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这远远不够，他们还应该读一读55个少数民族和周边各国的语言。因为汉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王”和“玉”是两个汉字，可以用汉语解释吗？原来这两个字都来源于汉语之外的读音。对此，有人想到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笑话：司机参加面试，考官问：假如前面有一个人和一只猫，你是撞人呢还是撞猫？司机回答：撞猫！考官说：错！你应该立即刹车！还有一个故事，穆桂英抓住了杨宗保，急于同他成亲，于是问：“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考官和穆桂英给的都是一个思维的陷阱；问题在于你要跳出陷阱的束缚，这样才有广阔的选择空间。那些固守汉语是个封闭系统、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人，他们的面前永远都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维陷阱。（来源：）
唐善纯：——《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绪论之三
人类语言的历史并不漫长，原始有声语言的出现不会早于15-12万年前，成熟的有声分节语言的历史可能只有5-4万年。12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神经生理状况和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差别。10万年前，人类完全直立，咽腔成熟，为现代语言的形成提供了生理条件，导致了语言的产生。4-3万年前后，现代人的有声分节语言成熟。那时人口总数不到1万，其中走出非洲的不会超过50人。人类祖先分布在一个狭小的地面上，毫无疑问使用同一种语言。《圣经》记载，洪水之后，挪亚的子孙繁衍众多，同居一地，同说一种语言。当他们迁居到两河流域下游示拿（Shinar）那里筑城，并准备修建一座能够通天的巴别（Babel）塔。上帝害怕世人像神一样无所不能，就变乱人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之间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思想和信息，于是人们开始分散到各地。故事以神话的形式客观地表达了人类语言有共同来源的事实。
当代黄种人讲的语言被分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南亚语系、马来语系和诸印第安各语言等。1937年，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中建立了汉藏语系分类的基本框架，即认为汉藏语系是一个有数百种语言、10多亿人口使用的大语系。这个语系包括汉语族、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自李方桂提出“汉藏语系”这一概念以后，即成为中国语言学界长期认同的分类法。虽然《中国语言学报》1972年重新刊登了李的旧文，并且加按语说“李氏的论述在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和有用途的”，但李本人1974年在《台语》中，却承认台语与汉藏语系的关系从未明确。
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10世纪之后的1000年间，汉族曾与夷、狄、戎、蛮等民族争夺黄河和长江流域。过去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是文盲，我们只能从汉语的文献来了解他们的历史。近年来，用词族比较来确定同源词是很常用的方法。邢公畹曾用有关“洞穴、火”等极古老的语词在汉、藏缅、侗台、苗瑶等语言中的对应情况，来证明“原始汉藏语”的存在。他指出，大约在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即仰韶文化后期，距今约5000年），藏缅语才从原始汉藏语中分化出来；大约在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即龙山时代，距今约4000年），原始汉藏语才分化为汉、侗台、苗瑶3种语言（《原始汉藏人的住所和火的使用》）。又说：“汉台两语从一种共同语里分化这一过程，早在汉语有文字前，也就是说纪元前十四纪（即公元前1300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
汉藏语系的立论基础是，华夏民族也像印欧人一样，原先也有一个发源地，后来发生分裂，变成数个不同的部族，实际上历史事实与此相反。遗传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华夏民族不是由一个母体分化而来，而是由数个不同的母体融合而成。范文澜说：“中国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所奉祖先不同的各族，他们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斗争，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相互间经常有冲突，也经常有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或部分融合，这在地下遗物和传说中留存着不少的痕迹。从传说中看来，居住在南方的统被称为蛮族，居住在东方的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的统被称为狄族，居住在西方的统被称为羌族或戎族。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的炎帝族”（《中国通史》）。他实际上不认为在南蛮、东夷、北狄、西羌之外还存在中央华夏。这些不同的母体分别操着藏缅、侗台、苗瑶等语言。人口庞大的汉民族虽然都属于蒙古人种，但根据遗传基因可以明显分为：北亚亚种、东亚亚种和南亚亚种。如果排除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的因素外，来到东亚的黄种人在血统上不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然而在文化上我们却是高度地一致，这和美利坚民族是由不同的人种组成的情况有点类似。中国人极其看重血缘，一直把民族理解为是具有相同血缘的人组成的群体，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把外族蔑称为“蛮夷戎狄”和“鬼子”，这是后来经儒家“大一统论”加工后的结果。
李方桂所说的“台语”，也称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在中国、、、、和南部，也通行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北方和印度东北部的，形成东南亚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群。包括、布依语、、、（寮语）、（缅甸东北部掸族的语言，与傣语接近）、阿萨姆语（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语言）、侗语、水语、、毛南语、拉珈语、佯僙语、莫语、黎语，有人认为也属于这个语族。使用壮侗语族语言的人口，中国有2300多万（1990）。壮侗语跟汉、苗瑶、藏缅诸语有一些相似的词汇项目。上按照这些特点把壮侗语族归属于汉藏语系；但由于壮侗语族诸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共同词项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现在还没有找出来，所以这种归属也只是一种假设。，国际上又提出一种新假设，认为壮侗语和南岛语同源，应合成澳系。如果壮侗语族真的从“汉藏语系”中抹去，则“汉藏语系”的大厦就失去了1/4支柱。
苗瑶语族分苗、瑶两个。支包括苗语和一部分人说的，支只有大部分瑶族人说的。人所说的畲语也属此，但未定。苗 、瑶语族语言分布于中国贵州省、自治区、省、省、省、省和、、、等国靠近的地区。使用人口在约有940万（1990）。苗、瑶语的归属问题是语言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德国学者P.W.施密特把苗、瑶语列入台语族（即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英国学者H.R.戴维斯把苗、瑶语列入孟高棉语族。美国学者白保罗则把苗瑶语族归入他所创立的澳泰语系。如果壮侗语族真的从“汉藏语系”中抹去，则“汉藏语系”的大厦就又失去了1/4支柱。
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某些省份、西藏、印度东北、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总使用人口约有6000万。目前有435种语言被归为这一个语族，如藏语、、门巴语、景颇语、彝语、傈僳语、语、拉祜语、语、语、、阿昌语、语、语 、土家语、语、语、珞巴语、、语、卢舍依语、列普查语、阿博尔语、姆鲁语等。虽然有人试着要在藏语和汉语之间找寻其中的亲缘关系，但无法产生明确的结论。如果藏缅语族真的从“汉藏语系”中抹去，则“汉藏语系”的大厦就失去了3/4，轰然倒塌了。
从中国南半部一直到印度尼西亚，有许多语言在类型学上，尤其是在单音节及其声调系统方面，与汉语相似。潘悟云用身体部位的名称在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南岛语之间作了大量的比较，发现许多身体部位名称在这些语言中是同源的。
(Austro-Asiatic)，包括150种语言，分布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中部、东北部和尼科巴群岛，以及中国云南的西南部，使用人口约4000万。分为4个语族：孟-高棉语族、蒙（扪）达语族、马六甲语族和尼科巴语族。现代南亚语的词音节结构表现为一个主要音节，前面再加一个次要音节；前缀和中缀比较普遍，后缀不普遍。【又称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世界主要语系之一。语系分布在省、越南、、、 、泰国、马来西亚南部，还有印度和等地区，包括、（此种语言的系属还在争议中）、孟语、、（原称崩龙）、等语言。很多学者认为语系与有关系，而其他学者则提出南亚语系和同源】。
罗杰瑞和梅祖麟提出，汉族南下以前，长江以南的原居民是南亚民族，他们使用南亚语（《古代华南的南亚语言：一些字词证据》）。南亚人最初的居住地在云贵以南，后进入南岛人的居住地长江中游洞庭湖流域，演变为苗瑶族。随着中原居民大批迁来，苗瑶迁往湘西和云南。吴安其说，湘西地区新石器时期存在着一支不同于湖南其他地区的文化，到了商代虽受商文化的较大影响，仍能保持自己本地文化的特征。到了战国两汉时代该地的传统文化自湘西北渐为湘北类文化，即为古苗瑶文化所取代。湘西地区此前的文化与滇池地区汉代的石寨山文化及越南东山文化相近，可见战国之前湘西地区是古南亚语系居民的文化。苗瑶文化以南亚语系依托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底层文化，苗瑶语以南亚语为自己的底层语言（《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Austro-nesia)过去包括4个语族，其一，印度尼西亚语族，分布在台湾（高山族语言）、菲律宾（他加禄语、比萨杨语等）、中南半岛(占语、马来语等）、南洋群岛（印尼语、爪哇语等）、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语）；其二，密克罗尼西亚语族，分布在菲律宾以东、赤道以北的马里亚纳、关岛、加罗林、帛硫、马绍尔、瑙鲁、吉尔伯特等地；其三，美拉尼西亚语族，分布在印尼以东、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俾斯麦、所罗门、圣克鲁斯、新赫布里底斯、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等地；其四，波利尼西亚语族，分布在上述两个语族以东的广大区域，包括赤道以北、国际日期变更线右侧的中途岛和夏威夷，赤道以南、国际日期变更线两侧的菲尼克斯、托克劳、萨摩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皮特凯恩岛、复活节岛以及汤加和新西兰等地。
【南岛语系又称-语系，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语系，包括1200种以上的语言。其分布东达西方的，西到东外海的，南达（一说不含，亦有说的语言亦应归入本语系之内），则是该语系分布的最北端。其东西的延伸距离，超过地球圆周的一半，说该语系的总人口数大约两亿五千万之多，绝大多数居住在，至于新几内亚以东只有一百多万人。著名语言学家先生赞同南岛语系源于的观点】。
南岛语不见于当代的中国大陆，而多种多样的台湾土著语言却属此语系。关于南岛语的起源地，根据词汇统计的结果，认为台湾可能是南岛语的主要散布点（Dyen，1965），说明南岛语的使用者曾长期住在台湾。这地区的各民族说的词有共同性，这并不是由于某种偶然性，而是出自一个共同的乡土源泉。对比海峡两岸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相同的文物及文化面貌都是大陆的早于台湾的。台湾岛的最早居民主要来自大陆东南沿海，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当中含有人（雅利安人之前的南亚土著民族，身材矮小，肤色黝黑，即民族的核心），并不奇怪。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新石器时代，人同样分布于大陆部分地区。中国上古的与南岛语系民族有共同的祖先。种族众多，其中主体是南岛语系民族的祖先。他们在青铜时代的主要文化特色是有太阳光芒纹样的。南岛语系民族善于航海。上古的太昊就是南岛语系居民的始祖之一。先生主张的海神——Taaroa即太昊，很有道理。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与相似。《淮南子》说东方一万二千里是太昊、句芒治理的地域，应该是历史的影子】。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并不相同，它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南岛语系民族的最初的文化面貌——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分布在华南及东南亚海岛上，分析其年代，有助于辨别自从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居民迁移路线。因此，中国的壮侗语应该是它的第5个语族。
根据澳大利亚Bellwood（贝尔伍德）的说法，操南岛语的南岛民族是由亚洲大陆而来，可能与侗傣(Kam-Tai)民族或南亚民族原是一家，分家后到台湾来，年代大约是6000年前。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从台湾南下扩散到菲律宾群岛，然后到婆罗洲、印尼东部，时间大约是在4500年前。然后往东扩散至关岛、塞班岛一带，也到了南太平洋部份地区，往西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时间约在3200年前。再下一步才扩散到中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区域的加洛林群岛一带。然后往东，到波里尼西亚去，约在公元300年左右。今天在新西兰的毛利族(Maori)，是最晚的移民，约在公元800年。
南岛诸语言属粘着型，词根加附加成分和词根的重叠（或部分重叠）是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附加成分有前加、中加和后加3类。常用词大多为双音节。百越族语言原来也是多音节型。《世本&居篇》：“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扬雄《方言》所记载的吴越词语是双音节，如：怜职（爱）、煦暇（热）、短罢（短）、恒槪（广大）等。郑张尚芳认为《左传》中提到的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西山或马迹山）、夫于（春秋齐邑，今山东邹平县东南）、夫钟（春秋郕邑，今山东汶上县东北），其“夫”就是侗台语“石山”pja(岜)的对音，夫椒就是椒山，夫于就是于山，夫钟就是钟山（《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从而揭示了春秋时代黄淮-江淮-太湖流域居民的语言状况。
1990年，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Sagart）在第234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提出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其一，上古汉语没有声调，原始南岛语也没有声调，汉语中古声调是从上古喉塞尾演变而来；汉语的声调和南岛语的辅音韵尾对应，上古汉语去声-agh、-idh、-adh与原始南岛语的-s韵尾对应，上古汉语入声-p、-t、-k与原始南岛语的-p、-t、-k韵尾对应；其二，汉语和南岛语的辅音聚合关系对应，上古汉语的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相当于原始南岛语清塞音、鼻冠清塞音、浊塞音的对立；其三，汉语介音与南岛语中缀相近，上古汉语的介音-j-和-r-是具有构词作用的中缀，和原始南岛语中缀-in-、-ar-相近(《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甲骨卜辞基本上是用一个字表一词，仅仅据此尚不能肯定相应的词就是单音词，因为纳西东巴文中的单字很多记录的就是多音词，这从卜辞合文的演变可得到证实，卜辞的合文（如大乙）在形体上算一个字，而在音节上肯定是多音节的，后来这种合文都独立为相应数量的单字。可以据此推想，东夷语也是典型的单音节语。为什么多音节的南岛语会演变为单音节的汉语？沙加尔说，上古汉语语素是典型的单音节，原始南岛语是双音节，汉语的单音节词和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的末一音节对应，如汉语“逾”&lju对南岛语&lalu“在前走，经过”（《汉语南岛语同源论》）。邓晓华举例说，比如，“穿山甲”，漳州读la⁵li³，梅县读le⁵li³，印尼语读tengiling，台湾阿眉斯语读ʔaləm，泰语读lin，侗语读lan⁶，布依语读lin⁶，壮语读lin⁶，显然，闽语“穿山甲”来源于南岛语的后一个音节。这实际上意味着，汉语的单音节性是原始苗瑶语、壮侗语双音节裂变而来（《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
施米特神父曾把从喜马拉雅山脉直到复活节岛、又从马达加斯加直到夏威夷这个地区内的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各种语言通称为南方语即澳斯特里克语（《世界语系和语区》，1926，海德堡），试图借此显示南亚、南岛两语系的统一性。1942年，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P.K.Benedict）引用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从形态学、音韵学及词汇学等方面进行全面比较，把台语（相当于壮侗语族中的壮傣语支）、加岱语（包括黎语、拉嘉语、仡佬语）、印尼语和台湾高山族语、大洋洲的语言归在一起建立澳泰语系(Austro-Thai)，提出台语、加岱语不属于汉藏语系，它们与印尼语才有真正的发生学上的关系，台语和汉语的对应词汇是借词。台语-加岱语-印尼语构成一个单一的语言连续体。与印尼语是多音节不同，台语和加岱语是单音节。这是台语和加岱语从汉语中借来声调后音节脱落的结果。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苗瑶语的原型属原始南方超级语系（Proto-Austric）的北支，越南语和孟高棉语都是原始南方超级语系的南支，进而就这些语言和民族的形成作出重要结论：“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民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即今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
1993年，郑张尚芳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称作“华澳语系”的大语系。李葆嘉1996年提出“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设”，这一语言文化圈包括澳台语（南岛语、侗台语）、南亚语（南亚语、越南语、苗瑶语）、汉语、藏缅语（彝语、藏语、缅语、景颇语、羌语）和阿尔泰语（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以及源于原始澳台语的日本语、朝鲜语，几乎把整个大东亚文化圈都囊括其中。
李葆嘉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南方语是一个覆盖广袤的原始语网，其中有3条语链，一条贯穿长江中游-江淮平原-山东-辽东-朝鲜-日本；一条贯穿云贵高原-东南沿海-海南岛-台湾-印尼群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南太平洋群岛；一条贯穿元江红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马六甲海峡-恒河流域。不晚于距今7000年前，由于受大理冰期的影响，全球性气温下降、冰川扩张、海平面大幅度降低，渤海、黄海、东海成为新的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台澎诸岛都与东亚大陆连为一体，日本海成为相对封闭的内海，今天的白令海峡在当时是一块宽度达1000公里以上的白令陆地。
他指出，亚洲东部存在着南支南亚（孟高棉）语群和北支江淮（南岛）语群。南支语群分布于恒河流域、湄公河流域、马六甲-尼科巴-苏门答腊以及云贵高原。从新石器早期开始，南支居民开始了缓慢的南迁活动，先达到台湾和东南亚，然后一部分向西经印度次大陆直至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一部分向东到达南太平洋群岛直至圣诞岛。北支语群，一部分沿江越淮迁到山东—辽东—朝鲜半岛，渡海到达日本列岛，在这一范围内形成东夷语群。一部分留居在长江以南的鄱阳湖—太湖流域，演变为百越语群（侗台语群）。在渤海平原、黄海平原、东海平原上，居住着大量先民，有大致相同的语言以及宗教艺术思想，形成了先越文化和先夷文化。稻作农业、玉器都可能首先产生于这一族群中（《中国语言文化史》）。
史前语言学既为“史前”，就不可能像现代语言学那样具有丰富的语料。数千年前中国文明尚处于文字诞生阶段，试图研究那时候的中国及其邻近的语言，必然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是止步不前的理由。以上学者通过溯源沿流式、大视野、全景观的审视，以期重建中国语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不但以新的模式重新阐释中国语言史，而且试图通过阐释中国语言史重建中国文明史乃至东亚文明史，这种精神是可嘉的。如此，被广泛认同的“汉藏语系”的说法就成了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我们目前所说的“汉藏语系”这一概念是从国外套用来的。100多年前，当达尔文的生物物种研究中使用谱系树模式时，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也用此模式来研究语言，根据印欧语言材料及其古代经济生产方式建立起语言文化演变模型“谱系树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印欧文明源头一元论基础之上的；由于华夏文明源头是多元的，所以我们可能寻找不到“汉藏语系”的源头；在远古不存在“汉藏语系”这一情况下，有不少人却致力于拟构“原始汉藏语”，其结果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毛泽东曾批评一些人搞本本主义，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照抄不误，俄国搞城市暴动，他们也搞城市暴动，他们不愿意钻山沟，因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成功了没有？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现在的话说，不接地气。本本主义坏了中国革命，也坏了中国语言学。
打开任何一本权威词典，你都可以查到，越南语、朝鲜语、日语都是“系属未定”。为什么？因为都是分层累积起来的语言。具体说，越南语的底层是南岛语，中层是南亚语，表层受汉语强烈影响；朝鲜语和日语的底层是南岛语，中层是阿尔泰语，表层受汉语强烈影响。所以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语系”。汉语的底层是南岛语与南亚语，中层是藏缅语，表层受阿尔泰语强烈影响。如此，汉语与越南语、朝鲜语、日语地位近似，都不属于任何一个“语系”。若硬要将它拉郎配，与藏缅语、苗瑶语、壮侗语凑合成语系，其不和谐是命中注定的。用现在的话说，不接地气。中国革命要反对本本主义，中国语言学也要反对本本主义！（来源：）
唐善纯：——《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绪论之四
语言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历史，静态的语言现状往往蕴涵着动态的民族变迁的轨迹。由于过去历史教科书很少谈有关汉族迁徙演变的历史，大多数对于汉族的血统构成以及汉语的流变过程的认识相当静止、片面。普遍认为，长城以南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世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也未曾发生民族融合的事件；即使有，也只是汉族同化了四周的少数民族，而被同化者被迫接受了中土的语言文化；汉族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几千年来并未发生过大变化。总之，汉族一直是汉族，汉语一直是汉语。实际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汉语的历史演变过程非常复杂。对汉语的研究不如印欧语系那样深入，它的起源、发展、演变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解决。王力说：“由于汉语几千年来保持着一个统一体，所以不能企望寻找着它和另外一些语言在几百年前的共同来源，像俄语和乌克兰语那样，甚至不能寻找着两千年前的共同来源，像法语和意大利语那样。这个共同来源要追溯到远古的什么时代，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汉语史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汉字的表音作用不如西方拼音字母，而且古音、今音之差异明显；加之古代的语音缺乏物质载体，给古音的拟构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直到现在，语言学家对上古音的重建尚处于试验阶段。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忽略了中国民族变迁与汉语史关系的考察。
传统认为夏商周是同一民族建立的3个连续政权，实际上夏是北狄人建立的，商是东夷人建立的，周是西戎人建立的，除了官方使用一种雅言以外，基本民众的语言是不同的。《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申无宇有一看门的奴隶逃入楚灵王的章华宫内，申无宇到宫中追捕，有司不肯交出。申无宇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杜注：“荒，大也；阅，搜也。有亡人当大搜其众。”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月相词汇“既吉”、“既死霸”，不见于殷墟甲骨文。很可能“荒阅、既吉、既死霸”为周人特有的语言。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驿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洛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皆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蒲立本认为，商代甲骨文和晚出的金文在语音成分上有相承关系，然而仍不能简单地把商周两代人所使用的口头语言看作同一的语言，或者认为两者各是汉语之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商代和周代的法律语言各是汉语的一个分支，而并不知道商代和周代的人口中哪一部分是使用汉语的。也许只有很少的贵族才使用汉语，他们统治着不使用汉语的居民。商代的统治者可能不使用汉语，后来才改而采用夏朝臣民的语言；周代也是一样。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山区，仍然残留数量可观的不说汉语的人群(《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
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是否为原始汉语值得怀疑。《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大禹时代，诸侯数以万计，即使不是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情况也非常复杂。后来人们所说的“夏语、华夏语”实际上是东夷语；“夏语、华夏语”不过是借用夏人的名号罢了。商代的统治者可能原本并不使用华夏语，后来才改而采用当地臣民的语言。商朝灭亡后，周人继承了这种语言。白保罗说：“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汉藏语的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来源。从历史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周朝人操某种汉藏语，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汉藏语言概论》）。所以古籍中的语言，既有可与藏缅语对应之处，又有可与壮侗语、苗瑶语、阿尔泰语比较的基础。比如“说”字，《说文》释为“说释也，从言，兑声，亦曰谈说。”它与藏语ɕo（说）、彝语thy（说）、普米语tɕi（说）皆可勘同；“曰”字，《说文》释为“词也，从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段注：“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亦谓之曰，亦谓之云，云、曰双声也。”云、曰的上古音分别是ɣiwen、ɣiwat，它与黔东苗语ɣu（说）、川黔滇苗语hai（说）、壮语kja:ŋ（说）、ja:u（喊）皆可勘同。《胡笳十八拍》据说是东汉末年蔡文姬所作，抒写愤怨凄楚之情，深切感人。“拍”字怎么解释呢？郭沫若认为应从古匈奴语中寻求它的语源。突厥语族中关于“头、首”的称谓，如维吾尔语bash，乌兹别克语bosh，土库曼语bas/bash，也有“篇章”的意思，所以“拍”就是bash、bosh、bas（《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74页）。不光如此，《后汉书&卫宏传》“（宏）又著诗赋诔七首”的“首”字，也可以是bas/bash第二个音节的对音。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