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蓝色的梦
& 今天很高兴啊，我的两个好友来到了百色。
&&昨天晚上自习回来，打开电脑就遇见了一位高中好友何婷，她说明天要来百色，我真不敢相信啊。后来她说还与王健来！说是他们学院要搞一个活动，要到百色纪念馆来参观。
& 由于是学院组织的活动，所以时间上并没有那么自由了。当他们与我见面的时候已是晚上8：30分左右了。而他们明天一大早又要去苹果县了，所以我们谈到12点多就分开了。这么短的时间，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话需要说；有那么多的情况需要了解；有那么多的思想需要交流；真让我觉得意犹未尽啊！！！。
&&不过还好，百色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还觉得百色蛮不错的呢！！。
& 遗憾的是我们只顾着聊天，我并没有请他们吃东西！我想他们也不会在意这些吧。
& 后来，我送他们回到了党校（他们就在那里住）。何婷联系了她的一个初中同学，她也是右医的，叫李明敏，也是我老乡。十几分钟后，她来了，并且带上了她的男友吧。于是，我们就坐在树底下的石台上天地南北地聊了起来！！！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各自的情况都一一地了解个透，还约好五一在南宁相见呢！！！哎......希望五一能再次相见吧，这次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呢。
& 到了南宁，我有更多的同学`朋友，相信一定会很开心的，我期待着五一的到来！！！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孩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法兰绒衣服，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滚动着的黑宝石。每次开饭以前，他总是把两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手，平放在桌子上让妈妈检查，然后有礼貌地用法文问道：“我可以吃饭了吗?
”每每叶知秋到莫教授家里做客，总是戏谑地管莫征叫奥利佛尔。当时，叶知秋绝没想到，他以后的命运，竟是孤儿奥利佛尔的翻版。为这，叶知秋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莫征。没想到她这善意的玩笑竟成了一个巫婆的咒语，不然，何以会应验得如此准确呢?
“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双双死于非命之后，莫征成了靠偷窃过日子的小贼，像一只流落在街头的野狗。叶知秋第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回之后，他甚至狠狠地咬了她一口，在她家里来了一次卷逃。这也许是每一条野狗的经验，躲着那些伸过来的手，再不就咬它一口。别相信它会抚摸你，它要么给你一顿毒打，要么就勒死你。
　　叶知秋再一次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她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她自小也是一个孤儿，饱尝过世态的炎凉和寄人篱下的痛苦? 它们像一条天生的纽带，把她和莫征联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一生她将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母爱，像一切女人一样，顽强地需要一个表现这种天性的机会。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mpanel(1);
　　说不出叶知秋脸上的哪个部件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可是这些部件凑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使她成了一千个女人里也难以遇到的一个顶丑的女人。
　　那些很代表她性格的头发，又粗、又多、又硬，头发的式样也非常古怪。她又不肯让理发师剪个稍稍时髦一点的发型，稍稍地削薄一点。于是，又短又厚的头发，像放射线一样向四处支棱着，远远看去，活像头上戴了一顶士兵的钢盔。
　　浑身上下看不到一点儿女性的曲线和魅力。肩膀方方正正，就像伐木人用斧子砍倒的一棵老树的树桩。
　　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
　　菜饭端进来了。
　　莫征，像饭店里老练的服务员，右手端着腾着热气的红菜汤，左手拿着两个分盛着腊肠和面包的盘子。两个盘子上还摞着一个小小的果酱盘子。
　　腊肠切得很薄，一片片错落有致地向着一个方面，顺着盘子绕成环形，斜躺在盘底。面包切得很均匀，每片面包的厚度一样，简直像用尺子比着、量着切出来的。
　　每每莫征十分在行地抄起锅碗瓢勺在厨房里做饭，或是带着一种猜不透含义的微笑，像饭馆里的大师傅那样，用勺子在炒锅底上俏皮地敲两下的时候，叶知秋的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欣喜的复杂情绪。他的生存能力似乎比她们这一代人强。比如，直到现在她还不会做饭烧菜，如果没有莫征，她就不得不去吃那口味单调透顶的食堂。奇怪，食堂里烧的东西，别管是红烧肉还是黄焖鸡，永远是一个味儿，你就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她喜欢吃口味好的菜，可是要她为那种事分心她又舍不得时间，就算下个狠心抽出时间，她也不会做。她的生活安排得一塌糊涂……
　　不，生存能力!
当然她指的不是这个，实际上她想得更多的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干好任何一件事情，别管是做饭、弹钢琴、或是法文……可是他为什么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端着这几个盘子呢?
不，也不是说端盘子有什么不好，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而是什么呢? 她的思绪飘移开去……
　　汤大概很烫，放在桌子上之后，莫征立刻吹着自己的手指头尖。
　　那应该是一双艺术家的手。手指粗而长，手掌厚而宽，指关节和桡腕关节都生得十分结实。小的时候他学过几年钢琴，小小的人儿，脚还够不着踏板，却会在一片琴键的轰鸣中忘记了玩耍和吃饭……可现在，当叶知秋心血来潮，在那架落满尘土的钢琴上，用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勉强弹上一曲的时候，他呢，却远远地躲进自己房间的一个角落，仿佛那琴声里有什么让他感到害怕的东西……
　　什么叫做应该是呢?
莫征早已不是那个穿着一套浅蓝色法兰绒衣服的小男孩。他已经变成又高又大的青年，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布上衣，那是部队上的处理物资。衣服皱皱巴巴，原先的扣子早已掉光，现在的五个扣子是有深有浅，大小不一。又肥又长的劳动布裤子，像没有盛满东西的口袋，挂在他那又瘦又长的腿上，裤脚上还有一个没有补缀的三角口子。他所有的裤脚上几乎都有这样的口子，这大半和他干的工种有关系。整天和树枝、灌木丛打交道，灌水、剪枝、喷药……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剐破。即使这样，他仍然是个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假如她们不知道他的过去的话——方方的下巴，棱角清晰的大嘴巴，黑而柔软的头发松松地披向脑后，仿佛修剪过的、不宽不窄的眉毛，整齐地、直直地伸向太阳穴，只是在眉梢有那么几根，微微地往上翘着，这使他在不动声色的时候，也给人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也许因为黑眼珠比平常的稍大了一些，目光总显得凝重、迟缓，还有点儿淡漠。
　　莫征用脚勾出放在桌下的凳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凳子立刻吱吱嘎嘎地呻吟起来，仿佛因为这突然增加的负荷而感到极大的痛苦。
　　这声音总让叶知秋感到不放心。她不知说过多少次，要么赶快拿去修理，要么就丢掉它，不然，早晚有一天会摔坏人。而莫征总是懒懒地说：“没事儿，只要您记着别坐它就行了。”叶知秋只好随他。不过每每他往那个凳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总会不由得对那凳子瞟上几眼。这会儿，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不放心地瞟着。
　　唉，太爱操心了。
　　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
莫征不愿意回忆它。但只要有一点光亮，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接着，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
　　“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
　　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
　　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生活。”
　　叶知秋停止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问道：“怎么啦? ”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在别人的哭声里，我觉得难以下咽……”
　　“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
　　她发脾气了。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莫征!
”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
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儿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 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
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 有好几个) 、药瓶子(
空的或是装着药的)
……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
　　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
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
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
”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
　　“什么纸? 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奠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 ”
　　“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竞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
　　奠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
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 又有人信吗? ”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
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 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
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
“冠冕堂皇的官话”!
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
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
　　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
老百姓还拥护你吗? 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
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mpanel(1);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
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
‘．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
　　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
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
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 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
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
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 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 ”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 ”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
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
　　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 “你为什么不去? ”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
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
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
　　“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我劝你也别去。”
　　“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蹬吗?
　　　　　　　　　　　　　　　　　二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
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
爱) 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 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 ”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
”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
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 你想搞政治联姻?
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 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
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 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
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
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 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
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
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
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 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
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 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
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mpanel(1);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
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
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
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
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
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 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
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
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
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
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
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 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
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三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
”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 活该! 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 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 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
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
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
　　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
　　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
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 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
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
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人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
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
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
，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
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
外头买不着哇!
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 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
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 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 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
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mpanel(1);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 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
、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于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
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 。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
——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 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
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 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 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
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
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
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 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
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
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
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
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
　　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 ”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
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那好吧，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
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话会了，实在说不过去。
　　何婷这才下了大决心，全处开了一次生活会。平时，罗海涛对郭宏才意见大极了，总在何婷面前说三道四，会上却一言不发。等到散了大会，回到科里分小组继续开时，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
　　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贺家彬本来不想理他们，可石全清这一闷棍是朝他打来的。
　　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 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
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
　　因为别人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就甩闲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局里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拨弄是非的事? 究竟谁在闹不团结?
　　石全清接着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王梦云。”
　　“说谁也不对，何况王梦云早就调出我们处了，和这些事情根本无关。搞什么名堂! ”
　　罗海涛的脸，阴沉得像个判官：“我们是当着全科室的人讲的，怎么叫背地讲人坏话。”
　　这是无赖汉的诡辩。“背着当事人讲，就是背后讲。作为一个党员科长，你不但怂恿石全清讲那些诽谤和诬陷郭宏才同志的话，自己还参与了这种活动，这是错误的。这种会议，我拒绝参加。”谠着，贺家彬就站了起来。
　　罗海涛知道贺家彬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于是转了弯子，软了下来：“你这么一来，把这个会全搅乱了，还怎么开下去? ”
　　“这个会开不成，倒是对你的一个挽救，否则越开下去，你的错误就越大。”
　　这种事传得很快，不过不是贺家彬传出去的。局党委很快就知道了电力处处长和科长、科长和科长之间的不团结的情况。冯效先找几个群众了解情况。自然，也找到了贺家彬。贺家彬把处里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作了一次汇报。
　　但是，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长，在与何婷谈话时，把贺家彬几个人反映的问题，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何婷。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生活正常的单位，又有一个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领导，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不好的后果。但客观上是，贺家彬几乎就要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有待进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学习的何婷，把几位向冯局长反映过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了一周毛主席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
　　人们不得不对永远关闭着的213
房间怀着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因为，人们的命运常常是由这里决定的。从这扇门里，不断发布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某某人提拔处长、科长职务；某某人长工资、提级；某某人发展入党；给某某人处分；调动某某人的工作……
　　在去213
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
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投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
　　唉，还提当初干什么。这里当然也用得上一点物理学方面的常识，不过，再照现在这个办法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干起来也富富有余。二十多年就这么混过去了，别说世界上，就连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学过的那点东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怀着虚度年华的无限感慨，走进了213
房问——冯效先的办公室。
　　“冯局长，您找我有事? ”
　　冯效先从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硕大的头颅。
　　也许他的思绪还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把贺家彬看了很久：“啊? 我找你? 谁通知你的? 老何?
”他有些想起来了．“哦．对了．我想找你谈谈，请坐，坐。”mpanel(1);
　　冯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点，摘下自己那副从地摊上买来的花镜，拿在手里把玩着。
　　从穿着打扮来看，冯效先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老是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布鞋。一套中山装，原先是灰布的，而后是蓝卡叽的，再后是蓝涤卡的，当然，也有蓝色毛哗叽的。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
　　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
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
　　那是为什么?
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 又有多少资历? 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
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样? ”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 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
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
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过得去可不行啊，按照我们局的规划，两年达到大庆式的单位嘛，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大庆的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贺家彬心里想：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学大庆的个人规划执行得怎么样啊?
‘’贺家彬想，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写学大庆的规划，也没有写学大庆的总结，何婷早就向他汇报过了，何必还这么假模假式地绕弯子呢?
要是方局长，绝不这么干，他一定张口就说：”贺家彬同志，你怎么不做学大庆的规划，也不写学大庆的总结呢? “
　　而这，就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没有做过学大庆规划。”
　　“为什么不做呢，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贺家彬心中暗笑，要是他告诉冯效先，处里有些人学大庆的规划，是以某同志的规划为蓝本，互相传抄的，他会怎样呢?冯效先把花镜戴上，对着贺家彬直愣愣地看了好一阵子，好像贺家彬顷刻之间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四不像，需要认真地看个仔细。
　　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对付贺家彬。扣个帽子?
不行，那玩意儿现在已不大时兴，而且人们对扣帽子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也不再拿它当回事儿了，对贺家彬这种人，就尤其不管事儿。再说，一时也找不到一预合适的，过去用过的那些帽子，规格品种还不齐全。
　　那么，批评他? 一时还搞不清他真正的意思，如何批评?
但是，他对学大庆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苗头。他既然是分工管人事、政工的副局长，就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分量。大庆，是老人家树的旗帜，从没见过有人持不同意见，怎么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人物就出在他主管的单位?
这还了得? 而且这个人不分场合，到处都敢乱放炮。张扬出去，对他本人怎样暂且不说，对他这个主管政工、人事的副局长却极为不利。怎么办呢?
首先，他想到的是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
　　“你这种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我还没有说过我是什么观点呢。”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诡辩。但是，老弟，搞政治，你那两下子不行，还差着点儿呢。
　　“那么你不妨说说你的观点嘛，不做规划，不写总结，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嘛。”
　　“我没有什么观点。只是有个朋友的妹妹在大庆的一个女子采油队工作，那年她回家探亲．我碰到她。随便闲聊的时候，我问过她：‘你们平时下班以后，都干点什么?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 比如说，不看看小说吗? ’…不看。‘”’不看看电视吗? ‘“’…不看。‘”’不看看报纸吗?
‘“’不看。‘”’那你们怎么打发业余时间?
‘“’没什么业余时间，除了星期六晚上，每天晚上就是政治学习。学习完了洗洗涮涮也该睡觉了。洗澡堂子也是最近才有的……‘”您听听，是她们不关心时事，没有提高文化、技术的要求吗?
不是。她们是累得直不起腰来，没那个精力了。再说洗澡，也许是小事一桩，可人家是采油工啊。总算不错，到底还是修了一个洗澡堂子。
　　“还说什么赶美超修! 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们轻多了，靠什么赶超? 靠拼体力?
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机械化、现代化。当然，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觉悟，能吃苦、能耐劳，我们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我们应该爱惜他们，不能这样挥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早晚要做现代化企业的工人，不给他们时间学习技术，提高文化，将来怎么掌握、操纵先进的设备?
”此外，想过没有? 他们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是人，不是机器，机器还有个膏油、大修的时候呢……
　　“还搞什么蒙上眼睛摸零件，一个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业务?
要。作为个人，这种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对主管人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倒退。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我们却还要倒退到连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这样闭着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
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好像让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时代，然后还要警告那些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人们，你们让两只手闲起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你们会变成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还是像我们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地在地上爬吧!
’”他们那套模式我们就非得遵循吗?
那套企业管理办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点经济手段，哪怕是一小点，完全可以达到他们那种强制性的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共产党人不是要讲辩证法吗?
不能一个模式互相抄袭，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应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之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
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 为什么不提超大庆? 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
　　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采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 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
　　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
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AN的学问。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
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 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
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投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
　　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
人们的思想像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活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也许没有。那不过是她眉心之问几条深深的皱纹留给他的感觉。她叫住贺家彬：“老贺，明天是星期天，帮我去煤厂拉点蜂窝煤。”
　　“怎么不等煤厂送呢? ”
　　“他们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几次，答应得倒挺好：‘马上送．马上送。’就是不见行动。我的煤都烧完了，不自己拉，怎么办? ”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他再也不敢劝她去于这种事。如果当初他不劝她结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贺家彬想，他该不该对万群的眼泪负责呢?
一九六二年，万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机关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惹人注意、惹人喜爱的人物啊。
　　你就是对她说，有人长了四只耳朵这种荒谬绝伦的传闻，她也会歪着脑袋，认真地听下去，然后睁大一对眼睛，对这种绝不可信的事情，竟然还要将信将疑地问一声：“真的吗?
　　就是对顶蹩脚的笑话，她也会热心地哈哈大笑。
　　人人都爱想出点骗三岁小孩的笑话、故事去引逗她。因为，看着那样一双信赖你的眼睛，会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
　　她爱唱那首《鸽子》：“当我告别了亲爱的故乡，爱人含着眼泪悄悄地对我讲，亲爱的，我愿随你一同去远航，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那时候，她自己就像一只鸽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着。可现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那种可爱的稚气和洒脱劲儿了。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原来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翘着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压服，终于承认了失败似的耷拉下来。那些毛茸茸的、环绕在额头上、永远不会长长的柔发早已不知去向，把宽宽的脑门儿露了出来。她太瘦了，即使在不发脾气的时候，脑门儿上的青筋也凸现着。刻薄的人会说：“一脸寡妇相!
”她是寡妇。
　　一九七0 年丈夫因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审查．在干校自杀了。
　　当初真不该劝他向她求婚。但谁能预卜未来呢? 谁又能解答婚姻这斯芬克斯之谜呢。
　　在大学，他们是不错的朋友。他虽然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但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人也生得风流倜傥，有什么配不上万群的地方呢?
“你应该去追求万群，不然这小鸽子早晚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屋檐下做窝。可有谁能配得上她呢? ”
　　“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 ”
　　“我? 不行!
我只能把女人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不愿意破坏这艺术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妻子怀孕，像袋鼠一样挺着个大肚子，同哺乳类的动物一样哺乳，我会觉得我犯了大罪，而且，我也不会再爱她了。”
　　“你是个唯美主义者。”
　　“也许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怂恿我去追求她呢? ”
　　“我不能让人人都按照我的观念去生活呀! 与其别人把她娶了去，还不如你娶。”
　　“你这古怪的人，净发些古怪的谬论。”
　　唯美主义的贺家彬哪里知道，人的某些内涵，非得成为夫妇之后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么绝顶要好的朋友都是领会不到的哟。
　　万群从未在婚姻这件事上体味过幸福：先是对爱情的失望；然后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杀、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但是谁帮她挑生活这份重担呢?
他漫不经心地向她指出：“应该换个煤气炉。”但他立刻后悔。mpanel(1);
　　她曾说过，她不愿意用煤气炉，因为换煤气罐的时候她一个人拿不动，就得求人帮忙，一两次还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烦吗?
而用蜂窝煤，只要煤厂送到院子里，她自己总可以慢慢地搬上楼去，用不着求谁。
　　小汽车的喇叭轻轻地、不停地响着，他们挡住了汽车的去路。
　　贺家彬拖着万群拣着泥水稍浅的地方让开去。
　　汽车的小窗里，方文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一闪而过。
　　贺家彬对万群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你那里去! ”他发现，万群的眼睛里，好像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
　　她怎么了? 这神经质的女人!
　　　　　　　　　　　　　　　　　四
　　这栋楼房，准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盖的，四层楼，像新建的五层楼那么高。对一个年轻而健康的人来说，爬四层楼梯，算不了什么。叶知秋虽然还算健康，但是，头发的脱落、皱纹的加深、牙齿的松动、心脏机能的衰退，都足以说明四十多个年头里，有多少事情曾经发生、过去。雨水就是这样一滴滴地穿透石头，花岗岩就是这样地风化，生命就是这样地更替，这一个瞬间便这样被下一个瞬间所淘汰。她也会被淘汰，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就像头发不知何时开始脱落，皱纹不知何时在眼角、额头聚集，牙齿何时变长，心脏从哪一个节拍上开始出了故障。然而，已经稀疏的头发还在装饰着头颅，皱纹也不再会使她那不美的面孔更丑，牙齿也还在嚼着维系生命的食物，心脏也还在拼却全力地把血液挤压到躯体的各部分……生命的天职，蕴含着怎样不屈不挠而又自我牺牲的精神!
爬到二楼，呼哧呼哧，胸口像个破风箱在呱嗒、呱嗒地响着。
　　叶知秋靠在栏杆扶手上休息一下，揣测着这样冒昧地拜访一个大人物，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对待?
楼道里传来的一切音响全是不顾一切的、理直气壮的，仿佛都在宣告着自己存在的合理：剁饺子馅的声音，婴儿啼哭的声音，弹钢琴的声音……热闹的星期天。那是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弹琴的人总也不能流畅而连贯地弹下去，让叶知秋心里起急。仿佛要帮弹琴的人加把劲儿，她按着记忆里的旋律，手指在栏杆的扶手上习惯地掠过，好像那是一排琴键。她喜欢这个曲子，念中学的时候，她常常在那架弃在礼堂角落深处的钢琴上弹它。那架钢琴又老又破，下过十八层地狱似的，遍体鳞伤，磕磕疤疤。好几个音已经不准，调都没法调了。好像一个漂泊了一生，到了风烛残年，又聋又瞎的孤老头子。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枝，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洒在礼堂的地板上。那和声里充满着幻想的力量。念大学以后，她就很少弹琴了。那是没有工夫幻想的年月，而且，幻想是什么?
是虚无缥缈、是游手好闲、是有闲阶级的情调……工作以后，她克勤克俭，还是买了一架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琴在一张旧毯子底下睡了十年。现在倒是可以弹了，但她早已没有那个心情：幻想、和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这熟悉的，因为不熟练而显得遥远了的、模糊了的旋律，使她想要流泪——使她的心稍稍有点发紧的眼泪。
　　像有意和这琴声作对，有谁在狠狠地、挑战似的用锤子敲击着什么：乒! 乒!乓! 乓!
叶知秋有点奇怪，一位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居然能和凡人一样，住在这公寓式的房子里? 别是贺家彬记错了地址?
不会，他说过他曾经来这里坐过、聊过。
　　当然，也不能算什么凡人，这里至少是司、局级干部的宿舍。
　　就是响着钢琴和敲击声的这个单元。
　　她用力地敲了好几次门，里面的琴声才戛然而止。
　　门开了。
　　好像有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错的光环闪过，这就是郑圆圆留给叶知秋的最初感觉。她有一头柔软的、自然鬈曲的头发，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过于黄了一点。头发剪得很短，比莫征的头发长不了多少。叶知秋总爱拿别的孩子和莫征比较，仿佛莫征是她的亲儿子。眼睛长得有点特别，也许一只稍稍有点斜视，不过，奇怪，那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丽，反倒给她增添了一种特别的风韵。有点调皮?
还是有点任性?
弹性很好的、高领子的白毛衣，紧裹着她纤巧的身子。身子是那么的窈窕，叶知秋几乎没有见过。裤子有点不伦不类，太过肥大，就是偷了一只老母鸡放在裤腿里，人家也看不出来。没有裤线，或许原来有过，早被她不经心地穿皱巴了。
　　像往常和陌生人第一次接触时所感觉的一样，叶知秋立刻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这样的意思：“天哪，这个女人可真丑。”然而．在郑圆圆那双眼睛里，叶知秋还看到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同情和怜悯。这善良的小姑娘。那不流畅不连贯的琴声当然是她弹奏的。
　　“您找谁? ”那样轻轻的、温柔的声音。
　　“郑子云部长在家吗? ”
　　“您是哪个单位的? ”
　　叶知秋拿出了自己的记者证和介绍信。郑圆圆对记者证很注意，同一的职业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热情地请叶知秋进去，然后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去了。那“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也骤然停息下来。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但却有一种谁也不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的感觉。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比如风景画、照片、条幅之类的东西。家具，全是从机关里借来的，既谈不上色彩的协调，也谈不上款式的新颖。就连浅蓝色细布的窗帘，大概也是从公家借来的。
　　从这房子里的陈设，绝对猜不到主人的爱好、兴趣。叶知秋暗暗惊奇：为什么在这陌生的房间里，竟隐约地感到她对生活的那种疏忽、凌乱、大意?
“您找我? ”
　　叶知秋回过头来。她完全没想到他是这样的。衣着是那样的随意，可他一举一动，都会招人猜想：他是牛津，还是剑桥出身?
根据贺家彬的介绍，当然都不是。人很瘦，握起手来却很有力。
　　“为什么不通过部值班室呢? ”他似乎很不客气，“请坐吧。”没等叶知秋坐下，自己已经先坐下了。
　　“找过值班室，他们答应过，给我安排个时间。但您似乎总也没有时间，我有点等不及了。”
　　“啊! ”郑子云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了看叶知秋。这女人有一种男人才有的死硬派头。是做什么工作的? 圆圆告诉他是位记者。
　　他的眼睛很大，在瘦削的脸上，大得似乎有点不成比例。叶知秋想，他小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剪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翻领的白衬衣，还有一双眼白发蓝、像星星一样闪烁的眼睛。
　　唉，怎么搞的?
她常犯思想不集中的毛病，思绪常会从眼前的事物上飘移开去，发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比如现在，为什么会想到这老头子的少年时代呢?她用力摇了摇脑袋，驱散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联想，惹得郑子云又发出一声：“啊?
　　她接着很快地说下去：“我想采访一下您……”
　　郑子云的脸上立刻显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气。好像生怕叶知秋会把他和什么吹牛、浮夸的事情牵扯在一起。他对新闻报道，有着显而易见的警觉，是对十年动乱期问，某些新闻报道失真的成见?
抑或是他不愿成为新闻人物的防范?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您。”
　　“您误会了，我并没有打算写您，我是来向您请教，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经济部门应该怎么办? ”
　　“噢? ”郑子云来了兴趣，“是报社交给您的任务? ”
　　“不，是我自己。”接着，她谈到了前不久和莫征的那场争论，以及莫征那些切中时弊的话。这是她绝不肯向莫征当面承认的。
　　“您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呢? ”
　　“这个问题，是影响全国十亿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物质是第一性的，没有这个，什么发展科学、文化、军事……全是空谈。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即将把重点力量放到经济建设上去的时候，我们想多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而我现在只是凭感觉，觉得前十几年经济建设花的力量不小，大干苦干，实际效益却远不及我们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又怎样才能搞好? 我却说不出道理。您知道老百姓是如何盼望着、期待着工作在经济战线上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决策人。我们是不是真就这么穷呢?
我是经济部的记者，免不了天天同数字打交道。解放三十多年，平均每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了不起的数字，可我们为什么老富不起来呢?
我想，要是我们像日本人那么会花钱，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我们不会这么穷。我们为什么老是瞎折腾呢?
再有多少钱，也经不起这么瞎折腾。大的不说，就说我上班每天都要经过的那条马路，从去年到今年，路面翻了三次。先是下水管道换成粗的一次；供热管道的铺设又是一次；冷水管道换成粗的再来一次。路旁的树呢?
原来是槐树，锯了，改种成白杨树；还没长两年，又换成松树……能不能有个全面的、长远的规划，一次把它解决了呢?
好像人们不知道，这么来回折腾，工人的开支、汽油、沥青、砂石……是需要重复消耗的。能不能不这么干呢?
这些问题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为什么还是这样于下去呢? ”
　　这女人，外表是那么一副死硬的样子，其实呢，像未醒世的儿童一样的执著、认真。郑子云不由得问道：“您记得《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好极了。记得最后一句吗?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简直像中学生在课堂上回答教师的提问。他在想什么? 纯粹的“意识流”。
　　郑子云从沙发上站起来，倒背着双手，脚步很轻地，但又是很快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说话：“您怎么会找到了我?
　　“我有个同学，在您那个部工作。他告诉我，在您这一层干部里，您是一个肯干、敢干、思想解放的领导干部。”这话说得真糟糕，好像成心在拍他的马屁，叶知秋浑身不自在起来。
　　郑子云果然锁紧了眉头。
　　“您那位同学叫什么名字? 在哪个部门工作? ”
　　“他叫贺家彬，在……”
　　“哦，我熟悉他。他很久没来看我了。”
　　“他这人有点古怪。”
　　“他有一种病态的自尊心，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不过人是很好的。”
　　叶知秋笑笑：“未必吧? ”
　　“怎么这样说呢? ”
　　“他们那个管政工的局长，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 ”
　　“也许他的思想有些偏激和异端吧。”
　　一抹讥讽的微笑，浮上了郑子云的嘴角。
　　“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B
大学最早的校刊编委，当时，为了给校刊命名，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我那些提议，只能让人想起女人用的化妆品商店，而新闻绝不应该是一种装饰。新闻报纸的灵魂，是真实。他建议用‘x
光室’，编委们一致反对，说那个名字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我们办的是一张有关医学方面的报纸。
　　他大嚷大叫，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纸就应该像医生一样，至少是个会照x光的医生，即使治不了病，也应该能够作出诊断，告诉这个社会，你有病了，你的病在哪儿；或是说，你别疑神疑鬼，你没病，你的内脏是健康的，它在正常地工作。挺幼稚，还有点偏激，是不是?
想起来很可笑。可是这里面总有些让人感动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保留住那些让人感动的稚气，保护着自己不受世俗生活的污染。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个劲头。这个连花岗岩也能锉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将他改变多少。您说，究竟什么力量是强大的呢?
生活? 岁月? 精神? 我倒真是干了新闻这一行。
　　我才明白，他那套议论，完全行不通。按理，应该说真话，怕什么呢?
不是说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