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荣耀的游戏攻略_百度知道
罗马帝国的荣耀的游戏攻略
我有更好的答案
但开口的方向和2个防御塔的位置要注意，这就是建设分区域的地方在每个地方分别建设食品生产;人口、治安和军队警局在游戏中很有用的://g。食品原料地和食品生产地要很近，可以让城市停摆.com/zhidao/pic/item/f703918fee81d758eec48c://g。一定要让它良性互动。关于防御。如果碰到分区域发展老有人放火的时候，一旦有问题，我们的民兵同志下去肉搏时候，免的奴隶把物品放进仓库（跨区域的除外）然后再取出来才拿进市场;食物（衣物）—>./zhidao/wh%3D600%2C800/sign=efb2b7a7ca31c/f703918fee81d758eec48c，由于市场酒管仓库是相通的（比如酒管的面包增加，以后有人了自然添进去了。这样不但不会过于拥挤而且奴隶利用率回大大提高，这种等待过程往往是很痛苦的。<img class="ikqb_img" src="http，市场和酒管最好也是和食品生产地很近。粮食和各种生产最好是分区域进行、衣料生产等等.hiphotos、城市规划由于游戏中的地形几乎都过与狭小.jpg" esrc="http，游戏一开始除了主仓库外，所有地图上的酒管和市场里的面包都会增加）.不但可以灭火，这样就算野人冲到了塔下。开口要朝敌人来时路的反方向，防御塔要一前一后的建://g，后面还有人放冷箭，所以规划要在城市建设的前面1，是游戏的发展模式.com/zhidao/wh%3D450%2C600/sign=ccefb1bed8ffa/f703918fee81d758eec48c，在别的地方有些分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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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777楼 @ 发表的:
罗马的有一个汉没有的绝招，这也是当今美帝的专利，那就是价值观输出，外交战拉同盟
所以罗马到哪里都有小弟跪舔，都有带路党卖命。
凯撒、庞培、西庇阿等人的远征补给靠的都是带路党和同盟小弟，所以罗马能比汉跑的更远
汉朝能跑到中亚去打大宛，罗马确定比汉朝跑得远么，周围学习汉朝的小国一大堆，日本得一个倭奴王金印就奉为国宝，班超在西域以夷制夷组织一下众小国打败贵霜，你怎么会觉得汉朝没价值观输出，不能拉同盟的
引用771楼 @ 发表的:
条顿人和辛布里人是原始部落？
听说过日耳曼战斧和重锁甲吗？
可以说在山地和丛林作战，匈奴人根本不是日耳曼战士的对手，日耳曼人是天生的战士。辛布里王指挥日耳曼战士杀掉的罗马人是汉尼拔的两倍。
。。。。。。你道是玩游戏啊
穿着好装备就能赢
日耳曼战斧和重锁甲？
吹的挺凶的玩意
和所谓的唐刀
明光铠一个概念
那谁的书里还说重锁甲能有70磅
我根本不信
除非不是用铁做的
否则比比生产力就知道了
就算有也是个别人用的高级货
另外我不想讨论了
战争是很复杂的东西
网上讨论说着说着就变成拼爹拼妈拼装备
放去做游戏挺合适的附加一句：你说的这俩货考古上最早发现是公元200后你知道吗？那时候所谓的罗马帝国就剩一半了，你是怎么让条顿人和辛布里人拿上战斧穿上盔甲的[ 此帖被一十三号在 22:17修改 ]
引用778楼 @ 发表的:
你才太逗了，人家说的没错，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是周，春秋和战国，自秦以后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直到清被民国推翻。
马克思主义史学欺骗了我？
好吧，学到老，活到老
夏日芙蓉冬日娜，暮观阿娇晨观希。
月会翁虹周会敏，外遇曾哥里遇春。
难见姚明易见联，文疼梨花武疼兰。
谢天谢地谢亚龙，信鬼信神信兰成。
首吻丞琳末吻蔚，爷上虎扑孙上香。
时间太细，指缝太宽。蹉跎之间，蓦然回首，只能感慨人面桃花，白瞎了自己的青春。
引用777楼 @ 发表的:
罗马的有一个汉没有的绝招，这也是当今美帝的专利，那就是价值观输出，外交战拉同盟
所以罗马到哪里都有小弟跪舔，都有带路党卖命。
凯撒、庞培、西庇阿等人的远征补给靠的都是带路党和同盟小弟，所以罗马能比汉跑的更远
是啊，拉了一辈子小弟，最后靠小弟守边境，最后被小弟操翻，这很光荣吗？最后高卢成了法兰西，日耳曼还是日耳曼，英吉利血统变了几回还是英吉利，但自己的罗马变成了意大利。你不问问中国历史上的东夷、南蛮、西戎最后去哪里了。
引用764楼 @ 发表的:高卢人全名皆兵，所有能拿武器的都上阵大有可能维托利钦是高卢王，他以自己为诱饵吸引凯撒，因此能聚集所有高卢战士本身并不奇怪这个事情是高卢战记原文，凯撒在以往传记里吹牛的事情极少因此如果你说这个没有真实性，那所有的历史都有可能是假的这话是来秀下限的吗？一方面觉得赵国没有四十万人，一方面又吹牛逼高卢有能力动员所有能拿武器的人参加会战。而且根据凯撒的说法，这还只是有限动员，也就是部分战士的集结，远不是全部动员。你是不是觉得部队集结和RTS游戏一样简单？
we are together，from beginning，till now，and ，forever.
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为了启迪中国
一个国家的毁灭是为了警醒中国
楼主是美国人没有民族自豪感很正常，讨论这么多没意思
引用775楼 @ 发表的: 呵呵，不知道搞笑的是谁，好好看看哈德良长城的位置吧，当然我觉得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的存在，顺便看看秦长城北段离咸阳有多远 安多宁长城被你吃了？咸阳是清朝的国境？安多宁长城离罗马不远？
引用770楼 @ 发表的:
你以为打仗就是两边对砍，看谁砍剩下最后一人？
你有没有考虑到职业病和农民兵的士气么，他们的伤亡承受程度么？
一个500人农民兵方阵死了100人就溃散了，一个职业病方阵可以战斗到只剩下100-200人，这就是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时期，作战的士兵头盔上要那么多装饰，那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一种士气的表现。更不要提职业兵和农民并的装备差距和单兵素质了。
再说装备方面
古代秦国连头盔都没有，铠甲都是皮铠，甚至连盾牌都没有，能跟同时代的马其顿和或者后来的罗马比么？人家的重装步兵都是铜头盔，包裹金属的大盾，护臂和护腿，还有上半身的胸甲或者鳞甲防护，怎么比？
再说骑兵，秦国的骑兵就是辅助侦察兵，以轻骑兵为主，而同时代的马其顿早已经出现了重装骑兵。重装骑兵的出现对于秦国轻骑兵和轻步兵都是碾压的优势，而且秦国并没有希腊式的重装步兵。在兵种的体系配合上，马其顿形成了完整的重装步兵，轻装步兵，重装骑兵，轻装骑兵四种兵种协同作战的体系，这在世界军事上几乎是第一次。在战术和部队组成上古代中国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马其顿和罗马。
请问，秦国和罗马或者同时期的马其顿比，有什么优势？人多？
亚历山大拿下波斯的三大战役：格拉尼克战役、依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哪一次不是以少胜多，其中高加米拉战役更是5万击溃号称100万的波斯联军（其中包括希腊雇佣兵和波斯帝国各个邦国的征召兵，不死军）
秦国和同时期的波斯帝国相比有什么优势？波斯帝国当时的领土比战国七雄加起来的都多！！！！！！！！
职业兵比农民兵士气高是一个常见认识错误。欧洲历史上战场纪律最好的步兵基本都是农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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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为了启迪中国
一个国家的毁灭是为了警醒中国
引用127楼 @ 发表的:
欧洲现在正在慢慢联合，欧盟，欧共体。
你现在从罗马跟秦汉比变成那整个欧洲文明跟中华文明比较了，真是有意思
成吉思汗表示：我去过多瑙河发自手机虎扑
个人倒是觉得：秦汉是中华民族冷兵器时代战斗力的巅峰期！骨子里最硬气最能打仗的时代，全民皆兵。兵法战阵武器皆不落后于罗马帝国！天马行空地猜想他们若打起来，罗马只有被虐的份?????????????
中国地势远比地中海沿岸复杂多变，地中海地区非常平坦当然适合远征。当时地中海沿岸文明程度不强当然会被文明程度强的罗马欺负，但秦灭六国就是另一回事了
引用794楼 @ 发表的:中国地势远比地中海沿岸复杂多变，地中海地区非常平坦当然适合远征。当时地中海沿岸文明程度不强当然会被文明程度强的罗马欺负，但秦灭六国就是另一回事了
罗马跟迦太基 托勒密 塞流古 比起来才是相对落后的军国主义农民国 。 而且文化迥异 比秦灭六国只难不易发自手机虎扑
引用777楼 @ 发表的:
罗马的有一个汉没有的绝招，这也是当今美帝的专利，那就是价值观输出，外交战拉同盟
所以罗马到哪里都有小弟跪舔，都有带路党卖命。
凯撒、庞培、西庇阿等人的远征补给靠的都是带路党和同盟小弟，所以罗马能比汉跑的更远
但是罗马帝国灭亡了，秦汉文明却延续了下来，你不觉得是秦汉文明的价值观输出的更久远吗
引用791楼 @ 发表的:阿莱西亚之战怎么打的有明确记载你前面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指挥高卢联军很可能是没有指挥的，一到阿莱西亚就猛攻凯撒的要塞。这时候凯撒坚固的工事，军团良好的纪律，出色的单兵素质好装备就发挥了作用。但凯撒腹背受敌还是遇到了苦战，最后要塞差点被攻破，凯撒亲自去最危急的地方堵漏。另外好像还埋伏了一支骑兵爆了援军的菊。整个战役的过程描绘的非常详细，条例清晰至少我看不出作假的地方引用791楼 @ 发表的:阿莱西亚之战怎么打的有明确记载你前面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指挥高卢联军很可能是没有指挥的，一到阿莱西亚就猛攻凯撒的要塞。这时候凯撒坚固的工事，军团良好的纪律，出色的单兵素质好装备就发挥了作用。但凯撒腹背受敌还是遇到了苦战，最后要塞差点被攻破，凯撒亲自去最危急的地方堵漏。另外好像还埋伏了一支骑兵爆了援军的菊。整个战役的过程描绘的非常详细，条例清晰至少我看不出作假的地方只看描述，长平之战一样详细属实。高卢动员33万青年战斗力这种事就和扯淡一样。稍微想想就知道不可能。相比这我宁可相信秦军坑了四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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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毁灭是为了警醒中国
我来看回复的
QQ3零6零72陆陆47
高卢能动员30万军队早就一路南下平趟罗马了
哪还有凯撒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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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文章来源：国际关系小站（人人小站）
爱德华·勒特维克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说实话，这是本非常优质的著作，深入浅出，史实详尽，解析明确，内容充实，对于大战略研究颇为有益，（可惜就是翻译有所不知所云）。比较让人费解的是时殷弘老师那独特而玄奥的翻译笔法让人读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难以理解，实感惭愧。一般宋体黑字基本上为时殷弘原文内容，中括号内的楷体红字则为原读书笔记作者的一些思考和笔记。在读书交友网站在很难看到这种好文章了，现收存，待自己读完了原书再做进一步比较。很感谢此篇读书笔记的原作者与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读书观感。
公元117年的罗马帝国疆域：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总论（导言）
罗马帝国大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经济基础的活力和政治秩序的稳定。罗马帝国的历史性成功反映了这些互相有所抵牾的必须得到的高程度协调。先后三个帝国安全体系整合了多类战略手段，每一要素的设计都反映整体的逻辑。
一个正在演化的文明有两大根本需要，即健全的物质基础与充足的安全。战略性治国方略的易被忘怀的目的是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
帝国的优势——巨大优势——属于全然更为精致的一等：它出自观念和传统构成的整个复合体，那提供了罗马军力组织的灵魂，并且使帝国的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武力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权势工具，代价高昂，且易损伤。好得多的是保存武力和间接使用军事权势，将其当作政治战工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后期不同，雅典后期“亚西比得综合征泛滥”，个人主义凌驾于集体之上，而罗马则强调个人与武力都从属于政治和集体。同时与孙子的战略理念也有不同，根据时老师的观点，孙子有时倒置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始终念念不忘政治应有的对军事的统帅地位和管控作用。孙子的若干名言有可能被用做军事意愿压倒政治目的、军事职责规避政治控制的权威理由，如“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时老师在其《武装的中国》一文中的论述。】
罗马人设计和造就了巨大复杂的安全体系，它将部队部署、固定防御、道路网络和信号联系成功地整合进一个内在连贯的整体。在更抽象的战略领域，罗马人理解威慑的所有精致玄妙，也懂得它的种种局限。最重要的是，罗马人清楚地认识到，权势的主宰方面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是他人关于罗马力量的意念的产物，而非使用这力量的结果。只有这一认识，才能解释罗马战略在其最佳形态上的精致性。【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
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民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例子：公元70年至73年对马萨达的围困透露了一种基于威慑的长远安全政策的极精致运作。
纵贯这一时代，三个不同的帝国安全体系可以被辨识出来。我们可以合适地谈论体系，因为它们每个都整合了外交、军事力量、道路网络和防御工事，以服务于一个单独的目的。不仅如此，每一要素的设计都反映了整体的逻辑。每个体系意在满足一套不同的轻重缓急次序，而后者本身又反映变化中的帝国观念：对第一个体系来说优先的是霸权扩张主义（服务于罗马城里统治者的利益）；对第二个来说是领土安全（不仅仅服务于特权者，它服务于几百万人而非几千人的利益）；最后，在收缩了的环境里，优先的是帝国权势本身的绝对生存（帝国机器变得越自私自利）。每个体系基于外交、直接武力和固定的基础设施的一种不同的结合，每个还包含不同的操作方法，然而更基本的是，每个体系反映一种不同的罗马世界观和自我意象。
三个体系阶段：
1、第一个阶段，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附庸国和机动军。他形容为灵活的，在其中边境没有清楚地划定，但在它们确实存在的限度内，是靠罗马军团和依附的国君（或曰卫星盟国）的一种结合来防守的。到公元2世纪，这个不甚清楚的大战略已演化为著名的刚性边防体系，被勒特韦克形容为“阻挡性安全”，以其最有名的表现形式——在英格兰的“哈德良长墙”为特色。
2、公元2世纪，仅靠罗马人防守，因为所有卫星国、仆从国、附庸国都已经被整合到帝国之中。这一时期仍沿用阻挡性安全体系，但是已经脆弱且显露出弊端，两线战争和内战都使得帝国这一体系近乎崩溃。
3、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皇帝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大战略。这一新战略体系是勒特韦克在其书中最有名的部分里分析的，他称之为纵深防御。君士坦丁大帝创建了一支新的大军，一支中央机动打击力量，很大程度上基于强有力的骑兵部队，靠近皇帝恰巧在的任何地方扎营。这支野战军能够迅速进至现在已防守薄弱的帝国晚期边境上的各危急地点，而它所以防守薄弱，是因为支持中央后备的人力需要不再容许在遥远的周边防御线上部署大量部队。【纵深防御有许多弊端。它几乎自动地听任入侵者渗入边疆，并且只有靠威胁动用中央机动部队进行大规模报复才能保护边疆。最坏特征在于，中央机动部队成了一支精英兵力，与此同时边疆捍卫者们在防务政策中却只起次要作用。】
阿瑟·费里尔（著《罗马帝国大战略辩》取自《战略二十讲》。）对该书的评价与批评：罗马大战略的基石，至少在帝国时代并且特别沿北部边境，在于军团对其一切敌手的战术优越性。罗马军团的战术组织方式富含大战略意义。首先，它使得人力的高效使用成为可能，而且它给了罗马人巨大的对敌心理优势；但是，它对罗马士兵本身的心理影响和对敌人的影响一样重要。因为在战线前列的军团士兵可望在战斗过程中得到增援，他们便打得有信心，在心底里知道他们在后列的同伴不会弃其于危难之中。结果，与现代以前军事史上的通则相反，罗马人即使在被打败时，也使敌人伤亡惨重。罗马人通常不溃逃（最大的伤亡是在这时遭受的）。面对未受训练的部队，他们则根本不可能被打败，即使是在处于很大的兵力数量劣势时。只有当一支罗马军队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遭到突袭时，亦即在将领指挥大失当时，蛮族人才有机会赢得一场战术上的胜利。正是这一巨大的战术优势，使得罗马防卫已定疆界的大战略成为对军事人力的一种合理使用。
在不同方位的边疆上，有着不同的战略：北方——主要运用军事手段和军团防御蛮族人；南方——不需要很多军事力量；东部——与帕提亚人相处，外交政策起着更大作用。
公元头两个世纪的罗马防务政策就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要求有王朝的政治稳定，但它也依赖内地各行省的支持和忠诚。【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统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了这一体系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须做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做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帝国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临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罗马帝国大战略三大安全体系
罗马帝国的最大版图-公元98-117年：
【研究罗马帝国大战略时，应该贯穿始终的一条信念是：比起探究帝国为何最终衰亡的原因，探究它为何在后来如此深重的灾难中竟然仍能苦苦支撑如此之久显得更为重要（爱德华·吉本语）。而罗马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实质上也是唯一一个全欧性的大帝国，它之所以能绵延如此之久，文明程度如此高度发达，即使在三、四世纪时的内忧外患深重灾难中仍能支撑下来，一条根本的原因在于罗马形成了贯穿其从形成到发展到兴盛到衰亡的一整套连续的大战略和安全体系。因此，现代研究罗马大战略的现实意义在于，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罗马的大战略中找到适用于自己的战略原则：中国可以从中学习在崛起时期如何造就自己的大战略，美国可以从中学习如何管理衰落的大战略……总而言之，罗马的大战略是如此绵延长久，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如此宝贵，我们研究它时，应该以此联系自己的实际，这也是我们对罗马这个地球上曾经最发达最伟大的文明之一的那段充满光荣与梦想、烈火与热血的时代的追忆。】
第一阶段：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
附庸国和机动军
共和国晚期开始的体系。
最突出特性在于节省武力，即以最精良而人数和规模最少的部队，统治和保障一大片帝国领土的安全，其收益—成本比非常合算。
这一阶段体系以一种“霸权性”而非“领土性”的帝国结构为前提。
一般编制为6000人。
军团编制：
辅队编制：
公元前二世纪的军团是结构均衡的复杂构造：除了重装步兵这个核心，它们还包括一支重要的骑兵队和相当大比例的轻装步兵。在合适的情势下，不均衡的军团结构产生了最高程度的战术效率。然而，“合适的情势”乃是高烈度战争情势：旨在守住遭攻击阵地的近距战斗，或者针对集中的敌方兵力，包括驻守精致的防御工事的兵力去夺取阵地的近距离战斗。
军团被训练为一种紧密集中的大规模兵团去作战。鉴于军团部队的专门化程度与其战术局限，辅助部队显然不仅是军团的添加物，而且与其互补。
在罗马军队的两层结构中，由公民组成的军团部队一般非常守纪，高度可靠，默然起着对辅助部队保持控制的作用，必要时依靠它们在高烈度战争中的战术优势。这是军团的一项潜在功能，然而是一项显然重要的功能。
罗马武力的最大不足在于骑兵。
军团兵力和随同的辅助部队被分布组成为一个单薄的周边环线。由此缺乏一支被保持在大后方而不予投入的战略后备兵力，者经常被人指出并遭到批评。但实际上这种印象是被误导性的。原因之一在于军团分布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内部安全而非外部安全。帝国的主要安全问题出自内部本地人造反。这是导致罗马帝国第一阶段的这种大战略形态（或者更具体地说，那种军团部署和防御形态）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
罗马军团战术/结构因素重大的战略含义在于，罗马军队显然最适于作为用于打击拥有固定资产要保护的敌人的战争工具，这固定资产主要是城市，但也包括可耕土地甚或灌溉系统之类。反过来，在与资产和实力资源并非固定，或无论如何并不集中的敌人作战时，罗马的能力并不那么有用。【实际上在日后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坎尼战役之后，罗马人采取了他们原本并不擅长的游击战、袭扰战等非对称战术来对付汉尼拔的大军，最终取得了坚持后的胜利。第一阶段体系时的罗马军团战术与今天的美国军队很相似，美国军队巨大的军事资源和力量优势能够在任何一场常规/对称战争中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军队单位的对手，但是在打击地方武装力量、恐怖分子、路边炸弹等非对称武装时，却并不擅长甚至吃尽苦头，以至于斯蒂芬·沃尔特强调美军要“转型”。】
军团的战术结构的一个重要后果在于，帝国扩张的地理限度并非单纯的空间、距离甚或人口分布使然，而是有一种质的秉性，并且（这最重要）既应用于战争，也应用于强制性外交。限定了罗马军队作为战争工具之有效性的环境因素也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外交控制工具的功用。针对有种种固定资产要保护的政治实体，罗马军事权势产生的“武装说服”有效，因为这些是罗马军事权势威胁的价值，即使只是隐含地威胁。由于罗马人能够摧毁或没收这些资产，因而他们也能够在不这么做的情况下制服其所有者，从而将其转变为附庸。【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第一阶段体系中，罗马的大战略各个领域和层面间的设计是有相互影响和联动作用的，军团的武力威慑权势能够为争取附庸国和部族提供武力支撑。】
战略控制的第二个工具。凯撒的老兵。无论是位于行省领土还是位于附庸国领土之内，殖民地都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观察和控制基地。其公民实际上是一种前军人或军人之子构成的现成民兵，可以在遭遇攻击时捍卫他们的家乡城镇，坚持到帝国部队能够开到现场为止。
总之，这一时期整个罗马帝国安全体系的关键，正是在于没有周边环线防御。既不存在边界防守，也不存在地方部队去抗击小渗透、跨界侵犯或局部攻击等“低烈度威胁”以保卫帝国领土。帝国的潜在军事权势能以一种高兑换率被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控制，实现这一转换的外交工具是附庸国家和附庸部族，其服从既反映了它们对罗马军事权势的认识，也反映了它们对遭到报复的恐惧。
罗马的外部附庸政体观念，连同罗马人对帝国与附庸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植根于罗马市政生活中的庇护—依附关系传统模式。俗常将附庸王国说成“缓冲国”，并未正确地界定它们在帝国安全体系中的复杂作用。
功能与作用：①附庸国提供的安全“服务”远不止是一个真正的附庸国的消极无为。还有积极的作为（包括提供作为罗马大军辅助部队的地方兵力，并且为纯粹的罗马目的效劳），但附庸国在帝国安全体系中最重要功能根本未被正式承认为一项“服务”，那就是因其存在本身，附庸国承担了提供周边安全、对付边境渗透和其他低烈度威胁的负担。
罗马外部附庸政体分析图：
②部分地源于罗马面对的威胁的性质本身，附庸国在整个安全体系内的价值远超过它们的实际军事努力，因为它们的贡献并非只在给罗马军队做点添加，而是功能补充性的。高效的附庸国可以保证它们自身的内部安全，并且提供它们自身对付低烈度威胁的周边防御，使帝国免担此责。
③提供内部安全当然是附庸国最明显的功能，也是被最通常地认识到的功能。然而，高效的附庸国此外还会遮护邻近行省领土，使之免遭出自它们本身领土或出自该附庸国周边远侧的低烈度威胁。这一效率水平往往被接近，但即使是最成功的附庸国也并非总是达到，它需要强弱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或许更常有的是，附庸国不能保证与行省领土相比的内部和周边安全高标准。有时存在威胁邻近行省土地或重要战略通道的重大混乱，从而需要帝国部队直接干涉。
④针对高烈度威胁，附庸国和附庸部族既能贡献他们自身的被置于中间的兵力，也能贡献它们承受威胁的能力——亦即它们能提供地理纵深。
⑤它们对罗马安全的另一项显著贡献，在于提供地方部队去增强投身战役的罗马野战军。
弊端：附庸体系造成相应的财政收入损失：一旦被正式并为行省，附庸国当然会肩负帝国赋税的充分负担。
附庸国家和部族内在的变动和不稳，需要一种专门外交的不息操控，罗马的控制和监督不得不持续不断。罗马对附庸国的处理方式早已聚合为一种传统和一套规则，它们无疑起了引导政策的作用。①任何附庸都不得在未经罗马明确准许的情况下，以损害另一个附庸去壮大自己。②维持临近附庸相互间的地方均势最有助于罗马的利益，因为体系可得以保持自身平衡而不依靠罗马的直接干涉。
对附庸国操纵术的调整：大小各族代表着一股太强大的力量，不能任其不受控制地处于漫长和易受伤害的帝国周边，那里仍未设边防。因而到公元16年，一种内在连贯的外交控制政策首次浮现。
①该政策的第一工具是一种操控性和分化性外交，意在保持日耳曼各族分立，并且——可能的话——忙于互相交战。
②创设一条附庸部族之链去积极使用日耳曼人的能量，那将构成一道积极的屏障，将更深内陆的可能更危险的蛮族远远挡在帝国周边之外。【以夷制夷，这与中华文明中中央王朝的很多时期的做法具有相似性，从而总结出在古代的政治体系中，较为发达的文明和民族都有这种政策倾向。】
操控机制复杂：必须通过其酋长操纵各部落，同时依靠个人威胁和个人引诱手段控制酋长；对整个部落的潜在武力威胁经久常在。
在欧陆未开化各族中间，操控附庸的主要积极工具是一种系统的津贴政策，另一方面，消极工具是潜在的罗马报复威胁。
附庸国需要不断的操控，必须更换不得人心的统治者，必须为死去的统治者找到继承人。然而，间接统治方法经久延绵。【如同当今的美国，美国在操纵其盟友或者称“附庸”的时候，也很注意对该国统治者的操控，特别是如果该国统治者的统治不得人心之时，美国会出面敦促统治者的更换。】
4、兵力的战略部署
东西两方的附庸国的不平衡发展有其军事含义：在附庸国高度发展的东方，罗马的安全由几个素质平平的军团保障，得到附庸的顺从的强有力补充，这些附庸明白罗马在其他地方的兵力有大得多的潜能。另一方面，在西方，帝国周边的日常安全只能由眼前可见的军团存在去保障。
由于承受了提供内外安全的负担，东方的附庸国使罗马人能将自己的打击保持集中——当然正是这集中的实力产生了首先令附庸国保持顺从的“武装说服”。
帝国的防御战略必须对付两类威胁：“常在”威胁（在漫长的时期里烈度始终多少稳定的威胁）；“零散”威胁，他们本质上难以预料。因此，将大量兵力保持为战略后备本会是浪费。
缺乏战略后备兵力的体系的风险：①总是存在几项重大威胁会在周边的不同部分同时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②当军团从一个地段撤出以对付另一个地段上的威胁时，未被制服的行省人口和边境外的敌人倾向于趁机反叛罗马统治或袭击帝国领土。【如此看来，美国当今的控制型“霸权性”军事力量部署相对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兵力部署是更成功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出现像罗马帝国那样，在美国军队撤走之后出现反叛等恶劣影响的事态。与美国相对应的则是苏联，苏联在崩溃之后，其对原先所控制的地区不能再建立起有效的军事和制度控制，不过这与罗马时代还是不同，苏联的崩溃更多的是从一种更高层面上的体系层次来影响其原本所控制的地区，而罗马则是从一种业已存在的战术性兵力调整的角度来有所影响的。】
在共和时代，罗马人总的来说依靠进一步扩张来解决了他们那愈益成长的帝国的安全问题，然而这扩张大多是霸权性而非领土性的。罗马战争和罗马胜利的通常结果，在于最小程度的领土扩增和全然更广大的、以附庸体系为手段的罗马外交控制延伸。然而，在共和国后期，罗马政治生活中的新力量形成了新政策，领土扩张的韵律显著加速，在奥古斯都治下达到了顶点
无论如何，该体系很适合支撑进一步的扩张，而且它被克劳狄如此运用于征服不列颠。只要存在如下的族民和文化，即能够接受罗马军事权势辐射的“武装说服”，从而转变为本身会承受出自往昔扩张的安全负担的可靠附庸，进一步的扩张就依然是可能的。
【随着扩张的持续扩大，这种极其节省武力资源的体系和战略设计愈发不能够满足罗马人的需要。而且，由于罗马的持续扩张，罗马也由共和国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这种时代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文字表述和领土版图的变化上，同时更体现在其政治体制形态和维护这种体制及大规模版图的安全体系，即大战略的变化上。也就是说，罗马社会和政治形态转型的内在机理，连同其由于领土版图的扩大而带来的国家利益及内外政治关系的复杂化，使得罗马在步入帝国时代之后必须调整其安全体系，构筑一种适合“帝国”这种国家形式成长和发展的新型大战略。】
第二阶段：从弗拉维王朝到赛维鲁王朝
“科学”边境与阻绝性防御
一、体系概述
共和国时代元首政治时期的罗马营寨体系。
韦斯巴芗及其后继者的安全政策在哈德良及其后继者治下达到了逻辑的顶点，它们可被视为将帝国本身转变为一种巨型行军营寨的尝试。这个类比完全适用：在这些政策下造就的帝国边防网络犹如行军营寨网络，不是意在充当总体屏障，而是充当帝国防御之机动战略中的一个固定要素。【也就是说，该阶段罗马的军事战略在于，并不是要固定地防守，而是要机动地主动出击打击。】
第一个步骤在于划定帝国边界。到了哈德良时代，帝国的边界已经被精确划定。
二、边防的战术层面
弗拉维诸帝开启的新的周边防御战略需要历时三个世纪的巨大投资：在“设防边界”的每个地段，不管是否提供延续不断的屏障，道路网络、大小壁垒以及观察塔和信号塔都被建造起来，并且根据变化中的防御计划和相应于威胁性质的变动反复予以重建。罗马人在其他方面未被认为缺乏理性或胆魄，然而他们修建的固定防御却往往被说成是既无效用，又败坏士气，原因在于这些固定防御的存在本身据称产生了被设想为致命的“马其诺防线”心理。这些评判不仅反映现代人了解罗马防御体系在三世纪的崩解，也反映了一种似乎消除不了的、对防御战略和防御工事建造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偏见：一种像在讨论当今弹道导弹防御的当代军事分析家中间那样，广泛流行于论述哈德良与其政策的历史学家们中间的偏见。然而这种评价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防御体系应当以相对方式得到评价，即它们的资源成本应当被拿来比较它们的军事“产出”。此外，防御体系的价值必须按照它们打算抗击的威胁的类型来评估。
不同的防御体系：
1、在配备线形屏障的地段上，罗马边防事实上被设计来抗击低烈度威胁，主要是越界渗透和边缘侵犯。这些屏障并非意在提供针对大规模进攻的总体防御。
2、针对高烈度威胁的边防运作方式是机动和进攻性的，而非静态的：战斗要发生在边界以外而非其内。换言之，沿“设防边界”修建的固定防御复合体只是充当一种支持性基础设施，支持在遭到重大攻击情况下实施进攻性作战，而且它应当被如此评价。
主要的边防工事体系：
1、瞭望塔和前哨壁垒。提供反渗透监察和对即将来临的大规模攻击的早期预警。
2、联络。一套简单的双向信号系统，它将前哨壁垒和瞭望塔与后方辅助部队联结起来，也将它们与所在地段的军团要塞联结起来，后者有时位于纵深后方。
3、部队驻地。卫兵、巡逻单位、辅助部队和军团，它们住在一列递升的等级驻地即警卫据点、辅助壁垒和军团要塞之中。
4、道路。道路是体系的根本要素。“水平”和“垂直”道路。
罗马的线形屏障至少有两项独立的战术功能。1、它们加强了监视的可靠性，并且减少了为阻击渗透所需的人力数量。【即通过物质性的工事和屏障，减少了为了阻击敌人进攻而需要造成的人员伤亡，这从根本上是符合罗马帝国大战略中关于最大限度地节省武力和精于计算的精神。】2、能针对严重得多的威胁，例如马上袭击者的大规模侵犯，甚或直接入侵，特别是对于骑兵兵力来说，这些屏障是一种可怕的障碍。
线形要素对抗击低烈度威胁最为有效，它们在与敌军的集中大兵力作战方面几乎全无用处。在帝国的这一阶段里，这些组织上的劣势全未影响到罗马军队。显然不乏总的机动性。重要的不是边境部队的绝对机动性，而是所有部队的相对机动性。也不存在指挥、控制和联络方面的任何固有的劣势。总之，这一时期的边防兵力部署计划要求的是一种“前沿防御”：目的是在周边线以外阻截敌人。
边防作战方式：
部署在每个地段上的部队不是在进攻方积极有力的机动纵队面前扮演一种消极被动的“防线”角色，而是显然意在冲出其壁垒，阻截各大帮攻击者，亦即中等烈度威胁。
低烈度威胁时——“小要塞”里的卫兵足以对付小规模侵犯或孤立的渗透企图。
高烈度威胁时——辅助部队将出击遏制这威胁，同时军团部队行军前去支持其防御。
在这一时期，罗马边境兵力本质上仍是机动的，能像任何野战军一样迅速集结，罗马人仍以军团重装步兵为其武力核心，必定系统地力求提升双方的战场兵力集中程度。
对该阶段边防体系的评价：
后弗拉维边防体系与朱利乌斯—克劳狄时代边防体系的大区别，在于提供抗击低烈度威胁的日常安全。罗马部队充分保持了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因为它们的机动和集中能力仍高，然而它们现在有了另一种军事能力：它们能够提供一种针对低烈度威胁的“阻绝性”防御。两种兵力结构都能保证在战场上的终极优势——帝国生存的根本条件，而只有第二种兵力结构也能保证高程度的平民安全，即使是在边境地区。
安全的这两个维度无论今昔在功能上都大不相同，并且包含彼此相反的要求。战场优势需要兵力集中，阻绝性安全需要线性分散：这彼此冲突的要求无法得到解决，除非有第三个要素被引入，那就是“设防边界”基础设施（道路、瞭望塔、前垒、长墙、栅栏、篱笆……）起的作用，通过充当高效的节省人力装置，这些基础设施解决了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它们使得军队能以其总兵力中的一小部分提供针对低烈度威胁的阻绝性安全，与此同时保持军队以其大部分兵力打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由此观之，第二阶段的安全体系和兵力战略部署的一大创新，就在于“设防边界”和边防体系的构建。而之所以需要构建这样的安全体系，根本的就在于要解决上述集中和分散的矛盾，而之所以会产生集中和分散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在经历的第一阶段的“霸权性”扩张之后，罗马进入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时代，在这种“帝国”的时代中，罗马既要保持一种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以确保在正面战场和大规模战争中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同时又必须对于帝国内外的各种安全威胁——蛮族的侵扰、内部的反叛、殖民地和附庸国的三心二意……——采取一种灵活多变的分散式打击能力。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而言，罗马在这一阶段的安全体系和大战略目标，仍旧由植根于其帝国和文明发展的内在需要，即之前所说的“战略性治国方略的易被忘怀的目的是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所决定。在这一点上，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仍旧保持着其明确的目标，同时手段上则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及所需要承受的安全威胁的变化而相应得到调整。（参考确定大战略，即大战略得以缔造的根本要素）】。
原文对上面总结的说明（佐证）：然而到二世纪时，目的已经改变。终极的战略性安全依然必不可少，但现在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要求和一项新目的，那就是为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常在不息的安全，并且使行省人完全与蛮族隔开。特别是，线性屏障的目的在于将外部蛮族与内部蛮族分开，后者正处在变为罗马人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城市化和政治整合——最终目的——全都要求有常在的日常安全，要求行省人与其附近的、生活在自由和野蛮之中的族亲隔绝。【即解释了帝国战略目的的改变，随之产生的手段和方式上的改变，也就造成了大战略形态的变化和安全体系的变革。】
线性防御和“设防边界”的例外：
在东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昔兰尼卡、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毛里塔尼亚，设防边界是“敞开的”。为什么这些地方不像帝国别的地方那样设防严密？
原因基本上在于这些地方的地缘条件和环境决定了罗马人在对待不同地区的安全威胁上，其政策措施是有所区别的。上述这些地区地理条件比较恶劣，没有大片连在一起的耕种区，农业零散，人口稀少，长时间成规模的蛮族劫掠较少，因而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这些地方要予以那种线性防御的保护的要求比较少，而我们知道，线性防御的目的就在于承担面对低烈度威胁的安全保障。总而言之，这些地方的地理和人口等因素决定了这些地区成为了线性防御和“设防边界”的某种意义上的例外。
另一个例外在于“阿非利加工事体系”。它处于努米底亚，南缘面对沙漠，但却是罗马所有屏障中最长的一条。如果按照上述“例外”的逻辑，在这样广袤沙漠的边缘上，本不该存在如此庞大的线性防御工事体系。“阿非利加工事体系”例外的例外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个地方，军事因素同样由水文因素限定：该“工事体系”与线性的水利规划并存，后者使得绿洲农业能够不是在零散的水源点，而是横跨那倘非如此将是沙漠的漫长地带发展起来。该线性防御与其广泛的水利基础设施都基于同一个边境定居和防御规划：那是像现在一样，在沙漠生存的两项不可或缺的需要是水和安全。
【由此可知，罗马帝国在这一阶段的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在提供军事防御的“高层次”安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同时，该安全体系还提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低层次”安全公共物品，在这一方面，将两种层次的安全融合为一的体系工具，正在于线性防御和“设防边界”。应该说这是罗马帝国大战略的又一伟大创新，也是古罗马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古罗马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High
Politics & Low Politics）、“硬安全”与“软安全”（Hard Security & Soft
Security）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将自己的国家战略设计得尽可能地同时有效保障这两种维度上的安全，这无疑是古罗马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
原文对上面总结的说明（佐证）：平民的生命和财产若无可靠的安全，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去产生剩余并从而支撑城镇。若无工事体系遏制游牧袭击的长期威胁，努米底亚就将保持不发达状态；既不会有广泛的城市化，也不会有它的政治伴随即罗马化。在此甚于其他地方，连续不断的边境屏障的目的一目了然：它们不是被设计来庇护一支被马其诺防线心理萦绕的军队，而是为了使平民生活能够以种种被谋划来便利帝国长期生存的方式发展，办法是创建一种易接受罗马理想和易服从帝国权威的社会环境。【根本上而言，还是反映了之前所说的，“战略性治国方略的易被忘怀的目的是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
三、边防的战略层面
虽然边境安全战术是进攻性的，但无疑在全帝国的、战略的层面上，兵力部署模式是一种单薄的线性外围模式，而且罗马的军事力量确被碎片化为各支区域军队。
罗马边境政策中存在一个连贯的模式和一套轻重缓急次序：首先，边境必须便利帝国各陆上区域之间的战略中转；第二，它不应当包括天然难以定居、难以城市化和罗马化的地区（如苏格兰）；第三，它应当包括适于定居的土地——会加强帝国在人和资源方面的实力的土地。最后，作为一项分明是次要的事情，边界应当尽可能短，以便减少前哨和巡逻所需的人力。（由于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将以机动的集中兵力抗击大规模威胁，在面对此类威胁的场合周边长度并不重要。）
四、附庸国体系的衰落
为韦斯巴芗在内战和平叛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四个附庸国：科马基尼的安提奥库斯四世、M.朱利乌斯·阿格里帕二世、埃米萨的苏希穆斯和阿拉伯酋长马尔库斯。
主持了附庸体系的实质性解体的不是别人，正是该体系的直接受益者韦斯巴芗，在他在位的4年中，许多附庸国俱被兼并到帝国体系中。学者们如此解释韦斯巴芗的兼并政策：那是他更广泛的集权化政策的一个方面，在他依据一个新基础重构帝国的全盘努力中，行政管理中央集权化与部分地仍是霸权性的帝国的领土花互为补充。弗拉维王朝的战略目标与附庸国体系的生存实际上互相排斥。【也就是说，在弗拉维王朝时期，即罗马的帝国时代日臻成熟的时期，罗马的政治制度模式需要进行帝国式的转变，需要中央集权的强化，这是帝国发展的必然。】
在朱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治下，一个附庸国越强，它就越能履行它多样的安全功能。一个被认为能做进一步扩展的帝国，也是一个能使甚至强大的附庸国保持驯服的帝国。在新的体系下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令人满意的附庸国只是那些足够弱的，弱得足以依靠在其紧邻处部署的兵力使之长久慑服。由于缺乏兼并这终极制裁，因而只有弱小的附庸国才是安全的附庸国。然而，它们的羸弱本身使它们作为无偿的军事服务提供者不能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强的附庸国现在已变得危险，因为依附纽带已被削弱。虽然附庸部族和附庸国并未全然消失，但在一个阻绝性防御体系中，它们要么实属多余（因其弱），要么天然不稳（因其强）
由老式附庸提供的多样军事服务一直是罗马军队保持集结灵活性的一项关键因素。然而，这一体系绝非没有代价：本来能够被纳入罗马化的文化—商业进程的地区未被纳入其中；本来能够被置于帝国税收全负荷之下的一些民族未被置于其下。只要由此而来的罗马军力节省在被用于实现进一步的扩张，这些代价就值得付出。然而，一旦“科学的”边境到处以最终形式被确定下来，霸权控制与进攻性军事权势的能动的结合便成为多余，与之相伴整个附庸国周边体系也是如此。
能将大量人员投入战斗现场，能建造所需的基础设施，能在偏远的、有时甚至荒无人烟的地区提供稳定的食品和装备供应的能力：这一切反映了罗马军事组织的高标准。然而，一旦帝国的总战略由霸权扩张转向领土防御，而且是一种阻绝性防御，罗马军队所需的素质也就改变了。帝国与其军队仍需有能力部署优秀将领指挥下的大量兵力，以便打大规模战争，然而现在仅有这“激增”能力不够了。在新体系下，军队还需要有一种在全部陆上周边的经久的防御能力。
对兵力的物质上的要求，在于既能防守边界对付渗透，又能在战争中行进打仗。精神上的要求则是保持边防部队的战斗技能和锐气，它们被指派去年复一年地履行日常的守卫和巡逻职责，或只是驻扎在军团要塞之内。
危险显而易见：所有军团都可能想叙利亚军团已经历的那样变质堕落。一旦确立了“科学”边境，大规模进攻战就无处可寻，地方招募在迅速成为常规，与此同时据称令人振作的乡村兵寨让位于石砌要塞，后者很快就有了城市氛围。【由于军队战略目的的由进攻转为了防御，军队便逐渐丧失了进取精神，而“科学”边境的确立则使得防御更多地仰仗于类似城市的要塞，在这些要塞里罗马的军队愈发穷奢极欲，导致了军团素质的堕落。】
韦斯巴芗及其后继者们的军队政策：
1、重建军队秩序；
2、维持常规纪律和维持政治安全并重；
3、建造宽敞和设备良好的要塞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浴室、医院……）；
4、重视部队的选择、训练和职能专业化；
5、发明新式武器；
6、创建新兵种——努梅里，并使兵种多样化。
缘自部署于经久性基地的军团地方化引起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打大规模战争所需的灵活性何在？如果这些军团不再能够离开它们的基地，那么远征部队从何而来？部分答案在于依据辅助部队的远征军团。无法调动整个军团的原因：一是在于士兵们不愿离开家园，二是在于由于边境安全现在依赖军队原地驻扎，因而调动军团很可能导致地方层次上维持跨边界控制的外交结构迅即瓦解，这反过来又很可能促发对帝国领土的攻击，三是在于挑选兵员这一因素，难以挑选出既健康又愿意离开家园远征的士兵。
各远征部队是从一支到处久驻边境固定据点的军队选拔出来的，不能伪称它们会拥有像早起元首制下的战略机动大军一样强大的战斗力。旨在阻绝性防御的优化战略——即使绝非“封锁线”战略——也不可能享有很高比例的纯“可调配的”军事力量，那是先前霸权控制和机动大军体系享有的。体系安全依赖的余地已减小到了危险地步。
【也就是说，由于帝国在这一阶段（即从弗拉维王朝到赛维鲁王朝）的战略目的已经由进攻转为了防御，所采取的战略措施也是阻绝性防御体系，所以无论是在边防部署还是军队结构上，该阶段的安全体系都比前一阶段（即共和时代）的安全体系更复杂，却也有所僵化。这时的安全体系已经显露出某些弊端，同时也造成了罗马大战略的局限和僵化。】
第三阶段：纵深防御
三世纪的大危机与新战略
由奥古斯都发明的政体装置——元首制的突出优点，在于它将共和传统与专制效率调合起来。它的突出缺陷，则在于继承方式既非王朝的亦非真正选举的。【根本上仍是非民主的人治，给后世埋下隐患和祸根。】
帝国体系核心处的暴烈动乱必然招引外部入侵，然而也有理由认为，外部威胁业已径自增大。【即内忧与外乱并存，造成三世纪的大危机。】内部冲突与外部入侵不仅两相并存，而且恶性互动。内部混乱与外部入侵的互动有灾难性后果：三世纪的历史多半是一部入侵史，其中许多因内部争斗成为可能，某些入侵如此深入，以致罗马本身须筑城墙防范。此外，许多时候，即使正遭到外部攻击，当时的皇帝仍不得不去注意内部威胁：保护帝位比确保遥远边境的安宁重要，有时，外部安全被直接牺牲，以利内部安全。
一、体系概述
倘若面对足够机动足够强大的敌人，原则上有两种防御方法：
1、“弹性防御”，即要求完全放弃周边连同其防御工事和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而防御仅仅依靠机动部队，使得防御能像进攻一样集中，同时还要牺牲掉它通常固有的一切战术优势。
2、“纵深防御”，要求做到两点结合：一是各自独立的据点，二是部署于它们之间或它们后面的机动部队。防御方拥有各独立据点与野战机动部队之间互相支持之利。
两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密集的周边防御的阻绝性安全，但两者都更富弹性。
在整个二世纪中，由于已经构筑起了一整套阻绝性防御体系，因而上述两种防御策略都未被有效采纳。迟至三世纪中叶大危机期间帝国防御的混乱的解体之后，才做出明确的行动去采用一种新战略。在边境防御被完全攻破的时候和地方，补救性战略仅能采取弹性防御形态，然而在有可能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的范围内，浮现出来的战略具有纵深防御特征，基于固定的边防兵力与机动野战大军的两相结合。然而，三世纪后期之采纳纵深防御战略既非完全彻底，亦非确定不移。每逢这战略显示出经久成功的迹象，它就立即遭到抛弃。一旦罗马军队能够迫使敌人复归防御，或最好复归依附性的附庸地位，就立即作出所有各种努力去恢复先前的阻绝性安全体系。这是三世纪末戴克里先军事政策的实质，并且是他的后继者中间那些较幸运的皇帝的军事政策的实质，直到瓦伦提尼安一世为止（364—375年），其时做了最后的持续努力去搞帝国领土的阻绝性防御。【应该说，之所以在“弹性防御”和“纵深防御”之间选择后者，是因为在第二阶段时罗马已经构筑起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阻绝性防御体系和“科学”边境，罗马无需非要调动大规模的机动部队就能对入侵之敌有效防御。而之所以每每在“纵深防御”战略将要经久成功之时又将之抛弃，又试图恢复之前那种阻绝性防御体系，则是因为之前所谈到过的罗马军队结构的变质以及罗马整个战略目标的转变：由于三世纪以来整个的内忧外患相互交替的大危机，罗马更加注重的是内在的安全而非外在的边境安宁，因此到了这一阶段罗马帝国的战略随之发生了转变，其安全体系也随之变化了。】
总之，对纵深防御战略的长期依赖导致维持敌人入侵与防御方最终反攻之间的一种稳定的平衡成为必需。
纵深防御的几项功能和形式：
1、经工事筑防的独立据点能够用作供应仓库。
2、构筑了工事的据点在整个周边没有配备足够的人力以阻绝入侵的情况下，边境上的固定防御点也能有益地起屏障作用。
3、提供后方安全和情报。
4、当有效的机动部队留在驻防要塞时至关重要。这些部队能够从后方出发攻击入侵之敌，一旦敌人有力回击，便返回它们的墙内安全栖所。
5、通过提供临时庇护所，保存处于压力下的机动部队的实力。
据点的潜在弊端：坚固的护墙和高耸的壁垒能够最终销蚀它们所容兵力的进攻动力，因为它们凸显了一个差别，即野外战斗相对不安全，固定据点却安然无恙。
罗马基地之所以作为工事筑防据点得到重建，不是因为蛮族当时已经学会如何攻破简单的墙体——他们肯定一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敌人尚未取得重大的围攻能力。除非据点能够抵御近距离包围，纵深防御会迅速瓦解为最差一类“弹性防御”。另一方面，蛮族缺乏装备去攻破兵员充足的认真的防御，并且无法饿垮给养充分的防御者，因而据点能够在救援到达以前抵抗下去，然后履行它们的若干支援功能。
“纵深防御战略”体系特征：
罗马纵深防御战略的总特征是一种“后方”防御，与先前边境战略的“前沿”防御特征相反。【我感觉“纵深防御”与之前的“阻绝性防御”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诱敌深入，后者则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这两种战略中，敌都必须最终被阻截；但是，前沿防御要求在边境之前阻截住敌人，从而境内的和平生活可以不受损伤地继续下去，后方防御却规定只在帝国领土以内阻截敌人，与此同时由堡垒、乡镇、城市、甚至单个农舍的点状防御遏制敌人的劫掠。早先的阻绝性安全体系在它对社会的裨益方面显然优越【如之前所举例的“阿非利加工事体系”】，然而面对已变得能够在任何狭窄的边境地段上集中压倒性兵力的敌人，维持这体系的代价高得承受不起。不仅如此，这体系不具弹性，因为在边境的线性防御后面一无所有。相反，纵深防御能经得住哪怕最严重和经久的渗透而不全然崩溃。并且，这弹性补充了整个帝国战略的灵活性：面对在不同地区的多种威胁，野战大军能被重新部署去逐一对付之，因为与此同时不会遭受任何不可弥补的损害。
&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特有的平衡通常维持不了很久。有一种内在趋势，令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让位于暂时恢复早先的前沿防御战略；如果这战略证明不成功，它就让位于一种被迫施行的“弹性防御”。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的目的，即确保对帝国领土的终极拥有，被提升为安东尼时代的目的，即针对所有层次烈度的威胁，阻绝性地保护全部帝国领土。不成功的纵深防御战略的目的必然降至最低限度，即保障常常由皇帝本人率领的野战机动部队的生存。
在成功的阻绝性防御战略下，安全的总代价由两部分构成：花费在部队维持上的金钱；强制购买和强制服务的隐性代价。另一方面，纵深防御战略同样包含社会付出的额外代价，那由人民直接支付，不经过收税人或征兵官中介：它们是敌人入侵造成的损失。长期而言，这些成本的高低将决定民众和精英对大一统帝国观念本身的态度，将决定性地影响本土部队的士气，并将最终决定帝国结构对其居民的价值。
总而言之，一方面是延迟阻截的社会代价和后勤成本，另一方面是可行范围内最大兵力预先集中的战略好处：正是关于这两者中间哪个应当优先的这一冲突，导致了帝国战略的循环性质。
纵深防御战略的目的，即最终恢复完全的领土安全，已经蜕化成另一目的，即维持一种变得越来越具弹性的弹性防御，它只对由此得到保护和由此变得强有力的个人才有价值。后勤基地区域的丧失现在获得了一种永久性，因为帝国权威正在下移到好战的各族手里，它们不再袭击而是占领曾经一向是帝国组成部分的地方。【即之前所说的，最后，在收缩了的环境里，优先的是帝国权势本身的绝对生存（帝国机器变得越自私自利）。】
二、变化的威胁
新的威胁：
1、接踵而至的蛮族的入侵；
2、新的海上威胁和袭击；
从战略观点看，新的海上威胁提出了巨大的安全难题，提供3000英里海岸线的陆基防御以抗海上袭击，这给帝国增加的成本与威胁的大小不成比例。
3、东方邻国帕提亚的权势崛起；
在某种意义上，二世纪的整个阻绝性防御体系基于一个隐含的前提假定，即一个本质上羸弱的帕提亚将保持为东方唯一重要的权势。帕提亚在阿萨西斯家族治下是羸弱而零散的，其权势不足以挑战罗马队亚美尼亚、叙利亚等的控制。但这一切都随着萨桑尼德家族的崛起而改变了。
首先，新国家比旧国家远为中央集权化，拥有阿萨西斯家族缺乏的行政管理控制手段和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最重要的在于国家宗教；
其次，差不多从一开始，萨桑尼德扩张主义就超越了阿萨西斯家族那始终局限于亚美尼亚的野心范围。
萨桑尼德压力对帝国的总体影响完全更具灾难性，一旦在东方的加剧了的威胁变得一目了然，整个阻绝性防御体系就失去了平衡。这些失衡以各种蛮族的进攻显现出来：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吉皮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
4、部队减少及其素质普遍下降；
5、防御工事基础设施、战略和被留下贯彻战略的部队的性质之间，存在一种功能上的不协调。
三、帝国新边界
298年，加勒里乌斯（戴克里先的次帝（副帝），junior
emperor，或称凯撒）的伟大胜利使戴克里先能够与波斯缔结一项维持30年的和平协定，其条款对罗马极为有利：罗马边境推进到辛加拉以外，伸展到底格里斯河正东北方，然后再向西延伸到凡湖南段。
1、在且仅在东方，帝国从公元三世纪的大动乱中，以增强了的战略地位和甚至某种领土得以脱颖而出。
2、在其他地方，戴克里先和四帝联治下帝国防御的重组是将损失而非得益正规化。虽然在这些方向上的领土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压力，但四帝联治之下的边境重组也呈现出明白无误的迹象，显示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
用现代商业语言说，从公元三世纪的近乎解体局面中浮现出来的帝国边境已被“合理化”：地形上羸弱但战略上有效的暴露在外的突出部地块，已让位于欧洲的较为简单的河流便捷，连同在北非的较短的沙漠边境。
四帝联治时期的边境和新行省：
四、墙围市镇与硬点防御
合理化是贯彻新战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一旦戴克里先以及同僚将帝国实力恢复到了一定地步，即行省范围徒有其表的纵深防御能被三世纪后期的纵深“弹性防御”取代，边境地带的防御工事就不得不被改造。修建能够持续抵抗的堡垒成了必需，而且这些防御工事必须建在纵深，以便保护交通内线。与在行省领土边缘上的单薄的外围线截然不同，必须创建起宽广的军事控制区，以确定平民在其中能够作为平民安然生活的领土范围。
在战术层面上，元首政治时代的堡垒和要塞与帝国后期的据点截然有别，后者远非同质，在从戴克里先到五世纪的那个时期内就样式而言有重大差异。
1、选址有别。原因在于，元首政治时代兵力集中的大军能靠采取攻势对付敌人，但帝国后期规模较小的边境驻防部队往往不得不就地抵抗，等待行省、区域甚或帝国范围内增援的到来，因而天然强固的位置最为重要。
2、在罗马后期防御工事的地面规划上有所区别。堑壕、外部防御结构、外围堑壕、墙体外侧小道……
战斗塔楼是硬点防御的典型表现。
在某些场合，城市规模如此缩小，防御变得如此精细，以至城市逐渐成了堡垒，或至少变得难与堡垒区分开来。
五、边境部队
四世纪期间，使用机动和进攻战术守卫边界的专职军队让位于兼职的农夫士兵（农民兵）（limitanei），他们耕种自己分得的土地，提供纯粹地方性的和固定的防御。这一边境部队结构的变化对罗马帝国边境安全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将很大部分地取决于总的社会状况和总的安全形势，还将取决于对这些农夫士兵——农民兵——行使监督的质量。
农民兵的质量还很可能受驻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全职部队的素质影响。事实上，无法评估不同时候在帝国不同部分的边界固定驻守部队的质量。事实上，如果将四世纪的兼职农民兵与元首政治全盛时期的军团步兵作比较，前者的确可能显得很低劣，甚而无用。然而，这样的比较忽视了帝国总战略的根本变化，该战略现在要求部队静态驻防，守住固定的据点，以支持要在这些据点之间来回运动的机动部队。后者当然需要训练、纪律和机动性，而前者只需要坚毅顽强的应变能力。【总而言之，必须要首先弄清楚这一时期罗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才能了解其战略目标的变化，进而理解其安全体系和大战略的转变（主要是手段很方式上的转变），并进而明白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边境部队主要地仰仗兼职的农民兵。从根本上而言，正是由于总体上的安全战略由“阻绝性防御”转向了“纵深防御”，因此在边防层面上，三世纪时的边防需要能守住固定据点的农民兵，这在根本上仍是一个从之前一再强调的“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战略思想的精髓出发而构建出的体系模式，虽然“纵深防御”战略体系愈发显露出其“自私自利”的弊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的统治者仍旧在为维持这个基础之上的文明延续而尽心尽力。】
六、行省部队
到四世纪的君士坦丁时期，行省部队的部署模式已经改变：农民兵出现，而辅助骑兵翼和步兵大队销声匿迹。这些变化始自源于三世纪的一系列变化，最主要的源于三至四世纪的入侵狂潮。
作为变迁的一个结果，直到戴克里先重组军团为止，基于前沿防御的战略不再能被贯彻，与此同时一种适当的纵深防御战略也无法得到贯彻，因为后者要求有一个由工事筑防前哨、独立据点和路旁小堡构成的深远和安全的网络。
戴克里先治下的基本防御规划：
1、并非机动的骑兵翼和步兵大队为一连串独立据点配备了兵员；
2、作为机动部队的骑兵单位equites可随时干预；
3、军团仍然兵力集中，形成防御的中枢，并为防御提供终极保障。
这种在行省规模上的纵深防御因而颇为肤浅：战斗将局限于边境地区单一的小地方内，渗透将由当地部队处理，因为一般得不到任何大的（帝国范围的）野战军。依靠将战斗局限在边境地区最狭窄的地带，防御者就会限制其破坏，帝国就将免于高度毁伤性的深度入侵，那是早先的（和后来的）弹性防御战略必然使之蒙受的。
似乎在君士坦丁治下（306至337年），这一体系让位于另一体系，在其中强大的机动野战部队被集中起来供帝国范围之用，行省部队则相应被减少。由于帝国的总体资源没有任何增加，因而君士坦丁的野战军创建只能导致行省军队的弱化。于是就有了一个转变：从戴克里先时期肤浅的纵深防御，转变到一种较深的防御体系，她基于强大的野战军和相当羸弱的地区兵力。而这一进程和体系在君士坦丁之后则持续了下去。
【总而言之，在这一体系中，行省部队被大大弱化了，其重要性被中央野战军和边防部队所替代，尤其是中央野战军的创建，使得行省部队无论在结构上还是素质上都弱化了。造成这一体系内结构要素变化的原因，主要就是在于这一时期帝国所遭受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异族境外入侵使得罗马军队需要一支强大的机动性强的中央野战军配合其“纵深防御战略”，因而在这一时期，行省部队的能力相对弱化是合乎逻辑的。】
七、中央野战军
倘若有可能创设完全机动的部队，即有能力从一地立即转移到另一地的部队，那就根本不必在前沿部署任何兵力。相反，整个军队可以被保持为中央后备，无须担忧现成的兵力可得性，也不比关心通道或运输问题。另一方面，倘若军队完全缺乏机动性，那么为了使每一前沿部署的功用——战术的或政治的功用——均等，部署计划就必须最佳地安排在一个单位所在地；而且，根本没有任何部队应被保持为后备，因为缺乏机动性的后备不可能有任何用途。
即使在一个机动性很低的环境里，仍有一个可能的理由要部署中央后备兵力，那就是保护中央权力本身。从帝国角度看可能非常低效的，对其统治者来说可以确实非常有用。
到四世纪头几十年，双重军队结构已经存在：在边境上的农民兵和行省部队归地区指挥官（duces）控制，中央野战部队则在皇帝及其指挥部的号令之下。很可能，在四世纪晚期，以牺牲相对低位和特权继续衰减的行省兵力（现在统称为农民兵）为代价，野战军规模不断增大。
【与上述行省部队的弱化相对应的是，中央野战部队的能力逐步加强。这主要是出于对于中央权力本身的保护的考虑。】
显然，为加强中央野战军而对边防行省兵力所做的缩减将总是有助于为帝国权力提供政治安全，但它们必定不可避免地降低普通人民的日常安全。
帝国东方和西方边境军队兵力对比：
帝国后期的野战军比元首政治时代的庞大得多，但即使在被分布于地区后备时，野战部队也无望拥有足够的战略机动去阻绝性地捍卫帝国领土：敌人能被阻截，并常常能被打败，然而只是在他已经干了最坏的事情之后。另一方面，中央野战军能起作用去保护那控制它们的军人皇帝的权势，这是野战军直到最终完结为止一直有效履行的一项任务。然而，对帝国领土、平民生命和私人财产造成的损害是累积性的；它无情地侵蚀了帝国的后勤基地，无情地减小了帝国结构对其臣民的价值。【实际上，罗马这一时期的战略安排和安全体系，已经完全反映了其在收缩了的环境里，优先的是帝国权势本身的绝对生存（帝国机器变得越自私自利）这一实质。罗马大战略的本身已经变得愈发保守，然而与这保守表面上不相称的是，它保留和创建了大规模的中央野战部队，维持了这支庞大部队的有效机动性，让人误以为它的使命是富有进攻意义的。帝国的安全体系和战略安排正愈发不能维持其一开始的战略目标，即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方面是由于外在的异族入侵的增多所导致的三世纪的大灾难冲击了帝国权力核心，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在于，帝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实际上，四帝联治制度的发明和相应的政治结构的精细调整，正反映了罗马中央皇权的脆弱性，有时候政治制度调整、创造得越精细，就越反映出这套制度需要保护的权力的脆弱性），在经历了大规模霸权性扩张（第一阶段）、相对具有巨大优势的阻绝性防御（第二阶段）时代之后，现阶段（第三阶段）的帝国愈发保守，满足于保持自身因皇家阴谋和仇杀而导致的中央权力混乱造成的日益衰微的皇权。因此罗马帝国此时的大战略的目标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其战略手段和方式必然也产生相应的重大调整。】
结语：对三种体系的评价
1、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
共和帝国体系
在其核心地区周围，帝国是霸权性质的，有附庸国自治地负责执行罗马的必需事务，供出它们自己的资源，并且通过它们的服从去促成核心地区的领土安全。通常没有罗马部队部署在附庸国或附庸部族，但体系的稳定要求有持续不懈的外交努力，既为确保每个附庸将依旧明白罗马的全部权势，也为维持附庸结构之内部的（王朝的）和地区的（附庸之间的）平衡。于是，大小附庸国由于它们自己对罗马权势的认知而保持臣服，同时这威慑力得到积极的引诱物、特别是津贴的补充。
在这体系下，武装部队被附庸们认作是一种强的无法抵抗的统一无间的力量，实际上却被分布成一个环绕罗马的巨大圆周。然而，这些部队依然集中在多军团大军之内，不被投入领土防御，因而它们固有内在的机动性，并且可任意调动。
由于其霸权性质，帝国控制范围仅受一个因素限制，那就是别国在多大程度上将罗马权势认作迫使顺从。因此，罗马权势的延伸距离不需与其军事力量的成本成正比。以一种霸权模式，帝国的进一步扩展不要求增大所维持的军事力量。添给帝国的新附庸将对这同一个强制做出反应，如同所有那些在它们之前被纳入帝国控制范围的附庸。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之节省武力，连同其效率，便源于此。然而，这是一个旨在加强罗马控制之安全而非帝国领土与其人口之安全的体系。【也就是说，此时的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是建立在帝国扩张（一种霸权式扩张）的理念之上的，对于帝国内的平民安全和福利，该体系关注的并不多，其军团、殖民地和附庸国之间的操控、外交渗透和工具运用主要旨在维持其对所征服的领土的控制和权势。】
2、安东尼体系
反映了帝国的领土化与其轻重缓急次序的变更。
武装部队被到处部署。帝国的军事实力与其有效权势现在严格地成正比。附庸仍在，但作用比过去小得多。
帝国依然强大，实力中重要的一个成分是政治实力：一种真正的愈益成长的繁荣，连同一种自愿的罗马化，正在消除本土主义不满的最后痕迹，并且为大一统体制创设强有力的支撑基础。
然而，罗马对帝国所有邻居的生活施加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本身正在起反作用，亦即为反对帝国的共同行动造就文化和政治基础。【先进文明的文化在传入落后文明之后，都会产生这样的双重效应：一方面造成了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趋同性和向往，另一方面则造成了落后文明自身的觉醒并用先进文明的文化来反对先进文明。】
3、纵深防御体系
戴克里先治下，一种肤浅和被构造的纵深防御取代了加里努斯和前一代人的“弹性防御”，据此特别野战军在帝国境内深处与蛮族聚合体作战。
该体系的投入与产出最终相等。它提供的安全水平变得直接与花费在军队和边境防御工事上的资源量成正比。使得大一统帝国成为最有效的安全提供者的武力大节省丧志净尽。从现在起，相对于替代物即独立的各地区性国家，它只享有某些适度的缘于规模效应的节省。而且，这些规模节省并非大得足以补偿严重的行政低效或受贿。到头来，维持大一统帝国的观念和现实的不再是集体安全的逻辑，而只是帝国权力控制者的意志以及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最后这一阶段的体系由于之前所说的内外交困的世纪大危机而变得愈发内向和保守，帝国权益愈发变得自私自利。不再有进取精神，不再有雄心壮志，肤浅的甚而愈发僵硬的纵深防御体系只能用以勉强维系现阶段的帝国权力控制者的简单权势，而不再能有效保证帝国对附庸（如果这时还有附庸的话）的控制、对平民生命与财产的保护、对国内经济社会产生福利效用等。帝国在终极目标，即“为帝国的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上也愈发变质，连同其战略和安全体系一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变化了的体系和战略已难以再保证这个战略目标了。】
附录：权势和武力：定义和内涵
对“权势”的定义
军事权势通常依功能多少被定义为“……国家通过武装强制或威胁武装强制影响别国意愿和行为的能力。”显然，在被考察的罗马安全体系中表现出来的“权势”，如确实在几乎所有其他可想象的安全体系中的那样，是一个比武力广泛得多的现象，即使武力被“宽广地定义”。
在罗马帝国大战略三项安全体系中的权势
1、在这些体系中，如同在古代和现代所有类似的安全体系中那样，作为对外行动能力的一个总和，“权势”意味着该体系的总“输出”（这输出是权势而非安全，因为安全还取决于威胁的大小，一个外在于体系的变量）。
2、此类体系的效率由所产生权势（输出）与运行该体系的社会承担的成本（输入）之间的关系界定。
如果所有其他因素相同，那么此类体系的效率必定与依赖武力的程度成反比，因为所生武力将需要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正比投入。事实上，这些体系的效率将反映其“武力节省程度”。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权势（或权力，power）利用效率的高低程度由其构成的一系列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武力——的使用程度/节省程度来进行衡量，或曰这种使用程度/节省程度是权势利用效率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
由此，以静止的观点看，武力确实是权势的一个成分，但以能动的方式看，权势和武力根本不相似，反而在某种意义上颇为相反。一个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效率要求前者最小化和后者最大化。
权势如何起作用
1、它不是靠直接产生效应起作用，而是靠引发反应——倘若一切运转良好便是被想望的反应——起作用。强者发号施令，屈从其权势者俯首听命。然而在俯首听命方面，后者不是权势关系的消极对象，它们是行动者，因为那些服从的人自己从事被要求的行动。【也就是说，权力要起作用，是权力主体向客体（对象）施加影响，改变后者的行为方式和行动，以此达到目的。在权力关系中，客体（对象）并非只一味接受主体对自己的影响，它会对这种影响进行辨别、分析等，能动地进行反应，只有客体（对象）接受了这种影响，才能说形成了权力关系，才能说主体对客体的权力产生了作用。】
2、仅发号施令的强者只有一个静态特征，即“权势”；是这权势的行动者对象通过其服从提供能动的“能量”。由此可断定，给用力的量与所得结果之间加诸一个比例关系的物质制约不适用于权势关系。
为何权力客体（对象）会服从？
倘若我们假定他们（客体/对象）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服从或不服从必定反映一种比较，即服从的成本效益与拒不服从的成本效益之间的比较。由此，权势似乎能被定义为“控制流向他人的成本和得益的能力”，而武力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通过强制或摧毁施加一种特别代价的能力。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过行为对象的决定引发可想望的反应的能力，显然不是出自控制成本和得益的能力，而是出自被认知的这么做的能力。换言之，权势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知觉上的，权势因而起初是一种主观现象；它只能通过一个媒介即别人的知觉起作用。【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对象之所以服从，并非全然出自自身理性的“成本—收益”比较，而是一种主观的认知过程。但所谓的“媒介”，即“别人的知觉”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被认知的权势不随距离减小，因为它不是一种物理（或准物理）现象，同理，被认识的权势不因使用而消耗。对于罗马帝国的相应战略构建而言，诸种帝国安全体系的效率必定取决于它们的武力节省状况。或者换句话说，它们的效率取决于武力在多大程度上作为被认知的权势的一个非活动成分得到维持，而不是被直接使用。【这个定义的含义在于，进一步剥离“权势/权力”与“武力”之间看似同质性的联系，这符合作者在本书中头先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罗马帝国的权势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政治性的而非武力/暴力性的，在整个1世纪到3世纪，罗马帝国的权势都秉承一种“政治说服”的理念而被加以应用，即使到了帝国不再如此宽容的三世纪后期，这种希冀由彰显武力而达成“政治说服”功效的权势运作方式仍然是维系帝国权力的重要支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作者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的精髓在于尽可能地节省武力，因为节省武力的原因是要尽可能大幅度地提高武力的使用效率，并以此巩固罗马的权势地位。】
静态与动态的“权势”
如果暂不考虑权势（即“静态的”被认知的权势）的所有其他成分，那么权势运作与武力运转之间的差别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安全是依靠静态部署作为被认知权势的武力去获得，还是依靠其直接使用去获得，也会无关紧要。然而并非如此。即使不考虑武力在被实际使用时必定遭到的实际磨损（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作为权势的武力也天然地比直接使用的武力节省得多，因为它不要求成正比的武力输入。
对于权势定义的再思考
如果权势只有通过别人的知觉这一媒介才能显明易辨，那么从一种能力到另一种能力的转化，亦即控制成本和得益的“客观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理论上的）能力之转化为被认知的如此做的能力，便受制于多种错误：人体知觉出错，通讯媒介出错，认识过程出错，还有认知者之间沟通出错。
那么，权势是否仅为一种知觉现象？政治是否仅为一种特殊的、而且是狭窄的心理现象？肯定不是。至此，我们已含蓄地将权势关系当作双边关系对待：单独一个成本和得益控制者面对其权势的单独一个行动者对象——并被后者认知；甚至在被假设的是群体的时候，这些群体事实上也被当作全然铁板一块，从而等于是个体。然而，即使一切政治都能被当作权势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也将大多不是双边而是多边的。【将权力关系视为主观唯心的认知过程和把政治视为完全的心理活动，这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权力关系除了是一种认知过程之外，还应该是一种集体性的（至少是双边性的）理性行为。】
以罗马与其附庸国的权势关系为例：
罗马与其附属国的权势关系：
所有这些因素都由个体的知觉和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决定规定；换言之，由在其丰富多样性的固有复杂性之中的一切政治过程规定。全面的政治最终决定附庸国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决定权势对比，后者不仅受体系内个别单位的被认知的权势影响，而且受附庸互相间的凝聚程度和帝国内部的凝聚程度影响。尽管这些复杂的关系至关重要。但知觉和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仍然是核心性的，我们对权势与武力的区分仍然与之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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