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_中国科学院
院领导集体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刊》（中文版）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以战略与决策研究为主的科技综...
《科学通报》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力求及时报道自然科学各领域具有创新性...
覆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技术科学与天文学等学科...
官庄街道组织村'两委'干部,调委会成员 专题培训会__章丘司法局
「江淮风暴」陈严法到休宁县法院督查'江淮风暴':做好'五个一',站稳全市第一方阵__
二战盟军的最大失败:市场花园行动__
美国出现大肠杆菌疫情 63%为女性
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再见,布吉__深圳卫视
我要分享 &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07:14&&【字号：&&&&&&】
　加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阿勒颇和代尔祖尔地区的排雷行动.它被用于最危险,最复杂的雷区,它同时能够摧毁地面上的爆炸装置,从而确保人员完全.在平坦地形上它能够以3公里的时速进行排雷.'天王星-9'机器人系统主要用于保护人员,掩护他们从敌人的火力下撤出.它具有强大武器系统,不仅可以消灭对手有生力量和轻型装甲车辆,还可以击中坦克等.▲ (柳玉鹏) 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
　香港新聞網5月7日電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12日前決定是否退出伊朗核協議。繼伊朗國安高層官員後，伊朗總統魯哈尼6日也表示，不論特朗普作出怎樣的決定，他都已有對策，但如果美國決定退出該項協議，必將後悔莫及。台灣“中時電子報”稱，魯哈尼在伊朗國營電視台播出的談話中表示，“如果美國離開核協議，將前所未有的後悔…伊朗已擬定好計劃，以應對特朗普所做的任何決策”。他還稱，“我已對伊朗原子能組織和經濟部門下達命令，准備對抗美國不利伊朗的陰謀。” 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
　In AZ, McCain gets visits from Biden, Graham after surgeryWASHINGTON (AP) — A frail Sen. John McCain has been receiving a stream of visitors and good wishes at his Arizona ranch as he confronts the aftermath of brain cancer treatment and surgery. Published By Associated Press 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
　'罢了罢了,左右就算了,你就想去那去那吧,有事我再来找你.''大人,这……'林天有点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而众人也看白痴一样的看着天衍,心想这还是人吗?一个归元境的随从即便是自己身旁什么也不做,也是超级气派的呀,可他们不知道,天衍还真不是人.'谢谢,谢谢大人,在下林天,今后便追随大人左右.'听到这,天衍反而邹了皱眉,想到,自己一步千里,如今若是收了他,难道还要抱着他一起?'额,好吧,那就收你为仆人.'天衍一笑,答应了下来. 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
　危急关头,羚羊脚步一颤,前腿肌肉猛然一颤,宛如麻花一般,狠狠的扭曲起来.虽然羚羊并不明白这些东西,可是目睹过无数长辈如此死去,它心中已经形成了如同条件反射的警觉.从这股破空之声中,羚羊很明显感应到了危险,其生物的本能告诉它,再往前走,即使能够强行冲开包围,必然也会受到重创,在这片丛林法则中,受伤便意味着死亡.与五道身影同时出现的,还有五道箭矢一般的东西,急速袭来.只是它起步明显晚了许多,羚羊的速度尚未飙到极点,却见其正前方的的密林之中飞速窜出了四五道壮硕的身影. 龙888国际pt官方网站
　　附件：
（责任编辑：次加宜）头图加载中...
我首次出国旅游的目的地是，而写本游记旅游目的地也是，但是去的是在不同的地方。前者是2013年6月去的、、芭塔雅、可兰岛等，而后者是和。
在首次游历上述的旅游行程中，感觉人热情好客，名胜古迹和古老寺庙众多，素有“千佛之国”，游玩景区繁多，软、硬件娱乐性强，游客们白天游玩，夜间灯红酒绿，物价消费性价比高，普罗大众，回头率高，不愧为世界旅游大国。就这样使我事隔两年后重游了。
的第二次行程，愉快地游玩了古城内寺庙、三王纪念像、周日夜市游，城外的双龙寺、素贴山、大学、夜间动物园，郊外的丛林飞鹰、蛇园、美莎大象营。的皇帝岛、湾、芭滩、芭东夜市街、冷、Big&C超市等。可也有不愉快的事情是在本行程游览当中，等乘飞机时间也占去了本行程9天中的不到一半。更令我气愤的是在回国的航班时间延迟的很长时间，再加上由于价格和航班原因，选在接近上午的机票，天黑后已早早的来到不大不小的普吉国际机场并在候机大厅包括“夜间梦游”困等了不到1天的时间，身心俱疲，懊恼，使我在本轮愉快的游览经历顿感全无。
我还是奉劝游客不建议在普吉机场乘座凌晨航班，免得因半夜无车，而过早来到机场。
１２日（日）、１３日、１４日
１２日游览古城盼道寺、契迪龙寺、清曼寺、帕辛寺、森蒙玛廊寺、英塔欣莎度穆昂寺和三王纪念像和周日夜市游。
１３日双龙寺、素贴山、大学、夜间动物园。
１４日丛林飞鹰、蛇园、美莎大象营。
下面未去的旅游景点和美食：宁曼路、松德寺、蒲屏皇宫、千人火锅、Mango&Tango
宁曼路，也叫尼曼路或者尼曼翰明路，网友们戏称这条路为“你妈喊你路”，不过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交叉的几条街道，这里既安静又有趣。各种小店、咖啡馆聚集在这里，每家的招牌明艳又醒目，还有各种卡通玩偶作为店铺形象。
交通：古城搭乘双条车前往约30泰铢，嘟嘟车约100泰铢；骑自行车游览，自行车租金约50泰铢/天
松德寺建于14世纪兰纳泰王朝美丽的花园中。寺内供有全最大的青铜佛像，其余建筑亦甚宏伟。正殿的屋顶为三层，殿后又有大小佛塔，塔内藏有泰王的骨坛。寺中巨大的钟形佛塔与时期颇为相似，是纪念著名的僧人玛哈泰拉苏玛那，他从来到讲学曾住在这里。松达寺是摄影师们的最爱，尤其是夕阳夕下的时候特别迷人。每年4月13-14日，这里都要举行大型宗教庆典活动。
交通：搭乘TukTuk包车前往约70泰铢，双条车20泰铢/人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6:00-18:00
用时参考：30分钟
蒲屏皇宫为皇室的避暑行宫，该行宫完工于1962年。每年1-3月王室人员来此居住。在皇室人员不住在这里的时候，平日宫外花园向游人开放，游客可以参观。&整个王宫为泰式建筑，花园内草木葱郁，花木秀丽，种有玫瑰、鼠尾草和各种奇花异草。每年的12月到1月份的冬季，这里异常凉爽，百花盛开，景色美不胜收。王宫白墙黃瓦，建筑格调雅致，坐落在周围的青山之中，自有一分清涼之美。
交通：可骑摩托车游览，租金约200泰铢/天；也可从古城搭乘双条车到大学门口约30泰铢，这里有专线双条车上山，单程40泰铢，往返约100泰铢/人，加双龙寺往返约140泰铢/人；从双龙寺前往蒲屏皇宫搭乘双条车单程40泰铢；古城包双条车往返约600泰铢/车，每车最多可坐10人
门票：50泰铢/人
开放时间：皇宫内部每周六、日及国定假日，上午8:30-12:30，下午13:00-16:00；1月至3月皇室到访临时关闭；皇宫花园每天开放
用时参考：1-2小时
位置：在去nap的地方，靠近领事馆，&FURAMA酒店附近（这个是个标志！）是在Huey&Kaed&Rd&上，Nimmanhaemin&Rd不到大概2个小巷，路的北边。
沿着观光大道走，看到Central&Shopping&Mall 后在小道行走即到。
千人火锅5点半就开始营业，但开始可供选择的不多，7点钟左右食材上的最全，9点以后就不再补充了。晚上10点结束营业。
Mango&Tango
Nimmana&haeminda&RD&Lane&13
周日夜市(周日步行街) （Sunday&Walking&Street）
周六夜市(周六步行街) （Saturday&Walking&Street）
瓦洛洛市场（Warorot&market）
尚泰机场购物中心 （Central&Plaza&Chiangmai&Airport）
Big&C是较大的连锁购物超市，品种种类齐全，而且价格便宜，如果去旅游，可以在回国之前去这里采购一番。
433/4-5&Moo&7,&Mae&Hia,&Muang,&Hangdong,&Chiang&Mai&50000,&
１５日、１６日、１７日、１８日
巴滩、湾、皇帝岛、巴滩夜市、冷、big&C超市等
１５日下午从机场乘飞机到达普吉机场后，乘坐交通车住酒店。
１６日皇帝岛快艇一日游，接客时间８点。晚上去巴滩夜市。
１７日湾大船一日游，接客时间７点４５分。
１８日游览巴滩，中午退房，去普吉国际机场回国。
机票、酒店、游船票篇
首都国际机场&(PEK)
7月11日&星期六,&18:25&PEK-CNX&APWR7&&国际机场&(CNX)
7月11日&星期六,&22:30&&CA823
波音737_800&
普吉&-& & &5时15分
起飞信息：普吉国际机场&T1航站楼&01:40
到达信息：首都机场（）&&07:55
航班信息：国航&CA822&738
飞行时长：5小时15分
航空公司：FD3448&空客320(中)
起飞：07月15日&13:35&国际机场
到达：07月15日&14:50&廊曼国际机场
飞行：约1小时15分钟
航空公司：FD3011&空客320(中)
起飞：07月15日&19:35&廊曼国际机场
到达：07月15日&20:55&普吉国际机场
飞行：约1小时20分钟
至少提前３小时到达机场，凭借购票时所填证件办理登机手续即可。
地区酒店：
卡迪咖啡屋酒店（注：一层是经营咖啡，二层以上是住宿酒店）
酒店:Kaldi&Coffee&House
酒店地址:145/4&Ratchadamnoen&Road,&T.PraSin,&A.Muang&50200
区域&/&城市&/&国家: Old&City/Chiang&Mai/Thailand
入住日期:July&11,&2015
退房日期:July&15,&2015
入住晚数:4
早餐:Included
房型：Classic&Twin&Bed
普吉地区酒店：
酒店：芭东柑橘高地酒店
Citrus&Heights&Patong&Hotel&Phuket&by&Compass&Hospitality
地址：160/36,&Phang&Mueng&Sai&Kor&Road&Soi&Nanai&Ruamjai&(Nanai&Soi&8),&Kathu,&Phuket,&Thailand
入住日期&日
退房日期&日
房间类型&Superior&Room&Only
--酒店距离芭滩和著名景点有15分钟步行路程。
--酒店距离芭东的夜市有5分钟步行路程。
--距离卡隆海滩有5分钟车程。
--距离普吉镇有25分钟车程。
--距离国际机场有45分钟车程。
--提供前往芭滩、Jungceylon&Shopping&Mall购物中心和Bangla&Road路的免费班车服务。
旅游船票是在本站蚂蜂窝网上购买了，船票内容如下：
皇帝岛快艇一日游&价格199&&出发日期：日
湾大船一日游-Phuket&Patri&Tour&价格189&&出发日期：日
１１日：昌普克门门外夜市街凤飞飞猪脚饭。
１２日：游览古城内盼道寺、契迪龙寺、帕清寺、英塔钦沙度穆昂寺、森蒙玛廊寺、清曼寺和周日夜市游。
１３日：大学、素贴山、双龙寺、塔佩门、夜间动物园。
１４日：丛林飞鹰、蛇园、美莎大象营等。
１５日：下午乘飞机到谷廊曼机场后再乘飞机到达普吉机场后，乘坐小巴车住酒店。
１６日：皇帝岛快艇一日游，接客时间８点。晚上去巴滩夜市。
１７日：湾大船一日游，接客时间７点４５分。
１８日：游览巴滩，中午退房，去普吉国际机场回国。
位于北部，是第二市，素有“泰北玫瑰”之称，&其综合发达程度仅次于首都。与热闹程度不同，素有宁静的城市、千佛之城、避暑之城。长期作为泰王国的历史古都，已有几百年仍至更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古城区内代表着泰北灿烂历史文化的古老寺庙。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１日（第１天）
昌普克门门外夜市街凤飞飞猪脚饭。
从首都机场到达机场后，现已２３点的时间，有少量的小巴车、双条车。我花了１００泰铢的双条车到达古城内的酒店。
下图大门正面是Kaldi&Coffee&House（卡迪咖啡屋），楼上是住宿酒店。
下图是建筑夜景。
昌卜克门和凤飞飞猪脚饭
本篇游记共含10152个文字，408张图片。帮助了名游客。
(C) 2018 Mafengwo.cn
京公网安备号
新出网证(京)字242号 马蜂窝客服：国内 海外 +86-10-深南大道：一条街道的国家记忆
深南大道所体现的历史一幕，必将载入史册。虽然只有30年短暂的历史，但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从低矮简陋的棚屋、厂房、食街到摩天大楼的聚集；从孺子牛雕塑到邓小平画像的树立—深南大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故事。在30年里，它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刻起来，当你经过的时候，仿佛穿越中国改革开放的陈列馆，体验着世界最快速城市化的种种不可思议。
这只潜伏已久的大鹏鸟，它曾经迷惘、疑惑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巨大的双翼拍地欲飞。
狭长的应许之地
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东西长49公里，南北平均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从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份地图诞生，到1949年11月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张地图上，这一位置一直没有任何显著标记。
这并非是地图绘制者的粗心大意，在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岁月里，这块土地实在乏善可陈。21世纪前夜，这儿发掘出土了一些彩陶盆、青铜器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以至有本地学者兴奋而自豪地宣称，这块土地的辉煌文明已达到6000年！但与中华大地上为数众多的古都、古城、古镇相比，这点骄傲多少会显得底气不足。关于深圳历史悠久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认同和响应。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岁月里，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名人的足印。在近代史之前，惟一来过这片土地的“大人物”，可能就是那个走投无路、被大臣抱着跳海身亡的宋少帝。苏东坡、韩愈、文天祥这些历史上的“明星”，尽管曾一度近在咫尺，却始终未曾踏入半步。
惟一值得钩沉的前朝往事，是500年前坐镇于此的广东按察司副使汪鋐写的一个奏折《师佛朗机以制之》，明确提出学习西班牙、葡萄牙的先进武器。这比魏源提出“师夷人之长以制夷”足足早了三百多年。当然，汪鋐的提议只能被天朝上国饱学之士讥讽了事。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四库全书》中翻找到这一最早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动议。
在天下承平的悠悠岁月中，中国近代史的沉重一页，却猝然从这里打开。在极大的屈辱和无限的困惑中，巍巍天国伸向海洋一小块国土，被硬生生割去，5000年的文明之躯，在这里流血、疼痛。百年之间，那块被割裂的海岛，从“贝壳”变成“珍珠”，这块土地却因历史的伤口更形沉寂。每当国际、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少不了政客名门、文人学子、商家巨贾由此出出进进，但没人原意停留半刻，即便偶尔出现在那些名人们的随笔闲谈里，也只是匆匆一笔带过。
历史是最好的导演，给这块狭长的应许之地，安排了最漫长的前奏。而当它到来的时候，势必惊天地、泣鬼神，以奇崛之笔书写历史雄文。
欲张者伏翼。
这块395.81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形酷似即将张开双翼的大鹏鸟，一翼伸入东部的大鹏湾，一翼揽过西部的珠江口海域，一条蜿蜒的小河在它面前流淌……大部分地段是形以波浪般缓缓起伏的平原和并不十分险峻的丘陵台地。对于漫长的农耕社会来说，这块土地不适宜大规模种植，无法聚拢太多人气，只有一些稀疏的小渔村点缀其间。
1979年3月中旬，离开故国30年的台湾诗人洛夫和余光中来到河对岸，望远镜中笼罩在薄雾中的故国山河，耳畔鹧鸪的鸣叫，激起洛夫化不开的诗情：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这首名为《边界望乡》诗中还提到这块土地上的景物：“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对于香港和海外华人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排遣乡愁的地方，一个逼近的却又遥远如梦中的所在。
然而，当历史与地理相遇，时间和空间冲撞，再平庸的空间也能化为神奇的维度。诗人们只看到哀愁和幽怨，却未曾感受到—这块狭长土地的东、西、南、北方位所深埋的巨大能量开始集聚。
越过北面绿色的山岭，广袤、穷困的中华大地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尽管没有人能够先验地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这块土地的东西两翼—大鹏湾、珠江口；梧桐山、凤凰岭—最宽广的大海和最挺拔的山峰遥相呼应，大气对流，激荡天地，仿佛有一种力量要把它们拉近。
邓小平的深圳第一印象
“深圳”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史籍，是在1410年（明永乐八年），清朝初年建深圳墟，使它成为一个正式的地名。据正式的文献资料记载，“深圳”这两个字第一次进入邓小平视野中，是他在文革后复出后不久。
1973年3月，在林彪覆灭一年半后，邓小平得以走出“邓小平小道”，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党、国、军的日常工作。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再次“靠边站”。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剪除、文革结束，在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被解职前的全部职务。9月29日，一份反映深圳口岸进出口人数增加但接待工作滞后的《情况汇编》（由人民日报编印）递到了邓小平的案头，他批示：“这样的事情需要国务院具体抓一下，绝非深圳一处问题，所有口岸都要管好，设置专业职工，严格规章和奖惩制度，如何？”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抵达距深圳180公里的广州，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离京视察，时间是日到20日。现在，人们更多是在赞颂1984年和1992年两次“南巡”，对这次“南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在此次
“南巡”中，“深圳”这两个字再度闯入邓小平的思绪中。他注意到了这个边境小镇的财富价值。在与广东省领导的会谈中，邓小平提及：“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三千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邓小平年谱》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他对“常识”的坚守，向姓“资”姓“社”发出质疑。当时一个荒唐的规定是，农民养鸭子的数量关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邓小平说：“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这次广东之行，邓小平还见到了对他大力支持的叶剑英。而发生在深圳的“偷渡”现象，令两位老人心情沉重。
此时，那条蜿蜒在深港两地之间的深圳河，不知不觉成为一条偷渡与反偷渡的战线。长37公里的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署，让这条弯弯小河蒙受屈辱，成为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界河。1949年，解放军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不久，中英交恶封锁边界，深圳河成为堪比柏林墙的冷战“铁幕”。
1949年及19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华人资本大量向这块弹丸之岛汇聚，再加上“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香港一跃而起……令人炫目的摩天大楼从山野间、海水边一栋栋“拔出”，焕发着迷人的魅力。然而，东方之珠闪耀了世界，却照不过深圳河。偷渡香港，成了深圳河对岸百姓的致富“捷径”。偷渡客在香港发财的故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冒险。
当广东省领导向邓小平抱怨边防部队防守无力时，邓小平的目光投向窗外，经过许久的沉默后，说出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虽然大家都很清楚，“逃港”的根本原因是深圳河两岸的贫富差距，但听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对政策的反思，不能不深受震撼。这次不被注意的“南巡”中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谈话，为邓小平即将启动的改革大计埋下了伏笔。
进出境人口日益增多、外汇兑换出人意料的高、偷渡事件愈演愈烈—改革开放前夕，原本陌生的深圳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出自己的政治宣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中共中央会议上所少见的淋漓畅快的话语，催醒了这个昏睡的国度。邓小平的思想和策略并不高深莫测，就像他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正如吴敬琏在《中国经济60年》一文中所说：“这种看似没有理论指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蕴藏着一个内在合理性，即允许分散的微观主体分头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一旦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个社会可以分享其成果。”
由于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也由于是一种“增量”改革，注定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首都北京和经济重镇上海，是“存量”的集中地，“增量”改革只好从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出发，选择临近香港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问路之“石”。
似乎是一种宿命，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几乎都是源自广东。在这里，1840年的鸦片交易和炮火，将沉睡的中国强行拉入现代世界；洪秀全在这里接受了上帝的洗礼，跑回广西老家，以土法练就基督教，把大清帝国掀了个底朝天；孙中山在深圳远郊的三洲田，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第一次起义，最终把中央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国民革命军由此北伐，扫荡军阀，拼凑了一个大致完整的现代中国……这些重大事件的背后，都绕不开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据点—香港。
这一次，一个在历史关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小个子”，同样把这片南方的土地作为撬动中国的支点。
这只潜伏已久的大鹏鸟，它曾经迷惘、疑惑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巨大的双翼拍地欲飞。
特区版图之“圈”
深圳快步走向历史前台。
但它对于决策者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版图。或许与这块土地东西狭长的结构有关，或许是大鹏鸟东西两翼的共振，深圳特区的版图先后从其西部和东部开始，最终以一条大道融合为一。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句歌词描绘的情景，其实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力主建立的，但他却不曾在地图画圈。或许是李先念的神来一笔，启发了歌词作者。
第一个在中央决策者面前打开这块土地地图的，是生长于深圳大鹏湾的本地人袁庚。袁庚，原名欧阳汝山，曾用名欧阳珊，曾参加过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搞过情报工作，时任交通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长期待在广东和香港，对乡亲们偷渡香港感同深受，对家乡很早就曾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想法也有所耳闻。大地苏醒的气息刺激了他的神经。
对百年“老字号”招商局来说，袁庚吸引外资的举措应该算是一种“返祖”现象。100年前，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发起“洋务运动”，企望与外资合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日，袁庚代交通部党组给中央领导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在蛇口圈地，整合国外资金、技术和国内的廉价土地、劳动力资源。现在看来，正是这个并不复杂的模式，创造了30年来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奇迹。袁庚的报告，正好符合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的思路，得以以他自己没有想到的速度在中央领导中形成共识。
招商局的本业是船运，圈地选址自然要在海边。这块狭长土地的东西两翼都伸入海中，自然是不二之选。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出现在袁庚视野里，也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视他为救星，在这里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美妙感受。但从区位、基建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集资兴建工业区，但并没有明确用地范围。这一天，交通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带领下，晋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一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诞生—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蛇口工业区诞生日，并被精确到1月31日上午10时至11时45分。
在汇报过程中，袁庚提出在蛇口划出一块地。然而，这个当时令袁庚激动万分的时刻，也成了他日后追悔不已的场景。据《袁庚传—改革现场》（涂俏著）记载：“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随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地面移到西北角广东省宝安县镇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也可以。’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李先念一笔划出的三十多平方公里吓了袁庚一大跳。只打算圈一小块地建五六个工厂的袁庚，对此完全缺乏心理准备，只要了南头半岛最南端面积只有2.14平方公里、可开发面积仅3000余亩的蛇口。袁庚的“小气”让他在此后深圳大发展的格局中裹足不前。不过，在那个满目荒芜的年代，谁又能想到有一天会发展到地都不够用的地步？
日，蛇口炸响隆隆的开山炮—中国大地醒来了……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放出的炮声，对广东省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个刺激。其实，他们的改革线路图也酝酿已久，此时则骤然提速。从1977年春开始，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以及广东省领导到宝安考察后，逐渐形成在宝安、珠海建设出口商品基地的构想。日，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先手’，就是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吴南生也有类似袁庚最初的故乡情节，提出在老家汕头划出一块地搞试验。
不久，吴南生的心愿，在一个陌生但更吸引镜头的地方实现，并带来一生难忘的体验。
日，广东省委决定撤宝安县设深圳市，任命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为市委书记。不过这个深圳建市纪念日，很快就因另一个更加重要时刻的来临被人遗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正式宣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作为事先的准备，一年前，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便取代张勋甫为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并兼任广东省特区管委会主任。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日，每逢10年、20年、30年都在深圳举行隆重的国家庆典，被当成真正意义上的深圳诞辰。
“特区”已然横空出世，但该如何落地呢？
深圳总面积1952.84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一倍。当时，比较被看好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区只有60平方公里大，中国的经济特区该有多大？选择有二：其一，按照外国出口加工区，圈一小块地，搞完一个再搞一个。这个方案实际上袁庚已在蛇口开干了。其二，把整个深圳变为特区。但这样范围太大，大家对如何防范走私、偷渡没有把握。其实，人定不下来的边界，大自然已经规划好了。在两套方案的争议中，决策者发现，横贯整个深圳东.81平方公里，正好可以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地盘。
这个基于“北山南河”的规划，其实在特区成立半年前已有雏形。当时宝安县刚刚升格为深圳市，便提出规划“先富区”的设想。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回忆：“市委和市革委的同志请来香港五丰行经理、德信行经理、九龙海关关长、边检站站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具体商量研究，决定将边境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这比1985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观点早了五六年。
吴南生接替张勋甫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后，对深圳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实地调研，于日向广东省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深圳改革的设想，明确提出要在深圳布局三个区：在边防线附近建设农业区，形成一条“富线”；在深圳水库建设旅游区（市区内也拟修建旅馆、饭店、娱乐场所，发展旅游业）；在福田划出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3公里，总面积3000公顷的出口加工区，与蛇口工业区、沙头角农工商联合企业试验区一起组成出口特区。
袁庚空降西南一隅、张勋甫畅想的“先富区”、吴南生提出的三大经济区划以及更早提出的“出口基地”，种种惊世骇俗的想法和举动，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深圳这块空白的土地上。它们将取代偷渡客在这块土地上的冒险—与那种违法的、不要命的冒险决然不同，这是一次伟大的制度探险。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沉静国土，因为这十万分之三面积的躁动，逐渐爆发出地层深处的巨大能量……
一条通向未来的大道，如一道闪电，在这个狭长的应许之地，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大道&大厦&大城&
这条连通深圳和蛇口中国两大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大道”，以不可阻挡之势决然西去。
“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这是1980年5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来信中的一段话。刚刚结束上山下乡的流放生活、从农场回到城市的年轻人们，充满希望又茫然困惑之际，被这段话深深触动了。这封名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所署作者名“潘晓”，实际上是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和纺织女工黄晓菊的合称。因为这篇文章，他们的人生道路被改变了，二人先后失业、失学。
潘晓对人生道路发出的大声疑问，实际上也是这个刚开始转型的国家所要直面的问题。经过不止10年的的尘封和扭曲后，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国家也在寻找和建设通向未来的“大道”……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发表3个月后，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宣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一年，这座城市的脊椎深南大道也开工建设，一系列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和力量的试验与创新，在这条大道周围铺陈开来，似乎是对“潘晓疑问”一个有力的回答。有意思的是，“潘晓”之一黄晓菊在80年代后期也南下创业，开了多家服装店—人生的路逐渐宽广起来。
不过，这条“大道”诞生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篇文章所享有的轰动效应，连准确的出生日期都无从知晓，“深南大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也无据可查。
早期称为深南路的深南大道，和在特区草创之际的大多数项目一样，根本顾不上搞开工典礼。甚至，深南大道并不是由“正规军”修建的。可能对于忙碌的“正规军”来说，修这样一条路的技术含量太低了点。广东陆丰县在深圳的办事处听说后，从家乡动员600人，在稻田、鱼塘和坟地间艰难施工，以“修地球”的精神，用锄头和手，建成了从蔡屋围到上步（相当于现在从地王大厦到华强北）的2.1公里长、7米宽的道路—还只能称之为一条“小道”。
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是深南大道的见证者。他回忆说：“最初我们并没有给这条路想好一个名字，这条路计划从原来的深圳镇一直往南头修，就叫了深南路，并且一路叫下来。”至今，不少深圳人还以为叫深南大道只是因为它在深圳南部，而不知道是因为要连接深圳和南头、蛇口之意。曾担任深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的孙骅声说：“深南大道的选址，主要考虑到特区内的地形地貌，放在特区内相对平坦的地带。特区北面多是丘陵、山脉，南侧多是旧村、缓坡。这条路修到现在中心位置的时候，路南边一直在填海，填了两年多。”而在深圳市主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的记忆中，大家对这条路的价值并无清晰的认识。管钱的副市长司马鲁就提问：“路两边有项目吗？没有项目修路干什么呢？”罗昌仁一下被问住了。
确实，它仅仅是一条路而已。
现在人们也想不起来，这最初的2.1公里的“小道”是1980年哪月哪日正式竣工通车的。恐怕谁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条小小的街道，把深圳这个城市带出狭小的罗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深圳跻身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行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南大道的修建，启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宏大进程……
一条街道能有这般神奇力量？
的确，一条伟大的街道，不仅仅是一条供人踩踏、让汽车随意碾过的路。当传统与现代、保守和创新、市场和计划、北方人和南方人、老板和打工仔等等都因这条街道的生长发生剧烈冲撞、融合，将会发生的一切又何止一个城市所能容纳？
对街道的起源，古老文字中各有各的回答。根据考古发现，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早出现城市的地方，苏美尔的表意文字中，市场一词用“Y”字来代表，表明市场是在道路交汇之初，显示街道与市场的关系。在英文中街道street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sternere，意为“铺设”，说明未经铺设的道路没有资格叫街道。而在汉语中，“道”的字面意思是一个人在行走，后来演化为代表宇宙的力量和世界的规律，可以有更复杂深刻的联想。
现在，人们下意识地认为，规划建设道路或者街道，不就是为了数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的汽车吗？其实不然，在人类历史上，交通并非街道的主要功能，街道作为公共空间一直具有强烈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含义。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下，街道呈现不同的形态，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伟大的街道是一部史册。不同于书本，它不仅呈现历史，还创造历史，有的时候它自身的演变也代表了历史的变迁。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条在中世纪被称为Papale的街道，试图从这一公共空间的支配权的变化，发现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变。一条崎岖的小路由梵蒂冈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兰（Lateran）教堂，标志着在教堂、贵族住宅以及贫民社区之间现实权力的调整。一位新当选的教皇需要沿着这条街道走一遍，这段行程充斥着繁文缛节，他不得不5次停下来，抛硬币安慰狂热的围观者。到了利奥十世时代，街道的支配权从教皇转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的游行庆典成为街道上的主要活动，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迎接主降临的盛大节日。
与这条中世纪小道类似，公元前312年动工的古罗马大道，12世纪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描画的世界第一大都市开封的街道，1805年杰弗逊总统举行宣誓仪式时骑马穿过所形成的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838年建成的巴黎香榭丽大道，1939年希特勒打造的柏林南北大轴线菩提树下大街，从1949年到2009年上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4次阅兵式的北京长安街，都铭记着人类历史的重要时刻。
深南大道所体现的历史一幕，同样将载入史册。虽然只有30年短暂的历史，但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从低矮简陋的棚屋、厂房、食街到摩天大楼的聚集；从孺子牛雕塑到邓小平画像的树立—深南大道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变革故事。在30年里，它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刻起来，当你经过的时候，仿佛穿越中国改革开放的陈列馆，在体验世界最快速城市化的种种不可思议。
斯皮罗&科斯托夫认为：“在与城市的完美组合中，街道反射出它在城市中的荣耀并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不过，对于彼时的深南大道来说，还没有半点荣耀可言。规划建设深南大道之初，从市长到规划师到建筑工人，想到的只是能并行几辆车、将来会不会拥堵这类问题。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深南大道只能在风餐露宿中建设，在坎坷不平中前行，各种争议和非难还在前面等着它。
罗湖：争议中出发
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从东向西，自1980年到1993年，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其反复装饰整修则花费了更多时间。对于一条街道来说，这的确是太过漫长了；但对一座城市的形成，却又显得过于短暂。深南大道就是这样一条矛盾的道路。并且，这条大道为什么是从东向西，而不是从西向东，或者从中间向东西两头修建，其中也大有学问。
深圳特区是一张面积395.81平方公里的白纸。谁来干？怎么干？干的后果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革故鼎新之际，必要有敢为天下先者勇立潮头。蛇口的炮声已经炸响，特区西部已然立起一个标杆。特区其他地方呢？在哪里树起改革开放的猎猎大旗？
蛇口的时势是袁庚造出来的，分量更重的深圳当然也需要一位这样的“猛士”。
千钧重担落在此时已58岁的深圳特区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肩上。吴南生是个标准的文人，喜下棋、好收藏、善书法，来深圳前在省里负责宣传文教工作，把去深圳比作“弃文从商”。黄苗子曾赞许他的文化贡献：“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宋《群峰晴雪图》，就是他发现、收藏、千辛万苦保护下来，后来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的。”不过，相对于袁庚在蛇口的大张旗鼓，吴南生掌管的深圳市却在为到底先开发哪里展开了一场辩论。
在吴南生的计划中，特区要由他所兼任的广东省特区管委会直接管，深圳市委、市政府要搬到关外的布吉办公。这基本上是国外出口加工区封关运作的模式，遭到深圳市当地干部的反对。且不说哪种特区模式更合理、更先进，谁都不想把自己排除在特区之外啊。值得注意的是，原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在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后，并未调走，而是转任深圳市委常务副书记，以他和市长贾华为代表的深圳当地官员对吴南生的新思路很不认同。1980年10月下旬，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两个月后，深圳市委形成一份《市常委会议纪要》，提出了比较尖锐的看法：“举办经济特区，要看到深圳市干部、群众有一定的搞经济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经济特区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扬民主，听取他们对特区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消除各种疙瘩和疑虑，使特区人民成为特区的建设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负担，置于特区之外，甚至强令迁出特区。”（据莫小培《评深圳特区筹建初期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
据一位早期在深圳从事基建的领导评价，吴南生的想法是搞出口贸易加工区（类似国外的出口贸易加工区），而不是开发建设一个城市。这种模式，只需要一个规模不大的封闭区域就可以了。
最初，吴南生计划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心位置福田划出3000公顷土地搞出口特区，并在日《致广东省委谈深圳改革》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但不久，他认为这块地太大，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相比之下，罗湖面积较小，距离香港最近，且是国门所在，先把罗湖建起来，可以更好地通过香港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特区形象。但就像“深圳”这个名字所呈现的，罗湖遍布山岭、沟壑纵横，且水患频仍，并无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地利之便。
吴南生后来把这一转变归结为一个偶然事件：“一场大雨使我们改变了初衷。”
他所说的，是日的一场大暴雨把罗湖一带淹成汪洋泽国。此时，吴南生和一些城市规划专家恰好住在新园招待所，大水把专家们的规划图纸都淹了。这使吴南生决定将开发罗湖和治理水患结合起来，炸掉山丘、填平洼地。但把深圳特区“第一步棋”放在罗湖的想法，依然遭到当地不少官员的反对。直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出面力挺，方才作罢。在吴南生的不断争取下，谷牧还破例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支持—这也是国家创办深圳特区的惟一直接投资。
就这样，比蛇口晚了一年多的“炸山炮”在罗湖轰轰作响。罗湖，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性城区。在这块狭小的地带，至今仍然是中国建筑密度最高的地方，一个方寸之地却先后产生了中国3栋第一高楼—国际商业大厦、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先后垄断了中国摩天大楼第一高度达15年之久，直到上海陆家嘴的金茂大厦出现。
罗湖和蛇口以“炸山”的方式，唤起了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激情，但也将深圳原有的缓坡低丘地貌彻底毁灭。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观来看，这样做无可厚非；但从30年后的生态观来看，这却是一个十分遗憾的开始。
建设特区风雷激荡，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经验做各种研究论证。从罗湖出发，后来也被认为是一个匆促的决策。
罗湖地处“国门”，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深圳经济特区的大历史使命。由于其地段狭小，罗湖再也装不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能量，深圳城市拓展的脚步只好抽出罗湖，步步向西挪移。
从罗湖向西，是一个必然的取向。深圳建市之初，只有解放路、人民路两条水泥路，又短又窄。深圳经济特区版图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无论是主张先开发罗湖还是先开发福田，修建一条从东部的罗湖到西部的南头、蛇口的大道，是所有人的共识。
这条连通深圳和蛇口中国两大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大道”，以不可阻挡之势决然西去。
日，正在不断修整延伸的深南大道旁，深圳第一栋高层建筑—高69.9米共20层的电子大厦破土动工。这栋大厦由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投资，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是特区人心目中的第一个地标。为何特区创立未久，就急于搞出这样一个“形象工程”？
经济特区这个全新的“概念”，是那个年代闻所未闻的稀奇事儿。一时间，全国各路人马纷纷前来探营，各部委、省市都准备在特区一试身手。但面对纸上的蓝图和满目荒芜的土地，人们大都小心翼翼，走一步看一步。深圳市领导不得不用激将法：“谁敢建大楼，谁才是真正扎根特区的人。”正在兴建的电子大厦，犹如特区建设的定海神针。甚至，一些观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士，也在落马洲遥望电子大厦工程进度（那时电子大厦金鸡独立，没有遮挡，很容易看到），以此猜测深圳特区的行情变化。
谁都想不到，就是这样一栋代表特区雄心和成就的最高建筑，却一不小心成了“拦路虎”。
电子大厦动工的前一年，深南大道2.1公里长、7米宽的第一截路竣工。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而且资金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在特区建设一日千里的态势下，这座理想主义者居多的城市还是倾向于修建更宽的街道。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由此，深南大道宽度被规划为50米和60米两种方案。
但在两种宽度方案尚未最后敲定时，电子大厦便毫不客气地扎在大道50米宽的位置上，一点不留余地。不过，没有人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从7米拓宽到50米或60米，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就在“深圳第一楼”快速拔高之际，一个有更大雄心的人出现了，电子大厦一度面临停工厄运。
1981年1月的一个晚上，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约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到办公室，闭门谈了整整一夜。67岁的任仲夷力劝62岁的梁湘去冒一次险，离开工作了30年的广州，到深圳掌舵，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仲夷下决心临阵换将，是因为深圳市领导吴南生和一些当地干部政见不合，特区局面难以打开。他需要一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猛士，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他打开中国的“南风窗”—他们都已近暮年，时间不多了。
2月20日，中共中央的任命决定正式发布，梁湘走马上任。他很快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得悉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据当时在深圳市基建办工作的杨荣成回忆，梁湘甚至动过拆楼退后重建的念头。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这样做可能导致大厦流产，后果自然极为糟糕，也不是梁湘所愿意看到的。趁梁湘去北京开会的工夫，他的搭档，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决定电子大厦恢复施工。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能成为一个向后人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因为挡过深南大道的道儿，而备受贬抑；因为带动了大道沿线高楼大厦的竞赛，自己却淹没其中，少人问津。只有在纪念特区历史时，它才会被重新提起。2005年，深圳经济特区25周年之际，电子大厦入选深圳市文化局等单位评选的“深圳改革开放10大历史建筑”，颁奖词煽情地写道：“如果说，华强北电子街是一条河，她，曾经是这条河的源头；如果说华强北商圈是一个舞台，她，曾经是这个舞台最早的导演；如果说深圳电子工商业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她，就是看着这棵树长大的园丁。”
这段评价刻意回避了电子大厦与深南大道的关系，或许评选方在私下仍然认为这是电子大厦不光彩的一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和底气为电子大厦“翻案”。
深南大道的宽度，因为“电子大厦事件”，走向另一个极端。
1983年夏，梁湘率队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上海宾馆以西却扩至130米，有些路段此后达到160米。因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为60米宽，其东段和西段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曾对没有人情味、大尺度的街道给予迎头痛击。她说：“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海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她心目中理想的街道是连儿童都能自由行走的安全的公共空间。日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认为，最好的街道应该是行人能看到街对面人的脸—这样的宽度大概在二三十米左右。
在深南大道上行走，当然看不清楚对面的人的脸。对于讲究生活情趣、喜欢在街头漫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许，这条大道的主角不是行人，甚至也不完全是汽车，而是密密麻麻排列在两旁的高楼大厦。
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城市大发展观来说，梁湘的选择或许是惟一的。深南大道宽阔的路面、绿化带以及沿线摩天大楼组成的壮丽城市景象，为千千万万的下海人展示出一幅美丽醉人的图景，也深深刺激和牵动着内地城市改头换面的神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从颓败破旧的城市氛围中走出，从机械僵硬的体制里醒来，深南大道所尽情展示的“深圳梦”，代表了一个与过去完全相反的，无比新鲜、自由、美好的新世界。无数忐忑不安的下海人，就是在走过深南大道时，心潮澎湃，下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深南大道是中国开启汽车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的街道作品。它从一开始就按照汽车时代的速度和景观标准，以气吞山河的气势，串起了深圳组团式的产业蓝图，展现了深圳城市发展的大格局。它所体现的大气魄、大手笔，也触痛继而改变着当时社会体制、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坚硬的内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这种气魄和手笔，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梁湘可能并不知道，他对深南大道的大幅拓宽和绿化，也在无意中开创了中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先河。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城市物质空间的形象和秩序，来创造和改进社会秩序，而对以梁湘为代表的深圳早期的改革精英来说，就是要创造一个宏大、美观的城市景象，从而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面貌。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改变自己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他们未必熟悉变化多端的城市规划理论，其做法更多是一种政治家的气概。
摩天大楼破题制度改革
用Google卫星实景地图搜索观看深南大道，呈现在眼前的，仿若美国大峡谷般的景象。大道两岸的峭壁，是由无数的摩天大楼组成，反射着金色、浅蓝、绿色的玻璃光芒……这个场景，世所罕见。在摩天大楼的故乡芝加哥，在高楼大厦更集中的纽约或上海浦东、迪拜，它们都没有像这样紧紧围拢在一条街道的周围，形成狭长、陡峭的城市峡谷。
这个城市，很简单，一条主线加上两边的大厦阵列，就可以勾勒出它主要的脉络和面貌。
是什么力量让深圳的渔田荒草里以长庄稼的速度长出这么多的摩天大楼？
除了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这个大背景外，一项制度的突破和改变，给钢筋铁骨间注入一剂“兴奋剂”和“增高剂”。
日，深圳市建筑工程施工由行政分配任务、预算加签证的老办法改为工程招标承包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大突破，就是深圳特区改革开放投下的第一块“石头”。不过，这并不完全是领导或专家的贡献，是被一家体制僵化的小建筑公司给逼出来的。
1981年冬，深圳市房地产公司和香港中发大同公司在罗湖合作开发国际商业大厦，这栋大厦是继电子大厦之后，深圳第二个动工兴建的标志性建筑，楼高也是20层，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最初，这栋大厦像全中国所有的大楼一样，建筑施工方是由有关部门指定分配的，国商大厦这次分给了一家广东省内的建筑公司，报价每平方米500元。还没等项目投资方深圳市政府回话，这家公司又先后两次将报价提高到每平方米550元、580元。工程为此耽搁两个多月，青草长到了膝盖齐。梁湘得知后大怒：“走了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受蛇口“三通一平”基建工程承办制启发，他决定像香港一样将这栋大楼的建筑工程公开招标。
经过18家建筑公司的激烈角逐，中国第一冶金建筑公司以每平方米380元的报价折桂，工期只要一年半，比原计划缩短了一半。省钱又省时，还公开透明。
改革者惺惺相惜、暗通款曲。这一年年底，袁庚在蛇口想出了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是对深圳工程招标承包制度最好的描绘，以比流行歌曲更快的速度走红全国。不过，就像所有的制度探险一样，工程招标制度实施之初，并非一帆风顺。曾任梁湘秘书的陈荣光在《首次工程招标开创深圳速度》的文章中回忆，这个举措一提出，就遭到广东省基建部门的反对，因为这可能会让外省甚至香港的设计和施工企业抢走本属于自己地盘上的生意。一位省基建负责人还当着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的面，以“国家主权”为名向梁湘施压。幸而梁湘得到张百发的支持，他说：“基建行业要搞活，深圳的做法是个试验。”同年秋天，国务院总理视察深圳，对这一做法给予肯定，并要求国家相关部门总结推广。这一制度在全国遍地开花，让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大提速。
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很看重建筑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圳在建筑工程上的率先突破，或许是一个赢得邓小平青睐的做法。日，邓小平首次南巡回京后，约见中央领导，专门谈到深圳工程招标承包制：“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几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由此可见，工程招标承包制驱动的深圳和中国第一代摩天大楼的疯狂生长，撑起了一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天空，让人们最直观地感受和见识到改革的威力。而在另一方面，每当经济过热需要降温的时候，这些耀武扬威的大楼又会突然之间变成罪魁祸首。
中国第一代摩天大楼的代表作—1985年12月竣工的深圳国贸大厦则创出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正是工程招标制和科技施工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一年，深圳有五百多项工程采取招标投标制度，占所有项目的90%以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前3年间，就有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施工企业、九十多家建筑勘察设计单位进入深圳，展开大规模建设。
“深圳”这两个全国人民刚刚开始学着指认的字，一开始就跟“速度”和“效率”画上了等号。这两个词汇也赋予深圳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品牌价值。
大厦、大道合成“巨型空间”
在20世纪80年代，从1981年初动工的电子大厦到1985年底竣工的国贸大厦，短短5年间，罗湖建起了数十栋高层建筑，组成了中国的第一代摩天大楼方阵。在这期间，北京1985年建成长城饭店，上海1983年建成上海宾馆，广州于1979年建成白天鹅宾馆，但按总体规划成片开发的，只有深圳罗湖。
早期的深圳高层建筑大都分布在罗湖人民南片区和深南大道沿线。而如今，在深南大道东段，沿街基本上没有一块空隙，高楼大厦像牙齿一样排列两旁。不过它们穿金戴银地挤在一起，实在有些不协调。最高的“牙齿”是地王大厦；稍稍向前突出的“牙齿”是电子大厦；最短的“牙齿”是上海宾馆；最东端还有三颗“金牙”—罗湖商务中心和对面的新世纪广场—不过新世纪广场这两颗巨大的“金牙”，生虫烂尾已近十年了……
在深南大道西段，形成了中心区、中心西区（车公庙）、科技园区三大高层建筑群。这三个地方，大厦与大道也组合着各自不同的关系。在中心区，深南大道因为在中轴点上围合形成一个椭圆的中心地带，成为这块区域具有舞台效果的段落，再加上中心区的南北生态走廊形成的开阔带，这里新建起来的摩天大厦们与大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更多地扮演着在路上被人观赏的角色……到了车公庙一带，招商银行大厦与NEO企业大道，犹如两根巨柱，挑起了这片天空，大道两旁楼群密布，犹如两军对垒。这是自机场经广深高速公路进入深圳市区的第一地段，因而具有门脸效果。在科技园和高新区，以高科技企业自建大厦为主的高层建筑群也蔚然可观，代表了大道30年所形成的强大而生生不息的企业力量。
深南大道由大厦和大道组成的构图，也是深圳这幅城市大图的最基本的形状。同时，这也意味着要面临新的审美标准的评判—街道的宽高之比（D/H，D是指街道的宽度，H是指建筑外墙的高度）。芦原义信在《街道美学》中，认为不同的D/H比例会给人非常不同的感受。他说：“根据笔者观察，当D/H大于1时，随着比值的增大会逐渐产生远离之感，超过2时则产生宽阔之感；当D/H小于1时，随着比值的减小会产生接近之感；当D/H等于1时，高度与宽度之间存在一种匀称之感，显然D/H等于1是空间性质的转折点。”不同历史时期，街道的D/H比值不尽相同。西方中世纪时期，D/H大约等于0.5，而在达·芬奇看来，D/H等于1是最完美的了，到了巴洛克时期，D/H又成了2，说明街道的作用得到提升。
D/H的一个衡量标准来自人的视觉角度。人的仰视角度一般习惯于40度，街道宽度D等于建筑高度H的2倍时，才能够轻松观赏到建筑整体，否则必须很费力地、专门地去看。深南大道东段的宽度是50米，大多数建筑高度超过130米，D/H约等于0.38。怪不得有人第一次在深南大道仰望高楼的时候，帽子会掉下来。也有很多人，因此而对自己天天经过的建筑根本就是熟视无睹。惟一的例外是在蔡屋围和中心西区（车公庙地段）。在蔡屋围，大剧院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深南大道在此略有拐弯，因此从西向东的路上，可以很轻松地欣赏到地王大厦和深圳发展银行这片建筑群。从东往西过来深圳特区报业大厦一带，远远就能看到新建的NEO企业大道，也是一个街道的弯度提供了一个观赏的角度。地王大厦没有选择正对着深南大道，而是充分借助大道拐弯的斜角来展示自己，恐怕也是出于D/H的考虑吧。而深圳特区报业大厦就没有这种便利，要观赏它的旗舰风采，并不是一件随心的事。
在深南大道上海宾馆以西，街道加宽到130米，路边的建筑密度还不够高，所以即使建筑高度更高一些，却还没有给人太多的压抑感。但相信要不了多少年，除了绿化隔离带和中心区水晶岛以外，大多数地方也会被高楼大厦的“牙齿”填满。在西段D/H约为1，从街道一侧看对面建筑要开朗许多。但由于街道的宽度太大，要想到对面去，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以此看来，上海宾馆以西的大尺度的深南大道是缺乏人情味的，满足了人的视觉需要，却造成双腿的困难。很不幸的是，在深南大道中点的中心区投资大厦地段，因为道路过宽，车速过快，行人难以逾越，导致称党觥2009年10月深圳交警局的统计，深圳三大死亡事故高发的道路依次为深惠公路、广深高速、深南大道，前两者是高速公路和客货两用的郊区公路，而深南大道却是与长安街、南京路同样的城市标志性大道。如此看来，深南大道恐怕是全国最危险的城市中心主干道了。
基于此，我们或许有理由为电子大厦翻案，它曾犯的错误，反而可能是一件幸事了。事实上，上海宾馆以东的深南大道的宽度，能够容纳足够多的汽车，步行者通过也不太费劲，因而人气旺盛、商业繁盛，东门、人民南、蔡屋围、华强北这几个深圳最好的商业圈，都在这里培育生成。而西段的深南大道，因为过度宽阔，一直是汽车的天下，在路边很难形成好的商业或休闲聚集区。我们对深南大道西段的印象更多是通过眼睛获取，而不是靠双腿走出来的体验。
最新的西方规划观认为，街道不应是城市的分割线，而应该起到连结和交流的作用。街道设计要充分考虑步行者，而不能让汽车横行霸道。以此来看，深南大道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它太宽，尤其是上海宾馆以西地段，完全是汽车的天下；另一方面，深南大道特有的历史寓意，让它成为深圳人与自己城市的精神走廊。从历史的角度看，用西方世界最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拷问成形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年的深南大道，拷问梁湘这样早期的改革拓荒者，不全面，也不公平。因为，这些改革之初的“拓荒牛”们的理想，并非只是为了修建一条完美浪漫的街道，虽然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凌云壮志。
以深南大道为主轴，一个大城理想，在他们心中反复冲撞。
世界工厂“上步”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只用短短30年时间，便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产业革命史。
2008年8月，一个英国小伙子刚刚买了一部iPhone手机，竟意外发现初始存储里有3张中国女孩的照片，他好奇地把这几张照片发到网上。人们并没有因此指责这位女工私自用刚组装好的手机拍照，这个清新、朴实、可人女孩的形象，反而不可思议地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全球，被封为iPhone
girl。好事的网民还发起全球搜索，最后发现这女孩来自中国深圳的富士康检测工厂车间。
girl的这个不经意举动，是“世界工厂”给世界的一个浪漫猜想。她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渴望世界了解自己。而实际上，她无意中扮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道美丽风景。她所在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仅她从事的手机制造，这个城市在2008年一年就生产了上亿部，全球每5部手机就有一部产自这里。2008年，即便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个城市还是向全世界出口了1797.20亿美元的产品，其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999.55亿美元，连续16年位居中国大中城市榜首。
深圳和珠三角的“世界工厂”之路，是世界产业发展、转移历史上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怎样构思和创作出来的呢？
这首先得从深南大道旁的上步说起。
“上步”这个词与深圳很多村庄的名字诸如下步庙、赤尾村等一样土的掉渣。由于位于深南大道北侧，是深南大道西进的第一站，这个寓意起步的地方就成了深圳大规模发展工业的一个起点。不过，一开始，这里更多扮演的是中国“橱窗”
、“车间”而不是“世界工厂”的角色。
1982年9月，梁湘及其搭档“二周”（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周鼎、副市长周溪舞）雄心勃勃地祭出三大工业区开发战略—上步、八卦岭和水贝工业区，犹如三剑齐发，杀出一条深圳工业化的大道。此时，关于特区发展模式的责难已开始蔓延：特区为什么热衷倒买倒卖进口商品？特区商业和外贸是否发展过度？特区能否坚持以发展工业、出口为主？这三大工业区的建设，就是对这一质疑的一个有力回答。9月5日，上步工业区工程指
以上步工业区的建设为先声，深圳大规模建屋设厂，发展工业。1982年新建工厂55家，1983年达到一百多家，到1985年就有446家新工厂投产。工业总产值连年翻番：1980年为5100万元，1981年为2.025亿元，1983年为7.2亿元，1984年为十六亿多元，1985年达到三十五亿多元。
1982年秋，中央调集两万基建工程兵南下深圳，支援深圳建设。这种大规划和大手笔，为深圳的“世界工厂”之路奠定了十分结实的基础。近三十年后的今天，由上步工业区发轫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与它同时蓬勃发展起来的机械、服装、钟表、家具、印刷包装、黄金珠宝六大制造业，至今雄风不减。
可以说，深南大道是以工业开路的，深圳是以工业开局的—工业化是这个城市的胎记。
200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527.8亿元。深圳制造囊括了34个工业行业，能够生产出上千种工业产品，三十多种产量居全国前列。其中，集装箱占全球38%，硬盘驱动器占全国50%、全球10%，计算机磁头占全球近60%，激光唱头占全球超60%，程控交换机占全国40%以上，基因工厂乙肝疫苗占全国51%，钟表占全球45%，黄金饰品全国市场占有量达70%……连跟着深圳发展的邻居东莞也可以扳着指头，数着自己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第一了！这样自豪的数字，在长三角众多城市里也比比皆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源自深圳的“中国制造”已经穿越了整个地球。
2007年，中国“世界工厂”名声最盛的时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英国，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一个“相信中国制造”的论坛。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说：“我在家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国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对这位市长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包围”，跟世界头号企业沃尔玛所发起的“采购中国”行动有关。1996年，沃尔玛通过深圳进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圳人为这个跨国大鳄落脚于此感到难为情，因为它一直在亏损，难道它选错了地方？！这期间，曾有别的城市用各种方式拉拢诱惑，沃尔玛中国总部却始终坚守深圳。后来大家恍然大悟，沃尔玛真是太高明了，它更看中深圳及其周边地区“世界工厂”的价值。2001年12月，沃尔玛在深圳建立全球采购中心，每年采购金额150亿美元，深圳和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断送上沃尔玛在全球的货架。沃尔玛得以大幅降低成本，使其供应链在平坦的世界得到极大优化，屹立全球五百强榜首。与沃尔玛同时，麦当劳、欧姆龙、松下、三洋、家乐福、飞利浦等在深圳都设立了全球采购中心。
跨国大鳄们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世界工厂”的价值。
人性与商品的解放
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深圳的成功得益于一个简单的公式：廉价土地、工作热情高而又顺从的工人和宽松的环境标准，这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商。深圳1200万的总人口中有700万是民工，这与上海1800万人口中只有200—300万民工形成对比，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真实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心脏。”这种隔岸观火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数百万民工愿意千里迢迢到深圳来冒险？为什么除了民工外，还有大量的知识精英、技术专家冒着同样的风险会聚于这个原本蛮荒之地？
这种力量来自观念的解放和制度的革新，它与国运相连，亦与人性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因深圳悄悄地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深圳首先砸烂了“铁饭碗”。一个人不会再为某个固定的单位“绑架”，可以随便找工作；一个老板也可以炒掉不合格的员工，不必为冗员发愁。这在“解雇一个人比枪毙一个人更难”的年代，不啻是一场革命。1981年，深圳最早的合资酒店竹园宾馆为提高服务质量破天荒解雇了6名员工，并采取“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新工资制度。而在1979年蛇口码头工程中，为了早日完工，便实施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这两项改革都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行为受到批判，几经波折方才得以贯彻实施。蛇口的超产奖励制度还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干预下，才得以网开一面。
这一人身解放制度一经确定，便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因此被吸引到深圳来。在深圳经验的推动下，全国也逐步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国人的职业生涯由此改变。
第二个变化：深圳率先取消了凭证供应商品制度和物价管制。从1982年开始，在深圳买吃的穿的，不用再凭票证了。物价管制取消，供需调节价格，各种商品大量涌入深圳。一开始，因为放开价格，还曾引起抢购风潮。但价格的上涨又吸引了国内外商品纷纷流入，供求关系很快趋于平衡。
如果说第一种变化是对人的价值的解放，第二种变化就是对商品价值的解放。人和商品都可以按照价值规律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力量。因为这种解放，这个城市的空气中充满了机遇，每一个行走在深南大道的人，都可以自由呼吸。
这些制度的建立，除了特区历任执政者不破不立的气概，一些外资企业对这些西方“常识”的不断“游说”，也功不可没。就像人很难自己战胜自己一样，任何内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刺激。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改变了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注重老百姓更需要的消费品制造和轻工业的发展，1979年和198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收到了初步效果。同时，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承接了美国及日本二次大战后的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相对低端的电子、服装、玩具等加工业需要再次转移。把国内的经济转型和国外的产业转移这两大机遇充分对接起来，深圳起到了一个“插销”的作用，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让“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深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生逢其时。我们比林则徐幸运，当我们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没有鸦片和洋枪大炮，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团结强大，另一方面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变化。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的海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可是，当中国将自己的经济前景过多寄托于国际贸易上时，“世界工厂”却因美国金融危机，陷入一次生死考验。
白宫圣诞树下的荣耀和尴尬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的同时，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将深圳“世界工厂”的声誉推向顶峰。报道说：“深圳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生产出口基地，每年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美国人购买的圣诞树，每10棵中有7棵产自深圳。美国白宫所用的圣诞树，多年来均来自深圳布吉的一家加工厂。国际大型超市沃尔玛在全球销售的圣诞树全部由深圳提供。”
深圳出口圣诞树最高峰的2007年，生产圣诞树的企业有四百多家。圣诞树的生产和出口是中国与美国经济“伙伴”关系的一个有趣案例。哈佛大学著名英裔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Chimerica
（中美共生体），来形容这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他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之日起，中国的储蓄者与生产者和美国的借贷者与消费者之间，构成有30年历史的伙伴关系。确如他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以美国为主的外资以及产业链的结合，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再把赚来的血汗钱投资美元和财政债券，供美国人疯狂消费。
然而，曾经摆到世界最高权力据点白宫的深圳圣诞树，让弗格森发明的Chimerica
（中美共生体）显得有点脆弱。或许是一个预兆，2008年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每年向欧美市场出口大约600万棵圣诞树的全球最大圣诞树生产商深圳宝吉公司轰然倒闭，令这个制造快乐的行业陷入恐慌。圣诞树生产技术含量低，利润微薄，全部出口，这个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消费产品，很难在中国市场找到新的足够的空间。即使抛开文化因素，绝大部分中国人也没有足够大的房间和庭院来摆放圣诞树。与圣诞树有些类似的，还有备受称颂的深圳大芬村手工复制西洋油画产业，同样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房子卖不动，没有足够的墙壁来挂这些一笔一笔用血汗画出来的廉价艺术品，大芬村的艺术家们恐怕将不得不从画框中走回现实。
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对人工成本的提升、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再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在深圳已然式微。圣诞树的故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工厂”蔓延？至少，那个给世界以浪漫猜想的iPhone
girl可能会离开深圳了。为了降低成本，深圳最大的出口企业—为惠普和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已经部分走出深圳大本营。
深圳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办？人们开始期待中国走出一条升级换代之路，就像曾经次第发生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故事一样。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是中国“后发优势”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此充满期望：“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70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我们能做到吗？
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珠三角经济黑云压城之际，《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深圳现场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人意料地以5个字点题：“向深圳学习。”随即，广州、东莞这些平日与深圳明争暗斗的城市，纷纷提出“向深圳学习”。这让努力在珠三角规划中寻找自身定位的深圳，反而有点意外和受宠若惊之感。
以解放思想为施政理念的汪洋，所看中的正是深圳独自摸索和疾呼了十几年的转型之道，的确如他所说：“深圳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遇到了发展转型问题，也较早着手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对全省其他地区无疑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深圳新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形成新的业绩，显示出新的竞争力。”
深圳为什么能够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产业转型、升级的努力？
寻找这种转型的母体，还是得溯源到上步工业区。1982年开工建设、1983年首期竣工的上步工业区，此后迅猛发展，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可是，几年后，深圳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深南大道地段价值的急剧抬升，逼迫着上步工业区走上变身之路。1988年，赛格电子市场在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交汇处开业，电子产品交易抢占上步工业区的电子制造业高地，意味着服务业在跟制造业抢地盘。1994年，万佳百货首先将美国仓储式百货模式带到中国，大大推进上步工业区从制造业基地到商业中心的转型步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升级、转型的故事在深南大道周围反复上演，创新、求变也成为深圳城市和产业最流行的词汇。虽然路数不一，形态不同，上步工业区的转型未必不会成为“世界工厂”的榜样。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更加漫长、复杂……
深圳的产业转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只用短短30年时间，便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产业革命史。
著名经济学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认为，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起飞阶段，在18世纪中叶前，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主要依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驱动，才得以实现。其后是发生在年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机器代替了手工，人突破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在这一阶段，主角是资本密集型的机器制造业和其他重工业，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凭借的是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即创新驱动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电脑、互联网为核心的IT产业唱起了产业大戏，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在深圳30年时间里，我们发现，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模式，好像都发生了，似乎挤进了同一班列车，在深圳的高速发展道路上吱吱作响。因为这种挤压效应，我们并不能很清晰地将它们归类分装。我们只能依稀发现，圣诞树、大芬村油画及深圳各个村镇盖“农民房”的出租经济，有第一个阶段的影子；而以华为、中兴、腾讯为代表的IT和互联网企业，当之无愧是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中流砥柱。在圣诞树和QQ之间，夹藏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产业形态。
正因为如此，各种形态的产业奇怪地糅合在一起，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整合、发酵，形成一股推动转型和升级的力量。
1993年，厉有为主政时期的深圳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这被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这个决定有客观因素，也有利益驱动的原因。深圳特区内395.81公里的土地已日渐稀缺，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三来一补”占用了大量土地，但企业利润低下，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当年凭借内联起家的深圳国有企业日渐坐大，以及1992年之后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浪潮，也使决策者有底气作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这一年，深圳民营高新科技产业崭露头角，并被寄予厚望。后来，深圳和中国的经济学界逐渐发觉，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较发达国家占据了附加值的高端，而我们则处于产生附加值的低端。深圳因此更加看中拥有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的高新科技产业，这一产业也成为深圳转型升级真正的、也许是惟一的引擎。
不过，这一转型升级之路并不平坦。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时意外地获悉，深圳正准备跟随全国其他城市兴起的“重型化”工业道路。这一“冲击”促使他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并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在该书中，吴敬琏回忆道：“当时我和几位在座的老同志一样，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战略转型以及与之配套的扩大辖区面积的要求，是不赞成的。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一百多年，到2003年末已开发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的土地已经用完的资源硬约束。”可是，在吴敬琏出版这本书的2005年底，深圳“重型化”战略已经轰轰烈烈搞了两年多。在这一战略下，汽车制造、化工等深圳所陌生的行业，被作为重点突破领域。幸而，“重型化运动”在深圳没折腾出什么大项目，更多地是花费了新闻工作者的笔墨纸张，这一GDP至上的发展观也很快被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彻底覆盖掉。深圳所擅长的高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重又回到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角位置上，并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漫漫转型路，“世界工厂”这个荣耀的桂冠，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黯然失色。
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圳特区的缔造者。以他为首，叶剑英、习仲勋、谷牧、任仲夷等一批从文革浩劫中复出的老人，一直呵护着这块土地，成为深圳特区的“护法长老”。这群老人经历了最多的风雨沧桑，却在晚年造就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都市。
谷牧，改革开放初期，谷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对外经济和特区工作。1978年5月，谷牧组织一个庞大的对外经济考察团前往西欧各国取经，当是中国再次“睁眼向洋看世界”的壮举，在其前后，另两个考察团分别前往港澳和东欧国家。考察归来后形成的三份涉及经济、技术、经济体制的报告，堪称改革开放的开笔之作，对中央决策层和国内各界人士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1979年5月，谷牧再赴广东、福建考察调研，积极推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发展外向型经济。1979年到1988年是深圳发展的黄金十年，谷牧12次到深圳，参与并推动了特区几乎所有的改革创新、突围，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
华侨城：深圳原生地貌遗产& 1986
在瞬息万变的旅游和娱乐消费需求面前，一直未能造出自己的“米老鼠”、“唐老鸭”的华侨城，如何赢得消费者持久的忠诚？在迪士尼、环球乐园从旅游到影视、传媒、动漫等强大的文化产业链面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主题文章的华侨城，能否更多凭借文化而不是房地产开发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深南大道第一个地标建筑电子大厦兴建的时候，站在电子大厦工地上，极目西眺，蛇口的远山和深圳湾的海面尽收眼底。罗湖、上步和蛇口这两个激情飞扬的特区大工地之间，仍是一派田野风光。深南大道在这一段同样是狭窄的泥土路。可是，深圳特区的每一块土地都不甘寂寞。到了1982年10月，在这条窄小的泥土路最靠近深圳湾的地方，出现了一座中间高6层、两侧高4层、向东西两个方向如同双臂伸展的赭红色建筑。这是由广东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与香港永明发展企业公司联合投资2.5亿港元建设的深圳湾大酒店，是深南大道西段第一个有型有色、像模像样的建筑，也成了漫长的深南大道上一个难以抹去的记忆。
让当年建设者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的24年后，这栋曾经带来光荣和骄傲的建筑被强行“肢解”，除正面的一面墙体仍然保持着最初的姿势，墙后的建筑被全部拆除。24年，短暂得只是一个人的青春岁月，却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凝重而激越的历史记忆。因此，当深圳湾大酒店被拆除重建的计划浮出水面后，便招致社会各界一片反对声。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魏达志提交了《深圳建筑，慎言一个“拆”字》的提案，劝拆除者深思。舆论呼吁保护上海宾馆与深圳湾大酒店这样的“老字号”，以之作为对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历史的一种追念。此前，高交会展馆搬离深南大道，迁往关外的龙岗，给人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对他们而言，离开深南大道，就不再是100%的记忆了。
最终，商业利益和历史记忆达成了一次高明而美妙的共识。因此，我们在深南大道上，有机会看到这样戏剧性的一幕：一面老墙正上方镶嵌
“1982”四个数字，在它背后崛起一座崭新华丽的酒店，酒店正门对应处刻着“2006”字样，同一个建筑有了两个出生日期，有了两次生命的诞生。实际上，深圳湾大酒店完整存世时，深圳人已基本将这座陈旧落伍的酒店遗忘，深南大道路旁逐渐长高的树木也早已将它遮蔽。恰恰是这面孤零零的“1982墙”，给了它一种再生的力量。
这个创意不但彻底化解了华侨城当初拆毁历史的尴尬，反而把人们的思绪带到华侨城从荒芜到锦绣的神奇历史记忆中。
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
时至1986年，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向东到蔡屋围再到罗芳村的东段，已经拓宽并显露出“大道”的派头，全速向西挺进。深圳湾大酒店已建成3年，亦成为深圳最高档的度假酒店，但除了深圳湾辽阔的海面外，酒店的背景仍然由稻田、池塘、山丘构成—这农耕时代的景象，将随着深南大道的西进而发生剧变，虽然眼前的一切看起来还是那样平静。
日，在罗湖、上步、蛇口纵横捭阖的推土机方阵，开进深圳湾大酒店附近、深南大道南北两侧共4.8平方公里范围内—这块原属光明华侨农场沙河分场所属的地盘，由此开始了一段沧海桑田的变化。
海外归来的华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荒滩山丘里？深圳特区建立后，对他们的生活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故事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不太稳定，不时发生的“反华排华”事件，迫使大量华侨归国避难。为安置归侨，中国从1958年起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建立了数十个华侨农场。在宝安建立的光明华侨畜牧场（后称为“光明华侨农场”），在所有华侨农场中最先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979年4月，廖承志担任主任的国务院侨办决定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南大道旁建立沙河分场，面积12平方公里，比袁庚从中央领导手里争取到的蛇口工业区面积还要大。
华侨城开工建设之前，光明华侨农场在深南大道上精心打造了两个标志性项目：深圳湾大酒店和康佳公司。日，几乎与深圳建市同时，康佳的前身光明电子厂在光明华侨农场成立，投资方是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与港华电子企业有限公司，因此被称作“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日，这家电子厂搬到光明农场沙河分场深南大道旁，同年11月，深圳第一个知名品牌“康佳”诞生。可以说，从“来料加工”到创立自主品牌，康佳最早完成了深圳制造业的转型，亦堪称深圳工业化道路的先锋和典范，但康佳的辉煌与这块土地将要发生的“蝶变”并没有多大关系。
1982年，已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提议，将沙河分场（此时已改制为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划归国务院侨办直属管理，将之建成一个吸引华侨投资、落实华侨政策的窗口。这一类似交通部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的构想，并没有马上付诸行动。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担心这会又变出一个特区中的“小特区”，为深圳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带来麻烦。1983年6月，廖承志逝世，这一设想也就搁置一旁。1984年底，接替廖承志负责全国侨务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到珠海、深圳参观，重提“廖公遗愿”，建议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香港中旅集团投资。据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回忆：“叶飞还说：干脆不要叫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直接叫‘华侨城’好了。”出身菲律宾华侨的叶飞上将曾任招商局主管部门交通部部长，他的提议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蛇口模式。
这对深圳特区来说，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广东先行一步，主要是想倚重这里丰厚的港澳和华侨同胞资源，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对海外华侨资源自然趋之若鹜。但袁庚在蛇口的独立王国，让深圳特区如鲠在喉，对这个新提出来的华侨城自然心有余悸。在国务院侨办表示愿意将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60%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并同意将占地范围缩小为4.8平方公里后，华侨城的设想才得到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认可。
这对深圳特区来说，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广东先行一步，主要是想倚重这里丰厚的港澳和华侨同胞资源，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特区，对海外华侨资源自然趋之若鹜。但袁庚在蛇口的独立王国，让深圳特区如鲠在喉，对这个新提出来的华侨城自然心有余悸。在国务院侨办表示愿意将还本付息后的盈利40%交给地方，60%留作华侨城发展资金，并同意将占地范围缩小为4.8平方公里后，华侨城的设想才得到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认可。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深圳特区华侨城”。日，国务院侨办宣布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成立，香港中旅副董事长、总经理马志民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担任中旅集团董事长的，是从广东省省长岗位上退休的梁灵光。日，香港中旅集团在香港铜锣湾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盛大酒会，宣布投资兴建深圳特区华侨城。5月13日，深圳特区华侨城经济发展公司正式在深圳市登记注册。
廖承志创意、叶飞命名、胡耀邦题字的华侨城在深南大道旁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奇妙旅程。
年两年间，华侨城从酝酿到全面建设的时候，深圳经济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深圳摊子铺得太大了”，“深圳是赚内地人的钱养肥的”，“深圳是靠国家输血”—这样的言论从北京和香港两个相反的方向纷纷朝深圳袭来。深圳应该以发展工业和出口经济为主的“谆谆教导”再度出炉。1985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刘国光关于深圳发展战略的两篇文章，其观点与不久前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陈文鸿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调门完全一致：“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在这方面，深圳的成绩还未如理想。”在中央一些领导眼中，深圳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恣意妄为，贪大求全。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考察深圳，罕有地表扬蛇口并批评深圳，甚至表示：要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8月31日，梁湘的深圳市长职务被免，梁式的深圳激进发展模式戛然而止。1986年，深圳对全市一千五百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十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六千多栋。
如此情势下，华侨城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将工业区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而不能有太多的胡思乱想。叶飞和廖承志之子、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给华侨城的定位同样是“以工业为主、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各具特色”。而拥有全国最早的电子制造业品牌，借助海外华侨的巨大资源，华侨城原本也有可能成为深圳特区最好的工业园或经济开发区。可是，华侨城在高调向工业区推进时，一个来自海国荷兰的“创意”却不经意间改变了它的航向。
“小人国”里的大梦想
1952年，荷兰人马都拉夫妇为纪念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儿子，在海牙市郊创造出一个面积1.8平方公里的“小人国”，把荷兰120多座著名建筑和名胜古迹，按照25：1的比例缩小集中在一起。这个微缩版的荷兰，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1985年5月，香港中旅副董事长、总经理马志民慕名来到“小人国”游览。这时，他即将到深圳特区主掌华侨城，一到“小人国”，便大受启发：何不把中国的名胜古迹也微缩到一个“小人国”中？
马志民的这个奇思妙想并非凭空而来。中旅集团的主业是旅游业，在深圳建立旅游基地顺理成章。发展旅游业在深圳建特区之初就很被看重，甚至与发展工业并列，并没有像转口贸易那样被“妖魔化”。“前华侨城”的标志康佳和深圳湾大酒店正是华侨城发展工业和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