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红，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任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 等专著。
编者按从去年开始，每年12月13日都是国家公祭日，举国上下皆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南京大屠杀因其惨烈而留存世人记忆，但日军侵华时留下更多的隐秘伤痛，却不为人所知——例如细菌战。记者南香红为了挖出这段历史真相，历时数十年，采访收集大量资料，将罪恶呈现于世人。直到今天，她对细菌战的报道仍然没有停止。
借微光开凿隧道，只为找到那团火
——记者南香红和她的细菌战
采访、撰文：张畅
在《细菌战、王选和我》中，南香红提到了自己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次校对的情形：
“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
这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动作，仿佛在宣告某种告别——同细菌战这段充满了肮脏、丑恶、痛苦、血泪的历史告别，不再看，不再想，不再关心。
然而，南香红没有就此停止。她已经开始写下一本史料更详实的关于细菌战的书（暂定名《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就在接受本次采访的前两天，南香红还在读日本陆军中将、浙赣会战日军第13军司令泽田茂的战时日记。泽田茂虽然曾在日军参谋总部的命令下，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他不反对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
据《井本日记》记载： 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发出有关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传达》，这是参谋本部正式发出的实施细菌战的指示。6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讨论了细菌战。第二天，日，泽田茂在他的《战中日记》中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　
“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
南香红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如同一场魔咒，这句话将细菌战遗留至今日的巨大灾难成功地预言，不幸一语成谶。
“可能也是我陷进去了”
2002年，南香红在北京《南方周末》做记者，广州的编辑部给了她一个关于细菌战的选题，让她去采访王选。那时，南香红并不了解细菌战，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知识。当年9月，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她第一次见到王选。她为这一极端残忍的战争手段感到震惊。
之后的十三年里，南香红再也没让细菌战离开过自己的视野。
十年前，她完成了她的第一本书《王选的八年抗战》。今年，她每天八点钟起床，梳理史料、整理录音、查阅资料到中午。吃一口简单的午饭，接着整理和写作，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只要没有什么必须要她去完成的要紧事，她都会在书桌前稳坐。
这次写作，对于南香红而言不同于往常，既不为了完成采访任务，也不单纯为了开启一个新鲜的话题。
谈及究竟为什么花费心血再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南香红讲述了下面这些缘由：
过去的20年间，围绕细菌战的诉讼开展的调查，以及民间对战争的控诉和反思是战后唯一的、迟来的大规模的控诉。针对战争资料的解密、整理、记录和历史的修补，德国在战后便开始进行。日本则起始于50年代，完成于90年代。唯独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氛围。最初由日本人发起的这场诉讼，本身就是一个机缘。没有这个机缘，细菌战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而没有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发于民间的、公民式的反思，就不会形成对战争的正确认识。如果中日两国之间该“友好”，还是该“仇恨”的掌控权仅仅在于国家，中国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战和平的力量。对日本的态度也只能停留在民族主义情绪指引下的破坏性事件。
目前，虽然国内有几本关于细菌战的书，但还是很零星和浮浅。在学术界，细菌战问题并没有形成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受害事实还没有搞清楚。在记录方面，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对20多年的围绕诉讼、调查和战争反思的记录。
南香红在采访87岁的鼠疫幸存者李宏华时，这位在湘西剿过匪，在朝鲜上甘岭守过无名高地，埋伏在身边的两个战友都被炮火炸死而他独活下来的老兵说：“战场上是国家对国家，军人对军人，枪对枪，炮对炮地打，这个没动枪也没动炮，但一死死一片，都是无辜的老百姓，这和普通的战争太不一样了。”李宏华家族和邻居在细菌战鼠疫中有16人死亡。
细菌武器攻击到底是什么的情景？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二战中唯一一个被大规模地进行过细菌武器攻击的国家，也是人类细菌武器最大的受害国。这个案例对于反思战争、警醒人类的意义非比寻常，类似约翰·赫西（John Hersey）在《广岛》中展现的核武器那样，这是一次工业社会的恶魔攻击农业社会，是全人类都要反思和吸取的教训，揭露、记录这段丑恶的历史，是中国受害者对人类和平的贡献。
而南香红面临的难处在于，尽管日本有很多揭露731部队、东京审判日美交易的书，但他们大多将重点放在人体实验，对于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调查和叙述基本没有，或者极少。而南香红想要做的，是展现城市、村庄、个人的故事，展现生物武器独具特征的残酷性。总之，就是把细菌战作为一场区别于常规战的战争来写。
王选为了这场“细菌战”，已经花掉二十多年的时间。毕竟，那是她的村子，她的家人中有关于细菌战的惨烈回忆，她的身上担着整个村子的希望。这场战役，对她而言，有泪和恨，也有爱和期待。更多的是，她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以及难以抛却的宿命，使她成为漩涡的中心。
南香红呢？她又是为什么被卷入这场战役？对她而言，是什么推动她一刻不停地追踪下去呢？她也问自己：“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或许是宿命，或许仅仅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对于寻求真相的责任感，南香红盯上了这件事，盯上了就不打算让它跑掉。用她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事件，身为媒体人应该去关注。”
说完，她停顿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可能也是我陷进去了。”
南香红亲眼见过王选带着这些中国的老人们在日本奔走诉讼的场景。她知道对于老人们而言，对于王选而言，到底有多难。没有经费资助，没有翻译，舍不得花钱吃东西，样样都要靠王选来解决。因为涉及的话题敏感，如果恰逢中日友好时期，王选一行人在哪里开会，哪里就会冒出几个人驱散他们，民间组织也不能成立。到了日本接待他们的都是民间团体自发的组织，力量实在有限。他们就利用这些有限的力量，进行着以卵击石般的艰苦搏斗。
2002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争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一审判决原告败诉。2005年，二审败诉。2007年，终审败诉。诉讼这条路再难走通了。这期间的徘徊痛苦，南香红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包括和细菌战受害者一起到日本参众两院进行申诉，寻求政治解决。
作为一个记者，她和受害者一起思索，一起寻路：民间诉讼到底应该怎么办？战争的遗留问题究竟要怎么解决？思索之后，再一次确定了记录历史的重要性，在经历过细菌战的老人全部去世前，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间窗口”关闭之前，加快速度把它固定下来、记录下来，不要让它成为“过去”。
日，就在我们采访进行的前一天，来自日本、香港、大陆、澳大利亚、荷兰等几百人的诉讼团队，准备赴日对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提起诉讼，控告安倍违反和平宪法。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十几名原告没有去成，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将他们全部拒签。
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何英珍在日本申诉
一次迟到的审判
“这是一次迟到的审判，”南香红用一根手指轻敲着桌子，神情严肃，“对它的意义和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突显出来的。”接着，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细菌战。
在1946年到1948年的东京审判中，细菌战的事实被日美联合的政治戏码掩盖了。事实上，美国很早就发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第一批占领军进入日本的时候，美国就专门派了调查官去调查。起初731部队的成员并不和他们讲实情，尤其刻意回避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于是美国的两任调查官都被蒙蔽了，没有拿到细菌战的核心证据。1946年9月，苏联军方终于撬开在押的日军原731部队，也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细菌制造部部长长川岛清、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口，证实该部队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在中国战场各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①
就在苏美两国就细菌战的材料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日本细菌战的核心人物石井四郎，以提供“人体实验”技术资料为交换条件，要求“免责”——不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起诉，追究日本细菌战战争犯罪责任。于是在东京审判中，关于细菌战的问题说了不到10分钟。
细菌战原本就是国家的犯罪，是上至天皇下至军队的一致战争策略，而东京审判放弃的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追讨，放弃的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早已经使问题超越了民间，超越了法庭的范围，而成为国与国之间需要坐下来重新对谈的大问题，而这一问题战后从来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双方也没有机会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就在最近，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东京审判的材料时发现，当年的翻译大有问题。同时熟练掌握英文和日文的王选一眼就看出来，“各种有毒细菌”这一敏感词，在从日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被偷换了概念，直接被译成了“有毒血清”（serums）。抗菌血清，在本世纪40年代以前曾用于治疗肺炎、百日咳等疾病，可用于防疫，和“细菌”的意思相去甚远。据王选了解，当时担任庭审翻译督导的是一位日裔美国人伊丹明，精通中文，本身是一名情报人员。他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法律术语问题，监督翻译译得是否精准。尽管东京审判的翻译制度存在各种问题，伊丹精通中文，又具有美国陆军情报人员的背景，“细菌”与“血清”这两个语义完全不同的一般用语的混淆，按常理很难逃脱他的双眼。②这其中必有猫腻，且可以判断是国家层面的掩盖行为。
2005年夏，南香红利用了5年时间调研、撰写的将近6万字细菌战长篇报道《极罪》在《南方周末》刊出。这是《南方周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名记者做专刊。南香红为了这篇报道，跟报社领导磨了一个月，最后写下书面保证。《极罪》详细地记录了1940年到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的浙赣地区，包括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义乌、台州、常德等地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南香红仿佛亲身经历过这场劫难一般，细致入微地写衢州城一带从天而降的大量含有病毒的麦粒、粟粒，写日军投放的携带病毒的跳蚤遍地，写大白天出现在居民家中的死老鼠，以及村民们不明原因的惨死。
南香红愤怒地写道：“一边是那些今天伤口仍然流淌脓血的老者，他们的人生完全陷于悲苦，还有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妇女和儿童、青年和老人，那些死于鼠疫的蜷曲的黑色身躯；一边却是实施这惨绝人寰的屠杀的所有战犯，安然地逃脱了他们的罪责，在芸芸众生中恬然度日。”
那些曾经以科学的名义、以造福人类的名义杀人的凶手，至今仍然在日本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甚至身居要职。他们之中，有的成为细菌学的研究专家，站在大学的讲堂上讲授从细菌战中积累的知识。有的成为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的人。有的做起了生意。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再提起那段往事。
细菌战诉讼及调查的意义，历时越久越显示出来。过去因为掩盖，人们忽略了它的存在，也没有认识到它的残酷性。王选们为期十多年的诉讼，正是对当年逃脱了的罪犯的一次迟到的审判。尽管官司以败诉告终，但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承认、被记录、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死难者也第一次被纪念。而在王选看来，这仅仅是个开始。
南香红在东京采访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聂莉莉在常德运用社会学人类进行学田野调查，用日文写下《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一书。图片来源：正午故事
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些日本人
2011年，日本的“究明731细菌战部队实态会”会员和“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理事奈须重雄，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京都）中发现了一本《金子顺一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是日本帝国陆军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东京审判一结束，他就将论文提交给了东京大学。1950年，他凭借这些论文，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文集中的8篇有关细菌战的论文，详细记载了731部队是怎样开发和研究细菌战的实战方法，以及何时实际在中国哪些地方实施了细菌战。记录详实，资料珍贵。从金子顺一凭借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数据和研究获得博士学位这件事不难看出，这段历史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和严肃的反思，而是成了战后731部队成员邀功进阶的工具。
奈须重雄是南香红重点采访的一个日本人。2013年，南香红从东京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琦玉县越谷市采访他。东京的房子太贵，奈须重雄搬去了越谷市，但南香红还是被奈须的住处震惊了，那种房子在日本被叫做“一间轩”。一排的平板房，有点像建筑工地的板房，小到不能再小，他的家在一排的最头上。房子里外两间，都是榻榻米式的。一间房里只能放下一张一米见方的地桌，推开桌，就是晚上就寝的地方。没有空调。简单的锅灶，每天自己煮一点东西吃，这样可以省钱。房子冬天会比一般的房子温度低5度，夏天会高5度，因为建筑材料太薄了。
一个60多岁的单身男人租住的地方，简单到简陋的程度。南香红问一个月的房租是多少，奈须说，一个月是5万5千日元，加上一个停车位。而奈须每个月的退休年金是6万日元（他还不到完全退休年龄，因病，能拿到退休金的一部分）。他说，就这样也租不起了，下个月他会搬回父母的家里去住。
奈须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名牌大学，在日本决不会出现生计问题，而奈须说：“当他知道了细菌战，就再也不想往上爬了”，为了调查细菌战，他一生放弃了所有体面的工作，只是在晚上在医院里做一个安全守护，为的是白天能够去查资料。
谈房子和钱的事，奈须的脸上很羞涩很矜持，而南香红也为不得不问这样的问题心里难过。环顾奈须塞满资料的内室，南香红和王选相互对视，两人都好久都没说出话来。
南香红也多次采访了东京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细菌学者中村明子，其中有一次是在浙赣线的火车上，这正是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线路，中村明子是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出庭作证的细菌学家。
中村向南香红讲述了她出庭作证的矛盾心情：起初，她对出庭作证这件事是排斥的。她的一些老师和前辈都是731部队的成员——“我就是731部队教出来的”。在日本，长幼之辈的区别非常严格，作为学生指认老师，或是作为晚辈指认长辈，在他们的观念中是不被接受的。
然而，王选的一番话打动了她。王选说：我们不是要你为某一个人、某一派讲话，而只是让你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只讲事实。鼠疫本来也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然流行，一种是投放。无论什么，我们都接受，只要是事实。③中村明子肃然起敬：王选作为法庭上的原告，面对巨大的历史伤痛，能够有这样的胸怀。
最终，她走上法庭。在她看来，战后日本在细菌学方面的飞速进步得益于战时的犯罪。日本所取得的成果，是靠中国人的血换来的。作为一名细菌学家，她的内心难以平静。
在日本，有良知的学者们和一些民间组织早已开始行动，希望能找到细菌战的确凿证据，给历史一个交代。在《极罪》中，南香红如致敬一般，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列出来：日本历史教师森正孝从1980年之后13次来到中国，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1981年写下《恶魔的饱食》，将731部队的恶行做了详尽的讲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从1965年到1997年的32年中，面对强大的日本政府，要求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8个历史问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生命的终结。
30多年前，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731部队，对于日本军队在国外进行的战争，日本民众了解的仅仅是政府的宣传。为了让更多的731部队成员出来说话，日本市民团体设立了731部队110热线电话，于是有更多的731部队成员站了出来。
一个出来讲话的731部队少年班成员在晚上被人用高尔夫球杆打昏，他坚持不报警，自己默默忍着；另一个人在出来说话之后不几天就死了，死因可疑。其他少年班成员就更不愿意出来说话了。
南香红觉得，这些也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为了揭露日本731部队的罪行，前NHK记者近藤昭二曾经拍过11部纪录片。他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也是一种罪。”于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他一生奋而追求真相。
这些反思战争的行为，正是对日本曾经的罪恶的一种反正，这些日本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国家犯了错，就不惜代价、倾其全力去挖掘尘封于历史的真相。正是这些闪耀的个体，让横亘在国家之间的阴霾有所缓解，人们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点光亮。而这些，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日本人还是“鬼子”、“小日本”。近年来，抗日“神剧”充斥屏幕，日本人被妖魔化和丑化。殊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日本和日本人，早已改变。
日本731部队在我国用人体进行细菌战研究
战争创伤，抚平何易？
“中国13亿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女人承担人类最恶的事？”
“没有人发我一分钱工资，我一没单位，二没头衔，就一平头老百姓，政府有那么多单位，那么多经费，都不做凭什么要我做？”
抱怨之后的王选，是行动。
今年，王选发起了抚慰战争创伤的“治疗细菌战烂脚”公益行动。
沿着浙赣铁路——当年日军发动浙赣细菌战的路线，王选带着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细菌战问题研究会的学生，翻山越岭，跑遍了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调查持续了12年之久。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王选为他们拍照、录像、录音，做口述历史。烂脚幸存者名单终于从第1个到了第900个。每个名单后面还有一串已经过世的烂脚病人的名字④这些人的情况不容乐观，伤口难以愈合，溃烂的脚一直不好。终身未娶、孤独、贫苦和受歧视，贯穿了烂脚老人的一生。
南香红作为长期关注细菌战的记者，参与了呼吁的全过程，在《南方都市报》、腾讯网和个人朋友圈，不停地写作，报道事实，力图最大可能地引起社会的关注。2014年7月，由中国最顶尖的医学专家组成的医治行动启动。然而，单纯依靠医生免费的行为不可能将烂脚病的医治推广到每一位病人身上。于是南香红找到腾讯公益，策划发起“抚平战争创伤”100万目标的募捐项目。⑤
这些接受救治的老人，大多已经烂了六七十年，这一次在社会捐助的支持下，住进了医院，终于从恶臭的烂脚上揭掉原来随便包裹的硬纸壳、塑料纸，并在专家运用中国最顶尖的创伤技术治疗下痊愈，一个叫傅君华的老人，治好了烂脚，他高兴地说：“70年了，我第一次穿上了袜子”。而身体伤口痊愈心灵的创伤也在恢复，孤独一生的李仲明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把衣服包在头上，瑟缩在角落里不和人说话，开始主动和人聊天，也学会笑了。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有正义感的人，或许只是人们很难对相距自己甚远的一段历史感同身受，更做不到振臂一呼、拍案而起，尤其是这段历史并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以简单粗暴的血腥方式直接侵入我们的生活，切入我们久远记忆的痛处。
细菌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它更是和种种现实问题交错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
谈及近两年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南香红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做过的“野马系列”、“三峡系列”、“北京旧城系列”和“新疆系列”特稿。作为一名国内知名的特稿写家，一位前沿的新闻业务研究者，南香红在新闻特稿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阐发的独到见解，一向令业界和学界瞩目。而这缘于她“像老僧入定，低眉俯首，甘受新闻专业主义的驱策”（《南周》前总编江艺平语）。
南香红曾经说过：“新闻是易碎的，我力图让它变得永恒。”当我问起她究竟怎样用新闻对抗时间时，她回答说：关注新闻，不仅要关注新闻本身。新闻背后那些关乎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共同的价值，跨越时空让你产生了共鸣。这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东西。
而她自己，就如同一个借着微光开凿隧道的人，只是为了找到那团火——事件的真相和人类所信奉的永恒价值。
注释①②、《东京审判中的日军细菌战（1）——庭审记录中的日军细菌部队及其活动》，王选，日
③、《后辈们的反正》，《王选文集》，王选，2007年4月
④、《细菌战系列报道：罕见的怪病》，南香红，腾讯探针，日：http://view./a/NEW1505
⑤、《烂脚：裸露70年的战争创伤》，南香红，腾讯探针，日：
http://view./a/NEW150A?refer=share_relatednews
作者简介张畅，90后写作者。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城门外的独行游荡》《孤独的行脚》。文字散见于《北方文学》、《外滩画报》、香港《一五一十电子周刊》、台湾《皇冠》杂志、《新京报书评周刊》、《渐近线文学季刊》。
▲ 《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 作者：南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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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鸿谅
果然，石井四郎作这个报告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作战阴谋——这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这次的细菌战被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59师团参谋是计划的制订者，该师团成立了“防疫本部”作为具体的指挥机关，作战时间为8～10月。
午夜的密谋
日午夜，阴谋的气息在暗夜中弥散。凌晨3点半，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陆续召集他们控制之下的使馆、领事馆、华北交通、华北政务委员会、北平市卫生局、警察局的相关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时任日军第一军医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在会上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石井四郎的另一个身份，是原关东军731部队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
那个夜晚的更多细节已经湮没在半个多世纪的烟尘里，被记录下来的只有一份简短的会议报告记录，石井四郎描述了华北地区北平、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也就是霍乱——的状况，“19、20两日内发生11名（其中死亡6名）新患者，由此计算，自发生虎列拉以来的总患者总计达到188名（其中死亡126名）”，继而发布了六项必须从8月23日开始实施的《华北防疫强化对策规定》，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在发生霍乱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向外运输。
山东地方史研究者崔维志分析，这份报告所使用的其实是“隐词”，隐藏着日军一个惨无人道的屠杀阴谋——“加强防疫华北虎列拉的意思，其实正是实施鲁西细菌战”。那些禁止通行的区域，比如“禁止在石门—新乡（不在内）、石门—德县、济南—德县（不在内）之间的各站及北平、张家口、大同、包头、怀来各站乘车;石门—新乡，大同（沿着铁道线的道路以南）、卫河以西的汽车禁止通行;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阳河、南运河、卫河的航行。”崔维志说，“其实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有可能蔓延的区域。”这份午夜的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果然，石井四郎作这个报告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实施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作战阴谋——这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这次的细菌战被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日军59师团参谋是计划的制订者，该师团成立了“防疫本部”作为具体的指挥机关，作战时间为8～10月。
在8月21日夜晚的密谋之后，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但整个计划如此隐秘，除了极个别人员，参战日军也被蒙蔽，指挥者只是宣称鲁西有霍乱疑似患者，为了防止感染，全军要进行防疫准备，部队进入疫区之后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卫生守则。日军所有的参战部队都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而无辜的鲁西民众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没有任何准备。直到死亡袭来，陷入霍乱之灾的卫河流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一直以为遭受到的不幸只是一场天灾。
水灾和霍乱的真相
卫河发源于河南省辉县西北，经河北流入山东省，由馆陶、临清、德州，再向东北注入渤海湾。卫河临清至德州段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从这里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达杭州。这里成为山东与河北两省物资交易的通路，临清也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山东省仅次于济南的繁华城市。不仅如此，卫河流域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连接山东、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行署就驻在这里。崔维志分析，日军选择在鲁西实施细菌战，正是因为看到了这里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那一年山东异常的天气也为日军的阴谋提供了方便。
8月21日这个密谋夜晚是否曾经下雨，不得而知，但是根据被保留下来的史料，进入8月以来，山东的天气就有些反常，持续几年大旱的山东西部地区普降大雨，并且一连下了十几天，卫河等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这成为密谋者石井四郎和他的上司冈村宁次期盼中的良机。因为鲁西过境的卫河等河流河床高于西岸地面，利用汛期决堤放水，阴谋者有多重盘算，一方面是凭借洪水的泛滥迅速传播霍乱病菌，一方面还指望能够借洪水淹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卫河水位的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崔维志说，“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向日本本土和伪满运送，都离不开津浦线，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西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卫河大堤被日军53旅第44大队掘开，大队长广濑利善率领60人抵达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西堤，7人负责掘堤，其余人员警戒。附近村民得知掘堤的动静，赶来哀求日军住手，都被日军打翻在地。在村民与日军厮打的时候，水流湍急的拐弯处已经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堤一泻千里，转眼间堤坝被冲垮150多米。河水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崔维志花了很长时间考证当年的灾难情境，“田里待收割的谷子转眼就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转眼就被洪水吞噬，从村里逃出来的一群群背负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无路……”驻扎在武城县官寨二十里堡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阳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陆续被日军掘开。洪水携卷着日军投放的霍乱菌在这片土地上肆虐。
这次细菌战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乱菌，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统计。根据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战犯竹内丰供述，仅1943年8月，参谋部就来取过三次细菌，“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数量具体不知道，只知用玻璃制的口径约40厘米、高50厘米的圆桶装运了5桶，3次一共15桶”。事实上，就在8月21日密谋这一天，竹内丰还在解剖室里残忍地将俘获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了活体解剖。
根据始作俑者广濑利善大队的调查，仅临清大桥决堤，就造成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中国居民死亡约3万余人。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连广濑利善自己也承认，“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馆陶县社里堡村的幸存者，70多岁高龄的井富贵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灾难的样子，“8月里河决口，9月里闹霍乱，半个月里大批村民死亡，记得当时全村一片哭叫声，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殡的！”这次的灾难，使得包括鲁西、冀南24县在内的中国军民死亡数字高达42.75万人。
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事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隐瞒日军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还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12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与会者在所谓的研讨之后，竟一致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上世纪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战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在一堆史料之中。直到1993年，山东地方革命史研究专家崔维志和他的夫人唐秀娥，为征集他们所著的《山东抗日战争纪实》一书，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发现了鲁西细菌战的线索，此后费劲周折，最终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当年日军细菌战犯交代的口供、笔录及揭发材料，灾难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前往延安的通道与铁道队传奇
同样是8月21日这一天，山东版图的另一片区域，鲁南地区的故事，更适合交给枣庄市薛城区的张静波老人来回忆——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战斗记忆，和他曾经历过的绝大多数战斗年月一样，胜利的喜悦交织着失去战友的哀恸构成全部基调。现年85岁的张静波曾经是鲁南铁道队长枪队的队长，或许鲁南铁道队这个名字会让很多人觉得陌生，那么换个称呼——铁道游击队——是不是可以唤起更多熟悉的记忆？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铁道游击队》并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原型和曲折的情节其实全部来源于真实，是作者刘知侠先后两次深入鲁南铁道队，与战士们朝夕相处得来的革命史实。
在枣庄市党史办主任赵世钦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薛城区临山公园里矗立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高达33米，正面是铁道图案，碑文上铭刻了这支传奇部队的战绩——“协同主力依靠群众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截军列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民心由此而大振”，“辟通华中山东赴延安之要道，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千余名指战员安全过境”，被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誉之为“怀中利刃，袖中匕首”。
抗日战争以前的枣庄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盛产优质煤，交通方便，与津浦线的重镇临城（今薛城）、陇海线的赵墩，有铁路支线相接，与临沂、台儿庄和滕县有公路相连。1938年3月枣庄沦陷，日军进驻的兵力在一个联队以上，还收罗了大批矿警、伪军及便衣特务。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枣庄撤往抱犊崮东部山区，为即时获得枣庄敌伪情报，抽调洪振海、王志胜两名排长回到陈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1939年11月，洪振海领导的枣庄抗日情报站发展到8名情报员，他们将合伙从日军列车上扒下来的煤炭换成钱，作为主要基金，又自筹了部分钱款，在距枣庄火车站不到百米的陈庄办起了商号为“义合炭场”的煤炭经销部，解决了大量活动资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敌人情报。鲁南铁道队就是在这个情报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根据铁道队第六任政委郑慎的回忆，1943年春，全大队已经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这一年，因对敌斗争需要，鲁南铁道队的主要使命由截击敌人物资、破袭敌人交通等转为保护由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经山东至华中（其间主要穿过津浦铁路）的战略交通线，例如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运送军用物资等。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传奇般的斗争事迹，多是围绕着为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而涌现出来的。
张静波老人还能清晰讲述1943年11月护送陈毅的故事。鲁南铁道队接到军区首长的指示，最近有重要首长过路。杨广立、杜季伟、刘金山商量后做了分工，杨负责铁路西，其余两人负责铁路东，同时湖上也准备好了船只。等见到之后，才知道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他是路过这里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铁道队的活动范围是鲁南津浦铁路两侧，这里敌伪戒备森严，惟一比较安全的地带是微山湖。陈毅住在湖心的一只小船上，每天划着船在湖上转一转，每当队员去看望他，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讲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并且强调说，“你们这条交通线很重要，现在有许多负责干部经过你们这里到延安去学习，去参加党的七大”。最后离开的时候，陈毅还让警卫员把仅有的5支驳壳枪选了两把送给铁道队。
1944年冬，日军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三角部队，采用“剔抉”战术，和铁道队对抗，但也只是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在屡遭失败之后，日军又使出软办法，派沙沟车站“爱路段”特务平野，向铁道队乞求谈判，结果被义正词严地训斥了一顿，这个名牌特务只好灰溜溜的回去，这在抗日战争史上也属罕见。历经7年的坚持与抗争，鲁南铁道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扫荡”与反“扫荡”的转机
8月21日的深夜密谋，引发的同样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是洪水与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是应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艰难战斗。为了配合残忍的细菌战计划，日军调集了3万余兵力，对冀鲁豫、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掌握了日军秋季大“扫荡”的计划，于9月1日向全区发出《关于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紧急备战，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方针，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移到外线，向敌人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但是对于日军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却并不知情。
事实上1943年的山东，正是日伪军“蚕食”和八路军反“蚕食”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日伪军蚕食的重点，是清河区和鲁南区。日军继1月用1.2万人扫荡清河区之后，又于4月22日以2万余兵力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清河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这次扫荡历时5天，连续合围3次，并出动飞机舰艇配合作战。4月24日，罗荣桓、黎玉向各军区发出《对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根据山东地方史研究者统计的数据，仅1943年8月至11月，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下，先后与日伪作战355次，歼灭日伪军4110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攻克敌据点、碉堡74座，攻入或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平、东明等6座县城，恢复、开辟部分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据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回忆，由于日军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各种毒辣手段，频繁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被分割成了若干碎块，鲁南基本区被压缩在东西长40华里的狭窄地带，当时仅占有村庄2700余个，人口64000人，土地面积2255平方公里，日军占据的村庄却有5583个，人口280余万人，土地面积7312平方公里。根据地南北最宽的地方十余里，窄处仅一公里，对面打枪，这边能听到清晰的枪声，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概括了一句，“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
肖华记录下他见证的艰难岁月，“艰苦沉重的战争重担，也压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了，我们住在庄子里，老乡只好用煎饼来款待，在一般群众家里，妇女们头一天晚上将糠皮、红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进水里，到鸡叫时分就爬起来推转着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灯下把它磨成稀浆，然后烙成一张张又酸又涩，难以下咽的煎饼来充饥，大清早起来，辛苦了半宿的女人面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烟熏黑了”。
在山东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一个值得记录的重要人物是刘少奇。他一方面通过《大众日报》指导山东各地的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亲自深入东潘、夏庄、黑林子等村了解情况。他指示朱瑞等山东分局负责人，“目前，减租减息就是你们这里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在他的努力下，山东的工作出现转机。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从5月开始，山东分局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工作团，以莒南、临沭为中心县，在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首先展开了双减增资的群众运动。
到1943年，枣庄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在枣庄地区流行着三种货币，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日由北海银行总行发行），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质基础。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日，中共山东分局还下发了关于设立工商管理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工作的指示，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肖华回忆说:“在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于是，根据地的每座村庄都变成了抗战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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