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阁楼的房子（外一篇）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Ｔ省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别洛库罗夫这个年轻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说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里，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这个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以及我摆纸牌作卦的一张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里面的几个旧式的阿莫索夫壁炉①里老是嗡嗡作响，哪怕晴和的天气也是这样。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颤起来，似乎轰的一声就要土崩瓦解。特别在夜里，当十扇大窗霍地被闪电照亮时，那才真有点吓人呢。
　　--------　　①由Ｈ·Ａ·阿莫索夫（一七八七－－一八六八）设计的一种气动式炉子。
&　　我这人生性懒散，这一回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连几个小时，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阅读给我寄来的书报，要不就睡觉。有时我走出家门，在某个地方徘徊游荡，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延伸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面连绵不断的墙，营造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地上铺着一俄寸②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打滑。四周寂静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树梢上，不时闪动着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网上变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针叶的气味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长长的椴树林荫道。这里同样荒凉而古老。隔年的树叶在脚下悲哀地沙沙作响，暮色中的树木中间隐藏着无数阴影。右侧的一座古老的果园里，一只黄莺懒洋洋地细声细气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啦。后来，椴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我经过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池塘四周绿柳成荫，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对岸有个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在夕阳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一时间，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感觉让我心旷神怡，似乎眼前这番景象我早已在儿时见过。
　　--------　　②一俄寸等于四·四厘米。
&　　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由院落通向田野，这大门古老而结实，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长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顶多十六七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打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忸怩起来。我仿佛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也早已熟悉的。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住处，恍如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沙沙作响，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年长的姑娘。她为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她不正眼看我们，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对我们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认捐签字，收起单子后立即告辞。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①（她说出我的姓）光临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妈妈和我将十分荣幸。”
　　--------　　①原文为法文。
&　　我鞠躬致谢。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就讲起她家的情况。据他说，这个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尽管广有资财，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夏天冬天从不外出。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开办的小学②任教，每月领二十五卢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销就靠这笔收入，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　　②旧俄乡村小学，学制三－－四年，由地方自治会开办。
　　“这是一个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看望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是个美人儿，不过现在身体虚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还害着哮喘病。她神色忧郁，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尽量谈些绘画方面的话题。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家里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很少跟我说话。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①
　　--------　　①旧俄省、县地方自治机关，一八六四－－一九一四年间设置，负责地方教育、卫生、道路修建等事宜。经三种选民（县土地占有者、城市不动产所有者和村社代表）选举出的地方议员组成地方自治会，在贵族会议首脑的主持下每年召开会议。地方自治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
&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啊。”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给了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应当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派别，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该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直默不作声。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②，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照相本时，她不时为我说明：“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的身子。
　　--------　　②“蜜斯”是英语ｍｉｓｓ（小姐）的音译。“蜜修斯”为“蜜斯”的昵称。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③，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在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晚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话题。这是一位富有朝气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尽管她说得太多，声音响亮－－这大概是她讲课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有个把话题引向争论的习惯，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滩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谁也没有看见。
　　--------　　③原文为英语。
&　　我们动身回去的时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极好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真是很少联系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极好，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总是拖拖拉拉，错过了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信服，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才知他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没有！”
　　从此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没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声，翻书声。不久我就习惯了丽达的活动：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而漂亮、神态永远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①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答理我。她一声叱喝，便策马而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她在外表上绝不表露出她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②土地，做个慈善家那还不容易。
　　--------　　①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系蒙古族的一支。
②一俄亩等于一·０九公顷。
　　她的妹妹蜜修斯，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椴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七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寻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犀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问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人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二十四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时又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人夏以来我头一次产主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到处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比如说吧，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入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他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不过他又说希望不大。”这时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耸耸肩膀，“您不乐意知道我的看法，但我敢向您保证，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医务所。” 　　我的气愤传到她身上。她看我一眼，眯起眼睛，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后拿起一份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小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明确的看法。”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我的视线，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手脚，而您不去折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头看我一眼，嘲讽地一笑。我继续说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从早到晚弯着腰干活，力不胜任的劳动害得她们老是生病，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心，一辈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求医看病，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重复这老一套。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只为了一块面包，成天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他们没有工夫考虑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本能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住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您到他们中间去，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却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您扩大了他们的需求范围，且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就得给地方自治会付钱，这就是说，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这一套我早听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们服务，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这样做。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叫人人都满意的。”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有丽达在场她总有点胆怯，一面说话，一面不安地察看她的脸色，生怕说出多余的或者不恰当的话。她也从来不反对她的意见，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散发充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这正如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您干预他们的生活，其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哎呀，我的天哪，可是人总得干些事情！”丽达恼火地说，听她的语气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议论毫无道理，她鄙视它们。
　　“必须让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给他们喘息的时间，使他们不致于一辈子都守着炉台和洗衣盆，或者在田野里干活，使他们也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能够更广泛地发挥出他们精神上的才能。每一个人在精神活动中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一旦您使他们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成为不必要，一旦您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到那时您将看到，您的那些书本和药房其实是一种嘲弄。既然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无聊的东西。”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您可以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无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可能一天不超过两三小时。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时，那么其余的时间我们都空闲了。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我们的体力，为了减轻劳动，我们发明各种代替劳动的机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一想，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人们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是自相矛盾的，”丽达说，“您口口声声‘科学’，‘科学’，可您又否定识字教育。”
　　“在人们只能读到酒店的招牌、偶尔看到几本读不懂的书本的情况下，识字教育又能怎么样？这样的识字教育早从留里克①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笔下的彼得鲁什卡早就会读书认字了，可是农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的不是识字教育，而是广泛地发挥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　　①据编年史记载，留里克为公元九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大公，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
　　“您连医学也反对。”
　　“是的。医学只有在把疾病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治疗的情况下，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疗的话，那也不是治病，而是根治病因，只要消除体力劳动这一主要的病因，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有什么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道，“一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不是暂时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整体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心灵。如果把它们同当前的需要和迫切问题拉扯在一起，那么它们只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沉重。我们有许多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费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即逝的需要上……我们的学者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在辛勤工作，多亏他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舒适，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离真理却十分遥远，人依旧是最贪婪凶残、最卑鄙龌龊的动物。事物发展的趋向是，人类的大多数将退化，并永远丧失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解，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不过是供凶残卑鄙的禽兽消遣，是维护现行制度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让地球毁灭去吧！”
　　“蜜修斯，你出去，”丽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言论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亚不悦地看看姐姐和母亲，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辩解，总是发表这类妙论。”丽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您威胁说不再工作，”丽达接下去说，“显然您把自己的工作估计得很高。我们别争论了，反正我们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您刚才那么鄙薄地谈到的图书馆和药房，即使很不完备，我也认为它们高出于世界上所有的风景画。”说到这里，她立即对着母亲，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说：“公爵自从离开我们家后，人瘦了许多，模样大变了。家里人要把他送到维希①去。”
　　--------　　①法国疗养城市。
　　她对母亲谈起公爵的情况，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她像个近视眼似的，把头低低地凑到桌子跟前，装作看报的样子。我的在场使人难堪。于是我告辞回家。
　　外面很静。池塘对岸的村子已经入睡，看不到一丝灯光，只有水面上朦朦胧胧地倒映着暗淡的星空。任妮亚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门前的石狮旁，等着我，想送送我。
　　“村里人都睡了，”我对她说，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却看到一双忧伤的黑眼睛定定地望着我，“连酒店掌柜和盗马贼都安然入睡了，我们这些上流人却在互相呕气，争论不休。”
　　这是一个凄凉的八月之夜，之所以凄凉，困为已经透出秋意。蒙着紫气的月亮慢慢升起，朦胧的月光照着大路和大路两侧黑沉沉的冬麦地。不时有流星坠落下去。任妮亚和我并排走在路上，她竭力不看天空，免得看到流星，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害怕。
　　“我觉得您是对的，”她说，在夜间的潮气中打着冷颤，“如果人们同心协力，献身于精神活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明了一切。”
　　“当然。我们是万物之灵。如果我们当真能认识到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而且只为崇高的目的而生活，那么我们最终会变成神。然而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人类将退化，连天才也不会留下痕迹。”
　　大门已经看不见，任妮亚站住了，急匆匆跟我握手。 　　“晚安，”她打着哆嗦说，她只穿一件衬衫，冷得瑟缩着，“明天您再来。”
　　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着闷气，对己对人都不满意，我不禁感到害怕。我也竭力不去看天上的流星。 　　“再跟我待一会儿，”我说，“求求您了。”
　　我爱任妮亚。我爱她也许是因为她总来迎我，送我，因为她总是温柔而欣喜地望着我。她那苍白的脸，娇嫩的脖颈，纤细的手，她的柔弱，闲散，她的书，是多么美妙而动人！那么，智慧呢？我怀疑她有杰出的才能，但我赞赏她的眼界开阔，也许这是因为她的许多想法跟严肃、漂亮、却不喜欢我的丽达完全不同。任妮亚喜欢我这个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也一心只想为她作画，在我的幻想中，她是我娇小的皇后，她跟我共同拥有这些树林、田野和朝霞，拥有这美丽迷人的大自然，尽管在这里我至今仍感到极其孤独，像个多余的人。
　　“再待一会儿，”我央求道，“求求您了。”
　　我脱下大衣，披到她冰凉的肩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可笑、难看，便笑起来，把大衣甩掉了。趁这时我把她搂在怀里，连连吻她的脸、肩膀和手。
　　“明天见！”她悄声说，然后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似乎怕打破这夜的宁静，“我们家彼此不保守秘密，我现在应当把一切都告诉妈妈和姐姐……这是多么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也喜欢您，可是丽达……”
　　她朝大门跑去。
　　“再见！”她喊了一声。
　　之后有两分钟时间我听到她在奔跑。我已不想回家，再说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去。我犹豫地站了片刻，然后缓步走回去，想再看一眼她居住的那幢可爱、朴素、古老的房子，它那阁楼上的两扇窗子，像眼睛似地望着我，似乎什么都知道了。我走过凉台，在网球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处在老榆树的荫影中，从那里瞧着房子。只见蜜修斯住的阁楼上，窗子亮了一下，随后漾出柔和的绿光－－这是因为灯上罩着罩子。人影摇曳……我的内心充溢着柔情和恬静，我满意自己，满意我还能够有所眷恋，能够爱人。可是转念一想，此刻在离我几步远的这幢房子的某个房间里，住着那个并不爱我、可能还恨我的丽达，我又感到很不痛快。我坐在那里，一直等着任妮亚会不会走出来，我凝神细听，似乎觉得阁楼里有人在说话。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绿色的灯光熄灭了，人影也看不见了。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房子上空，照耀着沉睡的花园和小路。屋前花坛里的大丽花和玫瑰清晰可见，好像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变得很冷。我走出花园，在路上拣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回去了。
　　第二天午后，我又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往花园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坐在凉台上，等着任妮亚会突然从花坛后面走到球场上来，或者从一条林荫道里走出来，或者能听到她从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后来我走进客厅和饭厅。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前厅，然后又返回来。走廊里有好几扇门，从一间房里传来丽达的声音。
　　“上帝……送给……乌鸦……”她拖长声音大声念道，大概在给学生听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谁在外面？”她听到我的脚步声，突然喊了一声。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正在教达莎功课。” 　　“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可在花园里？”
　　“不在，她跟我妹妹今天一早动身去奔萨省我姨妈家了。冬天她们可能到国外去……”她沉吟一下这样补充说。“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你写完了吗？”
　　我走进前厅，万念俱灰地站在那里，望着池塘，望着村子，耳边又传来丽达的声音： 　　“一小块奶酪……上帝给乌鸦送来一小块奶酪……”
　　我离开庄园，走的是头一次来的路，不过方向相反：先从院子进入花园，经过一幢房子，然后是一条椴树林荫道……这时一个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张字条。我展开念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无法不服从她而让她伤心。愿上帝赐给您幸福，请原谅我。但愿您能知道我和妈妈怎样伤心落泪。
　　然后是那条幽暗的云杉林荫道，一道倒塌的栅栏……在田野上，当初黑麦正扬花，鹌鹑声声啼叫，此刻只有母牛和绊腿的马儿在游荡。那些山坡上，东一处西一处露出绿油油的冬麦地。我又回到平常那种冷静的心境，想起在沃尔恰尼诺大家讲的那席话不禁感到羞愧，跟从前一样我又过起枯燥乏味的生活。回到住处，我收拾一下行李，当天晚上就动身回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克里米亚，在火车上遇见了别洛库罗夫。他依旧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当我问到他的健康状况，他回答说：“托您的福了。”我们交谈起来。他把原先的田庄卖了，用柳博芙·伊凡诺夫娜的名义又买了一处小一点的田庄。关于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他谈得不多。据他说，丽达依旧住在舍尔科夫卡，在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渐渐地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同情她的人，他们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中“打垮了”一直把持全县的拉巴金。关于任妮亚，别洛库罗夫只提到，她不在老家住，不知她如今在什么地方。
　　那幢带阁楼的房子我早已开始淡忘，只偶尔在作画和读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地记起了阁楼窗口那片绿色的灯光，记起了我那天夜里走在田野上的脚步声，当时我沉醉于爱情的欢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冷得我不断地搓手。有时－－这种时刻更少－－当我孤独难耐、心情郁闷的时候，我也会模模糊糊地记起这段往事，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觉得，有人也在想念我，等待我，有朝一日我们会再相逢的……
　　蜜修斯，你在哪儿？
　　　　　　　　　　　　　　　　　　　　一八九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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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太阳有权利身上带着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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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一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为了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劳动，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一大片养圣诞鲤鱼的养鱼槽也绰绰有余了。我在无意中有了学问，现在我确知我的大脑是一堆被压力机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思想，一大包观念，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样的时代，当一切思想都只记载在人的脑海中时必定格外美好，那时倘若有人要把书籍送进压力机，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脑袋，然而即使这样一也无济于事，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一身携带着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窃暗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艺儿。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一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了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已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人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通过阅读。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
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们怎样像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那起爆的时刻总使我百看不厌，所有的砖头、石板、梁木统统被举了起来，房屋随即像件衣裳似的静静地坍塌，犹如远洋轮船在锅炉爆炸之后迅速沉人海底。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倾听着爆炸的乐曲，心里想着我在深深的地下室里的工作，那里有一台压力机，我在它的旁边，在几盏电灯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听得见上面院子里来往行人的脚步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形形色色的东西有如天上撒下的丰饶角似的从这个洞口落下来，一只只大袋、一个个木箱或纸箱搬到洞口，倾倒下来的物品中有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淇淋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的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和打字机色带、庆贺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时倒下来的报纸中卷着一块铺路的大鹅卵石，这是为了过磅时增添一点分量，此外还有误扔的刀剪、锤子和起钉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残留着咖啡渣的杯子，不时还有枯萎了的婚礼上的花束以及葬礼上的色彩鲜艳的纸花圈。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上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后来，这成了我的弥撒，我的宗教仪式，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要让每个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费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干两个小时。提早一个钟点上班，有时连星期六也得赔上、把永远堆积如山的废纸送进机器打包。
上月，有人送来下了六百公斤绘画大师的复制品，扔进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伦勃朗、哈尔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欧洲其他绘画巨匠的作品，我于是在每个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画的复制品，到了傍晚，当这些包整齐地堆放在升降梯旁边等待运走时，它们身上裹着的美丽画幅使我怎么也看不够，瞧，这张《夜巡》，这幅萨斯基亚像，这幅《草地上的早餐》，这张《缢死者之家》，这张《格尔尼卡》。
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还藏着一本名著，这个包里是翻开的《浮士德》，那包里是《唐.卡洛斯》，这儿裹在臭烘烘的纸张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许佩里翁》，那儿，装在旧水泥袋里的是《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哪个包里躺着——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划了口子，累得要休克，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这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时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幻想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我灌下那么多的啤酒，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为我在每一个包里藏了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口没有盖的儿童小棺材，撒满了枯萎的花朵、碎锡纸角、天使的头发，我给书籍铺了一张舒适的小床，它们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间地下室。因此，我干活老是完不成任务，院子里的废纸堆得山一般高，都顶到天棚了，从洞口倒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堆积如山，同院子里的那座山连接了起来。因此主任有时用铁钩扒开洞口，脸气得通红朝我叫嚷:汉嘉，你在哪儿?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那么两眼死盯在书上啦，你得干活!院子里都动不了窝啦，可你还在下面做糊涂梦，干蠢事，玩方块儿！我缩着身子躲在纸山脚下，犹如亚当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里。我手里摸着一本书，睁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刚才置身子其中的世界，因为我只要一捧起书，我就完全进人了书中的天地，对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确实在梦境中，在一个美丽的世界，在真理的中心。每天有十次我会猛然惊醒，奇怪自己怎么这样走神儿。下了班我也是心神不属，掉了魂似的走回家去，一路上默不作声，深深地沉浸在冥思浮想之中。我穿过街道，绕过电车汽车，走在书的云雾中，这些书是我当天发现的，我把它们放在皮包里带回家，我梦游人似的在绿灯下过了马路，下意识地，却也没有撞在电线杆或行人身上，我只是迈动两条腿走着，身上泛出一股啤酒和污垢的臭味，但我脸上含笑，因为皮包里装着我晚间要读的书，期望着它们将会告诉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我在喧闹的街道上走着，从没有闯红灯，我善于在无知觉的下意识中，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在下意识的鼓舞中行走。我一天中打出的包一一在我心中轻轻地、静静地隐没，而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打成的包，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磨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里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烧的房子，有如燃烧的马厩，生命之光从火掐中升起,火焰又从木头的死亡中产生，含有敌意的悲痛藏在灰烬的下面，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再过五年我将退休，到时候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我不会撂下它的，我积攒了钱，为这台机器另立了一个存折，我将和机器一同退休，因为我将买下它，把它带回家，安装在舅舅的花园里，放在树丛中。惟有到那时候，在花园里，我才每天只打一个包，但它将比现在的大好几倍，宛如一尊雕像，一个庞然大物。我将把我年轻时所有的幻想，我掌握的一切知识，三十五年来我从工作中和通过工作学到的一切统统放进包里，因此惟有退休之后，我才在心中有所触动、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干活，每天只打一个包，用我家里现有的超过三吨重的书籍，这个包将不会让我为它感到羞愧，它将是我事前经过充分想象，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着手制作的。不仅如此，我将把书本和废纸整齐地排列在机槽里，在进行这项美的创造时，在按动电钮之前，我将撒下五彩纸屑和金属小圆片儿，每天制作一个包，一年后在花园里举办展览会，展览期间每一位参观者都将获准亲自制作一个包、但必须在我的监督下进行。当绿色电钮按下，压板在他面前推动并以无比巨大的力量把装饰着书籍和鲜花的废纸，以及他带来的各种废物压碾、挤紧时，敏感的旁观者就会有一种自己在这机器里被压碾的感觉。
此刻我已坐在家里，天快黑了，我坐在小凳子上，脑袋垂得越来越低，最后滴着口水的嘴巴触到了膝盖。我总是这样坐着打磕睡，有时我用这种索涅特力曲木椅的姿势睡到午夜，当我一觉睡醒抬起头来时，裤腿上的膝盖部位已被我的口水弄湿了一大块，因为我身体蜷缩着，蜷作一团，犹如冬天的猫，犹如摇倚上的一根弯曲的木头，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是喜欢我这样的人。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在这期间废品收购员扔进我这地下室的珍贵书籍，其数量之多，倘若我有三座谷仓，也能装得满满当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人给我倒下来一筐书，当我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看时，只见书上盖着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的图章，第二天又倒下来许多皮面精装书，书边和书名在空中闪着金光，我连忙奔到上面，看见那儿站着两个年轻人，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在新斯特拉谢齐的一座谷仓里，有大批书籍藏在干草堆中，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我通知了军队的图书管理员，我和他一同到了斯特拉谢齐，在田野里我们找到了不仅一座而是三座堆满普鲁土王家图书馆藏书的谷仓，我们又惊又喜地看了一会儿，当即商定由军车前来运走，军车一辆接一辆，整整花了一周时间才把这些书运到了布拉格，存放在外交部的一排侧屋里、打算等局势稳定以后物归原主，可是这一安全隐蔽点被人泄漏了，消息传了出去，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被宣布为战利品，于是大卡车又把这些烫了金边和金字的皮面精装书运到火车站，装进敞篷车，那一阵子正值天天下雨，整整一周大雨哗哗地下，当最后一辆卡车拉来的最后一批书装上车，火车启行了，驶进倾盆大雨之中，敞篷车一路滴着金水，掺和着煤烟和油墨，我站在那里，身体靠在大理石上。被目睹的景象惊呆了，当最后一节车皮在雨中消失了时，我脸上的雨水已和泪水一起流淌，我走出车站，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于是我双腕交叉走到他面前，真诚地央求他给我戴上手铐，戴上利本人叫做“手镯”的铐子，把我送往公安局，因为我犯了罪，犯了反人道主义的罪行。警察把我带到了公安局，在那里他们不仅嘲笑了我，并且威胁说要把我关进牢房。几年以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我己开始习已为常，我把从各个城堡和大宅邸拉来的成套成套的藏书，漂亮的、用牛皮或山羊皮做封面的精装书，装上火车，装得满满的，装到三十车皮时，整辆火车便携带着这些书驶往瑞士、奥地利、一公斤精美的书籍作价一外汇克郎，对此没有人表示异议，也无人为此伤心落很，连我也不再落泪，我只是站在那里，微笑着，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尾，列车把这些精美的书籍运往瑞士、奥地利，每公斤售价一外汇克郎。那时候我已在内心找到了力量，使我能目睹不幸而漠然处之，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时候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我继续一车皮一车皮地装书，火车一列列开出车站，驶往西方，一公斤一外汇克郎，我呆呆地望着，望着远去的车尾铁钩上挂着的红灯，我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站在那里，跟达.芬奇一样，他也曾靠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儿，呆望着法国兵怎样把他的一尊骑士像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一节一节地把马和骑上摧毁。达.芬奇那次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用心地、满意地观看这可怕的一幕，因为达.芬奇当时已经认识到天道不仁慈，因而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
那时候，我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便急忙蹬上自行车赶回家去，由于口渴，我走下地窖子，从地上捧起一罐凉爽可口的酸牛奶贪婪地喝了起来，突然我看到，就在我眼睛前面，两只眼睛在石罐中的液体表面浮动，可是我太渴了，只顾喝着，那两只眼睛已出现在我的眼睛近旁，近得危险了，犹如黑夜驶出隧道的火车头上的两盏灯，后来那双眼睛不见了，我的嘴里却含着个什么活东西，我捉住它的一条腿从嘴里拽出来，原来是一只青蛙，正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我提着它送到园子里，然后返回地窖子，若无其事地喝完了那罐酸牛奶，像达.芬奇一样。母亲去世后，我心里在哭泣，但没有掉一滴眼泪。走出火葬场时，我看见烟囱里冒出的烟在升上天空，我的母亲美丽地升天了，在废纸收购站地下室工作已有十年之久的我，走下火葬场的地下室，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以同样方式处理书本的人，我在那儿等候着，焚化结束后，我看到同时焚化的有四具遗体，我母亲的在第三格，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人最后留下的这点儿物质，我看到工作人员怎样把骨头捡出来，用一个手推磨盘磨碎，我母亲也被放在手推磨里磨碎，然后将她最后剩下的这点儿灰放进了一只金属罐，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就跟看着装满精美图书驶往瑞士和奥地利的火车渐渐远去一样，一外汇克郎一公斤的图书。我默默地思索着桑德堡的诗句:人最终留下的不过是够做一匣火柴的那点儿磷和充其量伍只够造一枚成年人可以用来上吊的蚂蝗钉的那点儿铁。一个月后，我签字领回了母亲的骨灰罐，我把它送去给舅舅，当我捧着它走进舅舅的花园，来到他的信号塔时，舅舅喊叫道:啊，姐姐，你到底回来啦！我把骨灰罐交给他，他托在手里掂了掂，一口断定他的姐姐决不止这点儿分量，因为她活着的时候体重有七十五公斤哩，他坐下来计算了一阵，把骨灰罐过了秤、说我母亲的骨灰还应多五十克。他把骨灰罐安顿在小柜子上，有一年夏天，他挖甘蓝时忽然想起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最喜欢甘蓝，于是他捧来骨灰罐，用罐头刀把它撬开，撒了一些母亲的骨灰在种甘蓝的泥土里，后来长出的甘蓝我们吃了。那时候，当我开动机器处理那些美丽的图书，当机器呕卿作响，最后以二十大气压的巨力把图书压碎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压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我仿佛在压碎犹太教法典中的词句:我们有如橄榄。惟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粉碎程序之后我开始捆包，我把铁索穿进堆里，用钎子抽紧，捆成一个包。然后按动红色电钮，压碎的书本还想挣脱捆绑，但钢铁枷锁坚固异常，我看到一个被捆绑的巨大胸脯绷得紧紧的，再吸一口气锁链就会断裂，但是铁索把那个包牢牢抱住，一切在它们的怀抱里静了下来，恰像在骨灰罐里一样，我把这驯服了的包推到已打好的其他包旁边，排列整齐，让那些绘画复制品全部面向着我。这一周我开始使用那上百张的伦勃朗.范.赖恩的复制品，上百张这位老画家的肖像，皱皱巴巴的蘑菇脸，一位被艺才和酗酒驱赶到了永恒之门门边的人，他看到门把手在转动，一个陌生人正从外面在推开这最后一扇门。我也开始有了一张他那样的脸，活像一块做千层饼的生面团，像泥灰剥落、尿水浇透的墙面，我也开始像他那样痴呆地傻笑着，开始从纷繁世事的另一面观看这个世界。
今天，我打的每个包都装饰着伦勃朗.范.赖恩老先生的肖像，我把废纸铲进机槽，放进翻开的书籍，今天我头一次意识到我已完全不理会是否铲进了小耗子，一窝窝的小耗子，当我把尚未睁眼的初生幼鼠铲进机槽时，母耗子便会紧追着它们蹿进槽里，守在它们身边，从而同废纸和经典著作共了命运。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类地下室里耗子的数量多么惊人，也许有二百，也许五百，这些喜欢和睦共处的耗子，出生时眼睛大多是半瞎的，但它们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也靠文字活命，尤其喜欢羊皮面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因此，在我的地下室，经常是到处有一双双眨巴的眼睛，到处可以听到啃啮书本的声音。小耗子空闲时像小猫一样淘气，它们沿着槽边和横轴爬上爬下，当绿色电钮按下，机槽的四壁把废纸和耗子一股脑儿挤压碾碎，当槽里耗子的尖叫声渐趋微弱时，地下室里的其他耗子便会骤然变得神情严肃，它们用后腿站立起来竖着耳朵谛听，想分辨那是什么声音，但这些耗子都有事后立刻遗忘的特点，它们随即便又玩了起来，接着啃啮图书，越是古老的书，纸味就越香，犹如保存得很好的陈奶酪，窖存多年的老陈酒。我的生活同耗子已结下不解之缘，每天傍晚我用水龙管浇水，把山一般高的废纸堆上上下下浇得湿透，整个地下室活像在水池子里浸了一下似的。这些耗子因而每天都会浑身淋湿，但是，即便我把水柱劈头盖脑地往它们身上猛浇一阵，它们也始终显得很愉快，甚至期待着这场淋浴。浴后便一长时间地舔身子，躲在废纸堆中它们的小窝里取暖。有时候，这些小耗子已使我无可奈何。我去买啤洒，一路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站在售酒柜台旁也像在梦中一样，神思不属地解开外衣扣子摸钱付账，却不料一只耗子从我的外衣里蹿了出来，钻到啤酒筒的下面，有时我的裤管里接连跑出两只耗子，吓得女服务员疯了一样，纷纷爬到椅子上，手指塞在耳孔里冲着天花板尖叫，活像一个个都精神错乱了。我只是微笑着，冷漠地挥挥手走出了店门，脑海里只顾思考着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
三十五年了。我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包、我在日历上勾去一年又年，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直到我们一起退休，我的压力机和我一起退休。每天傍晚，我把书装在皮包里带回家，我在霍莱肖维采二楼的住所里到处都是书，堆得满满的，贮藏室和杂物间已容纳不下，厨房里也放满了，食品间和厕所也不例外，只剩下通往窗户和炉台的两条狭窄过道。厕所里留下的空间仅够我坐在马桶上，洗脸盆上面一米五处已搭起架子和搁板，堆满了书，直顶到天花板，五百公斤的书，我坐下或起立只要稍不注意，稍稍碰一下搁板，半吨重的书就会翻滚下来，砸向我的光屁股。可是，这里也再塞不进一本书了，我于是在卧室里，在两张拼拢的床铺上方架上搁板，犹如搭了个天棚，上面码满了书，直码到天花板，三十五年来我带回了两吨重的书，当我躺在床上进人睡乡时，两吨重的书犹如两千公斤的梦魔压迫着我、有时当我在睡梦中翻身，或者两脚乱踢喊出了声时，我便不免惊恐地侧耳谛听，生怕书堆坍塌下来，因为只要我的膝盖稍稍碰一下，或者只要我痛苦地大喊一声，头上的一切便会雪崩似的倒坍，珍贵的书籍便会像丰饶角一样从天上撒落下来，落在我的身上，把我像虱子似的压扁，有时我不免想，这些书恐怕正在策划一个暗算我的阴谋吧，因为我每天在机器里要碾毙上百只无辜的耗子，我头上的书便准备给我来一个公正的报复，罪有应得嘛。我仰面躺在书的天幕下，这些书上的文字连接起来足有几公里长。我有点儿喝醉了，努力不去思索某些事情，极其不愉快的现实。有时，我们的看林人会浮现在我的脑际，有一次，他用一只翻过来的衣袖在房梁下面捉到了一只貂，他没有一刀结束它的性命，要那样倒也不错，公平合理嘛，因为它偷吃了小鸡，可是看林人却找来一枚钉子扎进这只貂的脑袋，然后把它放了，让它哀嚎着一个劲儿地在院子里东扑西撞，直至咽了气。我又想到，这事发生后过了一年，看林人的儿子开混凝土搅拌机时，一道电流打在他脑袋上，当场送了他的命，昨天我躺在这天棚下，忽然没来由想起了那位猎人，那年我们这里出乎人们意外地来了一只刺猬，小身体蜷成一个球，猎人说开枪打刺猬划不来，于是他削尖一根木棍扎进了刺猜的肚皮，每次他都采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刺猬，直到他得了肝癌卧床不起，在那些刺猬之后现在轮到他了，躺了三个月，缓慢地死去，身体蜷成一个球，肚子里长着肿瘤，心里充满了恐惧，直至咽气…每想到这些事我就心惊胆战，我尖起耳朵谛听，听着头上的书本怎样在制订一个复仇计划，这威胁我内心的安宁，我宁可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打磕睡，头脑里想象的一幕简直把我吓坏了，我想象倒坍的书落到床上，把我压在下面，从头盖到脚，然后压穿地板，乘电梯似的降到二层，再降到一层，最后坠到地下室。于是我断定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在工作中，从天花板上落下和倾泻到我头上的不仅有书本，而且有酒瓶、墨水瓶、订书器，它们像每晚在我头上摇摇欲坠的书籍，一样，可以送了我的命，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会把我砸成重伤。因此我住所中的达摩克里斯剑，我自己悬在厕所和卧室天花板下面的达摩克里斯剑，迫使我在家也跟在班上一样，不时拿着酒壶去打啤酒，仿佛要以此来阻挡那美丽的不幸似的。每周一次我去舅舅家，我要在他的大园子里找个所在，以便将来我和压力机一同退休时，把我的压力机安放在那里。要说积攒点钱退休时买下那台压力机，这个主意是舅舅想出来的，不是我。舅舅在铁路上干了四十年，管理道口的升降杆，后来专门看守信号塔，当了四十年的信号员，他跟我一样，四十年来除却上班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让他高兴，退休后，没有信号塔他无法生活，因此他用存款从边远小站买了一套信号装置、运到自己的园子里，在那儿盖了一间屋，安装上那套设备，他有几个当过火车司机的伙伴，也都退休了，他们从废品站买了一台小机车，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原是冶炼厂用以拉箕斗和平板车皮的，他们还从废品站买了小铁轨和三节平板车皮，就这么在那古老的园子里、在树木丛中弯弯曲曲铺设了铁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给这台奥贺兰斯登一柯贝尔牌的机车点了火，驾着它行驶，下午让一帮孩子们乘火车玩，到了傍晚他们几个便喝啤酒、唱歌、醉蘸蘸的自己坐在车上行驶，或者全体站在火车头上，一眼看去活像一座尼罗河河神雕像，躺卧的裸体美人四周围着一群小雕像……有时我去看望舅舅，想找块地方将来把找的压力机放在那儿。
一次，天已经黑了，只见机车亮着灯止行驶到老苹果树和梨树之问的弯道丘，舅舅坐在信号塔里扳道岔，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像奥贺兰斯登一柯贝尔牌机车一样开足了马力，这里那喂，洋铁大酒壶在闪光，我在孩子们和那几位退休上人的叫嚷声和欢呼声巾走了过去，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问我是否想喝一口，他们个个都全身心沉醉到游戏中去了，而他们玩的游戏，其实只是他们终生热爱的上作而已。我在那里走来走去、全像额头上带着标记的该隐，我悄悄溜出花园，过了一小时又回转来，看看有没有人招呼我，可是没有。临出门时，我再次回顾，我看见号志灯和小屋的明亮灯光映照出退休老人和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听到机车鸣笛和行驶在歪歪斜斜的椭圆形轨道上发出的当嘟当哪的响声，仿佛有一只手摇风琴在这儿反复演奏着一支乐曲一支如此动人的乐曲，让你听过之后一辈子再也不想听其他曲子了。然而，在大门口，我毕竟看到我的舅舅在瞧着我，尽管离得这样远没有人能瞧得见什么，实际上我方才在树丛中转悠时他也一直在注意我，此刻他把扳信号灯杠杆的手举了起来，朝我怪模怪样地扭动手指，仿佛只是那么把空气扭弯似的，我也在黑暗中朝他挥挥手，恰似我们在两辆迎面行驶的火车中彼此挥手打招呼。回到布拉格郊外时。我买了些小香肠，吃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用不着把小香肠送到嘴边，下巴颊儿一低，小香肠便已碰到了我滚烫的双唇，我把小香肠放到腰际。低头一看又吃惊地发现小香肠的下端几乎触到了我的鞋子。我双手拿着这根小香肠仔细看了看，又确实看到这根小香肠是正常的，这么说。近十年来我缩矮了，缩小了。回到家里，我把堆放在厨房通卧室的门边的书籍搬开几百本，在门框上找到了我用墨水笔划的标记，是我上几次量身高时划的，还注明了日期。我拿起一本书，背靠在门框上把书顶在头上，然后回身在门框上划了一道、一看便知从那次我量身高到现在八年中我缩矮了九公分。我举目望望卧床上方堆着的书，断定我的背驼了，我的背上仿佛永远背着由大大小小书本构成的两吨重的天穹。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如果有必要重新作出抉择的话。我仍会选择我干了三十五年的这一行而不愿干任何其他工-作。然而尽管如此，一年之内总有那么三四回，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问地下室突然变得惹人憎恨，主任的指责、吃喝、咒骂仿佛通过扩音器在我的耳朵和头脑里轰鸣，我开始感到这地下室臭得像地狱一样，高耸的废纸堆快顶到院子的大棚了，潮湿、发霉的纸开始发酵，相比之下大粪的气味算是蛮香的了，最下面发展成的那片沼泽地正在腐烂，冒出的气泡看着活像臭沟和泥淖中从烂树椿里升起的鬼火。我得跑出去透口气。离开这台压力机，不过，我不是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新鲜空气已经让我受不了，我会感到窒息，连咳带呛，仿佛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因此，当主任在那儿大叫大嚷，拧着手，气势汹汹地威胁我时。我便溜了出去，上别的地下室或地窖子里去泡一会儿。我最喜欢去的地下室是暖气房，那儿有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让工作紧紧拴在那里，犹如家犬拴在自己的窝里。他们撰写当代历史，仿佛写一份社会学的调查报告，在这个地下室我知道了第四种人如何数量在下降，工人们怎样从底层进人了上层建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样像工人一样在劳动。我尤其喜欢同两位掏沟工交谈，两位科学院院士，他们在那里干活，同时撰写一本有关布拉格地下纵横交错的下水道的著作，从这里我才知道星期天流入波德巴巴污水处理场的污水同星期一的完全不一样，每个工作日的污水都各有特点，因此可以绘制一张污水流量图，根据避孕药的流量确定布拉格哪些市区性关系多，哪些市区少一些，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一份学术报告，说明小灰鼠和褐鼠像人类一样也进行过一场总体战，结果以小灰鼠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战后小灰鼠立即分化为两群，两个灰鼠宗派，两个有组织的灰鼠团体，此刻它们正在布拉格地下所有的下水道和阴沟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场声势浩大的鼠战，哪一方取胜，它便有权占有下水道中流经波德巴巴的全部废物和排泄物;我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掏沟工口中得知，这场战争一结束，取胜的一方又将立刻合乎辩证法地分裂为两个阵营，正如瓦斯、金属以及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要分裂一样，使生命通过斗争向前发展，然后通过寻求解决矛盾的愿望而取得一分钟又一分钟的平衡，因此从整体上看，世界一秒钟也不曾跛了一条腿。我于是看到了兰波说得多么正确:精神斗争之可怕决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我也领悟了耶稣那句冷酷的话语是什么意义:我来不是送和平，而是剑。每当我去过这类地下室，看过下水道、阴沟和波德巴巴污水处理场之后，我的心就平静了，由于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黑格尔的话曾使我吃惊，黑格尔教导我说:世界上惟一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结、垂死的形态，惟一可喜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仅个人而且人类社会通过一斗争而恢复青春，通过新的形式争取新生的权利。当我走在布拉格的街道上，走回自己的地下室时，我的眼睛像爱克斯光一样，通过透明的人行道我看到了下水道和阴沟里的灰鼠总参谋部正在同自己的战斗部队制订作战计划，将军们用无线步话器发布战令，指出哪块前沿阵地需要加强火力，我朝前走着，鞋底下而灰鼠锋利的牙齿在嘎嘎地咬，我一边走一边想，一个永无休止地构筑着的世界令人沮丧，我涉水淌过一条水沟，抬起含泪的眼睛朝上望去，突然间，我看见了我从未看过、从未注意过的事物:在居民楼和公共建筑的正面墙上，从下到上，直到落水管，无处不有一种投影，是黑格尔和歌德所渴望的，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化在我国的投影，作为一种典范和追求目标的优美的古希腊文化，我看到了多利安人的柱子和古希腊式的檐槽，花环形的飞檐和饰有花梗和涡旋形花纹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带有叶形花纹的科林斯式的柱子，庙宇式的门厅、女像柱和触及居民楼房顶的古希腊式的栏杆，我现在正走在这些居民楼的阴影中，我还发现，即使在布拉格郊区，同样的古希腊投影也遍地皆是，在普通民房的面墙上就可以看到，大门和窗户周围都装饰着男女裸体像和异域情调的花卉草木。我一边走一边回想受过高等教育的锅炉工对我说的一番话。他说东欧的起点并不在波希契斯卡城门外，而是在加利西亚的某地，在旧奥地利皇家火车站的尽头，在古希腊式的门稍告终的地方，古希腊精神不仅表现在布拉格普通民房的面墙上，而且灌满了居民的头脑，惟一的原因就在于古典主义的中学和人文主义的大学在千百万捷克人的头脑里塞满了希腊和罗马。当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下水道和阴沟里进行着像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时，那些被放逐的天使，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场其本人并未投身的战争中吃了败仗的男人们，现在正在地下室和地窖子里工作着。并且继续在绘制一张更为精确的世界面貌图。我回到自己的地下室，当我看到我的那些耗子怎样蹦着跳着迎接我时，我想起了在升降梯下面有一块下水道的铁盖。我踏着梯子下到井底，壮着胆子掀开铁盖，跪下倾听废水哗哗流动和苏苏作响的声音，我听见抽水马捅的冲水声，洗脸盆悦耳的排水声，肥一皂水从浴盆流出时那种有如微浪拍岸的声音，但是，当我尖起耳朵仔细谛听时，我便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水声之外还有交战老鼠的尖叫声，牙齿咬进肉里，哀叫、欢呼、鼠体扭在一起的厮杀声，这些声音来自难以确定的远方、但我知道无论在哪个郊区，我只要掀开铁盖或铁格子下到井底，到处到处都在进行着一场老鼠的最后战争，看起来像是最后战争，它将以一片欢呼告终，然而一旦找到什么论据，一切便将从头开始。我阖上铁盖回到机器旁，我又增添了知识，原来在我的脚下，在所有的下水道中都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由此看来老鼠的天国也不仁慈，我，一个在废品站当了三十五年打包工的人，一个同老鼠相去无几的人，又怎能仁慈，三十五年来我始终生活在地下室，我不喜欢洗澡，尽管主任办公室的后面便是浴室。一洗澡我马上就会得病，讲卫生对于我来说得小心谨慎。一步步来，我是光着手干活的，晚上我才洗手，这我有经验，倘若白天我洗了几次手，我的于心就会裂口，不过，有时我的心里突然对希腊的美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我便去洗净一只脚，偶尔连脖子也洗一洗，下周再洗另一只脚和一条胳膊，大的宗教节日来临时，我连胸膛和腿一齐洗净，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必定先服一片抗组胺，否则哪怕外面下着雪我也会得干草热，这我有经验。现在我回到压力机旁开始千活，处理废纸，打包，在每个包里我放进一本翻开的哲学经典著作，上午在布拉格街道上散步之后，我心里多少平静下来了，现实生活使我豁然开朗。知道不仅我，而且有成千个与我相仿的人在布拉格的地下，在地下室和地害子里干活，他们的头脑里流动着生机勃勃的、活跃的、孕育着生命活力的思想，于是我心里多少平静下来了，干活也觉得比昨天轻松，我甚至只是机械地十着，脑海里却在回忆往事，逆着时问回到了早年，那时我很年轻，那时每星期六我把长裤熨得笔挺，皮鞋擦得亮亮的，连鞋底也上了油，因为人在年轻时都爱整洁，爱自己的形象，可以修饰打扮的形象，我在熨斗里装满烧红的术炭，扇得火花迸飞，熨衣板上放着长裤，我先熨裤线，随后拉紧裤腿把裤线熨平，我在裤子上放一块湿布，嘴里满含一口水喷到布上，仔细熨烫，主要熨右裤腿，右边总是磨损得多一些，因为玩九柱戏掷球时，我的膝盖老是碰到夯实的地面上，每当我小心翼翼揭去滚烫的、冒着蒸汽的垫布时，我的心情照例十分激动，不知裤线熨得正不正?只有熨得无懈可击我才穿上它，去林中空地，每星期六都是如此，走到多尔尼饭馆的原木堆前面时，我必定转身回顾，每次都见我的母亲在注视着我，看我的一身衣着是否整齐、合宜。有一次夜晚在舞会上，我等待的姑娘曼倩卡来了，她的长辫子里编着几根缎带，拖在身后，飘拂着，乐队奏着音乐，我同曼倩卡跳舞，每一场都只同她跳，我们跳舞，世界像回旋木马似的在我们周围旋转，我一边跳一边用眼角寻找可以带着她飞旋的空档，那是波尔卡舞，我看到曼倩卡的缎带飞扬起来，拉成一个圆圈悬在我们四周，我随着乐曲放慢舞步时，缎带便缓缓落下，我们再度飞旋时，缎带也随即扬起，不时打在我的胳膊和我握着曼倩卡小手的指头上，曼倩卡的手里还拿着一块雪白的绣花手帕，我对曼倩卡说我爱她，这是我第一次向她表白爱慕之情，她悄声说上小学的时候她就爱上我了，子是她把身体靠过来，紧紧贴在我身上，我们一下子便前所未有地亲密了，后来曼倩卡要求我跳邀请舞时做她的第一个舞伴，我高兴地喊了声:好!邀请舞刚刚开始，曼倩卡却忽然变得脸色苍白，她请求我稍稍等待，她出去一会儿，只需一小会儿，她回来时两手冰凉，我俩继续跳舞，我抱着她旋转，心想在大伙儿面前显示一下我跳得多出色，我同曼倩卡多么般配，我俩是多么漂亮的一对儿。波尔卡舞曲的旋律开始快得令人眩晕，曼倩卡的缎带飞扬起来，同她的金色发辫一齐高高飘动，突然我看到跳舞的人们纷纷停了下来，脸上带着憎恶的神情躲开去，最后除了我和曼倩卡，其他人都不跳了，他们围成一圈，不是赞赏我们，而是因为圈子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四处飞溅，对此我和曼倩卡都不曾及时察觉，直至曼倩卡的妈妈跑过来惊恐地拉起曼倩卡的手，慌慌张张把她拉出了多尔尼饭馆的舞厅，以后没有再回来，我也再没见到曼倩卡，直到几年以后，因为打那时候起人们便管曼倩卡叫甩大粪的曼倩卡，原来那天曼倩卡由于要跳邀请舞，又由于我对她说了我爱她，她心里便既兴奋又激动，她跑出去小便，不想农村饭馆的厕所粪便堆得已满到了坑口，她的缎带浸在粪便中泡湿了，她从黑暗中跑回灯光明亮的大厅，开始同我跳舞，缎带上的粪水便飞溅开来，落在跳舞的人们身上，所有的人身上……我在压力机上操作，按下绿色电钮，压板推向前，按下红色电钮，压板退回，我的机器在进行着这个世界的基本运动，犹如海利康大号的风箱，犹如一个圆圈，无论你从哪里出发，必定同到原地。曼倩卡失去了荣誉，只得忍受羞耻，其实这不是她的过错，因为发牛在她身上的事情很平常，极其平常，对这样的事歌德会原谅乌尔里冯.莱维佐夫，谢林无疑会原谅他的卡洛琳，惟有莱布尼茨②看来不会原谅他的王室情妇夏洛蒂.佐菲，正如敏感的荷尔德林不会原谅贡达德夫人……
二五年后，我找到了曼倩卡，就为这缎带事件，她和她的全家迁居摩拉维亚的某地，我请求她宽恕我，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有一种负罪感，无论何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什么事情，我都感到有罪的是我。曼倩卡宽恕了我，我邀请她与我一同去旅游，找买彩票中了彩，得到了五千克郎的奖金。我天生不喜欢金钱，因此只想尽快把这笔钱打发掉，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免得我要为银行存折操一份心。我和曼倩卡于是去了山区，住在金山岗那家收费昂贵的雷纳饭店，因为我一心要赶快花掉这些钱，以换得一身轻松。在那里，所有的男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曼倩卡，每天晚上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想把曼倩卡从我身边夺走，尤其是工厂主依纳先生。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在把钱花掉，我和曼倩卡随心所欲地挥霍，要什么有什么，曼倩卡每天都出去滑雪，阳光很好，那是2月下旬，她晒得黑黑的，像其他人一样在闪光的山坡上滑雪，身上穿了一件没有袖子、领圈开得很低的短外衣，身边总围着一帮绅士们，我则坐在那儿，呷着白兰地，临近中午时，绅七们便一个个回到旅馆前面的平台上，坐在靠背椅或者躺椅上晒太阳，三十张小桌子旁边一溜儿摆着五十张躺椅和靠背椅，桌面上放着滋补强身的甜酒和开胃酒，曼倩卡滑雪总滑到午饭前一刻才回饭店来吃饭。最后，在离开的前一天，第五天，我身上只剩下五百克郎了，我同饭店的其他旅客坐在平台上，我肴见曼倩卡在滑回来，她皮肤晒得黝黑，美丽动人，正从金山岗的山坡上飞下来，我同工厂主依纳先生坐在一起，我们碰杯祝贺，因为五天中我花去了四千克郎，依纳先生以为我也是工厂老板，我瞧见曼倩卡闪进一丛小松树和矮云杉的后面，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以敏捷的动作径直朝饭店滑过来，像前几天一样从饭店旅客的身旁滑过，那天天气极好，阳光璀璨，平台上所有的靠背椅和所有的躺椅全都坐满了人，服务员不得不从饭店里再搬出一些椅子来，我的曼倩卡像每天~一样，照例从一溜儿坐着晒太阳的旅客身旁像接受检阅似的滑过，是的，工厂主依纳先生说得对，曼倩卡今天美得让人直想吻她，但是，当曼倩卡刚从头几位崇拜太阳的人身旁经过，我便看到妇女们在扭头瞧她，接着手掩在嘴巴上窃窃地笑，曼倩卡离我越近，我越是看到妇女们在她后面笑得透不过气来，男人们则倒在椅背上，用报纸遮着脸，装作昏厥了或在闭目晒太阳，曼情卡滑到我面前，绕过了我，我这才发现原来她的一条滑雪板上，在她的鞋开后面，堆着一大团粪便，大得像一块镇纸，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在一首动人的诗篇中讴歌的镇纸。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这是曼倩卡生命中的第二章，她注定要忍受耻辱，永远与荣誉无缘。工厂主依纳先生瞥了一眼曼倩卡滑雪板上的那摊东西，那是她出于需要在金山岗山脚下的矮树丛后面留下的，工厂主依纳先生昏过去了，到了下午还瘫软无力，曼倩卡满脸涨得通红。直红到头发根，…天道不仁慈，因而，一个有头脑的人，也不可能仁慈，我一捆一捆地打着包，每个包里放进一本翻开的书，翻在最动人的一页，我站在压力机前操作着，心里想着曼倩卡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香槟，喝光了所有的钱，但是哪怕喝白兰地，也无法实现我们的渴望:抹掉曼倩卡携带着粪便出现在旅客面前的形象。那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全用来央求她就所发生的事原谅我，可是她没有原谅，第四天清晨她傲然离开了雷纳饭店，她高高地昂着头走了，这就证实了老子的名言:知其辱，守其荣，为天下式……我翻开《道德经》，找到了那一页，像神父把祭物放在祭坛上一样，我把翻开的书放在机槽的中心，下面垫着令人恶心的食品厂的包装纸和水泥袋。我按下绿色电钮，压板开始活动，我看着它们合拢来，犹如人在绝望中祈祷时十指紧握在一起，我看着压力机的前板压在《道德经》上，正是这本书唤起了我遥远的记忆，想到了我青年时代的美人儿曼倩卡和她的生活片断。下水道和阴沟深处两个鼠族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从那里传来哗哗的污水流动声，一种深沉的隐喻。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一天上午，屠宰场的工人们给我送来一卡车血淋淋的纸和被血水浸透的纸箱，一筐又一筐的烂纸让我无法忍受，因为它们散发着一股子甜腻腻的气味，而且弄得我浑身血迹斑斑，跟卖肉人的围裙似的。作为一种对策，我在打的第一个包里放进了一本翻开的鹿特丹人伊拉斯漠的《愚人颂》，第二个包里我虔诚地放进席勒的《唐.卡洛斯》，第三包，为了使语言也成为血淋淋的肉，我翻开了尼采的《试观其人》。我干活的时候，一大群绿头苍蝇飞来包围了我，这些可怕的苍蝇是屠宰场的工人带来的，密密匝匝一大群，疯狂地飞旋着，发出嗡嗡的声音，下雹子似的打在我的脸上。我喝到第四大杯啤酒时，压力机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我马上认出来了，他不是别人，是耶稣。他的身旁随即站了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一眼就断定这准是老子。他们两个站在那里，几千只绿头苍蝇忽东忽西发了疯似的飞旋，翅膀和身体发出频率很高的金属声，它们在地下室的空气中绣着一幅活的巨大画面，是由一刻不停变化着的曲线和飞溅的斑点构成的，有如波洛克用滴溅颜料法绘制的巨画。对于这两个人的出现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喝多了酒也都有过幻觉，看见过童话中的人物，我的祖父在流浪途中遇.见过水仙女和水鬼，曾祖父确信他在利多维尔基斯啤酒厂的打谷场上看见过小妖魔、小精灵和仙女们。至于我，由于我在无意中获得了学识，因此当我躺在床上进入睡乡，而头顶上有两千公斤的书在摇摇欲坠时，我便看见搁板上出现了谢林和黑格尔，他们出生在同一年，有一回鹿特丹的伊拉斯漠骑着马来到我的床前，向我打听去海滨的路怎么走。因此，我喜爱的两个人今天来到我的地下室，并肩站在那儿，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异，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对了解他们的学说何等重要。苍蝇的飞舞和嗡嗡声这会儿更加疯狂了，我的工作服已被潮呼呼的血纸弄得湿透，我一边交替地按着绿色和红色电钮，一边看着耶稣和老子，我看见耶稣在不停地登山，而老子却早已高高站在山顶，我看见那位年轻人神情激动，一心想改变世界，而老先生却与世无争地环顾四境，以归真返朴勾勒他的永恒之道。我看见耶稣如何通过祈祷使现实出现奇迹，而老子则循着大道摸索自然法则，以达到博学的不知。我一抱抱地把血纸投进机器，我的脸上涂满了血污，我按下绿色电钮，压板开始推动，把令人恶心的血纸连同一帮子苍蝇一股脑儿压扁，这些苍蝇怎么也舍不得离开纸上那点儿残留的肉渣渣，肉的臭味使绿头苍蝇欣喜若狂，它们发情、交尾，然后以十倍的疯狂痉挛地飞旋，密密匝匝围在机槽的四周，形成蠢动的一团，犹如中子和质子在原子中旋转。我捧着杯子喝啤酒，目光却不曾离开那年轻的耶稣，只见他神情激愤，被一些青年男子和美貌女人簇拥着，老子则孤零零地独自寻找合适的墓地。压力机已运转到最后阶段，混杂着绿头苍蝇的血纸被挤压得血浆四溅，血水滴落，我看见耶稣脸上洋溢着动人的喜悦之色，老子却神情忧郁地倚在机槽边上，显得孤傲、冷漠，我看见耶稣信心十足地命令一座高山后退，那山便往后移动，老子却用一张网覆盖厂我的地下室，是一张用难以捉摸的才智织成的网，我看见耶稣有如一个乐观的螺旋体，老子则是个没有口子的圆圈儿，耶稣置身在充满了冲突的戏剧性的处境中，老子则在安静的沉思中思考着无法解决的道德矛盾。我按了一下红色电钮，血污的压板退回来，我再次一抱抱把血迹斑斑的纸盒、纸箱以及被血和肉的潮气弄湿的包装纸投进空槽，我总算还有力气拿起尼采的书翻到那页写他同理查德.瓦格纳建立星辰般友谊的段落。我像把孩子放进澡盆似的把这本书放在槽内，随后连忙双手驱赶那一大群蓝色和绿色的苍蝇，它们像风暴中的柳枝一般抽打着我的脸颊。我按下了绿色电钮，这时只见两条裙子在轻快地从地下室的楼梯上走下来，一条是青绿色的，另一条是光滑的红色，两个茨冈女人，她们总是幽灵一般来到我这里，总是突然之间，当找以为她们已经不在人世，已经在什么地方被情人用屠刀捅死了的时候，却意外地出现了，两个收废纸的茨冈女人，她们把废纸背在背上，就跟过去妇女从林中背回干草一样，其大无比的一包，她们背在背上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吃力地、蹒跚地走着，路上的行人不得不躲进壁完或门洞里给她们让路，她们背着偌大的包走进我们院子时，门洞就给堵住了，进了院子她们径直来到磅秤那儿。弯下腰，转过身，然
后朝后一仰倒在那个大包上，解开带子卸下这可怕的重负。把它拖上磅秤，一边气喘吁吁地抹着额上的汗水，一边注视磅秤上的数字，指针照例指在三十、四十，有时甚至五十公斤，都是从商店和批发站捡来的纸箱、纸板和人们扔掉的废纸。每当她们想念我，或者被这份苦活累得筋疲力竭一这些茨冈女人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她们背着大包缓缓行走时、远远望去就仿佛背着一节火车或一辆电车似的——也就是当她们厌倦
了这话儿时，她们就跑到我这里来，扔下那块大得吓人的包袱皮，一头倒在干纸堆上，裙子撩到肚脐眼，摸出香烟和火柴便仰天躺着抽烟，品尝巧克力似的吧嗒着嘴巴。我被密密匝匝的苍蝇包围着，只高声向她们打了个招呼，穿青绿裙子的那个仰卧着，裙子撩到腰际一双光裸的大腿很漂亮，光裸的肚子也很漂亮。小腹下面露出一簇漂亮的、火焰似的毛，她一手枕在脑下，另一只手拿着香烟使劲地猛吸，裹着她油腻腻的黑头发的头巾已滑到后脑勺上，她坦然自若地躺在那儿，穿光滑红裙的那个倒在纸堆上活像被人扔掉的一条毛巾，她被沉重的大包压得疲惫不堪，已动弹不得了。我用胳膊肘朝我的皮包摆了摆，我买了一些香肠和面包，可是喝了那么多的啤酒之后，这些东西已吃不进了，除非带回家去。我十活的时候一向情绪激动，有一种覆灭的感觉，神经极度紧张，结果总是啤酒灌得太多，两个茨冈女人于是像两把摇椅似的从纸堆上骨碌碌地滚下来，嘴里叼着烟卷，两双手同时伸进我的皮包，她们掏出香肠，剥去包装纸把香肠均匀地分成两半，然后演戏似的踩灭烟蒂，用脚跟仔细地踩着，仿佛在踩扁两条蝮蛇的脑袋，之后两人坐下来吃香肠，吃完香肠才吃面包，我很喜欢看她们吃面包，她们从不咬着吃，而是用手指把面包掰碎，神情严肃地捏着面包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送，一边吃一边点着头，互相碰碰肩膀，有如两匹注定将长期拴在一起驾车的马，直拴到最后被人送进屠宰场，有时我在街上遇见她们，总见她俩肩上搭着包袱皮，走进商店仓库时互相搂着腰，一边抽烟，一边跳波尔卡舞似的走着。这些茨冈女人日子过得一点不轻松，她们捡废纸不仅赖以养活自己和孩子，还得养活她们的头儿，一个每天下午根据她们捡得的废纸量分成的茨冈男人。这是一个特殊人物，架一副金边眼镜，蓄着小胡子，梳小分头，肩上永远挎着个照相机。他每天都给这两个茨冈女人拍照，善良的女人对着镜头摆出最动人的姿势，茨冈男人还煞有介事地走过去拨正她们的脸庞，然后退回来给她们摄影，可是相机里从来没有胶卷，两个女人从未拿到过一张照片，然而她们依旧天天让他照相，像信徒盼望天堂似的盼望着自己的照片。一天，我在霍莱肖维采瞧见了她们，就在利本斯基大桥横跨伏尔塔瓦河的地方，当时我看见斯霍莱尔饭馆附近的拐角上，有个茨冈民警在指挥交通，他戴了一副白手套，握着一根有条纹的指挥棒，只见他一个波尔卡舞步旋转身，转向车辆放行的方向，动作那样优美、高贵，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他以怎样的骄傲在指挥交通，直到他站完这半小时的岗，突然，我的目光被青绿色和光滑的红颜色所吸引，原来在栏杆的另一头，两个茨冈女人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眼睛牢牢地盯在十字路中心那个茨冈男人身上，她们身旁还围了一群茨冈孩子和几位上了年纪的茨冈老人，他们一个个都满脸惊喜地看得出神，为这个茨冈人的成就感到骄傲。后来，换岗的时问到了，茨冈人同一个来接班的民警换了勤，回到自己人中间，接受大家对他的祝贺和赞扬，突然，那两个茨冈女人跪了下来，我看见那两条青绿色和光滑的红颜色的裙子垂到地面上，她两个用裙子擦他的值班皮靴，茨冈人微笑着，他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最后禁不住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郑重其事地同所有的茨冈男人一一亲吻，两个茨冈女人则跪在地上用裙子给他擦皮靴。这会儿她俩已吃完面包，把裙兜里的屑粒也都捡起来送进嘴里，穿青绿色裙子的那个躺到纸堆上，把裙子撩到腰眼，坦然对我露山肚子，一本止经地问我，怎么样，大叔，咱们干?我伸出手让她看看我手上的血污，还做了个拉百叶窗的手势，说……不，我膝盖骨疼。她耸耸肩膀，放下裙子，两眼却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穿光滑红裙的那个已坐在楼梯上，她也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她俩站起身，从疲劳中多少恢复了过来，显得精神一些了，她们拎着包袱皮的一个角儿跑上楼去，但临离开前还把脑袋俯下来，折叠尺似的俯到两膝之间，用女低音喊了声再见。跑上去，跑进走廊，随后我听见她们的光脚板啪嗒啪嗒穿过了院子，那是一种无法模仿的波尔卡舞的步法，她们又走去收废纸，到头儿打发她们去的地方，那个肩上挎个照相机、蓄两撇胡子飞梳小分头、戴眼镜的茨冈男人已预先给她们拉好了生意。我继续干着活儿，用铁钩子钩，浸透了血的纸箱、纸盒、包装纸和湿渡流的血纸从天花板上倾泻下来。落进机槽，通院子的洞眼显露出来了，此刻我能听见所有的响声和说话声，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