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大桥局四公司召开2015年度总工程师施工技术交流培训会
　　（中华铁道网通讯员刘防震 崔蕾）1月18号，中铁大桥局四公司召开了2015年度总工程师施工技术交流培训会。四公司党委书记徐炳法到会参加并发表讲话，总工程师邹纪民及各单位技术负责人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项课题作为交流培训题目，分别为：沪通沉井施工技术、乐清湾大桥主墩围堰方案比选与设计、平潭主航道桥主墩钻孔平台及大直径钻孔桩施工技术、芜湖公路二桥A-1标段主塔施工技术。四位项目技术负责人讲解生动细致，大家听的聚精会神，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邹纪民对关键技术进行了适当补充说明，并结合交流的技术专题、目前现状，对加强技术管理、提高综合水平以及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
　　会上，徐炳法认真听取了课题交流，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参与交流的四个科研题目都是公司在建的超大规模的重、特大工程的重点攻关技术项目，层次高。在开年之初就召开了2016年度公司技术交流的群英会，共商2016年技术管理工作大计，措施得力。徐炳法从五个方面对技术管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公司技术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当下公司承建的几个项目都是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超大规模工程。结构新、设计新，亮点多，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从客观上讲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要跨越、超越一些传统的工艺与工法，施工过程中要有所突破，取得一批创新科研成果，保证我们的工程质量达到优质，让工期可控，这就必须做好日常的技术管理和技术创新两方面的工作。二是要着力抓好施组的评审等管理工作，抓好方案优化工作，始终牢记方案决定成本，管理思路决定出路。技术质量管理要依法依规，施工方案实施前要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各在建项目一定要制定并完善好内控技术管理制度，树立质量检查的权威，推进质量责任问责制，做到有奖有罚。三是要建立好质量责任负责制体系，抓住关键环节与重点，主要是建立好全员质量责任制的追究组织机构，通过体系建设抓好日常的质量管理工作，学会对标管理，学会找短板，找薄弱环节，这是管理的重点。这就要抓好培训教育与考核关、抓好工序检查与验收关、抓好原材料的进场验收与试验关、抓好工序转换技术交底关、抓好施工方案的评审与优化关，切实做到责任到位，责任到人，大力宣传责任文化。四是以培训、学习等方式提升技术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人的素质决定了工作的质量，通过培训学习方式提升技术人员的素质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五是要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仅要做一个优秀的企业，更要做一个不可替代的企业。不可替代性就体现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是要提升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科技的规划与战略管理；要以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抓手，完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突出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要加强项目间的技术交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高技术管理水平；要研究鼓励广大技术人员提高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最后，徐炳法强调技术管理工作是个永恒的主题，希望大学共同努力，以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全面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工作，为圆满完成2016年度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任务而努力奋斗。
京公网安备14|||||||||||南昌梅旸春中国近代桥梁事业先驱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第一人 09:15:06 &来源：江西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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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旸春，1900年生于南昌，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后又入机电系加读两年。1923年毕业后赴美深造，决心以自己的业绩建立起中国的伟大形象。回国后转战于全国江河之上，主持建设了钱塘江大桥、澜沧江大桥、柳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等众多桥梁，1958年任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1962年病逝于工地。
武汉长江大桥资料图
他舌战门道朗公司，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为中国工程师扬眉吐气；他满腔热血递交《武汉长江大桥计划草案》，为新中国主张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第一人；他于近花甲之年设计建造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就是南昌梅旸春，是我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梅旸春，1900年生于南昌，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后又入机电系加读两年。1923年毕业后赴美深造，决心以自己的业绩建立起中国的伟大形象。回国后转战于全国江河之上，主持建设了钱塘江大桥、澜沧江大桥、柳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等众多桥梁，1958年任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1962年病逝于工地。
打破外国人关于钱塘江
水深流急不能建桥的预言
1916年，梅旸春考入清华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桥梁工程专业，1925年毕业，授工学硕士学位。
1934年，梅旸春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工程师，与罗英、汪菊潜等杰出桥梁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担任茅以升的助手，参与修建钱塘江大桥。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落后，必须购买外国钢材并由国外桥梁厂制造才能用于造桥。当设计图纸完成，向英国道门朗公司承订时，道门朗公司拘泥于自身经验，提出修改图纸。梅旸春以精辟的论述和实际经验，直接与道门朗公司对话，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
据新建县长堎镇文化广播电视站站长、江西省谱牒研究会副秘书长胡啟鹏介绍：钱塘江大桥是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在当年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在国外公铁两用桥都很少见。虽然公铁两用桥有着节省空间、节约资源的优势，但是双层两用就意味着对河床压力的增大，技术上存在很大难题。记者了解到，为了减轻重量，节约资源，便于运输和安装，钱塘江大桥采用了低合金镍钢。同时还首次采用气压沉箱法掘泥打桩，突破了公铁两用的技术难关，打破了外国人认为“钱塘江水深流急，不可能建桥”的预言。
胡啟鹏告诉记者，钱塘江大桥是由它的设计者茅以升亲自炸毁的，那是茅以升最痛苦的时候。日，钱塘江大桥建成。这是由国人设计和监造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
可是好景不长，钱塘江大桥通车不过三个月，就被炸毁。当时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杭州危在旦夕。茅以升接到命令：“若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日，钱塘江大桥被炸毁，大桥全体人员在完成了建桥和炸桥这一相矛盾的任务之后，步步向后撤退，梅旸春也携眷到了广西桂林。
新中国主张建设
武汉长江大桥第一人
据史料记载，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6000多公里的长江上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
武汉三镇刚刚回到人民的怀抱3个月后，日，满腔热血的桥梁专家梅旸春向人民政府递交了《武汉长江大桥计划草案》，目的是希望新中国重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
随后，梅旸春被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长，组织和带领勘测人员在武汉三镇桥址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测量、钻探和调查工作。1950年下半年交通部组织成立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并在北京着手进行设计，梅旸春便往来于京汉之间。
1953年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急需技术骨干，当时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三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其中之一便是梅旸春。当时，彭敏任局长、汪菊潜任总工程师，梅旸春任副总工程师。梅旸春回到武汉后便参加赴苏联代表团一行，为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进行规划、设计、施工布局，配合苏联专家与全国调集而来的桥梁界精英，共同努力建设大桥。
1954年7月左右，以康士坦丁·谢尔盖维奇·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陆续抵达大桥工程局并开始工作。苏联专家提出一个新方案，认为建造大桥地基不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而用“管柱钻孔法”更为有效。但是，苏联专家同时也表示：“这个新方法在苏联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在讨论会上，中方人员抱着极大的兴趣提出许多问题和意见，甚至提出了和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认为施工方案没必要大改。
会后，彭敏局长也拿不定主意，便询问汪菊潜和梅旸春。他们告诉彭敏：“钱塘江大桥桥墩基础是用沉箱法施工的，可那是包给外商干的，我们的人一律不准下去。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还是学习摸索吧。”
1955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对新方案继续进行试验，并与旧方案进行比较。梅旸春和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常出入施工现场，进行现场指导。工程虽然艰巨，但工作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浩浩荡荡的长江上出现了一个个桥墩。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成为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
建造南京长江大桥
为当时世界最长公铁两用桥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不久，1958年，中央正式决定修建南京长江大桥，任命梅旸春为总工程师。我国第一座用国产材料，由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制造的特大桥梁工程拉开了序幕。
在任命之初，梅旸春便着手考虑如何运用在武汉长江大桥取得的技术，使其在更为开阔和深水复杂地基条件的南京长江大桥上采用。他整天待在清华、北大等图书馆查阅资料，并根据自己的钻探记录，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初步的全貌设想。
至1962年，年逾花甲的梅旸春在工地上战斗了整整4年。由于积劳成疾，再加上年事已高，患有高血压，虽然几次病发，但他仍然策杖而行，主持会议，到现场安排工作。据《江西省志》记载，日，梅旸春病逝于工地。
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曾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梅旸春获国家首届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梅旸春为第一位获奖者。梅旸春所培养出来的桥梁专家们，不断地在长江上建成一座座伟大的桥梁。梅旸春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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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其滩涂地带大型箱梁制运架施工技术,工程界公认为世界性难题，成为建造跨海大桥的“哥德巴赫猜想”。日，首片长50米、重1430吨箱梁运架成功，世界桥梁领域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同年12月，随着所有施工难点被攻克，这道难题被破解。在破解“世界第一”跨海大桥难题中，担当先锋的是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杭州湾跨海大桥X合同段总工程师李友明，一位年仅38岁的科技工作者。命题在中国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喇叭状的豁口―――杭州湾，千百年来，钱江潮奔涌不息，宛若一道天堑，阻隔着南北两岸。从宁波到上海，两个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城市，因为它的阻隔，来往必须在陆路上绕行近400公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建“东方大港”的设想,到2002年国务院批准杭州湾跨海大桥立项修建，跨越两个世纪，历时70多年。这是历史的命题！1993年浙江省宁波市正式提出建设跨海大桥。2003年，杭州湾跨海大桥奠基，成为我国继青藏铁路、三峡工程之后又一举世瞩目的工程。在长达10年的准备中，在聘请了700余位专家进行120多次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方案：北起嘉兴，跨越杭州湾海域，南至慈溪，全长36公里。建成后的大桥将超过美国的切萨皮克海湾桥、沙特的巴林道堤跨海大桥，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其滩涂地带大型箱梁施工技术被公认为工程界的世界性难题。 2002年中秋，杭州湾南北两岸传来阵阵“川音”。不观钱塘潮，不赏江南月，20多人忙碌着踏勘地质，收集资料。李友明在这群四川人中毫不起眼，只是埋头作记录，不时与同伴们商讨。偶尔的大声吆喝，才让人觉得他是这次考察活动的一个组织者。1991年夏，手持上海铁道学院“铁道工程”、“通信工程”两个专业毕业证书，怀揣西南交通大学工程硕士录取通知书的李友明来到了中铁二局，他参与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举世瞩目的二滩水电站。浩大的工程，火热的建设生活深深感染了这位从四川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从二滩水电站到宝中铁路，从铁路再转战祖国南北的市政、高速公路工程，他凭着细致、刻苦、敬业，在攻克隧道、桥梁、路基施工技术难题中崭露头角，成为同龄人的骄傲。2001年，李友明晋升高级工程师，调入公司科技部任副总工程师，一个更大的舞台展现在他的面前。西芹大桥、阆中嘉陵江大桥挂篮设计，重庆轻轨设计、试验、施工……一系列高难新的课题研究和突破使他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世界已建成的40座有影响的世界级桥梁中，中国占19座，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也将位列其中。作为贺龙元帅授予“开路先锋”旗帜的中铁二局，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创造了难以数计的“第一”。面对又一个世界第一,机遇注定李友明在这个团队中扮演重要角色。时年34岁的他，被任命为杭州湾大桥技术攻关组副组长，负责技术准备的统筹工作。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赴日本、意大利考察，学习世界一流的海上桥梁施工技术；先后翻阅了国内外所有的箱梁施工技术资料；组织技术人员数十次从各个角度论证可行性方案；反复与业主、设计单位沟通。按照杭州湾大桥特有的施工决定设计的理念，李有明与攻关组全体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提出了创世界纪录的施工方案―――杭州湾大桥南岸浅海滩涂区箱梁采用先预制、后经梁上运梁架梁的方式施工，变海上施工为陆地施工。这一方案在业主征集的施工方案中脱颖而出。后来，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兼大桥总指挥王勇把这个方案归纳为三个“一”：世界上尚无成功先例；世界范围内尚无可借鉴和相配套的设备；此法施工是华山一条路。2004年3月，中铁二局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原与李友明一起参加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投标答辩。陈述、答疑，十分钟完成。业主盛赞所选技术成熟、安全适用，并给答辩以满分。同月，中铁二局在招投标中胜出，承担了杭州湾跨海大桥50米整孔箱梁预制、运输、架设的第X合同段工程，总标价7.23亿元，工期46个月。破题南岸X合同段有10.48公里、占全桥总长度29.1％的滩涂区，是工程的重中之重，也是“卡脖子”的节点。杭州湾波涛汹涌，风急浪高，是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这里涨潮时波涛汹涌，退潮时淤泥一片。其桥梁梁部无论是采用传统的现浇法施工，还是现代的节段拼装法和移动模架法施工都无法避免复杂的海洋环境和钱江的强台风、强海潮的影响，施工过程中不仅人身安全、工期、质量和桥梁的耐久性难以保证，而且造价很高。有人把这道难题比作大桥建设的“哥德巴赫猜想”。由此，科研课题《滩涂区大吨位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整体预制、梁上运输架设施工技术研究》在交通部正式立项。2004年5月，李友明接受组织安排出任项目副总工程师，课题组副组长，拉开了项目科技攻关的帷幕。“梁上运梁架梁”的核心是沿桥面运输箱梁和架桥机，一套与工程施工相匹配的专用设备是关键所在。相关资料提供的数据不容乐观，世界上“梁上架梁”的最大重量为900吨。也就是说架设杭州湾跨海大桥1430吨的50米箱梁设备，国内是空白，世界也是空白。开发、研制世界“第一”的运、架设备乃当务之急。一番审时度势，李友明建议项目部双管齐下。一方面联合西南交大、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数十名专家、教授，对大型整孔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架设技术进行攻关；一方面在国际上选择研制运架设备的合作伙伴。2004年4月，中铁二局与曾过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意大利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随后，李友明和负责机械的副总工程师刘乃生作为联合设计组的代表飞赴该公司，审查图纸和工艺方案。但合作中他们细心的发现，原来在世界大型施工设备制造中占有80％份额的该公司一反常态，在重大技术难关前停滞不前，一些已开发出来的零部件乱堆乱放。从网上和其它渠道他们又获得了一些负面信息。然而这家公司却依然信誓旦旦地保证按协议供货，并要求尽快支付预付款。价值1.7亿元的设备，协议风险徒升，为保证国家资金安全,他们赶在第一时间向项目部汇报了情况。根据提供的资料，项目部果断决策，终止了与尼古拉公司的合作，并立即与“二梯队”的意大利DEAL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8月底，李友明和刘乃生再赴意大利参与设计、制造，进行履约督促。10月，李友明被任命为总工程师。百亿工程，百年大计。李友明深知设计流程和工艺工序没有想象、猜测，只有数据。为确定架桥机起吊的吊杆结构、安全区域，他亲自与西南交大同做仿真试验。在获取有关数据后，他又再次运算验证。按设计，运梁机是整体机，自重达780吨。为减轻自重和桥墩载荷，让机械操作、运行更灵活，他提出了解决受力范围和分解受力点的问题，并与设计院一起进行验算、校核。依据数理分析，整体机被改为4个独立平车，通过电子控制实现“软刚性”联接，自重只有524吨，其受力点被分解到了640个轮胎上。运梁机就像千脚爬虫一样，实现了协调、灵巧地搬运箱梁，奇特的外形十分扯人眼球。类似对设备设计、操作工序的优化，李友明和他的同伴共做了40多项次。攻关需要合力。李友明把科研课题分为15个子课题，54个研究点，并根据施工进度安排，提前与科研机构和高校联系，共同进行课题攻关，保证工程到哪个阶段科研就跟进到哪里。在每次节点目标实现后，他都要召集大家，布置技术总结工作，询问课题进展情况，并亲自检查、修改报告。试验室主任蔡以智说：“为验证海工混凝土性能与配合比，李总白天泡在梁场，看实验、查数据，晚上又要验算、核查，还要看实验报告。一天的报告少说也有几十近百页，还要修改。”在杭州湾，人们会告诉你，李总办公室的灯从来都是亮到最后的。在他的带领下，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潜心科技攻关，把新技术、新工艺广泛应用于大桥建设，攻克了浅海滩涂区架设大吨位整孔箱梁的“世界第一”难题。15个子课题的科研攻关全面突破，首批15篇专题论文通过专家评审，多篇论文在全国桥梁工程年会上发表并交流。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创新成果评比中，他们以46项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成果，荣获一等奖。解题杭州湾大桥是自主创新极强的工程，在新的背后是“无桥型、无资金、无管理人才、无专业设备、无有施工经验的队伍、无施工定额、无施工技术规范、无验收规范”的困扰。企业效益的牛鼻子是成本。深谙此道的李友明首先把视点锁定在施工定额的建立上。为控制机械使用费在施工总费用中所占比例，他组织人员以架设单片梁为基数，建立了统计图表。连续三个月对6个班组、9种设备的燃油、润滑油、电费、水费、工具、配件、电料等11项成本进行消耗统计、分析并找出消耗规律，确定经常性消耗和一次性投入，并制定出各班组及设备的各项消耗定额。照此方法，他带领管理人员到各班组蹲点，每个工序、每个环节跟班统计、记录，再反复核算分析，逐一定出了劳动定额、台班消耗定额、材料消耗定额。按照施工组织设计，月产箱梁为18片。项目部依据技术、工艺、工序的改进和突破制定了月产24片的最高目标。能不能再突破？工期是最直接的效益！依据项目经理林原提出的“精细管理”思路，李有明和大家一起从劳动力配备、工序衔接、设备配套、工艺流程、质量意识、细节管理、过程控制入手，确定每一个操作动作需要的时间，把资源整合到了最佳状态，箱梁实现了月产30片。箱梁架设速度也随着制梁的加速逐步攀升，达到1天2片的水平，并创造了日架设3片梁的新纪录。湿接头施工由45天一个周期缩短为35天。牵着“牛鼻子”走使施工进度大大加快，项目部以数据为依据，确定了以箱梁湿接头施工为主线安排箱梁制、运、架施工任务，35天为制、架、湿接头每个阶段施工循环周期。从去年7月28日成功实现首片50米箱梁架设后，仅用211天就完成了203片梁的架设。按全段404片梁计算，全部施工将比合同工期的日提前426天完成。在妻子林丽的眼里，李友明是一个粗心的丈夫，因为他更爱他的事业，家里的事很少放在心上。可工地上的一帮年轻人却觉得他心很细。同事中谁该评高级工程师了，谁该评工程师了，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送资料他都一一记在心上，随时提醒，并帮助修改申报资料。对这种反差，李友明解释道：在家里妻子撑起了一片天。在工地，同伴们却需要我们去关爱，这也是我理解的和谐社会。在项目负责人和他的关爱与呵护下，一年多来，既有刘阳、陈世川等年轻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走上了领导岗位；也涌现出陈拥军、蔡杰超、熊国辉、姚道雄等一大批敢于拼搏，勇于创新，革新工艺，提高工效的技术明星和生产骨干。天道酬勤。2005年，李友明被评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青年科技拔尖人才”，中铁二局“优秀总工程师”，项目“党员先锋岗”、“员工之星”……时间在流逝，大桥在延伸。一条东方巨龙将在2008年―――中国奥运年腾飞杭州湾。它将向海内外昭示，中国建桥人创造的“世界第一”；中铁二局人在杭州湾大桥演绎出的“开路先锋”风采；李友明带领伙伴们破解“世界第一”难题的完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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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交大·百年树人]胡永良：驰骋多个领域的总工[图]
[发布时间]: 日
[责任编辑]: 孙延敏
[编者按]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胡永良，1937年生，浙江上虞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原武昌造船厂总工程师。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职称，曾兼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九届、第十届常务理事，武昌造船厂第一任科协主席，武汉市科协常务理事，武汉市武昌区科协副主席。曾参与舟桥厂选厂、筹建工作；参加的武船科研项目获中国科技大会奖励，数控切割机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航天领域，参与西昌卫星发射架开发工作和后期生产技术组织工作；酒泉卫星发射技术厂房生产和组织技术攻关工作。在水电行业，参与葛洲坝升船闸闸门制造技术攻关；组织三峡过船闸门的开发与生产工作。在桥梁建设方面，任武船西陵大桥建造总指挥；参与长江江阴大桥与福建厦门海沧大桥开发、建造工作。
采访中，胡永良回顾了在交大的求学经历，毕业后涉足多个领域的工作经历，并对青年人提出了一些希望。 &&
口述：胡永良
采访：姜玉平、漆姚敏、刘岸冰、陈晓轩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紫阳湖宾馆
记录：王俐涵
编者：章玲苓
1956年4月是交大60周年校庆，当时我是上海胶州路上的交通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学校组织我们到交大参观。带我们参观的是一位造船系的老师。他说我是造船系的，我希望你们学造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造船行业很落后，这是其一。第二呢，造船有个好处，就是都要靠水，没有水造不了船。你考到别的系可能被分到沙漠去，生活方面很不方便，而学造船总会分配到水边。他的一通话，我听进去了。 &&
那个时候交大已经开始西迁了，公开招生的是上海造船学院，所以我考进去的时候，录取在上海造船学院，第一任院长叫胡辛人。那一年我们考大学不是很难，因为1956年我们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形势，招生招得特别多，造船系一个年级就招了12个班，一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
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不是像现在照着专业考，而是先考学校，考进后发入学通知书，到学校后再填志愿，想要学什么专业再选什么专业。那个时候我不懂，也没接触过什么造船，本来我想填船电专业的。这个时候碰到个老师，他说你考分高得很，为什么学船电呢？我说船电有什么不好，他说船舶制造是根本、是基础，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改成了船舶制造专业。 &&
我们1956年进校，所以是6字头的，我又是第一个班，所以就是601班。我提前报到以后，让我就照顾其他同学，做班干部，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团支部书记。交大一年级在法华路分部上，二年级才到总部来上学。 &&
1957年7月，也就是我们进交大的第二年，全校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到了下半年更厉害了。每个班都有个指标，非要搞个把出来。由班级的团支部去物色对象，摸底排队。结果大家揭发以后，我们班上还真出了个右派，这个同学我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他，他也就是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吧，现在来看完全没什么。当时这位同学提前毕业，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后来，我们碰到他之后都说对不住他，他说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不会怪你们的。 &&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去浦东的上钢一厂挖沉淀池，教授都跟我们一起去的。到那以后，住在那种竹子搭的上下铺床。教授住下铺，我们学生爬上铺。我们劳动了一个多月后，党委副书记邓旭初跑来说，我们交大的学生应该不同于其他的学校，要好好念书，你们的父母把你们送到这里，不是让你们来挖沉淀池的，是让你们来读书的，你们给我回去。后来我们都回去上课了。所以，我对邓书记还是很钦佩的，那个时候他能够敢说。 &&
我们那个时候上课也很有意思的，有很多名堂的，有一项叫“单科独进”。什么叫单科独进呢？就是在课程安排上，不是多课混合上，而是一门课连续讲授，把这门课集中起来学，在短时期内突击完成。我们学生无所谓的，老师就厉害了。课上完了还不算，还把学生集中起来编一本教材。我们编教材是很有水平的，人家都说我们编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是从学生的角度去编的。 &&
我们学校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曾在文化广场大合唱，当时上海几千名大学生一起唱歌。司徒汉给我们指挥，他是有名的指挥家。我们唱的基本都是抗日战争的歌。 &&
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是食堂定的，经济比较困难的可以申请学校的补助。一般我们一个人发到12块5毛的餐票，菜票和粮票包括在里面。12块5毛钱可以吃得很好，3毛钱一个菜的话，可以吃青椒炒鸡丁。当然我们不能每天都吃3毛钱的，每天都吃3毛钱，12块5毛钱就不够，1毛钱一般就可以买个菜吃，几分钱买碗饭吃。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吃桌饭的，女同学一桌，男同学一桌，八个人一桌，菜放好之后一起吃。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他叫黄胜兰，大概食堂一听他的名字以为是女同学，就安排他和7个女同学一桌，一餐吃下来他难过死了，说怎么安排我一个男同学在一群“娘子军”中间吃饭，后来赶紧调整过来了。一年级的时候，粮食不紧张，没有定量，饭随便自己添，1957年后才搞定量供应。 &&
两年级的时候，南洋工学院成立了。我们造船系本来12个班，砍掉4个班到南洋工学院去了，留下我们就只有8个班了。 &&
195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的迁校新方案，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造船学院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合并，统一由交通大学领导，保留上海造船学院的校名。就是交大和造船学院的学生一起在徐家汇校园上课。校牌都有两个，一个是交通大学的，一个是上海造船学院的。后来上海造船学院的牌子摘掉了，就只有交通大学的牌子了，而且变为“上海交通大学”。所以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是“上海造船学院”，毕业的时候就成了上海交通大学。 &&
196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不到一年，我就到了技术科，那时候科长就是以后造船公司的总经理王荣生，我就在他手下当科员。我们这个造船厂还很规矩的，学生到厂里来，第一件事是让你先描图。我在描图的时候就动脑筋，我觉得这个图画错了。我就跟当时的股长说了，我是按他错的描还是重新描。后来把画图的人找来，改好了再去描。我知道这个图纸该怎么画，这个立体概念该怎么投影过去。船舶制图、投影几何这些课程在大学里是学过的，人家把投影几何叫头痛几何。我却学得不错，立体概念较强，当时班上只有两个考五分，我是其中之一。 &&
描图描了一阵后，领导要求我画零件图。这就更进了一步了，是自己画图了。到了1963年，我就能独当一面了，成为一个产品的专业负责人。从产品的工艺准备，工艺文件，到工艺装备设计，再到现场的服务，制造技术问题的处理，都是我一人负责。当时我们三个人合作管一个产品，一个管船、一个管机、一个管电，船这一块，就我一个人负责。我们都是上午到现场，把现场问题都处理好，联系单都处理好，下午就在办公室画图。 &&
到了1964年，又换了个产品，叫舟桥。舟桥是为工程兵服务的，就是在河里面架桥。年，就是快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六机部决定我厂包建专门生产舟桥的厂——中南金属结构厂，编号“446”，厂址选在湖北蒲圻，现在叫赤壁。我们武昌造船厂成立五人筹建小组，组长是我们当时的副厂长。其余四个，一个是我们基建科的工程师，一个就是我，负责技术系统，还有两个是工人。我当时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这个厂后来在年间投产。 &&
1970年，领导又将我从筹建组调回去。这个时候，我们原来那个技术科分开了，设计跟工艺分开了，叫工艺研究所了。工艺研究所主要是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设计另外有一块。我就到这个工艺所去搞工艺。一去就开始搞电子计算机在造船上的应用。后来，我是中国造船工程协会电子应用学组主要成员，学组的组长是十一所的，即611所的。当时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可以说，我们这批人是早期搞计算机在造船上应用的。 &&
当时我们造船系统就两家有计算机，我们厂就占了其中一台，是从国内买的晶体管的电子计算机，我们都叫“西2”型，但是外面都叫“X-2”型。这个电子计算机也是不小的，占了我们一个大房间，下面还要搞一个房间的空调设备，内存只有八千个单元，即8k。当时主要是开展计算机放样与数控切割机研制工作。计算机我是从头学的，当时学的叫Basic，请武汉大学的老师讲的，只学了两次，一次学两个小时，我就把Basic学会了。这个课题从1970年差不多搞到1980年。后来，用数控切割机切割出来的船壳板用到造船上面，我们武昌造船厂是第一家。 &&
1980年我转到设计科工作，当时我们武昌船厂准备搞出口船，我就到出口船这个小组去了。我们承接的第一条船是挪威的三用工作船。我就被派到挪威卑尔根，参加与挪威联合设计的武船设计组，任副组长。1982年回国后，先后被提任为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1984年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此后，我考虑的问题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都是根据某一个产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当了总工程师以后呢，具体的事情就不用参与很多，而要考虑这个厂下一步该怎么发展的问题。当时武昌造船厂主要做民船和军品，由于地域受限，所造民船最大是7000吨，再往上大，上面有桥，下面有河底，两边都夹住的，高了也不行，深了也不行。所以7000吨就到了我们的极限了，只能做这么大。而军品是特殊的商品，生命权掌握在人家手里面，不是由工厂来决定的。所以，当时工厂就决定再开辟第三战场，即钢结构。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积极的，最后在总公司总经理的指导下，武昌造船厂就形成了军船、民船、钢结构三足鼎立的局面。 &&
之后，我很努力地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感觉到钢结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如卫星发射架，大坝闸门，供船过大坝用的升降机、桥梁、压力容器都是钢结构，这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大显身手的。虽然它总产值上比不过军品，但有一条，钢结构净产值比较高，附加值高，就是边际收入高。我在这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先后参加西昌卫星发射架开发工作和后期生产技术工作，亲自带人去投标，我们中的第一个标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此后，我还参与酒泉卫星发射技术厂房生产、开发和组织技术攻关工作。现在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就是在我厂参加生产的技术厂房内组装成功，用我厂造的平台小车运至发射架发射的。每次发射成功后，我们还会收到来自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感谢信。 &&
杀进航天这个行业后，我们开始进攻桥梁领域。我们武昌造船厂造的第一座桥是武汉汉阳钟家村人行天桥。当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晚上就把它给架起来了。武汉市市长第一天晚上坐汽车过汉阳的时候还没有桥，他以为造这个桥的时候肯定要交通管制，那就头痛得不得了，说这个地方一堵，汉阳都乱套了。结果，我们一晚上就把这个桥给架通了。他第二天一看，桥造好了，实际没完全好，但是下面车子可以开了。我们电焊工作还没有完，因为这是焊接的桥。我们一晚上把它给架起来，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造船的办法，放了样上去以后，定位就都解决了。这个桥出了名气以后，后面的产品就接连不断地来了。第二个做的是西陵长江大桥。西陵长江大桥是一个悬索桥，跨度是900公尺。当时国内第一批做悬索桥的有两座，一座是虎门大桥，一座是西陵长江大桥。虎门大桥是广州造船厂造的，长888米，西陵长江大桥是900米，所以是当时国内悬索桥的第一桥，而且通车比虎门大桥早，因为这是三峡工程等着用的，这是三峡的早期保障工程，必须先造这个桥，为三峡服务。我是我们厂造桥的总指挥，这桥我们建造得很成功。三峡的闸门，五级过船闸，南线是武船造船厂做的，北线是江南造船厂做的，我们两家各做一半。这个闸门是天下第一门，二、三十米高，开关自如，而且关起来以后，水还不能漏出来，这要求是很高的。 &&
做了西陵大桥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桥梁行业，后来接着又是两座桥，一座是江阴长江大桥，一座是厦门的海沧大桥。这两座桥的规模都差不多，都是一万吨级的，都是一两个亿的合同。这两座桥是我同时承接合同，同时谈判的。当时厦门那边问我，说：“胡总，你们是不是在接江阴大桥？”我说是。他说：“要是接了江阴大桥，我这桥就不交给你做。”我说：“那你何必呢？凭什么不叫我们做。”他说：“你们精力管不过来。”我说：“我没有金刚钻，就不会揽你的瓷器活，我既然要接你的这个合同，我就有我的方案。”最后，这两座桥的合同我们都签下来了，签好以后，武汉市还派一个任务给我们，就是武汉的白沙洲大桥，我们也接下来了。其实稍微错开点，三座桥同时做。我退休以后，被海沧大桥业主请去当顾问，这桥后来得到了“詹天佑奖”。 &&
近年来国内新建的钢结构公路桥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我们做的，从内地一直到沿海，做的桥很多了。北京的高层建筑我们开始也做了。 &&
从航天开始，接着就是桥梁水利，再接着就是石化，做压力容器。当时北京方面来验收，要我组织一个质量管理小组，制定一整套的压力容器生产规章制度，他们就来验收这种制度，验收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做压力容器。因为压力容器做不好的话，机毁人亡，要爆炸的。武昌造船厂很好，所有的压力容器都没有出现过此类事情。 &&
我的观点是，当兵就是打仗，学生就是念书。学生不念书，当兵不打仗，那这个国家也不成为国家。当学生的时候，要当好学生，要念好我的书。我非常看不起有些学生夸夸其谈，考试的时候老是不及格，要补考。这样，再怎么有本事，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
另外，在任何地方都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而且你得千方百计去做好它，这个很重要。许多事情靠一个人是做不好的，要靠一个团队。我们当时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因为下面的很多机构，用不着我操心，他们都能正常开展工作，我可以抽出精力去想些没人想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你要相信你的部下，他们能把工作做好。 &&
现在商业竞争很激烈，商务上面的谈判是一个平等的谈判，有的人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搞得很复杂，这不好。我就不搞那一套，我很真诚，很实在，人家能感觉到。不行的不会说行，行的也不会说不行，这个很重要。我是很不理解，现在往往是人民币说话，没有本事不能做的事，把钱一放就可以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不出问题才是奇迹。 &&
年轻人都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你得看看这个位置合不合适你发展，这点要考虑清楚。一个人最挠头的事情就是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那是很糟糕的，干你不会干的事情问题还不大，你可以学，但是你不愿意干的事情，你再去干也没意思。造船的人，船开不通就要调头，得调个方向再开。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因为人一生能够工作的时间也就30、40年，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让自己进入死胡同里去，就可惜了。我们什么都赔得起，时间赔不起，人的生命毕竟有限。 &&
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有的人老是在想我怎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他不知道地位、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你付出了多少。你首先要想怎么把毕生精力付出去，不要藏着憋着，这个很重要。 &&
每个人要先谈贡献，先做事情。先做了贡献，你才能谈其它的任何事情，而且应该把其它的事情尽量淡化。名与利，能淡就淡，但是贡献是不能淡的。我家现在住90m2的房子，已经住了快30年了，一直没变。1997年我退休的时候，第一个月给我发的退休工资只有700多块钱，现在呢？3000块不到，2000多。但我心态非常平衡。我非常相信我们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的那句话，他说你有100间房子，你晚上只能睡一个房间，睡一张床，多了你也睡得不舒服；他说你有一千万块钱，一万万块钱，你每天只能吃三餐，你不能吃三十餐，三十餐会把你撑死。一个人一天三餐，晚上睡一觉，一天也就过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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