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三年大饥荒[1]：扫盲一下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by&编程随想&&
说到三年大饥荒，大伙儿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死亡人数。所以，本系列首先要扫盲一下"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个话题。
★什么是"非正常死亡"？　　首先把"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解释一下，以免影响大伙儿的后续阅读。
　　每次提到"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以为"非正常死亡"就是"活活饿死"。其实不然。"活活饿死"只占"非正常死亡"的一小部分比例。下面，俺简单说一下当年的非正常死亡，都有哪几种情况。
◇活活饿死
　　这个好理解，俺就不细说了。
◇因营养不良死亡
　　在大饥荒期间，由于食物严重匮乏，不论大人小孩，普遍都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导致各种疾病（比如：浮肿、胃溃疡、肝炎、肺结核、肾炎）。在当时的条件下，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根本就没法治疗。为啥捏？因为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那里的医疗条件本来就差，而这类疾病又太普遍了，医务人员根本无暇顾及。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就在这些疾病的折磨下，慢慢地油尽灯枯。　　这类情况占的比例估计是最高的。
◇因食物中毒死亡
　　在食物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到后来，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就开始吃观音土。　　要知道，野外的植物并不是都能吃的，有些植物吃多了难消化，有些吃了会中毒。而观音土吃多了，根本消化不掉，等同于自杀。　　很多人就是这么被搞死的。
◇医疗体系崩溃加剧前两种死亡
　　请注意，医生护士也是人。大饥荒的时候，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挨饿。　　在某些重灾区，医疗机构会因为医务人员的大量死亡而完全瘫痪。即便某些医务人员侥幸没死，哪里还顾得上帮别人看病？所以，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因为得病后没人治疗而死亡。
◇婴儿的非正常死亡
　　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很多已经怀孕的妇女，生下来的是死婴，还有很多流产。请注意：这种情况在人口统计数字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些农民由于口粮不足，无法养活家里的多个小孩，会把年纪小的（刚出生没几年的）处理掉。假如被做掉的小孩尚未报户口，那么在人口统计数字上也是体现不出来的。
◇因为逃荒被枪毙
　　如果在古代碰上饥荒，很多农民会选择逃荒&&跑到相对富裕的省份去讨饭。　　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逃荒要饭是不被允许的。在党的眼里，逃荒要饭是旧社会的陋习，新中国怎么能出现捏？！这不是给新中国抹黑吗？！所以，在大饥荒的重灾区（比如：四川、安徽、河南）很多地方官员调动民兵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逃荒。　　个别地区甚至会对逃荒的人就地处决。对这种野蛮行径，大伙儿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其实在独裁专制的国家，这种做法很正常。比如当今的北朝鲜，连年闹饥荒。很多北朝鲜的饥民想逃荒到中国。而北朝鲜的边防军一旦发现饥民穿越国境，直接开枪射杀。
◇因为吃人被处决
　　大饥荒期间，在很多省份都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如果说"逃荒"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那"人吃人"简直就是在砸社会主义招牌啊！我党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存在捏？所以，一旦发现有人吃人的事情（不管是杀活人吃肉，还是吃已死的尸体），当事者肯定会被抓去枪毙，罪名称之为"破坏尸体罪"。　　不信的话，请看俺前几天在G+上转载的照片（在""）。　　考虑到有些网友认为吃人只是个案，俺再引用1962年夏天，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谈话。当时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在维基百科的可以查到刘少奇这句话）　　大伙儿想想看，如果人吃人仅仅是个案，刘少奇会特地拿出来强调吗？
　　还有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悲惨世界，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家庭甚至是举家自杀。
★官方的统计数据　　在那3年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捏？这个说法可就多了。　　某些五毛以及某些毛派愤青（比如：林社长和孔三妈），信誓旦旦地说没人饿死；而有些学者研究后得出"非正常死亡超过4000万"的结论（这个跨度也忒大了点）。　　真相到底是咋样的捏？老实说，准确的数字，俺也不知道（估计没有人真正清楚）。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分析，得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为了避免某些脑残来搅局，同时也为了堵住某些毛粉的嘴。俺今天要列举的素材，全部来自于天朝官方出版的权威材料。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权威文献。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　　俺摘录57年至65年这段，给大伙儿瞧一瞧。
年份年末人口(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5764,65334.0310.8023.23
195865,99429.2211.9817.24
195967,20724.7814.5910.19
196066,20720.8625.43- 4.57
196165,85918.0214.243.78
196267,29537.0110.0226.99
196369,17243.3710.0433.33
196470,49939.1411.5027.64
196572,53837.889.5028.38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59年到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　　做个简单的四则运算：57年到59年，人口增长了2554万。59年到61年，人口减少了1348万。61年到63年，人口增长了3313万。　　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为了说明这些数字不是俺伪造的，俺再给出官方的"中国人口信息网"的图片（官网的链接在""）。
　　某些五毛及毛派愤青说：统计局的数字有水分&&1959年和1960年的人口数，正好差了1000万，实在是太巧合了。
　　老实说，俺也有同感（难得俺跟毛粉有相同看法）。俺觉得：
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人为篡改过了，篡改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死亡人数。
　　大家应该知道天朝真理部的行事风格&&好事高调、坏事低调。像大饥荒这么严重的家丑，真理部当然要稍微掩盖一下啦。所以，统计局的数字，只会掩盖饥荒的严重程度，不会真实披露，更不会夸大饥荒的程度。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这次普查比老毛时代的普查要客观）。根据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　　俺找来一张官方的统计图（如下）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俺标红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有些五毛及毛派愤青辩解道：因为大饥荒导致很多农民不生小孩，才导致这个年龄断层。
　　俺认为：确实有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单纯用出生率下降是无法说明高死亡率的。
◇官方的权威出版物
　　再来看看朝廷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据正式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81页（胡绳曾担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摘自：《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廖盖隆，《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廖盖隆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
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摘自：《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编写，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9页
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摘自：《当代中国的人口》，许涤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4页
◇朝廷命官的说法
　　如果你觉得官方的权威出版物还不足以服众，俺再列举若干朝廷高官的言论。
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薄一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出版，第873页（在80年代，薄一波是朝廷八元老之一，保守派官员）
万里回忆道：'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摘自：《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田纪云，《中国经济时报》日（田纪云和万里，都在80年代当过副总理，都是改革派官员）
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摘自：《中.共湘乡地方史()》，中.共湘乡市委党史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0页（胡乔木是党内元老，80年代的保守派官员）
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考虑到文件没有完全反映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要'再加二百五十万'。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56页。
　　上述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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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刊发文:“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到底咋统计出来的？
& & 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 &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者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建国初期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东、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上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载可信的话，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以及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到1962年总人口为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尽管有的刊物经常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还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人。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此外，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的检讨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630.6万等，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其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生态中，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年），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还会有什么作用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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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会员？帖子主题：我岳父亲历过三年大饥荒，他敢肯定没饿死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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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岳父亲历过三年大饥荒，他敢肯定没饿死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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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个引子：三年大饥荒时，我岳父在当兵。他总说：饿死人？我没看到过饿死人！后来这句话被我家的安徽保姆听到了，她怯怯说了句：咋没饿死人？我最小的那个舅舅就是饿死的。家里村里饿死许多人，不让出去逃荒，路口都是公社。岳父气疯了：那你咋没被饿死？保姆吓了一跳：之前我家搬到山区去了，山里还找得到吃的，留在平原上的就饿死了。岳父是个好人，本分的保姆也不像反革命。我没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所以不知该信谁的。 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从上到下有组织有系统的浮夸大比赛，天天放卫星，钢产翻番，亩产十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１、中国的官员都是上级选拔任命的，他们只要获得上级的信任和赞赏，就可以飞黄腾达，不断高升。因此，大多数官员看重上级的信任和赞赏远胜于看重群众的信任和赞赏，灵魂深处只看重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群众负责。如果上级 稍一放松甚至默许、纵容、鼓励，那种浮夸政绩之风就会急剧升温。正因为如此，在极权制依然存在的今天，热衷于政绩工程之类的浮夸风仍累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了。２、公社的财产是大家的，社长、书记搞浮夸，升官受奖得大利，高征购则由大家出，何乐而不为？如果公社的财产是社长、书记的，高征购的 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哪个社长书记还会再去搞浮夸？众所周知， 刘少奇则主张推行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3、从中央分一二线看，浮夸风最猛的1958年，正是把守在一线经济前沿的时期。毛在年4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不但是党的最高领袖、的最高统帅，同时也是国家～国家主席，是新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仅是外国人称之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受刘少奇支持的周恩来提出的反冒进，并且收回要退居二线的说法，很不服气地表示，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决定亲自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领导 「大跃进」。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用「反反冒进」点名狠批周恩来提出的、刘少奇支持的反冒进之后，刘周即完全失去经济工作的主导权，刘少奇和周恩来实际上就已退到第二线了，周恩来、陈云更是靠边站了。而1958年～1959年4月，毛泽东不但正式担任着国家主席，而且走上经济建设前沿，主要依靠邓小平的书纪处，直接指挥大跃进。这个时期也是毛一生指挥经济建设最多，有关经济建设的中央会议特别多，对经济工作指示特别多，下去视察发动特别多的时期。所以大跃进的主帅是毛泽东，副帅也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而毛处在一线任国家主席并直接领导大跃进的1958年～1959年4月也正是中国大地浮夸风最猛烈的时期。4、从指导思想上看，浮夸风是 在经济建设中持续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1955年毛泽东批判了农业部部长邓子恢的右倾保守思想，尖锐地嘲笑他「像一个小脚女人」，罢了他的官。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序言的发表，导致各部门纷纷调高指标。1956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的冒进倾向，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957年毛泽东不仅在社会上掀起反右派运动，把55万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牛鬼蛇神，同时又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１月南宁会议到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搞起了“反反冒进”运动，尖锐地点名批判周恩来，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而且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反复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必然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以强大政治压力，迫使和推动他们接受和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不断推出本部门或本地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和超高指标，从而最终导致浮夸风在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泛烂成灾。当1959年后期中断纠左再度反右倾之时高指标和浮夸风又再度泛烂成灾。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浮夸风确实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反复不断地片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的必然结果。然而毛迷们非但不让毛泽东对强力推行左倾冒进路线导致的灾难性浮夸凤承担主要责任，反而硬要因支持反冒进而靠边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不是太荒唐太荒唐了吗？5、从直接原因看，浮夸风是 强力推动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持续大跃进的必然结果。高指标是当年持续大跃进的主要特征。在当时那种科学技术落后的条件下，有高指标才有高速度，有高速度才有大跃进，否则只能有小跃进和不跃进。因此，只有持续的高指标，才有持续的大跃进。而超常的高指标尤其是持续的超常高指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虚报浮夸。搞浮夸的人受到上级的赞赏甚至被重用，不搞浮夸的人反而挨批判甚至被罢官，搞浮夸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了。浮夸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争先恐后地搞起浮夸大比赛了，于是浮夸之风也就愈刮愈猛了。而高指标、超常高指标和持续超常高指标正是毛泽东带头搞起来和强力推动的。据《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八年二月号总第71期周震的文章《试论毛泽东与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提出的关系》提供了如下数据。在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赶超英国的目标：「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当时说的赶超英国，主要指钢铁产量方面。随后刘少奇即于12月2日在全国工会八大上，向全国人民传达并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又阐述了更高的目标：「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其后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中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对此报告十分赞赏。6月17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提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伟大领袖批示的这个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了基层单位。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从1957年的535万吨跃进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又提出：「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请看，不但钢的产量连年持续「翻番」，就连地里长的粮食也要连年持续「翻番」，这难道还不是持续超常的高指标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强力推动下，高指标、超常高指标、持续超常的高指开始在全国上下和各个部门迅速蔓延。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为了迎合毛泽东和上级持续大跃进的意图，又普遍层层加码。反过来毛泽东和上级又以为下面还有更大的潜力可挖，于是又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指标。这就难怪毛泽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将赶上英国的目标从十五缩短到十年、五年、三年，直到两年了。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下列宏大目标和宏伟蓝图：「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同时毛泽东还为实现自已的宏伟目标和高指标制定了纪律：「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毛泽东和他的「官僚系统」搞出的这套越来越高又层层加码的超常高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完成这些高指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造假，不断浮夸，越夸越大，于是1958年很快就成了连绵不断的「特大卫星」喜报年。由于浮夸风等五风造成的问题不可收拾，继续下去要动摇国之根基，于是毛泽东开始转向，为制止浮夸风等五风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毛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铁证如山！6、从不同时期的对比和大跃进的发展阶段看，浮夸风是 持续大跃进的必然结果。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新中国起点最低最穷的时期。年一五计划时期，按毛迷的说法，正是刘少奇处于一线的时期也是毛的冒进遭受周恩来、刘少奇抵制时期。大跃进失败后的年是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重回一线去收拾残局的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没有搞毛式大跃进，此时不但没有浮夸凤和大饥荒，而且是「毛泽东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最快最好，人民生活改善相对最多的三个黄金时期。甚至在毛泽东集中精力搞文革，周恩来主管经济的文革时期，由于没有搞毛式大跃进，因而也没有出现浮夸凤和大饥荒。可见，没有毛式大跃进，就没有大跃进年代那种疯狂的浮夸风和其后的大饥荒！有了毛式大跃进，就必定有大跃进年代那种疯狂的浮夸风和其后的大饥荒！7、再看大跃进发展的各阶段。从1958年５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同年11月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连续反右倾保守后亲自发动的大跃进的狂潮阶段，而这第一阶段也正是特大卫星满天飞的浮夸风狂潮阶段。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是对大跃进及其高指标有所纠正的阶段。在此第二阶段，毛泽东及其「官僚系统」觉察到大跃进的错误已过度极端化，遂采取一系列措施压低经济指标。而这时也正是浮夸风逐步退潮的阶段。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是「大跃进」运动继续发展的第三阶段。由于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反党集团」，罢了彭黄张周的官，这就迫使全党全国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继续为实现1959年和1960年的持续跃进而奋斗。于是高指标、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大跃进的上述发展阶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反右倾越凶，他推动的的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越疯狂的时侯，浮夸风也就越疯狂；当毛泽东开始纠正左倾，降低高指标，压缩大跃进步伐的时候，浮夸风也就随之而退潮；当毛泽东重新反右倾，再掀大跃进浪潮的时侯，浮夸风也就随之再度泛滥。可见，浮夸风的猖狂程度也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团团转的。但毛泽东用高指标、高压力推动起来的持续大跃进，无论如何也难以为继。且不说人的体力和精力有极限，就是资源、财力、物力也很有限。比如炼钢指标猛增，就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猛增。铁矿燃料不足，农民不种田地，全都去采矿，粮食产量就大减。铁锅、铁盆、铁农具都拿去炼钢，森林树木砍伐来当燃料，土法炼出的却是大量的废钢铁。但铁农具、铁家俱、林木也都耗尽了，又怎么办？而且当时各行各业都要「跃进」，都要「大办」，又哪来那么多人才、资源、财力、物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有搞浮夸大比赛。（１）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正式掀起大跃进运动。在当时亩产仅为一两百斤之时，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报导了「遂平县嵖岈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530斤」的「高产卫星」。随后引来数十万人参观。为什么要登在头版头条又如此轰动？因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我（毛泽东）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 既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的典型放出的大卫星，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名符其名的大卫星，也是全国人民公社放出的第一个大卫星，是伟大领袖用以指导全国农村社会大变革的典型放出的大卫星，毛泽东自已岂能不闻不问，不得而知？岂有不关怀备至而悉心呵护的？（２）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报告：徐水县的大跃进，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千斤、全县粮食亩产2千斤等「高产卫星」。「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千斤。」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3）日毛泽东视察了山东历城农村。社主任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泽东还问道：「粮食多了怎么办？」并充满激情地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4）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汇报中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 毛泽东看完宣传高产卫星的《早稻王》新闻纪录片后，高兴地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5）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了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干部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毛泽东问；「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张答：「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毛说：「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试验田能亩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后来就亩产万斤一事问过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我信了。八、从毛、刘的自我检讨对比看，毛对大跃进的错误显然负有主要责任。１９５８年的高指标逼出浮夸风，而高指标的核心就是钢产指标～在万顿的基础上翻一番。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始作俑者是我。」「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它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 在这里讲到了两个付总理和许多部长的责任，唯独没有讲到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责任。因为他们当时实际上靠边站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大跃进中严重错误的责任是这样讲的：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而毛是这样讲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这里，刘没有说主要责任在刘自已，而是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这就不言而喻地表明，中央的主要责任自然是权力最大的党中央主席。接下来，毛自已也明确承认，「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那么，这是不是毛在高姿态地主动揽责任而刘在推卸责任呢？当然不是。因为高层众多领导比我们清楚得多。 假如主要责任该由刘少奇负，在毛泽东那种专制权力下，刘绝不敢也绝不会当众把自已该负的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的身上。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恶劣形势，毛仍然说：「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又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毛对犯这类错误的干部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右倾」干部的处理那么严厉，甚至是宽了再宽：「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始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看，居然要等到他实现了共产主义才撤职查办！而刘少奇则正相反。1960年9月当他在毛的住处「游泳池」讲到浮夸风、共产凤带来的恶果时， 竟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大胆突破了毛对形势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固有讲法，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计，认为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三个指头。 当刘少奇讲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起先，大家一下子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持续了五到十分钟！可见刘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更合符实际，更受广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真诚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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