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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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
【文革开始时，我三岁半。文革十年间的很多事，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直记得。还有一些事是后来听大人讲的。 我知道记忆难免会把亲身经历的跟听来的天衣无缝地混淆在一起，故尽可能把它们理清、分开。】
北京：急风暴雨的年月（）
我出生的时候，我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单附近，地址是西总布胡同51号。双开大门是朱红色的，门牌是大红色的。那时大门上红色的新门牌旁边，还钉着一块稍小的深蓝色旧门牌，是28号。听父母说，我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进了附近东堂子胡同的一个全托托儿所[1]。那第一个托儿所，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在那里呆的时间应该不长。第二个叫缎库[2]幼儿园，在天安门广场以东、南池子大街内的缎库胡同东口，是个大四合院。我刚去的时候一岁半多一点，有张老照片，是1964年夏天在那个幼儿园的院子里拍的；照片上，一个阿姨正蹲在我身边哄我。父亲说，那是我刚去的时候，还不习惯。我在那里至少呆到1967年，我的第一颗乳牙是在那儿掉的。那是夏天，午睡后小朋友一起在大浴盆里洗澡、玩水，我的一颗松动多日的下门牙掉了；我取下来交给老师，老师说，给你妈妈留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四岁半。还记得幼儿园的会计姓董，是个脸上有麻子[3]的老师。她的办公室在幼儿园一进门的左手，影壁斜对面；每次到幼儿园，都会碰到她，都会先跟她打招呼，所以记得。其他老师姓什么，都忘了。但是母亲说，有过一个待我很好的老师，她原来是个地主的小老婆，解放后进了城，一直自谋生计，可文革开始不久就被赶回乡下去了。母亲还说，我父亲落难后，有一次红卫兵来幼儿园调查有没有“狗崽子”[4]，那个老师撒了谎，说没有。我自己记得，有时候午睡之后，老师带我们到街上散步，小朋友排起队，每人拽着前面一个人的上衣后摆，一直走出南池子，走上东长安街。有一次，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剃了阴阳头[5]、脖子上吊着大牌子、牌子上打着红叉叉[6]的人在扫街。他穿着蓝灰色的裤褂，低着头，斜着眼睛看我们，露出很大的眼白，让我觉得他的眼神很阴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剃了阴阳头的人，而且我不能判断那个人到底是男还是女。
后来离开缎库，我进了东单二条与三条之间一个小胡同里的南观场幼儿园，也是全托，在那里呆到六岁多一点。那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吃饭前，我们都要手拿语录本[7]，冲着毛主席像站好。一个老师领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一边挥动语录本，一边连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老师再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再次挥动语录本，连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在幼儿园里，学过跳“忠字舞”[8]，还学过一些儿歌，内容包括支援刚果（利）[9]人民，打倒美帝国主义[10]。记得有一首儿歌的开头是：“国庆节，十月一，XXXX都欢喜。爸爸买来大红纸，妈妈给我做红旗。做红旗，干什么，全家大小游行去……”这首儿歌母亲在家里也教我念过，而且是照着一本儿歌集教的，所以记住了一部分。小时候母亲还教过我写字，但那时可抄写的只有《毛主席语录》。1974年，我家经过几番周折搬回西总布时，我在墙上发现一张用浆糊贴上去的小纸片，上面是我当年抄写的一段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括号里的两个字被我漏掉了。
幼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很少，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次，但都还算清晰。有一天，母亲到了下班时间还没回来，父亲让我打电话去询问。我们住的院子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工宿舍，十户人家，有一部公用电话。我搬了一个板凳，蹬上去，踮起脚，使劲昂起头，才凑合看到放在传达室窗台上的电话键盘。拨号码的时候很紧张，生怕出错，不过也因此记住了平生拨打的第一个电话号码：556155。
还有一次是一个星期一早晨，父亲骑车送我去缎库幼儿园。因为我不想去，而且认得从南池子进缎库胡同西口那条路，所以他绕着道，走东口。可等我们到了幼儿园门口，我还是认出来了，沮丧之余，放声大哭。
另一次是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王府井。八十年代的四季香水果店修出了高台阶、大玻璃窗，但六十年代那家店铺的门脸儿还很小，门框低矮，漆成浅黄色。那天，店门口停着一辆运水果的马车。我看着甩动的马尾巴，十分好奇，就上前去揪。那马受了刺激，开始撂蹶子。父亲赶忙上前把我拉开，马蹄子踢在了他的腿上。我们回到家，他脱下裤子，我看到他大腿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圆圆的青紫色伤痕。
还有一次，也是星期天，父亲带我去东四买箱子。我家原来只有母亲留苏时国家发的三只箱子，两只稍大，深蓝色，布面，铁皮包角；另一只小些的皮箱，棕色。后来父母大概攒了点钱，要去买只新箱子。我跟父亲那天去的应该是隆福寺，记得花24块钱买了一只深黄色的大木箱。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把箱子架在车夫身后；我跟父亲勉强缩在后面的座椅上，脚搭在箱子上，一路从东四到东单招摇过市，感觉很高。我父母结婚后一直住美院宿舍，家具也是公家的，每月连房租带家具折旧费两块多钱。那只木箱是1976年之前我家买的唯一一件新家具。此外那些年家里添置过的屈指可数的家具什物，包括父亲改装、拼凑的一张四方饭桌，上下两层，很笨重；我记得看他涂油漆，是暗红色的。
还记得的一件事，是一次周末父母一起带我去颐和园划船。当时小，感觉码头特别高。父亲先跳上船，母亲抱起我，朝父亲递下去。我的脚刚一落到船上，就感到船身剧烈晃动起来，吓坏了；可等坐稳以后，我又把手伸进水里捞水草玩，吓着了母亲。那天划完船，我们坐公交车回到米市大街。下车前我嚷饿了。下车后，父母带我到胡同西口的德昌厚食品店买了一包肉松，回家煮米粥吃，放了不少。
我记得的幼年时代最后一件与父亲有关的事，是他带我去北京火车站坐滚梯。我家离北京站不算太远。车站的大钟除了夜里，每逢整点都奏《东方红》乐曲，顺风的时候，在家里就能听见。那时滚梯在北京还是新鲜玩意儿。父亲带我到了车站大厅，我们坐滚梯上到二层，再顺楼梯跑下来，然后再坐上滚梯，如此重复多次，两人都乐此不疲。
推算起来，这些都应该是1966年仲夏之前的事。后来，父亲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很长时间，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从来没问过。多年以后，母亲告诉父亲，有一次我从幼儿园回来，跟她说听老师讲，她们去北大看大字报，看见我爸爸在拔草[11]。对我来说，那可能是一段非常短暂的记忆；另外，当时的我也不可能把爸爸拔草与爸爸不回家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图：在西总布胡同51号院内与小朋友珊瑚合影。大约1969年
文革开始后，米市大街改叫瑞金[12]路，西总布胡同成了瑞金路八条。旧门牌号码废止不用了，但父亲只记得旧门牌，后来从“牛棚”[13]给家里写信，还因此惹过麻烦。我不知道混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降临到了父母头上，但却还记得周围发生的一些事，特别是街坊邻里遇到的麻烦。有一天，母亲带我走到天安门前。我们看到金水桥上贴了一张传单。传单的左上角是一个人的头像速写，我一看，大叫一声“侯伯伯！”就跑上前去。母亲赶忙说：“小声点！”那位“侯伯伯”是我家隔壁的邻居侯逸民，我的小朋友珊瑚的爸爸。他是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师，文革前画过一幅《刘少奇去安源》，文革伊始，这幅画成了“黑画”[14]。那张传单的下半页就是他这幅画的草稿。头像下面、草稿上面有一段文字，我看不懂。那时，侯伯伯已经被红卫兵关了起来。珊瑚的妈妈邓澍也在美术学院油画系教书，是我母亲留苏时的同学。不久，她也被斗了。在我从缎库幼儿园转进南观场幼儿园之间，有过一段时间衔接不上。我脖子上挂了钥匙，自己留在家。一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顾不上做饭，掉头就去了隔壁。我等了一阵，不见她回来，就跟到珊瑚家。拉开门，只见珊瑚的姥姥坐在凳子上抹眼泪，母亲坐在一旁安慰她。原来那天上午珊瑚的妈妈被斗、被打，还有几颗牙被打得松动了。在那之后不久，珊瑚的姥姥带珊瑚回了河北高阳老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她们从乡下回来。珊瑚告诉我，那里武斗[15]，两边打枪，她家的房子正好在中间，姥姥就把她塞进炕洞里躲避。我听了不十分明白，但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
院子里另一户邻居、我的另一个小朋友潘缨的父母，也都在美术学院当老师。潘缨的姥爷原来是天津的资本家，文革时早已过世，只有她姥姥跟他们一家住在一起，院子里的孩子都随潘缨叫她婆婆。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带我出去买菜。回来时，只见大门紧闭。我抬脚就踢，母亲没拦住。踢门声惊动了里面的人，出来一个穿蓝制服、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是美术学院的学生。母亲小声问：“出了什么事？”他说：“在抄家。”大门在我们身后又关上了。我溜进里院，看见地上到处是纸片。不一会儿，外面又传来敲门声。红卫兵打开门，这次来的是三轮车。那时潘缨的妈妈蒋采苹刚生了小儿子潘越，在家坐月子。我见红卫兵用一个粉色被面的大棉被把她从头到脚裹起来，拥出去，塞上三轮车拉走了。不久，潘缨的爸爸潘世勋也被关了起来。据说在潘缨的妈妈被抓之前，他们约好无论谁一旦被关，留在外面的一个把消息写在小纸条上，塞进火柴盒，再利用周末人少时放到美院被关押者专用的厕所内某一个字纸篓里，用这种方式通消息。结果有一次潘缨的爸爸星期日下午到女厕所去放火柴盒，被清洁工看见，纸条被发现。很多年之后，我看到一本书 ——《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里面有蒋采苹的一篇回忆，才知道文革中她“和另外几个出身也不好的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可是参加造反派的人往往是被对立面的红卫兵揪来整去，她也不例外。潘缨的爸爸被关的第二天，美院红卫兵就在食堂里给他开了批斗会。我那天正好跟母亲去上班，站在美院后花园，隔着食堂半开的大门，看到潘叔叔站在里面，低着头，下面不断有人上去说些什么，还喊口号。再后来，潘缨的小弟弟长大了一些，不时看到他们姐弟俩跟着婆婆去街上吃饭馆。她家底子厚，能出去吃油条。
说起批斗会，后来母亲老说，有一次美院红卫兵批斗油画系教授罗工柳时，她看到我在校园里跟罗工柳的夫人杨筠玩夹包。我只记得杨阿姨跟我玩夹包的事，记得她胖胖的身子怎样不灵活地跳动，记得她脸上永远挂着的淡淡的笑容，但不知道那时她丈夫正在挨斗，不知道她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也不知道她是在以这种与小儿嬉戏的方式，对造反派加于他们的人身侮辱表示不屑与蔑视。
院子里还有一位邻居常任侠，在美院图书馆工作，当时已经六十岁左右，但他女儿还小我一岁，叫小颖。我家有一张老照片，是我一岁那年冬天父母抱着我在院门口照的，从照片上可见大门上用粉笔写着“7大3小”，那是送牛奶的人做的标记，即我们院子的住户一共订了7瓶1磅的和3瓶半磅的牛奶。那时院子里与我同龄的孩子有五个，都属虎，小颖一个人属兔。我们五个属虎的有时候会排成一排吓唬她，说五只大老虎要吃一只小白兔。小颖家养的一只大花猫有一次咬伤了我养的一只小鸡，小鸡第二天就死了，我很伤心。后来母亲又给我买了两只小鸡，好不容易养到半大，有天夜里被黄鼠狼叼走了。此后，我再没养过小动物。因为小颖的爸爸比较威严，我们不大去她家玩。记得大些以后，已经是1974年了，小颖随母亲郭淑芬从甘肃武威下放回来不久，我有一次去她家，发现她家墙上挂的没有一张那时流行的毛主席像，每间屋子里挂的差不多都是她父亲自己的画像，只有外屋墙角靠窗户的地方挂了一张小开的鲁迅像。
图：西总布胡同51号大门口，门上“7大3小”的字样是送牛奶的人做的标记。1963年冬
住在常家隔壁的，是美院的裸体模特刘铁山。他儿子小明也跟我同年；小明还有个姐姐小秋。刘叔叔是从北京郊区农村出来的，妻子姓薛，是个家庭妇女；此外，乡下家里还有父母要接济。他工资不高，家里生活困难，就仗着身体好，年年献血，可是自己又舍不得补养，把国家给的那几块钱都贴给家里了。几年后，他得癌症去世。记得母亲不止一次感慨说，铁山本来像是铁打的，竟然就这么走了，都是因为穷啊！再后来听说，薛阿姨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了。
文革初，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我那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但记得红卫兵的大游行。也许他们就是去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有一次，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李少先叔叔路过我家。母亲去上班，李叔叔就带我上街去看游行。我们站在瑞金路马路东侧，看到许多大彩车从北往南，向东单方向徐行。彩车上有红旗、标语，还有人物造型。我很奇怪那些彩车没有司机开车，怎么朝前走，后来突然发现彩车下面露出人脚，才明白是有人在里面推。我很为这个发现兴奋，使劲拽李叔叔的手，让他快看。
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张传单，不记得怎样知道了内容是批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的。传单上有一张陈毅的漫画，画上的人很小，正被一只巨手提起。我对母亲说：“看，小陈毅！”母亲说：“不许这样说。”我还觉得有点委屈：那漫画上的人就是不大嘛。
记得那时家里西墙上挂过一张大幅彩色照片，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坐在一起，林彪戴着眼镜、军帽，低着头，手持剪子在剪报纸。对面的东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两侧分别印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是毛泽东的两句诗。东墙上靠近临街的窗户，还挂着一张约三寸高、近一尺长的黑白照片，放在镜框里。照片上一大排站着好几个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16]成员和戴着袖章的红卫兵小将，毛泽东站在最中间。我站在床上，仰着头踮着脚才能看清楚。我最感兴趣的是站在照片两端两个装束差不多的人，都穿灰衣裤，戴灰帽子，还都戴眼镜。我问母亲他们是谁，母亲说，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江青。她没解释这两个人是谁，我也不记得怎么知道江青是个女的，但从照片上她帽子下露出的短发看，觉得怎么都不像。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很晚，匆忙给我弄了点吃的，就又要走。她嘱咐我自己睡觉，还说要把家门从外面锁上，让我有事敲墙叫珊瑚的姥姥。我问母亲去哪里，她说打倒了刘少奇，要去游行。母亲走了很久，我一个人害怕，就敲墙。等珊瑚的姥姥过来，我就把钥匙从门缝下塞出去。她打开锁进来，陪一会儿我，再回去陪一会儿珊瑚。不记得那天晚上母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也许我已经睡着了。
有一天夜里，胡同里传来一片叫喊声。我和母亲都被惊醒，隔着临街的窗户，看到外面的夜空被火光映得发红。第二天听说，胡同中段住的一户开中药铺的资本家夫妇，因为白天挨了斗，夜里双双自焚了。那处房子也失了火，临街的灰砖墙上很久都有烟熏的印记。后来我上小学，经常路过那里，还看到很多女工在晾晒中草药。
母亲还说过，文革中她在通辽师范学院读大学的弟弟曾来北京串联[17]，有一天她领我上街，正撞上我舅舅打着一面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我不记得这一幕，但记得舅舅和十几个同学一起来到我家，一时间屋里挤满了人。他们都随着舅舅管我母亲叫二姐，还在我家吃了午饭。母亲忙得团团转。另外一次，是我二姑的三个孩子，我的一个表哥、两个表姐，从昆明串联来北京。当时母亲刚买了一瓶辣椒酱不久，我们两人吃了好几天，才吃下去瓶口那一点。三个昆明少年一到，一顿饭就干下去半瓶。我从此知道了云南人能吃辣椒。
此外，只记得一个已经成年的堂姐惠颖从开封来串联，住在我家。其实那时家里的客人极少。因为父亲文革伊始就被群众专政[18]，成了“现行反革命”，多数熟人避之唯恐不及，早就不再登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家里常来的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三姑父范景祖。他在张家口工作，但因为是铁路系统的，经常跑北京。他每次来都不敲门，轻轻一拉门就进来了，坐一阵就走，走时也不让母亲送。另外两个是父亲的大学同班同学杨讷和何龄修。他们两位那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19]历史研究所工作，单位在建国门，离我家不远。他们都不会骑自行车，总是步行来。我那时候从没想过为什么家里客人少，但1976年文革结束后，家里突然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了许多客人。从他们的谈吐，可以判断出他们与父母不但不是初识，而且相当熟，但多年间从没来过。当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文革中也曾蒙冤，自顾不暇。
我小时候的玩具不多，最宝贵的一件是母亲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套六件套娃，印象中特别漂亮。文革中，套娃弄丢了，连母亲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见过很多俄罗斯套娃，觉得哪个都不如我那套漂亮、华丽。也许真是这样，但也许只是小时候的印象太强烈，其实后来见到的未必没有更漂亮的。
美岱召：提前插队（1969）
1969年初，我大姨、大姨夫带着大我一岁的小女儿三红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河北老家，返程经过北京，走时我跟父母一起去北京站为他们送行。在火车站，我临时要求跟大姨一起走，父母同意了。他们还买了车票，一直把我送到丰台站才下车。就这样，在上小学之前，我在内蒙古度过了八个月。
最初两个星期，我住在呼和浩特大姨家。对那座城市的印象很模糊，除了大姨家的那排平房，家里的火炕、风箱，就是在公园里看见的一个滑冰摔破了鼻子的人，还有几个表姐带我去百货店买棉鞋扣眼的事。很快，因为我淘气、不听话，大姨让表哥和平把我送到了乡下姥姥家。和平哥哥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他的大妹秉钧姐姐则开朗、泼辣。记得母亲说，文革中我大姨夫挨批，罪名之一是“里通外国”[20]，原因是他有个亲戚，即我母亲，是留苏的。有一天上午大姨夫挨斗，过了中午还没回来。大姨打发和平、秉钧两人去送饭。到了那里，他们看到大姨夫还站在台上。和平哥哥不敢上去，秉钧姐姐拎着饭盒就冲上去了。我在呼和浩特那些天，都是秉钧姐姐带着我和她另外两个妹妹一起出去玩的。
我姥爷那时在京包线上一个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美岱召工作，当粮站主任，但我姥姥是农业户口，是人民公社社员，家里还养了两口猪，有一小片自留地。在我的印象中，美岱召是个小村，除了粮站以外，还有一个熏鸡铺，一个骡马大店[21]，一个小商店（村里人叫合作社），一个粮食加工场，里面有几台电动脱粒机，很吵。此外，村里还有一所小学校，六个年级的孩子坐在同一间屋里上课，我还趴着门缝朝里面窥伺过。多年之后，我才听一个来自内蒙的朋友说，美岱召在他老家土默特右旗那一带是个大去处，那里的粮站很大，夏收之后，他们都把粮食卖到美岱召，还可以换回西瓜。
我姥姥家的房子大概是后盖的，孤零零的紧靠着火车站台，与村里其他房子都不挨着。后来因为站台扩建，又把我们的房子埋了，让我们搬到了村南头一排新盖的房子里，与一个公社干部为邻。那时我每天出去拔猪草，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无论到谁家，渴了就自己掀起水缸盖，用葫芦瓢舀起水来咕嘟咕嘟地喝。我在外面学了一口此地话，但我姥姥、姥爷都是河北人，所以在家里，我跟他们说普通话。我的小伙伴里，有一个叫“花花”，她家有一条黑狗，我特别怕，每次去她家，都要先叫门，让花花把狗拴好，我才敢进去。另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小名竟叫“丑姑娘”。还有一个叫“干干”。记得母亲来接我时，临走， 干干的妈妈说：“等你长大在北京工作了，别忘了我们干干。”对当时的我来说，长大以后在北京工作是何等遥远的事，但这句话我记住了。后来听姥爷说，干干上了技校，毕业后到包头找了工作，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在乡下的那段经历，后来帮助我懂得了为什么列宁说农民是小私有者。那时美岱召车站上常有货车停靠。每逢煤车停靠时，村里就会有人带着藤条筐，从村子一侧车站工作人员看不见的地方爬上车去偷煤。我站在自家院子里看到过很多次，有时车快开了，汽笛已经鸣叫，有时甚至火车已经启动，偷煤的人还想多占一点便宜，不肯下来，结果车开快了，他们不敢再跳车，就被带到下一站，不但被发现，偷的煤被扣下，还得步行很远，几小时后才拎着空筐走回来。有一次，一列火车在站台上卸下很多甜菜头。正好几个表姐从呼和浩特和包头来姥姥家，我就跟着她们，和许多村民一起，蜂拥去抢甜菜，然后拿回家来喂猪。我们家去的人多，又近水楼台，回来交给姥姥的战利品不少。
1969年春天，我还去过包头三姨家。有一次是跟姥姥去的，她不认路，下火车后我们就走丢了，过了很长时间，打听了好多处，才找到三姨。我记得还去过一次，没有姥姥，跟谁去的不记得，但记得在从美岱召到包头途中第二次看到与铁路线平行的阴山上有一段山石，颜色、形状都很恐怖。到包头时，正值北京开完“九大”[22]，许多包头人上街游行庆祝，市面上比较混乱。包头当时盛传有小孩被拐、被活埋的流言，三姨去上班时，嘱咐她女儿、比我大一岁的表姐桂枝不要带我出门，但我们还是出去了。桂枝那天带我去三姨工作的百货商店，为了抄近路，我们决定穿过一片小树林。快走到林边时，看到几个人在挖坑。我俩面面相觑，都吓得不行，手拉手加快脚步跑出林子。后来，三姨去上班时就锁上院门，但桂枝的弟弟红武还是想出办法，踩着鸡窝翻过院墙，去了邻居家。
1969年9月，母亲来美岱召接我回北京上小学。她告诉我一条重大新闻：有两个美国佬开着飞机上月亮了。我当时仰望星空明月，想象中的两个美国佬很小很小，他们乘坐的飞机也很小很小。我全然不知那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后来一直到上了高中，有一次在学校里看“阿波罗十七号”登月的科教片，我才联想起儿时想象中的那两个“美国佬”。
回到北京：又一次动荡的前奏（）
母亲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中有工、军宣队[23]。记得工宣队的两个师傅都是男的，中年，一个姓郝，北方人；另一个姓林，南方人，还会打毛衣。母亲去内蒙接我超了两天假，那个郝师傅还把母亲找去谈话，批评了她。那天母亲从办公室里出来时，眼睛红红的。军代表是个年轻人，叫石卯，话不多，但跟大家关系不错。所里的人都喊他“时髦儿”，我则叫他“十毛叔叔”。我不知道工、军宣队后来是否随美院教工下放[24]了河北，但记得石卯在那之前就回了部队，因为记得听大人说，石卯走了，也不会来信，因为他不识字。
我家住的胡同西口，有个大华电影院。小时候，母亲曾带我去那里看过当时流行的四部儿童动画片《小哥俩》、《新风尚》、《半夜鸡叫》（1964）和《草原英雄小姐妹》。这四部片子是连着放映的。还看过一部科教片《泥石流》，我当时看不懂，只觉得泥石流的声音很吵、很可怕；大些以后又看过根据这部片子出版的小人书，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新闻纪录片，是介绍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25]武装冲突的。因为不知道“乌苏里江”这个地名，我觉得电影里解说员的画外音一直在说“周总理[26]家”。那部电影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银幕上一片暗灰色，什么也没懂。再后来，开始看样板戏[27]。记得有一次看早场的《智取威虎山》，电影6:40开演，我没睡够觉，看电影时，一共打了八个哈欠。此外还有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的一些故事片。米市大街路西，金鱼胡同东口，还有一家红星电影院。我记得父亲带我去那里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1973），讲反法西斯战争的。出来时外面细雨霏霏，我们还到旁边的上海小吃店去避了雨。
说到样板戏，想起一位邻居。文革中期，我们院子里搬来了几个新住户，一些老住户或者居住空间被压缩了，或者搬走了。新住户里有一家姓冯，他家的长子是我父母的同辈人，长孙仅比我小一岁。我们小孩子根据自己对成年人外在形象的判断，管他家的女主人叫冯奶奶，管冯奶奶的丈夫冯德云叫冯伯伯，管他们最小的女儿敏华叫姐姐。冯奶奶的二儿子叫冯志孝（文革中改名冯志效），是个京剧演员，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戏校，与那一辈名角刘长瑜、钱浩梁、李维康、高玉倩等都是同学。他曾在《红灯记》里唱李玉和的B角；后来拍京剧《红色娘子军》（1972），他演男主角洪常青。冯志孝的女儿叫麦玲，比我小两岁，有时候来奶奶家玩，我们都叫她“小麦玲”。有一次冯志孝演出，还拉我父亲去看过，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曲目。拍完《红色娘子军》后，我在院子里又见过冯志孝一次，记得看见他长出了双下巴，不像电影里的洪常青了。冯志孝的四弟冯志三曾去插队，回城后在东城区东单照相馆当了摄影师。1974年我姥爷来北京，临走时我们全家去那里合影，就是冯志三给我们照的。院子里的另一位邻居、版画家王琦的小儿子王卓，从延安插队回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后因为会弹钢琴，去北京市少年宫给体操队当了钢琴伴奏。
1969年9月，我进了西总布小学。开学前，我们院子里五个属虎的曾凑在一起想象，新学校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就我们五个人一个班。上学以后，我们五个人的确被编在同一个班，但班上还有很多别的孩子。老师姓申，年纪比较大，小个子。记得第一天上课，老师让每个同学轮流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还教我们背书包要左肩右胁。坐在我前面的小男孩叫孙石，他的书包就是右肩左胁背的，让我觉得很碍眼。我在那个学校只上了两个星期，就转了学。父亲随单位下放，马上要去江西南昌鲤鱼洲；母亲的单位也要下放河北磁县，但因为她怀了孕，所以暂时留在北京，可因为还要上班，所以无暇照顾我。我被送到丰台区云岗老姑家，转学进了云岗小学。云岗是从广安门始发的39路（后来的339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离市中心很远。到妹妹出生前，母亲差不多每个月都单程花一个半小时坐公交车来看我。妹妹出生前不久，我提前告假离校，回到母亲身边。
当时母亲的肚子已经很大，走路比较慢。她被安排在美院看大门。美院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所以看大门实际上很轻松。与母亲同时看大门的还有一个人，好像姓刘。他没下放，是因为他妻子是澳大利亚人，也在美院工作；根据当年的规定，外国人不许下放。那时，他们正准备带着两个儿子移民澳大利亚。我跟母亲去上班，那个刘伯伯就给我变戏法，比如把一个棉花团从耳朵眼塞进去，再从脖子后面取出来。我怎么看也看不出破绽，觉得很开心。美院另一个没下放的外国人叫王合内，雕塑家，法国血统，但其实早已是中国公民。王合内的丈夫王临乙二十年代末留学法国学雕塑。他们在法国结婚后，王合内起了中文名字。1937年，她追随丈夫来到中国，直到八十年代都没有回过故乡。那时她家住在东单洋溢胡同，她每天骑车上下班，要穿过老协和医院北墙外的东帅府胡同。记得母亲说，文革初始，看见胡同里的孩子朝她扔石头，还叫她“苏修”[28]；她却不紧不慢地下了车，指着自己的大鼻子，带着洋腔对孩子们说：“我不是苏修，我是中国人。”
云岗：人间初识（）
在云岗上学的第一天，是老姑推自行车送我去的。路上要过一条小河，河上有座高高的、一米多宽没有栏杆的小木桥，有些桥板松动，走在上面让人提心吊胆。小河的水位很低，水是暗灰色的，河泥也是暗灰色的，听说是因为上游有个发电厂。过了河，还要经过两条铁道，远处有个扬旗。后来去上学，有时走到铁道边，明明听见火车在鸣笛，却不见扬旗落下。那时我往往会觉得害怕，不知火车会从哪个方向来，该不该过去。铁道旁路基上的碎石缝里长着很多野菜，我跟着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去采过。那时我奶奶也住在老姑家。我采回家的野菜，奶奶都凉拌了。我只记住了一种野菜的名字，叫马齿苋。
那时的小学里，每天的第一堂课叫“天天读”，即由老师带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才上算术、语文、图画、音乐、体育等课。学校完全是军事编制，年级叫连，当年级组长的老师叫连长；每个班叫排，当班长的学生叫排长。学校没有校长，只有革委会[29]主任。此外还有工宣队、军宣队。我在西总布小学上的是一连七排；到了云岗小学，正好又是一连七排。班主任老师姓焦，叫焦淑玲，教我们算术；语文老师姓刘，是一排的班主任。那时除了读语录，还要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师会在课间随时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抽查背诵情况。我被抽查过一次。很多语录和“老三篇”的片段都被谱了曲子，叫语录歌，我们学唱过不少。教室楼的墙上也用油漆书写着大幅语录，我记得的一条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30]教室里的黑板两侧，也用粉笔写着语录，而且经常更换。每堂课前，全班学生都要起立齐诵一、两段，“迎刃而解”这个拗口的词，我就是从语录里生吞活剥地学来的。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是当时的北京市试用教材，每课配有线条简单的黑白插图。第一册第一课只有五个字：“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高唱东方红。”第四课：“学习毛主席语录。”第五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六课：“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第七课：“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第八课；“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第九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十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十一课：“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下面的就不记得了。其实这第十一课的内容当时就已经不能理解。这段话好像出自《林副主席语录》。另外，当时还要求背诵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段也是谱了曲子的。当时小，这些话念也就念了，唱也就唱了，没觉得肉麻，但不知教我们的老师作何感想。
后来的语文课本里，还收入很多英雄事迹。除了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家喻户晓的雷锋、刘胡兰以外，还有王杰、蔡永祥、刘英俊、李文忠、门合、罗盛教、焦裕禄、王国福、杨水才、向秀丽、刘文学、金训华[31]…… 记得杨水才的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那篇课文的结尾有这么一段话：“京广线上的列车向着北京奔驰，杨水才小屋里的灯光彻夜长明。”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以抒情笔调间接描写死亡的文字。
那时同班有个男生，叫秦鹰，妈妈是云岗中学的语文老师。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他爸爸是“九一六”的，那个“九一五”虽然怎样怎样，但不如“九一六”见毛主席的次数多。我曾经听说过“九一五”、“九一六”，而且似乎知道我老姑是“九一五”的，但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听了秦鹰的话，我开始把他们的区别定义为见毛主席的次数不一样。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是文革中七机部[32]对立的两个造反派[33]，派别的名称来由好像是伟大领袖于哪一年的9月15、16两日分别接见了两派的代表。
到云岗不久，有一天吃饭时听老姑跟奶奶说，单位里在整党[34]，每天开会。我不懂整党是什么意思，也没问。过了些天，有一次老姑中午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跟奶奶说：“妈，今天我哭了，今天轮到我，大家给我提了意见。”我当时站在旁边，听了她的话很惊讶，但的确看到她的眼皮还发红发肿。那时老姑上下班骑车，路很远。我想，过了这么长时间还这样，那当时她该哭成什么样子呢？
还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自己也上过一个学习班[35]。一天早晨，我突然被老师从教室里叫出来，在走廊上会齐同连其他排的另外几个同学，自带椅子，随着一个姓罗的男老师到走廊尽头坐下，集体学语录。我们利用的是每天“天天读”的时间，这样学了整整一个星期，无非是读得比较快，罗老师还稍作讲解。学习结束，回到班上后，焦老师说：“知道吗，这个学习班是给你办的。”我暗暗吃惊，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也不敢问；扪心自问，不过是偶尔自由散漫一点，上早自习时爱说话。我庆幸自己学习班期间态度还算认真，没再被罗老师抓到什么小辫子，惟不知那些陪我上学习班的同学是否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时除了上课，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挖防空洞。那是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之后不久。当时说情况紧急，苏修马上要打过来，要扔原子弹，防空洞都来不及挖，所以只挖了些猫耳洞。我们每人发一把铁锹，在学校的操场东边大动干戈。天很冷，土很干、很硬，我们人小，挖不动，再加上用人海战术，很多孩子挤在一起，结果有一次我闯了祸，用铁锹刃碰破了在我旁边干活的一个男同学的脑袋。当时很害怕，因为不知这漏子捅得有多大。后来老师带他去了医院。此外，每个学生还被要求上交两块砖坯，说是烧成砖，修防空洞用。我老姑家里没有模子，不能拓砖坯。看见别人在外面摆开架势，挖了河泥或者和了黄泥拓坯子，我几次站在一旁看，想鼓起勇气问人家能不能让我也干点活儿，然后分两块，但最终也没有说出口。后来还是同班一个叫陈启林的同学给我救了急。她家只有姐妹俩，不知怎样弄到了几块砖坯，我们三个人一共只需要六块，所以给我分了两块。
图：与云岗小学的同学一起游故宫。后排右四是陈启林。1971年
那时还搞过防空演习。一天下午，我们列队走在街上，突然听到哨声，表示来了敌机，需要按要求马上就地卧倒，脚朝敌机方向，胸口与地面保持大约两寸距离，双手拇指分别堵住两只耳朵，另外四指分别挡住两只眼睛，还要半张开嘴。事前我们被告知，天上的太阳标志敌机，但那天恰好是阴天，而且听到突然的哨声，大家都一片惊慌，没人顾上抬头看太阳，就哗啦啦卧倒了一大片，头朝哪边的都有。另外，学校要求每人上学时兜里带生蒜若干，以防毒气；衣服内襟上还要钉一块白布，上书家长姓名、家庭住址，以防不测。
我还参加过一次拉练[36]，前后只有几小时。那天，我们凌晨三点在老姑家旁边的大操场上集合。除了远处间距很大的几盏昏暗的路灯，四周几乎一片漆黑，周围十几栋居民楼的窗户没有一扇透出灯光，大人们还都在梦乡。我们只能互相呼唤名字，找到各自的班级。记得行军速度很快，前面的人一直在一路小跑，我勉强看见前面那个女孩儿李瑞芬不断晃动的小辫。我们都很怕掉队，怕因一时看不见前面的人而走失。回到云岗时，曙光初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只能强打着精神去上学。
1970年盛夏母亲生我妹妹时，父亲从鲤鱼洲回北京探亲。妹妹出生不久，有一天下午街道搞防空演习，让大家都去钻防空洞。父亲连忙让我在母亲身边躺下，然后出去告诉街道来人，说家里有人坐月子，她们这才没进来检查。那天院子里几个上了初中的大孩子也没去钻防空洞，而是躲进了后院一个废弃的半地下锅炉房。我后来跟他们去那里看过，那屋子很黑，很深，很吓人。
图：与父亲在西总布胡同51号院内合影。1970年
妹妹出生后两星期，父亲就赶回了江西干校[37]。母亲只有法定的56天产假，假满之前，忍痛把不到两个月大的妹妹送到张家口我大姑家寄养，然后自己去了磁县。最让母亲不安的是，张家口的牛奶供应比北京的差，隔天才供一次奶，她很担心妹妹营养不够。1971年夏天，母亲休假，带我去看过妹妹一次，那时妹妹还不怎么会站。后来妹妹大些了，大姑带她到照相馆去照了张全身像。因为是冬天，妹妹穿着预备穿两年的大棉裤，显得腿有点罗圈。母亲后来说，她接到照片，当时就哭了，不过幸好妹妹长大后身体结实，腿也没毛病。
最初下放时，母亲的地址是：河北省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美院一连。他们单位那时归军队管治，所以是军事编制。父亲的单位也是半军事化的，他的地址是：江西省南昌县北大分校八连。我不记得是否给父母写过信，但老姑让我记住了他们的地址，也许因为别的同学都可以在衣服内襟上写自己家的住址，唯有我不生活在父母身边。
我小学一年级上了一年半，直到1971年寒假之后才升班。全北京市的学校都是如此，原因大概是当时中学毕业生除了下乡插队[38]无处打发，一时积压过多。直到我上了初二，才又改回暑假升班，所以初二又念了一年半。另外，小学只上了五年，这应该是因为毛主席说过“学制要缩短”。
1971年秋，云岗小学一分为二，我们分到新建的云岗二小，搬到南区的新校址，还在老师带领下，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种了两排小树。就是在那时，林彪座机坠毁蒙古温都尔汗。开始，消息都是小道的。先是焦老师悄悄告诉我们，以后讲用[39]时别再说“活学活用”[40]，只说“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就行了；后来，同学里也开始有人私下说，林副主席出事了。再后来从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我还当是什么大新闻，以为林彪之后又有了一位副主席。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听说北京市中心街头的外国记者在到处打听，林副主席怎么不见了。至于尼克松，学校要求，如果被外国记者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访华一事，只许回答：“我拥护我国政府的决定，同意尼克松访华。”一个字都不许更改。其实那时的云岗及附近地区由于七机部的关系，不对外国人开放，我们被外国记者采访到的机会等于零。
也是大约在1971年，老姑家楼上的一个邻居自杀。她是个家庭妇女，姓唐，丈夫是个矮小老实的四川人。他们有四个孩子，老三刘培比我小一岁，她还有个弟弟刘杰。我以前常去她家玩。听别人说，刘培的妈妈有神经官能症，不能工作；姐姐也一样，不能上学。记得她妈妈自杀之前，街上贴过大字报。我那时识字有限，但从字里行间看出，刘培妈妈的罪名之一是她曾经说：“地主富农都是坏的吗？贫下中农都是好的吗？”不记得给她贴大字报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给一个家庭妇女贴大字报。她在家里吃了安眠药。出事之后，来了一些人，用一块木板把遗体抬下楼来，身上盖了一层白布。我那时不懂得害怕，只觉得好奇。记得早两年在美岱召时，村里的骡马大店有一天死了个旅客。孩子们奔走相告，先是聚集到那间大客房去看，只见炕上炕下围着很多人，听说还在给那个人做人工呼吸，但我们什么也没看清。后来有人抬着尸体去铁道北侧的阴山脚下埋。我想跟去看，被姥姥一把拉住，说是不能看死人，要不然夜里会梦见鬼。这次刘培的妈妈被抬下来时，单元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老姑家住在一层，我就扒在自家阴台的外侧，高出别人一头，趁他们刚出楼门、被人群挡住之机，一伸手掀开了那块白布。刘培妈妈的脸色是青灰色的，除此之外，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刘培家的孩子都不出来玩，她爸爸也更沉默寡言了。
林彪出事之后，学校里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是塑料菱形的红小兵臂章被文革前的红领巾所取代，红小兵组织改回老名称“少先队”[41]。原来的军事化编制也不用了，恢复了年级、班的名称，每个班是少先队的一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全学校是一个大队。中队、大队都有队长、队委。我们学校改戴红领巾之前，老师教大家用皱纹纸条练习系红领巾；授巾那天，大队委先站到主席台上，由辅导员老师给戴领巾，然后下面其他队员才戴。我从那时到五年级小学毕业，一直戴着那一条领巾，戴破了缝，晒得退色了就翻过来戴，不光是舍不得那第一条领巾，也因为买一条新的要花一毛四分钱。
父亲1970年夏离开北京前，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时市面上塑料皮精装的《新华字典》一块钱一本，纸皮简装的八毛一本。父亲给我买的那本简装的因为是书店柜台上的样本，卷了边，卖七毛。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中国美术馆参观，我在那里的小卖部花两毛多钱买了一本《红小兵革命斗争故事》，回来后抱着字典一篇一篇啃，不认识的字都用一毛多钱一支的红圆珠笔笔芯标上了拼音。后来，父亲还从江西给我寄来过两套井冈山的明信片。焦老师让我把明信片一字排开摆在黑板槽里，给全班同学看。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还给我寄来过两本小学三、四年级用的《常识》课本，我读过很多遍。1971年底，父亲随单位从江西回到北京，开始到位于丰台区长辛店的二七机车车辆厂“七二一工人大学”[42]教课，离老姑家大约十里地，可以每个星期天骑自行车来看我。他在云岗百货商店花一块二给我买了一个绿色单面正胶粒乒乓球拍，又花一毛八买了一只“健将”牌乒乓球。这两样东西，我一直当成宝贝。
那时家里的饭菜都很简单。有时星期天早晨，奶奶用淀粉熬点糊糊、加点白糖给我和老姑的儿子小军吃，就很稀罕。平时菜里肉很少，鱼则更少，主要是店里没有卖的。我老姑夫那时在北郊工作，属于空军地勤，每星期六晚上才乘公交车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往往天还没亮，就又走了。副食店只有星期天早晨有可能卖鱼，老姑夫就让我先去排队，其实就是等商店一开门，赶快挤进去，排上队，他再换我。因为他穿军装，不便跟大家硬挤。但常常是大家空挤一场，到了店里面才被告知，今天无货。后来全市鱼的供应更紧张了，只有逢年过节才卖，而且要凭副食证[43]定量供应，每人一、两斤。1974年春节前夕，我在海淀镇冒着寒风排大队买带鱼，站了两个小时，回来时既没有网兜，也没有手套，硬是用手托回来的，别提多冷了；鱼刺扎破手指，血流出来，很快就冻得凝结了。1975年五一，北京连以往的黄花鱼、带鱼都供应不上，只卖一种 “橡皮鱼”。那鱼要把外面的一层硬皮扒掉才能烹食，而且味道不好。
住在老姑家时，最常见的客人是她的同事、研究室主任赵普，老姑称他“赵主任”。他家离老姑家不远。周末老姑夫回来，赵主任常来跟他聊天，往往中午饭在我们家吃，偶尔聊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又接着吃，接着聊。我那时不懂他们聊些什么，也不大注意这些事。后来父亲从鲤鱼洲回来，星期日来老姑家，跟他们一起聊天。我零敲碎打地听他们说一些话，似懂非懂，隐约觉得中国跟阿尔巴尼亚关系不好了。那时中苏早已交恶，社会主义阵营[44]里，欧洲就剩下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两个国家还是中国的朋友。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我在小学里学过的另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阿尔巴尼亚，欧洲明灯，暴雨打不灭，狂风吹不动，反帝最坚决，反修最英勇，光芒照四方，永远红彤彤。我们歌唱你，英雄红山鹰。”阿尔巴尼亚号称“山鹰之国”。还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小玲玲爱唱北京—地拉那，嘹亮的歌声震天涯，风儿呀、风儿呀请你停一停，捎支歌儿带给小米拉。捎去中国儿童友谊情，带来阿尔巴尼亚少年的心。中阿两国儿童放声歌唱，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恩维尔·霍查！[45]”小学语文书里还有过一篇课文，介绍一个阿尔巴尼亚少年如何向往北京，渴望见到毛主席。课文的开篇是这样的：“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业余艺术团十五岁的少先队员鲁米，曾跟随艺术团来中国访问。”刚学课文的时候，由于有些字不认识，老师带着我们念，但怎么也不明白那个“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跟阿尔巴尼亚是什么关系，同时觉得这个长句子格外拗口。
因为奶奶当时住在老姑家，她的子女们每到北京，都会来看望。有一次，我父亲、他的二哥、弟弟碰到了一起，家里大人多起来，我就跑到外面去玩。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几个弟妹正在劝我二大爷，说二哥你还是交党费吧。二大爷一声不响，只闷头抽烟。我不懂他们的话，但记住了二大爷不交党费这件事。二大爷那时在山西大同火车站当扳道工。多年以后，我问父亲那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文革伊始，全国到处喊“毛主席万岁”，二大爷觉得别扭，有一天正好看见市场上有人卖乌龟，就指着乌龟说，这个才万岁呢。这话被人告到领导那里，他受到党纪处分，一赌气，不交党费了。时间长了，人家要给他加重处分。正好那时他到北京，弟妹就都纷纷劝他。
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尔后我们的语文课上用“喜讯”一词造句，总免不了用上这个例子。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几点几分，人造卫星会经过北京上空，可以看到。当晚，我提前来到大操场，跟很多人一起，仰望夜空，不一会儿，果然看到一颗会动的星星缓缓自西向东划过，耳畔还听到舒缓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我大惑不解，不知道这乐曲声是后来看了什么人描写卫星的报道联想出来的，还是当时从操场周围谁家的窗户里飘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尽管据说那颗卫星一路播放《东方红》乐曲，站在地球上听到从太空传来的歌声，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那时同班同学的家，我差不多个个都去过，而且家家差不多都是不用敲门就可以直接登堂入室的。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叫朱亚林的同学家，我推开门，见他正流着眼泪跪在搓板[46]上，他爸爸站在一边，气得直喘，他姐姐妹妹都在旁边劝，但爸爸根本不听。我不知亚林犯了什么错，但立刻上前，一把把他拉了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新社会了，怎么还能下跪呢？亚林的爸爸见我来了，也就顺势饶了他。我想他爸爸其实也是疼孩子的，只不过在气头上，不会听自己女儿的话。
上三年级的时候，班上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叫赵燕军。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叫燕民，弟弟叫燕林。有一次，她爸爸出了差，妈妈要上班，还要照看三个孩子。不巧赵燕军得了急性肝炎，妹妹得了急性痢疾，把妈妈急得不行。我当时不懂得肝炎会传染，去看赵燕军，碰上她妈妈正在给她爸爸起草电报稿。我记得电文是：“军肝炎& 民痢疾& 林体弱& 速回京”。打电报按字数收费，只能求简单，而且不用标点符号。
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还开过手工课。老师要求每人准备一个针线包，里面要有针、线、布头、扣子等，上手工课的时候带来，老师教大家怎样缀扣子、打补丁。我也让老姑帮我做了一个针线包。第一堂手工课安排在下午。那时中午放学都回家吃饭，暑热季节，学校还要求学生睡午觉。那天下午去上学之前，我先拐弯到同班一个叫杜新亚的同学家玩，忘了带针线包，临离开他家时才想起来。小亚的妈妈赶快从他的一个旧背心上裁下一块布，三下两下大针脚给我又做了一个，装上针头线脑。虽然那个包不怎么好看，但有了它，我才没耽误第一堂手工课。学过手工后，我开始自己练着用六块两寸见方的布块做小包，里面装上小石头子或者豆子，这样再玩夹包、砍包，就不用求奶奶给做了。
学写钢笔字之前，老师让每人准备一支钢笔。那时买一支普通钢笔相当贵，印象里带软塑料笔胆的没有一块钱以下的，透明硬塑料抽水笔管的也要好几毛钱，所以老姑给我买了一支木杆蘸水笔，连笔尖一共一毛二，又买了一瓶蓝黑墨水，一毛七，回家以后给我做了一个花布小口袋，把墨水瓶装进去，袋口有根小绳子可以收紧，这样，我每天拎着墨水瓶去上学。班上同学都使钢笔，谁的笔没水了就找我灌，但只有用蓝黑墨水的才行。当时店里卖的墨水还有一种颜色叫纯蓝，一瓶一毛六。我想不起来当初我和老姑怎么没为省那一分钱而买瓶纯蓝墨水，不过我后来一直很喜欢蓝黑墨水的颜色。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时父亲每月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给大姑供养我妹妹，母亲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给老姑供养我。钱一拆开花，往往就不够用。我当时虽然还不懂得大人的难处，但知道不能买贵东西，所以也不计较。
那时北京的市场上，供应紧缺，但物价稳定，经年不变，副食店里卖的酱油一毛五一斤，一大瓶一斤半，两毛三；黑醋一毛四一斤，白醋一毛三；酱豆腐四分一块，臭豆腐三分五；细盐，也叫再制盐，一斤一毛七，粗盐一毛四。粮店里卖的白面叫“标准粉”，一毛八分五一斤；大米分等级，小站[47]米，一级的一斤两毛一分三，二级的两毛零五；再次些的一毛九分七，更次的一毛八分三；最次的“早稻二号”只有一毛五分二。那时每户有粮本，每月凭粮本领取粮票，口粮定量为成年男子每月32斤，女子28斤，粗粮、细粮搭配；小孩的定量略少。在粮店买米买面要凭米票面票，都算细粮；凭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和豆子。不过在饭馆里买油饼、油条例外，可以免交粮票；但如果交，不但可以用粗粮票，而且一两粮票还可以抵二分钱。有一次母亲的二叔从河北乡下来，临走时，母亲给他带了十斤白面。这于他是重礼，于我家是重负，因为细粮的定量很有限。另外，买花生油凭油票，每人每月半斤，八毛五一斤；年，有一段时间花生油供应紧张，改卖菜籽油，一斤八毛三。
那时在北京，买猪肉不凭票证，但价格不菲，一斤一块钱。父母当时的工资都是每月62元。有一次，一个比我大得多的堂姐带我去美院替母亲领工资，记得扣掉房租、党费、工会会员费，我们领到五十八块五毛三。稍大一点以后，母亲打发我去副食店买肉，一般一次只买两、三毛钱的，夏天，店里就给一张荷叶托着，不包。一次买五块、十块的一般都是外地人，而且他们喜欢买肥肉，买了带回家去炼油。排队的时候，常见外地人跟卖肉的为肥肉的多少发生争执。有一次我父亲的胞弟从长春来北京，买了一大块肉，要带回去，先到我家找母亲要了一把小毛刷子，用酒精涂了好半天，说是防腐。那时听说外地的食用油供应更差，比如辽宁省，陈锡联[48]当了省革委会主任以后，把每人每月的定量从半斤改到了三两，所以人送外号“陈三两”。
鸡蛋也是一块钱一斤，每户无论几口人，每月凭副食证可以买一斤，一般一斤八只鸡蛋。我每次去买鸡蛋时，总希望售货员顺手抓起的那八只蛋分量超过一斤，哪怕多付几分钱；但往往秤杆一翘高，售货员马上就把一只大蛋换成一只小的，有时甚至换两次，刚好凑成一斤整。豆腐一斤两毛四，虽然每月凭副食证供应，但还不一定总买得到。此外凭证的还有芝麻酱、粉丝、粉条[49]等。肥皂凭证每人每月半条（一块），四毛四一条，主要有“灯塔”牌和“北海”牌两种。如果恰好只能买半条或一条半，售货员就用一根细线绳一勒，把整条肥皂从中间断成两块。
布票是买衣料必需的。我不知道布票的定量有多少，印象里是按年度发。小时候个子长得很快。记得父母常说，别长了，再长，布票就不够了。上初中后，我的裤子短了。那条裤子本来是灰色的，但母亲找不到同样颜色的布头，就用蓝布给我接长了一截。我第二天去上学的路上，实在觉得无法容忍，就从头上摘下钢丝卡子，把那截蓝布缅进裤腿里，用卡子夹起来。那时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市场上短缺的工业品，都需要工业券[50]。一直到1975年，我家都没有缝纫机。那时母亲去王府井东风市场，即现在的东安市场，买衣料的半成品或布料，借邻居刘波阿姨家的缝纫机给我和妹妹砸衣服。后来好不容易在单位里等到了一个缝纫机指标[51]，才买了自己的缝纫机，花了一百多块钱，用的是父亲文革初扣发后来又补发的工资。但在那之后不久，生活开始好起来，半成品不太见了，缝纫机也就慢慢赋了闲。
此外，每年入冬前，北京居民还要贮存大白菜，不限量，每家一般都要买一、二百斤，吃一冬天。大白菜一级的每斤二分五，二级的二分，三级菜基本上就是没菜心儿的了，一分五一斤。
其他不需要凭票凭证购买的食品，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主要是零食，比如冰棍、糖葫芦、酸奶、西瓜、米花、水果糖等。那时北京的冰棍有很多种，最便宜的三分钱一根，有红果的、小豆的等等；五分钱的有巧克力的和牛奶的两种。这两等冰棍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还在卖，一般都是由小脚老太太推着白色的小木车坐在街头或沿街叫卖。我小时候，还卖一毛钱一根的大雪糕、一毛五一对的鸳鸯冰棍和纸盒装的冰激凌，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些比较贵的冰棍、冰激凌从市场上消失过一段时间。母亲偶尔带我到胡同西口的德昌厚去买雪糕，售货员打开冷柜的顶盖时，总会腾起一股白气。糖葫芦只有山楂的一种，也叫冰糖葫芦，冬天才卖，一毛钱一串，山楂果从上到下，一个比一个小，一共十个，我每次都数。酸奶只有店里才卖，除掉杯子的押金，两毛四一杯。米市大街路东的宝泉堂浴池旁边就有那样一家酸奶店。装酸奶的粗瓷杯很重，杯壁很厚，舀酸奶用的绿色搪瓷勺几乎是扁平的。母亲带我去吃酸奶时，总是只买一杯，我一个人吃，她坐在旁边看。夏天德昌厚门外卖西瓜，有红瓤的“早花”和黄瓤的“黑崩筋”两种，很少有人买整个儿的。售货员用很长很尖的刀把西瓜切成牙儿，放在玻璃柜里挡苍蝇，一牙儿一毛钱。柜台外面有一个大铁皮桶，方便大家站在桶边吃，啃完西瓜瓤顺手把瓜皮扔进桶里。米花有玉米花和大米花两种。玉米花三分钱一包，大米花四分；玉米花和不加糖的大米花都是一大方包，包装纸上印着简单的玉米、稻穗图案；加糖的大米花只有细细的一小管，以透明玻璃纸包装。水果糖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零售一分钱一块。
听母亲说过，德昌厚的蛋糕六毛六一斤，她偶尔去买，最多也就买半斤。我不记得跟她一起去买蛋糕，但记得看见售货员给别人称蛋糕时，为了凑到一定分量，把一块蛋糕用铁夹子掰成两半，然后把半块放到秤盘上。父亲有个老同学，也是他的同事，叫周南京，五十年代的印尼归国华侨，家境算比较好的；1962年我爷爷过世时，父亲临时回家奔丧，还找他借过200块钱。周叔叔的儿子周冰比我小四岁。大约1973年，周叔叔家里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女儿长了牙以后，周冰的妈妈给她们分发蛋糕，先把一块掰成两半，再把半块掰成两半，两个孩子一人一角。周冰看见了，说妈妈我也想吃。妈妈说没你的。过一会儿两个女儿吃完了，伸着小手又要，妈妈再把另外半块一分为二，周冰只能站在旁边看。
说起物价，还想起一件事。母亲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大山楂丸，每次路过东单三条东口那家中药房，都得让父母带着进去买一丸。我记得山楂丸酸甜的味道，记得中药房里我伸手都够不着的高高的柜台，记得称草药的十六两[52]小称上精巧的秤杆、秤盘和秤砣。那时山楂丸三分钱一丸，很多年都是这个价。八十年代上半期，物价开始浮动，或者说开始出现市场经济以及与之俱来的通货膨胀。父亲的同事林被甸有一天去药房买山楂丸，本来说好买五丸，一毛五；刚要付钱，里面出来一个人，说涨价了，五分钱一丸了。林叔叔没有更多的预算，只好说，那买三丸吧。
我上幼儿园时穿的斗篷、棉猴[53]，从里儿到面儿都是母亲用自己留苏时国家发的裙子一针一线改做的。我长大以后看到母亲大学时代的照片，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刚上小学时，我有过两件大红色的罩衣，可以倒换着穿。一件平绒的，稍小，另一件条绒的，稍大。小一点的是二姑送的，大一点的是老姑给买的。老姑还给我买过一条裙子。那时我大概在上二年级。有一天，老姑带我来到云岗百货商店，看到柜台里挂着两条童裙，一条浅黄色带碎花，另一条主调是咖啡色的，掺有黄、蓝色块，两条价钱差不多。我喜欢浅黄色的，老姑坚持给我买了那条咖啡色的，理由是禁脏。因为裙子相当肥大，我一直穿了三、四年。这是那几年里我唯一的一条裙子。头两年没碰到过什么麻烦，我也每每努力找出那条裙子的优点安慰自己，比如觉得它的色块有点立体玻璃的效果等等；但上了五年级以后，当我回到城里的西总布小学时，因为每逢五一、十一都有游园[54]活动，女生一律要求穿裙子，我那条因为色彩不够鲜艳，每次检查都通不过，只好临时找同学另借。
老姑家旁边的那个大操场偏东侧，竖着两根高高的杉木桩，是放映露天电影时挂银幕用的。一听说哪天要放电影，孩子们就会提前去占位子，自带凳子放在木桩西侧；谁要是去晚了，人太多，就只能坐在木桩东侧，从银幕的反面看。大孩子有时候会蒙小孩子，说今天晚上演新电影《夜战白桥》（与“夜占白瞧”谐音）。那时候常演战争片，比如《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等，所以小孩子往往会信以为真，带着凳子跑去空等一场。
操场北端临马路有个四周由砖头砌起来的台，中间是用土夯实的。我们在操场上开过运动会，但更多的是开公审大会，那个台就当主席台。印象里公审的都是刑事犯，但公审大会的形式是从文革初承传下来的，即犯人或者戴着手铐，或者反剪双臂，由两名戴白手套、扎武装带的公安人员押着，沿台边低头弯腰站成一排。如果是女犯，押解的就是女警察。宣判到哪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头就会被公安人员先使劲按下去“坐喷气式”[55]，然后再被揪住头发拽起来让大家看到脸。最后，他们都是在台下群众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押赴监狱或刑场，后者都是“立即执行”。记得他们都是被一溜小跑着带下去的，很有戏剧效果。几年以后，我上初中时，已经不再开这种形式的公审大会。记得放学路上看到过胡同里张贴的法院布告，上面列出新近被审判的刑事犯、他们的罪状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有法院院长的签名。每次看到这类布告时，我眼前总会浮现出云岗公审大会的场面。
1972年春节前夕，父亲带我去乡下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单位的干校已经从河北磁县迁到获鹿县，在前东壁、后东壁两村。我们晚上从丰台站上车，我身高将到1.4米，按照购票标准买了1/4票。第二天早晨，来到获鹿县城火车站，我们被告知，从那里没有开往前东壁的长途汽车，要返回石家庄才行。我们掉头回到石家庄，才上午十点。长途车下午两点开。下着小雨，很冷，我跟父亲在街头闲逛，来到一条大街，叫北马路。我想起老姑夫的父亲家就住在北马路5号，但父亲说不能去。下午在长途汽车上，我们遇到一个美术学院的人，叫俞士松。下车后，他带我们步行了八里地，最后一路领我们进村，找到母亲的住处。
那时母亲与一班六、七个人同住一个老乡家，除了历史学家翁独健的三女儿、大高个子的翁如兰在地上用秫秸和干草搭地铺，其他人都挤住在一条土炕上。我们来探亲，母亲被允许搬到一个专做客房用的老乡家。路上经过一户农家，母亲说，这个地方叫“呼家楼”，解放军把睡觉打呼噜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住。“呼家楼”本来是北京朝阳区大北窑附近的一个地名。过春节那天，我们回到母亲的班里，跟大家一起包饺子。班长叫刘伟，是美院的政工干部；副班长叫张德华，雕塑家；还有一位是母亲的朋友，叫赵瑞英，也是做雕塑的。那次，翁如兰给我画了一幅素描，是我平生第一幅，很像。有一天晚上，我跟父母三个人黑着灯躺在炕上，母亲向父亲描述她此前不久去内蒙奔丧的事。我姥姥1971年秋得肝炎，住进呼和浩特一家医院。由于医生误诊，姥姥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很快就去世了。她病危时，母亲本想请假去探望，但那些军人不允许；直到我姥姥走了，他们才让母亲回去。母亲对此耿耿于怀。
过完节，我跟父亲一起离开，母亲送我们到另一个长途汽车站李村去上车，那里离前东壁有十里地。父亲去买票时，我看到墙上贴着一纸通缉令，上面说那个通缉犯身高1.7米，于是我缠着父亲问1.7米到底有多高。上车后，看到母亲站在窗前，样子很难过。我强忍住眼泪，尽量不看她。不知那十里路她一个人是怎样走回去的。
我们离开后不久，母亲碰到一次医疗事故，大难不死，是她的朋友赵瑞英救了她。那次母亲生病，需要输葡萄糖酸钙。由于设在前东壁村的连队医务室没有输液设备，随同单位下放的原美院医务室的一位医生只能用普通针管给她输，本来应该用非常慢的速度推。可那天那个医生要去开会，不敢迟到，就一针一推到底，母亲立时抽成一团。幸亏当时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小吉普，赵瑞英阿姨闻讯赶到医务室，一把抱起母亲，冲上吉普车，把她送到医院抢救。母亲后来说，她生我时得了一场产褥热，就险些送命；在干校又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北大21楼：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
1972年暑假，父亲在二七厂上完了课，把我接到北大，跟他一起住在21楼二层的历史系教工宿舍里。他带我去学校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拉萨尔》[56]，作者是父亲系里的同事丁建弘，我后来的小朋友丁玫的爸爸，因此感到很新鲜：熟人的名字印在了书上。那天，父亲花五毛四分钱给我买了一本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作者李心田；小说讲述的是三十年代江西苏区[57]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第二天，我告诉父亲，书看完了，要再买一本。他说不行啊，我给你借书看吧。
从那以后，父亲常从历史系资料室给我借书，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回忆录《悲壮的历程》，作者程世才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任职，1935年接张国焘的命令率部强渡黄河，进军青海，遭到马步青、马步芳军队的截击，几乎全军覆没，将近一年后到达延安时残部所剩无几。书里有张插图，画的是一个28岁的师长，受了重伤，不能随大部队继续前进，只身留在祁连雪山上。他的政委李先念给他写了一张字条，以使他日后有机会寻找地方党组织。我当时很受震撼，觉得那位年轻的师长非常勇敢。还看过一本很厚的小说，叫《雁飞塞北》，讲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的，里面有一个情节，说南方人坐火车往东北走，一个孩子看到车窗外地上的积雪，以为满地都是白糖。我还从邻居何芳川叔叔那里借过一本讲抗美援朝的小说，叫《激战无名川》，里面描写一个志愿军工兵连在美军轰炸的间隙不断抢修大桥的故事。他们工兵连的口号是：“打不烂，炸不断。”此外，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张正桡到刚刚复刊的《北京少年》当编辑，每期给我寄一本，我由此得以看到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比如孙犁的小说。
1973年初，母亲的单位回城前夕，她和一些同事被安排提前回来整理图书，这样，她从美院美术研究所的图书馆给我借了一些小说、剧本。以四十年代末国共两党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岩》就是那时候看的。那年入冬前，即1972年底，父亲买了十斤胡萝卜代替水果，我每天下午去上学时顺手拿一根，到水房洗洗，然后一路走，一路呛着西北风啃。春节到了，家里什么年货都没有。早晨起来，父母打发我去食堂打饭，结果除了凉馒头，什么都没买到。那是我过得最冷清的一个大年，虽然父母都在身边。
那些日子，我还用一个直径大约两寸的圆柱状中药盒攒钢蹦儿，父母隔三差五把自己兜里的零钱交给我，放进那只盒子，这样到月底，一般能攒两块多，最多的一次攒了五块钱。到月底，父母周转不过来了，就找我取盒子里的零钱用，我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每次都全数交出。那时母亲到发工资前几天，还经常需要找她的同事、国画家吴冠中的夫人朱碧琴借五块钱，等领了工资再还，如此往复，过了不算短的一段时间。
1972年秋，我第二次转学，进了北大附小。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到。那时的校革委会主任是父亲大学同班的罗正清，学生称他“罗主任”或者“罗老师”。因为是学历史出身的，1973年清明节，罗老师带领全校师生去八宝山烈士公墓，给1950年去世的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扫墓。由于建国之初八宝山还没有开辟革命公墓，任弼时葬在了烈士公墓的最高处。父亲带我去报到那天，还见到附小文革前的老校长郝素梅，她是父亲的同事荣天琳的夫人，当时早已“靠边站”[58]。郝老师带我们去她的办公室，那屋里有好几张办公桌。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小青年。我们说话间，小青年仰到椅子背上，翘起了椅子的两条前腿。郝老师一个巴掌打过去，训斥道：“坐好！”那小青年咧嘴一笑，满脸惭愧地坐好了。后来，我被分到三年级六班，那个被郝老师敲了后脑勺的小青年成了我的班主任。他叫白雪升，是此前两年北大附中初中毕业后被选送到附小任教的青年教师之一。
原来在云岗二小时，尽管每天早晨“天天读”都是读语录，老师还是尽可能教我们文化知识。焦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自己工作也非常努力。我们二年级的算术课本提前学完，她就开始教我们本来要到四年级才学的珠算；哪个学生不守纪律，她就要找家长；我们描红要是不能让她满意，她就给我们打很低的分，比如“中”甚至“差”。记得一个叫戴建军的同学字写得不认真，一次在算术考卷上用橡皮涂出一个大黑窟窿；虽然他答对了所有的题，焦老师还是扣了他两分。有一天上课时，焦老师正在给我们念故事，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人也趴在了桌上；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昏厥，栽倒在地。全班同学“唰”的一下同时站了起来，然后跑到别的班去叫老师。记得来了一位蒋老师，帮我们把焦老师抬到桌上，给她掐人中。焦老师慢慢醒来。那天她提前回了家，但没过两天又回来了。那时我们每个学期都有算术、语文两科的期中、期末考试，语文考试的前三项总是听写、组词、造句。考试成绩在全班公布，学生多少有些压力。大人见了我们，也不时会问：“是不是考了双百？”多年后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谈及此事，她很惊讶那时的学校还考试。那已经是“复课闹革命”[59]之后，在北京的学校里，考试是常规了，但听说外地的许多中、小学校仍然不考。1972年到了北大附小，赶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批林整风、反回潮[60]、黄帅[61]日记发表、批林批孔，不一而足，学校的秩序也开始出现混乱，学生上课随便讲话、不服从老师的事屡屡发生，但期中、期末的两次考试从来没误过。
1972年秋，有一天我跟父亲去食堂打饭，看见北大38楼里走出来三个妇女，前后排成一列，中间的一个年纪较大，个子较矮。父亲告诉我，那是聂元梓，前后那两个人是看守她的。那时38楼是哲学系所在地，聂元梓正在受隔离审查。我当时虽然不知道聂元梓其人及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意义，但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的。
我进北大附小时，三年级共有六个班，其中五、六两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曾随父母下放江西鲤鱼洲干校。他们在那里没学过汉语拼音，所以直到回北京以后，拼音还普遍不好。另外听同学说，在江西时，因为食品供应有限，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锅巴；要是哪天食堂的米饭做糊了，大人都主动把锅巴留给孩子们。还听说，小学生从鲤鱼洲拉练去过井冈山，因为路途远，行军速度快，又是爬山，有些孩子的脚趾甲盖都走掉了。还记得后来听父亲说，当初在鲤鱼洲时，有个西语系的老师出差去南昌，买了一个咸鸭蛋吃，结果食物中毒死了。其实那咸鸭蛋他还没舍得一下子吃完；他死后，别人在他兜里发现了吃剩的一半。当时工宣队说不能给他开追悼会，因为他私自买鸭蛋违反了纪律。听说他的追悼会是文革后在北大补开的。
“九大”之后，北大由8341部队[62]派驻军宣队；从江西下放回来后，学校的革委会主任是王连龙，大家按照他在部队里的头衔，叫他“王副政委”。历史系的军代表姓高，大家叫他“老高”。有一天晚上，老高来到父亲的宿舍，聊了很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学点历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父亲头上有“帽子”。我在云岗时，晚上一般八点半上床睡觉；到了北大，推迟到九点。那天老高坐到九点半还不走，我实在挺不住了，就用一个手指头指指闹钟，冲他说：“嘿，看看表！”记得当时父亲和老高都很尴尬，老高赶忙告辞，父亲事后批评了我，说我没礼貌。
工宣队不记得是从哪个工厂派来的了，只记得历史系的两位，一个姓贾，很胖，另一个姓苗，有点斜眼，大家叫他们“贾师傅”、“苗师傅”。有一天接近中午，我看错了表，以为已经12点多了，感到很饿，又不见父亲回来，于是拿上饭盆，从21楼走到当时历史系所在地36楼去找他。父亲和很多人一起，正坐在一层的会议室里听苗师傅训话。我以为早到了开饭时间，又不知深浅，所以壮着胆子推开门，大喊一声：“该吃饭了！”苗师傅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只好宣布散会。大家立刻纷纷起身，赶往食堂。那天吃午饭时，许多人跑过来拍我的头，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我还莫名其妙。
如果那次我是无意得罪了苗师傅，那么对贾师傅，我则往往不够恭敬。我在食堂一见到他，就模仿一个罗马尼亚电影里小孩子的动作，两手十指张开，手心相对，然后慢慢分开，中间留出越来越大的空间，表示他胖。他当然不高兴，但又不能跟一个十岁的孩子一般见识，所以总是无可奈何地瞪着我，从鼻子里发出哼哼声。父亲为此批评过我，但我那时根本不在乎。要是当时我知道父亲的处境，怕是绝不敢那样做的。那时午饭时间，一些住在21楼的历史系老师经常端着饭碗，凑到我们屋子里边吃边聊。看到那么多人来，我总是很开心。历史系的人结婚，凡是在21楼办喜事的，都找父亲写喜帖子，父亲也每每出面，找大家各出五毛钱给新人凑份子。我由此当然无从知道父亲在文革初年的遭际，也没有感到过任何压力。为这一点，我后来对父亲的那些同事一直心存感激。他们从没有以任何方式向我暗示过任何一点与父亲的际遇相关的事，没有对我表示过一点歧视，没有在我的心上投下任何阴影。他们对我的恶作剧总是非常宽容，对我也总是给予长辈的关怀。
我一直记得，十岁那年，林被甸叔叔给我买过一根一毛钱的大雪糕，那是自从有了妹妹之后我就再没问津过的奢侈品。林叔叔是那种严于律己的人，在系里被大家称作“板板”，即样板之意。郭华榕叔叔当年在历史系号称“外长”，因为许多外事活动都让他出面；我喜欢去他屋子里看《世界地图册》，他就时不时地考我，哪个国家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大家因此叫我“部长助理”，借用的是当时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的头衔。父亲有一次要去二七厂上课，当晚不能回来，怕我次日早晨听不见闹钟，耽误上学，就托住在斜对门的何芳川叔叔叫我，结果第二天早晨闹钟一响我就醒了，还拿着闹钟跑去敲何叔叔的门，那时他还在蒙头大睡。何叔叔教我念过一个绕口令：“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躺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躺在板凳上，扁担非要躺在板凳上。”他还告诉我，何、胡、郝、蔡都是胡姓，我们姓何、姓郝的祖上都是胡人。他教我要 “坐如钟，卧如弓，站如松，走如风”，还给我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上了大学，选修过他的“世界现代史”。他说：“看，咱爷儿俩还挺有缘分，你还当了一回我的学生。”但我平时在校园里看见他，尤其是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却从来不敢跟他打招呼，因为他耳背；万一听到了，又怕他看不清，因为他高度近视。1996年我回北京，何叔叔正在北大海外教育学院工作，父亲带我到勺园他的办公室去看望。我先进门，他迎出来，非常客气地问：“有何见教？”我笑得直不起腰来，他才认出我。21楼当年还住着父亲的另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他的老朋友林华国。这是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父亲同事的名字；他跟父亲文革前在北大19楼集体宿舍就住同一个房间。林叔叔在21楼结婚时已经38岁，因为喜欢孩子，又没孩子，所以常跟我小妹妹一起玩；后来他自己有了女儿，又给女儿取了跟我妹妹相同的名字。
1973年秋，母亲已经随单位下放回来，不久把三岁的妹妹从大姑家接回北京。因为妹妹在大姑家里管大姑叫妈妈，管大姑夫叫爸爸，而且因为她实际上等于没见过父亲，所以母亲在回程的火车上给她做了一路的工作，让她回家一定叫爸爸。她进了门，叫了一声“爸爸”，就后悔了。父亲想方设法跟她套近乎，还去食堂买来平时很少买的肉包子给她吃。妹妹吃完，仍不开口，直到三个月之后，才慢慢放松下来，逐渐接受了我们这个她不熟悉的家。
妹妹上了全托幼儿园，我跟父母仍然一起挤住在21楼那一间屋子里；周末妹妹回来，就跟我睡上下铺。那年，我们家花两块多钱买了一只铁皮小火炉，可以烧两块蜂窝煤[63]的，放在屋门口走廊上。平时父母都上班，我们从食堂买主食，自己做些菜，前者可以省时，后者可以省钱。那时21楼还住着历史系一位姓曾的福建籍老师，我叫他曾大爷。他的家属在乡下老家，家里孩子多。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最最基本的生活费，全都寄回了家，连邮费都是从寄回家的那部分钱里扣除的。他没钱吃食堂，刚入冬，街上卖冬贮大白菜时，他到海淀的菜店门口去捡人家间下来的菜帮子。系里的教务员戴济冠阿姨有一次看见了，赶忙避开，怕让他难为情。自从我家买了小火炉，每天傍晚我们做完饭，曾大爷就过来借火，用我们的余火做点吃的。母亲从来不让我出去看，所以我始终不知道他做什么，吃什么。
那时的邻居里，还有考古专业的年轻教师秦文炯。印象里秦叔叔总是大大咧咧的。有一次学校后勤部门从校园里的未名湖打了鱼，分给大家。秦叔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锅，把他仅有的半斤油都倒进去炸鱼，弄得大家都笑他，他也不在乎。过了一阵，听说因为家属不能调进北京，他调回西北老家工作去了。又过了两年，听说他跳黄河自杀了，尸体一路冲到河南才被偶然打捞上来。大家对他的死都大惑不解。听父亲说，秦叔叔本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有时甚至非常粗心。文革中，在两派冲突中，历史系有个叫李原的教师被斗、被关；有一天秦叔叔值班看守他，竟然同意让他一个人去海淀买东西，结果李原买了安眠药，自杀了。
那两年在21楼结婚的人当中，有三位的新婚夫人是中、小学老师，后来都陆续调到北大附近的学校教书。其中王晓秋的夫人郭小非是数学老师。结婚那天，父亲问郭阿姨：一加一等于几？她不愧是教数学的，立刻回答：等于三。听大人们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过一个故事。王叔叔在文革当中曾经被逮捕关押；为此，婚前郭阿姨所在的学校还来北大外调过，结果发现没什么实质性问题。问题是出过的，不过颇有戏剧性。文革初期经常贴大字报，有一天晚上，王叔叔抄大字报抄到很晚，太累了，往刘少奇等被打倒的人名上打红叉叉的时候没留神，打到了毛主席头上，自己也没发现，就贴了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21楼里有一段时间还住过一个寡妇和两个很小的孩子。记得那个阿姨相当年轻，也许还不到30岁，但人显得很憔悴，总是愁眉不展。北大大批人马下放江西的时候，理科有三个系去了陕西汉中。我听说，他们在那里搞定向爆破，那个阿姨的丈夫就是在定向爆破试验中出事故死的。她带孩子住在21楼时，好像是抚恤金问题还没有落实。[64]
北大从1971年恢复招生，当时还在江西干校，所以回到北京以后，第一批在江西招的工农兵学员被称作“江西班”。我记得有一个江西籍学员叫陆勤俭。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一个口号：“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所以学生党员里还有人进了校党委。他们当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因为是劳模，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但听说也有走后门的。记得有一次父亲批改学生的文章时，我站在一边看，看到有个学员的文章被他改得很厉害。我问，人家怎么看得懂呢？父亲说，没问题，他原来是排字工。那时印刷厂里的排字工算是文化程度高的，受过训练，能看懂被编辑涂改得乱七八糟的稿子，熟悉那些符号。
还记得有一个叫赵杰兵的学员特别严肃，特别认真，为了一篇文章，他几次来21楼找父亲切磋。他喜欢皱着眉头说：“这个问题我是反复琢磨过的。”那个“琢”字，他念得很重。父亲告诉我，赵杰兵的父亲叫赵凡，是个老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了“叛徒”。“叛徒”的儿子能进大学算是很幸运，所以赵杰兵格外珍惜学习机会。
那时历史系还有一个学员，是罗荣桓元帅的女儿，在学校里一直是穿着军装的。此外，我还记得三个上海女学员，一个叫李瑞英，一个叫林乔英，还有一个姓吴，其中两个是上海市区来的，一个是郊区来的，她们自己分得很清楚。她们曾把自己用不完的粮票给我母亲，我也常去她们宿舍玩。当时系里个子最矮的女学员，我叫她“小蒋阿姨”，常跟她比个子，但不记得她是哪里人了。还有一个又黑又瘦的海南岛学员，暑假探亲回来时带了一包椰子糖，分给大家吃。我因为年纪小，多得了几块。毕业后留在系里工作的王春梅、刘隐霞、臧健等人，我那时候也都认识。
在我的印象里，工农兵学员对老师很尊敬，跟老师的关系一般都不错。听父亲说，前两年他们返校，还请了他以及系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吃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天在同一饭馆同一时间，历史系一班当年的红卫兵也返校聚餐，两拨人狭路相逢，红卫兵们跟当年的老师连招呼都没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曾经动手打过老师的。
批林整风时，我有一次不知从哪里看到一幅漫画，批判林彪的“天才论”，上面画着林彪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嘛！”据说这是他的原话。我找到一块大约两尺宽、一尺半高的小黑板，用粉笔照猫画虎把那幅漫画描上去，然后挂在了21楼二层楼梯口对面的墙上，大家上上下下都能看到，我心中不无得意。时间长了，不能老挂同一幅画，我就花样翻新，到楼下传达室去打电话询问天气预报，甚至电视节目预报，然后抄在小黑板上，等于给气象台、电视台做了义务广告，不过当时还没这种概念。
那时，21楼一层、三层分别住着北大制药厂生化专业的男女学员，没有电视；我要看电视，就得去36楼历史系的会议室。频道只有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全是黑白的，每天晚上大约七、八点钟播新闻，然后演一些老电影。新闻开始前，银屏上只有一些黑白相间的不规则色块；往往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只能干等。那时电视还远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21楼对面的19楼，中文系教工宿舍里，也有一台电视，本来去那里看更方便，但我去得很少。原因之一是那里有人找父亲给我告过状，说我看节目时曾经大声喧哗，随便发表评论。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些什么，但说过话是一定的。
1973年底，黄帅日记在报纸上发表，批“师道尊严”、反潮流成了时髦。在21楼结婚的历史系教师朱耀庭的妻子，当时就在黄帅上学的中关村一小教书，好像姓陈。报上说，日记发表后，黄帅的班主任很快就承认错误，改过自新了。在那之后不久，有一天朱耀庭家来了一位客人。住在楼里的几个孩子得知他是黄帅的班主任，那位上过报纸的新闻人物，就都凑到朱叔叔家门口探头去看，弄得他很狼狈，只管埋头吃饭，不敢抬头看人。后来，有一次我跟父亲去北大西南门对面的长征食堂，正看到黄帅带着几个同学在那里擦玻璃。她成了典型，这种事不能不带头去做。
在北大附小上学时，星期六下午经常要开班会，老师讲评纪律；有时干脆只是学校领导在广播里讲话，学生一律不许请事假。有一个星期六下午，父亲系里组织工农兵学员去北京郊区参观一个叫焦庄户的村子，听说抗日战争时期那里的农民挖过地道，跟日本鬼子周旋。电影《地道战》很有名，我因此特别想去看看真正的地道，父亲也很想带我去，但老师没准假。有时候我们板报组的三个人，我、陈江花和陈倚虹，利用星期六下午出黑板报。后来上大学，陈倚虹进了北大物理系；陈江花进了北大图书馆系，不过因为曾生病休学，比我们低了一届。
当年附小的广播台叫“北大附小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广播台”，每天下午上课前播音15分钟，广播稿一般都是各班投来的，内容多是表扬好人好事。我上四年级第二学期时，白老师不再当我们的班主任。他被调去教体育课，还兼职负责广播台，拉我去当了播音员。同时进广播台的还有比我低一年级的彭晔和韩小光。记得他俩同班。除了下午课前的播音，我每天上午上课间操时要到播音室去放广播体操的配乐录音，中午放学前还要提前几分钟离开教室，去给全校播放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放学时各班排路队，学校要求大家按照这首曲子的旋律整队出发。广播体操的绿色唱片比较薄比较小，是33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那种厚而大的黑色唱片，45转，所以每天总要调整两次。我有时忘了调，放出来的音乐声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那两年，我除了跟历史系父亲教过的一些工农兵学员混得比较熟，还喜欢跑到系里的打字室，去看打字员刘兰春打字。那时没有电脑，打字要用铅字，密密麻麻三大盘，每个铅字嵌在一个小格里，都是上下颠倒的。打字时，要把铅字用一个带长把的小夹子夹起来，速度很快，重重地敲在固定在一个圆轴上的深蓝色蜡纸上，这样字的上下就又颠倒过来了。那个夹子的一端好像是靠弹簧连在打字机上的，因此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对准需要的字。打字员要背下全部键盘，即每个字的位置，然后才可能熟练工作。蜡纸下面本来有一层像丝棉一样的薄薄的衬纸。字打好以后，把衬纸取下，把蜡纸固定到油印机的滚筒上，涂上油墨，抹匀，摇动摇把，这样，就能把打好的文字一张张印出来了。铅字敲到蜡纸上时，打掉了上面的蜡，所以油墨能渗过去。除了打字之外，刘阿姨还是北大女排的主力。她个子高，身体壮，她在北大第二体育馆外的球场上参加排球赛的时候，我总是她的忠实观众。
我住在21楼时，那里前后还住过另外几家带孩子的。1972年夏我刚去的时候，楼里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李玲，母亲是化学系的老师，叫罗淑仪。我在附小与李玲同班，后来她家搬家，她转学走了。另一个比我们大两岁，叫张芳芳，父亲是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老师，叫张剑奇。芳芳的妈妈是体育学院的老师，后来她家就搬到体院去了。听父亲说，芳芳的爸爸很会做饭，在江西鲤鱼洲的时候，每人每月一共几两食用油，他居然给大家做过一顿本来会很耗油的烧茄子。原来，他亲自到菜园里挑了一些皮一点都没破的茄子，然后在一口大锅里放上全连那个月所有剩下的油，连着皮炸茄子；因为茄子皮没破，所以油一点不费，用完的油又倒回桶里，以后接着用。那顿饭，父亲说吃得格外香。
考古专业一个年轻老师陈跃军，老家在湖北。大概是1973年，他女儿燕平来到北京，在附小插班上了一个学期，也住21楼。临走时，燕平带了一纸箱小人书。听说她回到老家后，周围的孩子都很奉承她，否则借不到小人书看。那时乡下孩子看到小人书，是非常稀罕的事。
此外，历史系一些家在北京的老师，暑假里带孩子来北大游泳，我们还一起打过乒乓球，比如郭华榕的儿子郭黎，徐天新的儿子徐宁和女儿徐红。他们都比我大一、两岁，打球的时候我们总是争来抢去。张广达的儿子张谦小我一岁，也来过；他喜欢自己踢足球。范达人的儿子范军比我小两岁，寒假来。他是个很和善的孩子，有时还送给我塑料彩色年历片，记得有一张上面有吴作人画的熊猫。那时小孩子没什么奢侈品，过年得到一、两张小小的年历片，就很开心。彩色年历片稀罕的主要原因是，那时家家的“年历”都是千篇一律的“月份牌”，即一块16开大小可以挂在墙上的硬纸壳，上面印着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洞，以窄条铁片穿过，吊着一叠日历，可以每天撕下一张；日历上除了阳历，还有阴历、节气等信息，但小孩子看不懂。我住在21楼时，何芳川的大女儿大冬也在那里住过一小段时间，那时她妈妈还在苏州工作。后来，考古专业的李仰松家搬进21楼，他女儿燕云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小妹妹的大朋友。我们每天一起上学，同年级，但不同班。那时我家住21楼224号，燕云家住203号，她家隔壁201号还住着一个父母不在历史系工作的小女孩一家。
1972年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这是继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又一次重大外事活动。那些年，印度支那三国[65]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如火如荼，跟中国常来常往的尽是那些国家的元首，比如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总理范文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乔森潘首相等，再就是跟中国仍然保持关系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我另外记得的还有一些稍后访华的非洲国家首脑，比如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他的全名特别长，我从报纸上看到后背了下来：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他们来中国，就像走亲戚，中国人慢慢都习以为常了。尼克松来中国不一样，他让我们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即并非青面獠牙；田中来，也让我们知道了，跟“小日本”是可以打交道的。
话说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同班同学杜荣、李玲三人排着路队走进北大东南门，没拐几个弯，快走到大饭厅（现在的百年纪念讲堂）东侧时，突然看到我们平时朝南走的路被堵住了，只有一条斜穿到小饭厅（后来的学三食堂，已拆）门口的路还开放，但气氛显然不一般，没有行人，只有十几个工农兵学员集中在大、小饭厅夹角的地方，转着圈子打腰鼓。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解放军女学员，因为她个子高，还穿着绿军装。我们不知怎么回事，好在杜荣打头，一路前行，我和李玲就紧跟，走到一半才发现我们抢了人家的镜头，因为在与那些学员打腰鼓的地方斜对的16楼旁边，架着几台摄影机，一些记者正从那里远距离拍摄。我们不能退缩，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待我们走近小饭厅门口时，突然有个穿灰制服的中年人迎上来，说：“你们表现不错！”后来才听说，那天田中到北大，带了一些日本记者，当然要拍摄中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那些打腰鼓的本来是为了做样子，不成想让我们三个小学生提供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