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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初看网络小说时，看了几本标题挺吸引人的小说，这一下不得了，一棍子打死一大片，觉得网络小说原来是这样的：趣味性有余，但思想性太弱。情节是复杂而紧凑的，天上地下，古今中外，一拳可以毁灭一个山头甚至星球，可谓精彩诡异。但看完后回想起来，脑海里只有无尽的杀戮、权利、财富与**，以及永恒不变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生存法则，却难以记起其中有哲理的一句话或一个故事。而由于职业习惯，我早已养成喜欢寻根究底、思索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定式，于是觉得很多情节荒唐可笑，无法YY，导致那几本小说我都没看完，成了我无聊时的快餐，尝几口可以，但营养显然不够。
直到后来看到了一些思想性较强的网络小说后，我的观点才发生了巨变，原来寓庄于谐、令人从貌似荒唐的情节中得到另类领悟的好文章也为数不少，无厘头的插科打诨却往往能诠释人世间最深刻的悲与喜。于是，我逐渐习惯了在网上遍览群书，追寻心中的理想、正义与快意恩仇，追寻跌宕的人生和情感历程，得到一些人生的感悟与快乐，平淡的生活因而多了一些新奇和不同。
在我看来，作家其实就是法官。他们在虚拟世界中体验世间百态，然后根据写作目的或者个人喜好，判决谁生谁死、谁胜谁败，并尝试剖析自己的灵魂，以得到升华，作家做着自己灵魂的法官，也做着自己虚拟世界里的法官。而这，就是作家这个职业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从没敢奢望能成为一名作家，只是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脑里盘旋着的一些思想，总有种借助一个平台来表达出来的冲动，因此在心血来潮时，也决定堆砌一些文字，并在这些文字中拥有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自由心灵，随心所欲地做一回自己人生和灵魂的法官。
这种心血来潮很快就化作了一些文字。作为文字的载体，我选择了穿越小说，这只是为了在网上看到的那句话——人类永远不能缺失幻想。但当我随着主人公穿越到明末乱世后，慢慢地感觉到了几个难题：
一是文字的运用。我是一个比较苛求自己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每天匆匆忙忙地写完一段就扔上网去，而导致质量不一或出现前后矛盾。我总是在反复地修改，总想着要做到没有错别字和病句、前后的情节和思想都符合逻辑，因此修改花去了我很多的时间，总觉得要有经得起自己推敲的存货才敢陆续上传。这样写东西自然比较累，光开头我就重写了几遍，因此删掉了一万多字，但我认为这还是值得的。毕竟，自己都看不顺眼的东西，却拿给别人去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同时，我写的是穿越到古代的文章，那么是否通篇对话都应该使用文言文？每次看古代小说中那些晦涩的古文时，我总不以为然，认为古人不可能都这样文绉绉地说话，又酸又难懂，日常对话与现代应该还是接近的。不过是写史书的那帮子文人墨客，总喜欢用精简的文学词语，将日常用语高度凝缩，以成为言简意赅的佳作流传后世。所以想来想去，我最后把大多数对话都改成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一是自己古文水平有限，不想照猫画虎、东施效颦；二是写起来可以行云流水一点，不至为了写成文言文而影响写作的快感；三是减少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的代沟，同时让亲们看起来也轻松一些，这叫写者姑妄写之，看者姑妄看之，嘿嘿。
二是我小说中思考性的东西稍多了一点，偶尔还会影响对话和情节的连续性。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就是爱胡思乱想，自然会在写作时有所反映，而且私下里认为这种思考对生活是有些益处的，它或许可以让我明白，我到底在寻找什么？这让我觉着写作的快乐。以往我曾混迹于一些论坛中，随心所欲地写过一些中篇和短篇，那时的写作可以说是真正快乐的。而开始写长篇后，我才发现，写作时除快乐外，也有很多时候是无奈和烦闷的。长篇是需要控制小说节奏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嘎然而止，因此当我想不出情节时，就会觉得写东西比女人生孩子更难，因为你肚子里这时根本没货；当我有了灵感奋笔疾书时，领导叫我去开会，开完会后，灵感早就不翼而飞了……还好，我有了另一个发现，当我写长篇时，人生的很多经历、事件会浮现在脑海里，偶尔把它们写在小说里并发发感慨，就会觉着以往的人生毕竟没有白活，在自己的文字里留下了这么一点影子，哪怕是那些挫折和痛苦，还有那些不知所谓地玩着电脑游戏的岁月。因此，对以往的生活进行检讨和思考，是我着手写长篇后最大的收获，这是写作中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我不舍得放弃。
三是历史的困扰。明末那段历史是异常沉重的，也是争议非常多的，就连本书的主人公李岩的存在也存有很大争议。郭沫若在他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末尾说：“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而知名学者顾诚则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李自成军中未曾有过李岩这个人物。这使我不得不考证了史学界的最新发现，并在第一章就略为花费笔墨，试图揭示真相。而至于崇祯和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吴三桂为何引清兵入关，则更是众说纷纭了。但小说毕竟不是史书，很多事情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了，而且我也压根就没打算去复述历史，因此这个问题并不大。
然而，这毕竟是本架空历史小说，总要涉及到历史，但那段历史离我们太远了，要想在政治、社会环境和生活细节等方面写得完全符合历史，是件很难的事情，看很多的资料也不一定能得到正解。比如地名、人名、服装、食物、驻军数量、当地方言等等，往往为一个细节查一晚资料才能得出差不多的结果，这严重影响了写文章的快感。所以我就索性天马行空了，可有可无的就虚化，方言也基本不用，必须要写要用的，才认真去查找资料。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本是虚言妄语，又何必处处皆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当然，我也欢迎亲们对我的一些重大谬误之处予以指正。
第四个难题则是最困扰我的难题，就是自己突然有些过份投入了。因为自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所以在我预想中，自己写的第一本书应该是润笔之作或说是游戏之作，是以放松和玩笑的心态来写，自己的灵魂永远清醒地超越在那些文字之上。但是事与愿违，人物的悲和喜很快折射在自己的心里，我开始整日整夜地牵挂着这部小说，有时甚至通宵地在键盘上敲打着那些自认为有些意思的文字。写作时，我会因为主角的开心而快乐，因为主角的悲伤而难受，也偶尔会在吃饭时设想出一个搞笑的情节，从而边吃边笑出声来。甚至，我在看到另一本穿越小说中男主角囚禁并强奸红娘子的情节时，仿佛我心中的女神受到了最深的亵渎，我当时竟出奇地愤怒，恨不得立即找到那作者，将一口唾沫大义凛然地吐到他脸上去，而全然忘了这只是游戏人生的虚幻小说罢了。我知道，自己有些入魔了，就象初恋这种事一样，竟发生在写作上了。
如果这种状态发生在曹雪芹身上，那是好事，他会因此写出好小说。但发生在我这个新手身上，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了，还没交给亲们看，就自我陶醉起来，这不是有些太自作多情了吗？不过我想这终究不算是多大的坏事，反而会激励自己写完这本书，不管有没有人看，都绝对不至于太监。因为从我入迷时起，这本书就好比是我的孩子了，哪怕连奶粉钱都没有，我也死活都要把他拉扯大，看看他长大后是个啥模样。
等到那一天，我会告诉朋友们：“看!这就是我的孩子，他不是双眼皮，鼻子也有点塌，长得不是十分玉树临风。不过，他有两条前腿，还有两条后腿，发育非常完整。瞧，他今年十八岁了，在地上爬得多好啊。”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琏，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
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曰：‘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岩议。岩曰：‘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
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频年旱饥"，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督师讨贼"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崇祯八年"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庚辰年"的蠢蚀坏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振》条下云："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钅轻〕（应为朱采〔钅轻〕），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寇贼"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
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
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遍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
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
，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行。"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
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
她具有"严正"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
曰：‘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日：‘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日：‘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
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载："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自成虽然回到了西
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流寇"的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没事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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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
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面为《李闯王》；
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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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一作者:日期:12:58:30
一部家谱拽回“失踪”历史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大变局，往往意味着大灾难、大动荡，同时也是大机遇、大转折。
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上最为诡谲多变的年份之一。那是一个国家天崩地裂、沧海桑田的年份，一个机遇山呼而来、海啸而去的年份，一个产生英雄、造就悲剧的年份。
按照天干地支的古老纪年方法，这一年唤作甲申年；按照天干地支古老纪年方法，至今岁月已经循环了6个甲子。但这一年还是让人无法忘怀，曾经有无数人记述、探求、回味、思考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先生于1944年写就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这篇洋洋洒洒两万余字的名文中，郭沫若先生把大量笔墨给了李自成麾下的几位河南人，似乎在他看来，李闯王“成也河南人，败也河南人。”。对于一位叫李岩的河南人，郭沫若更是倾洒了浓的化不开的惋惜和同情。文中他写道：“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还感慨：“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为什么如此推重李岩？这大概要从李自成的悲剧说起。
李自成是在河南化为蛟龙的。
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之前，李自成屡战屡败，被官兵逼得几乎上吊自杀。崇祯十三年，他从巴西鱼腹诸山中轻骑突围，逃入河南。自此后恍如脱胎换骨，仿佛蛟龙入海，几乎战无不胜，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发展之快，只能用暴风骤雨来形容：三年多一点时间，他把河南、湖北、陕西收入掌中。随后从西安出发，不到两个月便拿下山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攻下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短短几年工夫，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换代眼看就要完成。
但很不幸，李自成“其兴也勃，其败也忽”，在北京紫禁城的龙椅上只坐了４２天，“冲冠一怒”的吴三桂就引着清兵杀奔而来，从此李自成一败涂地，上演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悲剧。
在郭沫若先生看来，李自成“其兴也勃”，是由于得到了李岩；而“其败也忽”，是由于他不再听信甚至杀害了李岩。
李岩有两次重大的建议。李自成初入河南，李岩说：“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闯王听了这话，严明了军纪，“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此后他的部队几乎令天下望风披靡。郭沫若认为：“有了他（李岩）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李岩上疏建议他严格约束部队，稳定京城，招抚吴三桂。大概话说得不太顺耳，闯王这次“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不仅如此，退出北京城之后，李自成倒是听信了另一位河南人牛金星的谗言，杀死了李岩。据史籍记载，这次内讧导致了义军的瓦解，“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
在那个甲申年，李岩是一位能看清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的悲剧人物，因此他被郭沫若所看重。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的名文，由于受到**的赏识影响极大。但在学术界，郭沫若的观点和他所引用的史料并不为所有的人信服。
史籍记载，李岩是河南杞县举人，父亲是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的李精白。但清初就有人撰文指出，杞县并无李岩其人，李精白也没有这样一个儿子。三百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位“乌有先生”。１９７８年，知名学者顾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李自成军中未曾有过李岩这个人物。如此重要的人物真是位“乌有先生”？这成为史学界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大悬案。
２００２年，焦作博爱县唐村李姓家族发现了失传多年的家谱，有明史专家看到这部家谱后，惊奇地发现，李岩确有其人，但他不是杞县人，而是博爱人。
不仅如此，专家在进一步研读中发现，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另一悬案——太极拳源流之争，也可在这部家谱中找到答案：太极拳是李岩和他二哥李仲，与其表兄、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廷共同开创的。
一时间，这部《李氏家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这部家谱的面世，能让困扰学术界数百年的两大悬案水落石出吗？
老家谱好似断线风筝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博爱县的李立炳先生从小就知道这首歌谣，但他从来没想到它跟自己会有什么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立炳发现，这首明朝末年广泛流行的歌谣，竟然出自他的一位祖先之手。
２００２年春，李立炳从博爱县农场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恰在这时，他的家乡——博爱县孝敬镇唐村的李氏家族兴起了续写家谱的热情，家族的人觉得李立炳为人勤谨，有文化有见识而且又有空闲时间，一致推举他来负责这个事儿。
李立炳很快发现，他所应承下来的，是一桩极其棘手的任务。家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为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图录，即记载始祖、始迁祖以来本家族历代先祖名录，这是确认它是不是家谱的重要标志。唐村李氏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家族曾经有很完整的世系图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掉了。
“当时非常忌讳！谁有家谱那是大问题，没人敢保存。天天喊着‘破四旧’，谁家有老东西都烧了！”李立炳说，接受家族编写家谱的委托后，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资参考的资料，家族往昔的背影模糊而混沌。
不久，在李立炳的建议下，唐村李氏召开了家族会议，动员家族成员提供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包括碑文、地契、买卖契约等所有过去的文字资料。
再大的风浪过后，也总会有些东西幸存下来、沉淀在水底深处。唐村是个古村，至今仍保留了不少明清民居，一些残破的石碑、发黄的纸张，承载着记忆的碎片，从各个角落浮出水面，汇集到李立炳的手中。但这些东西，都是片金碎玉，难以构成家族史的亭台楼阁气象。如果发现不了老家谱，续谱的事儿恐怕很难做得完善。种种迹象表明，在村里就是挖地三尺，也绝对不可能找到老家谱。此时的李立炳有点灰心，他感到，家族的往事如断了线的风筝，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天空，再也无法追寻。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重要的发现来得十分偶然。２００２年清明节，李立炳回家上坟，遇到７６岁的李成秀老人。他们都在坟上烧纸，话题很自然地转到续修家谱的事儿上，李成秀突然想起她幼年时的一件事，抗战胜利不久，她父亲去西安之前，曾让人抄录了一份家谱带走了。
这份抄录的家谱是否能逃脱劫难，留存在世间呢？李成秀直摇头，她父亲１９５３年就失踪了，后来再没音信，虽然继母和几个弟弟妹妹还在西安，但经过五六十年的沧桑，村里的家谱都失传了，这份抄录的家谱能保存下来吗？
李立炳动员李成秀：“咱们去陕西找找吧，要能找到那可是一大贡献。”大约半个月后，在村里人的支持下，他们去了西安。李成秀的继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当他们说明来意，老太太顿时面若冰霜，很干脆地告诉他们，是有一份家谱，但早就扔了。
残破家谱隐藏偌大秘密
两个人很失望，正要空手而返时，李成秀的弟弟李成海告诉他们，家谱毁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其实还在。母亲不想让看，是因为曾吃过大亏，她被李家的家庭背景拖累怕了。
李成秀的父亲李太存是“掂过枪”的人。抗战时期，他曾是**博爱县大队副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领了博爱一带，当时他们来势汹汹，李太存的父亲很害怕，非要让儿子退出县大队，到西安经营家里的怀药和麝香生意。李太存的叔叔是私塾先生，写一手好字，他连夜赶抄了一份家谱，让侄子随身携带。
解放后，由于家里地多，李太存的父亲被镇压了。１９５３年，听说李太存在西安，博爱县派人去抓捕这个“逃兵”。李太存听到风声，赶回家与妻子道别后匆匆离去，从此再无音讯。“文化大革命”中，博爱的红卫兵又想起了远在西安的李太存家，他们前去调查，原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李成海因此被调离了工作岗位。李太存失踪后，家谱成为与他关联最密切的东西，为了寄托相思之情，妻子怎么也不肯毁掉这个可能带来危险的东西，将其珍藏起来。
了解了这些情况，李立炳在李成秀、李成海的帮助下，耐心说服了老太太，最终看到了她所珍藏的李氏家谱。
家谱抄写在石印账簿纸上，线装，自订。纸张已经发黄，那是江浙一带用竹子做原料制作的纸，怀庆府（今焦作）一带称其为“竹纸”，看上去比较细腻也比较脆。家谱现存２５页，后面五六页被撕毁。
这份家谱修于清朝康熙五十五年，修谱人是李元善。家谱记载了唐村李氏始祖李清江于明朝洪武四年从山西洪洞县凤凰村迁来后，一直到十二世各代男性的名字，以及他们简略的生平事迹。
看着家谱，李立炳内心深处禁不住阵阵战栗，他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幽深而神秘的祖先们的世界。
从家谱上看，唐村李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谱中所记的人大多“文武双修”，有进士、举人，更有名播数省的武术大家。
李立炳觉得，家谱最奇特的地方，是其《序》文最后对族人的一段忠告：“族长严训，谓明末吾族门九世李公讳仲、讳信、讳牟、讳栋、讳友，皆诱入闯贼，谋主数将。族裔诚祀之所事，避谈籍谱，勿传扬焉……”似乎家族有段隐秘的历史，明朝末年，不少人加入了李自成的起义军，修谱人要求子孙后代尊敬地祭祀他们，但在外人面前应避谈此事，以免给家族带来灾祸。
对于这段内容，李立炳很感兴趣，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家谱中所谈到的李仲、李信、李牟、李栋、李友，都是李自成麾下知名的大将，而李信，就是赫赫有名的“制将军”李岩——那个跟红娘子一起扯旗造反的英雄。直到有一天，李立炳带着这份家谱，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当表情震惊的专家学者围住他，争相索要有关资料时，他才被自己家族深藏的秘密震得愣在了当场。
这份修于清朝康熙五十五年的家谱，记载了李氏家族于明洪武四年从山西洪洞县凤凰村迁到博爱后，一直到十二世各代男性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为寄托对丈夫李太存的思**，这位老人一直珍藏着李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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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二作者:日期:12:58:30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李岩身世缘何成三百年悬案？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是李立炳平生最为荣耀的日子之一。虽然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但这一天，他在一个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上侃侃而谈，台下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全神贯注地倾听。会议一结束，专家就围着他，要求查看唐村李氏家谱。
寻找到失传多年的家谱，对博爱县唐村李氏家族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但他们没想到，这份家谱对史学界同样意义重大，所以家谱又“沉睡”了一年多。一年多后，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份家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李立炳从西安找回家谱后，开始续修家谱。为了准确无误，他们边写边找各家核对。看到家谱，60多岁的村民李振民让突然想起一件事，他父亲临终时交代，唐村与附近李洼村是同宗，两村的关系，“在咱家地里埋着呢”。原来“文化大革命”时平了老坟，他父亲在老坟犁地是犁出一块大古砖，一看竟是唐村李氏始祖李清江的墓志。他父亲没敢对任何人说，又悄悄找地方埋掉了，直到临终才向儿子做了交代。
根据这个线索，李立炳和村里人挖出了那块大古砖，用水洗了，勉强能看到上面的字，除了写有李清江和他妻子的名讳外，还有这样一行文字：“家住山西洪洞凤凰村，洪武四年来到河内怀（庆）府唐村。弟李清河同来，住李洼村。”
以前唐村和李洼村都传说两村是同宗，但一直在争，都说自己的祖先是兄长。发现这块墓志后，两村人共同立了一块“李清江、李清河迁址纪**碑”。
随后，唐村人李俊汉又找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两张照片，拍摄的是“千载寺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千载寺位于唐村外，“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数十通石碑有被砸毁，有的下落不明）。照片上的碑文显示，千载寺曾经是明朝初年向河南迁民的中转站。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唐村和李洼村相约，各出４人雇车前往洪洞凤凰村寻祖。在洪洞县县志办，李立炳把自己收集的资料拿给有关人员看。县志办的领导看后很吃惊，告诉他们全国移民文化研究会第二天就要在该县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２８个单位的５０多个专家学者到会，希望李立炳也到会上发言。
李立炳很意外也很紧张：“叫我发言那可不中！人家都是专家教授呀！”但大会筹备组研究后，一致要求他发言。那一晚上，李立炳几乎整夜没睡，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准备了好几个发言提纲。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彩。专家最感兴趣的是有关李岩的史料，会议一结束，专家们迫不及待地查看家谱，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抄录起来，李立炳倒有些受宠若惊了：“不用抄了，一会儿我给你们复印。”吃饭的时候，专家们纷纷过来敬酒：“真意外，你轰动了会场！”郑州大学教授、著名明史专家王兴亚先生对他说：“如果家谱是真的，那可以帮助解决三个悬案：李岩身世、太极拳起源、洪洞移民路线。”
随后，王兴亚等专家先后对家谱进行考证，并发表学术论文，对家谱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进行了鉴定，认为唐村家谱上的李信，就是史书上的“杞县举人李岩”。目前有更多学者在对唐村李氏家谱进行研究，试图破解几桩困扰学术界数百年的悬案。
这个悬案真够“悬”
李岩的故事广泛流传，其大致轮廓如下：他原叫李信，河南杞县人，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家乡遭受饥荒时，他劝说杞县知县赈济饥民。遭到拒绝后，他拿出自己家的粮食救济灾民，老百姓对此非常感激，奔走相告：“李公子活我。”这时候有个叫红娘子的杂技演员聚众造反，她非常倾慕李信，绑架了他，强行让他娶了自己。李信受不了这个“野蛮女友”，找机会逃回家中。但官府竟然把这个被绑架的“人质”当强盗抓进了监狱。红娘子闻讯攻打县城，营救自家老公，全县饥民群起响应，救出了李信。此时的李信迫不得已，率众投奔了李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用为“谋主”。其弟李牟，也成为起义军的大将。
此后李岩成为历史大转折时刻的悲情人物：他的参加使起义进入**，推翻明朝；他的被杀加速了起义的失败，导致了满清２００多年的统治。
劫余乱后，文人纷纷著述，追述和研究明末这段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历史。上述李岩的故事，出现在赵士锦《甲申纪事》、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吴伟业《绥寇纪略》等文献中。这些作者或为知名文人，或为著名史学家，他们的记述不该是毫无凭据，因此李岩的故事被广泛认可，后来官修《明史》，也写入了李岩其人。三百多年来，因其浓郁的悲剧成分、足够的传奇色彩和引发历史转折的关键意义，李岩的故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金庸的《碧血剑》、姚雪垠的《李自成》都塑造了英武洒脱的李岩。不但文学家，史学家同样看重此人。在后来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李岩的故事都被史学家挖掘出了不同的意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即是一例。
但有趣的是，在李岩故事流传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从此异议不断，使李岩长期成为争论焦点。
人们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李岩的身世上。与李岩同时代的商丘人郑濂在《豫变纪略》中说：“……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由于对杞县十分熟悉，郑濂自信地认为，很多文章中记述的李岩，其实是位乌有先生。
无独有偶，康熙三十二年《杞县志》中的《李公子辨》，同样指出杞县根本没有一个叫李岩的举人，也没有任何叫李岩的人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作者指责谷应泰、谈迁等人撰写史料不负责任，并认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既然杞县并无李岩其人，此人所有的故事都值得怀疑。
又过了几十年，李精白的后裔、颍州（今安徽阜阳）人李祖旦撰文说，李精白不是杞县人，而是颍州人，因颍州人参加开封府乡试，所以文献记载他是开封府籍。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李麟孙、李鹤孙，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生卒年很清楚，绝对不是李岩。
１９７８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诚向“李岩”发出了“致命一击”。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引述大量史料得出结论，李自成起义军中，根本不曾有过李岩这个人物。认为这是一个“合成”的人物，是出于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福士，一位中国史学者，在研究中国河南历史方面颇有建树。他对李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认为这个人和他的故事“不再是实在的历史”，但经过三个多世纪的传播，已成为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可以作为明清变迁之际思想的一个重要迹象进行研究。
如此一来，历史如坠五里云雾。即便是认可、推重李岩的人，也对很多细节感到困惑。郭沫若就曾经承认，他写李岩所依据的一些史料来源是“不可靠的”。而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并且也可能“不是杞县人”，而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
此李精白非彼李精白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记者才理解了一个问题：那些重量级的专家，为什么在见到李立炳所带的家谱后那么震惊。这份家谱对研究明末的历史太重要了，很可能是解决三百年悬案的钥匙。
按照李氏家谱的记述，李岩虽是清化镇（今博爱县）唐村人，但他跟杞县、跟“李精白”的确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身世备受人们质疑，大约是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造成的。
家谱记载：“信，字岩，名（号）威，配陈氏、孔氏。贡生。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卒于崇祯十七年。”他父亲叫李春茂，在家排行第四，大哥李伦，二哥李仲，三哥李俊。李家当时已是大家族，在济源开有煤矿，还在不少地方开有粮行。
李信与二哥李仲（号大亮）关系最密切，两人与表哥、温县陈沟陈奏廷（字王廷，被认为是太极拳创始人）曾在唐村外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拜师结义”，“创艺太极养生功十三式拳”。
后来，兄弟俩陪同陈奏廷到开封考武举，陈奏廷箭法出神入化，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凤夺巢”（即９箭从一个箭洞中穿过）。由于拒绝向考官行贿，报靶官认定只射中一箭，陈奏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像最近“我顶门”事件中的齐达内一样失去理智，张弓搭箭，一箭射死报靶官，考场当即大乱，李仲、李信哥俩只得护着表哥，杀出考场。随后，陈奏廷到登封一支起义军中避祸（据说此事在温县陈家沟代代相传），而李信哥俩也不敢回家，跑到杞县姨母家躲避。他们的叔父李春玉在杞县开粮行，李信就在粮行当会计。李春玉字精白，号晶白，没有儿子，李信早就过继到他门下。也许因此，李岩被传为“李精白之子”，而当时还有一个名气十分大的“李精白”，此人曾任兵部尚书，是魏忠贤阉党中人。大约是有人想当然，造成误会，此“李精白”成了彼“李精白”。
关于李岩赈济灾民的事儿，家谱中也能找到影子。他在粮行工作期间，编写过赈济饥民的歌谣，后来传播甚广，又曾用粮行粮食赈济灾民。后来粮行破产，李岩回到家乡，再入千载寺习拳。
史料中提到的李岩之弟李牟，按照家谱的记载其实是他堂弟，此人也是拳术高手，在陕西传授拳术时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李自成进入河南，李牟回家“牵诱”李仲、李信等人加入起义军。家谱记载说：“（崇祯）十七年（李信）遭贼冤杀。”
唐村李氏家谱不但对李岩的家世和身世作了清晰记述，可以澄清史籍的混乱，而且还记述了李自成起义军其他几位将军。
《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以及《明史》里都记述了李岩之弟李牟。由于李岩存在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李牟必定也是“乌有先生”。家谱的发现，同样证明了李牟的存在。
李自成部队还有李友、李大亮等李姓将军，他们是何处人、出身及经历如何，都没有留下记录。按照李氏家谱，他们都是唐村人，李大亮就是李岩的二哥李仲。李岩被冤杀后，李仲“解甲离闯贼营”，逃到浙江投奔他三弟李俊，长期在浙江“传拳为生”。清朝建立，社会稳定后，李仲回到家乡，康熙二十八年去世。
李岩只有一个儿子，并且很早就夭折了。李仲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元善过继给他。李元善因此“一门双挑，仲、信双立祖，世裔奉祀。”
唐村发现的家谱，就是李元善续修的。虽然李岩死时，李元善只有几岁，但他应该从父亲口中了解到确实的信息。
明史专家、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研究认为，父子亲情使李元善在修谱时不能回避家族的这段隐秘历史，并且他有条件“摒弃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实传闻与记述，依据父亲提供的材料，将事实真相告诉世人”。正是这些记述，使我们对于真实的李岩、李牟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是该谱取材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在唐村，人们还找到了可以佐证家谱的东西。李立炳是李元善后裔，他家仍幸存有祀奉先祖的轴帐一幅，是清末遗物，上有“世祖考信字岩，妣陈、孔孺人之神主”字样。因年代久远，尘染烟熏，轴帐的白纸发暗发黑，已残破，但其字迹仍清晰可认。
据博爱县地名办主任魏美智介绍，唐村还发现了三份明末清初的契约，分别是李牟父亲李自奇卖地契约、李仲买地契约和李春玉做“同中人”的卖地契约。在李立炳家，记者看到了这三份契约的复印件。
在唐村，记者惊奇地发现，这里保存了不少明清民居。据魏美智介绍，唐村中街４０号、４２号等四座院落都是明末建筑，这四座院落坐北朝南紧紧相连，其临街房是同时立架上梁，同时落成，其檩条榫榫相扣连为整体，它是李岩的父亲李春茂为四个儿子建造的。
徘徊在古朴的四合院内，记者不禁心思恍然：这难道就是当年李岩生活、成长、习文、练拳的所在？
长期以来，李岩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为研究李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专家认为唐村家谱上的李信，就是史书上的“杞县举人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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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三作者:日期:12:58:30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李自成入河南化为蛟龙
回望往事，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必然的、有规律的；但当你陷身其中的时候，则满眼皆是偶然和混乱。个人经历如此，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当如此。
能号准时局脉搏、找到病灶、对症施药、妙手回春者，有大智慧。如诸葛孔明，未出茅庐定天下三分，既是如此。
李岩的存在曾经遭到质疑，被认为根本不曾真实存在，他的故事自然也应该没有真实发生过；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和对其真实性的认定，把这个悲剧人物还原为历史的真实，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史籍中关于他的故事，特别是那些负责任的史学家所记述下来的。在这样的故事立，从河南博爱唐村走出去的李岩，是明末那场大动荡、大变局中的大智慧者，他的悲剧在于，他没有遇到刘备，更没有遇到刘邦或李世民。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那么推崇李岩，原因就在于此。
1640年，李自成起义军经历了一个奇迹般的变化。港片《富贵逼人》中，“肥姐”连中**彩大奖，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可谓幸运之至。但她的幸运与1640年李闯王的幸运相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１６４０年是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已起兵十来年，他与其他义军流动作战，没有多大作为。两年前，李自成在梓潼遭官军合围，狼狈败退，又在潼关塬被明朝大臣洪承畴、孙传庭夹击，“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
此时明政府以为李自成已不足为患，下令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改任保定总督。有消息说李自成已经死亡，继任者遂不再追查，他因此逃过一劫。
一年后，北方再次遭受大旱灾，饥民遍地，李自成趁势再起，但很快为官军所迫，前去投靠张献忠。可那哥儿们不地道，想把他做了，幸亏他比较机警，骑匹骡子仓皇逃走了。他的背运没有到此结束，明大臣杨嗣昌又督师追击，派人叫他投降。性格刚直的李自成傲慢地拒绝了。杨嗣昌遂率官军把他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他走投无路，心灰意冷，找了根绳子想一死了之，正找地方挂绳子时，被养子双喜劝止了。
多年征战、桀骜不驯的李自成想到自杀，那可不是心血来潮。这时候他的很多部将悄悄逃走，前去投降官军，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感到自己已是穷途末路。刚解下上吊绳，更让人绝望的消息来了：他的铁哥儿们、最为骁勇的刘宗敏也打算投降。李自成找到刘宗敏，俩人相对无话，看到旁边有一荒废的祠堂，他发出一声长叹：“人言我当为天子，现在算一卦，要不吉利，你砍了我的头去投降吧，也不枉咱哥儿们一场。”宗敏点头同意。李自成拿了几个铜钱扔起，呈现的卦相竟然是大吉！背到极点的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扔卦，结果“三卜三吉”。
按照《明史?李自成传》的记载，这次卜卦对刘宗敏的影响极其深刻，他回到住处，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杀出重围，向东进入河南淅川。
奇迹从这一天开始。李自成一入河南，恍如脱胎换骨，仿佛蛟龙入海，往昔的挫折、失败、霉运、晦气，似乎都留在了鱼腹山中。他的队伍迅速壮大，攻城略地，很快打下河南、湖北、陕西诸省，三年多后，他进入北京，坐在了紫禁城的龙椅上。
１６４０年，李自成为什么如此走运？其间发生了什么？
满地干柴待烈火
明朝到了崇祯年间，已经彻底烂透，不灭亡是没有天理的。连老天都跟崇祯皇帝过不去了。
如果连续１３个月滴雨不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崇祯十二年六月到十三年七月，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现在的焦作一带。整个河南省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崇祯十三年八月，河内（今沁阳、博爱一带）知县王汉请来画家，将本县灾情和饥民状况画成十六幅《灾伤图》报奏朝廷，他希望用最为直观、最有冲击力的方式，让朝廷了解灾情，目的是请求减免繁重的赋税。
王汉是崇祯十二年六月调任河内知县的，当时这一带大旱，沁河断流，河床干涸。没几天却暴雨倾盆，数日不停歇，沁河因之暴涨，数百顷田地化为泽国；又过几天，漫天飞蝗过境，将剩余的庄稼吃光。当年河内县就发生了饥荒，王汉派人去外地买了大批粮食赈济饥民。但厄运刚刚开始，从六月这场暴雨之后，一直到第二年八月王汉请人画《灾伤图》，老天再也没下过一滴雨。由于旱得太厉害，老百姓没法种麦子，而蝗虫却有了繁殖的良好条件，遍地蝗蝻，“无虑万顷”。
王汉在附送的《河内县灾伤图序》中说，由于秋、夏两季绝收，“贫民食树皮尽，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黄腮肿颊，眼如猪胆，饿死累累”。而就在这样严重的灾荒面前，朝廷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仍要该县承担繁重的赋税。除正常赋税外，河内一县额外要负担的辽饷（与满清作战费用）、练饷（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费用）２．４２万多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捐税，“河内之赋之重未有如今之甚者也！”在《序》的结尾，王汉说：“**皇上居深宫之中，远轸民灾，谨令绘工画十六图，而臣手记其略，冒死进呈。嗟乎嗟乎，图之所能及者，得而见之；图之不能及者，不得而见之也……可奈何哉！”遭受如此严重的灾荒，一个有良知的知县仍要苦苦哀求减免赋税，可见当时的明朝行政机构之冷血和僵死。而在民间，崇祯皇帝早就有了一个雅号——“重征皇帝”。
承受如此深重灾难的，决不仅河内一县，而是整个河南。很多地方在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已经连续三年发生蝗旱之灾，到十三年，别说穷人，就是小康之家也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不是没粮食，而是买不起，“斛谷万钱”。而官府仍逼收苛捐杂税。于是整个河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是岁（崇祯十三年），中原盗起，时大饥，斗米钱三千，人相食，群盗大起如牛毛”。
那年李自成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河南。他从淅川进入南阳，“饥民从自成者数万”。简直就是烈火遇到大面积的干柴。
李自成死灰复燃，队伍迅速壮大，从南阳杀奔洛阳，攻下宜阳、偃师等县。“饥民从者日众，土贼一斗谷等皆附之，远近响应，其势渐强”。
这是李自成平生一大转机，但这不足以帮助他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他以前也曾强大过，可灾荒一过，官兵进剿，还是被弄得“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很多史学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这一年开始，李自成部队发生了一种划时期的改变。如郭沫若所说：“（崇祯）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也大有悬异。”这种转变“在各种史籍上认为是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史上最成功的公关广告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从１６４０年年底开始，河南、湖北各地时常会见到摇着拨浪鼓的小商贩，不怎么卖东西，只喜欢教小孩子唱这样的“流行歌曲”，学会的小孩，能得到糖豆若干，唱得好的，能得到馒头一个。
于是这些的歌谣迅速流传开来。那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
这些小商贩都是李岩派出去的，歌谣也是他写的。今天，有人称此举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公关广告之一。它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找到了一种有创意的表达方式，更在于有一个极好的诉求主题，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了闯王的新形象。
有人分析说，这首歌谣如果只有前三句，那就是流寇，加上第四句，不仅流寇变性为“农民起义”，前三句也从泄愤变为鼓动闹事。而李闯王也有了切中时弊的“施政主张”，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在此之前，人们对李自成起义军是有恐惧心理的，所过“（百姓）皆保坞堡不下”；此后，“无知穷民皆望得钱；拖欠钱粮者皆望蠲免……因此贼（指李自成）计得售”。
有人说，李自成是凭着直觉闹革命，一开始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信**。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他与几个穷哥儿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说：“若可做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
而李岩则是一个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人，他对时局的理解高人一筹，最知道成就大业需要做些什么。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在最为动荡的年代，李岩为李自成指引了通向皇帝宝座的康庄大道，这也是将中国带出灾难的正途。“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一个天下归心的王者形象呼之欲出。
此后的李闯王严明了军纪，名言有“杀一人如杀我父母，淫一人如淫我姐妹！”具体的纪律也逐渐制定，“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
大军所向，首先“传牌各处，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这样一个李闯王，几乎令天下望风披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已势成燎原，崇祯皇帝召对群臣，马世奇说：“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
但对于明朝来说，已没有能力挽回人心，人心已为李自成所拥有。
开门迎闯王闭门拒官军
明朝的军队早已失去了民心，他们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
明朝末年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经常拖欠饷银，很多部队一两年不发饷，只能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官军要卖命打仗，却没有军饷，抢劫起来理直气壮。比如名将左良玉的部队比强盗还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这样的官军，怎么能得民心？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左良玉冒雪进裕州（今方城），城中百姓关了城门坚守，“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左良玉想要些粮草，但百姓“粒粮寸草”不给，左良玉无奈开价要买，也被断然拒绝。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有说五十两）为一锭”。崇祯皇帝有如此巨大的积蓄，为何不用来发军饷？为何还要当“重征皇帝”？天下都是他的，为何还舍不得这点金银？只能说朱家皇帝太想不开、太抠门。
朱皇帝家抠门的不止崇祯一人，至少还有住在洛阳的福王。此人“性鄙啬而酷嗜财物”，他拥有良田两万多顷，储藏粮食难以计数。河南数年大灾，民不聊生，盗贼遍野，淅川教谕樊梦斗劝他散财收人心，以救国家之急。“王善之，不能从也”。
后来这事李自成替他做了。起义军攻下洛阳城，打开福王的粮仓，发现很多粮食都“朽”掉了。李自成贴出告示，要赈济饥民，结果“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从此后，李自成的部队“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
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冬，李自成进攻襄阳，走到城门，发现“襄民焚香牛酒已迎”。再进军荆州，“士民开门迎”，“供其粮秣”。
崇祯十六年春，起义军进军云梦、德安、黄州等地，“民皆感之……以故所至风靡。”
李岩的存在曾经遭到质疑，甚至被认为根本不曾真实存在过，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把这个悲剧人物还原为历史的真实。
图为有关专家在唐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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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四作者:日期:12:58:30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大顺朝缘何成“大背朝”
李自成把自己的国号定为“大顺”，名为大顺，其实并不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背”。
大顺定国号于1644年1月，年号是永昌。李自成称王，追尊其曾祖以下，任命六政府尚书，大封功臣。当时拥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声势极大，“出横门，至渭桥，金鼓动地”。
最初的两三个月，李自成真的是“大顺”：二月从西安起兵，三月中旬就打到北京城。北京经过数百年经营，城池极为坚固，在冷兵器时代，这样一座大城，守个一年半载都不稀罕，最不济也该守一两个月。而吴三桂正率辽东精兵赶来，南方勤王部队也在召集之中。但李自成没有给明朝任何机会，他拿下北京城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
《明史》记载，李自成在北京安插了大批间谍，朝廷有什么谋划，“数千里立驰报”。当他到达昌平，兵部派出骑兵前去侦察，起义军“勾之降”，结果这些侦察兵“无一还者”。三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