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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比较 王晓荣      [摘  要]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两者在理论的历史使伞、实质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在一些具体情况上又存在着明显区别。通过这个历史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列宁；毛泽东；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晚年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列宁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理  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新  民主主义的概念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  主主义建设两部分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手  段，其目的是要建立新民王主义社会，以奠定社  会主义的物质文比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实施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经济是基  础，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的  要求必然反映在政治和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和文化也只能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上，因此，经济更具有决定意义。本文即着重从  经济层面，把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进行历史比较。   (一)   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崭新尝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仅只表现于当时俄国的空间和时间，它第一次为经济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因此也深深地影响了广大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实施的反复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将新民主主义与新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考虑。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最早在建党及大革命时期就已传人中国。[1]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比较早地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思考和研究，他肯定新经济政策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为借鉴，开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进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造。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联系俄国当年的情况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2]在七大的结论中，毛泽东强调：“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3]   建国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也有运用，如对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合作制思想的运用；但也有中国自己的创新，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等。在改造的具体途径上有中国自己的创造，但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体制上，又搬用了苏联模式。从改造的结果看，有成功，也有失误。针对三大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1956年底至1957年初，毛泽东在与工商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又联想到俄国曾实行过的新经济政策，认为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太仓促。他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4]这期间，毛泽东几次提到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5]“苏联的革命准备没有象我们这样长。再一层我们没有对资产阶级一律没收，经济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破坏。后头他们搞新经济政策，三年两年就宣布结束，何必这样忙呢?……我们已经搞了3年，再搞7年、13年，不行再延长它三、二年。”[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可见，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和实践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这使新民主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   (二)   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密切关联，而从理论的历史使命、实质和意义等方面看，也有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1．从理论的出发点和历史使命看：   中国和俄国原先都是经济、技术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小农人口占多数。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的提出，都充分考虑了中俄两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都是针对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的具体国情而提出的。列宁分析说，俄国在革命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育不充分、封建遗留还很多的落后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创造出“新社会因素”，就必须借助于商品市场经济，他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小农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即毛泽东所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仍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应当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就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言，都是要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实现国家工业化。列宁很早就认识到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8]。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大大提高生产力，建设工业化。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通过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历史使命的论述中，如果去掉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的政治任务，只就其经济建设的使命而言，主要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9]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郑重宣布：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要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这就是说，无论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现状为出发点的，由此决定两者所承担的历史任务都是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实现国家工业化。由于出发点相似，历史任务基本相同，客观要求的社会经济结构，比如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也有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2．从理论的实质看：   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都是旨在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质都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新”，是相对于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的理论付诸实践，强调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新经济政策主张迂回过渡。列宁认为，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只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1]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政权不是要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只要国家支配着大的生产资料，就能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趋向。很显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新”，是针对旧民主主义而言的，这个“新”上要体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点上。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既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要担负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肯定中国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在半殖民地牛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在这样的国家不论是夺取政权，还是进行国家建设，都要遇到怎样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对资奉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之一。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确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质和精华所在。   可见，不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新民主主义，都明确强调了由于经济落后而发展资本主义在客观上所具有的不可避免性。而就主观条件而言，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利用资本主义为自己服务，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领导权的变化。在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框架内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能够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使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就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3、从理论在马克思定义发展吏上的意义看：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对待资本主义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合理内核运用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俄两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这一实质相似的经历说明，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实施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既能避免资本主义一切可怕的波折，又能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既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又能摆脱原有的贫弱状态，确立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地位，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4．从理论付诸实践的实际效果看：   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在历史上都有一个短时间的实施，并在当时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使中俄两国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俄国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经济在20年代的活跃，到1925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超过1913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在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到1952年底，中国形成典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12]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在战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达到或超过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三)   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都是涉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重要思想理论。但由于产生的时空条件不同，因此两者在一些具体情况上又存在着明显区别。   1．从理论所处的社会背景看：   社会发展的起点不同。中国和俄国都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东方落后国家，但两者“落后”的含义又有不同：俄国原属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俄国取得长足发展，俄国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员，但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在列宁的眼中，俄国作为小生产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欧洲的一个最落后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由一个封建国家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属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就经济基础而言，中国比俄国更落后，生产力的起点更低，而且屡遭列强的侵略和宰割。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首先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一个过渡性阶段。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在提出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苏联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它是属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中止新民主主义实践时，急于跨入社会主义的大门，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轨道。斯大林在放弃新经济政策时，苏联不仅已经驶入社会主义轨道，而且又急于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共产主义冲刺。   以上是两者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上的不同。由此又决定其社会主要矛盾不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既共同存在又相互斗争，“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3]。而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阶级矛盾被人为地夸大了，并造成严重后果。国家政权性质不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专政，而苏联当时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是联共(布)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2．从理论提出的动因和发展态势看：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是当时俄国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逼出来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俄国，又是世界资本主义攻击的对象，遭到列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加上内部白俄匪帮的强力反抗，使俄国又进入连续几年的国内战争，在此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经济战线遭到惨重失败。1921年春内战结束时，全俄经济已陷入极大困境，饥荒遍及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20年比战前减少近6／7，农业减少了1／2。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动乱，农民为反抗战时统制政策而举行暴动，工人不满和士兵叛乱等危急情况的出现，几乎使苏维埃政权夭折。面对困难，列宁果断地指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14]列宁所说的“退却”，就是采取新经济政策。其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利用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可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俄国迫于当时的危急环境所实行的一种退却，是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痛苦思考和反复实践后所作的战略调整，而不是预先的理论构想。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革命胜利后未来新中国发展的一种战略规划。它虽然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呼唤出来的，但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更具有预见性。这一理论构思，是根据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进行理论探索而取得的思想成果，它鲜明地反映了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分析道：在国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革命已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国内，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已经产生并日益壮大，因此，中国革命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认识这一点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15]   3．从理论提出、实施和放弃的主要人物看：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由列宁提出并实施，而由斯大林中止的。斯大林和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认识不同。在考虑对俄国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时，列宁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16]实践证明，这种政策作为极度贫困状态下战争环境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应急性、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局限，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只能是失败的尝试。列宁勇敢地接受了实践的裁决，果断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以征收粮食税和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为中心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在列宁看来，由于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条件，俄国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越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越长。新经济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17]。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列宁。斯大林认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18]当1927年底1928年初俄国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布哈林提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完全可以用经济方法改造城乡资本主义经济，他反对在农村掀起阶级斗争，以暴力消灭富农。但斯大林把布哈林的谨慎政策主张视为右倾，认为粮食危机是富农暗中破坏、农村阶级斗争加剧的结果，为此提出把同富农作斗争当作党在农村工作的重点，并采取非常措施，对不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没收其全部余粮，同时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这实际上又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做法。这样，斯大林就中止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否定新经济政策通过迂回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转而采用激进的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从提出到中止，都是由毛泽东主导的，但毛泽东本人的前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建国前，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经历一个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重要性和发展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他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19]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删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将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继续肯定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原则，强调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1949年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付诸实施，在《共同纲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但时隔不久，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行将开始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针对刘少奇曾提出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主张，他严厉批评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毛泽东急于到达社会主义，他特别说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21]对于三大改造，毛泽东特别关注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正如他自己所说：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22]这说明，毛泽东本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他否定新民主主义应当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时期，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此后，中国就中止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践。   通过对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进行多方面的历史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为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佐证。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内核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参考文献：[1]何仁富．论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思想C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5)．[2][3][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84--385，184．[4][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70[6]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7][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683-684．[8]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15][2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16][1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02，533．[12]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8—19．[1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4]列宁选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8]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3．[21][2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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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第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即使殖民主义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这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流血与污秽”，蒙受了“苦难与屈辱”。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二、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要回答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历史事实的阐述。我们要用大量可靠的历史事实、生动的例子、具体的统计数字、形象的图片资料等，给学生剖析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方式、手段和罪行。下面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简要地概括其侵华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派贵族大臣，如琦善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一步步成为了清政府的“太上皇”。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行政权，并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同时列强还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欣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以上军事和政治侵略方面都是有大量事实和数字可证明的。三、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榨取，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它们首先是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通过1842年《南京条约》首先开放五口，至1895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陆续开放的条约口岸己有40多处。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成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基地。其次是剥夺中国的海关主权。通过“协定关税”把进口税率压低到5%左右。外国商品倚仗特权和低关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本国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此获得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外国资产阶级凭借各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1877年以后始终入超，并越来越严重。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传统手工业遭到排挤和打击。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办工厂、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掠取高额利润，并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巨额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列强的政治贷款常常附有苛刻条件和高额利息，并要求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为担保，这实际上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成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枢纽，凭借各种特权和雄厚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总之，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它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关于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不能把外国人在中国所有的宗教、文化、教育、出版活动，一概说成文化侵略，也不应完全否定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科学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资本—帝国主义确实对中国进行了文化渗透活动，其目的是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土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如担任外国侵略军的向导、翻译，起草不平等条约，甚至公开参与抢劫和屠杀等。尤其19世纪60年代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甚至深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低价收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有的还包揽诉讼、包庇不法教徒，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习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侵略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某些外国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如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并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攻击污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的“黄祸论”，宣称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经济危机，又称“经济恐慌”。通常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的大混乱。生产相对过剩是这种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就生活资料来说，是相对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里，由于各种原因，也曾出现过社会经济的极大恐慌和混乱，但那是一种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而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了。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差不多每隔10年左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故称作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后来，还发生过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中，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的大生产使各企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地加强了，整个社会生产结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按照社会的需要而由社会统一管理生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存在，生产过程由资本家私人管理，这就把整个社会生产的联系割裂开来，各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一个企业的资本家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个别企业生产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上述情况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关系失调，特别是生产和需要的比例关系失调，这种比例失调以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就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不断改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产品越来越多。但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的购买力相对缩小。这一矛盾是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经济危机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社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危机的加深和日益频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愈来愈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历史地位，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83页）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它必然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动因，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消失，而且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随着垄断统治的加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寄生性或腐朽性的加深，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从竞争变为垄断，使生产社会化有了巨大的发展，而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矛盾空前激化。首先，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和不断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榨取超额利润，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无产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加强了，剥削率大大提高，资产阶级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比资本主义上升阶段高得多。其次，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统治。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取得独立，但这些不发达国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经济文化落后，并未因政治上的独立而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仍以各种形式，保留其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权，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通过贸易和资本输出，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加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渗透，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最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帝国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本世纪已经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三大矛盾的尖锐化，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这一切表明，垄断资本的统治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但是，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79页）“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6页） 参考资料：《列宁全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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