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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题来自：单项选择题：下列哪种情况不应进行船舶所有权登记（）。
A．船舶买卖取得船舶
B．继承遗产取得船舶
C．经法院判决取得了船舶
D．根据期租合同使用船舶
正确答案：有，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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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
D．Ⅰ、Ⅲ、Ⅳ
答案：有，单项选择题：
D．Ⅰ、Ⅲ、Ⅳ
答案：有，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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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有，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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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船舶登记港按船舶所有人意愿选择
C．船舶不得有两个船舶登记港
D．船名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舶重名或同音
答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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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热门试卷石油岁月的印记--石油企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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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岁月的印记
　　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上，总有一些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会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一个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总有一些意义非凡的重要经历会成为这个行业的前进动力。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中国石油石化工业而言，则是风雨兼程的30年，负重履责的30年，开拓进取的30年，创新发展的30年。在这30年里，发生了许多令人无法忘记的事件，谱写了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篇章，给人们留下深刻而绵长的回忆与印记。
　　海上吹来第一“风”
　　中国石油的对外开放，有几个时间是必须记取的：
　　日，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代表团走出国门，赴美参观考察。就是这次出国考察，还带回了《地震地层学》和先进的遥感遥测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地球物理勘探水平和找油找气准确率。
　　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海上石油对外合作的“重要问题”。随即批准“在指定的海域，购买外国设备，雇用外国的技术人员，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和所采石油偿还其投资，来进行我国的海上石油资源的开发”。
　　1982年2月，中国发布了第一轮对外国际招标公告。
　　随着对外合作的进展，1984年11月，1987年1月，1992年6月，又相继进行了海上石油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招标。
　　党中央决定以石油工业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借世界经济潮流，推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国门一开，景象万千。
　　这是中国石油的春天！中国石油的对外开放从海洋石油起步，海上大陆架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特区”。
　　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就有多国石油商纷纷挤进来寻求合作。
　　1978年6月，初夏的暖风刚刚吹拂中国大地，一个庞大的法国石油代表团就不请自到的抢先来到北京。紧接着，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美国宾斯石油公司、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等20多家著名石油公司相继涌进北京。
　　作家何建明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实施过程惊心动魄，绚丽辉煌，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许多人可能现在还不清楚，其实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海洋石油开发作为先导的，而且它擂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鼓并影响了之后的中国30年经济发展史及大国地位的确立。
　　人们不会忘记，1960年，中国在莺歌海钻的第一口海上探井―“英冲井”，用的竟是一艘方驳船装上陆地用的那种最简陋的“三角井架”打成的，水深15米，捞得原油150公斤。这就是被石油人戏称的“中国海洋石油第一吻”。
　　人们依然不会忘记，1964年，中国用两个500吨浮筒做基础，上面连接钢架制成的一个宽17米、长22米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南海一号”。“海一井”就是第一次用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海上钻井平台，第一次严格按照科学程序进行的海上石油勘探。后来，康世恩常说的“中国海洋石油靠的是两个筒筒起家”，指的就是这个。
　　中国海洋石油的对外开放，粉碎了国外专家所谓“中国即使能在陆上找到大庆这样的世界级油田，而海上找油则还需要沉默一个世纪”的断言。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可能赶超先进”。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哲理性经典话语，给从事对外开放的中国石油人以极大鼓舞。
　　中国对海上大陆架和南方11省区实行对外开放，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开发石油资源。戏剧性的一幕是，1978年，展开双臂的中国石油，像是在迎接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一样，原油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中国从此跨入了世界石油大国的行列。
　　日至3月27日，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率中国石油代表团赴英国、巴西和美国访问。这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政府代表团。访问期间，与BP、埃克森、莫比尔和德士古四家石油公司签订了在中国南海和南黄海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意向协议书。
　　这些协议签订后，立即在国际石油界引起轰动：“中国的大门真的打开了！”“东方睡狮真的要腾跃了！”
　　短短几个月后，中国黄海南部和珠江口大陆架的海域，以及海南岛南部至北部湾2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数十余艘不同国度的地震船只，破风击浪，往来穿梭，展开了快节奏、高速度的勘探工作。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条例》的发布，确定了海上对外合作第一轮国际招标的《标准合同》，为海洋石油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法律依据。
　　开放鼓点声声急。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向11个国家的41家物探参与公司，发布第一批关于南黄海北部物探区、珠江口物探区的第1号和第2号招标通知书。
　　此后，随着对外合作的进展，1984年11月、1987年1月、1992年6月，又相继进行了海上石油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招标。到1994年底，通过四轮招标，已同16个国家的59家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100个石油合同和协议。中国渤海、南黄海、东海、南海各个盆地都已对外开放。
　　目前，我国海域共发现16个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总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近海大陆架上有渤海、北部湾、珠江口、莺琼、南黄海、东海等六大沉积盆地，这些盆地大都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1985年，中日合作的渤海埕北油田投产，成为我国海上第一个商业性开发油田。
　　中国石油上游勘探生产领域对外开放以来，已吸收超过1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大部分在海上石油勘探开发。2005年3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以及越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为期3年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开展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在南中国海一个总面积为14.3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研究评估石油资源状况，外资企业也在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截至2008年4月，中国已累计与21个国家和地区的77家石油公司签订了186个海上石油合同和协议。目前，中国海油正与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石油公司执行着40个石油合同和协议。
　　中国海上原油年产量已从改革开放前的几万吨，增长到现在的近4000万吨。
　　随着海上对外开放的延续与深入，中国引进了设备，掌握了技术，提高了管理水平，增强了实力，开始从单纯对外合作转变为国际合作与坚持自营相结合，坚持实施国内国外统筹进行的战略。中国海油副总经理周守为告诉记者，中国近海水深超过300米以上的深水海域大约有20万平方公里，计划将7万平方公里开展对外合作，其余大约14万平方公里进行自营勘探。
　　在对外合作中，中国海油快速发展了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通过有效利用国际资本，为今后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自主勘探开发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形成十大配套勘探开发近海油气资源的能力，能独立自主地勘探开发海上油气资源。不仅成功开发绥中36-1、东方1-1等大型自营油气田，并逐步接替外国公司，在合作油田中出任作业者，国际化运营的技术能力日臻完善。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立的中国海油，仅用26年时间，就实现了作业领域从浅水到深水、产业布局从纯上游到综合型、市场范围从国内到国际的三大跨越，实现了西方石油公司百年才达到的目标。
　　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曾评价说，中国海洋石油行业通过对外合作，高速高效地发展了民族工业。
　　面对未来，中国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依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中国如果没有30年前对海洋石油所开启的对外开放的大门，也就不会有今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喜人局面，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充满美好前景的中国石油工业。
　　往事回放
　　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1978年1月，中国石油代表团赴美国考察，并顺访日本。除重点考察美国大型油气田和大炼厂外，还广泛地了解美国开发海洋石油的历史和现状，并探讨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听取代表团汇报。代表团认为，中国有着广阔的海域和良好的找油前景，急需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加快海上石油勘探和开发。并建议中方同美国石油公司进行有条件的接触，在确定的海域内，雇用外方的技术人员，由外方提供装备和技术，逐步开展石油勘探开发，其费用由生产出来的原油作价支付。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听取汇报后，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中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可以采取平等互利的补偿贸易方式，直接和国外石油公司建立商务关系，开展对外合作。
　　这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决策，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的重要讯号。从此，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工业“第一包”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石油自身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这集中体现在原油产量增长的要求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上。由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量明显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加上老油田产量递减加快，1980年的原油产量比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而1981年的原油产量能否保持住1亿吨的水平？党中央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石油部领导更是忧心如焚。
　　于是，全国工业部门第一个全行业包干政策―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开始在石油工业实行。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复苏着沉寂多年的中国经济。
　　“大包干”这一行之有效的生产经营形式，已从农村走向城市。其解放生产力的强大效力正在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与赞许。
　　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对石油工业部实行原油产量亿吨包干的政策。这是国家第一次对一个全国重要的工业行业所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它无疑是开了中国大型工业企业改革的先河，为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这个大包干政策的全面推行，引发了石油工业内在机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激发了百万石油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中国的石油工业再次赢得了空前发展。
　　应该说，在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经过几十年竭尽全力的艰苦奋战，为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自身的发展已经举步维艰。这集中体现在原油产量增长的要求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上。由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量明显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加上老油田产量递减加快，1980年的原油产量比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而1981年的原油产量能否保持住1亿吨的水平？党中央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石油部领导更是忧心如焚。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的最后一年，国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给石油部的投资最多只能达到1980年的50%―17亿元。
　　“如果石油生产完不成1亿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重新作调整。”国务院领导的着急可想而知。
　　新区要勘探，老区要上产，产量要稳住，资金严重不足。出路何在？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余秋里，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等，都在从不同角度关心和思考着1亿吨原油稳产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包干的轮廓开始在康世恩的脑海里越发清晰：国家能不能对石油部实行年产原油1亿吨包干政策，增产节约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出口，换回的资金用于勘探、开发和技术改造。
　　康世恩的包干思路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赞成与支持。
　　当时“两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猛涨，每吨原油曾涨到260美元，而国内油价只有每吨100元人民币，相当于35.7美元。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
　　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
　　日，国务院批准了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方案。至此，中国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个行业包干政策正式实行。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石油部决定在胜利油田先行试点。
　　包干之前的胜利油田，勘探开发形势并不乐观。1978年原油产量为1946万吨，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原油产量逐年下降，到1980年已降至1759万吨，1981年计划调整到1590万吨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实行包干后，胜利油田的年原油产量指标是1590万吨。据此，胜利油田对勘探开发重新做了部署，对改革管理体制、扩大油田自主权、从超产收入中提成、建立福利激励基金、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等内容，都做了具体安排。随后，分级包干、责任到人的包干形式由点到面在全油田逐步展开。
　　大包干使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改变了箭头朝下的局面，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从1981年起三年包干，年年超产，超产幅度一年比一年大。1981年原油包干指标是1590万吨，实际完成1611万吨，超产21万吨；1982年超产34万吨；1983年超产207万吨。从包干前的连续3年下滑变成了包干后的连续3年增长，为全国稳产原油1亿吨以上和保持世界石油大国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胜利油田的原油产量以年均25%的速度快速增长，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成为了响当当的全国第二大油田。
　　大包干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热情，增产节约潜力得到了有效发掘，潜在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全国的原油产量持续增长。1981年原油产量为10121.94万吨，1982年为10220.5万吨，1983年为10606.6万吨。从1978年开始，中国石油产量连续20年上亿吨。1981年至1985年，通过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共筹集勘探开发基金117.3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投资的93%。
　　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的推行，迅速摆脱了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境，使中国石油工业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轨道。
　　对于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实践与成果，康世恩曾做过简练、深刻而富有前瞻性的总结性概括：实现1亿吨包干，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管理，三是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四是靠登泰山过十八盘的精神。并根据未来发展的需要，就有关政策问题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实行包干制，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增强石油行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沿海大陆架实行对外开放，开发海上油气资源。三是允许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也可向国外直接贷款。
　　往事回放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石油自身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这集中体现在原油产量增长的要求和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上。由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工作量明显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产量增长速度，加上老油田产量递减加快，1980年的原油产量比1979年的1.06亿吨有所下降，而1981年的原油产量能否保持住1亿吨的水平？党中央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石油部领导更是忧心如焚。
　　综合各方面考虑，一个包干的轮廓开始在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脑海里形成：国家能不能对石油部实行年产原油1亿吨包干政策，增产节约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出口，换回的资金用于勘探、开发和技术改造。
　　康世恩的包干思路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赞成与支持。
　　一亿吨原油包干方案，经石油部党组集体研究后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能源委关于协调组织石油部超产原油、成品油出口安排问题报告的通知》。至此，这个198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个行业包干方案正式出台。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主要内容是：石油部承包生产原油1亿吨，原油统配商品率为94.5%，炼油厂产品总收率90.5%，超出部分允许石油部出口，所得差价的85%作为石油勘探开发资金，15%作为职工的集体福利和奖励基金。所得外汇全额留成，用于进口器材、技术。
　　走出“渤2”事件的阴影
　　“渤海2号”钻井船是1973年从日本引进的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
　　“渤海2号”事件，不仅震惊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死亡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这是中国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
　　“渤海2号”的翻沉，注定是一场悲壮而惨烈的特大事件。
　　“渤2事故”发生后，一时间，从国家机关到石油行业乃至全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首都多家新闻单位介入事故调查与报道。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发表有关“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的消息，紧接着又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和读者来信。《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除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外，还采用社论、评论、通讯和专栏等形式连续报道。
　　消息和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响。各新闻传媒在随后的大量报道中说辞纷纭，呼吁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事故责任者，确实保障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证国家财产不被践踏。“渤2事件”报道引起国务院领导极大重视。在强大舆论影响下，国务院做出决定，严肃处理“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责任人。
　　8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解除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并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以记大过处分。报纸还迅速报道了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渤2”事故案直接责任者判处徒刑的消息。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在各条战线引起巨大反响。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反映：部长解除职务、副总理记大过、国务院公开检讨，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说明党和政府决心严肃法纪，厉行民主，四化建设大有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相关报道达2000件左右。
　　对此，新闻史家认为，关于“勃2事件”的报道，实现了批评报道特别是突发事件新闻传播的三大突破：首先，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包括责任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其次，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第三，突破了对高级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
　　“勃2事件”的报道，对经济战线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方汉奇教授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一书中指出：“‘渤2’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便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但是，受“渤海2号”事故影响，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工作也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因而一场空前的“3?23大论战”即“渤海论证会”，于1980年3月激烈展开，矛头直指正在进行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
　　这对一心一意为国家石油事业想杀出一条对外合作的血路的海洋石油人，无疑是一盆迎头泼来的冷水。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呕心沥血、赤胆忠心地干了几年的对外合作工作，竟然一夜之间被说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行为”，这种声音延续到后来渐渐演变成对整个石油部的工作及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全面质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来自民间的言论，都是因“渤海2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人民内部观念与思潮的交锋，中间也掺杂着“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恶意攻击及“两个凡是”的阴影。
　　“渤海2号”事件的发生，使不少平台都停止了海上作业，甚至于报废。对正在成功地一口一口打着探井的“胜利1号”钻井平台，究竟还敢不敢用也发生了争论，一度影响了海洋石油勘探。后经六机部702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船舶科研中心等有关科研单位，对“渤海2号”的翻沉进行反复的实物科学技术鉴定、船模试验和电子计算机试验，从技术上基本查清了沉船真相，主要是甲板通风筒质量不过关、船体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当然，“渤海2号”翻沉，的确是一起事故。由于当时海洋石油队伍组建时间较短，技术素质低，经验不足，缺乏危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加之管理不严，准备工作不周(拖航前掉在沉箱上的潜水泵没有捞出，船上钻具没有按规定卸载等)，都是影响安全的重要因素。此外，“人在阵地在”的信念，虽然体现了船上职工保卫国家财产的可贵精神，但也贻误了逃生脱险的时机。在国外，海上遇险都有弃船规定，排险无效时，船长可以下令弃船，以挽救船员生命，而中国海洋石油作业当时没有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当时对海上遇险的紧急应对措施，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都有不当之处，这是用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
　　“渤海2号”事故之后，康世恩和石油部领导人能够正确对待国务院给予的处分和批评，不但没有灰心和消沉，反而以更大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信心，为石油工业的振兴而不懈追求。海洋石油职工放下思想包袱，讲求科学，讲求安全，讲求效率，使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工作，在困难中奋起，在合作中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往事回放
　　“渤海2号”事件
　　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死亡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渤海二号”钻井船是1973年由国外引进的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
　　事故发生后，经国家经委、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天津市劳动局、天津市经委、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总工会、塘沽区劳动局、塘沽区公安分局、塘沽区人民检察院等共同组成的检查组，经过近一年的调查认定，“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件，是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是我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海洋石油勘探局在接受石油部命令“渤海二号”紧急迁移井位的难于完成的任务以后，采取了违反拖航安全的错误做法，冒险降船、拖航，是造成这次不应有的惨痛事故的主要原因。
　　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国务院于日作出处理决定。决定中指出，“‘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石油部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员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石油部领导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国务院领导对这一严重事故处置不当，也是重要的失职，应当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宋振明被解除石油部部长职务，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原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缓刑。
　　后经六机部702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船舶科研中心等有关科研单位，对“渤海二号”翻沉进行反复的实物科学技术鉴定、船模试验和电子计算机试验，从技术上基本查清了沉船真相，主要是甲板通风筒质量不过关、船体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1982年6月，国务院发出了撤销对康世恩同志记大过处分的通知。
　　多种经营：不只是“蓄水池”
　　发展多种经营，已是中国石油的一个渊源产业，这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垦荒种地。在过去的艰苦岁月里，石油会战往往都是在偏远、荒凉的新区展开，没有城镇做依托，住房、吃粮、吃菜、饮水都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就顺乎自然地搞起了农副业生产。开荒种地缺少人手，就接来职工的家属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样还解决石油职工两地分居问题，许多“牛郎织女”得到了团聚。
　　伴随着社会的演进，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家属队、农副业公司、工副业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等时代产物应运而生。
　　在中国石油行业，“多种经营”、“多元开发”、“替代产业”等词语，时至今日，人们也许还不会忘记。
　　当时光迫近21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悄然来临。减轻企业负担、建立“油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渐成趋向与潮流。当时陆上石油工业150万人同吃“石油一锅饭”的现实，确实给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这是摆在中国石油工业面前的一个世纪性课题。石油企业自身深烙着的典型的传统印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大会战”式的行政指挥，“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外延扩张的增长方式，单一的产业结构……显而易见地昭示出新时期前进的路障：机构臃肿、冗员众多、管理粗放、效益不高。
　　按照“先挖池，后放水”的规律，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入手，精干主业，把一部分人、财、物或剩余生产要素转向发展多种经营，以更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各种装备设施的作用，充分发挥每一个石油职工的能量，成为了惟一而无二的现实选择。
　　由此，陆上石油在八五期间将“以油为主、多元开发”与“稳定东部、发展西部”和“国际化经营”共同列为石油工业发展的三大战略，进而在九五规划中制定出“形成主业65万人，多元开发分流65万人，社会服务控制在20万人”的目标。
　　进入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一些主要油田增产空间显得愈发有限的状况下，“多种经营”就担起了“减员增效”的历史重任，并成为了陆上石油工业寄予厚望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发展多种经营，从主业中分离出50多万人，“蓄水池”的作用日益明显。后来，随着用工制度的变化，石油行业的多种经营企业还成为了安置石油职工子女就业的“载体”。多种经营产值逐年攀升，在经济总量方面程度不同地弥补了主业的缺口。后来，有些多种经营产品和项目，已经成为了市场上的名牌产品，发展成了大产业。
　　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多种经营“像一条负重的扁担，一头挑着效益，一头挑着稳定”。
　　据统计，八五期间石油工业多种经营销售收入增长了3.6倍，利润增长了2.1倍。1997年实现销售收入280亿元，实现利税18亿元，共有厂点6938个。这些数字一方面显示出当时多种经营事业的兴旺景象和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多种经营在石油工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多种经营取得的骄人业绩受到业内外的关注，多种经营企业也蔚然形成气候，特别是在资源性产业中显得有声有色。它在多元化产业中动手早、起点高、规模大，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多种经营企业已是颇具规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现实，让石油人深刻地领悟到，石油作为资源型行业，不该固守单一产业结构，更不能等资源枯竭再发展替代产业，必须不失时机地形成多种产业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那么，作为“替代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多种经营，在增加石油企业经济总量的同时，又为资源型企业转产、资源型城市转型奠定了基础。
　　多种经营的兴起，功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足和弊端。从以下的五大转变中就可以看出其艰难、坎坷的成长历程：经营思想从单纯福利型、安置型向经营型、效益型转变；产业结构从大跨度、“散而杂”向以支柱产业为主转变；发展方向从“小作坊”、“小铺面”向规模经营转变；经济成分从集体经济为主向国有、集体、股份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市场营销从单纯依赖石油内部市场向社会市场、国际市场转变。
　　1997年，时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的牟书令对多种经营事业有过深刻的表述，他认为，要把多种经营再推上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就要解决对多种经营的认识问题，否则，多种经营将无法前进。我们曾经一度把多种经营当作一个附属物，一个包袱，或者当作一个“筐”，当作一个转化各种矛盾的渠道。现在认识已经发生逆转，但我们还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更新的角度来看待多种经营，把它当作一个产业，当作企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考虑，当成一个大有希望、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事业。
　　时至今日，回顾多种经营走过的历程，虽然会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会涉及对多种经营历史功绩的不同评价。但是，当我们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多种经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多种经营的时候，即使我们抛开多种经营解决石油会战生活供给难题，安置大批家属就业、缓解石油职工两地分居困难，分流主业人员和安置子女就业，创造企业利润和社会价值等方面不谈，多元经济的发展，还激发了石油人做“社会人”的意识，培养了石油职工的市场观念，提高了闯市场的能力。这是十分珍贵的。多种经营还为后来的重组上市、资产重组、改制分流奠定了基础。
　　分分合合的体制演变
　　要知晓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体制改革，不妨先梗概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制演变过程。
　　许多石油石化人都清楚，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变革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分属燃料工业部、重工业部；以后又分属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后来又合并于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和轻工业部；上世纪70年代末，再次分属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1983成立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8年石油工业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立，1997年又成立了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分由几家行业性公司进行管理；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重组整合，同时成立了具有政府职能的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
　　至此，全国就形成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以及中国中化集团、中国化工集团等几个大型石油石化工业企业集团的新格局。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曾被古人看做是恒久不变的世间大势。而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管理体制，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前行之路。
　　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催生竞争力、提高执行力、增强发展力的关键所在。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适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的体制改革，都对事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日，五届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撤销石油化学工业部，成立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这是中国石油石化管理体制发生的一次重大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管理体制的变革，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了体制上的准备。新的石油工业部，有力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对外合作，有效地实施和推进了亿吨原油产量包干。这是两件在中国工业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1982年2月，石油工业部决定组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远见之举，无疑是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一种强化。
　　可以说，如今三大石油公司的体制格局，在20年前就有了雏形。1988年，国务院决定设立能源部，撤销石油部，原石油部的政府职能移交能源部，并在原石油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时，原来归属石油部管理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正式分立，再加上原有的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就基本形成了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分工比较明确的三大石油石化公司。这标志着石油石化工业从国家政府部门向经济实体过渡的一次重大变革。
　　在的十年里，三大石油石化公司，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破浪前行，迅速成长壮大，各自谱写出了新的发展篇章。
　　然而，要说脱胎换骨的变革，当属1998年7月的石油石化大重组。这年4月，在1993年3月撤销能源部的基础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化学工业部，成立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进而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重组整合为两大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实行的重组改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形势下，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上进行的重大改革和调整，意在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决策。以此为开端，中国石油石化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在重组改制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正朝着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目标发展。
　　以此为契机，三大石油公司站在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不断总结经验，借鉴国内外好的做法和模式，采取有效措施，持续进行内部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积极稳健地推进业务整合和专业化重组，着力解决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打破体制性障碍，形成专业优势，打造公司持续发展的体制平台，推进集约化、专业化、一体化整体协调发展。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中化、中国化工等是一种相近的管理体制，而延长石油集团、珠海振戎乃至民营油企等，除所有制、归属等不同外，管理体制也各自存在差异。这正说明，管理体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适合、适用的管理体制才是好体制。
　　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终点，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管理体制亦然。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跟上发展步伐，结合本国实际，不断创新管理体制，推动事业强劲、高效发展。
　　荣耀的企业公民
　　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和社会意识的普遍增强，企业的社会形象和企业的诚信、品牌等一样重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世界悄然兴起。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国际的发展潮流。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的迅速发展，跨国经营的推进，为“走出去”的企业提出了新的课题。
　　事实上，中国国企这几年在社会责任建设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尤其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上。
　　坚持企业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扎实推进企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不　二选择。
　　2008年8月，随着中国石化集团《200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首次发布，三大石油公司都已经建立了向公众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度。
　　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型石油石化企业带来的新进步。
　　此前，中国海油已经发布过2次《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即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已是第三次发布，中国海油是三大石油公司公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最早的一家。2008年3月，中国石油就公开发布了200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这是中国石油第二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近年来，三大石油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不断加深，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而且把履行社会责任、做企业公民视为企业软实力的象征。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出台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国资委的要求，三大石油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把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全面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生产经营，努力创新发展理念，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企业发展水平。汶川地震救灾、牵手北京奥运的出色表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海油追求人、企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进步，做员工自豪、股东满意、伙伴信任、社会欢迎、政府重视的国际一流能源公司，是中国海油人的光荣与梦想。作为一家被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国企，二十多年来，中国海油以国际化发展为基本宗旨，在对外合作中成长壮大，与时俱进，持续变革，不断创新，经过不懈的探索努力，实现了高速高效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之一，在国际石油大家庭中的排名不断提升。
　　中国石油社会责任报告在编写中，通过问卷调查、企业内部调研、邀请专家座谈等形式，不断增加信息披露的质量。报告连续两年参照了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GRI指标，2007年覆盖GRI内容指标体系已经达到了96项，与2006年相比有大幅度的提升。从稳定的供应能源、环境保护、促进员工发展和积极支持社会公益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报告中国石油履责的情况。2007年的报告中还披露了34项业绩指标，比2006年的报告有明显增加。
　　中国石油不仅在国内优秀地履行社会责任，当合格的企业公民，在海外市场更是尽善尽美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资源国修路、架桥、建学校、培训员工、抢险救灾、捐赠助残……深受国际舆论好评。
　　作为第一大炼油巨头、成品油供应主渠道，中国石化将加大油气勘探保证我国成品油供应放在社会责任首位，三年间炼油亏损超过1435亿。
　　多年来，中国石化始终坚持企业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努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能源，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员工全面成长提供有利的条件，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积极的支持，扎实推进了企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几年前，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国内石油企业在《财富》杂志推出的年度“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排名中还曾位列倒数，被指责为“最没社会责任的企业”。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与深化，三大石油公司的社会责任理念迅速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越发自觉，为人类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超常的、非常可喜的变化。
　　尽管目前三大石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势头良好，但与西方一些跨国大公司相比，社会责任理念与公司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结合得还不够紧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仅要保证企业编写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连续性，更要形成一个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机制，而非一时之举。
　　跋涉中的民营油企
　　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着中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中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随着全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石油企业也在顽强地崛起，在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风起云涌的起步
　　自1992年，石油市场改革开放，大量民营企业开始涌入石油市场。
　　1994年，国家放松成品油批发市场准入限制，民营资本抢得先机经营加油站。到1998年，全国民营石油流通企业已有59640家，其中批发企业3340家，约占全部石油批发企业的33.4%；加油站56300家，占全部加油站数量的56.3%。
　　日，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这是国内民营石油企业自发组建的行业自律的会员组织。旨在致力于当好政府助手，在企业与政府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她的诞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国家对民营石油企业发展的支持和关爱，充分表达了我国民营石油企业"弘扬民族精神，团结各方力量，实现合作共赢，保障石油安全"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标志着民营石油企业已经成为国家能源经济建设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明确允许非公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
　　“非公经济36条”，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干柴般的民营油企的发展愿望。更多的民营企业纷纷进入石油石化领域，寻求发展机遇，积极参与竞争，其热情之高前所未有。然而，分散经营、力量微弱、基础单薄的民营油企，无法与大型国有石油企业和跨国石油公司抗衡。当时的民营油企就像浩瀚大海中的几艘舢板，无法抵挡惊涛骇浪，急需联合打造一艘“民营石油航母”，以期参与市场经济大潮的博弈。于是，寻求合作经营之路，成为了民营油企的首要选择。
　　日，中国首家民营石油联合企业―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在京宣布成立。“长联石油”由5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共同发起并入股成立，涉及资本约50亿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石油业民营实体。其目标是，在三至五年内实现总资产5000亿元，入股企业1000家，并择机上市，打造成一个覆盖整个石油产业链的大型跨国石油集团公司。
　　此后不久，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也在北京组建完成。
　　自日起开放中国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之后，中国政府陆续赋予一些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以成品油批发经营权。
　　十几年间，民营油企发展迅速，涉及的经营范围已包括石油勘探开采、炼油化工、仓储物流、装备制造、销售批零、进出口等领域。
　　民营油企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据悉，到目前为止，我国民营石油企业已经取得了20多个海外石油项目。
　　面临新的抉择
　　由于油源不足等多种原因，一些民营加油站被两大集团收购，有些成品油批发企业已经关门，众多民营油企处于惨淡经营的窘境。
　　尽管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于2008年3月联合发布了602号文件―《关于民营成品油企业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但是，靠计划性分配、协调性下拨，并非长久之计。
　　石油是特殊商品，是稀缺资源。纵观世界各国，石油资源乃至石油的勘探开发都由国家管控。因而，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国家石油公司或跨国石油公司掌控着石油市场，或者说是寡头垄断。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的中国，也必然要以国有大型石油公司为主体，并加强监管。否则，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就难以开拓国外市场。当年“狼烟四起”的土炼油、“跑马占荒”的延长矿区，就是沉痛的教训。
　　石油勘探开发，是高风险、高投资行业，没有一定的资金、技术实力，是无法抵御市场风险的。以勘探为例，如果一口探井失败，就会是数千万元的损失，足可以使一般性中小石油企业破产或倒闭。所以，民营油企应该看到自身的差距和软肋，宜量力而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长计议。
　　民营油企的浮躁、急于求成，期盼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一个企业的成长壮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往往需要数十年、上百年，只有精心培育，持续打造，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才能成功。国家虽然已把有关石油行业的部分经营权放给民营油企，但从目前实力看，民营油企因种种原因还很难担当重任。“资金少、技术力量弱、规模小、起步晚”等都是其致命弱点。
　　在民营石油企业的群体中，油品加工企业、批发企业和加油站都依赖两大石油公司供油维持生产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依赖是难以为继的，也是不长久的。
　　为了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国家必须从石油资源、石油市场竞争的现实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准入标准。如果为了迁就民营油企而降低门槛，势必会分散经营，削弱竞争力，形不成规模效益，甚至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石油供应保障能力。
　　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律，是自然法则。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油企想方设法做强自身实力才是根本出路。“民营企业要油源的同时，还应兼顾自身的发展。” “有实力的大的民营油企收购小的民营油企，小的民营企业将会自然淘汰。”
　　走联合之路，才是目前民营油企的光明之路。
　　一位"民营石油大亨"的谢幕
　　提及民营油企，就不能不说到龚家龙。当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民营企业家走到命运拐点之时，给人们留下的思考是深刻而绵长的。
　　龚家龙是一位行走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从天发集团产权归属的争论到他掌管两家上市公司，从他风扫残云般大规模地兼并企业到他资不抵债的危机四伏，从他发起成立石油商会、长联石油公司到他最后戏剧性地被捕……从2004年以后，关于他的争议就一直此起彼伏。
　　他曾是民营油企的“旗舰”，也曾是轰动业界的新闻人物。欣赏他的人，称之为“英雄”、“斗士”；反对他的人，说他是“阴谋制造者”、“钻营企业家”。
　　他曾创造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两年内接二连三地吞并了湖北15家国企，迅速扩充为一个巨无霸型企业集团，资产规模高峰时膨胀到近70亿元，且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2004年，龚家龙又一次声名鹊起。这一次，他的名声不再局限在荆州和湖北，而是全国的石油界。这来自于他发起成立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和后来的长城联合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这一次，他被外界誉为挑战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市场垄断的民营石油商代言人。而事实上，在那段时期，正是龚家龙的天发资金告急之时，资本市场融资无望、银行停止借贷、产权问题纠结。在这个当口，龚家龙却放下荆州北上，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民营石油业的产业整合运动。
　　天发石油曾是全国石油民企中唯一牌照齐全的上市公司，拥有128座加油站和3座万吨级加油站。龚家龙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
　　然而，好景不长。龚家龙于日因天发经济案被刑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7个月。天发涉案31亿元，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龚家龙涉案金额数千万元。涉案范围包括涉嫌伪造金融票证、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多个方面。
　　天使乎，魔鬼乎？如何看待龚家龙的功过是非？一位对民营企业颇有研究的专家认为，龚家龙的背后是整个民营企业家“性格缺陷”的缩影，应该引起民营企业家的反省。这一评价中肯、深刻而现实。
　　多年前，石油市场还略显沉寂之时，龚家龙就以独到的眼光看准石油行业，大举投入，抢先建立国内除中石油、中石化外唯一一个拥有所有石油牌照的民营企业。在全国8万多家民营油企的阵营里，大多数都还是小打小闹的地方企业时，龚家龙就已经捷足先登，拥有了上市企业天发石油。“龚家龙几乎把利用‘红帽子’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能用的政策用足，让天发公司借力上青云。很少有戴‘红帽子’的企业能在这一点上做到像他这样。”一位熟悉龚家龙的人士表示，龚家龙的信条是：不能改变它，就利用它。
　　后来他一手主导成立的石油商会、长联公司，虽然外界有众多的质疑之声，但不管他是否真有“一己之私”的念头，能在短短两年内打通各个层面，将散乱的民营石油企业聚合起来，搭建起一个高等级的业界平台，这已充分彰显了他的资源整合才能。此外，在客观上使得民营石油企业界的诉求能更多地为政府高层和外界所知晓。
　　然而，经营的智慧、策略的高明最终并没有让龚家龙一帆风顺。这位民营油企旗舰的“折戟”，反映了他作为民营企业家性格深处的缺陷。
　　龚家龙曾与台湾的“经营之王”王永庆有过一面之缘。对于这个80岁的高龄老者，龚家龙有着深深的崇敬。他曾说希望能像王永庆一样干到80岁。但龚的结局，让这一切多了一丝讽刺的意味。为什么自己做不到？也许，这不仅是龚家龙要反思的，也是更多怀着基业长青梦想的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2008年9月，龚家龙已刑满出狱，但从龚家龙身上折射出的复杂的民营企业家性格上，我们窥见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命运，也映衬着一个群体的时代背影。
　　事回放往
　　龚家龙的沉浮
　　龚家龙，曾经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民营企业家。
　　他曾创造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两年内接二连三地吞并了湖北15家国企，迅速成为一个巨无霸型企业集团。员工数量从1996年的数百人，一下增长到近两万人，资产规模高峰时膨胀到近70亿元，且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在2004年，龚家龙意外的又一次声名鹊起。这一次，他的名声不再局限在荆州和湖北，而是全国的石油界。这来自于他发起成立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和后来的长城联合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龚家龙掌管的天发石油公司，曾是全国石油民企中唯一牌照齐全的上市公司，拥有128座加油站和3座万吨级加油站。龚家龙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
　　然而，好景不长。龚家龙于日因天发经济案被刑拘，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7个月。天发涉案31亿元，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龚家龙涉案金额数千万元。涉案范围包括涉嫌伪造金融票证、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多个方面。2008年9月，亨龚家龙已刑满出狱。
　　往事回放
　　民营油企发展历程记事
　　1992年，石油市场改革开放，政府号召利用民间资本进入石油市场。　1994年，国家放松成品油批发市场准入限制，民营资本抢得先机经营加油站。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八部门的“38号文件”，规定除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之外，不允许独立的成品油批发企业存在.
　　2004年，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国内成品油零售市场正式向外资全面开放，外资公司可以在国内大量销售自己生产的成品油。
　　日，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这是国内民营石油企业自发组建的行业自律的会员组织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明确允许非公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
　　日，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民营石油联合企业―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2006年，商务部发布《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宣布自日起开放中国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
　　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602号文件―《关于民营成品油企业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依法规范民营成品油企业经营、合理向民营成品油企业供油、合理确定民营成品油企业经营用油价格、加快民营成品油企业重组进程、规范成品油流通秩序等造成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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