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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及其文化政治寓意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本文以殖民时期台湾文学书写中的殖民现代性表征,如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时间等为分析对象,考察这些书写背后作家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与反思,试图说明殖民现代性对于被殖民者的意义,以及在殖民性、现代性、民族性的复杂纠葛中台湾知识分子不同形态的现代性认知和价值判断。 中国论文网 /5/view-2135120.htm　　关键词:殖民现代性;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时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3-0065-12 　　 　　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曾通过比较19世纪80年代清朝驻日公使举办的“日支文人大会”和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试图探讨在两个会议相隔的岁月里,“日本和中国双方各自都发生过什么,又有什么变化”。从会议使用语言和参与者态度的变化中尾崎发现,“日支文人大会”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敬仰之情表现得谦让有余而几乎近似卑屈”,“当时日本和中国的位置,绝对是后者占优势。”60年后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崇拜的卑屈姿态已然全部消失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事件和一个历史时段,即甲午战争和明治以来的日本现代化进程。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原有的对“上国”中国的尊崇,而这一胜利又是日本接受西方现代性启蒙、脱亚入欧学习西方的结果,它不但使日本成为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新成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使之在精神和心理上取得了居高临下、自封为文明进步国度的资本,所以福泽谕吉才会将日本的战胜概括为“这是文明战胜野蛮”。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胜利一方面促使殖民主义合法化,一方面构建了殖民者?被殖民者、文明进步?落后野蛮、现代?前现代的二元对立关系,即“殖民者=文明进步=现代”、“被殖民者=落后野蛮=前现代”的文化政治逻辑。 　　在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现代性的影响。从历史或时间的角度看,现代性社会是相较前现代社会更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作为西方18世纪以降启蒙主义之后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诞生的现代性,经由明治维新传入日本,并成为东亚现代性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传播途径不尽相同,在中国大陆,现代性的引进存在被动接受与主动追寻两种不同方式,前者为“打进来”,即由西方和日本的坚船利炮强行引入;后者为“走出去”,多为留日学生或流亡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通过日本接受西方思潮,进而开启走向现代的大门。在台湾则经由殖民统治直接导入现代性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市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尚未形成之际,伴随殖民压迫而来的现代性已经来到面前,即它不但不是从原有的前现代社会经变革自然萌生的,甚至也没有与故有文化磨合融汇的时间与空间。“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现代性产生相对来说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不至于过于突然,也不至于是决裂性质的。而在资本主义的周边国家,或者说那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现代性在这些文化中激起反应,同时获得存在的社会根基,那就必然要与这些文化的传统和既定的社会秩序产生剧烈的冲突。”因此,由现代性的到来引发的社会断裂更加突然和猝不及防,特别是这种继发现代性往往与殖民主义相伴而行,从制度、观念等各领域强制性地改变殖民地原有社会形态,所产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知识分子在理智与情感诸方面的挣扎和寻找也更加复杂。殖民现代性就是现代性进入殖民社会引发的多重变貌和矛盾纠葛的总和,它既不同于自然萌生发展的原发现代性,也不同于被主动引入的继发现代性,后者虽然经历了从“他者现代性”到“自我现代性”的转移,但其主体相对独立统一;而殖民现代性存在不同的现代性主体,即给予方和接受方,其相互关系并不对等,所谓“依赖他者式的近代化”正道出了殖民现代性的重要特征。由此形成的殖民现代性因而有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殖民者自认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殖民者无疑遵循上述“殖民者=文明进步=现代”的逻辑,将自我视为文明进步的化身,完全无视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性;被殖民者则可能接受这一逻辑,毫无怀疑和选择地接受殖民现代性,也可能反思或批判这一逻辑。这种接受或批判不但存在于殖民时期,而且在今天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中仍然十分常见。 　　按照研究者关于现代性社会制度性维度的分析,台湾社会现代性的出现应从日本殖民以后开始。尽管刘铭传在台湾从事了诸多现代化建设,如修建铁路、设立邮局等,但制度层面的变革却付之阙如,现代化建设并未动摇封建社会基本结构,这些施政方针没有可能促使原有的前现代社会自然发展为现代性社会,刘铭传卸任后其洋务运动多项举措被迅速废止就是证明。刘铭传新政因“人治”而难以为继,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的缺失。日本据台成为台湾接受现代性的开始,“日本是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的初恋对象,其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些知识分子难得有人到更先进的英、美、德、法各国留学,而唯一可以作为不同选择的中国大陆,现代化的程度当然不及日本。于是,日本就‘垄断’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野,使他们在无法比较的情形下,不知不觉地就把日本当成最现代化的国家,从而把‘现代化’与‘日本化’相混而论。”现代化的日本完全笼罩了台湾知识分子的想象空间,无论他们是否接受日本殖民主义,都会面对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同时呈现和它们彼此混合、难以辨析的复杂局面。他们中的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或努力辨析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殖民性,以瓦解殖民主义的上述逻辑;或将殖民性与现代性完全等同,不加选择地拥抱殖民现代性,接受殖民主义的逻辑。 　　殖民时期台湾小说家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集殖民现代性的接受者、拒斥者和批判者于一身,与殖民现代性形成了既共生又异质的关系,而且,正由于殖民现代性的刺激,他们不但批判殖民主义,也开始反思和批判传统,这种反思和批判又恰恰是现代性的内在特质,因此前述殖民现代性的第二层意义值得注意,那种经由殖民现代性引发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即对殖民现代性的认知,又反过来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赖和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做出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同时针对殖民性、现代性与传统;而周金波的现代性表述只有对殖民现代性的迎合和对传统的鄙视而毫无反思与批判,在肯定殖民现代性之际又丧失了反思和批判意识,或者说,他在走近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性的同时又远离了现代性的根本精神。这正是殖民地知识分子不同的现代性认知的典型例证,当然,这种不同与殖民时期不同的统治策略亦有密切关联。面对现代性,被殖民者能够做出选择吗?他们不能左右殖民现代性的到来,但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比如通过文学书写,来选择接受或反思与批判的姿态。 　　 　　一 　　 　　尽管台湾知识分子因殖民统治而丧失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但在文学文本中仍能找到他们的思考轨迹。殖民时期台湾文学,特别是小说写作,对殖民社会现象的书写无可回避,这些现象既包括激烈的民族压迫与反抗,也融合蕴含深层文化冲突的日常生活,甚至在多数情形下,小说家不得不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来感知和评判殖民主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激烈的政治冲突并非存在于殖民统治的每一时刻;另一方面,殖民现代性诸多因素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彰显着它的意义,发挥着它们对台湾传统社会和民众精神的改造功能。在暗流涌动的文化冲突中,殖民现代性的影响,如教育的普及、科学因素的渗入、生活习惯的改变等等,从殖民者角度无疑涉及政策的推行、制度的建立等层面;就被殖民者而言,这些影响更多地进入日常生活,也更能折射他们面对殖民现代性的复杂心态。当时普通民众对医生职业的推崇就反映了殖民现代性在接受中日常性的一面。这种日常性既包括文化层面的思考,也包括生活细节的叙述,通常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代性表征显现出来。小说家对这些现代性表征的不同处理方式,正体现着对前述殖民者逻辑接受或批判的具体形态,以及殖民现代性认知的不同面向。
　　就文学中显现的殖民现代性表征而言,大致有三种形态:现代医学(医生)、法制、教育;器物等外在物质形态(水螺、汽车、都市景观等);生活习惯、语言等。第一种具有观念、制度、精神层面的现代性意义,同时直接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第二种以具体的、物质性的现代化外观改变了台湾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节奏和世态人心;第三种是附着于现代性导入者的、经现代文明传播而染上现代色彩的文化因素。三种形态的划分其实出于分析的方便,因为各个形态之间并非存在可以截然划分的界限,比如在“器物”的背后就存在着观念和心理的调适,并影响到生活习惯等方面;殖民地教育体制的建立也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从表征入手的方式或有简单化之嫌,但也可能由此入手探讨文学中殖民现代性的诸多特征和意义。 　　现代医学(医生)是殖民地台湾小说涉及较多的殖民现代性表征之一。从“殖民医学”―――以维护殖民者的健康为优先―――到本土医学、“民族医师”的建立和成长,现代医学在殖民地台湾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殖民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推行本是在殖民者的倡导下进行的,曾在日本担任医学院院长的殖民初期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始终将医学与国家民族的强盛联系在一起,“以‘良相良医岂有异乎’来聊表己志”,并将这一观念引入台湾社会,“也影响了日治时期台湾人医疗菁英对社会责任的自我期许。”“台湾近代教育的启蒙始于医疗教育,而作为医疗专业人员的医师自然成为台湾菁英阶级的表征。”“毕业于医学校的台湾学生不只是医生,同时也成为新知识分子,甚至晋身为台湾人社会的政治领导阶层。”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文学写作中都不乏台湾医生的身影,“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位主要出资人中有7位是医生;74位重要联系人中医生占23位。“在1910年代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中,医师占23.8%(至1930年代仍占19.7%),已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中坚分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殖民者角度看,医学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旺与否与殖民事业的发展,医学的普及也是文明的普及,因而设立总督府医学校,培养本土医生,“台人医士,既可接替日本医师之职,又可扮演输入日本文明的角色。”从被殖民者处境考虑,医学校是他们极为有限的社会晋身之阶,“医学校成为台湾的最高学府,习医成为台湾优秀青年最佳的出路,并形成台湾人竞相习医的风气。”“对于台湾人来讲,要升入高校―――立身出世乃是极其困难的事。”“作为获得经济独立的唯一例外就是立志开业行医,因而导致了这样的人在台湾人知识阶层较多这样一种结果。”同时,现代医学以其科学性、实证性带给前现代社会以科学拯救社会民生的理想和现实效果;作为科学技术层面的事物,虽由殖民者引进,却与政治上的殖民压迫并不等同,因而较易被殖民地知识分子所接受。反之,通过医学教育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获得了反思与批判殖民主义的机会和能力。赖和的自传体小说《阿四》中的青年医生就意识到“时世的潮流,用它排山倒海的势力,掀动了世界,人类解放的思想,随着空气流动潜入人人的脑中。台湾虽被隔绝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却不能被海洋所隔断,大部分的青年也被时潮所激动由沉昏的梦里觉醒起来。”于是他离开医院自行开业,并投身政治运动。现代医学和医生甚至成为启蒙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巨大隐喻,著名的民族运动领导人蒋渭水就曾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以“临床诊断”为题,为台湾社会作诊断;他的职业生涯绝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在于成为实践“社会医学”的“民族医师”。这一情形其实也是前现代社会面临救亡图存关头的普遍反应,五四时期的中国大陆,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就从疗救身体的痛苦始,以疗救社会的痼疾终;在殖民地台湾,这种反应因现代性与殖民统治相混和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文学领域,作为现代性表征的现代医学因素显现在文本之中和文本之外。在文本之外,赖和、吴新荣、王昶雄、周金波等都具有医生兼文学写作者的身份,他们作为殖民地具备认知现代性能力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与殖民性混杂的时空中,用社会活动和文学写作,或反思现代性、批判殖民性;或拥抱现代性、不拒绝殖民性;或在两者间挣扎犹疑,在殖民时期的不同阶段显示了他们各自的焦虑与困惑,给出了不同的思考和答案。在文本之内,这些不同的思考和答案部分地表现为小说写作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医生形象和作者对现代医学象征意义的理解。 　　赖和对现代医学的思考耐人寻味,他的医生身份与文本中的医学因素、社会活动和文学写作互相映照,共同构成其反思现代性、批判殖民性的思想特征。在他眼中,现代性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明进步的象征,它与殖民性一起,带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分裂和人民精神的创伤,即“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回事”;医生或医学似乎并未像许多知识分子理解的那样成为绝对的现代性元素,倒是颇有几分被揶揄的意味。《雕古董》中的“懒先生是一个医生,是由学校出来的西医,当然不是汉医,所以也好讲是现代人,不是过去时代的人物”,由于“医生时行,结局就是大赚钱”,这个人物“还没有抛弃他费人生命来赚钱的医生而不做的勇气,因为这是在现时社会上一种很稳当的生活手段。”作者虽然对懒先生因写作而引发的自得和偶遇略有调侃,但在医学与文学两者间,懒先生并不以医生职业为傲,而“有倾向到精神文明去的所在”,医生不过就是一种现代职业而已。小说《蛇先生》本以批判殖民地法律的虚伪性为主题,但也触及现代医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蛇先生善捕蛇,且有治疗蛇伤的土方,生活平淡自然,然而却遇到了殖民地法律和西医的挑战,招致牢狱之灾;他的治疗方法也因科学无法解释而加重了神秘色彩。传统的生活形态已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面临瓦解,这是赖和在“法”的批判以外的另一种思考,医学在此仍然没有作为文明的一方与传统形同水火、实现对“蒙昧”的征服。青年医生阿四初由医学校毕业到医院供职,希望从“理想的世界转向实际社会”,造福大众,却发现殖民者根本不给他机会,“似在暗笑他不晓得有所谓种族的分别。”他单纯的医学救民的梦想破灭了,伤心之余投身社会运动,希望从中找到解除民众痛苦的真正方法。这里,医学作为工具并不能带给他为民众服务的自由。作为启蒙主义者和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赖和对医学本身并无疑义,他质疑的是与现代文明一同到来的殖民主义,即在文明表象下面的殖民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他对现代医学的认识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他发现以医学为代表的科技文明在现实中难以承担思想启蒙责任,所以才会通过写作和社会运动履行其启蒙知识分子的使命;另一方面,批判殖民性的立场使他难以接受因赞美现代性(哪怕仅是其表征)而可能间接地有助于肯定殖民性的表述,因为现代性与殖民性本为“暴力地将世界整合的政治经济文化过程”之一体两面,“殖民性是现代性的内面及其可能性的条件”,或者说“殖民性是现代性的根本状态。”由于现代性的外部的和强制的性质,以及与殖民主义优越性相关,赖和在写作中对现代医学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态度与他不认同日本殖民者有直接的关联,或者说,在赖和这里,认同现代性和肯定殖民性形成了冲突与对立,虽然在客观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区分,但在主观上,赖和有他基于民族立场的抉择,即为避免肯定殖民性,对认同现代性采取了含混的态度。但是,从关于现代性特质的理解中可以发现,正是由于赖和的批判立场,使他从另一方面靠近了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在殖民地,这种反思和批判只可能由被殖民者承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切身感受到殖民现代性的负面意义;殖民者一方不存在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冲突,“殖民者=文明进步=现代”的逻辑完全阻断了殖民者走向自我反思与批判的道路。后藤新平在台湾推行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就内含殖民主义的“使命感”和自我肯定。这应该是现代性认知在殖民地语境中需要注意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殖民社会的现代性分析必须区分不同的认知主体。
　　再看殖民后期写作者周金波的小说《水癌》,可以发现另一种现代性认知,即通过赞美现代医学表达对现代性?殖民性的认同,通过贬抑民族性?传统性显示对原有身份的逃离。医生主人公将皇民化等同于现代化,在对皇民运动的向往和拥抱中讲述了一个近乎残忍的本民族母爱丧失的故事。在日本化的、代表现代性的医生形象的映照下,台湾母亲麻木堕落、罔顾生命、贪财嗜赌,似乎在影射大众的愚昧野蛮,正如小说人物所说:“台湾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已经在殖民现代性和民族传统之间设定了位阶,以现代性的标准划分了日本与台湾。医生所认知的“那种女人身上流的血,也是流在我身体中的血”,与其说是对台湾的热爱与认同,不如说是显示作为台湾人的“原罪”,否则不会有“不应该坐视,我的血也要洗干净”这样的救赎式的表达。这种“原罪”正是在殖民现代性的衬托下才得以凸现,而荡涤“原罪”当然是进一步拥抱殖民现代性,因而小说赋予医生以神圣的使命,不仅限于医治身体的病痛,而且应有医治精神疾病的职能:“我可不是普通的医生啊,我不是必须做同胞的心病的医生吗?怎么可以认输呢……。”同时,作者认为这种“原罪”的消除也存在有效的方法:“岛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可以比所想的更容易,更迅速地办到”,因为“皇民炼成运动”正以“点燃野火一般的气势,烧毁迷信,打破陋习。”在这篇小说里,现代医学和医生已不再只呈现科技层面的意义,他们与皇民化运动一起被赋予改造“低劣的”民族性的思想功能。在此,赖和式的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冲突已经消失,现代性完全等同于殖民性,认同现代性意味着肯定殖民性,肯定殖民性意味着否定民族性。这样,现代性不再与殖民性构成作者内心的矛盾,而与民族性形成冲突的双方。在这样的逻辑下,小说对根除民族劣根性的自信与昂扬大大超过了对蒙昧落后现象的悲悯,因此有愤激没有痛苦,有鄙夷没有同情,“象征着周金波的故乡台湾”的“‘庶民阶级’、‘无教养’母亲”在作者心中理应被皇民化运动扫除干净。医生和台湾母亲几乎就是殖民现代性观照下殖民者优越和被殖民者愚昧的象征,医生对台湾母亲的鄙夷和对改造岛民的自我期许与殖民者的使命感和自我肯定何其相似,唯一的、根本的区别在于他的台湾人身份,即身份上他属于殖民现代性认知主体的一方,而认知内涵却属于另一方,这种分裂在对殖民现代性的绝对肯定中获得了统一,被殖民者可能具备的反思和批判意识被彻底放弃。有研究者认为周金波的台湾认知有很大变化,对待台湾母亲和《志愿兵》中的高进六,小说叙述者的态度从鄙夷到敬重的过程,“是重新面对一般台湾庶民,更是用新的眼光看待故乡台湾”,“是周金波‘回归台湾’的开始。”实际上,小说中台湾人的变化和作家对其评价的改变不等于作家认知的变化,贬抑与褒扬的不同态度恰恰基于对象是否符合殖民现代性的想象,台湾母亲因落后愚昧被鄙夷与台湾青年因投身皇民化运动被敬重反映的是同一种认知,完全合于彻底摆脱落后民族性、拥抱殖民现代性的原则。 　　从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对立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上述殖民现代性认知的改变无疑与殖民同化的深入和持续相关,当被殖民者失去了保有原身份的空间、无法以文化传统对抗殖民性之际,通过日本接受的现代性已经左右了他们的生活。殖民后期,台湾人“以日本话谈话,用日文写作,最后以日本式的方法来思考。一切只为了方便。‘方便’与‘必要’成为同化的不可缺的条件。我们是被方便与必要所迫、而被同化的台湾人。任何人都认为我们是日本人。”赖和写作时期较为普遍的民族性认同已经逐渐被侵蚀,正如研究者所说,原本能够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将“同化于民族”过滤掉的功能有了衰退的迹象,“‘认同近代化’与‘屈从殖民性’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所谓的‘压迫’开始被内化成‘自然而然’的形式。”具有抗日倾向的医生吴新荣在自我凝视之际“发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思想方面的日本色彩日趋浓厚,不知所措,萌生了自我憎恶感和矛盾彷徨。作为一名试图从事抵殖民者,却拥有了一具不论内心或外表均滋生日本人精神血液成分的躯体”。“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他原本与生俱来的‘台湾性’,慢慢地被时代的潮流冲刷而变质,过滤文化上的自我与他者的能力也‘自然而然’地磨损。”结合文学文本,如《奔流》和《清秋》中的知识分子暨医生形象,可以认为上述困惑和彷徨是当时的普遍状况。不过这两篇小说与《水癌》仍然存在截然不同的认知分野,其关键点在于对接受殖民现代性是否存在内心的犹疑与挣扎,对残存的民族性是否还有同情或悲悯的意愿。这些涉及医学和医生的文学文本构成了殖民现代性认知的两极,一极是《清秋》式的内心思考,一极是《水癌》式的毫无怀疑。这说明,即便同在殖民后期,知识分子的认知仍然存在多重面向,殖民现代性并没有成为绝对的、普遍的价值趋向。 　　对殖民现代性的肯定存在两方面的心理动因,一是真心认为现代性是优越的、高级的,一是通过肯定向殖民者表示忠诚,二者在《水癌》、《志愿兵》中均有体现,且难以截然区分,它们共同导致的后果是鄙夷和憎恶原来的“自我”,不愿或极少对民族和传统表示同情和理解。这不但与赖和的哀其不幸不可同日而语,也与吕赫若的清醒拉开了距离。周金波写作中的医学和医生作为殖民现代性因素,仅仅成为赞美殖民性、鄙夷民族性的手段,完全没有成为知识分子赖以接触现代文明,进而生发反思与批判精神的桥梁。这是作者与勤于思考的殖民地知识分子赖和和吕赫若的根本区别,他肯定了殖民现代性,却不能在它的激发下获得真正的批判意识。 　　 　　二 　　 　　公学校是殖民地普及教育的重要形态,对前现代社会民众精神和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另一制度性因素,在文学中亦有具体显现。和医学教育相比,公学校教育由于其普及性更多地与普通台湾民众发生关系。作为殖民地台湾特有的针对台湾人的教育体制,公学校不仅是文化同化的根本措施之一,也早已进入日常生活。殖民初期,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传统教育被当作抵御殖民统治的文化策略而延续了一段时间,公学校普遍不被信任,但随后这一“一度被台湾居民贬抑为‘番仔’学校的国语‘同化’教育机关,不久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文明的象征。”史学家的研究显示,殖民早期的留日学生,绝大多数都投入抗日运动,说明台湾人接受日本式现代教育,包括公学校教育和赴日留学,大都以学习现代文明为主要目的。殖民现代性裹挟下的时代浪潮促使台湾民众意识到传统书房教育难以适应时代需求,以日本式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已经成为接受现代文明的基本途径,尽管其中有殖民统治的强制性因素和不公正待遇。社会活动家陈逢源曾表示,“自己后来就读总督府国语学校的原因,不是为了要做一个拥护日本的协力者,而是希望能摄取近代的学问,充实世界性的知识。”另一位著名抗日人士吴三连也颇具代表性,其父坚持让他接受传统教育,后经劝说才同意他入公学校读书,“显示当时台湾人选择进入公学校就读时心中经常存在的矛盾和纠葛。这些矛盾经常来自接受近代文明的欲求与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之间的拉扯。”当然,殖民后期这种矛盾纠葛已经淡化,因为日式教育完全取代了传统教育,受教育者个人不再存在两种教育的转换过程,但以公学校为表征的现代性因素仍然引发了文学思考。 　　与公学校相关的小说叙述有这样的特点:由于进入公学校的均为普通台湾少年,小说大都从台湾少年的心理描写中透露公学校的现代性寓意;同时,作者在将公学校与传统汉书房此消彼长的比较中,流露出对现代性的渴慕和对传统没落的无奈。作为当时台湾民众接受现代文明的主要途径,公学校无疑吸引着孩子们好奇向往的目光,那里的一切事物,包括学生制服、上课前的仪式、日本教师的佩刀,都似乎展现着一个与沉闷的乡村生活不一样的世界。在孩子们的朴素想法中,这些新奇有趣的东西就是现代文明的召唤,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新鲜和活力。张文环《重荷》中的少年主人公健在负重翻山越岭帮助母亲到市场送货的路途中路过就读的公学校,他盼望着能早一点结束劳作回到学校,因为那里要举行典礼,他能站在“那些美丽、可爱的女孩子身边”;老师的佩刀和肩章闪闪发亮,健心怀崇敬,“宛如自己是伟大人物的仆人”;他希望老师能体谅他因负重不能完美行礼的难处,“不会责怪他才是。可是想到自己的操行,就不知道老师还会不会再给他一个甲?”“虽然警察先生也配挂肩章,可是那花纹却有点像拉面,而且老师的肩章看起来要闪亮、神气多了。所以当然是老师的比较好,对老师自然也就更尊敬些。但是警察很可怕,老师却一点也不,究竟以后自己要当什么好呢?”小说生动描绘了健期待肯定和因贫困而羞愧、胆怯的心理,学校和老师成为这个乡村少年肯定自我的重要尺度;也隐隐透露出教育相比其它现代因素更具感召力的一面。这在龙瑛宗战后发表的涉及殖民时期日式教育的自传体小说《夜流》中也得到印证:“这次是日本式新教育,课目也增加图画、唱歌、体操等却觉得有趣。”“台北的总督府图书馆举办巡回文库,将浅写的日本文儿童读物,巡寄于全岛各公学校;这些书本里塞满了很多从未见过的世界。杜南远打开了日本文的帐幕,?望新鲜而奇异的世界,竟觉得高兴而心情动荡。”
　　张文环的另一篇小说《论语与鸡》并未正面描绘殖民教育形态,而是以传统教育的没落反衬现代性的全面渗透。虽然《论语》还是山村少年接受书房教育的必读书,但古老的传统开始渐渐消失,“现在连这样山里的小村子,也在高喊日本文明”,“阿源很希望能够下山到街路上的公学校去念书,戴上制帽,操一口流利的‘国语’,好好地吓唬一下这里的乡巴佬们。”不仅如此, 　　 　　阿源好想看看有图画的书,也希望能够在院子里正式地玩―――就是说:得到认可,在院子里大吵大闹一顿。也希望得到可以唱歌的公认,扯开喉咙大唱一顿。更巴不得用颜料来画种种东西。这种学校的读书生活就是他所想望的,只因书房的教育方式太单调了。 　　 　　除了刻板单调的授书方式,传统教书先生的权威也丧失殆尽,“阿源真不想上书房了”,而他去公学校读书的事也变得明朗起来。小说将现代与传统的对比放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山村,显示传统社会已经失去了可供年轻一代尊崇的对象,公学校及其代表的现代文明正在取而代之,正像《夜流》写到的:曾经的“‘三字经’和‘千家诗’的寒村里,泰西哲学的皮鞋声,竟发出高声儿闯进静寂的乡村来了。”由于传统因了无生机而沦落为失望、嘲讽的对象,公学校承载现代性的一面似乎获得了较多的肯定。不过,无论是由于故事发生在乡村,还是因为侧重点在于传统的没落,抑或作者回避对殖民主义的评价,《论语与鸡》虽然写于殖民晚期,所透露的现代性因素仍然十分单纯,少年阿源追寻外部世界的热情目光将公学校的现代性与殖民性划分开来。或许,正是少年视角有可能做出这种划分,因为它得以在现代和传统的冲突中暂时规避殖民性问题。这种规避同时表明,对待两种不同形态的教育,小说家可以做出某种取舍,去专注传统教育的落后面和现代教育的进步面。 　　周金波《“尺”的诞生》没有回避殖民性问题,因为从作者的其它重要文本来看,殖民性既不会引发困惑,也没有价值判断上的风险,但这一文本却在基本立场不变的前提下呈现了新的问题。同样以描绘少年心理见长,少年吴文雄虽然喜欢公学校的生活,但毗邻的日本人小学校的存在使公学校显得落伍,也激起了吴文雄的向往:“还是小学校那边比较好!”对华战争的兴起和日式教育也培养了他对日本军队所象征的国家力量的崇敬,所以他事事以日本人为楷模,时时注意日本人对自己的态度,以得到日本人的肯定为骄傲,但仍然意识到与日本人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界限,这使他感到遗憾: 　　 　　他想,在别人看来,也许会认为跟士官牵着手一起的小孩,必是士官的弟弟或亲戚的儿子吧!他不时抬起头注视那位士官,想从他的脸上的表情读出他是否也有那种想法,但当一个小学校的儿童路过此地后,他那快乐的幻想倏地破灭了,因为从对方的眼神看来,他们根本不存着那种想法。 　　 　　与健和阿源相似,吴文雄同样感到公学校―――更不必提小学校―――寄托着他的身心和憧憬,只是他不像他们那样单纯,或仅仅向往像老师那样神气,希望获得老师的肯定,或想象着新式教育的丰富多彩,完全不涉及国族意识;公学校学习的地理课程与现实中日本强大的军力结合在一起,不但形塑着吴文雄的国族认同,也激发了他向日本人看齐、以日本人为骄傲的心理。这也是上述文本所共同反映的殖民地现实,即台湾少年开始认知世界、对所有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时候,也正是公学校进入他们生活的时候,公学校对孩子们的吸引不仅与他们的启蒙教育相重合,也与少年人仰慕有权威的成人世界的心理相重合;它不但集中了传统中不存在的现代质素,而且确立了少年的人生标准。这是文学关于现代教育对殖民地台湾人心理影响的真切描绘。 　　《“尺”的诞生》的另一重意义在于通过公学校和小学校的对比,象征性地透露出作者眼中殖民现代性程度的差异。虽然公学校就台湾传统社会而言已具备了现代性,但小学校无疑意味着更高的现代位阶,这一位阶之难以逾越,以至于吴文雄最初对小学校的羡慕―――模拟日本小学生的游戏、“一听到‘小学校’,一种深藏的、莫名的喜悦迅即流露在他脸上,‘小学校’的景象一幕幕的闪过他的脑海”,终于演变成在小学校墙外的自惭形秽―――“他再也没有自命大将军而意气昂扬的勇气了,再也不敢模仿了。从那以后,他变成了‘旁观者’,习惯于站在围墙边静静参观‘小学校’儿童所展开的打仗游戏。”他的胆怯和不快乐不源于贫困,而源于自己是台湾人,源于不能真正打破与日本人之间的界限。这正是小说篇名中“尺”的含义。无论文本本身是否同情或肯定吴文雄的内心向往和无奈,这些表述均可说明殖民地台湾的受教育者只是殖民现代性的被动接受者、模仿者和倾慕者,而绝非现代性的主人。这也表明,即便绝对认同殖民现代性的周金波的写作,也透露出追求现代性而不得的苦涩。 　　当然,失落与困惑依然存在,认识世界、追求现代不得不以被迫背离民族性为代价,知识分子因此不得不在两难的困境中承受痛苦。《夜流》带着温情回顾了杜南远的公学校生活,包括与日本短歌在乡村的奇遇,以及敬业的日本老师留下的深刻印象;也带着忧伤追忆了他与祖国语言文字的告别:“因为没有透过日本文,杜南远就没有办法与外界文化接触了,连中国的民间故事也需予日本文的沟通才能够知道,世界有名的‘安德生’‘格林’童话也经过日本文才知道。”“杜南远忆起在彭家祠与祖国文永别的事,有些黯然神伤了。”赖和的《归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困惑和怀疑,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社会进步的理解与现实的差距使主人公的归乡之旅充满对变化的感慨和对问题的忧虑。回乡的“我”看到了故乡的“发展进步”:“达到学龄的儿童,都上公学校去,啊!教育竟这么普及了?记得我们的时候官厅任怎样奖励,百姓们还不愿意,大家都讲读日本书是无路用,为我们所当读,而且不能不学的,便只有汉文,不意十年来,百姓们的思想竟有了一大变换。”然而表面的教育发展背后,民众并没有获得实在的好处,倒是因为汉文被废止,现代教育又有名无实而心生不满。小说设置了“我”与乡人就公学校展开的对话,面对乡人对公学校的批评,“我”仍试图从知识分子的立场为现代教育辩解:“学校不是单学讲话、识字,也要涵养国民性,……”双方的争论因日本巡查的到来而终止,显然作家对是否能够说服民众表示怀疑。这种基于单纯的对现代教育进步性的辩解在殖民地语境中显得苍白无力,甚至难以说服知识分子自己。 　　在现代性和殖民性难以区隔的时候,台湾知识分子对公学校的情感格外复杂,小说对这一殖民现代性表征的书写呈现了不同作家的不同处理方式:当作家可以通过将公学校单纯地当作现代教育的标志去肯定其启发民智的重要作用时,公学校的意义显然是单纯而正面的;然而一旦涉及公学校的殖民特质,其殖民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会自然显露出来,这种矛盾似乎并不因殖民教育的日臻完善而发生改变。如果说《归家》描述的是因殖民教育在彻底取代传统教育的过程中而导致民众不满的话,似乎可以得出一旦殖民教育度过了过渡期,其内在矛盾会自然化解的结论,然而晚于《归家》十年发表的《“尺”的诞生》却得出了否定的答案,吴文雄不再是处于教育过渡期,既不能学汉文,又没有学好日文的一代台湾人,但他与殖民者之间的鸿沟依然不能跨越。 　　同是书写现代教育,杨逵的《公学校》与前述诸多小说不同,是少有的从左翼立场彻底否定殖民地教育的文本。公学校被完全去除现代教育的正面意义,成为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象征。台湾子弟受尽日本教师的鄙视和凌辱,还要被迫接受奴化教育,修身课上台湾少年被迫表达对殖民者的“感激”之情的描述绝对象征着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精神改造:
　　 　　我们出生在台湾十分幸福。假如出生在支那,或者出生在没成为日本领土以前的台湾,是不会安安心心地过一天好日子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杀掉。那里有很多盗贼和土匪,财产和孩子会被夺走,有时连生命也保不住。我们生在台湾最幸福。生活在成为英国领土的印度等的人们,也难以像我们这样幸福地生活。所以,我们即使牺牲生命,也必须为大日本帝国尽心尽力。 　　 　　台湾少年因被迫背诵上述话语,加上遭受毒打和被蔑称为“清国奴”所产生的屈辱和愤怒也绝对代表着对殖民现代性的彻底否定。由于对社会现实具有明确的认识指向,左翼作家及其写作大都不存在面对殖民现代性复杂面向时的矛盾困惑和难以取舍,而持彻底的批判立场,完全舍弃对其现代文明一面的哪怕是含混的正面肯定,着力展现其负面意义,多数文本流露出较强的感情色彩和斗争精神。这是左翼书写有别于其它写作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 　　 　　关于殖民现代性表征的另一种形态,即具体的、物质性的现代化事物,可以“水螺”(汽笛)等作为小说文本中代表性的现代性符号。水螺作为现代工业生产的时间标志,意味着应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时间的精细划分和分配,它有别于农业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节奏和社会经济结构。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这种时间的确定几乎不可能存在疑义,因为它几乎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基础,除传统农业外,工业生产、交通、教育、军事等各领域都倚仗时间的准确定位。而它在台湾的确立仍然出于殖民需要,仍然是结合了明确的殖民性的现代性因素。水螺用于划分工作时间,而“工作时间的形成不是缘自台湾内部的市场需要,或原有的社会习惯,而是依据日本的需要而建立的,早期()是为了加速生产,后期则是因应战争需要而有全面的统制;”“整个殖民时期的产业既是以服务日本为第一要务,生产活动规律的考虑自然是沿着母国优先的标准而制定。”这样,水螺一方面带来传统经济形态的改观,一方面伴随殖民经济压迫,对台湾大众而言象征着双重的困扰和压力。杨守愚《谁害了她》就有这样的描写: 　　 　　“乌乌……乌乌……”农场报告上工的叫笛叫起来了,桌上的时辰钟也正刚好打了六下。……这时候一队队的面黄肌瘦的男工、女工们,也都陆续被那最有权威的号令―――叫笛―――召到农场去了,召到比战场还要可怖的农场去了。 　　“嘿嘿!几点钟了?水螺―――叫笛―――不是叫了么?怎么也未去做工?……” 　　 　　小说书写了年轻女工阿妍因家贫而被迫去农场做工,却遭到监工的侮辱而落水身亡的故事,其主旨是反映台湾贫苦民众生活之窘迫,显现出朴素的阶级意识。和其它提及水螺的文本一样,这个时间标记并非作者表现的中心,而是作为生活形态的因素出现,但却能从侧面透露出社会及民众命运的改变。阿妍在水螺的催促下开始了以定量时间的劳动换取报酬的生活,以往传统的耕作方式转变为集中管理的劳动形式,具有现代化的生产组织特征。但是,伴随这种改变而来的却是劳动者的恐惧,虽然这种恐惧因监工的骚扰而引发,却仍然暗示着生产方式导致的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损害。水螺因此成为隐喻,使现代生产方式和劳动者的噩运重叠在一起,对阿妍这样的弱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蔡秋桐《四两仔土》的主人公土哥同样是在水螺催促下被迫去农场做工的贫苦农民,在所谓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整合下的土哥日益贫困、每况愈下,没有任何希望和转机。土哥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他一天的劳作的: 　　 　　“土子!水螺咯!赶快起来呵!” 　　是在破晓制糖会社的汽笛响后,他底慈母为着他好困未醒,恐慢点去,赴不及起工时刻,在推叫着她底儿子起床。…… 　　在破竹床做着好梦的土哥,于眠梦中听着他底母亲那慈爱的声音,土哥忐忑醒来了,果然时间不早了,土哥慌忙下床,走出去到门口小解时,整个庄已经布满了苦力出发的声息。…… 　　土哥嗜嗜贼贼吃签声,和苦力出动声、男工的粗暴声、女工的温柔兼带有魔力的声、囡仔的声、锄头音、镰仔音,苦力于这轻轻空空的声息中一步步赶着农场的道上跑了。…… 　　大家跑到昨日做未完的蔗园来,土哥也追到了。众人越头看见土哥追到,叫声说:“你若再慢一点,就没有工可做了。” 　　 　　除了水螺的催促,土哥领取补助金和缴纳租税时的心态行为,还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从传统生活形态向现代管理过渡中的无所适从。得知可领补助金,他夜不能寐,五更跑到役场(村公所),被告知八点钟再来;待到再来,又不知排队而被呵斥,“足足损去半日工,来往跑了四回”。他的心理时钟无法与标准化时间相吻合,以致处处被动。“农民虽然依着汽笛上下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产生衡量时间的意识与习惯,”他们“所知道的时间仍是‘事件’式的时间―――如汽笛声,而还未将时间内化为自己可以计算并掌握的资源。”小说间接呈现了体现为现代时间观念的现代性因素如何侵入台湾社会,并使台湾底层民众被动接受的情景,也说明台湾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是在殖民力量强迫之下启动和进行的,它不仅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改变,还与殖民压迫密切相关,因为殖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建立都需倚仗制度化的现代时间观念,1921年殖民者在台湾设立的“时的纪念日”就是推行时间制度的举措。由于改变时间观念的初衷是服务于殖民统治,且改变的结果是在建立守时规范和组织化管理的同时摧毁了传统生活形态,从人文角度分析,这一现代性因素同样具有负面意义。生活形态的改变意味着新的生活习惯的形成,也意味着将殖民地民众改造为符合殖民社会需要的“现代国民”。 　　被迫从传统生活形态转移到都市中的劳动者同样不能通过遵循现代管理获得生存保证,克夫《阿枝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与《四两仔土》相近的场景,人物的行为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人物身份由农民变为工人;场景由农场变为工场: 　　 　　自从早晨六点半钟,乃至七点钟时,我们都可以碰见一大群面黄肌瘦的工人,男的女的,拥拥挤挤地,打从那围墙旁边底一角小门跑了进去。有时,水螺呜呜地叫起来了,我们还可于三线路上,或是附近的街道上,碰见一些迟了时刻的工人,狂犬般地,下气接不到上气的趁着那水螺的叫声拼命赶着。 　　 　　废人《三更半暝》写现代时间被资本家利用,为追求最大利益,超限度地驱使租车行工人劳动,甚至“三更半暝,经理往往用电话来试探值暝的勤怠呢。”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工人陷入超负荷劳动,彻底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被现代资本主义所支配。 　　这种标准化的时间还散见于其它一些小说中,大都止于不经意间提及,并未刻意说明。但从上述书写不难看出小说家对现代性时间因素的情感和道德判断,它们从正面以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诉说殖民社会现代时间对被殖民者的压迫,将现代时间与殖民性联系起来,通过对时间因素负面意义的表述间接实现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许多文本处理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以及都市空间的态度也与此相类似。 　　如果说水螺式的时间和以都市为代表的空间直接被当作殖民现代性的象征而显露其负面意义的话,那么,专注于描绘和赞美传统生活形态的文本或许可以发掘出别样的意义,它们从殖民现代性的对立面入手,以对传统生活的赞美从侧面瓦解殖民现代性的意义。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文环的《夜猿》,小说通过传统社会淳朴温暖的人情和田园生活的描绘,完全摒弃了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封闭的山村中的一家人,以纯粹自然的方式从事传统劳作和生活,日升日落、朝阳夕照,处处充满自然的时间韵律,正如小说开篇的描绘: 　　 　　每当太阳即将西沉的当儿,猴群便从下游沿着树梢,回到对面的山里中去,这时森林恰如受到风的吹搦,叶子翻过白色的背面,激烈地摇荡起来。对面山中的断崖有洞穴,那便是猴群的巢穴。没有比这些过着集团生活的动物返巢的时候,更容易撩起乡愁了。
　　 　　小说中大量关于季节转换、昼夜更替的描绘,所有的时间标记都是自然时间:“当鸡咕咕咕地叫着使小鸡安歇的时候,夕?也来了,同时弯月也出来了。”“山里的风景依旧阒静,除了大自然的胎动与季节的表情外,什么也没有。”“山梨花谢了,叶子也绿了,不知不觉间泛黄的山已变成青翠,树上的新芽有红有绿,连柑子也结出了青青硬硬的果子。”传统时间支配下的生活如此安详自足,以至山后传来的阿里山火车的汽笛声(这是小说唯一涉及传统之外的事物)并不能惊扰这份恬静。自然作息、旧历年、郭子仪和张天师的故事,以及温暖和谐的乡村人情,处处透露出传统的美好。综合小说写作年代和今天阅读者的知识视野,《夜猿》所描绘的田园生活其实存在通过前现代生活形态及其“化外自由”对现代殖民社会的抗拒,呈现出以传统乡村写作对抗殖民现代性的意义。它说明在殖民晚期,知识分子仍然可能以曲折迂回的方式传达不同于殖民者的现代性认知,尽管不存在正面批判的可能性,这种认知仍然属于现代性反思的特殊形式。 　　文学文本并非某种现代性理论教科书,它们对现代性的描述必然掺杂着复杂的内容,其中情感因素占有很大比重,对于深受殖民性?现代性困扰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来说更是这样,作家在理智上对殖民现代性的判断并不能取代情感上的困扰,殖民现代性和民族传统的正面和负面意义的交叉组合使文本意义多样化,而不同时期、不同知识背景的阅读者也会各自强调文本意义的不同层面,从现代性角度理解殖民时期台湾文学其实是不断使文本意义增殖的尝试。 　　 　　尾崎秀树:《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见《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尾崎秀树著,陆平舟、?ふさ子译,台湾人间出版社2004年,第24页,第24页。 　　926年,台湾留日学生黄白成枝曾在文化协会组织的台北讲演会上提到:“倘要问日本,为何对中国人轻蔑起来?可以答复是在日清战争中国战败而来的。自此以来,日本人竟蔑称中国人为‘清国奴’。我到琉球和日本旅行,每听到这种侮辱时,就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中国本来是强国是大国,道德发达很早的国家,这种感想很强烈,而且每一次都加强这种精神。”见《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第283页。 　　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见《现代性研究译丛》各卷,商务印书馆出版。 　　殖民者在殖民前期开放鸦片、赌博等并非殖民现代性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而是为便于统治所做的暂时妥协。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见《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陈培丰:《“同化”の同床异梦》,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10页。 　　例如,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是设置台湾议会,并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其实质是争取权力;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这说明被殖民者对现代性的追寻要依赖殖民者有选择的“给予”。 　　研究者在分析1935年台湾总督府为展示殖民成就而举办的“始政博览会”时指出:“在文化意义上,这项博览会寓有篡改台湾人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从博览会展示的内容来看,全然看不到台湾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历史中,台湾人民的身份是缺席的。……台湾总督府……无形中便在霸权论述建构的过程中把科学进步精神与殖民体制等同起来。”陈芳明《现代性与日据台湾第一世代作家》,见陈芳明:《殖民地摩登》,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04年,第54页。 　　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伴随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时代形成而出现的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监督(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军事力量(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见《现代性的后果》,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吕正惠:《皇民化与现代化的纠葛―――王昶雄〈奔流〉的另一种读法》,见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人间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林呈蓉:《近代国家的摸索与觉醒》,“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5年,第170、196页,第202页。 　　《疫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范燕秋著,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后藤新平认为日本并无类似的西方国家的宗教,在殖民上无法以“传教士”从事文明教化;因此设置“医师”以代替传教士,扮演国家拓殖的先驱、作为文明传播者的角色。见上书,第71页,第73页,第104页。 　　《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第258页。 　　见《疫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第四章。 　　有研究者认为《蛇先生》是“透过文学的经营揭发封建文化的凝滞与欺罔”,小说要“拆穿传统汉医借用秘方,在乡间招摇撞骗。”陈芳明《现代性与日据台湾第一世代作家》,见《殖民地摩登》,第46、47页。这里传统被理解为低劣和有违现代性的,但从“蛇先生”坚称没有秘方、以顺其自然的方式治疗西医治不好的蛇伤,且草药无法经科学解释的描述看,并无招摇撞骗之嫌,且能引申出科学并非万能之意。 　　《台湾作家全集•赖和集》,第243、244页。 　　荆子馨:《现代性?殖民性中的台湾》,见陈芳明主编《台湾文学的东亚思考》,台湾“行政院文建会”2007年,第361、364页。 　　见《近代国家的摸索与觉醒》第五章“国家卫生原理―――台湾人医疗菁英的思考源流”。 　　中岛利郎《周金波新论》,见《周金波集》,第5页,第12页。 　　《吴新荣日记》,转引自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麦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4页。 　　《“同化”的同床异梦》,第434、435、436页。 　　在周金波的其它小说中,《气候、信仰和宿疾》表现了传统信仰、习俗对台湾人的深切影响,对文化心理、民俗场景的把握与描绘比较深入;《乡愁》与《助教》中的台湾人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努力追求皇民化而唯恐不得的苦恼中,那些如何揣度日本人意图以便迎和的心理活动属于认同皇民化前提下的困惑,不存在认同与否的问题和直接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 　　关于这三篇小说的分析,参见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战争时期小说的“抵抗”模式》,见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人间出版社2002年版。 　　一些为周金波式认知寻找合理性的观点比较乐于强调周氏在接受殖民现代性的同时仍葆有对台湾的爱,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折抵其协力殖民者的负面影响的印象,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吕赫若式认知的正面价值,产生了将周氏认知代换为当时的普遍认知、以知识分子的一极覆盖另一极的效果。 　　《“同化”的同床异梦》,第182页。 　　见《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第三节“东京留学生的各种运动”;又见《“同化”的同床异梦》第五章“建立在渴望近代文明基础上的同床异梦”。 　　《“同化”的同床异梦》,第183页。 　　表现传统教育没落的还有一吼的《老成党》,写一群教书先生,口口声声代圣贤立言,抨击新思想,宣扬旧道德,意识到“人心已甚远古了,时代且难容你拘泥了,”“试问经国牖民的文章,所谓掀天揭地的奇策,岂不是受现时讥为乌烟瘴气的吹牛皮?把大烟枪去当巨炮吗?莫论专门技术,单坐一把学校的藤椅,也没资格呵!”于是他们沉溺于烟花巷中醉生梦死,时代变迁成为他们斯文扫地、自甘堕落的理由。 　　中岛利郎《周金波新论》记述了论文作者与周金波在1993年关于小说篇名的对话,周金波将“尺”解释为对自己的讽刺。见《台湾作家全集•周金波集》。“尺”可以理解为界限、尺度,也可以引申为对试图逾越界限而不得的讽刺。 　　吕绍理:《水螺响起》,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41页,第122页,第三章“日治时期新时间制度的引入”。 　　赖和《赴会》、周金波《志愿兵》、吕赫若《牛车》、张文环《早凋的蓓蕾》、杨云萍《月下》和《光临》、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均涉及现代时间的表述。 　　 　　作者简介:计壁瑞,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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