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回应金正男遇害：对事件进展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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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2月16日电 (梁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6日就金正男遇害事答问时表示，中方对事件进展保持关注。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金正男遇害事将对中朝关系产生多大影响？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资料图片，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发布会。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关于你提到的事件，我们注意到媒体有关报道。”耿爽说，“我们对事件进展保持关注。”
　　“至于你提到的中朝关系”，他表示，中朝是友好近邻，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传统。
　　据悉，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警方通报，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确认，日前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身亡的朝鲜男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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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03 - 2011All Rights Reserved节庆日结婚登记“降温” 情人节北京3062对新人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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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朝阳区婚姻登记处，一对领到结婚证的夫妻拍照留念。
昨日上午，朝阳区婚姻登记处大厅内，等待照相的夫妻排成了长队。
　　朝阳区婚姻登记处，刚领完证的一对夫妻，打电话告诉朋友自己登记结婚的喜讯。
　　新京报讯 （记者吴为）昨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北京市也迎来了今年结婚登记的小高峰。截至昨日下午5点，全市各婚姻登记机关有3062对新人领证结婚，相比去年的1930对，人数有所增加。
　　登记人数多，新人集体宣誓
　　情人节、七夕节这样的日子都是领证高峰，婚姻登记处都会提前一小时开门办理业务。昨日早上九点左右，海淀婚姻登记处的颁证员党枫已经穿着笔挺的西装为6对新人领誓了。党枫告诉记者，因为登记人数较多，所以安排6-8对新人一组集体宣誓。
　　“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等着上台宣誓的一位小姑娘看着别人宣誓，小声地对身边的未婚夫说：“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
　　在朝阳婚姻登记处，前来排队领证的人也不在少数。办证大厅的领证台上，一对小青年玩起了自拍，男生还娇羞羞地只露了个侧脸。一位刚领完证的女孩在婚登处拿着“小红本”对着许愿树闭眼许愿，而她的“新老公”则为她拍照。在大厅的长椅上，新婚夫妇们或是依偎而坐，或是低声耳语，手中捧着证明两人步入婚姻的证书……
　　除了新婚的小年轻，昨天朝阳婚登处还来了一对结婚已经50年的老夫妻。74岁的吴爷爷和72岁的孙奶奶在50年前的2月4日结婚，今年正好金婚，想把遗失多年的结婚证给补办了。没想到，补办的手续繁琐，原定2月4日被推迟到了2月14日，正好赶上了情人节，两位老人也很开心，说这是缘分。50年相濡以沫不容易，老两口在颁证大厅合影时，小年轻们也忍不住拿起手机给他们拍照。
　　节庆日结婚登记“降温”
　　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截至昨日下午5点，全市各婚姻登记机关有3062对新人领证结婚。去年这个数字为1930对。不过，北京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去年的数字较少是因为去年的“2?14”正赶上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碰巧“遇冷”。
　　“在往年，这样的日子结婚人数要多不少。日登记结婚的3400对，2014年由于有两个‘2?14重合’，登记结婚的人有7300对，在2012年的同日也有4000多对登记结婚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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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恋机构：剩男与彩礼攀升有关
　　据国务院1月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年）》和国家卫生计生委2月6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进入失衡状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366万人。以女性人口100计算，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另据统计，“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超声波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再加上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造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高、持续时间长、波及人口多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据翟振武预测，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造成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剩男危机”或“光棍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持续出现全国范围的出生男婴数多于女婴数的情况，以此逐年累积，按照估算，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
　　对于单身男结婚难的问题，有婚恋机构的调查认为，这与近年来彩礼的攀升有关。据世纪佳缘网站对全国31个省份的调查，单身女性认为结婚时男方应给的彩礼金额平均为69416元。而女性要求男方在结婚时给出彩礼金额最高的地区为华东与华北,分别平均为80568元与80257元。
　　在北京，单身男性认为结婚时男方给的彩礼最少为49893元，而单身女性认为男方的彩礼最少为75058元，彩礼起步价均低于全国最高水平。
　　根据百合网2017年对其活跃用户的3000万份样本的调查显示，一些单身男性也呈现出“职业特征”，如单身男性分布最多的前五个职业领域分别为计算机/互联网、生产/运营、销售、证券/金融/投资/银行、教育/培训。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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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上海2月16日电 (记者 陈静)上海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后，由上海市司法局组织公开选任的首届150名人民监督员名单16日正式“出炉”。其中，个人自荐比例高达60%；82.7%来自基层；他们中年纪最大者66岁，最年轻者的23岁。
　　当日，上海市人民监督员选任颁证大会暨宣誓仪式举行。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姜平强调，要切实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加强对检察机关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监督，确保依法监督和独立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上海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局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郑善和，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章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周越强等参加会议。　　
　　上海首届人民监督员公开选任吸引了各方广泛关注，报名人数达到1093人，按照公告确定的程序和规则，最终聘任了150名人民监督员。他们中既有博士研究生，也有高中毕业生；既有上海户籍者，也有来自外省市的民众；既有国企老总、民企老板，也有中层干部和普通员工；既有专家学者，也有社工、在校学生、全职妈妈等基层民众，基层民众占比高达82.7%。上海市司法局方面表示，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市人民监督员的广泛代表性和人民性。
　　据悉，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改革选任管理方式，把选任管理职能从检察机关调整到司法行政机关，以回应社会对“检察机关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质疑，从而增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增强监督实效。在本次选任过程中，上海市司法局将公开、透明、规范的根本原则贯穿始终，首次使用信息化手段全程跟进。
　　为保证选任工作的依法民主、公开公正和科学高效，上海市司法局设定了发布公告、资格审查、确定员额、组织考察、公示拟任人选、异议审查等十个环节，并公开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工作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在筛选阶段，在驻局纪检组现场监督下，180名人民监督员候选人通过在信息管理系统输入的筛选条件自动生成，这些筛选条件全部事先公开。
　　为帮助人民监督员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当日颁证大会后，上海市司法局即组织全体人民监督员进行为期两天的脱产集中培训。据了解，今后，上海市司法局及时随机抽选产生人民监督员参加具体案件监督，并注重参加具体案件监督人员的针对性；同时，该局将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人民监督员履职台账，并建立起一套包括培训、考核、表彰、惩戒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据了解，今后，普通民众在案件过程中想请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可随时与人民监督员联系，或者反映有关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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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年轻人被户口牵引
　　作者：胡宁
　　如果杨仁旺愿意，200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他完全可以顺利在京落户，按部就班地评职称、买车、买房，为孩子落好北京户口，成为家乡人羡慕的“北京人”。
　　一切都被他的“理想”打乱了。20岁出头的杨仁旺北大毕业后返回江西老家的中学执教。他错过了也许是唯一一次得到北京户口的机会。
　　后来，他再次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回到北京的中学任教。不在乎户口的“后遗症”正在这个年轻人身上逐渐显现：买车，买房，送孩子上学，都因没有北京户口波折重重。
　　自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国持续多年的户籍制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一些小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取消，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进入门槛正在提高。
　　到2016年，31个省级行政区全部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里人”和“乡下人”壁垒分明的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同时考虑到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很大”，“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今天，很多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发现，拿北京户口更难了。杨仁旺的学弟伍声是今年即将从北大毕业的硕士。他毕业班的同学时常谈起，北京户口一年比一年难拿，大家常会感叹，哪怕早毕业一年，对于拿户口来说，都有很大优势。
　　这些到处打探消息的毕业生注意到，有的单位前一年还承诺能为所有新入职应届生解决北京户口，后一年招聘时就变成了“条件优秀者可以解决北京户口”。
　　伍声一度表示，即便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只要能解决北京户口，他“什么工作都能接受”。
　　曾在弱冠之年为理想而放弃落户机会的杨仁旺，当年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北京户口会变得如此稀缺。
　　他毕业那年，没有听到什么政策说要限制北京人口，求职者对户口的得失心也没有那么强。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负责人曾介绍，北京地区用人单位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户口进京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市属单位接收的学生，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另一个是中央在京单位、直属机构、企业接收的学生，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批。
　　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举办的“推进首都改革发展”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届毕业生进京数量的高峰年是2005年，约有两万人。此后北京开始调整应届生进京数量，2008年起降至每年1.5万人，2010年起则降至每年一万人。到2014年，上限仍是一万人，但《北京日报》援引北京市人社局负责人的说法称，之后会呈逐步趋紧态势。
　　这一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为年度主要任务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2014年，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就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个政策导向是非常明确的。”
　　在北京日益收紧的户口指标面前，近年发生的多起“倒卖户口”案件中，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买家”频频出现在涉事名单中。
　　伍声的一位同班女生建立了500人的求职群。对群里的多数人来说，“户口是核心焦虑”。
　　他们的担心不仅源于人口总量的压缩，也源于“结构”的调整。在2015年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北京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处处长刘小军说，为促进实现北京市“以业控人”的人口调控目标，针对部分行业的新增岗位，北京市将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
　　“京党硕男”，即北京生源、中共党员、硕士学历和性别为男，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是流行在应届生圈子里的求职规律。能解决北京户口，也是一份工作“更好”的题中之意。
　　在求职时，除第一条外全都符合的伍声本应更有信心。可是，当他和几个条件比他优秀的同班同学甚至常常连简历都没通过筛选时，他感到“自卑、恐慌、纠结”。
　　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早已存在。2005年，国务院同意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D2020年)》中确定：2020年北京市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在短短四年后，这一目标即已失守。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860万。
　　新的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将控制在2300万人。而今，留给北京市人口增长的空间仅有不到130万人。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曾公开解释，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北京水资源的承载力算出来的。他说，北京现在每年的用水缺口是15亿立方米。这个数字接近北京最大的饮用水源供应地密云水库库容的40%。
　　关于北京市控制人口的政策，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日报》记录过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算的一笔账。
　　“到底北京应该发展多少人口，可能发展到多少人口，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说目前就是极限，有人说还能发展，还有人说你能控制住吗？”他说。
　　他这样算账：2014年之前的10年间，北京平均每年增加63万人。对比伦敦、纽约、东京，北京的速度是它们的5到10倍。如果这样的增速继续，意味着10年后北京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1.3亿平方米住房，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相当于整个伦敦现在的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亿立方米水的消耗，相当于南水北调进京水量的一半……
　　“不说它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有所作为的话，这个代价能不能承担？”陈刚反问。
　　当杨仁旺回到江西老家时，他顶着父亲要跟他断绝关系的压力，眼里只有他的教育理想。
　　他希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公民意识。可在家乡，孩子们为应付考试疲于奔命。杨仁旺想讲自己设计的课程，连最基本的课时都无法保障。
　　他不想再成为应试的工具。2006年回到北京后，他的课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固定课时和一群有精力去实践的学生。课堂的形式很像大学，他会布置给学生一些题目，比如调研菜市场的社会阶层。这些中学生视野开阔，会在指导下阅读文献、设计问卷，实地观察、访谈，最后进行小组汇报，并形成书面报告。
　　“目前，想实现我的梦想，可能是要待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杨仁旺说。
　　但在组成家庭后，从不关心户口的杨仁旺，却被现实一次次提醒着。错过了北京户口，意味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没有户口的他，买房要提供连续缴纳5年社保的证明，买车需要提供暂住证，暂住证却要定期续办，等到换发居住证时，他要零点去排队，在寒风中等待了整整8个小时……
　　正在长大的两个孩子，更不断提醒着杨仁旺户口的重要性。非京籍的孩子在中考后不能进入公办高中，京籍孩子高考时被北大、清华等顶尖高校录取的机会更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对记者说，户口对年轻人影响很大。直接影响是在城市获得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的一些待遇的差别。比如，廉租房只针对本地户籍人口，比如外地人的孩子在京沪受教育待遇不平等，甚至网约车资格也要本地户籍才能开。
　　他认为，这些做法对一线城市的一个威胁在于，可能会失去有创新活力的群体。任何行业和职业都是金字塔，年轻人是金字塔的底座。“没能让年轻人留下，底座就没有了。高端的人哪来呢？”
　　“我们的城市总是有一种掐尖儿的思维。我们总希望有麦当娜，不希望有年轻时期的麦当娜DD她可能是个住地下室的穷人。”他说。
　　对于执着于户口的求职者而言，户口最大的用处，就是可以避免孩子入学时遇到的这些麻烦。
　　一位2015年毕业、现就职于某政策性银行的男生总结了身边人热衷户口的主要理由：“人云亦云，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前辈们都说要拿户口，不明觉厉；买房、小孩上学、中高考这些，还是很现实的；对于未知的恐惧，虽然拿了暂时也没啥用，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另一位年轻人则认为，从长远来看，户口制度是“肯定会终结的”。问题在于，“也许10年户口就消失了，但是8年后你的孩子就要上学了。”因此，户口对大家来说是基于现实的可选项之一，“户口，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个绑架了太多其他价值可选项的身份证明”。
　　“中国未来的趋势，不断放松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会公平性。”陆铭说。不过，也有人回应：前提是超大城市的人口负载能够承受。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观察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已使人才开始更多地流向杭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大城市。
　　他认为，“上海连续多年GDP占全国比重的下降、全国三大科学奖获奖数以及重要专利数的落伍等，恐怕与上海长期以来的人口控制不无关系”。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201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指出，截至日，北京地区高校已就业的京外生源毕业生，有半数以上离开了北京。
　　陆铭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解决方案：几管齐下，科学规划未来人口数量，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数量，改善供给质量；充分利用管理和技术的手段缓解城市目前存在的问题。
　　这些学者仍在思考的问题，在杨仁旺的生活里已经暂时不再成为问题了。他看中了昌平一家家庭式学堂，大儿子已经被他送去了那里的幼儿园，并将在那里继续读小学、初中乃至高中。
　　杨仁旺与户口问题会时不时地相遇，但他的目光从不被户口牵引着。“如果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就寄托在那个户口上面的话，那相当于是无视了很多可能性，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那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面。”
　　对于伍声这样，在户口极难拿、户口很重要的气氛里浸淫了6年的人来说，摆脱户口的框定并不容易。
　　在这读了6年书，他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是他实现职业梦想最好的地方，也是毕业后让他在物质上可能最匮乏的地方。而户口，不过是在这里生活的一块敲门砖。
　　2016年年底前，伍声终于找到了一份能解决北京户口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去年11月，北京雾霾正浓。患有过敏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结膜炎等五种呼吸系统和眼部疾病的伍声，去朝阳区某国际小学主持活动。到学校时才发现，这所小学里有一个封闭的罩子，内部是不被雾霾侵扰的空气系统。
　　这所学校每年的学费超过20万元。那一刻伍声突然觉得，“有资本才有更多选择，比户口能给我的更多”。
　　伍声的脑海里无数次出现这个画面：如果留在北京，按照有户口的这家单位的月薪水平，“也许30岁时，我还在租个次卧或者一居，爸妈来了，他们睡床，我睡地上”。
　　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路：他拒绝了那家事业单位，准备接受外地的一份工作。“在我感兴趣的领域内，按照状态和常理，我兢兢业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比起户口把我拴着，再掏空家里的老底儿在燕郊买个房子，我没办法，只能离开。”
　　他说：“我应该不会留在北京，除非发生奇迹。”
　　(应采访对象要求，伍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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