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美术馆
何香凝研究/INTRODUCE
居然有此岁寒图――何香凝与柳亚子的唱和与国民党左派斗争
中国美术学院
沧海横流今已矣，居然有此岁寒图。眼中朋旧谁人杰，劫后江山半酒徒。
贱子生涯殊自惜，群公勋业谅非孤。抚膺独有丹心在，谁荐雄文奏上都。
这是柳亚子作于1923年题为《题〈岁寒图〉》的一首诗。在与何香凝诗词相唱和的众多文友之中，柳亚子应该算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了。因为根据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所编撰的《磨剑室诗词集》中所收录，柳亚子为何香凝所写的题画诗、赠诗、和诗在二十一个诗集中共计五十七题（其中词二首），而实际上很有可能不止这个数。因为例如作于一九三四年的《题&山水&诗》（后文有所题及）就未见诸收录。另外在这本诗集中所记载的诗歌有的没有题目，有的则是数诗共用一题，由此看来，单篇诗歌的实际数量应当与诗歌题目的数量相去甚远。这是因为柳亚子作这些诗的场合大多数是在文友相会的雅集中，有时候一次为何香凝的数幅新作同时题诗，所以即便都被笼统地称为《某年某月某日为廖夫人题画诗》，而实际上从韵脚到内容都并不相干，不能归为一首。例如《东沟集》收录的作于1932年的《为香凝夫人题画》中，便有单篇十首。虽然仅根据诗集体律以及进一步的小标题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同时题识于十幅画面之上，但是根据押韵和内容，还是不合适将之笼统地归为一首。在《磨剑室诗词集》中，为何香凝的题画诗大多如此，基本上都没有进一步的细分。然而，在类似于此的一些个别现象之中，针对一些韵律不甚工整、体格比较散漫的作品，便尤其值得仔细推敲。例如游浙集中所收的写于1932年的《长松山房歌》：
&&&&长松先生人中豪，结庐喜在山之坳。岁寒不数梅与竹，苍龙直干云霄。
&& &两松揖让恰相对，一松偃蹇山墙外。蟠天际地百轮铮髟屡缤蚬夤帧
&&& 放毫谁写长松图，须眉巾帼南海何。养疴适馆愈两月，兴来时对长松哦。
&&& 贱子东南西北人，短缘暂与松为邻。命题敢拂主人意，为松写照惭不文。
单看这篇诗，每两句一转韵，读起来好象是四首诗，而实际上观其内容，则彼此呼应有承转，表达了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事件。而诗中所提及的长松先生是民国年间的书画家经亨颐（），长松山房是他的书斋号。根据诗中所提及的《长松图》，我们可以推测出这首《长松山房歌》上所有的文字，是题写在同一件赠送作品上的。故而，在见到原迹题诗的格式以前，我们可以仅凭这些线索，将诗集上的这一篇，归结为一题一首。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与此相似格式的其他一些作品，区分起来则相对更加模糊，例如收于《玫瑰集》的1929年《为香凝夫人题画》诗中有独立的两段诗云：
&& &①、雪月交辉意态殊，直教画出岁寒图。栋梁大厦心原在，羞向秦庭作大夫。
&&& ②、东篱啸傲陶元亮，南国婆娑王子猷。万紫千红零落尽，好持劲节战深秋。”
其他的数段便不引用。在诗集中对于这两段诗的内容没有提及，想来并无小标题。虽然这两段诗内容、韵脚并不相同，却不好仅凭此就认定它们并非同一篇题画作品。虽然这两截诗分别咏松、竹菊，但因为是题画之作的缘故，除非看到原作，否则仅凭诗集体例，很难推测它们是否题识于同一张花鸟作品（类似于《岁寒三友图》）之上，并借以推测实际单篇的数目。
柳亚子一生作诗之多不胜枚举，有的诗无题，有时数诗一题，在《磨剑室诗词集》中是司空见惯，故推测实际作品数目时甚有难度，且争议丛生。然而关于何与柳交往的历史，则有有必要寻找一个相对精确的总数或时期数，借以推测他们某一时期来往的频繁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到了国民党左派活动的兴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
就是以上的这样两个例子，是在为柳诗计量时遇到的突出个案。我们沿用《磨剑室诗词集》对之的篇幅分配，将前者定为一首诗，后者定为数首诗。如此，可以大致统计为，柳奉何诗作（包括赠廖仲恺、赠廖承志、赠廖梦醒，因为这些诗有的时候也会在何画中出现。）现已收入《磨剑室诗词集》的一共有六十一题，计一百零八首，词二首；其中例如《浙游杂诗八十首》这样题目中未曾体现，但是在诗歌中有相关内容的暂时无法完全统计，很有可能还有更多；而现在可见未收入诗集的作品（主要是题画诗），也当在十首以上。
关于柳亚子与廖仲恺夫妇初次相识的具体时间，学界并无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由柳无忌所编撰的《柳亚子年谱》中记载：“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冬三十四岁是年曾赴上海始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无疑当为最权威的定论了。然而通过比较几份年谱我们却可以发现，这一论述中尚有不明确之处。因为通常，我们提及一年的冬季，大都是指这一年的十月下旬至十二月而言，而已有的既定史实可以证明，1920年的这一时期廖仲恺并不在上海。众所周知，日，以陈炯明为首的驻闽粤军进占了广州，次日也就是这一年的公历10月30日，廖仲恺和汪精卫在石龙会见了陈炯明并慰问粤军将领。11月5日廖仲恺致电孙中山，宣布就任广东财政厅厅长一职，在此数日内直至这一年的年终，都属于广东军政府的组建时期。据史料记载，廖在任期曾经颁布命令规定自日起，各征收机关“一律以毫银或者省行兑换弧苯赡衫逅疤锔车鹊。这则资料从侧面体现那一时期广东军政府新政伊始、百废待兴的实际情况。虽然，这几个历史事件点之间，确实有着短暂的记录空白，可是前后不过数日，其时总揽广东军政府一切财政大权，身为政府三巨头之一的廖仲恺，在这一时期中并不可能有机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并接见柳亚子。在1920年的其它时间中，廖仲恺于4月1日到达漳州粤军驻地向陈炯明传达孙中山的意见，由于当时直皖战争迫在眉睫，段祺瑞和福建督军李厚基对是否支持粤军返粤以牵制与直系有勾结的桂系举棋不定，廖仲恺有必要在漳州仔细了解军队的具体情况，以及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服工作。对此，何香凝曾经回忆说：“仲恺为了动员粤军打回广东，曾先后两次前往漳州，每次都住上两三个月。”根据当时驻闽粤军箭在弦上的情势，这两次前赴漳州当都是在1920年。如此，廖仲恺1920年的活动，当有半年在福建、三个月在广州，已经去其大半。
那末廖仲恺于1920年究竟有否曾经前往过上海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1920年1月，廖仲恺在上海陪同孙中山接见了京津来沪的学生界代表许德衍、张国焘、康白情等人。虽然其中没有涉及柳亚子的名字，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那是柳亚子于1920年在上海结识廖仲恺夫妇的唯一机会。
这样，一个对柳无忌记载中的问题所作出的较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可以是，时间确实是在1920年，季节确实是冬季，然而仅凭此便记为“1920年冬”，则未免有误导之嫌。这一句话，我们不妨改写为：“1920年（民国九年）一月，庚申年冬，在上海始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其年，柳亚子三十四岁，何香凝四十二岁。
在研究何柳通家友谊的交往史中我们所注意到的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事实即是，柳亚子送呈何香凝的诗作，除了也有一些描述时局的杂感诗掺于其间外，其主要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或者是借物喻人，或者是以景明志的题画诗，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研究国民党左派思想史的绝好资料。柳亚子与廖仲恺、何香凝熟识当为1923年尾前后，此前或系泛泛论交，因为在那一段时期中并没有史料记载的相遇、和诗词唱和，成为柳亚子奉何香凝诗中少有的空白时期。如果《磨剑室诗词集》收录得足够详尽全面的话，柳亚子呈诗于廖仲恺、何香凝应当是从年间开始的事，确切地说是日之前，廖仲恺赴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地点是在上海。柳亚子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熟识可能就是这两个月间的事情。时间虽然短促，可是也确实是在这期间，举办了一次重要的雅集。根据《柳亚子年谱》记载，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柳亚子与陈巢南共创岁寒社，首次举办文酒之会。与会者有张溥泉（即张继）、于右任、汪兆铭、杨杏佛、谢无量、刘季平、邵力子、叶楚岬龋杉宰笈扇耸课鳌Ｆ涫绷沃兮蚋疽苍谏虾＃部赡茉谑苎。而紧在此之前于日成立由柳亚子任社长的新南社，也在1924年吸收廖仲恺加入社籍。对此《柳亚子年谱》中描述道：“1924年2月新南社已有二百十三人，1924年发展至二百七十人。廖仲恺等亦加入社籍。”另外，史学家郑逸梅的《南社丛谈》中，对此事也有所提及。综观廖仲恺1924年的活动，除了年初几日在上海外，其余时间当都在广州。所以廖仲恺加入新南社的时间，应当也是这几日。柳亚子1924年赠廖仲恺、何香凝的诗有两首，除了上面提到的《送廖仲恺归粤、兼呈何香凝夫人》之外，还有一首《乞香凝、孟芙绘〈江楼秋思图〉》，大约也与上海的雅集有关。1923年底至1924年初，是柳亚子与廖仲恺夫妇建立深厚友谊的开端。
而对于廖等在新南社中的活动及柳对之的评价，柳无忌回忆说：
新南社仅有短促的一年半历史（1923年产5月至1924年10月），此后并未举行
集会，或出版社刊。关于南社与新南社之比较，柳亚子曾以为南社是诗的，其代
表人物为汪精卫（时汪氏尚未投日叛国），而新南社是散文的，可举廖仲恺为代表
人物。南社的文学活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而新南社则已超越了浪漫
主义的范围。“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柳亚子
《致曹聚仁函》，1936年）……
日，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使人刺死，柳亚子在上海也参加了追悼会，时间是这一年的十月，召集中国国民党党员吴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天，其日有吴江县监察委员杨剑秋登坛演讲。次年五月，柳亚子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时黄花冈拜谒廖仲恺墓，作了一首悼诗云：
&& &乱草斜阳哭墓门，从知人世有烦冤。风云已尽年时气，涕泪难干袖底痕。
& &&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匹夫横议谁能谅，地下应招未死魂。”
这首诗收录在《仗剑集》中。与此相关的还有一首写于1937年的《廿六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殉国十二周年纪念感赋》，收录在《鸿生集》中，都是对廖仲恺的怀念之作。在这次会议中，何香凝和柳亚子与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作了坚决的斗争。
对于廖的缅怀以及对于左派革命黄金时代的恋恋不舍也是何柳交往历程的重要线索之一。此外还有许多其它体裁的诗词中有追悼廖仲恺的句子，例如写于1935年的《十四日双清楼主再度枉驾赋成一律兼示无恙、李湄》（收录于《北归集》）中，有一句“化碧三年苌叔血”边，有作者自注的一行小字云“谓廖先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举足。
&&& 对于“廖案”的发生，何香凝的心中之悲愤可想而知，在1925年秋天她写的一首题为《悼亡》的诗中说：
&& &辗转兰床独抱衾，起来重读柏舟吟。月明霜冷人何处，影薄灯残夜自深。
&&& 入梦相逢知不易，返魂无术恨难禁。哀思惟奋酬君愿，招国何时尽此心。”
与此相类，柳亚子也有一首《十二月九日与香凝夫人夜话感赋》诗为何鸣不平：
&& &人亡国瘁恨难平，空遣深源负盛名。一样刘樊仙侣事，可怜双照愧双清。”
这首诗写于1930年收录入《丹青集》，其中“双照”有理由相信就是对于胡汉民的指名道姓，这一点后面也会提到，由此可见柳亚子在廖案中对于胡已经产生了怀疑。&&&&&&&
无可置疑的是“廖案”的发生，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造成国民党左派由盛而衰从此一蹶不振的一次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对于“廖案”前因后果的调查和对真正元凶的推测，历来争议丛生，一直悬而未决。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何香凝当然也参加了争论，她在《回忆廖仲恺》一文中追忆说，真正主谋参与暗杀廖仲恺的有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赵公璧等人，而这些人中真正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个，还有“廖案”的杀手陈顺也被当场执获，仅此而已。根据这些人提供的关于“廖案”的蛛丝马迹，何香凝提出了三名幕后主使的嫌疑人名单，即胡汉民、邓泽如和吴铁城，吴是当时的公安局长。然而由于当时党政机关的领导权力已经大部分被国民党右派所窃取，他们之间互相包庇纵容，致使何香凝提出彻查“廖案”凶手的要求不了了之，调查工作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廖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以辞职相威胁，坚决拒绝逮捕胡汉民；而嫌犯之一的吴铁城也被蒋介石借故放走了。对此何香凝非常不满，她曾在文章中写到：
有一天，蒋介石来看我，我说：“廖案的发生，吴铁城是有责任的。因为我在廖
案发生以前，到公安机关找过吴铁城，我清楚地记得我还对他说过，有人要暗杀
廖先生请你注意。中央党部本来应该有警卫人员守卫的，但是那天却恰恰没有。
而且这次朱卓文漏网没有捉到，显然是有人放走了朱卓文，吴铁城是有份的。”
我又问蒋介石：“吴铁城那么优待凶手，你又为什么这样优待吴铁城呀？”蒋问我
“吴铁城不好，李章达好吗？”后来蒋委任李章达做公安局长。李章达扣留过吴铁
城，不久，吴铁城又被蒋介石的人放走了。后来李章达又被蒋介石免职了。&&&&&& &&
由此不难看出，暗杀仲恺的真正凶手是谁。
可见蒋出于某种原因作出了让步，而这种原因被何香凝理解为是做贼心虚，她因此而暗中怀疑蒋介石才是造成“廖案”的真正幕后凶手。无独有偶，柳亚子在一篇题为《何香凝先生画集后叙》中的言辞就更加露骨：
孙先生手C革命，廖仲恺、何香凝两先生伉俪绩绪中山。不禄惠阳复惨遭蒋
逆中正暗杀，遂令元凶盗国二十余年，寰宇分崩、蒸民涂炭……
以蒋介石为“廖案”元凶，历来史学家以不同意者居多。颇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恰好比拟于廖承志在建国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以批驳台湾当局将廖案责任追究于中共的观点。何香凝的文章写在建国初期，柳亚子的这篇序也是写于1954年，很难说他们在作出如此推断时，有否受到了个人好恶的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何柳为首的左派人士与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在这种时刻，就是加入了个人感情的因素，也是在所难免的。
廖仲恺死后特别是蒋介石在炮制了“中山舰事件”之后，何香凝、柳亚子等一批资格较老的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的奋斗就更加显得孤立无援。左派革命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总之廖案渐渐平息之后四周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和氛围，何香凝在1927年写了一首题为《重游大庾岭》的诗中说：
十月重观岭上梅，黄花笑雪傲霜开。梅兰菊竹同时会，羡却庾山独占魁。
这首诗收录在1963年成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何香凝诗画集》中时，旁边的小标题只有作者自注的“1927年北伐途中”一行小字，此外就没有任何关于事件的文字注释了。“北伐”这个词令人感到用意很强烈、也很含糊，但是仔细辩识诗句的话则还是能发现一些线索。因为在诗中提到的“十月”的时间和“黄花笑雪”的场景，可供我们推测时间。开黄花的“岭上梅”，应该是腊梅无疑，也就是说时间为冬季，由此推算，诗中所提及的“十月”应当是阴历的记年。在1927年公历10月至于11月何香凝所作的北向旅行，就只有由广州出发的，前赴南京为廖仲恺选择墓地之行了。综观何香凝1927年下旬的活动，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去推测“北伐”这么强烈的一个词的涵义了。众所周知，1927年下旬国民党最重要的会议，当属宁汉合流特委会的诞生，何香凝曾经对此大加抨击。1927年9月宁汉合流实现后，经过多次各派系激烈的斗争，在南京产生了一个由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合并而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桂系军阀勾结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与国民党左派的理想依然相去甚远。根据史料记载，何香凝于其年十月由广州赴南京选择廖仲恺墓地，在此期间曾经声明，反对参加国民党特委会；不久以后的11月16日她在汪精卫举办的各报记者招待会上又发表演说再次声明反对特委会。由此看来，这首诗用词强烈，所指当与此事有关。
1927年，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焦点是对特委会控制权的争夺，这体现了蒋介石、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三方面（宁汉沪）的权利之争。因为1927年蒋介石已经通电下野，而汪又在争夺中节节失利，所以特委会最终被上海中央的西山回忆派勾结桂系军阀所控制。在日特委会会成立的委员名单中，西山会议派占有了十余个重要议席。对于特委会的拉拢，何香凝自始至终强烈反对，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对于右任和谭延]说：“革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不参加（特委会），你们淘汰我好了。”在1927年11月汪精卫的记者招待会上激烈抨击了特委会后，为了避开陈立夫的“探望”，何香凝成有意回避出门，冒雨到紫金山闲逛了三、四个钟头，并写下了《紫金山上中山月》的著名诗篇。
当然，何香凝的意见在当时国民党右派窝里反、乱成一锅粥的权力斗争实际情况下，显然是无人问津的。1928年秋冬，何香凝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任何职务，亦不参加其它党派的活动，而是经常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在沪、杭吟诗作画，过着恬淡的归隐生活，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这几个人中，经亨颐虽然在名义上属于左派，实际上是基本中立的教育界人士，陈树人是国民党左派的改组派成员，亦属于郁郁不得志的、有官无权的闲散人员，所以他们很能唱和。在这段时期（1928年秋至1929年秋）柳亚子写给何香凝的诗一共有十八首，其中题画诗十五首。在这十五首题画诗中，又有题花鸟八首、题山水三首、题走兽二首、题画集二首，在同一年中，应当是属于比较多的了。1928年柳亚子就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为《柏烈武招饮玄武湖上佣庐，集者于右任何香凝辈十余人。饭罢更携香凝诸子，乘小艇环湖一周而旋，即成一律》（《秣陵集》），仅从题目上就能看出当时雅集的盛况。
在这样一类的雅集之中通常是众人遣书作画，柳亚子献诗题词。我们注意到柳对于这些艺术作品的批评通常是不置可否，表现出鉴赏水平一般，非行内人。从其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画论观点就可见一斑：
……并且，或者一个文学家或是一个美术家的作品，必定要有政治主张，作为背
景，才能表现出内在的灵魂来；不然，不论你是桂冠诗人也好，艺术大师也好，
只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小摆设”、许地山先生笔下的“教狗虱做戏”罢了。
评论空泛，是显而易见的不精此道。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评论，也必然上升到革命理论的高度，这一点倒也很符合柳亚子一贯的行事作风。
也许是因为，柳亚子和何香凝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家和斗争者，虽然处江湖之野，他们却不能象一般颓废文人一样在这水深火热的乱世中做到寄情山水，相忘于江湖。1927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归来联合汪精卫向特委会发动了攻击。11月22日，陈果夫在蒋的秘密授意下指使爪牙煽动学生举行反对唐生智的游行，而在同时蒋又密告南京军警对游行人群进行开枪镇压，造成了三死七十五伤的“一一二二惨案”。蒋炮制这一事件，将西山会议派和桂系军阀搞得声名狼藉，进而在12月3日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向特委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终于，12月28日叶楚伧（特委会秘书长）呈文宣告正式解散特委会。这一次派系斗争以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而在这个时期，蒋与国民党改组派的斗争也逐渐点燃。1928年冬，以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立。有意见认为何香凝的重要伙伴陈树人也是其中一员，而事实证明则很有可能不是，这一点及其考证在此就不赘述。约在1928年8月以后，蒋对改组派开始了日益严重的压迫，例如在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讨论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时，蒋介石就玩弄种种手段窃取选票、压制其它派系。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在三大代表406人中，仅73人是真正选举产生，只占总数的18.8%。
此外这个时期蒋与汪派、胡汉民派、李济深派、陈济棠派还有冯系军阀、阎系军阀、桂系军阀等等十数个派系混战一场，争斗得如火如荼、不亦乐乎，限于本文主题，在此不便提及。在中华民族内外交困、水深火热的情形下，当权的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以社稷为重，还窝里乱斗，致使民不聊生，这在何、柳等一部分左派或进步人士看来，无疑是不能忍受的。1929年秋，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坚决决裂，何香凝自筹经费离上海经过香港出国，于次年先后至法国和德国居住。很显然，此时她的心情是很悲愤的，在题于1929年一幅梅花图上的诗句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了这种心迹：
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升沉。
据说何香凝为了筹集旅欧的费用，在1929年绘制了一大批作品出售，如果这张梅花图也是其中之一的话，那“独向天涯寻画本”无疑就是在描述这一事件了。
有理由相信，何香凝的法国之旅是受到了宋庆龄出国的启发。她于1929年动身，在其动身前后创作的作品有《香凝出国赠画》，原作现收藏并陈列于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关于何出国的时间历来的传记和年谱中都仅仅以“1929年秋”一言以蔽之，恐怕是互相引证的结果。其实对于这件事何香凝在《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中自己就有明确表述说：“……本人于前年九月离沪赴欧，在外共两年又两个月……”，如此推算而来《香凝出国赠画》当创作于1929年立秋（八月七日至九日）前后至于九月间的一段时期，绘画地点是在江西。而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通过经题词中“过沪”二字可以推测出题诗地点是在上海，也就是说何此时已经到达了去国的最后一站，显然离赴欧之期为时不远矣。综合这两点我们可以大体推算出此幅作品的最后完成时间当在1929年八月中后旬至九月之间。另一方面，在这月份前不加“农历”二字也是有所思量的，因为根据《民国日报》日何刚回国时登出的《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中的“两年又两个月”可以推算出，假如《民国日报》纪年所用为公历的话，那末其中离国的“九月”也应当是公历才合适。
在动身时及旅途中还有到了巴黎以后，何香凝在这个时期所写并见诸记录的诗一共有四首，除了上面提到的咏梅有感以外，最重要的一首是《一九二九年出国途中感怀》：
车摇摇、风萧萧，多少青年海外飘！长驱直进何所畏，不怕狂涛与暗礁。
舟行世界千万里，飞机直上干云萧。一望中原无净土，同胞血染赣江桥。
三民主义今非昔，污吏贪官民怨极；帝国侵凌祸怎消，频年借债山如积；
金钱变作炮弹灰，到处胞田生荆棘；可怜十室九家空，民穷财尽饥寒迫。
谋生无路去投军，原为司令当持役；无情毒炮一声鸣，断送生灵千万亿；
牺牲为彼争地盘，空流鲜血无遗迹。遥怜少妇泣闺中，望子思夫长叹息；
不知已上断头台，梦魂相公各言哀！留言后辈青年者，我等雄心且莫灰；
天生我才必有用，今天死了再胚胎。前者牺牲后者继，此后无穷烈士来；
花开花落年年在，血V黄花几度开。
这首诗写得甚不工整，也有很多句子不通，想来是一时心情激荡之作。不过诗中描写当时主暗国疑、内外交困的社会状况，却是作者亲见的真实写照。至此何香凝参加国民革命的前阶段告一段落，此后是更加轰轰烈烈的反独裁斗争。
遗憾的是关于何出国时间和国外的行程一直资料不足，后文中时而也会有所提及。何香凝于1931年回国，在欧洲居住的时间里，她曾经一度与宋庆龄生活在一起（1930年夏），并时而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何香凝在欧洲的活动，历来记述甚少，当是以绘画为主。其中在1930年8月，何在《东北工商时报》上发表《廖先生纪念日感想》文章一篇；而在诗作之中，也只有一首《冬夜洗衣》边有作者自注的一行小字云：“1929年时在法国巴黎”，此外并没有这一时期的重要诗文传世。
根据何香凝的年谱显示，何于“1930年9月（从德国）返回巴黎，学习法语或画画自谴”；“春夏，仍居巴黎，写《感怀》诗一首。（没有流传）”，根据《磨剑室诗词集》的记载，在1931年的12月9日和10日，柳亚子有两首明确记年的诗作传世表明，在这两日他与何香凝有所接触，这是迎接何乘“麦新格特”号归国之后的事情。这两首诗的题目分别是《十二月九日与香凝夫人夜话感赋》和《题香凝夫人画幅十二月十日作》，单从诗及诗题上看，似乎与以往的雅集并无二致。何香凝在日搭乘法国麦新特格将军号回国，其时中日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何在1931年冬发表了多次对于时局的意见，其中12月1日接见国闻社记者时说：“人人都有救国的责任”，表示自己“拟日内召开一书画展览会，将会中所得之款全数捐助给红十字会”。画展在12月27日开幕，地点是上海先施公司。资料记载，这一次画展共征得书画艺术品1500余件，何香凝、郑洪年、叶恭绰等二十余人共认捐款17750余元。这些何香凝的作品上应当也有大量柳亚子的墨迹。
何香凝在欧洲创作的作品历来少有流传，也可能因为分散流落太广而无法统计。而例如柳亚子诗题中的《题香凝、海粟合作瑞士勃郎风景四月十五日作》（《大风集》）这一类的诗歌，似乎也很难简单确定其创作地点。其中基本当无问题的是1931年的松菊巨幅，它也是历来公认的何香凝代表作品之一。在此作中柳题写的长诗并无收录于《磨剑室诗词集》，然而观其内容气度各方面，可以推为柳奉何诗作中的代表佳作：
卅年革命中山孙，廖何仙俪同及门。苌弘埋碧死不朽，周粑辰裼檀妗
岭南当日盛才人，跋扈早识桓将军。新亭涕泪河朔饮，酒徒一散都如云。
微言愧我称先见，慷慨长辞粤王殿。杜门已悔锥处囊，亡命还愁剑面。
多君仍挺鲁阳戈，赣鄂从征冒矢箭。武昌虽小正朔尊，巍然坐看玄黄战。
可怜驽马啮腈酰鸪寺鄄煌Ｒ蠛菩槊筇煜拢耪掳й胤纭
过江名士多于鲫，唯君杰出群流中。一恸昭陵毕万缘，誓言去国凌长空。
去国三年居海上，笔床茶灶东西向。补天炼石梦荒唐，滴粉研朱心惆怅。
余技丹青迥绝伦，羞为凡葩写形相。后雕松菊入画图，雪虐霜饕岂沮丧。
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真。江山摇落千行泪，家国兴亡几辈人。
秦庭大夫讵足骂，陶家三径宁嫌贫。吁嗟乎，劲质孤芳世已稀，愿君善
保坚贞身。
不啻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篇宣言。其创作地点当无疑问，证据是何在落款中有“二十年作于法京”的字样。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期中，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侵略军的斗争。1932年，何香凝频繁在抗日军队中活动鼓舞，主要负责伤兵工作。日开始在上海新闸路海关监督公署设立办事处，负责组织、领导妇女前线慰劳、救护队、难民救济队以及救护训练班。并在其时期，与宋庆龄、杨杏佛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了一所有三百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在二月间，何香凝写了一首诗题为《赠亲爱的伤兵》的诗说：
君流血、我流泪。锦绣江山被人取。增你勇气，快到沙场去，恢复我们土地。
好男儿，救国不怕死。死，留名于万世。
从此以后至1943年，已收录的何香凝诗除了有限的几首题画诗外，几乎全部都是这样的抗战体裁，根据粗略统计约有十首，而实际数字则应该更多。与上面一首经常一起出现的有写于1932年的《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装有感而咏》，最是脍炙人口：
&&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 将我巾帼裳，换尔征衣去。
这首诗附录于日致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在此之前的2月16日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赴沪参战前夕，何也曾寄附诗信并女褂子一件前往激励，诗的内容与这一首相同。赠张治中的诗见录于《张治中回忆录》，而赠蒋之说，则有所争议。
193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为了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同流合污，经常在一起吟对的“寒之友社”活动大盛于昔，并由此吸引了许多文人的注目。关于寒之友社的活动，历来资料甚少。但柳亚子在1932年为社友作诗却极多，计十一题数十首（收录于大风集、游浙前后集和东沟集）。其中最大者为1932年与何、经游玩浙江时留下八十首诗中的大部分。诗中所涉及的中国现代文艺界名人有刘海粟、张善I等人，可见当时雅集之盛。其中有相当部分题画诗，想来那一年何创作甚丰。
寒之友社的成熟无疑是国民党左派活动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而这种转折包含有两方面的涵义。除了在此以后，强烈左派与蒋的矛盾不断公开化、尖锐化，到了冰炭不能同炉的地步之外；而真心归隐的经亨颐之类的文人也在此之后正式做到了相忘于江湖的、即“出世”的、归隐过程的完成阶段，这一点后文将有所详述。这一时期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是，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伙同上海工部局逮捕了共产党员何柳华。何柳华乃是一个化名，此名中一“柳”字，即是指柳亚子。他的真名叫作廖承志。
此后的几日之内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经亨颐其时尚不是廖承志的岳父）多方面奋力营救，何香凝还为此与素来水火不相容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进行面对面地斗争。4月1日，廖承志被保释出狱。在这个事件后，蒋派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也不断加码，何柳等人心忧社稷，却又无力反独夫、挽狂澜，心情的悲愤可想而知。对于这些当事人其时的心境作此推测当不为臆断，因为可供参考的，柳亚子与何香凝在1934年合作一首诗题为《三月廿六日夜集双清阁，香凝夫人领句，为续成一句兼示梦醒》（在《萧艾集》）中曾经这样说：
忍气吞声且欢宴，此时不饮复如何。江山劫后朋侪少，文字缘深涕泪多。
空有雄心回大地，剩凭残醉发悲歌。新亭对泣惭名士，稍喜娇雏脸晕酡。
据说，当时以何香凝柳亚子为首的一干进步人士不满于蒋氏的政策，时常聚集在一起议论时事，痛骂蒋逆。柳亚子说话口吃，但骂声最响。他们一边怒骂，一边打碎茶杯、踢翻凳子，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在于蒋介石，则对这一批广有声望的老革命家心存忌惮，尚不敢为所欲为，而是千方百计以尽量拉拢为目的。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34年的青山诗话，对于此廖承志在日在北京医院为了2月开展的何香凝画展而撰写《我的母亲和她的画》一文中回忆道：
& &……东北沦陷之后，华北行将变色。蒋介石正忙于‘先安内’，大打其反共内战，
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我母亲害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稍好一些，便相约几个依
旧支持‘三大政策’绝不为南京效劳的老朋友，组成了‘寒之友社’，主要成员
有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等，柳亚子就为寒之友社的画题诗，排谴胸中愤气。
……在一幅母亲同友人合作的山水画上，柳亚子先生题了这样的诗：
为谁来补旧河山，腕底烟云未等闲。
收拾雄心为淡泊，时时曳杖款荆关
这明明是同南京决绝的一首诗。于右任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过了几天不请而至，
也题诗一首：
&&&&&&& 能为青山助，不是界青山。
&&&&&&& 出山有何意，声流大地间。
这不啻是为南京公开来说项。以后大家就不理这个说客了。……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的情况，与陈树人有所相似，虽然是政府的高级干部（于其时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其实是受排挤、并无实权的虚职。1936年于组织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干的其实是和柳亚子何香凝相同的事情。廖承志在文中所刻意选用的“不请而至”、“说客”这一类明显带有贬义寓意的词语，也不必完全当真。到了解放后，于右任远在台湾，时常思念故乡，写下了许多忧伤的诗词。有一次，朋友偶然购得有于题词的何香凝花鸟画一幅相赠，于右任怀念起故乡旧友，不禁“老泪纵横，当即赋诗数首”，不久为何香凝得知。何香凝即于1958年作《遥望台湾》三首步原韵相和，其中有一首写道：
&&& 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余年忆此诗。岁寒松柏河山柱，零落台湾知未知？
就是回忆了二十余年前的这个事件。两人的相互唱和，成为海峡两岸早期交往的一段佳话。其后不久，于右任便行去世。
&&& 自1934年以后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期间，左派人士不满蒋介石施政方略的呼声日益增高。而在这一时期，蒋四面楚歌，在于各派的斗争中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出现了1931年胡汉民汤山被囚的事件，一度至于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中日矛盾加剧后，胡汉民对蒋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在一首诗歌中，他甚至将蒋比作了认贼作父的石敬塘。
行文至此，值得顺带一提的是1934年4月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一千多人签名发布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胡汉民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其时的不利处境，“心忧之余，未便缄默”，毅然提笔签名。我们且不论胡此举是真心抗日还是仅仅为了和蒋唱对台戏，然而他的签名和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应当否认的。
在柳亚子的年谱中并无关于这次活动的记载，然而这次签名的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多达1779人。因为廖案的嫌疑，左派和胡汉民派素来水火不容，这一次也能够站到一起说话，可见蒋其时众畔亲离已至于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相信胡和左派人士积怨甚深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至少柳亚子在诗文中就毫不掩饰其对于胡的鄙夷和厌恶，常欲搜肠刮肚予以刻薄挖苦之而后快。除了前文提到过的在“可怜双照愧双清”的诗句对于胡公开表示怀疑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1943年《题&不匮室诗抄&手稿》（《}鸾集》）中有后两首这样的诗：&& &①、江左帝王残杜屋，中原无赖霸图骄。乌台诗案寻常甚，禁网森严南渡朝。
②、双清双照异薰莸，生死于谭莽不收。痛哭惠阳残墨后，又从吟卷识胡侯。
以其为骂诗当无问题，姑且不论“中原无赖”所指系谁，至少“薰莸”在此总非溢美之词，因为《左传?僖四年》里就说：“一薰一莸十年而犹有其臭”，《孔子家语?致思》里也说：“薰莸不同器而藏，蜩畈还补危云淅嘁煲病！ 可见其间刻骨怨毒，不因展堂已死而后已。
就在发布《基本纲领》差不多时间，1934年4月发生了进步人士李少石因所谓“共产党嫌疑”而遭逮捕的事件。李少石是何香凝的女婿。李少石被捕后，柳亚子也参与奋力营救，并因此始识廖梦醒。柳亚子赠何香凝一家的诗词中，词只有两首，都是写于1934年赠廖梦醒的《金缕曲》。因为词很长，在此便不抄录。这两首词，应当与其年的初次谋面有关。
从1934年后至于1941年，何、柳过往不密。可考的只在1935年12月下旬雅集一次，包括这次在内的这些年中柳亚子赋席诗、题画诗共十九首，这一次雅集当与柳亚子六月撰写的《廖仲恺先生纪念碑文》有关。除了即席赋作外，还有一首《十二月九日夜，陈凤元、李焰生招陪廖夫人暨梦醒女士，宴集觉庐俱乐部有作》（《秋颦集》）的后首写道：
&&& 沧桑家国此孤儿，青史横胸剑气粗。取义成仁豺虎窟，覆巢完卵凤皇雏。
风云早失关张命，衣钵犹传计范书。此文华堂谈故事，昭陵恸哭意何如？”
在这一年的题画诗中共有花鸟十一首，走兽二首，山水一首。其中有一幅《子卿牧羊图》，和1934年的《垂扬系马图》以及《闻鸡待旦图》，画中人物皆为廖承志所写，柳亚子题诗。
自1941年至1949年，何香凝政治活动较频繁，柳亚子则相对比较稀少，两人并肩作战的次数也寥寥无几。从1941年至1949年，柳亚子奉何共作诗二十五首，除了1943年的一次雅集规模稍大（七首）外，其余平均年仅二三首。柳亚子的年谱表明，从1941年至1949年，何柳二人共会晤六次，实际上虽然很有可能不止这个数字，但也应当相去无多才对。其中1945年是参加李少石的葬礼。至此两人均年逾花甲古稀，往来日渐稀少。而新中国的成立也标志着国民党左派人士坚持不懈的斗争已经圆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此后内容本文就不必详述了。
最后剩下应当叙述的，只有1941年的联合宣言事件了。这一年，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名于1月12日发表宣言，就皖南事变向重庆国民政府发出严正谴责，其文由柳亚子起草。其年柳亚子五十五岁。在这篇电文中，左派人士严厉斥责蒋破坏团结抗战、分裂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卑劣行为；指出蒋的“剿共”，会使“抗战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而且还会“酿成无限制内战”，成为“分裂开端”。
在各方面舆论重重责难的状况中，蒋及亲信出现了骑虎难下的状况。蒋希望在1941年3月召开的二届国民参政会中劝说中共参政员出席，借以欺骗舆论、粉饰太平。2月15日，中共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作为参加会议的条件，由于这十二条与1月22日中共发言人就皖南事变提出的惩办祸首等十二个条件相同，蒋终究无法接受。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上，不仅没有共产党员参政员出席，连著名人士、救国会领袖邹韬奋也出于义愤，毅然辞去参政职务，亡命出走香港。蒋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被迫于3月6日在会议上“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并同意近期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在诸方面进步人士的合作努力下被击退了。对于这一事件，历史上也有所明文记录。
&……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进攻坚决抗日的新四军，先生在香
港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联电严斥蒋介石的反动罪行……
上面的引文出自《柳亚子先生墓碑文》，时间是1960年。柳亚子于日享年七十一岁与世长辞。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诚如柳亚子自己在诗中说的：“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真”那样，在与何香凝诗画交往的文友，具体说是本文所提及的三位重要人物――柳亚子、经亨颐和陈树人――中，柳亚子可以说是在态度上与她最为接近的一位，而陈树人和经亨颐则恰好是另外彼此相似的两位。我们注意到这样种情况的发生，除了体现在几人态度的强硬与否、或者是革命理论的取舍等这些抽象方面上的相似以外，即便是在确凿的、次数有稽可考的交往经历之中也能鲜明看出这方面的痕迹。恰如经亨颐描写与陈树人文艺交往题材的诗歌占据了其在此方面作品的一半以上，柳亚子赠送给何香凝的诗词数目也远远超过与寒之友社中其它文人的唱和，即便是在未必收录完全的《磨剑室诗词集》这一套著作里面，我们便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
前面已经提到过，柳与何的交善可能存在有两人在革命理论及革命态度上的相接近这样的主观因素在其中作为其原因，而且通过资料的分析，我们越来越有理由相信这是何柳交善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一个不容置疑的（尽管是主观的）事实就是仅仅在寒之友社的四位主要人物里面，何柳的态度与经陈的态度也是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的，在对于乱世文人应当“出世”还是“入世”的取舍问题上，争论虽然不明显，但是态度上却显然地分化成了两种意见。
这种暗中的分歧恐怕出于对“寒之友”这种概念的不同解释，我们可以看看几人诗歌代表作的语气中体现出来的不同态度：
雪月交晖意态殊，直教绘出岁寒图。栋梁大厦心原在，羞向秦庭作大夫。（柳亚子）
水尽粮空渡海丰，取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节现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何香凝）
春秋佳日二番风，领略诗中与画中。仰有兰兮俯有桂，不须死读王荆公。（经亨颐）
何处溪山不入诗，雨晴风雪四时宜。吾生也更无他愿，得作江南一画师。（陈树人）
可以看出个中进退取舍的显然不同。显然，与经陈标榜恬退的归隐态度相比，何柳所强调的是当以天下为己任、尽占时事风流的积极态度，而从中体现出的强烈与否的鲜明区别。
&&&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焦虑感，一如柳亚子在1929年所作的《为香凝夫人题画》中的描述：
数点红心天地春，苍龙鳞甲岁寒身。调羹事业今安在，闲杀神州袖手人。
毫无疑问的是这其中柳亚子与何香凝是属于强烈甚至是过于强烈的一类了。具有代表性的，柳亚子的强烈时而甚至近乎于固执，这一点在他对于人物贤愚的判断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似乎以柳亚子的眼光看来，世人只能分成“革命”和“不革命”两大阵营似的，甚至于他在1940年的一首《旧友李息霜六秩寿诗》（《墨馨集》）中都曾经这样写道：
①、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国心无歧。
②、闭关谢世事，我意嫌消极。愿提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好象除了“救国心无歧”以外，柳亚子并不认为此外尚有什么可以用于称赞他人的语言一般，我们可以见到的个中强烈简直已至乎不问对象强加于人的境界。――因为我们姑且不论柳此意见的进步与否，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至少是，他在诗中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与弘一法师总归相去甚远。
一言以蔽之，这种强烈与否具体表现在于革命这一敏感概念的对待上，相区别于经陈的温和态度何柳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公开的、当仁不让的责任感。除了“大雄大无畏，救国心无歧”、“闭关谢世事，我意嫌消极”这样的句子以外，前文所列举的柳描述南社和新南社的那段话，“南社的文学活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而新南社则已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范围。‘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也可以看作是这一点的一个有利证据。对于这一点，柳亚子在他的诗中从来都是、而且甚至可以说是过分地直言不讳：
未复生机转一阳，岁寒松柏郁青苍。相邀豪俊开诗国，整顿河山入酒觞。
正朔南天新宇宙，云霓北地旧壶浆。书生尚有如椽笔，待奏凯歌下健康。
沧海横流今已矣，居然有此岁寒图。眼中朋旧谁人杰，劫后江山半酒徒。
贱子生涯殊自惜，群公勋业谅非孤。抚膺独有丹心在，谁荐雄文奏上都。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何香凝的语气与之是显而易见地如出一辙：
忽听歌弹国破音，卅年回忆倚栏吟。兴邦追念前人训，卖国求荣霸业朋。
丧了同盟诸烈士，凭谁博爱众苍生。香江遥向中原望，力可回天尚有人。
而对此首先应当强调的是，这一点已然是区别于消极避世的最大因素，在他们的诗句里面司空见惯地可以看出那些毫无顾忌地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传统归隐文人避之而惟恐不及的公开宣称。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它很能说明问题。而且至于为什么会在小小的寒之友社内部产生这样的两种态度（接触斗争和回避斗争），它甚至牵扯到了传统文人绘画题材在“寓意”方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文化现象。上溯以往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千百年的“行动史”中间这样复合的两条路线阴魂不散，应当是从孟子“得其志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为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小学”、“人境-东篱”、“庙堂之高-江湖之野”等等这样浩若烟海的、对于这种概念不厌其烦的重复表述，由是而发现它们其实并不陌生。而在绘画中，如前所说的对于题材“寓意”细致推敲和不同解释的取舍，最终使得岁寒三友成为了中国文人画家所最为津津乐道的永恒主题。
从现有资料来看，仿佛是要刻意迎合于右任在“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廖哭声”诗句中所描述的，在创作中经亨颐特别喜爱描绘竹而何香凝特别喜爱描绘松，这似乎也从某个侧面暗示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已有的心理学分析将中国人心中竹的形象解释为隐喻“处于艰难情况中洁身自好”；而将梅和松的形象解释为继之而来的对于这种环境的反击及最终取得胜利的圆满结局。虽然，它们显示出了一个完整的、戏剧性的、由物而己的因果关系，而实际上的客观情况却是，“洁身自好-顽强抗争”这一理论上的线性过程更有可能分化成上面所说的那样两种态度。
我们不妨将经与陈的出世称为“竹”类型的态度而将何与柳的抗争称为“松”类型的态度，作如此比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前文所提到的那种可能存在于“寒之友”内部的潜藏意见分歧，它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因为“寒之友”这个概念本身的复合性，这种分歧还是合理的。
这应当就是强烈与否能够相处融洽的、在理论上的解释。而在史实上，我们注意到《柳亚子年谱》中所记载的与何交往的二十四条中，两人因为政治活动而会面的情形占有了一半以上，这还不包括“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四十二岁，八月六日晤何香凝、经颐渊（亨颐）、柏烈武、陈树人等人”这样简单描述事实的述条，而在日这些人身在南京，毫无疑问地显然是为了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8月8日至15日）而来。
何与柳是一直处于与其时的雪地冰天――也就是蒋统治的黑暗状况――的斗争状态之中的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在任何场合，何香凝都从不掩饰她对于蒋政治方针的不满以及对于蒋本人的敌视。在这方面车载斗量的资料汇总中，随便举出一个例子就可说明这个问题，如在1928年的一次会议（可能是1月的二届四中全会，也可能是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原资料不明确。）中，她发表演讲说：
孙中山先生临终签字在遗嘱和给苏联的遗书上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我们旁边，
四面都是敌人，所以你们一定要支持与苏联友好，联合抵抗帝国主义！’座中诸
君，还有十六、七人都是亲耳听到过这话的，在孙先生临终前，我既然答应过他，
矢志遵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遵守三大政策，联合苏联，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而
且仲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我现在身负两大重债，我绝不能违背他们的遗志。你
们这样反苏反共，我要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苏联人来
往。国民党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总理的遗言，蒋介石也无权制裁我，你
们反苏反共是你们的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例如1935年的双十节，何香凝写了一首题为《毋忘国耻》的诗说：
目睹破河山，旧事何须说！今朝比昔年，愧对先烈血。历史再重提，羞向人间列。
富贵非吾愿，五斗岂腰折。原我后来者，毋忘国耻节。民族将灭亡，速把雄心决。
虽然位列国民政府中央委员，却出于对蒋的憎恨，何香凝甚至拒绝领取中委的薪金、津贴乃至任何形式（包括来自蒋介石本人）的馈赠，始终靠卖画自给，维持着清苦的生活。对于“富贵非吾愿，五斗岂腰折”的话，何香凝说到做到。
无独有偶，在对蒋的态度上柳亚子几乎与何香凝如出一辙。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前文联合宣言的话题，来看看作为当事人的彭润平的回忆：
由何香凝发起，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为此事专门开会。会前柳亚子
亲自来到我家与我父亲商量。柳亚老说：“当前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为重。民族
大敌当前，岂能再来一个自相残杀！蒋介石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们一定要把
这次事件揭发出来，把真相公布于世。是非自有公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和孙
夫人、廖夫人准备发表公开宣言，谴责蒋介石，希望你也能同意参加。”父亲答：
“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责无旁贷。有孙夫人、廖夫人和您带头，我完
全赞同。目前谁敢讲，该我们出来讲话了。
甚至于柳亚子对于蒋的不满简直可以用“仇恨”二字来形容，因为柳在《哭恽代英五首》中有这样的一句诗：
……百粤重逢日，轩然起大波。我谋不能用，君意定如何？
其下面自注：
余在广州，曾建议为非常可骇之事，君不能用。
这些文字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史实即是，这“非常可骇之事”就是早年柳亚子曾经提议恽代英暗杀蒋介石，当然后来计划并没有被采纳。
相对的，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对于柳也是一样恨之入骨。对此有个叫袁复的人在一篇题为《何香凝、柳亚子在海丰的日子里》的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柳亚子的身份与何香凝不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他早就恨之入骨。香港沦陷后，
蒋介石集团密令特务机关严密侦察柳亚子的行踪，一经发现即行就地格杀。……
这鉴于后有李闻事件的发生，袁复的这种意见恐怕所言非虚。
样的结论向我们显示出的事实是在同样的雅集和交往中剥离开来单独考察何香凝与柳亚子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发现他们与其称之为“文友”还不如称之为“战友”来得更为恰当，而这样的雅集对于他们和对于经、陈乃至黄宾虹、李秋君，意义也并不相同。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前文所提到过的那种假想的、何柳二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有理由相信柳亚子对于何香凝的推崇备至：
k暑莲邦昔未曾，乘风破浪我何能。金闺国士终堪念，胜礼慈云十丈灯。（佩宜
曩游普陀，余以惮海，行未偕。顷香凝夫人自白马湖书来招往，冒险赴之。）
以及对于经亨颐等委婉表示的不以为然：
斗室摇灯万怪逃，鱼龙窗外蹴奔涛。雄谈夜半惊星斗，青史青山误我曹。（自沪
赴甬，海轮中听颐渊先生谈党国旧事。）
可见尽管并不明显，前面所提到的两种态度间争论的存在恐怕并不是一时的主观臆断，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两首《浙游杂诗八十首》（1932年《游浙后集》）中的同一时期甚至同一题的诗中看出它的端倪。
《磨剑室诗词集》，中国革命博物馆柳亚子文集编委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经亨颐（），字子渊，号长松、颐渊。浙江上虞人，民国教育家、书画家。南社、新南社成员。
前一幅《雪月松》现藏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展品号1-16，水墨设色挂轴。题词云：“雪月交晖意态殊，直教画出岁寒。图栋梁大厦心原在，羞向秦庭作大夫。奉题香凝先生法绘，即请教正。吴江柳亚子”、落款云：“香凝”；印章“柳亚子印”、印章“何香凝”。
《柳亚子年谱》，柳无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粤省统一纸币》，上海《民国日报》日。转注自周兴梁著《廖仲恺和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14页。
何香凝《回忆廖仲恺》。何香凝著《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三联书店1978年。53页。
根据年谱记载，1923年11月，廖仲恺和鲍罗廷赴沪组织上海临时执行部，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事宜。
由于资料的缺乏暂时还不能确定岁寒社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学组织，而且其于日至于日一个月间昙花一现也同时是臻于白热的连续七次集会之后，似乎就从此销声匿迹，社员天各一方。对于这七次集会柳亚子都留有诗歌描述（《岁寒集》），我们可以暂时举其中二例：“未复生机转一阳，岁寒松柏郁青苍。相邀豪俊开诗国，整顿河山入酒觞。正朔南天新宇宙，云霓北地旧壶浆。书生尚有如椽笔，待奏铙歌下健康。（《岁寒社第一集即事时十二月二十五日》）”、“击筑悲歌动白虹，苍生涕泪酒杯中。金门大隐怜方朔（心抚），更始遗臣数敬通（心侠）。入座英豪寰宇选，出山霖雨几时逢。朱家风谊今还在，旗鼓真堪角两雄（余与朱凤蔚斗酒，颇豪）。（《十三年元旦岁寒社第四集，张心抚、冯心侠招饮》）”
可见其间盛况。虽然仅从柳亚子的诗中无法推测出其时何香凝、于右任的心境，不过作为发起人，柳亚子的豪言壮语应当能够代表其时岁寒社作家群的基本创作气氛。而这种书生意气、觉得天下无不可为者的豪壮氛围，也恰好与当时廖仲恺权倾朝野、左派势力如日中天的环境状况相互暗合。
郑逸梅著《郑逸梅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柳亚子年谱》，70页注。
其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体回忆，时间是五月。柳亚子前往参加，并在此次旅程中初识毛泽东。柳无忌有一篇题为《革命历程中的峰顶――一落千丈》的文章（柳无忌、柳无垢、柳无非《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52页）中写道：“……果如他（柳亚子）所料，大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会场上何香凝慷慨发言，频频顿足；柳亚子拍掌应和；而彭泽民则会后独自痛哭。……”对于这次会议是的情况，邓颖超在《缅怀柳亚子先生――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上书的序）一文中也回忆说：“……当会议举手表决（整理党务案）时，何香凝和柳亚子未举手，有勇气地反对这一次议案。……毛泽东同志当时已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会议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亲见的事。……”
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何香凝画集》。
廖仲恺是广东惠阳（当时叫归善）县鸭仔步村人，所以惠阳就是指廖仲恺。
有关于蒋介石在“廖案”中当负的责任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现在列出以下三条线索仅供读者进一步参考：
第一，廖仲恺被暗杀的1925年，在国民党内大肆兴风作浪的是极右翼派系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首脑人物如林森、邹鲁、居正、覃振等人都是资格比较老的国民党员，他们在一开始就反对孙中山的联共主张。其时是由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把持着党政各个要冲，大有权倾朝野之势。对于国共合作，他们向来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的。所以应当说与廖仲恺和他领导的左派矛盾最直接的应该是他们，且其时西山会议派处于极盛时期，也完全有制造“廖案”的实力。1925年3月，国民党右派乘孙中山病危时抓紧时间兴风作浪，打击国共合作。冯自由、居正等二十多人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宣称“跨党者不得入会”，公开敌视国共合作。同时林森、张继等人也在上海成立了“辛亥同志俱乐部”，都是分裂国民党的极右翼团体。因此，对于与他们利益直接冲突的左派领袖廖仲恺的遇害，西山会议派才应该负有最大的嫌疑。
另外一种意见以廖仲恺的学生陈公博为首，认为“廖案的主谋是什么人？那显然是党内左右派之争，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样杨刘（指1924年5月的叛军首脑，滇系军人杨希闵和桂系军人刘震寰）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陈公博《苦笑录》，转注自李珂著《陈公博――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99页。）陈公博的这段话内容大部分都很虚，但谈到胡汉民时却直言不讳说“排斥胡先生”，显然是在怀疑胡汉民，蒋介石和许崇智（许当时是广东省主席兼粤军总司令。）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甚至一度设计想逮捕并杀死胡汉民，后来因为汪精卫的从中作梗，没有成功。廖仲恺、陈公博师生感情甚笃，更何况其时汪精卫透露，陈公博“也在暗杀名单上”，陈的话，想来也应该可以佐证。（后来陈璧君告诉陈公博说，“铁血团成员李天德问过胡汉民说：‘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是不是？’胡汉民不答。李出来对别人说：‘你们怎么说胡先生要杀廖先生呢？我问他是不是要杀廖仲恺，他始终仰着头没有答我。’听的人答道：‘你真是傻瓜，他的不答，就是答应。难道他当面叫你去杀吗？’”胡汉民派对廖的攻击历来非止一朝，嘲讽廖仲恺“老当益壮，年近五十兼职十余。”可见其时社会上风传胡要杀廖的消息已经十分厉害。转注自《陈公博――中共一大代表丛书》99页。）
&&& 第二，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蒋介石连代表的资格都没有；而在1926年的二大却一跃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上常务委员，不久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可这些都是在“廖案”发生之后的事情了。关于蒋介石的发迹，一般意见是归结为在1926年1月二大召开前夕他公开对西山会议派的几次指责，故而有意见认为其时蒋介石尚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事实是否如此以及关于蒋其时的动机不必在此祥述，我们可以看其中有一篇发表于二大会上的《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中说：“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几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自改组迄今两年，成绩俱在。……以总理之明，与第一次全国代表之忠于本党，宁肯贸然决定以贻本党之危害？且总理已明言，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然总理果是祛小耶？三民主义又果如是之易于撼动耶？此说之诬总理、诬本党盖视第一说尤甚……”（《政治周报》第四期。转注自《国民党派系斗争史》，郭绪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页。）如果历来的记录和传闻正确无误，即蒋确实系依靠这几次会谈和说话“一跃发家”的话，那末在“廖案”发生之前他应该还是徜徉于左右之间籍籍无名，不可能具有谋刺当时声望已经如日中天的廖仲恺的实力和动机。
第三，何香凝指责蒋介石对嫌疑犯的故意包庇却是确有其事。在二大上当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提出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弹劾和作出严肃处理的合理要求时，蒋却提议留待三大解决。在对西山会议派处理问题进行表决的前一夜，蒋召集出席会议的一军和黄埔军校代表党羽开会，并邀请汪精卫参加，借以怂恿汪出头为西山会议派求情。于是乎次日的会议上汪精卫便提出“大家都以为对于此案之处分，最好就以总理之心为心……那一两个人主动的，自然应该开除党籍，但其余有一时受惑或受人利用的应该从宽处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注自《国民党派系斗争史》12页。）在蒋的暗中作梗下，对西山会议派右翼分子的处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除了有限的几人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轻微惩罚外，基本上都逍遥法外。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既痛恨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行为、又从心底反对三大政策的矛盾心情。事后蒋介石在论及此事的时候说：“西山会议派这一批党员，固然笨得可怜，明明是CP作出一个圈套，要你国民党钻进去，使得你们永远不能合作，以便他把持操纵……”（《蒋介石先生演说集》第五册。转注自《国民党派系斗争史》13页）由此可见，蒋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宽宥纵容实是出于反共也是他心中的理想，只是时机未至罢了。不久蒋与西山会议派就“限共”和“分共”问题上又起争端，当然这已经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了。
根据年谱记载，何香凝1927年9月从上海到广州，营救“清党”时被捕的友人和办理建立仲恺农工学校事宜。
32名特别委员中，西山派林森、张继、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邹鲁为特别委员，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为候补特别委员，谢持并出任三名常务委员之一。虽然在数字上占有三分之一，但是因为宁、汉双方的实力人物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陈公博等的坚持反对或是并不合作，特委会实际上是为西山回忆派所独家经营。
何香凝《自传文稿》，《双清文集》下卷。本文转注自《何香凝传》79页。
何香凝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九月间上海老同志开了一个谈话会，便去成立特别委员会，解散中央党部，我尤其不赞成，总理孙先生将指导全党的责任，交付于中央党部，廖仲恺同志之死，是为中央党部而牺牲，我于公谊上、于个人感情上不能不反对特委会。”（何香凝《在汪精卫招待各报记者会上的演说》，《双清文集》下卷。本文转注自《何香凝传》79页。）
此诗为：“紫金山上中山月，照看中华烈士血。烈士之血为谁流，如斯代价空磨灭。月也无光一息间，新鬼烦怨旧鬼泣。长谈惨恸江海中，波涛忽震河山裂。我向怨魂慰两声，君等怨愁必能雪。请看今日众苍生，革命高潮如火热。众志成城不可摧，弃之却之终自绝。回头忽见月重明，波涛声渺阴声歇。”这首诗联系前面何香凝所说的“革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话来看，可见其时何香凝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前途已经甚是绝望。
对次廖承志曾经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孙中山先生实行过国共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掀起中国第一次国内革战争。经亨颐先生立即响应，并南下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经亨颐先生参加了北伐，在第一次民主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经先生是站在武汉政府方面反对蒋介石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经亨颐先生以书画金石自遣，同何香凝、陈树人等革命老人组织“寒之友社”，表示在蒋介石政权的凛冽寒风下抗拒不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曾说过：“经亨颐先生是国民党的左派。”――《在经亨颐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廖承志文集》，571页。
柏文蔚，字烈武，书斋号斌庐。安徽寿县人。南社社员。
《文学美术与政治》，原载日《光明报》，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磨剑室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328页。
对此各界意见纷呈，其中陈公博曾经在1929年曾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我至今还记得去年蒋介石向黄埔学员发表演说，宣称因为有了强有力的黄埔，五年之内他可以统一中国。以后在上海，有几个听过这次演说的黄埔学员来看我，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回答说，恐怕未必，因为蒋介石自己就不能统一黄埔！”本文转注自美国易劳逸（Lloyd E.Eastman）所著的《流产的革命――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51页），原文只是引用了这段话并未作注，所以无从考证其出处。从措辞上看可能是出自《苦笑录》。
关于宋庆龄以眼疾为由于1927年出国的详细介绍及其考证，可以参考《宋庆龄年谱长编》（尚明轩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的相关内容。其实孙中山逝世以后，宋庆龄早就有了出国的念头。宋庆龄自己在日曾经给一个叫阿莉的人（此人原名亚历山德拉?曼?斯利普，乃宋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说：“……宋子安，我们的小弟弟，将于今秋进哈佛大学。他将于八月赴美。起先我计划与他同去，但后来我决定最好还是等一等，因为今年在国内有许多事情要做。……”可见宋最初的打算是前往美国而非欧洲。此信原文为英文，中文译件见《宋庆龄书信集》编辑委员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53页。
《山水》，1929年。水墨设色挂轴，34cmX76cm。题词云：“伊人葭水渺孤蓬，秋色苍茫一望中。红树青山云乍散，萧然寒意护长松。廖夫人香凝将远适异国，过沪，以此画赠别。忆春间与夫人树人、若文同游白马湖，有待到红树青山还未新居长松山房之约，今未可得，而以红树、青山、白马湖与长松山房绘为一图，展玩之余，深感聚散之无常，书画缘永。颐渊识于海庐”；题词云：“颐渊道长鉴证十八年秋香凝写于江西牡岭”；印章：“颐渊”；印章：“何香凝”。&&&&&&
《民国日报》日，转引自《双清文集》下卷114页。
《松菊图》，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展览序号2-1，水墨设色五联屏，172X273cm；题词云：“卅年革命中山孙，廖何仙俪同及门。苌弘埋碧死不朽，周粑辰裼檀妗Ａ肽系比帐⒉湃耍响柙缡痘附Ｐ峦ぬ槔岷铀芬仆揭簧⒍既缭啤Ｎ⒀岳⑽页葡燃犊ご窃镣醯睢６琶乓鸦谧洞δ遥雒钩罱面。多君仍挺鲁阳戈，赣鄂从征冒矢箭。武昌虽小正朔尊，巍然坐看玄黄战。可怜驽马啮腈酰鸪寺鄄煌Ｒ蠛菩槊筇煜拢耪掳й胤纭９慷嘤邛辏艹鋈毫髦小Ｒ烩蚜瓯贤蛟担难匀ス璩た铡Ｈス昃雍Ｉ希蚀膊柙疃飨颉２固炝妒位奶疲畏垩兄煨你扳辍Ｓ嗉嫉で噱木祝呶草庑葱蜗唷：蟮袼删杖牖迹┡八移窬谏ァＮ恼掠械澜挥猩瘢ㄎ矣刖哉妗＝揭÷淝欣幔夜送黾副踩恕Ｇ赝ゴ蠓蜈懵睿占胰赌悠丁Ｓ踵岛酰⒅使路际酪严　Ｔ妇票＜嵴晟怼６甏海钐庀隳删站薹Ｑ亲恿哺澹笨秃Ｉ稀薄⑻獯试疲骸八迓ブ鞫曜饔诜保挥≌拢骸把亲印薄⒂≌拢骸八骞荨薄⒂≌拢骸跋隳氖笞鳌薄
本诗虽未收入《磨剑室诗词集》，然而在《磨剑室文录》的《羿楼日札》一文中却有记载。《磨剑室文录》，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73页。
对于这件事，郁风在1979年6月写的一篇题为《&何香凝中国画选集&读后记》的文章中也说：“……与‘三友’（指寒之友社）关系最密切，在画上题诗最多的是柳亚子先生，其次便是于右任了。但是二人的操守不同，虽然于右任在何先生的其它画上题句一再赞颂‘人中有松柏，天下无岁寒’，‘光明磊落经百变而愈见精神真天下之至友也’，但终因替南京政府劝告何先生‘出山’遭到拒绝，从此便不再来往。”（《何香凝中国画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郁风的这种论断当引证于《我的母亲和她的画》，恐怕没有什么根据。
于右任早年在何香凝等绘制的岁寒三友图中题过一首诗云：“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廖哭声。润色江山一枝笔，无聊来写此时情。”在1928年与何经陈相约祭扫中山陵时作。题写时漏写了最后一行的“时”字。这幅画于1958年为友人在台湾书肆中觅得，交其幼女示以于右任，于遂补上了这个字。并又赋两首云：“三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于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这首诗后被刊于《人民日报》日。（李永、温乐群、汪云生《何香凝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页。）
《遥望台湾》诗一共有同题三首，另外两首是“锦绣河山无限好，碧云寺畔乐同游，驱除美寇同愁忾，何事哀伤叹白头？”、“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编《纪念廖仲恺何香凝》照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286页。）
此一时期，蒋与汪派的斗争几乎已经至于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35年2月汪精卫发表了《关于中日外交方针的报告》后，6月19日吴稚晖公开指责汪“忍辱求全”，双方剑拔弩张。1935年之中，汪两度辞职，以疗养名义出国，最终走上投靠日本的道路。与此同时，胡汉民派与蒋的斗争也日益激烈，自从1933年1月《三民主义月刊》创刊以来，胡一直在理论上不断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并且通过举办“政治经济讲习班”和组织“新国民党”，来试图奠定倒蒋的理论依据和组织基础。一直到日胡汉民脑溢突然血逝世为止，双方一直明争暗斗不可开交。
胡汉民汤山被囚只是习惯性的说法，其实胡在汤山仅被监禁了一个星期，便被押回南京监视。
胡汉民《不匮室诗抄》卷七。“国葬典礼委员会”1936年10月印广州版。这份资料现在在国内已经甚难找到，胡的这首诗究竟为何已难以考证。日，胡为纪念“九一八”三周年作了四首诗，此当为其中之一。另外一首写道：“操戈同室疏能间，遂使开门揖盗来。万国衣冠齐齿冷，两河忠义心未灰。竖儒讵有和亲策，儿戏先闻大将台。生聚十年堪借口，不须新火感榆槐。”两诗体例想来应当相近。（转注自《国民党派系斗争史》，138页。）
诗歌首句中的“此孤儿”指的当是陈凤元，因为在诗尾作者还写了一行小字注释说：“凤元尊人为中山先生同乡密友，早预义师殉难粤中。凤元襁褓之命，今以货殖起家。”故而后面将陈父与廖仲恺的早年捐躯比喻为“风云早失关张命”。
李默农死于重庆谈判时的一次冲突中。对于此事柳无非在《廖、柳的通家友谊》（柳无忌、柳无垢、柳无非《我们的父亲柳亚子》，75页。）一文中回忆说：“少石送我父亲自城内返郊外的沙平坝寓所，归途被暴徒放枪杀死，父亲为之哀悼不止。……”
电文里说：“日寇不独为我党之敌人，亦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敌人即为我之良友。……各党派在同一革命目标下不应猜忌，尤为我国在抗战时期所必要。……遵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负责与中共参政员联络的是王世杰，他在《就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次参政会议问题向大会的报告》（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记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878-880页）中说：“……因再托人请周恩来先生设法撤回删代电（2月19日毛泽东等七位中共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拒绝参加会议的电文），并于上月二十五日晚请周恩来先生来秘书处商谈处置方法。……当时周先生表示彼之认识与本席不同，并称无权应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总裁蒋先生表示，政府既已选定毛泽东等七人继续为参政员，即是政府希望其出席，……二十八日上午，延安方面，仍无复电。……黄先生（黄任之）等六位，因又与周恩来先生接洽，周先生答复，谓尚未接到回电，出席问题，无论如何须待回电，方可决定。……翌日，即为三月一日，大会即将开会，尚无回音，本席报告总裁蒋先生后，奉嘱转请黄任之、张君劢、左舜生等诸先生代表总裁蒋先生请在渝董、邓两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当时董参政员等三人复涵说彼等出席非本人所能自由决定。……当经临时主席决定将预备会改至昨日（三月二日）上午举行。……迄昨日上午八时秘书处接到董参政员必武等必须采纳所提临时办法新十二条，并明白保证，始能出席之来函……”
邹韬奋在《致国民参政会辞职电》里说：“……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国民参政会号称民意机关，决议等于废纸，念及民主政治前途，不胜痛心。韬奋忝列议席，无补时艰，深子愧疚，敬请转呈国民政府辞去国民参政员；嗣后仍当以国民一分子资格，抗战到底。……” （《国民参政会记实》，808页。）
蒋表示：“……如果有抗命乱纪，破坏抗战的行动，如从前的新四军之所为，那无论其为任何部队，我们政府为国家利益，为抗战胜利，不能不依法惩治，而加以制裁，以尽我政府抗战建国的天职。所以政府对我忠实将士，实在是爱护之不遑，岂有如其所谓挑衅进攻，自残手足之理？而且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治员能在参政会共聚一堂，精诚团结，来从长讨论他所要提出的问题。……”――蒋中正《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国民参政会记实》，887页
1923年《岁寒社第一集即事时十二月二十五日》、1923年《题&岁寒图&》，岁寒集。
1947年《闻邻人歌声有感》，其时何香凝在香港。而我们发现民国人张葆恩编于1925年的《国难文选》（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收藏号814，03，1146）中则有相似的何的一首《感赋》诗云：“怕听吹弹国破音，几回肠断复行吟。兴邦有道文王德，泣众停车夏禹仁。丧尽同盟真义士，凭谁博爱谢苍生。匹夫有负兴亡责，泉下人应泪沾巾。”
何香凝《自传初稿》，《双清文集》下卷。本文转注自《何香凝传》81页。
& 关于何香凝拒绝蒋介石赠金十万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了何革命斗争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往事之一。关于何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在此简略介绍。比起陈树人自称“俸薄须凭卖画钱”更进一步的是，何香凝的情况应当说是“俸无须凭卖画钱。”才对。因为在何一生中有相当的时期，绘画润格是作为其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的。对此有一个叫刘嘉伟的人，在一篇《抗战时期何香凝在广西》的文章中这样回忆说：“……她不受任何人的资助，也不肯受任何‘名堂’的津贴，她以举办展览会来卖画。以卖画所得作为旅费和子女的生活与教育费用。她当时以‘一家生活凭卖画，不使人间造孽钱’来策励自己。我和徐雨三在旁看到廖夫人说这两句话来自勉自励时，声音有点颤动和嘶哑。蔡将军（蔡廷锴）呢，两眼虽然神彩如电，未曾落泪，然而这位抗日英雄和革命老人在一次平常的晚餐里，看到眼前的国事，为祖国的前途，为人民的生活，一个卖花，一个卖画，却勾起了悲壮的共鸣。蔡将军与廖夫人这种高尚的情操，必为中华民族儿女深为景仰。”――刘嘉伟《抗战时期何香凝在广西》，《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79年，146页。
对于何的卖画卖画，廖梦醒曾经回忆说：“……但因为当时是漂泊之身，随身未带笔墨画具，虽有许多人向她求画，她无法满足人们的愿望。于是求画的人给她拿来笔砚和纸张等一应丹青用具，要求母亲务必答应，母亲也乐意画一些画，既结交了朋友，她又得到了生活之资。””――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70-71页。
而刘嘉伟说何平日以画资作为子女的生活与教育费用也是确有其事的，因为在《双清文集》中有多封何香凝致廖梦醒的家书显示，何时常以画资寄付天各一方的廖氏姐弟。此外零散的花销还有很多方面，一时难以归类。例如廖承志在日致何香凝的一封家书中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你托周先生带一百元来，希望你以后再不要为我花钱了。我身体好，不需用钱，请多多为恢复振兄的健康来用有限的钱。……”（见《廖承志文集》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七七九页）此中所涉及之“振兄”当为何香凝女婿李少石。从信中可见，何香凝的手头实为非常拮据。
何香凝生活清贫，然而对于革命的支持却从来不遗余力， 日，复旦大学学生600余人组成“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团”，准备赴南京请愿。队伍步行至北站时，先是被当局阻拦列车，接着大批军警出动包围火车站，市长吴铁城暗中拆毁铁轨。次日当何香凝听说学生一天一夜粒米未进后，当即取出两百元钱买了一些面包（何香凝手头并不宽裕，而且当时通货膨胀前，两百元也非小数。据记载这两百元买了两百只面包和十八箱饼干。），并不顾病体亲自领队，在火车站斥责企图阻拦的军警说：“你们拿着枪杀人成性。你们杀了多少人，可不能再杀我们的后代！我老了，你们要杀人，就向我开枪好了，一百枪也行，一千枪也行，但不许向青年们开一枪，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决不允许伤害他们一个人。”然后，何香凝挥泪给学生们写了一张便条道“……谨赠同情爱国之心，并请为国自爱。”――《立报》日。此史料转引自《何香凝传》，李永、温乐群、汪云生著，中国华侨出版公司页。
彭润平《父亲彭泽民四十年代在香港的政治活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三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1-2页。
袁复《何香凝、柳亚子在海丰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五十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207页。何柳在海丰的时间是1941年。
附录：参考书目
1、&& 《朱执信集》，朱执信著，民智书局，民国十七年，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书号814、8、2542、2
2、&& 《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洪再辛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3、&& 《何香凝中国画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4、&& 《何香凝传》，李永、温乐群、汪云生着，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3年
5、&& 《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姜丹书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6、&& 《于右任诗集》，刘永平编，团结出版社1996年
7、&& 《磨剑室诗词集》，中国革命博物馆柳亚子文集编委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磨剑室文集》，中国革命博物馆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9、&& 《廖仲恺和何香凝》，周兴梁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回忆孙中山和僚仲恺》，何香凝著，三联书店1978年
11、《郑逸梅选集》，郑逸梅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柳亚子年谱》，柳无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3、《我们的父亲柳亚子》，柳无忌、柳无垢、柳无非著，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
14、《何香凝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
15、《陈公博――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李珂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国民党派系斗争史》，郭绪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流产的革命――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美]易劳逸（Lloyd E.Eastman）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18、《何香凝诗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6月
19、《纪念廖仲恺何香凝》照相集，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国民参政会记实》，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重庆出版社1985年
21、《广东文史资料》第五十辑，人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22、《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三四辑，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23、《廖承志文集》，《廖承志文集》编撰委员会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24、《双清文集》，余炎光、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
25、《廖公在人间》，中国新闻社编，三联书店1983年
26、《颐渊诗集》，经亨颐著，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书号811，18，2107
27、《经亨颐日记》，经亨颐著，浙江省古籍出版社1984年
28、《十年来浙江教育概况》，许绍棣著，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书号370，9
29、《陈树人画集》，广东省美术馆编，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
30、《廖家两代人》蒙光励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31、《水竹村人集》，徐世昌著，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收藏号811，18，2846
32、《二十世纪日本美术》，刘晓路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33、《陈树人先生年谱》，陈真魂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7月
34、《苦笑录》，陈公博著，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
3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36、《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三期，中国人民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年
37、《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79年
38、《我的母亲何香凝》，廖梦醒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39、《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书信集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1999年
40、《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琪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
41、《右任诗存》，于右任著，上海世界书局民国十九年，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书号811，181042
42、《人民总理周恩来》，中国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信息中心郭思敏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2065页
43、中华书局《全唐诗》
44、《专爱集》，陈树人著，中心印书局民国三十二年八月
45、《战尘集》，陈树人著，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
46、《自然美讴歌集》，陈树人著，世界书局民国三十七年一月
47、《悲剧的诞生》，尼采著。王岳川编《尼采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
48、《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郑彭年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49、《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陈振濂著，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
50、《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许志浩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51、《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5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50年》，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编，团结出版社1999年
53、《廖承志和他的一家》，李荣德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
54、《廖承志传》，铁竹伟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
55、《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马啸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
56、《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陶咏白、李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57、《马相伯集》，马相伯著、朱维铮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58、《二十世纪书画名家年龄、干支、年号、公元速查表》，陈履生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59、《中国革命史》，杨先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60、《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94年
61、《民国书法史》，孙洵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62、《双清传略》，余德富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63、《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黄明同、卢昌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64、《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编，中华书局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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