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绿地变身菜园农场,毁绿种菜成风管理成难事
一件看似不大的事引发居民各种矛盾,这事真的这么难管吗?
　　盛福花园,当公共绿地变成了自留地,有的人高兴,也有人觉得利益受损。　(段婷婷　摄)　　居民休闲的小广场被一群鸡占据,卫生很差,居民没法来遛弯。　(陈思羽　摄)　　小区菜地里丝瓜长势喜人,可是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利益。　(陈思羽　摄)
对话嘉宾:　　王　敏　玉函北区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新杰　盛福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　　钟　辉　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　平　济南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　　付　强　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　辉　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佃利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本法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永峰等社区居民对话背景:　　本是小区的公共绿地,却变身部分人的私人菜地,如今在省城的不少开放式小区或封闭小区,在公共绿地种菜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也引起了不少小区纠纷。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城里人圈地种菜的热潮?公共绿地种菜的现象究竟该归谁管理,为什么物业公司、居委会等都说难管理?有没有什么好的管理经验可以借鉴?本期社区对话,与您一起探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之争。　　专题策划:生活日报社区记者团队　　专题采写:见习记者　段婷婷　陈思羽　记者　赵文竹为啥小区的私家菜园越来越多原因一　　　　种菜的多数是老人　种菜是他们的消遣,也是一种情结　　据玉函北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敏介绍,小区里种地的居民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很多原来都是种地的农民,旧村改造的时候搬进楼房,人家种了几十年地习惯了,住楼了也还是想种点啥。”　　盛福花园也是类似的情况,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新杰表示,小区很多都是安置户,其中七八百户是几个村子的村民,由于以前的耕作习惯对种地情有独钟,也是造成小区里种菜的风气兴盛的一大原因。　　60岁的王先生,住在燕子山小区北区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在小区里种菜已经是老传统了。很多年龄大一点的老人在家没事干,种点菜还可以陶冶一下情操。大家愿意种的就种,有些人还自己从外面运土来,也没有人有意见。种的菜收获了,左邻右舍也会相互分一分,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我们都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关系好得很。我在楼前种了一点艾草,有些需要的,我就让他们自己来割,都挺好的。”　　“现在孩子都不在身边,老年人自己在家非常孤单,文化生活少的就靠种菜来排遣。”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辉说。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句晋代陶渊明的诗句也许正是许多在城里种菜的人的心态。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院长王本法教授表示,人们在城市中生活得太久,对于土地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希望能够体验生活,体验收获的感觉,“尤其是老年人,对种地和收获有一种情结,种菜是出于一种对以前生活的留恋。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城里人在小区绿地、周边农村或者是楼顶搞搞绿化、搞搞园林,陶冶一下情操,都是因为这种情结。”原因二　　　　地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种点菜,吃起来放心也方便　　很多开放式的老小区,绿化本身不是很好,所以种菜的特别多。“地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种点菜。”燕子山小区北区的王先生说他们小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封闭式小区金色阳光花园,11-16号楼前有多处公共绿地被业主开辟出来做菜园。“荒着也没人管,不如自己开出一片种点啥。”业主任先生在自己楼旁的绿地里开出了一小片菜地,绿油油的毛豆已经成熟、大葱也长得非常茁壮。任先生表示,平时物业主要就是收各种费用,不大管绿化的事。据金色阳光花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该小区从首批到最后一批交房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早期业主入住的时候很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加之有很多是回迁户,一搬进来看着绿化带荒着就种上菜了。记者在小区的11、12号楼前后,发现绿化覆盖率的确不高,规划的绿地里杂草丛生,甚至还有土地裸露在外面。　　“我们小区位置比较偏远,交通又不方便,一般都是农历的四六,坐几站公交车去赶集买菜。”在盛福花园,一位正摆弄自家菜园的大爷告诉记者,小区里很多老年人,出门不方便,在家又闲来无事,“公共绿地里没人打理,都是杂草,辟出来种点菜,一来老年人可以打发时间,二来可以吃点自己种的绿色蔬菜,既方便又放心。”　　“一些居民种菜是出于一种反差心理,住在一起容易相互之间比较,看到别人种了点菜,他也得种,否则就觉得不公平。”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辉说。盛福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新杰也表示,“一个人种了就会有更多人种。楼下的种了,楼上抢不到地方就着急,越比风气越厉害。”焦　点　话　题毁树种菜,其他居民意见挺大砍树、剥树皮、刨树根……　一些毁绿种菜的行为太可恶　　在盛福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很多人把丝瓜种在小树下,丝瓜就顺着往上爬,慢慢就把小树整个包裹起来,拨开缠绕了好几层的丝瓜蔓,里面是已经很不旺相的小树苗,有的甚至已经枯死。　　盛福花园小区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很多绿化树木就这么被缠死了,更有人为了开辟土地直接将小树砍掉,“很多漂亮的松树、槐树还有玉兰就这么没了。不能为了自己一点利益,就剥夺别的生命啊!”　　在杏林苑小区绿化带中南瓜、丝瓜等藤蔓植物爬满了绿化带中的小树,在瓜秧子的牵拽下,有的树干已经变得歪曲,树上几乎看不到叶子,很多树木被瓜秧子缠得无法长高。小区物业发出的公告更显示有些业主为了毁树种菜,手法极其不道德,有的把树刨掉,有的把树皮剥掉让树慢慢死亡,有的把丝瓜、南瓜秧架到树上,把树木慢慢缠死,有的甚至砍去树头等。绿地被占,有业主拒交物业费　有的小区甚至为此闹上法院　　业主另一方面反对小区种菜的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金色阳光花园业主苏女士就说,“在小区里砍树种菜,种得乱七八糟,我们的公共绿地都没有了”。　　新世界阳光花园西区一层业主在公共绿地种菜的现象也很严重,一位住在这个小区8层的女业主说:“按说这属于公共绿地,每户的业主都享有权利,大家的财产,凭什么都让一层的住户给占了?”　　“公共绿地被人私自占用,物业又管不了,你说其他业主谁还愿意再交物业费啊?我们家就有一阵子没交了。”新世界阳光花园西区另一位女业主说,因为公共绿地乱占乱用的现象,很多业主都开始以不交物业费作为抗议。负责小区物业的北京祥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工作人员坦言,小区居民为公共绿地种菜的事投诉了无数次,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为此开始不交物业费,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已经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结果如何,就等待法院的处理了。”事　件　分　析该谁管?为什么难管?　居委会、物业都没有执法权　光靠劝阻,现在看来收效不大　　小区绿地变成私家菜园既然是侵权行为,那究竟该由谁来管呢?为什么这么多小区不论开放还是封闭小区都管不好呢?　　　　　　根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中的明确规定,小区绿地属于公共部位,业主或者物业都不能侵占和损坏。如业主或物业违反了此规定,则由物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城管执法对其处以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给其他业主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小区公共绿地本来应该是归物业管理,但是在很多开放式老小区,没有物业,所以小区绿化就落在居委会的头上,成为小区管理的大难题。”对于开放式小区,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辉表示,对于在公共绿地种菜的问题,要是发现得早还好,一般经过反复劝说,居民就不会坚持,自己清除,但是如果发现得晚,居民已经费心费力地种了很久,问题就比较难解决。钟辉说,居委会没有执法权,因此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以劝说为主,大部分居民一般都比较配合。　　据玉函北区居委会主任王敏介绍,以前街道办有专门的绿化科负责小区绿化,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小区的绿化就乱了。居委会也曾想过办法绿化,可常常是“白天种了,晚上就有人给拔了,还自己种上菜”。　　“居委会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居民把自己种的菜拔了。”王敏说,另外居委会的人手也不够,很难解决小区公共绿地被私占的问题,“我们只能调解、协商,实在说了不听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来解决。”　　开放式小区的居委会很无奈,许多封闭小区的物业公司和居委会也是对公共绿地种菜的事一肚子苦水。　　“我们协会会员单位管理的不少小区也都存在这种情况,有时开会的时候各个物业公司一讨论,对这个事也都束手无策。”济南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张平说,对于在公共绿地种菜的事物业公司能做的一方面是出面劝阻、引导,另一方面对劝阻不听的,上报执法部门。“物业公司本质上还是为大家服务的,并没有执法权。”张平说,物业公司仅靠出面劝说,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物业公司提供了一份整改明细,包括所有侵占公共绿地建小菜园的业主的门牌号,委托社区居委会出面与业主协调。”同样是封闭小区,金色阳光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自去年小区更换了新物业公司,成立了社区居委会,小区绿化整改的事也提上日程。“今年春天想整改小菜园,但很多业主已经在地里种上了,总不能强迫人家拔了,种了好几年了,一下子不让种,人家肯定很难接受。”该工作人员说,几经考虑,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决定明年开春再进行绿化整改,并挨家挨户地通知了小区业主,大部分私开小菜园的业主已经同意明年春天不再种地。　　居委会和物业都没有执法权,而有执法权的城管部门也说这事不好管。针对新世界阳光花园的情况,槐荫区城管执法局直属中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去小区现场了解过情况,但是这种在原绿地上种植作物,还是属于小区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小区物业公司管理,执法部门对这种封闭式小区的管理很难插手。　　天桥区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能对“破坏公共绿地”的行为进行管理,可是现在尚无法认定居民种菜的行为是否属于此类,不好采取强制措施。瞧瞧这些种菜的小区　　记者在小区里寻访发现,盛福花园小区里几乎家家户户楼前楼后都有菜地,茄子、辣椒、丝瓜、南瓜……各色蔬菜一应俱全。很多蔬菜长势很好,有些丝瓜甚至能够爬上四楼的窗户,有些则干脆缠绕在绿化用的小树上。除了楼前楼后以外,记者在小区的西南门外还看到,马路的隔离带也被开辟成了小菜园。用树枝扎起的篱笆围起了一片不小的绿地,木头做的小门,用铁锁锁着。作为绿化带的小白杨也被圈在里面,菜园里种着豌豆、丝瓜、辣椒等各色蔬菜。家住盛福花园的刘女士说,“这些人种菜种得很不像话。在公共绿地上种菜不说,还用篱笆围成小院,锁起来,公共绿地就成了他自己的了。占小区里的公共绿地不说,连马路的绿化带也被占了!”　　在省城的封闭式小区这种现象也很多,记者走访了新世界阳光花园西区、金色阳光花园、怡苑小区、杏林苑、外海?蝶泉山庄等多个小区都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大家支招想种菜可以在自家阳台上　解决绿地之争关键靠业主自律1　　济南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张平表示,业主之间,特别是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都有《业主管理规约》,通过这个规约来约束业主在小区中的一些行为,“最重要的还是靠业主自律”。“在公共绿地种菜问题涉及公共道德以及个人的责任意识,很大程度上要靠居民自觉自律。我们只能提出倡议。”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辉说。　　“我们经常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自觉性。”盛福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新杰表示,她经常在社区的群里跟大家说小区是大家的,要靠大家一起爱护。居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也很重要,盛福花园居民刘女士也表示,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她就喜欢到各处去转转,看到有菜或者有草缠在小树上的,就帮着扯了,“我只是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热心市民任女士则建议:“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非常关注,既然喜欢种菜,可以在自己家的阳台种菜或者种到泡沫箱里,而不是把公共绿地变成自家的。”山东省老干部之家菜博士俱乐部的许多会员就是这么做的,住在文化东路的退休老干部宁学顺家里的阳台上就摆满了十几个泡沫箱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韭菜、田七、空心菜、油菜、香菜等。这样既享受了种菜的乐趣,也不会影响邻居的利益。推行居民认养管理模式　有小区专门开辟“自留地”2　　在开放式小区,不少居民种菜的理由都是小区的绿化本来就不好,闲着也是闲着。对于没有物业公司、居委会又人手紧缺的开放式小区如果能够把公共绿地管理好,也许就可以从源头上杜绝种菜的现象。　　玉函北区12号楼前小广场的小花坛里冬青被修剪得整整齐齐,与小区其他几个广场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那块花坛算是张老师‘领养’的。”居委会主任王敏说的张老师,就是住在8号楼1楼的张永峰。“喜欢养花,平时没事就修剪修剪,居委会又给了一个大剪刀,就用那个剪剪冬青。”张永峰的老伴说。王敏则表示,现在那块花坛长得很好看也干净,其他居民都自觉维护,也愿意过去遛弯、聊天。“以前也想过推广,但大家积极性不高,有些住户没时间,有时间的也不愿种,因为总有人搞破坏。”王敏说,这种“领养”绿地的方法却没能在整个小区推广。　　钟辉还建议,“如果能征求业主的同意,专门留出一块绿地,大家集中到一起来种菜,象征性地陶冶一下情操,可能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封闭式的大地锐城小区就有这样一片“自留地”,在小区的一角,茄子挂满枝头,一畦畦的辣椒、西红柿排列整齐,看着甚是喜人。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这片菜地并不是居民自己开发的,而是由小区物业公司的绿化工人管理,还会定时将摘下的蔬菜在小区里出售,受到不少业主的欢迎,“这菜没有农药,吃着放心。”要想加强管理　物业和执法部门能不能联动3　　“居委会一共就几个工作人员,杂七杂八的工作加起来有100多项,人手少,精力不够,况且居委会也没有执法权,这个问题光靠居委会肯定不行。”玉函北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敏说,居民都希望政府部门能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有执法权、有时间、有资金投入,加强管理力度,还小区一个美好的环境。　　　　　“按照有关规定,小区都应该有联席会议制度。”张平说,定期的会议,应该把小区的物业和负责辖区的城管、公安、居委会等联系起来,共同管理好小区,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个联席会议制度能起到多大效果就不好说了。　　“封闭小区是相对的。”张平建议,如果物业公司和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加强联动和合作,增加执法部门进入小区管理的力度,也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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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杜君立：暴力时代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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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06 发布在
&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因为非凡的思想，人类超越于自然；因为死亡，人类仍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即使狂人如秦始皇毛万岁，亦不能不服膺于生命的轮回。相对而言，西方文化偏重于理性，东方文化偏重于感性。西方文化中关于死亡的哲学论述汗牛充栋，甚至因为耶稣的死亡而产生了一种关于原罪的传统文化底色。中国文化对死亡充满禁忌。如果说中国原创思想的启蒙在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那么孔子则回避了关于死亡的正面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在“生，亦我所欲也”的基础上，提出了“义，亦我所欲也”，他还做出一种权重：“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说，为了正义，一个人是应当勇于牺牲自己生命的，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为对“义”的追求，死亡恐惧被大大消解，统治压力剧增。结果在长达2000多年皇权时代，中国人在四大发明之外，创造了无数种匪夷所思毛骨悚然的死亡形式。正统体制企图以这种死亡暴力美学来提高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感。凌迟、腰斩、车裂、炮烙、扒皮、点天灯、五马分尸、灭九族等等，这种反人道的官方行为直到100多年前才在中国消失。层出不穷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证明，“非正常死亡”只能带来更大的“非正常死亡”：。死亡是人生的阴暗面。死刑则是政治的阴暗面。中国每年有多少人被“合法”处死，这是被严防死守的国家机密，我们无法从《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新闻联播》中得知。据杨恒均从世界反对死刑大会公开的资料披露，2008年全球各国共执行死刑2390起，其中90%发生在5个国家：巴基斯坦有36个人被“合法处死”；美国有37个人被执行死刑；沙特阿拉伯执行死刑102位，其中有39位是外国人；伊朗这一年共处死346位；被中国官方处死的估计约为1700人，绝对第一位。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真实的数字比这要大得多，中国每年至少有8000人被处以死刑，几乎是世界其他各地被处死人数总和的20倍。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杀死一个人是否合理合法，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话题。大多数西方国家基于人权法理，已经彻底废除死刑。美国部分地区依然保留着死刑。美国每年寥寥可数的数十个死刑犯，几乎每一位都会引发长达数年的法律诉讼，社会议论，甚至被写成书和拍成电影。对死亡的复杂反应体现出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超脱性和失落感。本拉登与格瓦拉都被当作恐怖分子杀死，这种类似“谋杀”的处决方式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恐怖；萨达姆被以反人类罪的名义处死，而杀死一个人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反人类呢？这种困惑就如同萨达姆被捕时的两件随身物品――一支AK47和一本《罪与罚》。&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一部伟大的、隐痛的、先知般的、写给人类的大书。无处可逃，无路可走，无处不在的绝望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对穷人来说，连自杀往往都是一种奢侈。做好人对不起家人，做坏人对不起社会，每个人都在被迫犯罪，每个人都摆脱不了道德的罪与罚。在这本书里，每个为平庸生活所困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人类永恒母题：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血腥积累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对大多数挣扎在社会底层、苟延残喘的城市贫民来说，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悲惨世界：街道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白领被马车撞倒在路上，可怜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老板们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官吏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卑微可怜“”，以达到巧取豪夺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权贵们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在暗无天日的首都彼得堡贫民区一间五层楼蜗居里，住着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本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只能靠母亲和妹妹省吃俭用地接济勉强维生。房东天天催交房租。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敬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庸人，一种是撕碎一切道德底线的英雄。前者是任人欺辱宰割的懦夫，后者则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他最后杀死了素不相识的为富不仁的老板娘，战胜恶人的结果是他也成为恶人，或者说，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是指做一个失败的好人，还是做一个成功的坏人。前者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后者意味着良心的失败。在一个糟糕的罪与罚时代，我们常常需要面临这种二难选择：做一个好人，抑或做一个有钱人，二者只能取其一。1995年的奥斯卡是两部电影的PK，最终《阿甘正传》胜了《肖申克的救赎》。前者是一个美国雷锋的故事，后者则讲了一个人与体制的战斗。电影告诉人们，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刚开始你讨厌它抗拒它，慢慢你就会习惯它，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一个在肖申克监狱度过大半生的老人刑满释放，他却认为是自己被体制抛弃了，而他已经无力报复这个体制，只好选择了自杀。而对从不绝望的安迪来说，他“翅膀上的每一片羽毛都沾满自由的光辉”。即使历经多少艰辛，都无法磨灭他自由的心，最终他逃出生天，失败的是这个庞然大物的体制。&比电影更残酷的是现实，比安迪更悲烈的是林昭。圣女林昭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与一个邪恶体制的战斗。在长期囚禁中，即使遭受极其严重的虐待，林昭也拒绝违心地服从。其意志之坚毅足见一个人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1968年4月29日，36岁的林昭在上海龙华被官方秘密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向其母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则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宣布林昭无罪：“这是一次冤杀无辜”。北大举行的林昭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上联是“？”，下联是“！”。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杰克的崩溃库布里克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大师，而《闪灵》则是一部伟大的恐怖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同名小说的《闪灵》描写了中年男人杰克面对事业的挫折与家庭的压力而逐渐心理崩溃过程。库布里克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试图揭露人性的毁灭之路。对生活的焦虑和对家庭的负疚感交织叠加，最后变成怒火毁灭了一切……“杰克崩溃”是“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的必然结果，一个失败的好人总归是失败的，一个成功的坏人总归是坏人，这种封闭式的二难选择足以逼疯每一个正常人。孔子对家庭的印象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如果你抽出大量时间照顾家人，那么你的事业就很成问题；如果你投入事业，则家庭就成问题。所谓“商场得意情场失意”。很多时候，只有臭大粪上才可以开出鲜花，但这是一种分裂。&很多年以后，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列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第4次合作，为人们献上了一部更加诡异的恐怖片《禁闭岛》：面对琐碎沉闷的家务和沉湎于警探工作的丈夫，泰迪的妻子崩溃了，她亲手杀死3个孩子，她又被崩溃的泰迪杀死。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泰迪从此分裂成了一个警探和一个纵火犯。作为警探的他具有高度的职业使命和正义感，他不畏艰险地调查杀死他妻子的那个纵火犯。当他最后发现他就是那个纵火犯时，他彻底崩溃了――成了一名完美的精神病人。这部阴晦的电影颠覆着我们的常识。因为一切都是不正常的。在精神病院，只有不正常才是正常。在这里，只有两种选择，“像野兽般活下去，还是像好人般死去。”“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要记住你曾经哭过，曾经笑过。”在这座宛如迷宫和地狱般的精神病院，你就是迷宫里的一只小白鼠。在这里，你没有朋友，你一直是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盗梦空间》只是《禁闭岛》的续篇。人类或许已经对外太空和宇宙了如指掌，但却对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一无所知。&1644年，中国甲申年，面对十面围城的农民军，一生下过6次“罪己诏”的崇祯皇帝持剑砍杀自己的妻妾和女儿后，在煤山的老槐树上自缢。2009年11月27日，北京大兴区清澄名苑14号楼3单元2层户主李磊将自己一家三代6口人杀死。事隔一月后，即12月27日，清澄名苑3号楼户主张武手刃自己的妻子及儿子。2004年，香港天水围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一家四口灭门惨案”，一名男子残忍的杀死妻子及两个女儿后自杀身亡。2009年，这场悲剧被拍成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任达华与张静初在这部电影中，细腻地演绎了爱最后转变为恨、不幸而残酷的过程。2007年3月12日晚，河南禹州市神后镇36岁的乡村医生王军豹因琐事将妻子杀死，而后服安眠药自杀，幸被救活。王军豹随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许昌市中院判处他死刑。河南高院维持死刑判决。“我已经失去了妈妈，不想再失去爸爸。”事主可怜的女儿金金恳请“依法办案”的法官说，她相信父亲也后悔。杰克的崩溃是压力超过负荷极限的结果，这种现象有时甚至发生在动物界，比如受到惊吓的哺乳期母猪常常会咬死自己的仔猪。杰克崩溃曾经大面积地发生在40多年前的中国。从反右到文革，无数家庭解体，互相出卖自相残杀被官方以“大义灭亲”的名义予以张扬。崩溃从家庭蔓延到社会，最后到国家层面，中国几乎沦为地球的炼狱和坟场。嫉妒和任性被认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嫉妒与任性总是相伴而生。反过来，对嫉妒和任性的克制又往往导致压抑的蔓延。弗洛伊德说，人类的文明就是压抑的历史。压抑到极点就必然会无可挽回的崩溃。一个崩溃的人无所谓好人坏人，更谈不上是什么罪犯，他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人，是一个精神病人。&自我的背叛一个尊严崩溃的人会沦落为乞丐。一个人生崩溃的人实际上是宣布对世界弃权，承认自己彻底失败。这种投降感让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眼前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战场，失败就意味着丧失一切生命的尊严，意味着没完没了的羞辱。崩溃之前，只有自杀是唯一一种尊严的放弃和解脱，否则，就是丧失一切的崩溃。自杀是对彻底崩溃的理性回避，是对被迫屈服的最后拒绝。自杀是高智商的人类特有的一种勇敢的生命证明，证明自己把握着自己的生命。虽然也有鲸鱼搁浅自杀的现象，但我们无法确定其是否具有真实的自杀动机和机理。对人类来说，自杀是一种昂贵得近乎奢侈的最高行为艺术，以证明自己生命的独特价值。作为生命精神的弘扬者，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反对自杀，但信仰本身往往却带来更多的自杀，比如佛教徒以自焚捍卫护法。自杀行为证明人可以超越生命本身，即人的价值比生存本身更为崇高更有意义，尽管这对他人来说过于残忍和反动。大多数时候，自杀是弱者最后的武器，是一种最惨烈的表态，或厌恶，或愤怒。这种行为往往以对苟活的鄙视姿态，严厉地激活人们对生命尊严感的认知能力。以撕碎自己生命的悲剧，来刺激生者良心的反省，谴责社会的罪恶。麻雀是一种卑微的小动物。一旦面对人类的囚禁，麻雀便绝食而亡，使人类丧失了囚禁的乐趣。麻雀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自由度尊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到三倍，官方中国每年有万人死于自杀，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两分钟就有人死于自杀，个自杀未遂。&当房地产成为一场推土机的战争时，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们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这样的无奈和悲剧一直没有落幕：2009年11月3日凌晨，公民唐福珍面对暴力强拆在自家屋顶绝然自焚。2010年……令人扼腕悲叹的是，这种“2009年11月8日晚，河南郑州新密市高三学生李金川在校内服毒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曾向往的高中生活想不到要以这种方式结束。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是残酷的现实……我要用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对教育以及师德的反思”。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自杀身亡。杨曾经哀叹“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事发前，她母亲被学校禁止进入宿舍与自己同住，找房又没有着落，经过5天5夜的失眠，杨元元最后彻底崩溃。1989年3月24日,海子在他25岁的生日里自杀，他让钢铁的车轮将他的身体碾碎，随他而去的有一本《圣经》和一本《瓦尔登湖》。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一吴姓博士生跳楼自杀。他的遗书悲愤凄婉，很快就被传到网上：&　　想好了。我想我真的想好了。　　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一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不肖，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曾经，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您也能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着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百块啊，不过是一百块啊，一百块还不够那些老板官员们抽一盒烟的钱，我却给你买不起！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我的肝又开始痛了，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走之后哥哥一家就应该会对您好点了，保重……终于可以一了百了了，我很高兴。永别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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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子文化2010年3月23日，世界水日。当贫穷的中国西南因为缺水而濒临崩溃的时候，不缺水的中国东南因为贫穷而崩溃了。42岁的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口用水果刀刺死刺伤13名小学生。20年如一日。孑然一身的郑民生和兄长一家三口还有70岁的老母亲，住在一套61O的两居室里。他夏天住在阳台，冬天住在客厅。对郑民生来说，1000多元的工资买不起房子娶不起老婆。对邻居们来说，他是一个“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稍显内向的男人”。节俭的张明生经常买彩票，但他很不走运。去年6月份的失业让他濒临崩溃。据说他被捕后一直重复着“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 他甚至计划要杀死30名小学生。自称“深知蜗居滋味”的温宝宝一不留神，对美国人泄露了一个国家机密：“美国失业者才200万，中国失业者有2亿”。另外一个不是机密的机密是中国的男女比例122：100，将近3000万成年男人无法找到女人成家。没有家的男人从来都是失衡的、危险的。一个没有工作没有老婆、在阳台客厅生活了20多年的成年男人，要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不至于崩溃？一个崩溃的郑民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已死的人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惨案后的郑民生只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或者病人。我们无法将穷凶极恶与他相对应。或者说，郑民生虽然并不是无辜的，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虽然还活着，但他的心已经死了。当我们认为杀死孩子的凶手是郑民生时，那么杀死郑民生的凶手又是谁呢？如果说房地产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么郑民生和唐福珍一样，都是这场战争和这个不幸时代的牺牲品。富人们囤积着无数空置的豪宅，包二奶养情人；穷光蛋们“蜗居”、“蚁族”加“房奴”，直至失去了结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些穷光蛋或光棍有两种：暂时坐稳了房奴的人和欲做房奴而不得的人。据传，郑民生所选择的实验小学以当地黑领群体的子女为主。仇富在这里已经不再停留在经济学家的稿纸上，而是走上街头。仇恨源自嫉妒，源自不公平和冷漠，源自深切的绝望。民生与权力，孰轻孰重？当奥巴马力排众议、斥资万亿推出惠及大多数穷人的医改法案时，中国民生状态依然艰辛可怜，数万亿砸向无人乘坐的高铁和无人居住的房地产，一个叫民生的孤身医生只能蜗居在阳台客厅，甚至还失去了这份卑微的社区工作。&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杰克的崩溃。像郑民生杨国柱这样的“杀人狂”全世界都有，而不仅仅是和谐中国的特产，只是中国更多一些。德国有克雷奇默、美国有赵承熙、芬兰有奥维宁、日本有加藤智大、韩国有柳永哲，等等。比如2009年1月23日，比利时一名男子持刀闯进布鲁塞尔一个儿童看护中心，刺死一名儿童和一名成人。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这种杀人狂的出现，但我们应当懂得要避免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我们不能忘记，2001年3月江西万载县发生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广西北海和2004年河北辛集发生针对孩子的；2004年8月和10月， 2007年7月，广东顺德欧阳颂用铁扳手将18名幼儿园孩子砸成轻重伤……&号称中国的《哈姆雷特》的《赵氏孤儿》是经典秦腔大本戏，曾被改编为京剧《搜孤救孤》、豫剧《程婴救孤》，甚至被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的“杀子文化”在这部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孩子是未来的象征，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在“绝后”恐惧下，“杀子”与阉割一样，使人失去对未来的想象，这是一种深深的绝望。郑民生杨柱国们只是想让别人也体会一下他内心的绝望而已，只是其手段过于残忍残酷。从克拉玛依大火、李思怡事件、512地震中用数字代替名字的遇难学生、三聚氰胺惨案中的结石宝宝、遍布全国的血铅儿童到迷雾重重的山西疫苗事件，这是一系列规模更大、更具恐怖主义色彩的“杀子文化”。与郑民生杨国柱们的严惩相反，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往往会得到体制的庇护。当金正日枪毙他的财政部长时，我们三聚氰胺惨案的罪魁李长江荣升全国扫黄办主任，而两个生产三聚氰胺的化工厂主张玉军耿金平被处死。以此逻辑，郑民生应当得到提拔，将生产水果刀的工人拉出去枪毙。&杀人游戏人类文明是反对杀戮的，但毫无疑问，人类文明是从狩猎开始的，因此杀戮似乎是人的本性。以拯救人类灵魂为使命的宗教告诫人们，杀人者会下地狱。但人类很快就以宗教的名义杀人，他们将被杀者称为“异教徒”或者“敌人”。正因为杀戮是人的本性，当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他就会停止杀人。苏格拉底反对杀人：因为我必须与自己相处，而且一生都离不开，我不愿杀人是因为我不希望跟一个杀人者共度一生。士兵之所以被称为杀人机器，是因为士兵没有自我，他只是一个服从命令的白痴和疯子。军队从来是拒绝头脑和思想的地方。一个离开军队的士兵或许会停止杀人，当他重新找到自己的时候。现代社会是一个扼杀自我的过程，在娱乐至死时代，杀人往往成为一场集体狂欢；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饭桌上的新闻佐餐。&狩猎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出处。作为狩猎工具的弓箭是人类发明的第一件机器。随着社会的诞生，狩猎的对象由动物转向人类自身。弹弓是弓箭的前身，弓箭经过数万年的广泛使用，在工业时代被枪炮替代。这只是一个杀伤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美国的2002年10月，穆罕默德与17岁的同伙马尔沃潜伏在车内对过往行人进行“任意狙击”，整个华盛顿特区成为杀戮战场，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枪杀的对象，许多人吓得不敢出门，甚至在家里时也赶紧关好门窗……这场杀人游戏共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FBI和警察最后将“狙击手”逮捕。&&我们竞争不过中国，邀请他们参加WTO是最近60年最大的错误，造成了欧洲千万人失去工作。应该降低消费，实行保护主义，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应该把中国和一些国家赶出WTO，建立一个以欧洲为主的WTO。绝大多数伊斯兰和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对欧洲人有明显敌意，而中国人则不同，只想要欧洲人的钱。今天，中日和一些其它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使我们成为单纯的消费者。他们刻意保持低利率从而增加出口。中国无信仰的统治，在消除伊斯兰的威胁上，无情远甚基督教政府。当然，他们对一切能潜在动摇自己地位的事都无情。&因为政府对枪支的垄断，中国的枪杀事件几乎都具有浓郁的官方色彩。全国各地发生过无数起“袭警抢枪”事件，除过少数未被披露的案例，大多数公开的嫌犯均被缉捕或击毙。除过从官方机构非法流出的枪支，对真正的杀人者而言，黑市非法枪支或许也并不那么难得。2010年元旦的第一分钟，东莞3名青年抢劫的士司机被围困，3人用一支枪轮流饮弹自尽，如同惊险电影一般。2010年3月11日，曾经枪杀一名警察的付晓霖与警方周旋枪战11个小时后被狙击手猎杀。暴力和权力一样，一旦被垄断，就有滥用的可能。2007年4月7日，储户计程在沈阳市苏家屯区一银行营业厅里刚取完款，被押钞员朱宏林近距离射杀。目击者证实，枪响后，有押钞员在现场打电话给公安部门和电视台，声称发生银行劫案，现场击毙劫匪。2010年1月12日，贵州关岭自治县坡贡派镇，赶场买东西的尧上村吊井组村民郭永华和郭永志被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当场击毙。随后的官方新闻宣称，这两名男子暴力袭警被击毙。“杀人游戏”一直以来都是广受白领阶层欢迎的网络游戏类型。对每一个游戏者而言，杀人是不要任何理由的。杀人者体验的是一种权力感――对他人生命的生杀予夺。权力欲是一个人的较高级追求。对很多职业权力者而言，这种欲望已经得到充分满足，所以他们不需要这种游戏。而对很多卑微的“蚁族”白领而言，权力欲受到压抑，因此只好通过游戏释放。对默罕默德来说，将杀人游戏搬上街头，是一种巅峰的权力体验和暴力体验。为了这种体验，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对朱宏林和张磊来说，他们也是出于权力快感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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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11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中国民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然而民间却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财产是人类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年代，“不明来源”财产的原罪猜测使这种不平等变成一种割裂和敌视，撕裂着一个上升中的国家。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一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公诉人：你想致富吗？艾绪强：（沉默）想。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在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一百五十多万元的赔偿要求时，艾绪强再次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我确实没有能力赔偿，我希望国家能给他们补偿。”“我只想法官判我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艾绪强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法官问艾绪强有什么遗言，他一句话也没说。&2008年11月5日，珠海个体司机骆某驾驶泥头车，故意撞向放学的学生和行人，当场造成24人伤亡。事主被警察当场开枪击毙。据说骆某性格内向、家境不佳，他事前就留下了遗书。2009年4月南京公交车司机王建强驾驶一辆公交车，故意撞向多名乘客，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2009年6月23日，广东省惠州李国清驾驶一辆大巴车在闹市区恶意狂奔，造人当场死亡，11人受伤……这些事件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目的，事主以伤害社会和陌生人来制造恐怖，表达自己一个人对社会的不满和敌视。这种不满甚至没有明确的原因和对象。这种山寨版的恐怖主义可以叫做平庸的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是这些反社会的汽车杀人犯的理想和最终下场，但代价却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有人嘲讽道，长期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在炸药上没什么根本进步，炸弹的使用仍然停留在泄愤工具的层面上。这种泄愤是一种私愤，这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和平庸的专制主义相对应，这是一种可悲可鄙的平庸的恐怖主义。当很多专业爆破公司常常“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一个“贫困潦倒不学无术”的靳如超仅用950元人民币购买的土制炸药，以并不专业的爆炸手段就制造了一起特大爆炸案。2001年３月16日４时16分到5时的44分钟内，石家庄市连续发生５次爆炸，3处住宅被炸倒塌，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此案迅速告破，官方认定系靳如超一人所为。据官方介绍，41岁的靳如超曾在1988年因强奸罪被判刑10年，出狱后修理过三轮车、推销过化妆品、倒卖过火车票，这些均被官方定义为“无正当职业”。官方公布的靳如超事前行程如同惊险小说：“……从岩峰洞村口拦了一辆拖拉机逃到马关县城，然后乘出租车经文山县到开远市，再乘出租车于３月10日12时左右到昆明，当日下午３时登上飞往天津的XL222航班，20时10分到达天津，当晚住在天津火车站附近某旅馆。３月11日９时许，靳如超从天津坐长途客车到保定，然后转车到安国。买了半吨炸药……”根据官方宣传，靳如超是一个顽劣不化好吃懒做的流氓、一个心理扭曲人生阴暗的恶魔。据说靳如超记有长达几十万字的日记，来自官方的靳如超日记中写道：“有权势者生，无权势者死。胜者为王，败者冤死。有钱者生，无钱者冤死。”&&如果日记属实，那么靳如超是一个信奉弱肉强食和狼图腾的尼采主义者，而这不幸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游戏规则。对如此规模的“定向爆破”来说，靳如超多少显得有点过于“专业”。即使如此，在靳如超被妖魔化的背后，仍然让人对真相充满无尽猜想和疑惑。案发一个多月后，靳如超被迅速审判枪决。卖给靳如超炸药的王玉顺、郝凤琴、胡晓洪等3名贫苦农民给靳如超一起陪葬。案发一个多月内，侦破靳如超案的刘朝辉、赵庆祥和田川等3名警察均“积劳成疾英年病逝”。&2004年10月26日，长沙发生公交车爆炸案，造成54人不同程度烧伤，其中危重病人9人。事主阳进泉54岁，系湖南省衡山县农民。2008年7月21日昆明市接连发生两起公交车爆炸案，造成2死14伤，此事在奥运前夕引发各种猜想。半年后，在萨尔瓦多咖啡屋发生一起“意外”爆炸，事主李彦在急救中死亡，事后官方宣布，7?21爆炸案也系李彦所为。 2009年6月5日，62岁的张云良携带汽油登上成都市9路公交车并故意泼洒点燃，造成27人死亡、74人受伤，张本人亦当场身亡。&&在一系列恐怖事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大同小异，比如称张云良贫困潦倒好吃懒做吃喝嫖赌仇视社会云云，这与当初对靳如超的描述如出一辙。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从靳如超到阳进泉、李彦、张云良，他们无一是幸福的，他们应当“各有各的不幸”，然而在官方口中，我们只能知道一种相同的不幸。那就是他们天生就是坏蛋、就是魔鬼。或许在官方看来，与规模巨大的“群体性事件”相比，这种“个体性事件”只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反动。&&牛吃玉米难题晚，邱兴华将铁瓦殿道士及香客共9男1女杀害，死者中年龄最大62岁，最小仅12岁。在庭审时，邱兴华讲了一个牛吃玉米难题：“好比我种了一块玉米，长了1.5米高，叫一群牛给吃了，我去找放牛的人没找到，我在一气之下把牛杀了，谁找我赔牛，我就找谁赔我的玉米。”在看守所里，邱兴华潜心写作《金笔定江山》和《邱兴华一生的写真》两部书。陕西省高院拒绝了邱兴华家属和律师提出对邱进行精神鉴定的要求，并在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前4天匆匆宣判邱死刑。12月28日，邱兴华被于安康江北河岸边，其临终陈述为“我该死，罪恶滔天，杀人偿命”。事实上，中国法律对精神病人地位的保障仍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即使鉴定结果显示邱兴华是精神病人，并不见得能免其一死。&在中国，一个比不平等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真正的关爱和人性纠偏机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加之政府力量对民间社会的僭夺，传统中国的宗法习俗、道德操守及以此为基础的“熟人社会”遭到彻底瓦解。同时，持续数十年的高强度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经济大潮面前已经完全崩溃消解。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以法治为基础，以公平为底线，以人性关怀为保障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是人类文明进入城市化后必然的生活形式，它以社区文化为特征，共享文明成果和经济繁荣，这是一种“大同世界”的雏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陌生人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礼崩乐坏、巧取豪夺、权势倾轧、拜金势利的无序社会。在官方的教唆下，“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定律。经历过“引蛇出洞”的“阳谋”和“大义灭亲”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不仅产生灾难性的信仰危机，而且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官方对民众刻意施行的去公民化政治，使民众生存更加原子化和沙粒化。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家应是法治的产物，应是民众利益认同的产物，而非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更非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剥削大多数民众的专政工具。中国以低人权高税收的后发优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血腥聚敛迅速暴富。根据“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中国在失败的好人和成功的坏人中无疑选择了后者。这种“坏的”成功类似饮鸩止渴，不顾一切而付出的惨重的社会成本和道德成本，将在我们的未来分期偿还。甚至，这种成本将大于其收益。因为许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比如生命、比如亲情、比如信任……&看似疯狂的邱兴华给全体中国人出了一道牛吃玉米的难题：你的牛和他的玉米，如何保证各方的权利？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但这个底线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守。法律被权力僭越，被金钱玷污。从黄松有到陆俊，从三鹿惨案到山西疫苗，法律对大多数穷苦民众来说，已经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法律正在丧失扶危救困惩恶抑强的作用，法律和正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孙志刚以他的生命揭穿一个体制如何以法律的名义作恶。不幸的是，法律大多时候总是与狼共舞。从邱兴华案、杨佳案、华南虎案、邓玉娇案到李庄案，法律不过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中不停翻转的万花筒，而不是一面照妖镜。平等、公正、正义、尊严的缺失，使法律只保护少数人的“牛”，而罔顾大多数人的“玉米”。三鹿、疫苗和稳腚是“牛”，孩子和“普通老百姓”不过都是些“玉米”。牛与玉米的利益对立显示了社会的阶层明显分野。因为沟通与救济管道的阙如，从网络到街头，“仇富”情绪和“仇官”情绪无处不在，催化、切割着本已式微的社会信任，善意和诚意在文化层面进一步解体。在这个左手不相信右手的社会中，专家、官员、政府和国家一起威信扫地，从类似“周老虎”、“等地震”、“宋丽强奸案”的荒唐事件来说，所谓“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不能说哪个人或哪个机构要对郑民生的个人遭遇负责，但不可否认，郑民生是社会失衡的必然结果。从靳如超、马加爵、邱兴华、杨佳、张云良、崔英杰、黄运财、药家鑫、唐福珍……到郑民生，这一串数也数不完的名字背后，每一个令人扼腕痛惜的人生悲剧落幕处，都隐含着我们这个社会不堪入目的阴影。&道德洁癖何面对丑恶与肮脏，这实际就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态度。从邱兴华和杨佳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洁癖的影响。这种洁癖让我们对丑恶和欺骗不能容忍，嫉恶如仇，甚至愤世嫉俗。在世俗面前，或者抗争，或者逃避。抗争，只能自取灭亡；逃避，哪里又是净土？“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戎马生于郊。”老子目睹礼崩乐坏，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出走函谷关。“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面对沉沦堕落的楚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遂自沉汨罗江。&印度的《婆罗门书》中说：活在人的社会，最善良的好人也会变成罪人，……那么，流浪去吧！流浪者的双足如同鲜花，他的灵魂成长，修得正果；让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他的罪恶……1957年美国作家用20天时间里，在一卷120英尺长的打印纸完成了《在路上》(On the Road)的初稿。这部小说被公认为60年代运动和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作者借书中迪安之口质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各种各样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与《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一样，凯鲁亚克表达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异化、不安和不满，展示的是一种人生想象的理想状态和醒悟的自由感觉。与其说这本书代表着垮掉的一代，不如说他们是“叛逆的一代”，他们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正被逐出中国教科书的鲁迅在《安娜出走以后怎么办》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100年前，鄙视自己寄生虫式生活、而又无能为力的老托尔斯泰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出走，孤独地死在一个无人的火车站。20年前，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叫查海生的教师离校出走，这个25岁的“孩子”留下许多梦想：“我有一所房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以自己的生命警告了一个物欲时代的来临。2008年中秋，一名叫罗炼的24岁佛山某家具厂工人，在月饼盒里留下一张纸条后悄然出走：“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罗炼的出走引发了全国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的普遍关注。有些媒体还发起“人生的路到底怎么走”的大讨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纷纷响应，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甚至还发动网友对罗炼进行人肉搜索。罗炼的失踪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而是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金钱暴力所引发的物欲时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弱肉强食的贫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义、“身份世袭”的社会结构板结化等等，让无数“80后”、“90后”不仅面临着生存危机，也面临前精神危机。道德、善良、勤奋、才华等美好的东西在功利扭曲的现实面前脆弱不堪。这种失落感和挫败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雨果曾经说：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但冰冷的现实只要一种人，只要你劳动而不要你思想。思想和穷人一样，在这个社会总是显得多余。当下人类社会，每一座城市都是一部日夜轰鸣的钢筋水泥机器，人类就是误入歧途、爬行在这部机器缝隙里的蚂蚁。我们的身体疲惫不堪，我们的内心焦虑不安。对生命意义的最后追问，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正常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命题，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身边这个物质生世界是否匹配。&在不顾一切追求GDP的国家主义机器中，每个人都如同养鸡场的下蛋鸡一样苟延残喘劳碌无为，又如同迷宫里的老鼠般孤独而微不足道。每一只笼子里的老鼠都在不停地踩着脚下的轮子，唯恐自己落后。可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在原地，一切都没有改变，你踩动不过是一只周而复始的轮子而已。&在浏阳河畔长大的罗炼在日记中写道：身在人群中，却总是形单影只。我只想摒弃对现实生活的顶礼膜拜，委身于无限的孤寂当中，无辜却总也摆脱不了现实枷锁的束缚，活着一无乐趣可言，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一切都变得可恶……我的玩世不恭，我的天马行空，伴随着岁月蹉跎，幻化成一颗颗泪珠，昨天的所有已成为遥远的回忆。面对着这些，我心力交瘁，有太多感慨，无奈现实却不允许我有太多想法。每当看到周边衣裳褴褛，老态龙钟的身影，我都感到害怕，唯恐自己也将这样庸碌一生。也许是该坦然接受，而我却无法释然，我还有太多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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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之罪2004年6月17日，在其他同学都在领毕业证的时候，锤杀4名同学的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0级学生马加爵被执行死刑。马曾获得“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二等奖”。 5000元学费，是从家到学校借了一路借来的。马加爵为读大学已经负债1万元，打零工补贴生活费。因为没有鞋子穿，他在助学贷款没发的几天里光脚逃课。在冬天温度比较低的时候，马加爵宿舍的同学曾经给马加爵一二块钱，让他替自己洗衣服，马没钱就洗了。马加爵宿舍的同学曾在马加爵的被撒尿。马加爵在监狱中穿上了他这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囚服。“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马加爵这句话让在场看押他都落泪。马加爵拒绝投案，也拒绝4位律师免费做无罪辩护，原因是他只求一死。&马加爵在最后的遗书中写道： 春城的春天下着雨，有着一丝凄寒的风。我望着生锈的铁窗，我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为了供子女，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还点着蜡烛为人烫衣服，5毛钱一件。那次我母亲掉了一百块钱。她心疼的说那是烫了两百件衣服赚来的钱呀。我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就把自己做苦力赚来的一百块钱丢到地上。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一百块钱在这里！妈妈露出了一丝苦笑，其实妈妈知道是我丢的。我不怕一个人独自吃苦，我不忍心父母看到我吃苦。我家一直很穷苦，我在穷苦中长大。我从小就体味到家庭的艰辛。幼小的我便心疼父母的辛苦，只想通过小手减轻父母一点点负担。进入大学以后我怎么发现，大部分人不爱。每天晚上谈女孩子……大家都爱玩电脑。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土包子……我有时候没钱就打一份饭吃上两天，经常一天吃两个馒头就过去了。我从不怕苦也不怨恨谁，我更没因为没钱而想到去偷去抢。我很坚强，我为自己骄傲。 很多男生都谈恋爱了，我在这种氛围下加上几个同学的怂恿，也大胆的写了一封情书，交给了我暗恋许久的一个女孩子。由于我的模样不好看，加上又没钱，人显的很土气内向，那女生毫不留情的当着许多人的面，把我那封用真心诚挚锩刻成的信撕个粉碎。我只是内心痛苦了下，我也并没有怨恨谁，我只觉得自己确实条件不行配不上她。我对父母也是这么说的。 ……整个寒假我一个人多么孤寂。我不怕吃苦，但是人是很怕寂寞的……原来每个人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凶悍的歧视我、残忍的嘲笑我，我的心很痛，我的泪悄悄的落下了。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生活打败。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时候，当我的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我的心滴血了……我决定玉石俱毁，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我想没抓到我以后到一个没有歧视侮辱的地方重新做人。万一抓到就一死百了。我是不怕死的我只想死刑，我不愿意被判无期徒刑，因为那样会给我父母带来压力！ 我深刻懂得人间真情的可贵。我曾对自己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那个家虽然很穷，但是大家都很互相关怀，大家都感到很快乐，没有歧视与蔑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践踏。我很想和那样，就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天天看着清澈的流水，望着袅袅的炊烟，写着清新的诗歌，呵，美好呀！可是现在――只好等来生了。爸爸妈妈，对不起了！儿子不孝，儿子来生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又来提审我了，我总听到外面摩托车的声音为什么总是那么飞扬跋扈。我怀念十哥开的摩托修理店，在我印象中那是很赚钱的，十哥骑摩托车很英姿飒爽，那摩托车的声音是那样的婉转清脆！我仿佛又坐在十哥的摩托车上了，慢悠悠的行走在我可爱、纯朴、亲切的家乡……一路走好。 &据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曾经想来中国，帮助“穷人中的穷人”，被中国官方拒绝，理由是“中国没有穷人！”德兰修女被称为“人类的良心”。对她来说，“贫穷”一词的定义比我们寻常理解的更为宽广――在她看来，贫穷还意味着：饥饿并不单指没有食物，而是对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为人类描述了贫穷、革命、法律和仁爱的艰难关系。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救儿子而坐牢十九年的假释犯冉阿冉在偷盗神父的银器时，被神父对他的仁爱和尊重所感化，最后他成为一个厚道义气的绅士，热心地帮助无数穷人。面对善良的“罪犯”冉阿冉，沙威警长在法律和良心的冲突中崩溃，毅然跳河自杀。在冉阿冉的工厂里有一名贫穷的女工芳汀，她被男友抛弃后，一个人带着私生女处处受到欺辱和歧视，为了女儿她不惜卖掉长发，甚至出卖肉体，最后染上重病。芳汀在临死之前遇见冉阿让，这是她的幸运。而一位中国的“芳汀”刘和芳则不幸得多。&2004年12月2日，合肥市33岁的下岗女工刘和芳因生活困窘而自缢于家门。据《t望新闻周刊》报到，这位离异的6岁女孩的母亲几乎天天吃咸菜饭，死前由于无钱交10多元的统一安装新水表费用，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刘和芳7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连女儿上小学的钱也是亲戚们凑的。刘和芳自杀的原因很简单：穷。是穷，使她一直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境中挣扎；是穷，使她难以面对年幼的女儿；是穷，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她曾向政府部门求助，但在区政府信访局，接待人员让街道来人将其拉走，街道干部称刘和芳是“疯子”。刘和芳的死揭示了一种残酷的现实：国家、制度、政府、法律已经彻底抛弃了穷人，要死要活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的灾难是没有人同情的。2009年月日，岁的湖北周先生不小心将一辆奥迪轿车外壳撞瘪，担心付不起赔偿金会坐牢，凌晨在家上吊身亡。这种不幸和灾难常常令人无比困惑和迷失――人到底是什么？&权力的轮子对现代人类来说，汽车是一种最常见的凶器，被轮子杀死的人要比用枪和刀子杀死的人多得多，而中国人用轮子杀人的效率更是其他人类的4倍，可见中国人对中国人是多么残忍。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来说，轮子还是一种奢侈品，轮子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在一个枪被官方垄断、菜刀都实现了实名制的这个国家，用轮子杀人已经成为一种贵族行为，代表着一种超越了人类的人上人的新物种。在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中国，杀人是一回事，用什么杀人是另一回事，什么人杀人更是另一回事。1997年8月24日，张金柱为自己荣升郑州市公安局长大宴宾朋，酒宴散后乐极生悲，他用一部汽车将苏东海活活杀死在城市的马路上，2个月后，这位人生得意的局长就在一片哗然中被一枪爆头。据说张金柱临死前叹道：他是死于记者而不是死于法律。张局长以他的死成全了初出茅庐的《大河报》，然而，这一声枪响竟成中国最后的绝唱。从此以后，人言并不可畏，权力取得最后胜利。很多年以后，张金柱会在阴间遇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冤鬼，但都是车轮下的冤鬼，没有一个车轮上的冤鬼，如果有的话，或许药家鑫算一个。张金柱以他彻底的失败证明了李刚完美的成功，这就是中国10来年的变化。在中国法庭以交通肇事被释放回家――&迦西区门口时，撞飞横过马路的男青年谭卓，致谭当场死亡。有目击者称，当时车速至少在。因为如果到了了。如果不到驾驶保时捷越野车在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撞死一。&&&2010年的中国圣诞节无疑是非常悲惨的。在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53岁的村长钱云会被一辆大型工程车轧断了脖颈。此前政府征用寨桥村146公顷农地，未支付补偿款。民选村长钱云会为此带领村民踏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其间先后3次被关入政府监狱，但所有的迫害&泰戈尔曾经无限深情地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今天的中国有2亿辆车，每年有10多万人被轮子轧死，有100多万人被轮子轧个半死。平均每天要用300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1/18，但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1/5。在中国的法律中，如果你用鞋子踢死一个人，或用头盔砸死一个人，或者用菜刀杀死一个人，你就是杀人犯。但如果你用汽车杀死一个人，那你就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前者你需要偿命，后者只需赔付一具棺材。对前者来说，是你杀了人；对后者来说，却是汽车杀了人。汽车就这样成为一种怪异的替罪羊，它甚至具有了犯罪的人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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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法则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杀人的话语权法则：技术层面上同样的“杀人犯”，结局却总是霄壤殊异。大人物的杀人是否“有罪”，是否“合法”，往往并不在于其行为本身，而归结于主人的权力大小、及与权力所匹配的话语解释权；个体杀人者是否会受良心谴责，是否会遭社会制裁，亦在于能否将个体杀人这一“小”的行为――依附、挂靠于某种大的集体或团队杀人――这一“大”的行为集合中，能否使“小”置于“大”的政治目标和主义的光环笼罩下，置于“大”的社会旗帜之覆荫和庇护下。杀人不好，而杀“敌人”则很好。这就是所谓的“英雄”和“杀人犯”的区别。&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面对强者自残自尽的弱者被&&..
40043045&28岁的公民杨佳，网名为“非常旅程”。热衷于参与户外论坛组织的野外徒步活动，在同行驴友的眼中，杨佳腼腆内向，会做很好吃的鸡蛋煎饼。2007年共和国国庆节，杨佳无故遭到警察盘查。杨佳要求警察“拿出法律依据”，就被强行带到警局。据杨佳在法庭上称，他在警局遭到拖拽殴打，但遭到当事警察否认。杨佳在次日离开派出所。此后杨佳多次投诉交涉无果，要求警方出具书面的“调解书”被拒绝。200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节，杨佳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7秒钟”手刃6名警察，另有数名警察受伤。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杨佳案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前夕，“稳定”的政治压力导致此案迷雾重重，比如杨佳的母亲一度失踪，后来出现在官方的精神病院。经过迷乱不堪备受质疑的审判后，杨佳被官方司法系统判处死刑。在中国当下扭曲畸形的政治司法体制下，杨佳案激起全社会广泛的情绪震荡。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与杨佳类似的不幸遭遇，杨佳虽然是一个普遍的镜像，但做出这种激烈反抗的只有杨佳：“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中国自古就有“忠良遭法屈，叛逆成大义”的传统，无数至高无上的皇帝被民众作为暴君处死。缺乏公信力、缺乏第三方力量的政治体制在杨佳案中遭遇到极大的道德危机。法律并不完全代表正义，官方强大的话语权在此受到民间普遍地怀疑，“刀客”、“大侠”、“英雄”的民间话语不胫而走。沉默的大多数依靠互联网的土壤，开始基于自身的利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和命名权。&2005年2月25日，公民黄运财不满湖南永兴县法院法官的枉法裁判，自制礼品炸药，将三办案法官炸为一死两伤。该爆炸案震惊中国司法高层，经过重审，永兴县法院在判案中枉法不公被完全揭露。黄运财闻讯嘶吼咆哮，泪流满面。“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在同村的乡亲眼中，黄运财是一个温和拘谨、乐于助人的好人。次年1月6日，公民钱文昭冲进甘肃民乐县法院，将法院院长等5人炸死，伤20余人。公开的消息是，钱的儿子在法院司法拘留中死亡，钱认为法院处置不公。在“躲猫猫”、“俯卧撑”和“华南虎”的法治崩溃中，对杨佳们的严厉审判传递了两层不祥的信息：法律是不值得尊重和敬畏的，法律并不能讨回公道；面对强势群体的欺凌，作为弱者的民众只能在逆来顺受和暴烈反抗之间作出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2006年8月11日，卖烤肠的崔英杰被城管李志强抢去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怒刺李志强。2009年5月10日，服务员邓玉娇遭遇官员邓贵大黄德智强行非礼，用修脚刀刺死邓贵大。2010年2月19日，美国公民约瑟夫?斯塔克放火烧掉自家房屋后，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撞入国内税收署的一处办公楼，造成13人受伤，1人失踪。作为纳税人，斯塔克驾机撞楼前在一家网站留言，抨击国内税收署，称用暴力对待这一机构“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倡导“公民不合作”思想的梭罗相比，斯塔克走得更远。与国家主义体制的对抗中，作为个体的公民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弱者，如同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最终无一不以悲剧而结束。但正是这种悲愤的挣扎显示出弱者的意志和力量。匹夺取自己的话语权。在自然法中，每一个自然人都天然拥有对邪恶执行惩罚的权利――这叫做报仇。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曾经这样叹息：黄运财应当随着炸弹附上一份判决书――判处枉法者有罪！如同《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对栾平的宣判：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作为律师，曾经为一个刺杀恶官的美国公民辩护：当政府无法阻止和惩治官吏集团腐败作恶时，为了捍卫正义，每一个公民天然的拥有执法权，包括以暴力手段惩罚消除作恶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民主是美国的立国根本，而民主就来自公民权，公民权的前身就是公民执法权，公民持枪权不过是为了保护公民执法权。即使现在，未经官方许可和主人同意，擅闯民宅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危险的，哪怕你是警察也如此。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谋杀与惩罚的不同，就是话语权的意义。&原罪与救赎2009年11月2日，被判处死缓的刘汉黄悲叹道：“悲哀啊，人类的悲哀……”。这个来自贵州土家族的打工仔在工作中失去右手，其后的10个月里，他仅从霸道冷酷的厂方手里要到了8200元。索赔的艰难与长期经受的羞辱终于使他崩溃，2009年６月15日，面对台湾老板的欺凌，瘦弱的刘汉黄以仅存的左手掏出弹簧刀，怒杀两人，重伤一人。据说当时现场围了近200人，却无人相救，甚至保安也躲在一边。有人后来说：“我们不是不想救人，但刘汉黄杀的不是人。”在法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道歉，4次请求法官判他死刑。来自台湾的&有网友赋诗云：“狮虎猎物获威名，可怜麋鹿有谁怜？世间从来强食弱，纵使有理也枉然！”当初刘汉黄没能拿到法律判决的18万元工伤赔偿，如今三位死伤者家属也拿不到法律判决的12万赔偿。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不同的，前者是有钱不给，后者是无钱可给。&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苏北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案发后，4名的凶手随即被捕。普方一家的亲友们匆匆从德国赶来，他们在法庭上见到了那4个18~21岁的疑凶。他们原以为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他们就选择了其中的普方家。盗窃行动被房主查觉后，惊惧之下，加之言语不通，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普方先生的母亲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诧异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中国官方坚持“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原则，最终判处4人死刑。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慈善方式来纪念普方一家。他们很快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带给他们很深的触动：这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当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帮助他们能完成中国官方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对此，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其实，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普方基金会早先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逐渐慈善力量开始突出，显示出造福社会的美好前景。普方基金的活动默默延续至今，已有超过500名中国贫困学生接受资助而完成其学业。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的背景日渐淡化。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募集基金的普方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点设在国际学校的礼堂，菜肴和德国啤酒由一家餐厅免费提供。来宾只要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这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晚宴的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温馨。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只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数十万西方在华传教士、修女、商人和他们的家人遭到义和团的屠杀，西方世界为之震惊，《辛丑条约》以每个中国人1两白银来索赔。但很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就将这笔赔款还给中国，用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因此有了清华大学，也因此有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中国启蒙先驱。因为教育的不同，人可以成为魔鬼，也可以成为天使。同样一个清华大学，美国认为是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包括培养国家元首），中国官方则认为是“文化侵略”。雨果说：“多办一所学校，可少建一座监狱。”2009年的奥斯卡奖电影中，《弱点》和《珍爱》都属于反映贫穷与教育的社会题材的现实电影。在美国，虽然每年仅有数十人被法律处死，但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中。纪录片《等待超人》批评美国教育，“宁愿在一个罪犯身上花20万美元，也不愿在一个学生身上花2万美元”。人是无法离开社会成长。一个人最后成为一个社会的建设者或者破坏者，这基本取决于个人成长的环境和遭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制造”一个建设者与“制造”一个破坏者的成本相差并不大，但其贡献却一正一负。人与人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硬件，不如说更大的在于软件差异。一个生动的人可以救人灭火，也可以杀人纵火。对他来说，二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正常的。其行为的差异取决于认知的差别，而认知在于教育。教育是一个软件输入过程。&罪与罚穷人的教育在中国几乎沦落成陪太子读书――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中国的教育已经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这是一种对未来的谋杀。而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使这种失败的教育几乎无法挽回。社会将一切责任推给一个人的个体和自身。而将一个人的贡献完全掠夺归于国家。“反对死刑”的原理在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一个人犯罪，社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囚禁罪犯，社会付出供养成本，阻止其犯罪，罪犯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除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杀人狂，否则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毫无意义。对郑民生马加爵药家鑫来说，枪毙他们只能证明这个社会的恐惧，恐惧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们将一切罪过都推给他们，而我们是无辜的，甚至否认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们这个社会失去了好医生“郑一刀”、失去了“三好学生”马加爵，我们得到了杀人犯，然后我们正义凛然地杀死他们，擦去手上的血迹，让侩子手扮演起正义的化身。我们可以给帮助抓捕马加爵的打手奖励20万，我们可以给每个南平实验小学丧子家长赔偿26万，但我们拒绝给贫穷的马加爵郑民生刘和芳们一分钱，任由他们穷困潦倒绝望崩溃，杀死自己或者杀死别人。我们只承认一种罪恶，那就是贫穷。在这里，掠夺不是罪恶，敲诈不是罪恶，剥削不是罪恶，贪污不是罪恶，冷酷不是罪恶，枉法不是罪恶，甚至这一切都是令人羡慕四处炫耀的美德。&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崩溃的末日世界，这里没有任何信仰和底线，只有暴力和阴谋，强者依靠暴力欺压弱者，弱者依靠暴力消灭强者。死亡和暴力贯穿着一个噩梦般的社会，生命和爱情在这里显得荒诞不经。无论穷人或者富人，一个在恐怖下苟活的时代足以使人类两个字蒙羞。17世纪著名的英国诗人多恩有一首著名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灵魂，没有灵魂的肉体只是一具僵尸而已。在任何人类的哲学中，精神都高于物质，精神是物质存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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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55 &&
郑民生之后月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米处，岁的杨家钦用菜刀连砍人，造成一名岁男孩和一名岁老妇死亡，另有两名小学生、一名学龄前女童及两名村民受伤。上午15时，雷州市白沙镇洪富小学公办教师，33岁的乙肝患者陈康炳闯入广东省湛江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一名老师。4月29日，江苏泰兴，47岁徐玉元在中心幼儿园内持刀砍伤32人。官方不承认有人死亡，5月11日，广西三江县独洞乡高定村37岁的杨庆明持刀在当地将2名中年妇女和一名3岁女童砍死，并砍伤一名6岁儿童。杨庆明被村民用石头当场打死。同日，赵作海在被关押了12年后无罪释放。月日，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岁的糖尿病患者吴焕明持菜刀闯入该村幼儿园，致使名儿童和名成年人死亡，另有名学生受伤，其中名儿童伤势严重。吴焕明行凶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说明：本文所有案例均来自互联网。原作于2010年4月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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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45 &&
谢谢楼主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刻的文章！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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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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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4 &&
由于软弱，暴力就无所顾忌的嘲弄人道，并形成压倒之势。把恐怖统治暴虐地强加于一个制度，瓦解个人的意志，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它像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腐蚀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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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15 &&
?!多么沉重的两个标点符号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坚信，治乱世必须用重典，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死刑执行人数一直居世界首位。我宁愿不信楼主“很多人认为中国真实的数字比这要大得多，中国每年至少有8000人被处以死刑，几乎是世界其他各地被处死人数总和的20倍”这一说法，因为它太可怕，太令人毛骨悚然，也太令人绝望了。但即使中国每年被处以死刑的人数几乎是世界其他各地被处死人数总和，即使达不到这个数字而仅仅是世界第一也是相当可怕的，况且这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下持续了近30年啊。它至少说明，靠严刑峻法不能够有效制止犯罪。要治国，要整饬社会秩序，要保护全体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光靠杀人恐怕无异于缘木求鱼。该改弦更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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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44 &&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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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8 &&
我的观感是，欧美人犯罪都比中国人高两个档次。老外犯罪是因为他认为某件事情做得不对，或者，某项政策违反了他认为的真理和正义。所以，才行凶杀人。你几乎看不到老外杀人是为了抢钱的。信仰的差距太大了。白人信真理正义同情与爱，中国人只信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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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09 &&
好文！希望有更多的人顶，别我让该文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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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0 &&
种种的社会丑恶现象和不公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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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08 &&
还是多年前看的此文。致敬。这个世界，可能本来就是没希望的。你看，人人都自私。人人都欲he难填。到处是谎言。什么时代都一样。时代没有好坏，只是人有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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