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说「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
张五常：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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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知友连张五常先生讲的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扯，这还是知乎么？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制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和学术水平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么？另外经济奇迹明显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凡是谈之前的都是离题万里，不折腾当然对，但是太简单，如果指政府行为的话，有些有负面作用，但也有正面作用的。
题主的话是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到的，我看过此书，也有幸向谌洪果先生请教了对此书的看法，在这里我就先把张五常先生的观点写出来（引用来自谌洪果先生的文章），然后加点自己对本书的看法以及对题主问题的回答，请大家指正。
张五常在书里写到“在这个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页116-117），但他马上话锋一转，说道：“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随后张五常先生就用他最擅长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针对改革的两个阶段，他运用自己拿手的合约理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洗练地概括出中国改革的重点就是从按权力身份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的等级排列的合约安排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这体现在农村改革，就是承包责任合约；而在城市的工业领域，则体现为在两权分离框架下的层层分包，而这里的关键在于，随着地价的上升，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承包与工业层层承包的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页142-143）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页144）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张五常对“县际竞争”的揭示充分展现了他的超越学科畛域的敏锐才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观察到经济发展与地理政治之关联的层面；而一般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同时，却难以识破其对中国经济整体推动的制度价值。张五常在这方面的研究尽显大家气度。 更为可贵的是，张五常不仅着眼于县级竞争的经济推动力，他还富有深意地描述了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宪政运作状况的真实规则。作为一个中国宪政和法治的研究者，我对张的这一部分研究充满兴趣。但也正是在这个部分，张五常施展出欲言又止、欲说还羞的姿态。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动态格局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但他只说出一半，另一半却绝不说透，充满张氏的智慧禅机：其一，张五常描述了层层承包形成的佃农分成制，对县的干部形成的有力的激励机制。县的干部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问题在于，这种分成是以全国各县统一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形式体现的。张在这里的经济学闪光点在于看到了这种增值税即是分成租金，而他由此提出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全国统一征税，不随土地质量与地点的不同发生变化，这怎么可以有经济效率呢？他从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中找到了答案：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县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厂房等，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甚至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他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地价可以为负值，这就是张看透的地方，但他就此打住，不再追究这种负值还包括的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资源可以大力耗费、环境可以随意污染、血汗可以白白付出，所有这些，虽然是负值，是经济推动的必要成本，但它们在经济的辉煌成就前，都是沉淀的，沉默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真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死人活人都不缺的。套用张五常对林毅夫的批判——他说他不相信作为负责农业政策的林毅夫怎么会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好过，我在这里也想说，对于积累和看到了这么多个案，而且眼光如此具有穿透力的张五常来说，怎么就不知道经济背后的这些更沉重的负值？这是张五常看透却不会说透的一个地方。 其二，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为人诟病的现象作出了合理性的阐释。例如，他认为基于统计方法的欠缺，中国的贫富差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至少在方法严谨上给我们很大启迪；他公允地评论说，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这种排列机制可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这是结合具体语境来探讨相关制度的进步意义；他对贪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很客观，比如贪污对经济发展并不是有利的，贪污在特定时期的好处在于“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137），这有利于实现合约安排的转变；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减少贪污，因为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他也肯定了政府的好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高举市场至上，“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他积极认可中国基层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157）所有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评论，但是，贫富差距的剧烈程度在张五常非常推崇的个案研究那里，毕竟总能找到太多严峻的例证；等级排列机制在减少租值消散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租值消散的可能性；贪污虽然使特权分子减少对改革的抗拒，其带来的变本加厉的掠夺本身并不能用经济发展一语遮盖；县与县竞争可能减少贪污，但这种充满特权、地方保护和潜规则的竞争，对各种形式贪污的助长，本身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人在浑水摸鱼方面一向不缺乏智慧；而现代社会是否存在纯粹的离开政府来规范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问题；基层干部的实践理性和智慧值得肯定，但改革本身形成的以官商权势结合为依托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成为尾大不掉的问题，其弊端将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我同样不相信张五常会看不透。这是他看透而不去说透的另一个地方。 其三，张五常的这本论著中充满对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博弈的深邃洞察。他指出，“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页166-167）这样的描述确实非常清晰精当，乃是真正的学术解释，而且也触及到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意义的层面。不过，这种解释是服务于他对中国县制度将长期存在并继续支持快速经济增长的乐观看法的。问题在于，即便从解释的完善性方面入手，我们也能看到，县级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而言，既强势又瘫痪，相对于县治之下的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博弈也应当促使我们进一步深思传统的文件治国、运动之国等方式的痼疾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组织能力高效的好处；地方和中央关系伴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上行下效瞒上欺下”的双面效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的对待；而中国的这种地方中央关系中蕴含的各种危机，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事件中体现出来，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也一再体现，并都有严重化的趋势。对于所有这些背后的问题，张五常又一次止步于他的立场和他的解释的统一性，而不愿再进一步挖掘。这可以说是他看透而不需去说透的第三个地方。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严肃而机智的学术大家，张五常通过他长期的观察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利于决策者们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们认真总结，思考进一步前行的真正方向。正因如此，张五常在书中提出的那些历史深处的忧虑，非常值得我们的重视：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最低工资制提出了批评，对有损县制度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对外政策、宗教言论自由、教育医疗等）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在此基础上，他富有意义地再度强调了中国制度推进的成本较小的进路，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试一试，看一看”。这种尝试和观望的姿态，并不是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一种历史眼光和人文关怀的指导下，在认识到理性和制度局限性的条件下，所应该采取的利国利民的态度。说到底，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压力逼出来的。” 今天的中国的确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机，是机遇，而且我们抓住了；更是挑战，但我们显然对挑战的估计并不足够，而往往不由自主地沉迷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上面。不是寻找到合理性的解释就足以面对今后的更严峻的挑战的。而一种真正有教益的经济解释，需要的是更完善的思考和对各种内外变量的更充分的考虑，比如中国发展所得益的全球化的规范贸易体系，比如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创新的精神，等等，正是在这里，张五常说了一段让我既感动又感叹的话：“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179）在我看来，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推动力量。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伟大了。在中国，你只要给老百姓一点呼吸和挣扎的空间，他们就能勃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他们就能乐观地活着。这一经济发展的奥秘，说来让人感动得流泪，却又无不充满悲情的色彩。
简单来说，张五常先生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因归结到县域经济的竞争身上，认为这种经济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分开来说有三个观点：第一，一定要加入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和安排来看私产和市场的问题；第二，人民与社会面对的局限性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的选择有决定性；第三，因为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得益于政府选拔的精英主义和强大的控制力和执行力，中国的经济近于奇迹的发展起来。
下面是我对题主问题的回答，是对张五常先生观点的一点补充，个人浅见，有错漏之处望指出。
第一，中国经济最大的幸运就是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窗口期，具体而言，要分为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入世。改革开放就不详谈，相信大家都清楚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外资进来后的正面影响，就谈谈入世。可能一些知友不清楚，当初入世是个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反对声音不仅仅来自于政府高层，学界、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和国企都有一股很大的反对声音。负责和世贸组织谈判的龙永图先生都被人骂成“卖国贼”。过度开放论，狼来了的声音也在民间不绝于耳，但是中国坚持加入了wto，影响中国经济的效果如何大家也看的清楚。另外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限制外资进入的印度，例如不让大型超市进入等政策，是导致印度的销售体系落后的一大因素，例如前几年的洋葱事件。
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比较正确，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企业，让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坚持加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公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营造的良好企业发展环境，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能又能带动很多产业发展。同时中国不断进行的改革如朱镕基时期的货币改革，国企改革，三角债问题等众多经济制度的问题能解决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前进。
第三，（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是做对的）那就是中国的巨大高素质低收入劳动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土地红利（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及开发区）以及户籍制度，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导致的低人权优势。这在给中国人民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有了巨大的正面激励作用。
最后谈谈很多知友有点偏题的政府发挥作用占多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单独拿出来是没有办法去用数值衡量的，因为各个时期，各类制度、政策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别太大，但从总体而言，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三十多年至少是称职的，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帕累托改进消失后的改革深水期究竟做的怎么样，还要看以后的作为了，我个人持乐观态度。
这件事情很难回答，可以说，一般人总结出来的任何一个明确的不含糊的答案，几乎都能找到反例：低人权优势的反例有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不搞革命的反例有阿根廷（），市场经济的反例有德国、日本（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标杆），资本主义的反例有苏联（俄罗斯是在苏联时代才真正实现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的反例有四小龙（台湾是大小蒋，新加坡又叫李家坡，韩国是，参看，也许只有香港有稍许例外）……正确的道路是经济理论、政治环境、历史路径，甚至是某些偶然，共同作用下才找到的。真以为找到某种「普适」的、「先验」的、「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就能一劳永逸地创造经济奇迹」的想法，只能是下一个「休克疗法」
参考世界银行1962年~2013年中国大陆的邻居们人均国民总收入比较。看了这个，如果你仍然认为中国大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属于“奇迹”，恭喜你，你真的是一个内心充满阳光和正能量的好孩子。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些问题的。不提社会发展综合指标HDI，只看经济发展一个方面，大陆的人均GNI在基数非常低的情况下发展当然快了，这也是被日本、韩国、HK证明了的常识，不同的是邻居们发展的更快。近10年，大陆人均GNI迅速增长的背后也还是与日本、韩国、HK经历过的历史一样，结构改革停滞，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为负的情况下，靠资产价格泡沫化推升GDP。如果说1978年~2003年，什么做得是正确的，那就只有一条——经济政策上开始部分回归经济常识，所有权结构上允许部分私有化，经济要素中的人口流动被部分放开。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不仅“鸡贼”，而且是极其勤劳勇敢的，政策只要放开那么个小口子，短短30几年GDP就世界第二了，要是国家再往正常化上走两步，经济方面世界第一也没什么好奇怪的。（PS, 有人不满意，那就再贴一张更贴近普通居民实际感受的吧——1970年~2012年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比较。现实是残酷的...）
新增内容：评论里有人看不懂说我偷换概念，那我就讲清楚点顺便把以上一些不承认政府贡献的答案一一反驳。这题目下面很多答案首先将政府和人民对立，然后一个劲贬低政府的贡献和吹捧“人民”的能力。贬低政府的类似观点包括1.“只要政府不做傻事不添乱，回归常识回归正常化国家就能高速发展”。2.政府没什么制度贡献。3.东亚的国家正常就都能高速发展。4.历史上中国经常是经济体第一，重回第一很正常。5.中国过去三十年人均GNI的增长速度很慢。对中国“人民”的吹捧则有 ，“凭借着中国人天生的勤劳与聪明，中国人本不应该在贫穷与愚昧中苦苦挣扎。”我在一些评论里看到某些答案之所以如此反对承认政府的贡献是因为他们觉得“明明是人民自己奋斗出来的，为什么要说是被政府管出来的?"所以我的答案首先说明政府和人民并不对立，中国人民包括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有贡献是在承认中国人民的能力而不是贬低中国人民，说明中国人民不仅有来自民间的造富能力，还有来自政府良好的组织能力。所以我首先区分概念，不是将政府和人民进行对立区分，而是对政府和民间的区分。接下来开始反驳以上几种观点，首先何谓常识何谓正常化？那些说只要政府不搞乱回归本质规律经济就能高速增长等观点的人都是马后炮站着说话不腰疼。二战之后一众落后国家开始思考如何追上先进国家，于是发展经济学就创立了，里面的结构经济学就推出了进口替代的策略，在当时的一众落后国家看来这个理论多么高大上，多有逻辑的美揭示了发展的本质规律，于是大家立马开干，当时不仅中国相信这套理论，印度相信，南美相信，东南亚相信，日本四小龙相信，非洲相信。搞了一段时间后呢，有些经济体比如日本因为有美国大量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同时有美国这个最大的盟友市场可以吸收出口，于是试探性地转成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在当时可不是被视为什么常识什么本质规律，而是离经叛道类的存在，谁知道这个试探性的转变出奇的好，而作为日本殖民地，各方面制度相似而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韩国和台湾很自然就开始跟进。后来的故事我们知道了，这些经济体被后人称为成功国家，出口导向开放贸易被称为现在的常识。而当年的常识被视为笑柄。就像八十年代休克疗法是主流常识，而中国双轨制改革是绝对的异端，当时主流舆论对中国的批判一点都不少，纷纷呼吁中国回归常识，俄罗斯听到了这种呼吁并尝试了这种常识，然后历史大家都懂的。键盘政治手可笑就可笑在这，回看历史然后马后炮说什么常识，现在的历史觉得进口替代，休克疗法是异端，出口导向是常识，和当年完全反过来。第二，世界上没有同一条一模一样的河流，为何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就真把自己整休克了，而玻利维亚智利却效果良好？为何同样进口替代，有些国家就扭曲价格信号，不但培育不起来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反而把市场搞得一团糟？而有些国家就能进行良性的进口替代，不扭曲价格信号还能培育国内产业？为何同样出口导向，有些国家地区如四小龙就能逐步产业升级，而有些国家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惨的是有些国家一直在卖原材料农产品转也转不出来？请问普适规律在哪里？常识是什么？第三，东亚国家真的自然而然就能发展？如果要算儒家文化圈的话，朝鲜越南躺着也中枪，算地理位置的话蒙古朝鲜躺着也中枪，另外新加坡这种南亚国家算不算东亚？韩台的日殖因素有没有考虑进去，新香的英殖因素呢？美国对日韩台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呢？比如“日本充分利用被美国独占和美国将大量加工制造业搬进日本之机，大力吸收美国的资金，学习、借鉴美国的先进工艺、科技和管理经验，并加强仿制、模仿和创新工作，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对外国技术、工艺消化、吸收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日本从年共引进了25000多项技术，并用不到30年时间、花了仅60亿美元左右，就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花了2000多亿美元的研究成果学到手。”又比如引自
的答案“ 从受援资金角度看：年美国对韩国无偿援助总额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总计6.26亿美元。同时韩国还大借外债，如1985年所欠外债总额达467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GDP的一半。而对中国而言，最大的一次受援（也差不多是唯一一次）就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工程”，其中优惠贷款3亿美元+5亿卢布，苏方担负工程项目工作量的70％—80％，设备供应的50％—70％及技术援助和培训。其无偿和超常规部分大概价值也在20-60亿美元。不计韩国的优惠贷款，两国差不多的无偿受援总额，但以1960年韩国人口2501万，中国人口6亿计算，韩国人均受援176美元，中国不到10美元，如果以国土面积计算，这一差异就更大了。所以美援可以让韩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而“156项工程”只能为我们提供火种。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没有谁有能力（无偿受援金额按中韩人口比例应为1000亿，按中韩国土比例为4000亿美元）、或有意愿（谁也不愿援助出个超级庞大的竞争对手）象援助韩国一样地援助中国。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西欧16国也“只”获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再以台湾为例，1960年台湾省人口1079万，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仅美国从50~70年代对台援助总额就高达48.64亿美元，其中无偿赠与超过42亿美元。大陆人口6亿，以人口比例计算差不多等于大陆得到2400亿美元，这个金额相当于1950年苏联GDP的40%或美国GDP的17%。”再者有没有考虑这几个国家地区良好的地理位置呢比如各种环海各种港口，对比中国和蒙古的广大内陆地区呢？二战之后平稳开放的国际贸易局势有没有考虑？几次战争导致的大规模需求有没有考虑？四小龙真的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吗？为何同为日殖的韩台，韩国采用了跟日本相似的大集团发展策略，无数大型集团和重工产业，三星LG现代造船造车等都不缺，而台湾却是小型企业为主？为何同为英殖的新香，一个是高度依赖政府投资规划的新加坡，一个则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香港？500多万人口，700多万人口，两千多万人口，五千万人口，一亿多人口，十三亿多人口这些经济体真的起点一样难度一样受资助的人均条件一样？第四，“凭借中国人民的聪明勤奋，本不该在贫穷和愚昧中如此挣扎。”真是无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人群——无数悲苦的农民群体，他们勤奋吗？是的，为何还是逃脱不了贫穷。为何古代中国始终伴随着动乱和饥荒？因为人口到达上限之后边际产出开始下降人均生产率开始递减，于是人均食物开始减少，饥荒开始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一场革命重新洗牌大量人口减少后又是新的一轮循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内卷化呢？因为时代的局限科技的局限摆在那，如何逃脱内卷化呢？工业革命有了化肥等等工业品就能逃脱。古代中国确实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政府组织的发达，秦始皇的年代就懂得书同文车同轨，有些国家直到现在还内部语言文字尚不能统一。古代中国就有政府主导兴建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例如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有些国家到今天还连基本的路水电都不能稳定提供。别人还在玩封建制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中央集权，有的国家现代才进入考试选拔不再任人唯亲而我们的科举制早已沿用多年。这种优秀的组织能力使得古代中国虽有不断的内乱和改朝换代，但总体上比起其他地区仍较为稳定并掌握了大量领土，凭借人口上的优势才造就的古代GDP第一，但是人均生产率根本没有多少优势，这种受制于内卷化，不断饥荒内乱改朝换代的经济体第一意义大吗？和现代经济体系下，工业革命后的经济体第一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相对位置的伟大复兴，以前是第一流的国家现在我们也要争取第一流。但在绝对高度上来看，如果现代中国能跻身第一流国家，其意义是任何古代的朝代都不能相比的。中国在古代有一个强大组织力的帝制国家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就一定能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曾经强大但消失于历史中的古文明太多太多。中共如果能带领现代中国跻身第一流的发达国家，其意义不是对古代中国GDP第一的重复，而是开创历史的存在。最后再反驳一下某人用心良苦不用主流数据GDP，比较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不用PPP而用Constant US$, 特地跑去截了个GNI Per capita current US,纵轴用绝对值来试图否认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首先这个题目问的是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是客观存在而且要列表就必须纵轴用对数，我列一个表各位就知道他如何操纵数据这才是真实反映中国GNI增长率的表，并且用PPP更能比较生活水平，各位中国增长慢吗？诚然中国仍在世界水准之下，但不能忽视的是我们的起点相当低，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起点还是连续犯错之后改开前的起点都相当低，建国之后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连非洲很多国家都不如，这些数据其他答案有我就懒得贴了。也正是因为起点不一样，所以虽然四小龙日本和中国都是连续几十年增长，但是今天的绝对值仍然差多了，我们仍然很穷。打个比方，别人是在10的时候开始年均9%的增长，我们在1的时候开始年均9%的增长，同样高增长三十年，出来的绝对值我们当然比别人穷多了。前世行副行长林毅夫就类比过，“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他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长速度，这也就说明了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没错，中国即使高增长35年，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相当于1950的日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足见中国的起点多么的低。有些人可能要沮丧的以为我们仍要很多年才能在人均GDP,GNI这些数据上赶上发达国家，其实也不用，这时候就要引用一下那位哥们用心良苦截的图了简单说，因为底数够大，所以虽然都是9%的增长率，实际上增长的数量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图四小龙和日本起点高，他们年均9%的增长率导致了一条很陡峭的斜线，而中国起点低所以相对较平缓。但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PPP计价的话全球第一），底数已经足够大，如果已年均7.4的速度再成长6年左右就能进入所谓高收入国家，成长十多年就能追上所谓四小龙（大概估计，有错误请指出）。可以说，接下来的二十年才是中国的关键时刻，但能否保持高增长谁也没法下定论，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希望国家能平稳增长的，当然口头禅是“你国”的人显然不在其中。以下是原答案：——————————————————————————————反对这个题目下所有认为政府没贡献，全靠中国民间就能自然而然高速增长的答案。个人认为稍微有点经济学的知识，就不会如此天真无知。先说结论，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来自于“中国人民”运用一系列优秀的制度和优秀的领导组织能力再加上勤劳奋斗的工作态度。是的，很多答案的偏颇在于把“政府”和“人民”对立了，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而在我看来，评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果必须把政府和人民统一。因为政府并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也是由无数人民参与组织，设立了一系列制度，领导并执行。当评论一个国家地区发展得好的时候要意识到，政府也是由“当地人民”构成的。换言之，高至习李，低至底层公务员，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承认中国政府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否定来自民间的贡献，也不意味着贬低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包含中国政府。有一个”自然发展观点“支持者们永远无法绕开的点是，现实世界你们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是全靠民间自然发展的样本，所有国家地区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响，区别只是发展得好的国家有好政府（Good Governance）。你们所谓的成功国家以及东亚奇迹，无一不是当地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政策设计和基础建设。换言之，你们所谓的政府没贡献，民间自然发展便能高速增长的观点找不到任何现实论据支持。最后再简单说一下现实世界里成功的政府做出了哪些贡献，随便说两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里面路桥电水之类的还有私有化的可能(优劣不在这里讨论），软性基础设施里面，军队警察，法律制度，政府管理，金融系统，经济制度，医疗系统，教育系统等等的设计监管和维护请问民间如何能代替？公共服务方面，经济学确实有罗斯巴德这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提倡自由市场提供包括警察，法院在内的所有服务。不过你看不也没有任何成功国家鸟他嘛。提供一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维基页面，很详尽的列出来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可以参照思考一下哪些能靠民间能自己搞定哪些不能。，最后总结，成功的国家由那个国家的人民，即有为的政府和勤奋的民间共同构成。美国的成功离不开美国政府和美国民间，日本的成功离不开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来自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至于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还是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加一点私货，当前的这届中国政府同样让我有信心，有些人惊讶抱怨习上台之后政治收得更紧，毕竟too young, CNN和华盛顿邮报的知名评论家Fareed Zakaria去年的文章早就道出真相，人家甚至连上个星期刚出来的巡回法庭之类的具体政策都在当时就说出来了。精髓在于那句“moves left politically so that you can move right economically”，要想经济增长，不继续开放能行吗? 而要想经济继续开放改革，不政治收紧然后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能行吗？附Zakaria的文章——————————————————————————————有一点赞了再补充点个人经历，我是美国这边本科经济学专业，选修过的经济学课包括劳动组织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低收入国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所有的经济课都有大量关于政府国家作用的学习讨论，说靠民间自然发展，您逗我呢？另外我上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那门课的老师把中国政府夸了个遍，一个七十多岁的古巴老头，年轻的时候经由墨西哥去了美国，后来再去乌克兰读了博士，现在在芝加哥当教授，游历了N多国家地区。他就喜欢讲各种失败案列的时候拿中国类比，什么比起同为威权国家的越南，中国的基建多成功（就更不用比民主的印度拉美了），比起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受灾的一众国家，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多成功。还类比了拉美危机的一众国家，具体的逻辑我忘了。反正他夸中国政府的时候，作为班里唯一一个中国人还是心情不错的。过去三十多年世界上并不是没有经济危机并不是没有失败的国家和政府，有而且还非常多，虽然不同国家地区作死的原因不一样，但事实是中国政府你说运气也好阴差阳错也好刚好都避免了类似的错误而躲过了经济危机。上完那门课就想起以前网上看的大牛leemz2002的一番话，中国政府背后还是有高人的。其他课偶尔也会谈到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比如最近的所谓PPPGDP超美国的事就有两个课老师强调中国经济现在世界第一，还特地对着我说恭喜超过美国
-_-|||金融学的课老师也说阿里巴巴打破了IPO记录，虽然他还不知道阿里巴巴到底是干嘛的~还有的老师强调中国已在过去二十年间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纺织品下降很多而现在主要出口机械和电子。反正谈到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的时候没有人敢小看，都是当成一个威胁很大，表现很不错的竞争对手。倒是人权方面，社会方面还有不尊重知识产权这些问题被黑得不少，大家都懂也不在这展开了。回想过去三十年来民间的诉求，一开始我们要求物质条件，硬性基础设施，后来发展了，现在过来发达国家一看我们觉得硬件不过如此，路水电网高楼大厦高铁机场我们都不缺。于是我们就开始要求软性基础设施，要司法独立要环境治理要政府廉洁社会福利等等各种制度，这同样取决于政府能否跟进提供。
首先，在东亚，在国家不做傻事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有一段高速增长期，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1.韩国gdp：韩国的高速增长期大约从1962年开始，到2001年结束，它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了40年（62至89，年均增长8％，82至87，平均增长率为9.2％,1997金融危机中遭到严重打击，99年开始恢复，经济增长率非别为9％、10％）人均gdp：韩国63年人均gdp10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07年到达15000美元，人均gdp增长150倍，真o汉江奇迹2.台湾地区gdp：台湾的高速增长期从1951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它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了47年（中间只有两年跌破8％）人均gdp：台湾1952年人均gdp153美元，1997年人均gdp14000美元3.中国gdp：中国的高速增长期从1978年开始，到2011年增速跌破8，持续了34年（中间79、80、81、98、99、01增长均不足8）人均gdp：中国能查到的人均gdp是美元，1997年是774美元，2007年是2652美元，2013年是6959美元（2013年IMF数据）（多说一句，如果根据郭嘉统计局的数字，解放以来除了三年困难时期，郭嘉在文革中依然保持极高极高的增长率，69、70年gdp增速达到25％左右。。。联想到混乱时代亩产十万斤的奇迹，那样的数据毫无意义，毕竟我们50年代前不会比韩国更穷，改开后发现差那么多。这样子真的不好玩，我们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无数个胜利）4.香港（只能在港府统计处网站上查到1961以后的数据）gdp：香港的gdp增速起伏非常之大，经历了好几个繁荣与低迷期，高则两位数增长，低则不足3％人均gdp：美元（约为同期大英的33％），1997年约2.7万美元，（超越大英，而且，那时的香港是亚洲最伟大的城市）（不过老实说，拿香港说事有点不公平，港英政府是真o精英政府。不过对于那些认为“香港回归前发展靠大陆，回归后衰落怨自己”的精分患者，我最喜欢拿出这个数据了）5.日本还用说吗，日本人从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小时候总有人告诉我是因为日本人巴结美国，是因为日本人靠妓女，那时民智未开可以理解，现在还这么思考问题的人，只能说注定当一辈子的loser。6.朝鲜呵呵。。。各个统计口径难免略有偏差，比如世行、IMF、联合国每年的经济数据都会略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东亚国家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下，总有一波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中国走过的，正是日本、韩国、台湾包括香港都走过的路，只是比人家晚了20年左右。我对中国尤其抱有更多的希望，因为就像我的女神撒切尔夫人所说“中国人天生具有做生意的细胞”。正如德国人、日本人跑到哪里，都能成为那里的模范公民，中国人与犹太人跑到哪里，总能赚到钱。只要你不给中国人套上绳子，不没收中国人的合法财产，不把需要受教育的中国人赶到农村去，不阻碍中国人自由的商业交易，不逼着中国人跑步进入某种主义，不逼着中国人搞无聊的阶级斗争。凭借着中国人天生的勤劳与聪明，中国人本不应该在贫穷与愚昧中苦苦挣扎。最后说三点，我承认中国的发展与这些年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改革红利、低人权红利、改开初期港台与日本对中国的帮助，以及安定的东亚及世界秩序密不可分（日本成为非常文明的国家、苏联衰落并解体，和平发展成为东亚的主流，要知道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亡于苏日）。但最根本的，还是靠着一个个只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苦苦打拼的中国人。正如我的家族，有偷渡到美国最后开公司的叔叔；有在新西兰从摆摊做起到开连锁超市的姨姨姨夫；有从小热爱学习，却因为文革念不了中学，小时候躲在废纸回收厂像做贼一样偷着看旧书，最终在78年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舅舅；有在小国企当领导却因为不愿在国企改制中为了脏钱出卖工人，成为衣食无着的下岗女工，最终在将近五十岁东山再起做生意的母亲。我对于我的家族感到骄傲，他们不亏欠任何人，他们需要感谢的只有上帝和他们自己。 第二，真诚地祝愿朝鲜人民，你们也会有凭借自己的双手就能拥有自由和面包的日子。第三，最讨厌的莫过于“贪天之功为己有”。我们把大多数中国人看做是真正的“人”，相信中国人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自由与面包；而那些声称“中国人需要管管了”的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需要依赖于某种体制才能苟活的资源或牲畜，让他们刚刚摆脱贫困就要山呼万岁，让在贫困中奋斗无数年的上进青年们相信，权贵们牛逼是因为人家比你们努力。不知道哪种人才是真o辱华狂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刚被人提醒了一下，本来不想回应的，可既然有人把脸送过来，我就勉为其难再打一下 同学的答案楼上很多人说这个问题被带偏了。带偏是一定的。知乎已经失去了就事论事的精神。于是问题描述直接被忽略，学术什么的，在键盘政治家面前都是浮云。毕竟键政们都得了老子的真传，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国家在他们手里随随便便就能经济腾飞。“在东亚只要不做傻事都能经济腾飞”，看来东亚经济没腾飞的国家全都做了傻事。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傻事，厉不厉害？ （而且同学你非常机智，我记得第一次看你的答案写的是“那么多东亚国家”，是不是回去百度了一下然后修改了？一个猜想，不一定对）那么问题来了，如今的东亚，（别和我扯2000年前的东亚）除了我提到的上述国家，还有一个更早做了集体化傻事的蒙古（但蒙古这几年经济的增速简直吓人），除此之外”东亚“还包括哪些国家呢？最基本的地理知识都没有掌握，或者掌握之后觉得拿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论据就可以反驳别人，然后就敢嘲讽别人是“键盘政治家”了，怎么有种小学生LOL玩家说要虐我的感觉呢。。。——————————————————————————————————————————张五常他老是非常牛逼的经济学家，可如果不是中国收留他，回美帝很可能要做83年牢。。。——————————————————————————————————————————多说最后一句，那些认为国家大就会经济难发展、统治高压、个人自由受侵犯的孩子们，你们绝对是在为解体论辩护呀哈哈哈哈
说句容易被喷的实话，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比下其他国家各种作死就知道了。有很多回答说，只要不限制民间经济就能达成奇迹。想得太简单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千万倍，根本没有可参考性，当时还是农业社会呢。当下如何发展经济，是世界性难题，多少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回归常识？常识是什么都还没统一意见吧。即使同一了意见，有没有能力去执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固然会失败。但政府完全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要达成经济奇迹恐怕也很难。比如中国经济腾飞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整工业体系，还没见过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民间自发搞好的。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之间，有个最优点。政府既要克制住别管太多，又不能放任自流，既要有足够的远见知道该怎么干预，还要有能力去高效落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现在做的不敢说已经在最优点上，至少从结果看还算是成功的。坚持一党领导的优点，一是往一个方向用力的时候内耗低速度快，二是不需要为拉拢选民做出近视的决策，这两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极其重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就知道了。当然，一党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如果方向错了，完蛋得也特别快（经历过了），是件高收益高风险的事情。好在，这30多年来，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当初承诺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持国内环境相对安定。一切政策，包括看似猥琐的外交策略，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没有大的作死举动（不作死其实也挺难的）。这些对经济发展来说，就是非常对的事情。至于经济以外的层面，可以另外讨论。
个人认为很简单，中国的发展只要回归常识，回归正常，回归人类普遍的认知和正常路径，就能在优秀的文化、勤劳的人民和富饶的国土资源条件下创作发展的硕果，这种发展常被外国看做是奇迹，实则是中国人常态的表现，虽然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什么纳粹分子，但我还是认为中华的文明和自然禀赋是一流的，是有资格位居世界前列的。但是，要注意，这一切能够正常发挥的前提是——回归常识，不要自己折腾自己，中国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个体内部的一些背离常识和理性的张力，例如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做对了的事，其实只是把中国从文革的疯狂和不理智状态拉回常识，承认人的本性和社会一般规律，而不是邓及其班子发明了什么伟大的制度和文明创新。
竟然第一次被邀请，怒答。看到有回答讲“这30年的成绩，任何一个强权政府只要想做都能做得到”，这是没有意义的假设。强权有多强？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应该先定义一下“经济奇迹”是什么。2013年中国的经济体规模是1978年的40倍，按购买力平价来计超过60倍 （改革开放时是2千亿刀，去年是13万亿刀），如果按人均平价1980年$250，1992年$1000, 如今$9800。当然，不要我给你看数据，你就给我讲道理。我给你讲道理，你就给我谈感情。是的，GDP不能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是的，我们的发展牺牲了环境和资源。是的，我们其乐无穷浪费了前三十年。这都是事实。同样，十亿人摆脱赤贫达到小康，其中有几千万人达到中等富裕及以上水平，这也是事实，并且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有基本的人权，平民百姓能有房有车有存款，以致每年有机会出国旅游，这都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这就是经济奇迹。不过，中国经济这样大的问题，一个书架的书都讲不清楚，当中的原因太多，人口红利也好，后发优势也好，全球一体化的机遇。都对。这当中也造成了太多的问题，但饭要一口一口吃，在工资不到一百块的时候考虑天更蓝水更清的人，还需要学习一个。回到最早的问题，如果说只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必要不充分条件的话，我觉得就是江主席教导我们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一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一切成就和问题的肇始也是由此，而这一转变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以特定的方式完成的。以下截一段之前写的课堂作业，关于的制度解释，92之后事情更麻烦一些，主要是不想写这么多字，但最核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再补充一下制度上的优点，“专制”是两面的。一个不需要向选民负责的政党自然有了作威作福的基础，但也同时可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没有第二个政党讲“今后三五十年”这种话的，一往前看就是2020年怎么样，2050年怎么样，小奥能把四年的事情搞清楚就不容易了。--------------------------...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文章开头的重要假设是，在信息不完全而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即使有一个定义上可能存在的最优选择，经济中的个人还是无法依靠理性作出这一选择的。这一结果的逻辑成因在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人的每一个行为所造成的并非唯一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结果的概率分布，因此要选择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最优解本身便是伪命题。而当这一不易探明的环境本身就极易改变时（想象一片本来就难以攀登的山区，而这山区又每天改变地形，要绘制一幅地图便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不同行为造成的不同结果就会愈加自我分离而互相重叠，最终导致同一种行为“今天对、明天错”，或不同的行为凑巧造成完全相同的结果。在其文章的第五节中，阿尔钦运用了一个蚱蜢的类比：一个近视的蚱蜢可以爬上一座山丘上任何一块石头的顶部，但却不能保证它能爬到整个山丘的顶部。阿尔钦试图用这个类比来说明，在一个复杂易变的未知环境中，通过不同尝试来接近最优解的做法是行之无效的。即使蚱蜢真的爬上了山丘的顶峰，或许第二天这块顶峰的石头便落下山去。因此，“生存或死亡”成为个人试错的唯一有意义的标尺，而非“好与不好”。年全国的政治氛围便是一座阴晴不定的山丘。待到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连站在华国锋一边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也承认过去“…政策变化太快，难以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傅高义359页）。而邓小平在1969年和1976年先后两次被革除所有党职公职，更说明政治风向的变动是多么突如其来而难以预料。1975年邓小平回到北京重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全国经济在危局中得到了喘息和整顿，钢产量显著增加。而在1976年邓第三次下台之后，钢产量又陡然从2390万吨下降到2046万吨（傅高义193页）。在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重整更是在方兴未艾之时便再次停滞。显然，在历经“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来回折腾后，中华大地人人自危，十亿人自缚手脚，难以做出阶级斗争之外的任何创新与尝试。这便是1978年邓小平要面对的中国现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帜虽然振奋人心，但人们在邓公麾下集结之前仍然犹豫不决（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户们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前签订“生死状”，从这一个侧面便足以看出当时的思想环境），因为毛时代的朝令夕改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而政治变量造成的影响远比经济变量要大。所以，如傅高义所说，邓小平掌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由设限”（382-404页），将政策环境稳定下来。日，邓第一次明确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划清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自此之后，在“包产到户”、“私有制”、“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因为保守派的压力而放弃对经济试验的支持。即使是在日的紧要关头，邓小平仍然再次表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当人们普遍觉得政治环境出现动荡，改革再次搁浅时，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在1992年动身南巡，再一次确保1978年以来的路线在他身后不会被推倒重来。正是在“一百年不动摇”的保证之下，人们才可以在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对不同的结果分布逐一试错，积累经验，而不用担心在不经意间踩到雷区，使过往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正如阿尔钦所说，即使人们并不刻意地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一个特定的环境也会慢慢地选择出最合适的候选者，以致从后发角度来看，幸存者似乎作出了某种经过预想的正确抉择。然而，无论环境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出什么样的幸存者，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产生结果的环境本身至少应当保持相对一致。化用阿尔钦自己的类比，如果太阳不是稳定地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甚至不是稳定地每天升起的话，那树叶还能展现出一致的向阳生长的自然选择结果吗？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思想上的基调。从政治语言上说，那便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阿尔钦的经济学观点来看，邓小平解放的不只是“思想”，而更是“适应”、“模仿”和“试错”的可能。阿尔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在前景不确定且结果非唯一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可实现的正利益。在1978年的中国，人们事实上可以看到通过适应经济规律能获得的“正利益”（农民自留地的庄稼明显比公社的长得要好），但是却被政治路障禁锢了手脚，只能走“大锅饭”这一条政治正确的道路。而邓小平所做的，正是撤走了这些路障，使人们可以尝试不同的路线。化用阿尔钦所举的例子，在无数条未知的路上，唯有一条道设有加油站。继续前行的唯一方法是在每一条路上都派遣旅行者进行尝试。只要有一组分散而敢于冒险的旅行者，就一定能找到最优的（设有加油站的）道路（p.214）。然而，1978年前的中国，人们在政策的挟持下不得不在唯一的一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试验其他道路的成本实在太大（譬如被批斗为“走资派”，雇工超过8人就是资本主义等），而一旦因偏离原有轨道而出错又“不可原谅”（Alchian,
p.218）。邓小平不止一次在正式场合告知全国，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允许你们犯错误。我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傅高义191页）。事实证明，只要政策上有一点点的松动，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就会遍地开花。无论是在广东和福建率先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农村改革，邓小平始终抱着“再看看”的态度，不扣帽子，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陷入姓“资”还是姓“社”的纠缠之中。诚如周其仁教授所言，“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而邓小平所做的，正是释放这种动力。从很大程度上说，邓小平的改革是“结果导向”的。或者，用阿尔钦的话（p.213）来说，成功是基于结果的，而非意愿。这正是毛时代和邓时代的最大不同。“大跃进”犯下的错误，在于误以为主观意愿和革命热情可以不顾经济发展规律自动化为生产力。当然，邓时代的人们并非是因为完全掌握了经济发展规律才作出了比毛时代更优化的决策——如阿尔钦的另一个论点所指出的那样，投入到包产到户和私营企业中的个体们并非是因为详细分析了经济模型才作出这些决定。邓时代的不同在于，十亿人获得了自由，来进行基于个人意愿的试验。而十亿种试验提供了足够大的样本，使成功的模式最终幸存下来。这种“结果导向”的归纳经验的方法解释了八十年代独特的政策推行模式：地方试验——成功后扩大试验范围——由中央推向全国。而这种模式，印证了阿尔钦的“适应——模仿——试错”理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活动在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其他人进行模仿后成为普遍实践，最终成为最高意志和国家政策。改革中来自邓小平的最大支持在于，“试错”成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实践，而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口实。如他在评论关于对中国开放证券交易市场的质疑时所说的那样：“开，大胆的开，不行还可以关掉嘛！”邓小平一生中或许从来没有读过阿尔钦或者弗里德曼的书，但却与自由选择的思想暗合。阿尔钦说基于完美预测的抉择只有在事后被经济学家分析时才有意义，因为个体很少在作出决定前获得所有信息并纯凭理性判断。而这种“以结果论英雄”的评判，不正是邓小平口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撇开所有意识形态上的曲解和夸张，邓公的治事方法确实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哲学。带领十亿人彻底并永久地改变生活面貌的宏愿，远比波莱尔偶然性模型（Alchian
p.215）中硬币的正反两面要复杂得多。而这种宏愿的实现，相信即使在阿尔钦的眼里，也当不会只是纯粹的运气。...
这件事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别再瞎作了，让老百姓安生过日子吧！”于是就有了这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起飞。中国人民自古便是是非常勤劳的，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三五十年的太平光景，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便能用自己辛勤的汗水铸造出一个又一个盛世。大家不要忘了，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贸易顺差国。大天朝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农耕发达。。。都是在当时其实很落后的大清帝国依然保持GDP全球第一（占全球33%，英国只占5%）的重要原因，虽然这里面大部分是人口红利（当时中国人口也占全球33%，英国只占2%），但一样不可小觑。所以，中国的经济起飞并不让人感到惊讶，而是只要社会安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政府不瞎作就能产生的必然结果。正如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国巨大的GDP和贸易顺差不让人感到惊讶一样，难道大清国的这一壮举也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一党专政？别扯了。当然，古代和现代的差别很大，不能简单对比，但的确不能简单地把现代社会比过去要好直接归结为统治者的功劳。要说到飞跃，慈溪太后当政时期中国近代化的飞跃也是层出不穷，怎么老佛爷就没有那么多粉丝。自然和社会遵从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类生活也需要遵从这些规律，“人定胜天”、“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斗资批修”之类的瞎作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花了很多的学费才学到了这些其实应该算是基础知识的东西。
最近上课提到这个，简单地说一下。学艺不精，恳请海涵。大体来说，中国大陆是东亚地区经济成功的又一个范例，之前的范例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是中国和上述地区又不太一样。有一个词被用来形容这些国家和地区，叫做developmental state. 我不清楚这个词的中文译法是什么，英文里定义大体意思是由国家主导的发展的国家。对于东北亚地区，日韩和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是类似的。首先，他们有美国的援助，这是出于美国的战略考量，要遏制苏联、中国和朝鲜，必须要支援相应国家和地区。其次，日韩政府有对于大型企业的扶植和保护，台湾这点上不是太明显，其大型企业不是很多。再者，政府影响经济的行为明显。最先成功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作为日本的前殖民地区，有效仿日本模式之意，甚至在工业结构上都是类似的。（这里有个关于日本的说法，是说日本是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即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日本在二战后将几大财团的控制权从家族手里转移出去。）这些地区自己本身资源匮乏，市场容量小，所以只有一条路：出口。用出口来换取更多的资本积累再投入生产。于是就牵涉到对外的贸易政策。在这里，东北亚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对自由贸易的不大不小的讽刺。自由贸易会拖垮一个国家的弱势产业（比如高成本的农业，人力成本较高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如果要保护国内的稚嫩产业（infant industry），让其壮大从而可以为国家赚钱，那必须要有贸易保护政策，并且避免在国内竞争中消耗太多的资源和精力。而对于廉价工业品以及优势产业的产品，又必须通过降低关税、取消贸易壁垒来避免别国的对等措施（反补贴、高关税等），并且实现控制原材料的进口价格（即物料成本）。所以东北亚国家的政策是政府在前期主导、干预建设（并加之以一定的保护主义），而到产业开始成熟后鼓励出口。对于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政策，有人将之定义为李斯特提出的economic nationalism，甚至有观点表示某种意义上这和最早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有些类似。亦或者说，某种程度上，developmental state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从GATT到WTO的一系列谈判的僵局可以看出，自由贸易某种程度上是攫取国家利益的幌子，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当某些产业的自由贸易使国家利益受损，或者会使国内部分行业和民众利益受损以至于威胁执政党的选票时，各种手段难免被用上。东亚这些国家的成功可以说是利用了自由贸易的各种游戏规则。）这些政策的代价之一是民主的发展较之于经济的发展是不同步的。这是西方一直指责的点，但这个问题近几年来又反过来让西方感到压力。因为东亚这些国家的发展让“民主和自由竞争让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意识形态似乎不那么绝对，要让国家繁荣人民幸福，似乎民主和自由竞争（尤其是前者）不是必须的，民主在国家繁荣了之后一点点再搞似乎也不迟（新加坡表示不搞就不搞了）。这里有一个词叫embedded autonomy，大体意思是说因为权威政治，有一群人（精英）可以不受干扰地制定长期稳定的政策来保持国家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中国政府做了什么正确的事？中国的成功，尤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让外界开始关注实用主义的政策，比如“打左灯，向右转”的路线。这种闷(men)头(sheng)搞(fa)发(da)展(cai)的做法脱离了传统的认知，但却又被经济数据证明是成功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情况和韩国、台湾地区在二战后是类似的，即劳动力成本低廉，产业体系亟待建立。尔后用大量廉价工业品完成第一波资本积累，尽力向高端产业攀爬，通过模仿和合作、代工和高端工业品零件供给，逐步实现高端工业品的生产。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对日韩和台湾地区的一次复制（所以看到山寨外型的时候，虽然要吐槽，但必须承认说不定下一个丰田正在出现）。不同的是，中国有更大的人口，和理论上更大的内需潜力。一个有更大人口、资源和市场容量的developmental state会成什么样还没有先例。总结一下来说，中国做了的正确的事是看到了邻居们成功的原因并实践，通过坚持稳定、有持续性的宏观政策和实用主义立场来实现发展转型的高效率。关键词是：稳定、国家主导、经济优先、发展。用官样文章来说就是：高举邓爷爷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长者带三个表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扑克脸书记的河蟹我朝理念，听维尼蜀黍的话，不走老路不走歪路，而是走我朝特色的道路。听上去是不是有些微妙。。。
改开之前的三十几年里，肯定是做了什么非常愚蠢的事，所以才会发展得那么慢。
我能说一句是因为伟大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吗？自古以来，只要government别太折腾、太过分，中国人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中原地满血复活。老爷们不需做什么英明的决定，他们只要顺应大势、别犯傻X就行了。借用某知友的话说，我们祖祖辈辈，都像蟑螂一样，顽强而热闹地活着。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这一点真是比那群春夏搞罢工、秋冬过圣诞，没有神棍引导就不知道人生意义的的欧洲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PS：我真不是民族主义者。
大家都把“只要不乱来”这个事说的无比轻松简单。感觉就像是面对几十年来复杂形式和发展的变化，简单用一句“顺其自然” “follow your heart ”来指引一样简单。
吹，继续吹，长篇大论的吹，真是仗着老百姓不懂经济啊？我们不懂经济，我们至少懂得种地，从种地的规律中我们能够总结出，中国的高速增长的原因无外乎三个字——高储蓄，高储蓄率引起高水平的生产率。理解这个首先要明白三个概念——收入、储蓄(投资)和消费。所谓收入就是我今年收获了多少粮食，储蓄就是留下的种子，消费就是吃掉的。我今年留的种子多，明年当然收成多，这不废话吗？有什么好惊叹的？我的家在环津京贫困带上的一个小村庄，但管辖我们的城市却很富裕，我们那的人沉迷于一项喜闻乐见的运动——吹牛逼，什么走在市里大街上就跟看车展一样。那天正在地方贴吧吹牛逼呢，终于来了个皇帝新装里的小孩，说了句：“一个人剥削一万个人，一万个人炫耀一个人的财富，有意思吗？”对呀，有意思吗？人们只看到了高储蓄带来的高增长，却忽视了高储蓄的背面——低消费、低福利和低人权状态。自建国以来，先来个了二元制度，这一制度到现在还存在，06年取消的农业税，2011年农村户口才可以上保险。这一制度最大的罪恶不用我说吧？三千万啊！就这样完成了罪恶的原始积累。你以为遭殃的只有老百姓吗？知识分子就逃得了吗？为了普及农村初等教育，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积累有了，人有了，然而人们继续承担改革的“阵痛”。下岗潮、撤点并校、疯狂瓜分集体土地和资产，这个阵痛还真是阵痛啊，能阵痛三十年，到现在还在痛……中国的老百姓也真是善良啊，每天就知道争一些不痛不痒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问题，殊不知，前后三十年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总之，反对一切“贪天之功为己有”，一切否认万物之间普遍联系，否认能量守恒的言论，都其心可诛。制度能够带来的正面影响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关键还是科技、科技，还TM是科技！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土地和各种资源，都可以经过正常建设迅速聚集大量资产财富，这是正常的生产过程。换了任何国家人口都一样。事实上某些人不给老百姓拖后腿，老百姓会做的更快、更好。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正常人都是吃饭的。但是有一群人出于某种莫可名状的原因，他们一直在吃土。他们知道土很难吃，却不知道可以吃饭，其实领头的一直在吃饭，这些饭就是这群人种的。终于有一天，他们被领头的指点了一下，说可以吃稻子。他们一吃发现确实比土好吃多了！于是欢呼雀跃，高呼领头的真是英明神武！却不知道稻子做熟了才能吃，才好吃……我们所谓的飞速发展不过是从一个完全错误的路线上回到一个相对正确的路线上而已。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挽回过去损失掉的东西罢了。这不叫进步。
一句话概括：no zuo no die中国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做对了多少事情，而是在经济上没有做错大事，只要是在政治经济没有犯过大错误，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能有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前面有答案已经列出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的数据，我就不重复列出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人均GDP仍然只能赶上同样属于东亚传统强国日韩的零头。这个是为什么呢？基数太低！当然平心而论，如果说非要评价中国到底维持高速增长做对了什么，就是像排名第一答案说的那样，“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这样的概念深入人心，我真没有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历来把思想教育宣传（xi nao）放在首位，看看当初给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就知道了。正是因为党中央定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下面的官员不会把全心全意的“派系站队“，有机会能够把重心搞搞”政绩工程“这类活动，而民众也不在纠结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团结一心搞建设，比起当年团结一心搞斗争的牺牲就太小了。还有前面答案提到的“全面的计划经济，固然会失败。但政府完全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要达成经济奇迹恐怕也很难。比如中国经济腾飞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整工业体系，还没见过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民间自发搞好的。我个人觉得你真的想多了点，当初太宗搞改革开放，不是能为国家谋多少福利，主流历史观点和太宗自己认为更多的是为太祖擦屁股，所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经典实用主义谚语才能让大家广为接受，这句话不要说放在当时，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为法理所不容的，由此可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何种地步。到了，90年代初，为太祖擦屁股的事情完成得差不多了，又遇到了国际国内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更重要的是，党国内一些人准确预判出，”国家资本控股经济加上有限的市场经济”可以使得上层阶级获得的利益最大化，那个时候“倒爷”们多数都是官二代，那个时候的批文弄不好都是真的要掉脑袋的。所以当时的天安门纪念活动，也打起了反腐的口号。到了经济沙皇时代，通过“国企私有化”更加强化了“国家控股资本主义经济加上有限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两种经济当中调整份额，所谓的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都是高层玩的政策分配，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一起玩的，分过来分过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个人觉得涉及的“利益分配”的帷幕现在才开始，传统官僚家族与已经成长起来的控制经济命脉的“权贵”，这个也不能细说了，自己脑补吧！你所见到的大多数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大事件无不是他们斗争博弈的结果，个人觉得这个斗争程度比起太宗给太祖擦屁股，沙皇给太子分蛋糕的时候更加激烈，目前看来也如此。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表达的观点就是，不是党国的政策多么英明果断，只是没有在大众经济问题上犯低级错误，其实那也不叫错误，说简单点，就是下面吃树皮，能够决定政策的那帮人不是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吗？社会边际经济效应已经影响不到他们平时生活。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不这么做呢？政治前途和生命安全呗！这个不细说了。ps：在中国往往存在一种对于党国，对于领导神化倾向，无论是十八大记者喝总理喝过的水，还是庆丰包子铺的火起来，只要是领导说的话，做的事情都是深谋远虑的，都是无比正确的。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抛开党国最开始是一帮打江山的军事家打天下，而后又是一帮土木工程师坐江山，你试想他们能有多少专业的经济素养。实在不相信，你可以看看50后一代领导人有多少是科班出身主管的专业部门的，当然领导之所以是领导，最重要的是一，背景出身好，二，会做官，能做官，懂做官，三加上运气好。如果在现实生活接触过一些领导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多数时候在大众面前都是摆架子，讲套话，反正主要就做一件事，装B！
用官话讲叫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高举OOXX伟大思想……其实嘛，根本原因是后30年领导不算太脑残。看看有些比较那啥的答案说的，什么党的正确决策啊，什么前三十年各种运动很好的解决了阶级固化问题打好了工业化基础啊什么的，什么后三十年坚持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啊，恢复高考啊，坚持改革开放啊什么的……先说所谓阶级固化，还是张五常老先生自己的书，说得很明白了，我国前三十年的运动不是解决阶级固化，阶级固化只与政经制度有关，是个体制问题，我国建国前三十年搞得只是把夺权时给予民众的不恰当承诺用一种看上去不那么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收回去。我国后三十年的这些好的经济政策不过是在改前三十年的错……改革开放本质是什么？把受政治运动冲击的和完全不合社会规律的制度放弃，转而使用一套正常的制度。这是一个正常的政府的本分，要是连本分都说伟大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政府高级黑……非要扯制度优势的话，我们一个被全世界当作活标本的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个毛线可扯优势的，前一阵儿不是还有些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学家说通过观察，凯恩斯主义在宏观层面已经破产了嘛之类的。另外嘛，靠吃人口红利、刚需市场化和公共服务产业化的政策撑起来的经济体，发展一停滞我们就疯狂印钱，印钱还不起作用就开始将一些公共服务市场化，再不行就开放多生孩子的政策，跟吹泡泡糖没什么区别，当下问题应该是考虑怎么转型，让这个泡破掉的时候不要摔得太惨，上次习总还说不惜以经济下滑为代价促进国家转型不过看样子习总也没这个胆子。最后，既然提到张五常了，上次为了应付某课的考试，把他几本书翻了遍，你把他的书读完就知道他自己早就把中国经济发展分析完了，有些事儿可以细说，但是千万别总结，总结了会被查水表……
因为中共这六十多年来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而不是和清朝一样昏昏入睡，前三十年建造了长城，后三十年打开了国门，不管怎么折腾，都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前进，不管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有个共识，就是要前进，不会出现什么政府停摆、立法院群架的乌龙闹剧。所谓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入则无法家拂士者，国恒亡，中国人过去吃苦吃怕了，现在还记着知耻，所以才有后勇。
从宏观层面来说，就是“别瞎折腾”-------------------------------------------------------------------------------------------------------------------天朝真正的所谓“不可丢失一寸”的领土其实是大约三百万平方公里的 宜农区。大约就是剔除东北地区的胡焕庸线以东，200毫米等降雨量线以南的区域，这些地方，即使是在山区，也可以用梯田进行农耕，而且这些地区是雨热同期的，水热充足，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不利之处就是降水集中，容易造成洪涝灾害，造成农业减产。这些雨热同期的知识是中学地理课本里都讲过的，这种气候实际上和天朝几千年的大一统传统不可分割，因为雨热同期的缺点，所以需要人民悉心呵护水利设施，而这肯定非一村一城之力可做。这时候，就需要大一统的力量来统合资源。所以我们翻开史书可以看到，自古以来许多君主因为治理水利的功绩被人们纪念。被神格化的大禹就是因治水而名垂史册，他的生日甚至被民国政府定为工程师节。李冰因为都江堰工程，至今还被蜀人祭祀。只要把水利工程做好，朝廷不滥收税不乱征徭役不乱追求边功，老百姓自己就慢慢能过的温饱和富足。西汉初年，经济萧条，百姓疲惫，“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经过汉初的不瞎折腾政策后，西汉有了”经济奇迹“。到了一甲子后的武帝时期，”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陌(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众。”开疆扩土到底是否对百姓有利，这是有争议的，武帝为了边功，需大量资源统合，于是他折腾经济，用先后推行、、、、、、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请点击蓝字，可以看到解释】，这种折腾政策，当然让武帝的军功有了保障，但是让百姓负担沉重，这会导致经济萧条，民怨沸腾，所以武帝晚年以轮台诏的名义谴责自己，向天下谢罪，终结了不少瞎折腾的政策。【其实我们如果只看终结轮台戍边这一件事，它并没有非常高的成本，所以很明显这是武帝以此为契机进行的政策大调整，而之前引起朝廷大清洗的卫太子之乱不能不说和武帝的外向政策存废有密切关系。】后来在汉昭帝时代，霍光战胜政治对手桑弘羊之后，这种政策大调整就更明显了，因为不再瞎折腾，民间经济力量慢慢恢复，到汉宣帝时期，史家称为“昭宣中兴”。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和新朝，王莽又开始瞎折腾，他既不能真正解救失地农民的困苦，也不能压平世族大家的愤怒，后来果然天下大乱-----汉失其鹿，群雄并起，生灵涂炭。--------------------------------------------以本朝来说，至少从56至76年，“瞎折腾”的力度太大，前三十年的体系实际上是来自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双重法统，而且还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苏联色彩。而苏联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备战制度，它追求的是长久的“武力弥赛亚”式的胜利而非眼前的经济。所以赫鲁晓夫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一系都在修补苏联体系，可是他们也只是拿着核按钮箱的糊裱匠，最后果然玩不下去了。而邓后的天朝，实际上开始部分摈弃苏联色彩，尤其到了90年代，更是实际上进行精英赎买政策-----“你们别折腾我们了，去发财吧”这是宏观意义上的经济奇迹原因。---------------------------------------------------从具体政策层面来说，比较有正面意义的就是基建，天朝这方面做的很下力气，当然，这是“有利可图的”如果题主有机会去尼泊尔印度旅游就知道了，那里除了大酒店，其他地方不一定能保证24小时供电，这绝对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
当初，西班牙人认为，掠夺带来财富，所以，他们有了无敌舰队，意大利人认为，贸易带来财富，所以，他们有了威尼斯商人。英国人认为，生产带来财富，所以，他们有了工业革命，后来，中国人认为这三个都对，于是以掠夺民众和环境、资源的方式生产产品并和外国人贸易，于是，中国的经济以超过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三倍甚至三的三次方倍的速度增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