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MT2》3D画上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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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我叫mt2摇钱树码一书内容
基金四季度浮盈662亿 中国平安等3棵摇钱树惹眼
　　尽管近期出现持续调整，但四季度以来上证指数整体涨幅仍高达25.75%，部分个股的涨幅更是惊人，其中机构投资者重仓的个股和账面浮盈受到广泛关注。基金历来是市场投资的风向标，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基金持有1900只个股，持股市值7753亿元。截至昨日，基金持股市值已增至8415亿元，即账面整体浮盈662亿元。其中， 、和等3只金融股浮盈贡献值约达168亿元，排名前三位，今日本文特对上述个股进行分析解读，供投资者参考。　　(点此查看： |
| )　　中国平安(601318)　　具有交叉营销优势　　四季度以来至今，基金持有中国平安浮盈万元，该股最新收盘价为60.71元，四季度以来累计上涨46.86%。　　中国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旗下各专业子公司及事业部主要包括保险系列的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险，系列的深发展银行、 、平安小额消费信贷，投资系列的平安信托 、平安证券及平安证券、平安资产管理及平安资产管理、平安期货等。　　公司日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人寿、平安财险、平安健康保险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于2014年1月份至11月份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万元、万元、37893万元及838951万元。　　对于该股后市表现，表示，公司作为全牌照的综合金融平台，具有交叉营销的优势。寿险业务中最具价值的个险渠道行业领先，互联网金融平台进一步扩大各业务板块协同效应，维持“买入”投资评级。预计2014年、2015年每股收益分别为4.52元、5.72元。维持目标价61.99元。　　中信证券(600030)　　创新业务领先　　四季度以来至今，基金持有中信证券浮盈万元，该股最新收盘价为28.2元，四季度以来累计上涨111.71%。　　从基本面来看，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第一批综合类证券公司之一，2008年至2014年连续7年在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公司均获目前中国证券行业最高级别A类AA级。公司H股于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代码“6030”。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于日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信期货吸收合并中信新际期货公司获批。吸　　收合并完成后，中信期货注册资本将由15亿元增至16.05亿元。　　对于该股后市表现，瑞银证券表示，公司创新业务领先、融资能力强，但费用管控有待提升，上调公司2014年至2016年每股收益预测至0.70元、0.77元、0.90元，上调幅度为10%、4%、9%。维持“买入”评级。与此同时， 、海通证券也均给予该股“买入”评级，而国泰君安和申银万国则给予“增持”评级。　　民生银行(600016)　　拟推员工持股计划　　四季度以来至今，基金持有民生银行浮盈万元，该股最新收盘价为10.3元，四季度以来累计上涨65.06%。　　从基本面来看，公司是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多种经济成份在中国金融业的涉足和实现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公司有别于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　　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11月份，公司拟推员工持股计划，以5.68元/股向核心员工定增不超过14.08亿股募资不超过80亿元，扣费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员工持股限售期不低于36个月。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助于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员工持股计划是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为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员工对公司的责任意识，提振资本市场对公司发展的认同度，保持公司的团队稳定性及战略执行的有效性，公司拟抓住有利时机，设立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将为公司下一步的业务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该股后市表现，渤海证券表示，民生银行开启了新一轮的银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优先股补充方案也已经发布，明年的资本状况好于今年，新行长上任后会对银行经营提出新的思路，但这些利好需要时间兑现。预计民生银行2014年至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8.56亿元、516.15亿元和586.48亿元，增速为10.83%、10.15%和13.63%，每股收益为1.38元、1.52元和1.72元，2014年市盈率和市净率分别为4.69倍和0.92倍。
(责任编辑：DF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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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经》
　　钱经杂志 策划/本刊编辑孙磊　　文/本刊记者 张蓓 郭建杭 张登辉 图/getty　　千年一梦，有多少富豪辛勤打拼、辉煌一时，到头来又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的金山银山早已不见踪影，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个个或惊险、或励志、或悲壮的财富故事。　　一个哈姆雷特，有一千种解读。对于历史中的富豪，我们更关注他们投资理财的思想、手段，以及财富积累与时代变迁的关联。　　几千年之间，中国经济从曾经的世界第一，发展到后来的衰败，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太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但是关于财富的许多规律并没有变。他们有些已经融入我们的传统习俗中，形成了中国人的优秀品德；有些则悄悄躲在你我身后，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忙着赚钱，或许是因为距离钱太近了，很难看清楚财富的真实面孔。于是，我们站在远处，透过已化为历史的古代富豪们的传奇故事，可能会容易发现财富聚散的规律。　　在我们“读史书为古人担忧”的时候，你可能不经意间会发现，你寻找已久的答案，就躲在这些富豪们曾经的激情岁月中。　　古代富人如此发家　　在古代，最大的富豪是皇帝，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如果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勤奋读书为皇帝打工，才是赚钱的正道。可惜古代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及今天，多数没有文化的人，要想过上富裕的日子，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做生意。　　历朝历代中都不乏平头百姓通过经商理财致富的。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工商业者共52人，他们通过商业贸易、理财获得了财富。　　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古代富人中的赚钱理念，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掌握供求关系赚大钱　　秦朝末年，督道县地处边疆，县里驻扎了很多军队，储藏了很多军用的粮草和犒赏军队的金银珠宝。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听到此消息后，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县城一下子由曾经秦朝的国家仓库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当地的平民在战乱中纷纷打开仓库，抢劫里面的金银财宝，很快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独粮仓无人问津。因为在众人眼中，粮食远远不如珠宝值钱，况且兵荒马乱之时，众人四处逃难，粮食也不好随身携带。　　但是一位人称任氏的粮仓管理员认为，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张嘴吃饭的，粮食一定是重要的东西，于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悉数运到自己家的地窖中。　　秦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贵，曾经抢到金银珠宝的人把财物拿出来换粮食，任氏通过出售地窖的粮食把当地的金银珠宝收入囊中，很快任氏由仓库管理员变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任氏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大力发展农田畜牧，购买价贵质高的产品，最后任氏的富有延续了好几代。　　提前预测到未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抓住未来供求关系的重点，是任氏能够在乱世发家的关键，但是不可否认，任氏发家也是在恰当的时机下。在今天，类似任氏的发家机会虽然不再有，但是任氏对于商品供求的预测是值得借鉴的。　　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有这样一句话：“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在古代，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　　战国末年，甘肃省平凉地区在当时被称为乌氏。一位人称乌氏倮的普通牧人，以放牧牛羊为生，通过十几年的辛勤劳动，乌氏倮的牛羊小有规模。但是某天他登上山顶，看到各个山谷中满山满谷的牛羊都是西域国王的财产。乌氏倮在羡慕之余想到，如果以自己目前的方式，恐怕几辈子也积攒不下这些财富。　　乌氏倮苦思冥想后，卖掉牛羊，在中原地区买了很多精美的高级锦缎，运回西域后，献给西域国王。国王高兴之余，以大量的牛羊作为回报。而牛羊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以山谷来计算数量。　　乌氏倮通过牛羊和锦缎的往来贸易，获利十几倍，这正是通过和西域国王这个大主顾做买卖获得的。看来，做“倒爷”挺好！　　垄断市场得暴利　　汉成帝年间，成都人罗哀替石氏掌管钱财，石氏很相信罗哀，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两地通过贸易贩卖经商赚钱，罗哀带着一万钱来到京城经商。几年之后，罗哀的一万钱被他打理到一千多万钱。　　但是罗哀还是觉得财富增长速度慢，贩卖的利润是有限的。于是罗哀动了动脑筋，他把这一千多万钱，拿出其中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让他们把井盐的生意全部交给他来做，不让别人做这份买卖。在罗哀垄断了井盐生意后，他还把剩下的钱贷给其他郡国。由于有曲阳侯和定陵侯的撑腰，也没有人敢欠他的债。这样罗哀一年的利润就是他投入本金的一倍。　　任何时候，垄断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高利润也意味着高风险，毕竟有太多的人盯着这块肥肉。历史上官商勾结搞垄断的人，有好下场的人并不算多。　　暴利与性命可兼得乎？　　资源性生产很吃香　　在古代经商，可以做奢侈品买卖，买卖珠宝玉器，古玩珍奇，和有钱人打交道，获利百倍。也可以做小本买卖，贩卖衣食住行生活所需，虽然利润微薄，但是消费者多，出货量大，也同样可以发家致富。但这些市场，只要有本钱，谁都可以玩，但是稀缺资源性的资产就不一样了。　　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赵国卓氏夫妻被流放到蜀郡。被一同流放的犯人们，都拿着自己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官吏，请求他们把自己迁徙到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县城居住。只有卓氏一家打听到一个情况，某个偏僻的县城里面，地方狭小、土地贫瘠，但那里的百姓善于经商，而且这个地区富藏铁矿。于是卓氏夫妻要求流放到这个很远的地方。　　卓氏夫妇的决定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在那里的山上开矿炼铁，铸造铁器，还与滇、蜀地区的人们做买卖。经过卓氏夫妻的苦心经营，他们变得很富有，家里雇得起八百个奴仆。　　无独有偶，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程郑，也在流放地经营冶炼锻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的少数民族，和卓氏夫妻的富有程度不相上下。卓氏夫妻和程郑属于技术型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做生产加工，然后出售，颇有前店后厂的范儿。卓氏夫妻和程郑都进入了“蓝海市场”，以此致富。　　新行业造就新财富　　就像当今电商、智能手机的出现带起了一大批富豪一样，古代商人的富有和当时的产业浪潮一样密不可分。　　流通业是汉代盐铁之外最易致富的行业，可谓当时新兴经济增长点，汉代冶铁富商孔氏靠冶铁铸造致富后，投身于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靠着长途贩卖，孔氏实现了财富的再次飞跃。　　宋代职业经理人阶层萌芽，当时他们被称为“干人”，他们依靠为大家族理财而积累财富，清朝首富伍秉鉴的父亲在创立怡和行之前，就在当时广州首富潘启家为其理财。　　明朝由于棉花种植的扩大和棉纺技术的革新，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松江府志》记载：“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棉纺织业的繁荣催生了以产销棉布为业的江浙商帮，他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运商人组成，围绕着千家万户的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　　钱经杂志 策划/本刊编辑孙磊　　文/本刊记者 张蓓 郭建杭 张登辉 图/getty　　财富聚散终有时，来时挡不住，去时留不得。这背后，几千年来谁在主宰？　　斑斓的历史画卷中，商人的面目多数被碾碎、轧平，变成一抹灰色的背景，财富涌动其中，被压抑、被贬斥、被剥夺，然后被冷落。于是，我们抖落画卷上的灰尘，底色虽不再鲜艳，但仍算生动，足矣。　　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点滴中找寻到千年不变的财富密钥。　　贩卖为王　　一个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提供交易平台的淘宝，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的注册用户超过了3.7亿，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成为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两家国内最大的连锁家电销售企业国美和苏宁，多年前就因“进场费”争论饱受制造商的诟病，但时至今日，两大巨头仍是这些家电制造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贩卖很赚钱，不仅现在如此，五千年来都是如此。　　利润都在通道手中　　仔细审视“贩卖为王”这一重要的现代商业理念，中国几千年来似乎都没有过根本性的变化。细数历代的富商大贾，竟然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有实力的贩卖者对生产者压价，对购买者抬价，利润远高于生产，擅长低买高卖的投机买卖者成为真正的财富主宰，最大的利润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个提到的具有传奇经历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又在位极人臣之时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记》就说他“候时转物”，即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转运不同的商品，低买高卖。　　尽管历史记载范蠡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耕和养殖业，但其重要的商业思想却源自他从事的季节性长途贩运，其中一个著名的经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的时候要储备皮货，冬季的时候要囤积薄纱，旱天购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一切都需要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名气也颇为响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正是贱买贵卖的意思。据说子贡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贩卖的商品是珠宝，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满城皆是“游闲公子”　　在商品经济还并没有真正发达的春秋时代，商人就已经靠贩卖商品成为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致富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要使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乱不少，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于是也就拥有了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为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与欧洲中世纪之前封建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商业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王俞现，在其作品《中国商帮600年》中谈到山西商帮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时就认为：明代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汲水用的那个辘轳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铜钱的规格和形状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但铜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笨重。随着商品交换的空前发展，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方面这说明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异常活跃；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创新也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流通领域的发展。　　最后，“贩卖为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绵延千年的集权制度上了。中国历史早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其他领域成就斐然的巨商，盐铁就是很好的工商合营产业，其　　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进行贩售。　　但这种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从管仲之后就开始了国有经营的传统，到汉武帝时期更达到全面的国有垄断，目的无非是通过对这两种基本资源的占有掌握经济命脉，巩固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　　吴晓波在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中就认为，管仲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赋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制造业所需的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商人当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商人获得短暂自由发展的西汉初年，《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靠冶铁致富的魏国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后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　　土地生金　　胡润研究院与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元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平均年龄在39岁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产致富，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私人拥有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国家，房地产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进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房屋，正是两千年来农耕社会所传承的对土地和房产的特殊情结。　　“大地主”岳飞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们几千年来生活冲撞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土地资源的你争我抢。可见，土地乃是人类永不可磨灭的财富，但土地的供给却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因此，土地在财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为富豪榜上六位中国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对他的介绍中，职业是侵略者，资产为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恐怕是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土地就是他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土地和房产是保值增值功能最为明显的资产，也是最好的可传承资产。　　岳飞生前不但善于打仗，还精于买房产。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拦自己与大金议和，将其杀害。宋孝宗上任后，为其平反，凡是有真凭实据的房产全部返还给了岳飞的子孙。户部调查后，写过一份报告：“岳飞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岳飞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间、田地2300亩，出租的土地，一年纯收租不低于11万斤。加上皇帝的巨额赏赐、杭州的别墅、高达48万元的月薪”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富翁。岳飞二十岁从军，四十岁受害，可谓戎马一生，尽管身后再多的产业也无福消受，但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动产还是安全地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超越金银的保值功能　　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强过金银。原因很简单，金银就是一块金属，放久了能不磨损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给人耕种，还是建好房子租给别人居住，都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土地本身的买卖交易也很方便，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可能(除非是战乱年代)。　　土地就像一台永动机、摇钱树，只要拥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买卖土地的风险，比买卖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为包装过的，而且未来会如何，很难有人预测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不识字的农妇，也可以轻松地判断出一块土地的好坏，或者一处房屋的优劣。所以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城镇妇女一旦有了点钱，就会在附近买块地租出去耕　　种。现代，城市中买很多房子出租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投资操作的难度之低，只要有钱几乎人人会做。　　正是因为这种金银和珠宝都无法替代的财富保全与传承作用，土地和房产对财富积累的意义才尤其重要。　　历史上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将农业经济放在宏观政策的主导地位。社会要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之所以“重农”之余还要“抑商”，就是因为统治阶层认为，作为副业的工商业的发展会冲击主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商大贾力量的膨胀，恰恰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渐渐发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纷纷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靠经商发了大财的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财富都去买土地、建房子，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夺了去，致使农民流离失所，破坏社会稳定。　　可商人没有地位，只能靠拥有土地和房产给自己更多安全感。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吴晓波认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营利性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写道：“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由于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山寨”千年　　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与当今中国颇为尴尬的“山寨”有些渊源。几千年来，古人致富的诀窍无非是模仿(做学徒或者向身边的人学习)，再加上诚信+勤奋+运气。 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几千年中少之又少，就连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慢上加慢。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视创新为洪水猛兽的基因。传统的理学家认为，人们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乱了，国家也就跟着乱了。　　这就造成，中国商业的地域性也很强。说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袭”、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北的电子厂商、晋江满大街的鞋厂、温州到处的服装厂，也可以理解这是几千年的一脉相承了。　　“低贱”的商学院　　经商之道需要系统的理论传承和实践思考，突破性的创新也需要以此作为基石，但长期在“重农抑商”思想的禁锢下，商业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历代的理论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商的教育，连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中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数第二篇。在司马迁之前，专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未有过，而在司马迁之后，除了班固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值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是司马迁的卓越之处。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誉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据说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　　都已经失传。唯一一部能称得上经商理论的著作《计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富强，他自己也用《计然之策》家累万金，成为一代巨富。其中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商业原则成了当时商界的“葵花宝典”。　　但就是这么一部经典，却也已经失传，更可笑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搞明白这《计然之策》里的“计然”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只是书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　　其实，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于是，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堪称是一个“白银帝国”。因为其信奉关羽，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直到今天，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着自己的财神。　　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成为商人的“保护伞”，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这是一条　　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刀口舔蜜　　几千年来，许多中国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刀口舔蜜”的危险处境，只看别人表面风光，不知他人背后凄凉。手握财富的辉煌，让太多人前赴后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既使　　意识到，又有多少人能抵御那风光的旖旎诱惑。　　福布斯“索命榜”　　当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间还有一个谐称“索命榜”，许多富豪宁愿给钱也不愿意上榜。因为富豪榜的威力已经显现，榜上有名后，过不了几年出事的人很多。抛去个人品性优劣不谈，至少从商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本期稿件中，我们盘点了中国几千年来12位顶级富豪，其中的多数最后不是被杀，就是在凄凉中死去，哪怕之前再如何辉煌。　　财富过多，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会被视为“亢龙有悔”“不祥”，因为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甚至连皇帝都想来分一杯羹。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样的，一旦有了钱，就散了，然后再赚钱。看起来荒唐，其实却躲过了多少杀身之祸。　　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是刘瑾，明代正德朝的一个宦官，他的所有财富均来自贪污，传说其受贿所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所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仅为白银20万公斤。另外一个被《华尔街日报》排进富豪榜的是和|，点评只有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　　这两个权臣的悲惨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对财富的贪婪，而且无比守财，最后只能变成过路财神，无福消受。　　别离“皇帝”太近　　和皇帝关系太近，赚钱会快，但可能“死”得也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朝初年，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顺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曾在明末依附满人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曾因自愿承担部分费用为清廷运送军粮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在经济上得到的实惠当然更大，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范家极盛之时，整个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家产遍布南北各地。　　可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作为军粮运输商的范家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限制出口，朝廷官员趁机催讨官铜，范家接连受到打击，由此欠下巨额债务。两年后，朝廷以欠款为由抄办范家，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　　如此的“皇商”“官商”的例子，历史上何止成千上万，著名的就有吕不韦、石崇、胡雪岩、张謇就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不过是一个败落官商的牺牲品而已。　　“先用之，后弃之”，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像江春那样，能讨皇帝一辈子开心、老年还能受皇帝接济的又有几个人呢？　　中国古代富豪的特点就是大多与最高权力结缘，其财富来源或为官商所得，或为贪污所获，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财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属罕见，但也正因为其与最高权力太过接近，风险也很大、败落速度也最快。古谚云“富不过三代”，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　　如果有一个时代，各类税费大幅减少，国有垄断行业放开由民间自由经营，同时严禁官员经商，这该是怎样一片欢腾的民营企业天堂。王元宝就出生在这里盛唐，他也被称为唐代第一款爷。　　历史上没有记载王元宝是怎么样赚到钱的，但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很少是经营盐铁等致富的，自由经济下，更多的富人是依靠贸易、织造。想必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只要勤劳，再加上好运气，成为个富翁不是什么难事。　　和皇帝炫富：财富之多非轻易可想象　　虽然没有被刻板的史书所记载，但是王元宝却得到了当朝天子的两次接见。面对骄奢的商人，唐玄宗没有像明朝的朱元璋那样小气，留下的唯有赞叹，并甘当王元宝“财富秀”的配角。　　唐玄宗曾问王元宝家有多少钱，王元宝很文艺的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当时一缣可换十多石粟。用今天的词语套用一下，就是说，“我能在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上挂一个Iphone 4S，树都挂满了，我的4S还没有用完呢！”　　老实本分的唐玄宗听后感慨地说：“我是天下的贵人，王元宝是天下的富人！”　　另一次“炫富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唐玄宗坐在含元殿上南望终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就问左右人看见没有，都回答说没有看见，玄宗便差人急忙把王元宝传唤至殿上。王元宝知道皇上召见他的意思后，答道：“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旁边的人听了都感到奇怪：“为何臣等不见！”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炫富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大多都散落在羸弱的朝代里，而在盛世以财富受到帝王认可的人着实不多。　　皇帝找我借扇子：用花钱填补空虚　　唐代商人仍然没有摆脱历史上“轻商”的偏见，被称为“贱类”，他们虽然有钱，但政治地位低下，载入史册的商人也为数不多。既然不能名垂青史，那就享受当下吧！　　王元宝的消费可以成为研究唐朝富裕阶层消费的标本。　　房产是他的投资首选。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宅中的礼贤室以沉檀为轩槛，以IQL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并把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径上，称这样可以防滑。　　盛世买古董，收藏是其消费的主要方向。他最著名的镇宅之宝当属“龙皮扇”，扇子的神奇之处在于给扇子洒上水，扇子就会自动吹起风，真堪称低碳环保的利器！据说唐玄宗曾经向王元宝借过这把扇子。　　此外，公益事业也是其支出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每年大雪之际，他都会让仆人到巷子里扫雪，并拿出餐具酒炙，为来往之人作驱寒之用。　　光自己花钱没啥意思，像众多豪门一样，通过结交权贵获取政治资本是其必修课。王元宝常常延约四方名士，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年的科举考试之前，众多士子都会受到王元宝的款待。可惜这些士子不算厚道，没一个人帮王元宝写写传记、编编美文，在历史的痕迹里，王元宝穷得只剩下钱了。　　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　　-桑弘羊　　创造财富在于方法，不一定要靠体力获得；获取利润的关键审时度势发现商机，不一定要亲自耕种获得。　　点评：　　读到王元宝的故事，心中会泛起温暖，因为历史上能够像唐玄宗这样包容商人的帝王并不多，而且富人没有财富不安全感，没有“藏富”的考虑，对于财富只需以义取之、随心享用。因此生活在这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里，对商人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　　浙江青年沈万三，会理财，当明朝首富很多年，即使发配云南也能发现商机；他爱美和艺术，硬是把一个普通的江南村庄建成极美的周庄；他满腔豪情，时时为国家出力，却因露富而被迫颠沛流离。　　虽然仅在世40余年，但沈万三实在是赚到太多钱了，民间传说他家里有个“聚宝盆”，连《金瓶梅》里的潘金莲都称赞其财富；明朝人甚至将花钱买的官都叫做“沈万三官”；现在江浙一带还有家长教育子女说，“我家又没有沈万三”所以要勤俭持家。　　“沈万三”几乎成为古代富豪的代言人。　　据史料来看，沈万三赚钱主要有三大途径：种田、代客理财、海外贸易。　　生在江南，沈万三从农业起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时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沈家自沈万三父亲始，开发当地大量抛荒的田地， “粪治有方，潴泄有法”，占田日广；沈万三也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经过两代人的经营，沈家土地占苏州府田地的三分之二。　　《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按照现在的逻辑，是一个姓陆的有钱人，把钱都给了沈万三。陆白给沈万三钱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的情况是委托他帮忙理财。　　在朝廷开放了私人对外贸易之后，沈万三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了海外，以周庄为贸易据点，通过运河把货物运出。明史专家吴晗考证后认为，沈万三巨额财富很大部分由对外贸易获得。　　钱太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持住，只要有皇帝在，再有钱也是二等公民。沈万三千不该万不该在小鸡肚肠的朱元璋面前露富，皇帝可以允许你建一个周庄，但绝不会乐意看你富可敌国。　　点评：　　沈万三的商业中已经能看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对外贸易也渐成气候，但财富往往会在最辉煌的时刻，遭遇不测之难。太有钱了，老天都会嫉妒，皇帝就是老天的代言人　　胡雪岩：高情商的风流凤凰男　　倘若左宗棠不倒，胡雪岩的商业传奇或许不会这么快凄惨落幕。这个从钱庄学徒一步步做起，身家达到3000万两白银的中国首富，在6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将自己的经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但也躲不过政治大潮的清洗。　　生于寂寞，死于寂寞。　　凤凰男变官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伙计，在几个贵人的帮助下，财富急剧膨胀。当然，这些贵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道光年间，王有龄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胡雪岩感觉这个人有潜力，可以结交，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王有龄发迹后不忘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用公款资助20万两白银，帮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钱庄生意对胡雪岩有着重要意义，它提供了胡雪岩和有钱人结识的机会。靠着这个钱庄，胡雪岩看到的是一条铺满白银的路。　　早期钱庄是连年战事的受益者，胡雪岩便借机大发战争财。避乱上海的苏州富家子弟、清军将领存在“阜康”的白银就达数百万两，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很快家资逾千万。　　胡雪岩显然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把自己很喜欢的沦落妓院的官宦人家小姐芸香，送给了当时已官至巡抚的王有龄。这样做，既得到王有龄的器重，又得到了芸香这个眼线。之后，胡雪岩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清朝晚期，一些人脉通达的中国商人开始穿梭于外商和政治势力之间，猎取需求缝隙中的暴利机遇，胡雪岩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胡雪岩结识了左宗棠，并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一度成为垄断者，他的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超过清政府国库储备金，达到白银3000万两。　　黑心钱和仁心钱：我要的只是享受　　胡雪岩是一个人格有些分裂的人。一方面大发战争黑心财，另一方面却开设了著名的胡庆余堂，周济老百姓。胡雪岩还是个缺少信仰、内心空虚的人，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清政府为了筹备塞防西征的军费，左宗棠以地方亏欠的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金额达1595万两。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胡雪岩具体经办，利润之丰厚难以想象。汇丰银行的借款利息只有10%，清政府却要支付15%，这中间会有多少钱流入胡雪岩的腰包呢？清政府的这些烂账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支付。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却同时在赚着仁心钱。　　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胡雪岩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受灾区民众。胡庆余堂还向老百姓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些善举为胡庆余堂带来了非常好的名声，也带来了财运。　　不管黑钱白钱，胡雪岩总之是赚了很多钱。　　他的多数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除了先后两位正妻，还娶了十二房姨太太。 他为这些太太建造了休憩场所娇楼，极其奢华。姬妾分室而居，而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招姬妾入寝，生活极其奢靡。如此的好运气和奢靡，连老天都会嫉妒，何况是人。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决定遏制左宗棠的势力，“排左必先除胡”。　　官方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丝绸生意亏本，钱庄被挤兑，胡氏帝国很快就被搞到倒闭，胡雪岩本人被慈禧革职查办。难得的是，在胡雪岩家破人亡的时候，所有的妻妾都不愿离他而去。其驭人术之强可见一斑。　　以义佐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　　顾宪成　　赚取利润的时候要有考虑到义气，行侠仗义的时候也要有钱的辅助，两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　　点评：　　胡雪岩的破产虽与其政治后台左宗棠实权旁落有关，但胡庞大而单一的资本大厦也是其衰败的关键。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却不愿意投资新式企业，一心坐庄生丝，宁肯把数百万现银砸在生丝投机上。他把财富全都捆绑在他的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上，造成最后凄惨的悲剧。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这是清代大贪官和绅的绝命诗。如果清代首富伍秉鉴在晚年读到这首诗，想必也会有一番感慨。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商人，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被景仰，也因为对民族造成的损伤而被人唾弃，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　　在《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伍秉鉴是入选的中国人中唯一的商人，但巨额的财富拯救不了这位在帝国残阳中挣扎的老人。　　帝国儒商：诚信、低调、谨慎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广州成为唯一保留的通商口岸，“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十三行”垄断了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闭关之后的100年内，广东“十三行”上交的关税占到清朝总体的40%，清朝的海关被私人承包了。　　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十三行”想不赚钱都难。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其父伍国莹一手创办的怡和行。作为“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出口的商品又有着过硬的质量。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伍秉鉴对其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进行估值，共约260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元)，在西方人眼里，他就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个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伍秉鉴身上有着明显的中国儒家的个性：谦和、胸怀和自律。据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很少穿官服(三品)，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主动帮助同行，甚至撕掉外国借款人金额不菲的借据。换个角度说，他也像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人。　　伍秉鉴抓住的是清朝末年与海外贸易的商机。在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在对华贸易中势力最强的三大洋行，都受过伍秉鉴的扶持。伍秉鉴和洋行做的是茶叶的正经生意，但却挡不住三大洋行也成为贩卖鸦片的最主要力量，这也成为伍秉鉴被众人唾骂的主要原因。　　畸形的时代不可能持久，随着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广东“十三行”逐步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垄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伍秉鉴也在内忧外患和责骂中逝去。　　大规模海外理财第一人　　伍秉鉴赚取大量财富，很重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承包海关”的机遇，但他自己的精明运作也不能被忽视。在“十三行”这群最富有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伍秉鉴在累积财富方面的确长袖善舞。他的商行是“十三行”中与外商联系最紧密的一家，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善于笼络其他行商是其长袖善舞的另一面。在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时，伍秉鉴先是把自己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的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放债给他们。利润和口碑双赢，俨然一副江湖大哥的模样。　　吴晓波先生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认为，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的超密切关系。用现代的商业语言表述，那就是伍秉鉴有着优秀的自我管理、同时人脉丰富。　　或许是因为从事海外贸易的缘故，伍秉鉴投资有着全球化的视野，他大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涉足证券交易、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伍秉鉴也堪称走出国门海外大规模投资理财的第一人。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靠着借钱给东印度公司，闷声赚利息。　　1842年，伍秉鉴写信给美国友人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可惜命运没有能给他这次机会。　　点评：　　伍秉鉴代表了清代在商业上“开眼看世界”最早的一批人，从投资理念到经商范围都处于时代的前列。但这批人无时无刻不受着清政府的榨取，伍秉鉴死后，很多行商因此而破产。在林则徐的销烟运动中，伍秉鉴有着说不清楚的复杂关系，究竟他是大规模鸦片贸易的从犯，还是为外交关系鞠躬尽瘁的忠臣，实在难以说得清楚。　　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　　《东华录》　　山西人的习俗比较简洁，会积累许多家财；南方人习惯奢靡的生活，家里很少有储蓄。　　张謇中状元的那年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26年间，他进出科场20多次，长时间的科考煎熬使得他中举后心情复杂。　　老天可能真没给张謇太多做官的机会，中状元不久父亲病逝，张謇只能在家守孝三年。之后的局势，使得官员张謇“被下海”。事实证明，八股文培养出来的一介书生，其模仿创新能力也很强，张謇硬是从无到有创办了一个庞大的纺织帝国，兴盛时年利润达千万两白银之巨。　　构建股份制企业雏形　　1895年夏天，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张謇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这年12月，张之洞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　　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纺织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间。纺织这种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工业，正是中国的强项。　　张謇把大生纱厂放在了天生港码头唐闸，通扬运河经此而过，离南通仅6公里。南通、海门和崇明当时盛产，周边农户世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20多年后的唐闸充分反映了张謇选址的睿智。在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而“唐家闸”三个字却赫然在列。　　张謇在工厂开机之前，就执笔《厂约》拟定章程，对个人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做了具体规定。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这在当时可谓自办企业章程的最高水准。　　纱厂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更离不开制度创新与眼光。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视野是十分开阔的，“股份制企业”这个现代名词，已经在张謇的手中玩得很转。　　大生一厂建立第一年便赢利，大生二厂筹备时，便开始利用募集股权的形式筹集资金，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年，大生股票行情是上海报纸每日必登的重要新闻，大生股票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无愧于良心，满足不了贪心　　实体经济最怕的就是经济危机，张謇也遇到了。　　张謇的生意失败源自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工厂连年亏损。放在今天可能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但是当时的民国初年，一没有政府扶持，二没有金融机构支援，加上之前冒进的多元化经营，大生纱厂的资金链很快面临断裂，逼得张謇出国借钱。远水难解近渴，直到去世，张謇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意出现转机。　　根据史料记载，张謇犯的商业错误，有些是现在看来很低级的，有些却也是现代人常犯的。　　大生纱厂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进入周转资金中，企业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这样企业的利润自然会增加很多，大生纱厂却一向获利全分，即使在筹办期间，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分红。这导致相应的公积金、折旧等很低。长期以来，大生一厂、二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万两白银。　　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企业的资金链会因此十分紧张，抗风险能力自然不提。但在股份制企业刚刚兴起的当时，整个商界的经验就是如此不足。　　张謇的多元化和冒进，却也是现代商人常犯的错误。　　“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张謇投资扩张过多，大生二厂、三厂、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加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大生纱厂被严重拖累。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有了厚利，纷纷组建盐垦公司，投资额在2 000万元以上。这些公司都是张謇在过问，张謇用人不当，急于求成，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　　但张謇摸着良心，觉得自己对得起股东，自己为股东做牛做马30年，就是大生破产，也可以光荣结束了。大生一厂、二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但股东永远不会知足，张謇不愧对良心，却满足不了股东的贪心。这也是多数上市公司永远的痛。　　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　　清代歙县商人吴炳　　点评：　　张謇是个半路出家的商人，无心为之，却玩得很大。可能是实业救国心切，张謇在资金使用上十分冒进，成功后，却没能未雨绸缪。尚不知什么是经济危机的新生股份制企业，其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几无招架之力，实为一憾事。　　荣氏兄弟的财富故事早已成为一段传奇。　　荣氏家族的财富起飞于1896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在父亲的支持下，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之后转入实业领域，在面粉、纺织这两大民生领域大举发力，一度辉煌。　　各种企业难题，一个都不少　　食品安全、危机公关、资金链面临断裂、高管招聘、员工管理等一系列让现代企业都很头痛的问题，荣氏兄弟靠着自己一点点地摸索，硬是都走了过来。　　面粉业是荣氏兄弟最先进入的实业领域。20世纪初，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漏卮日盛。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赢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　　面粉这种食品，在当时还属于一种新产品。和现在食品企业有时会面临食品安全谣传一样，当时也传出“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起来的”，“机制面粉看着白，却没有营养，吃了会不消化的”，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保兴面粉有毒，某地某家姑娘吃了已中毒身亡……”种种谣言令保兴面粉厂濒临破产，幸好后来荣氏兄弟以高薪聘来营销高手王禹卿，为工厂打开了销路。　　在当时不稳定的局势下，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是家常便饭。1908年，荣氏企业遇到了第一次资金危机。国内歉收，外粉大量涌入，市面上麦贵粉贱，面粉厂连续两年大量亏损；荣宗敬投机股票赔钱；运送低价购进洋粉的船触礁沉没；账房先生席卷了仅有的一点现款逃走……门口讨债的人已经排成了队。　　这时候高薪请来的王禹卿又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摆下一个空城计，说老板去买机器了，生生地把债主给骗走了。荣氏兄弟请来的贵人不止王禹卿一个，还有“大聪明人”薛明剑，他在企业员工管理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荣氏兄弟另一次大的危机便是申三纱厂的员工管理。1924年，工厂里的工人分为两派，一派是整日抽鸦片、泡堂子的大小工头；另一派是掌握技术的工程师和工商中学毕业生。两派矛盾不断，谁好谁坏一目了然，但是工头派的力量依然强大，甚至在工厂宣布废除工头制之后，工头们靠着打砸工厂、殴打工人让工厂收回成命。　　从此工厂的人事改革变为循序渐进式，加大新员工培训力度，逐步减弱工头势力。到了1927年，大革命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废除工头制也水到渠成。申三纱厂人事改革推迟了将近三年，但在中国各厂家中是最早实施的。　　富过四代，桃李满天下　　荣氏兄弟创办的商业帝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如今已经是第四代。“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这句荣家的经商家训已经融入这些子孙的血液，并不断演化为新的财富。　　在荣氏家族中，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这家银行有望成为首家在大陆开分行的台湾银行。　　荣智健的同一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他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后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一亿多港元。1975年，荣智鑫又成立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七年后公司在香港上市。　　荣智美，荣智鑫的二姐，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　　荣智宽，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　　当然，这些人中最为成功的当属荣智健，曾经三次荣膺中国首富。　　荣氏的第四代继承人也已经开始崛起，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荣智鑫之子荣文渊，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　　荣氏家族的开枝散叶正不断印证当年毛泽东对荣家的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　　《史记。货殖列传》　　买进卖出时都等待时机，以获得十分之一的利润。十九年的时间内，三次赚到了很多钱。　　点评：　　作为从民国走来最为成功的实业家族，荣氏家族一百多年来一直不断拓展、壮大。稳扎稳打、低调稳重、善于自我调整一直是其鲜明特色，正是因此，荣氏家族才安全走过了最为动荡的岁月。　　商人，伤不起　　钱经杂志 策划/本刊编辑孙磊　　文/本刊记者 张蓓 郭建杭 张登辉 图/getty　　千百年来，国人对商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一直未停止过，商人拥有诱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谈论始终上不得台面，读书人认为金钱充满着“铜臭味”。　　商人也不容易，积累期的辛苦自然不提，就是富有后也未必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拥有巨额财富并不能享受与其财富等值的风光。　　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自《史记》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妓女在史书上出现的次数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盐业、边贸和金融　　业，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但在536卷的《清史稿》中仅记载一个晋商而已。　　商人的原罪：妖邪之气与“渡口”模式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商人被认为背负着原罪。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对商人的歧视也是很直接的。孟子就直指商人为“贱大夫”，“原本市场很平和，东西很便宜，有了商人买贱卖贵后，物价被抬高，私肥了伤人自己，公害了天下百姓”。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会经常说到一个词语“奸商”。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面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让商人阶层即使诚信经营，也会被带上有色眼镜看待。　　在如此文化的氛围中，商人的财富经常不被统治阶级认可，民间资本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这种矛盾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着，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还会被社会看不起，也是到2004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才写入宪法。　　历史上很多时期，国家政权和国有资本集团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为了保护对财富的垄断和支配，抑制民间资本做大。在政府垄断领域内，则是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如此环境之下，古代的商人要想富起来，除了勤劳和好运气外，多数都躲不了攀上官界权贵。天性趋利的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个畸形的官商经济。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了官商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渡口”模式：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先用后弃：商人阶层的跌宕之旅　　虽然看不起商人，但是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商人，乃至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几乎全是商人阶层极度繁荣的时刻。如此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对于商人的策略经常是“先用之，后弃之”。于是，商人阶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用”和“弃”之间跌宕。　　历史上同样辉煌的汉朝和唐朝，对于商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汉初，统治者对商人实施蔑视和压抑的政策。汉高祖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到关中，便于监管。此外还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征以重税。惠帝时规定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要交两份。不仅如此，汉初的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及其子孙从政的路径。　　但政府在微观层面上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开放关津，并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商业的繁荣。但到了后来的汉武帝，一纸“算缗令”导致了另外一番景象。算缗是指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算缗令执行三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唐代则几乎是商人的天堂。　　唐朝开国后便停止了商税的课征，把盐、铁、酒等产业全数交予民众自主经营，“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唐太宗还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让货物自由交易。因此商业随即繁荣起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实，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责任编辑：金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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