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
彭德怀与毛泽东
若干年之后，等到时代再远去一点，彭德怀这封信，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信件之一。　　彭德怀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日）　　
　　　　庐山上的彭和毛　　　　　　几十年的战斗情谊，如今已是貌合神离。
毛泽东的态度　　　　在高岗事件中，提到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态度转变，高岗完蛋。五年之后，彭德怀遇到同样的情景。　　　　鉴于当时严峻形势，信的口吻相当温和了，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成一个一般人可能就淹没了。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问题，向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的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的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砸他们的饭碗自然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共产党会多是出名的。在平时状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当关键的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　　　　毛泽东把大老远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点，就是团结。每个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度过难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中，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灰飞烟灭。　　　　如果想法仅仅是这些，那么毛泽东完全可以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若干年之后，它仅仅是毛彭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证物而已。　　　　然而当毛泽东把信加上一个标题拿出来之后，一切就变了。原本温和的神仙会一下子变了样，立马分裂成两派：支持或者反对。同时毛泽东决定会议不要结束了，接着开，继续讨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大家继续争吵。　　　　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党史上，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时，就意味着这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高岗如此，如今彭德怀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说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　　　　毛泽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政策。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反对者统统打倒。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吃不到好果子。　　　　所以等到七月二十三号，支持者和反对者吵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出面了，开始批彭德怀，以及支持彭德怀的那些人。彭德怀的命运就此决定，不可逆转的落入深渊。同时落入深渊的还有黄克诚等人。　　　　于是“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大家张牙舞爪，争先恐后攻击彭德怀，有人泼脏水，有人扣屎盆子。　　　　会议延长了半个月，一直开到八一建军节，还不过瘾。时间不够，那就再来一场会议，八月二号到十六号，半个月时间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内容主题只有一个：彭德怀同志是个坏人。　　　　在一群精英共同努力下，一个月之前还是战功赫赫具备国际声望的膨大将军，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党内可疑分子，而且是臭不可闻！　　　　毛泽东本来可以把彭德怀抛在一边的，为啥转变态度又把他拖入深渊呢？　　　　我认为毛泽东要干两件事：一，解决彭德怀问题；二，用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　　　　从二八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相见于井冈山，到六五年毛泽东让彭德怀去三线，前后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中，二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简化为两个字，就是恩与怨。　　　　三十七年的恩情，三十七年的怨恨。恩怨交织，彼此成就，彼此埋怨。要想理清，恐怕要二人活过来才行。下面就简要回顾一下。
　　　风华正茂　　　　那时节他们风华正茂。　　那时节他们正在迈向人生巅峰。　　那时节他们正要打出一片天。　　那时节他们正在迈入历史。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恩情　　　　彭毛恩情，起于井冈山。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首先他等到了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队伍，接下来等到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队上井冈山。朱德比彭德怀早一点到达井冈山，资历上强于彭德怀，由此奠定二人地位。从抗战开始，朱德一直是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　　　　彭德怀带队上井冈山时，井冈山朱毛实力一般。而彭德怀带领的队伍完全是正规军，战斗能力强于朱毛游击队。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懂，像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掌控军队、手里有钱、有机会找女人的人为啥要参加革命。毛泽东自然也是欣喜不已。何况带领正规军上山的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消灭敌人进攻。　　　　长征开始阶段，中央红军举步维艰，抵达湘西已是人困马华。此时国民党已经布下重兵等待红军。此时由于中央决策不咋的，行动缓慢，眼看坠入天罗地网中，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红一军团的林彪拼死相救才把中央给拉出虎口。　　此时毛泽东虽然赋闲，但是如果中央完蛋的话，相信手中无权无兵的毛泽东也是插翅难逃。这一次彭德怀虽然没有直接解救毛泽东，深知兵法的毛泽东还是明白哪个人出了力气的。　　　　遵义会议上，军方实权派人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支持异常重要。　　彭德怀真正解救毛泽东发生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殊死相搏中。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当时红四方面军实力远强于中央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左路军是张国焘天下。中央军最强大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毛泽东和中央也跟着右路军一起。但是右路军总指挥与政委是徐向前和陈浩昌。此二人当时被看做张国焘的人。如果徐陈不合作，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能指挥得了彭德怀和林彪。　　　　到了九月，红军艰难通过草地。此时林彪的一军团作为前锋已经到达甘肃境内的中俄边境，和中央像个几十公里。彭德怀的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扎巴西。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均驻巴西。当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伤寒病，驻在彭德怀的红三军。此时红三军只有三千来人。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有两万多人。可以说驻扎巴西右路军均是四方面军的人。　　　　九月八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指令二人率右路军南下返回阿坝。也就是要南下。为啥要南下呢。就是从南方过来的嘛，转回去没意思。但是对张国焘非常有利。因为北上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南下是张国焘的意见。如果南下，战略战术且不说，整个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将落到张国焘手上，张国焘完全可以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个挟中央以令诸侯，过一段时间在来个权利和平过渡。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了。　　　　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南下。为了坚持北上，毛泽东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九月九号是毛泽东生日，他没心情庆生，来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驻地，巧妙地以周恩来病重无法行动为由，邀请徐、陈二人去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开会。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了会议。开什么会哩，就是说服徐向前、陈浩昌继续北上吧，不要听张国焘的那个南下办法，那是没出路的。徐向前和陈浩昌也很难做，自己都出身四方面军，算张国焘的人。然而毕竟眼前这几个人是中央领导，可是把中央军领导的不像样。当天中央发电给张国焘，让他继续北上，张国焘回电公开反对。此时徐向前和陈浩昌也表示张国焘的命令不可以违抗。　　　　话说到这份上，几近摊牌了。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幸好此次会议是在红三军地盘开的，彭德怀负责警卫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当夜连夜撤离巴西，和红一军会和。此时的彭德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率领三千残兵把中央带出张国焘的魔爪。　　　　中央转移时形势非常紧张，拉了警戒线，像行军打仗一样。有人把情况反映给徐向前，询问要不要采取措施，徐向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因为这句话，毛泽东感激徐向前，即便后来西征失败，仍让徐成为四方面军代表。但是毛泽东也无法忘记徐向前听命于张国焘，所以一直把他冷藏不用。　　　　当然毛泽东最为感激的还是彭德怀。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此后，彭德怀就高升一级，比林彪、贺龙这些人地位都高，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这是彭毛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　　　　国共争霸风云再起，蒋介石亮出拳头。　　　　彼时延安异常空虚，中央怕被一锅端了，分开刘少奇等人东渡黄河。毛泽东本人则坚守陕北。此时保卫中央以及毛泽东的还是彭德怀。彭德怀率两万西北野战军护卫中央周旋于胡宗南二十万西北军中，以其彪悍的风格和灵巧的战术，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直到最后解放整个大西北。　　　　毛彭二人最后一次携手共进是抗美援朝。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累述。　　　　
在谈谈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怨愤　　　　先谈一谈政治包袱。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　　　　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每个人都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　　　　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赞同过张国焘，一辈子胆战心惊。　　　　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　　　　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　　　　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于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最后成了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　　　　　　所有背包袱的军人中，彭德怀政治包袱最大最多最不知道收敛。　　　　
两人之间第一个芥蒂，错杀掉王佐袁文才。　　　　毛泽东上拉枪杆子之前，井冈山已经有一帮绿林届的朋友，为首的叫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的处境有点像梁山上的王伦。毛泽东上井冈山，此二人提供了不少帮助。袁文才是读书人，识字，在当时也算人才，毛泽东常把他带在身边。　　　　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一个文件，说共对付土匪应该如此这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一年之后，袁文才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这个空洞文件，顿时手脚冰凉，连忙离开部队潜入井冈山，躲在老友王佐家中。　　　　　　　　尽管袁文才比王佐多认识点字，处事却不如王佐稳健。王佐如实向何长（宁冈县委书记）做了汇报。何长是一个合格的工作组，即肯定了袁文才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也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　　　　事情看似结束了，其实只是开始。当时在湘赣边界非常复杂，就好像现在大城市人看不起外来户一样，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情况：本地人不放心外来户。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外来户。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本地人，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外来户不顺眼，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于是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让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开会啰嗦二人一大堆不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说二人有罪。二人当然不服。袁文才驳斥彭清泉诬陷。王佐更绝，直接和彭清泉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很紧张。　　　　彭清泉虽然是中央迅速，却是个软骨头，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就大摆宴席，稳住袁、王，暗地里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增援。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感激事情紧迫，迅速派人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朝东门外突围，但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两位好汉就这么死在自己人手中。　　　　时间是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号。　　　　毛泽东对二人的死深感痛惜。对彭德怀有意见。彭德怀没有亲手杀死二人，二人却因为彭德怀而死。彭德怀肯定要负责的。庐山事件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此事也成了彭德怀的罪状。　　　　　　　　　　　　附：　　　　　　王佐和袁文才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出生于1898年，是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人。　　王佐，原名王云辉，生于1898年，江西井冈山市下庄人。　　二人同年生，同日死。　　
彭德怀给毛泽东留下的第二个阴影是林彪惹出来的。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命根子——指挥枪。　　　　当时中央率领红军万里大转移，可是越转移人数越少，朝那里去大家都没底。李德呀博古呀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之际，大家想到了毛泽东。重新把毛泽东给推出来。意思是说现在咱们都没招了，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真的行，大家就当你是牛人，此后就供着你。如果你也没招，大家一起完蛋吧。　　　　毛泽东出山之后当然要证明自己很牛。如果不牛，凭什么领导那批牛人？于是就有了四渡赤水。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跑到河对岸、再跑回来、再跑过去，往返四次之后继续往前跑。当然不是简单折返跑，是在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次仗之后，才四次过河。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觉得咱本来就缺乏营养，再这么来回折腾不是浪费体能么？　　　　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不理解归不理解，好歹毛泽东把大家带出来了。那就开会讨论一下四度赤水的意义吧，就是会理会议。林彪很不满意，觉得毛泽东这种指挥方式不太靠谱，就写信建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当然信写的还是比较婉转的，大意是说领导你应该抓点大事，具体指挥这样的细节就交给其他人吧，比如说彭德怀同志就很合适。当然交给本人也行（没写出来，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毕竟他和毛关系更近）。　　　　毛泽东接到信之后大为光火，把林彪批评教育一番，曰：你个娃娃懂得啥哟！　　其实林彪那封信也不是啥大事，只是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彭以前也干过。毛泽东为啥如此大火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刚出山，还没有站位脚跟，大家把他退出来就是指挥打仗的。党务什么的还在张闻天手上，再不管军事管啥？回家种地不成！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以为是彭德怀妖言迷惑了不懂事的林彪，以为彭德怀想要他的命根子——军事指挥权。　　　　当时的毛泽东处在人生最为困难的日子，前有王明逼迫，后有张国焘夹击，他记得别人的恩情也记得别人的仇恨。只是当时情况过于危险，没有条件追究个人是非而已。后来在巴西，彭德怀有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理由追究了。是非一直沉寂下来，一直沉淀到庐山。　　　　之前毛泽东时不时就要把这事拿出来晒一晒。其实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本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也没刻意解释，直到庐山事件。毛泽东再次把这粒陈芝麻抖出来见光，彭德怀才和林彪对质。林彪解开了事实真相，然而已经于事无补。　　
　　第三个芥蒂应该在百团大战。　　　　人生有时候更像一种宿命。　　　　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了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军旅生涯之后陷入一种莫名的灾难中，仿佛幂幂之中只有安排。　　　　在新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传承下来，代表人物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对中华民族立下两件大功，一是抗美援朝，另一个就是百团大战。若干年之后，或许大家对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那些芝麻豆子没兴趣了，一定会记得他对鬼子和美国大兵的功绩。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最给力的一仗就是百团大战。在中共抗战史上，此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影响力最大。　　　　百团大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就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九四零年到四一年，属于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彭德怀指挥一二九师、一二零师、以及晋察冀边区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攻击波，前后时间跨度将近半年。　　　　当时八路军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打鬼子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这是一场只有彭德怀才敢指挥的战争。　　一九四零年下半年，整个世界范围内，德国正蹂躏欧洲，东京和柏林会师印度的梦想大有可能成真。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陷入低潮。汪精卫在南京登上汉奸宝座。此时的中国正在最黑的黑夜中。这一站恰到好处的吸引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压力，增加日本诱降中国政府的难度。这么打，才是真正的国共合作。　　　　然而很遗憾，这一仗和毛泽东的政策相违背。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张尽力建立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这么干一方面可以扰乱鬼子后方，更重要的是能够壮大自己。如果从历史上找一个参考模板，就是刘邦躲在汉中时的那个政策，坐看外边烽火连天，我自发自家实力。虽然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很高兴，发电报祝贺之余甚至询问，这样的战役能不能再来一两次。是啊，影响太大了。　　　　但后果很严重：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增加了鬼子进村的力度。　　　　第二个后果是老将很在意。这一仗吸引了鬼子，缓解了国军身上的压力，本应搞笑才是。老将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观点：老子在前方跟鬼子拼命，家底都砸差不多了，你共产党倒好，跑到敌后去发展势力，一下子整出一百多个团来。长此以往还了得，还不把老子江山的墙角给占了。不行，得想办法。　　　　鬼子增加兵力扫荡也就算了，反正大家不共戴天，我不弄死你，你就要弄死我。如果我不想办法弄死你，你终究想办法弄死我。直到有一方彻底倒下为止。　　　　但是老蒋就难办了，他是盟友，还是名义上的领导。当领导刻意整下属，总是有机会的。机会就在半年之后，皖南。　　　　百团大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　　　　鉴于这两个严重后果，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彭德怀被毛泽东身边那群理论家轮番批斗。这就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的，延安骂娘的由来。庐山算总账，毛泽东说彭德怀整个抗战期间都是不合作的，也就是这意思。　　　　毛泽东从整体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但是彭德怀就错了么？在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打了鬼子，鬼子是国家敌人。身为一个将军，如果不能对付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那才是耻辱。当大家集中批判彭德怀暴漏了八路军真实实力时，也许忘了，彭德怀只是一个将军，只负责战场上和敌人对撼。你不能指望一个将军即干领袖的活又干后勤部长的活。所以说彭德怀不服。因为彭德怀不服，毛泽东心中又有疙瘩。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重后果。对共产党来说，最严峻的形势是长征，都熬过来了。徐向前把西征军完全葬送，毛泽东百般安慰。彭德怀打了如此重要的一战，毛泽东怎么就介意了？毛泽东真正在意的是，这一仗不是他自己策划或者说指挥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希望下面将军威望太高。所以飞鸟尽，良弓要藏。　　　　为这个百团大战，二人一度产生裂痕。因此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职务是解放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参谋长根本就不适合彭德怀这种人，那是叶剑英或聂荣臻该干的活。说白了，彭德怀失去了带兵的机会。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险恶，彭德怀估计要当徐向前第二了，后来能不能挤进十大元帅都难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旗帜）。　
毛岸英事件　　　　毛岸英，毛泽东长子。　　　　和天下所有父亲一样，毛泽东在毛岸英身上倾注无尽的心血和希望。　　毛岸英也没辜负父亲的栽培，成长为一个很棒的年轻人。　　　　童年时代的毛岸英，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元素。一九三零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捕入狱。八岁的毛岸英连带入狱。随后杨开慧牺牲，毛岸英被地下党带到上海。组织被破坏之后，毛岸英兄弟浪迹街头，为了生计，捡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凡是能换的面包的活都干。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经历人生之起落。直到长征结束，毛泽东地位巩固之后，毛氏兄弟才有机会去苏联学习。　　　　苏联期间，毛岸英学习军事和政治，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曾在枪林弹雨中转战欧洲。十年之后，国共争霸开始之际，二十四岁的毛岸英返回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毛泽东看见青春挺拔的大儿子如同看见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百感交集啊。　　　　为了表达对儿子的爱，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工作——下地干活。按照现在人的思维，贵为强力组织一把手的长子，好歹也得安插在一个体面轻松的岗位上。毛泽东不同，他要给好儿子补上一课“劳动大学”。　　
　　　　毛泽东和毛岸英　　　　毛岸英（日－日），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彭德怀和罗瑞卿、贺龙之间的恩怨　　　　庐山之上，谁批彭最凶？只要看看谁得到利益最大就行了。就军方来讲，最大受益者三个人，罗瑞卿，贺龙，林彪。　　　　彭德怀倒下之后，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贺龙成了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号人物便是林彪。这三人出发点还是不同的。罗瑞卿批彭德怀纯粹是领袖需要。贺龙批彭，有政治需要也夹杂私人恩怨。林彪则是被绑上战车。　　　　说真的，仅仅是看这些东西都觉得很难受，他们都是一流的军人，杰出的统帅，战场上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命运把他们对到政客位置上。　　　　政治让人疯狂。　　　　罗瑞卿说：“历史上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彭德怀同志多半都参加，三成合作有些还是看形势，搞投机的，有些是合乎他的口味才合作的。”　　　　罗瑞卿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上学冯玉祥，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这揭发了他的伪君子的一个侧面。但是，他确能迷惑一部分人。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得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许多好事都记在自己账上，坏事都推给人家，就是证明。他是党性有亏，热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之后，罗大将军同样被打翻在地，还跟彭大元帅同在一个屋檐下——在同一个监狱。　　　　罗将军和彭元帅并无深仇大恨。当年彭和罗同在北方局，也没见传出不和。　　　　罗大将为何如此卖力批判彭元帅呢，原因很简单。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铁杆。当时有一个称号：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影子。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才选择罗瑞卿为公安部长。在当年那个国家新建，土匪一大堆、特务一大片的情况下，公安部长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吧。还是因为这层关系，毛泽东要批判彭德怀，罗瑞卿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如何显示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说那些话，罗将军自己也过不了关。　　　　需要指出的是，罗瑞卿对毛泽东的感情绝对是真实的。　　　　文革罗瑞卿挨整，落下残疾，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得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第二件事就是回家为毛主席设立了灵堂，臂上戴上了黑纱。女儿罗点点大惑不解，罗瑞卿训斥：你小孩子懂什么？　　　　庐山会议之前，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整部级别。庐山之后，罗瑞卿变成总参谋长，级别降低了，怎么能说得利了呢？因为当时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失败了，需要牢牢抓住军队。总参谋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要害部门，当然要用自己人。所以说罗瑞卿还是得利了。只是后来罗瑞卿偏离了林彪，才遭来灾难。　　　　在利益、前途、感情面前，罗将军的选择无可厚非。而且他也不是庐山上有决定作用的那一个。　　
　　和罗大将军不同，贺龙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关系比较复杂，芥蒂也比较深。　　　　庐山上，贺龙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贺龙批彭德怀，除了政治选择仅仅跟随毛泽东，也有私人恩怨。　　从流传资料来看，彭贺矛盾可谓盘根错节，源远流长。　　
　　最早应该是段德昌问题。段德昌毕业于黄埔军校，红军时代杰出的指挥官，威震湘西。十大将军之一的许光达将军，当时是其下级。现在段德昌的身份是第一号烈士。但是这个烈士却死在自己人手上，被杀人狂夏曦整死的，死的悲惨而悲壮。夏曦非常搞笑，此人号称聆听过列宁教诲，吸收过苏联精华，实际上除了杀人啥也没干。整个红三军，被他从几万人杀到几千人，差点连贺龙都杀了。可以说他短短的一生就是为了杀人而活着。　　　　段德昌和彭德怀关系非比寻常。　　　　彭德怀出身旧军队，是一个豪爽而血性的汉子，很想干一番事业却找不到出路。后来终于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之。促使彭德怀入党之人就是段德昌。“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四十年后，而且身在狱中。　　　　段德昌之死对彭德怀刺激非常大的。当时段是贺的下级，到延安之后，知情人贺龙也没有就段的问题和彭德怀沟通过。这是彭德怀对贺龙不爽。　　　　接下来就是贺龙对彭德怀不爽了。　　
　　一九三七年中共又反对一个主义，叫反军阀主义。啥意思就不解释了，反正现在没有了，以后应该也没有了。中共历史上反对过无穷多主义。反对这个军阀主义有其背景的。一年前，也就是1936年，西安事变搞定了促成蒋介石抗日，老蒋不再进攻共产党了。这时候共产党就喘了口气，动手解决自家问题。　　　　恰好这一年，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葬送在西北。西路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全部家底。几年之前，张国焘就仗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逼得毛泽东相当无奈。毛认为可以解决张波涛了。就说张国焘是军阀。反张国焘就要反军阀，反着反着就扩到了，在全军范围内反军阀。但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没有了，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当然没事，只剩下红二方面军可以反。身为红二方面军旗帜，贺龙恰好在旧军队内当过军长，成了盾牌。　　　　叶剑英曾说，在我军干部中对旧军队那套很熟的第一要数贺龙。　　　　当时彭作为负责人之一，对红二方面军严厉批判。反到最后，贺龙检讨。这个时代二人的关系，可以引用毛的话作为旁证。毛说，彭说贺在政治上靠不住。　　
　　两人第三次纠缠在一起是在解放战争时代。这一次最为微妙。长征之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改编之后，彭就成了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员。名义上很高，但没有了自己的军队。当彭再一次拥有军队时，贺又没了军队。因为彭接手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就是贺龙的陕甘宁野战部队。　　　　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兵力集中为两个拳头对山东和陕北搞重点进攻。当时陕北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应该直接当司令。很不巧，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晋绥那边当晋绥野战军司令，抽不开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毛遂自荐“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答应了，就组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事之前彭也没和贺沟通。随后陕甘宁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 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回到延安，就没有军队指挥了。再后来，贺龙成了彭德怀的后勤部长。　　　　啰嗦了这么多，也就是证明，彭贺二人之间有疙瘩。　　　　唯有如此才能理解贺龙揭发彭德怀的出发点。贺龙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棒子。　　　　要知道，毛最忌讳下人和外国势力搭界。当年高岗败的如此彻底，究其原因不过是莫须有的“里通外国”而已。当时斯大林还在呢，毛尚且不容。一年前粟裕倒台，也和苏联有关“告洋状”。此时中苏关系紧张，毛又需要把彭打翻在地，正要期待这味猛药。于是“通敌”也就有了证据。　　　　贺龙此举不地道之处就在于，他把彭私下发牢骚（还是听来的）拿到政治局讨论。当然考虑到，二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贺此举也可以理解。而且因为彭德怀倒台，贺龙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成了中央居委第二副主席。由于第一副主席林彪是个药罐子，而且不大爱管事，军委实际主持者就变成了贺龙。正是看中这格局，后来刘少奇就和贺龙多交流交流。非但如此，彭德怀的案子交给贺龙负责，结果案子还没接手，贺龙自己也陷进去了。　　　　和罗瑞卿将军一样，贺龙元帅批彭也不负主要责任。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应该作为新中国王冠上的明珠享有后人尊重。　　　　遗憾的是，三个人全部陷入政治漩涡，而且均结局惨淡。更为遗憾的是，三人之间还相互批判，实在让观者伤神。庐山事件之前一年，彭刚刚因为一系列原因错误批判过粟。现在，林又要因为另一系列原因来批彭。　　　　和彭贺磕磕绊绊的历史关系不一样，彭林关系一直是彼此尊重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彭和林完全是两个风格。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常常能听到他旱雷般的吼声，用兵刚猛长于临机应变。年轻八岁的林彪则是另一个模样，很少说话，善于思考，常常对着对图发呆。　　　　不同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并不影响二人的关系。　　　　井冈山时代，彭亲自带人加入，起点较高，战绩较为辉煌。林从小排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升至军团长，终于和彭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彭一直是林的追赶目标。林身边有个神秘的小本子，专门记录历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和物质缴获。小本子上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名字。历次反围剿中，两人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长征时代，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的红三军团是最具备战斗力的两股力量。　　湘西之战，二人合力拯救中央。　　　　大渡河畔，红军危在旦夕，老蒋洋洋得意的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林彪林彪的迅捷行动让老蒋如意算盘落空。红军刚进入陕北极度虚弱困乏，国军尾随而来，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战斗干净利索。毛兴奋之余写诗赞美。　　　　在决定性的遵义会议上，也是彭林二人联手，共同挺毛。　　　　四渡赤水，林彪对毛泽东的战术不满，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指挥红军。为这事，毛泽东记恨彭德怀几十年，直到庐山还翻旧账。林彪给予澄清，虽然晚了一点。　　　　抗日战争，彭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为一一五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战成名，彭德怀则发动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对待外寇入侵上，此二人最给中共长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和毛的战略意图并不完全相符。平型关一役，让日本人知道了共产党。百团大战更是把当时日军注意力引向共产党。这对当时全力发展壮大的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一点简陋家当搞定整个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魂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物之一。　　　　林彪按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一贯风格，铁青着脸说，彭德怀你不要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之类的话。　　　　内容不严重，后果很严重。　　　　支持彭德怀的主要是军内，黄克诚啊、洪学智啊、邓华等和彭德怀共过事的军人。特别是黄克诚，因为跟彭德怀关系密切，那是一定要完蛋的。邓华洪学智这些战场上的汉子，因为在朝鲜跟彭德怀相处不错，都成了“军事俱乐部小爪牙”。　　　　虽然彭德怀身上有不少缺点，时不时骂人什么的，在军界，资历、威望、战功摆在那里，军人也不好攻击。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威望相当的人来挑头，打开一个缺口，有谁呢，伟大领袖形象是光辉的，不可能干这类事，刘少奇不行、周恩来不行、朱德不干。只能从同样战功赫赫的将帅中寻找了。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和三野的粟裕已经靠边了。按道理说，刘伯承和粟裕比较合适的，毕竟一年前彭德怀刚刚批判过他们。刘少奇鼓励粟裕“说说自己的事”。粟裕以回避了。只能指望林彪。林彪挑头之后，其它低级别的将军才好动手。吴法宪啊、李钟奇啊这些人才敢出头。　　　　一年之前，批判粟裕将军，一开始也是批不下去，直到后来老领导且关系不错的陈毅开批之后才进行较为顺利。此次也是一样，林彪跟彭德怀关系不错，且战功威望相当。由林彪挑头再好不过了。　　
至于效果么，看看一个场景就够了：　　九月三号这天，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　　　　吴法宪猛然抢过发言权：“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的眼光盯他，心向你个胖子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好像那连长是他亲人。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　　　　这时台下又想起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接下来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从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来少有。　　　　林平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道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毛除外）最大权威。　　林所以要批彭，只因为他不得不批彭。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毛要批彭，林就要批彭。毛要挺彭，林就要挺彭。说句公道话，就算林彪是受益人，也是被动的，被绑上战车。这个结论有证据么？有。证据就是，在彭没倒下之前，彭德怀负责日常军委；彭倒下之后，负责军委的是贺龙和罗瑞卿。当然罗瑞卿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　　　　林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向前台。但林还是得利了，因为彭倒下之后，林彪威望又上升了，权力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军内统帅中，能与之争锋之人没有了。在搬下贺龙和罗瑞卿之后，军队快要成为其林家军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为何要批彭？答案是很诡异的，因为刘少奇。　　
　　附：　　　　　　　　好汉钟伟　　　　　　钟伟（），男，湖南平江人。　　原名钟步云，又名钟德泰。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年，均出生在一八九八年。周是三月五号，彭是十月二十四号。彭死在一九七四年，周死于一九七六年。二人均投身中国共产党，一干一辈子。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关系源远流长，红军时代，彭德怀还是红三军团长，周恩来红军总政委，彭的上级。但二人关系并不复杂。周恩来的职位一直比彭德怀高，但管的事比较多交杂，而且不主党。彭德怀一直负责具体军事作战。二人具体事务上有交集，但基本上彼此尊重，也没有利益冲突。概括起来，四个字，有恩无怨。　　　　当年张国焘嚣张之际，毛泽东都没办法，周恩来也没办法。面对茫茫大草原，毛泽东尚且能活动，而周恩来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极为虚弱，连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军也不行。　　　　不仅仅是周恩来，王稼祥也在病中，最高三人组中，有两个不能走，怎么办？　　经过一系列血战，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是所剩不多。此时却要经历长征中死亡行军——穿越大草原。在现代人看来，在大草原上逛一圈似乎是很美的事。川西北大草原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人迹罕至也就罢了，时不时还有死泥潭，掉进去相当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正值夏季，多雨，缺乏粮食，后有追兵，行军极其困难。 　　　　面对周恩来，面对大草原，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曰：“抬 ”。　　　　然而要抬一个病人过草地并不容易，彭德怀找到心上任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吩咐他亲自负责把周恩来和王稼祥抬出草地。肖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过了草地。此时的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不少，受恩不多。彭德怀这份恩情，确实实实在在的。周恩来施与彭德怀的恩情同样实实在在。文革起，北航红卫兵去四川抓彭德怀回北京批斗，周恩来得知后，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这三条保证了彭德怀少挨半年批斗。然而彭德怀的问题终究不是周恩来能罩住的。周恩来最终依然没能保护彭德怀，正如他没能保护其他一批人一样。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二人关系，平时时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　　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被削弱了，虚弱到最后竟然只能管外交。　　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掌权。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一阵子，又被折腾够呛得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庐山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只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只不过他批评很有艺术性，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换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　　　　其实彭德怀虽然是他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的评价：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要追究责任的意图，矛头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政府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有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的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的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此的运动而不倒。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　　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　　
　　　　一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中　　居中而坐的毛泽东依然笑容稳健，侃侃而谈　　周恩来的喜悦也是溢于言表　　旁边的刘少奇庄重端坐　　其他人则是虚心听讲　　灾难正悄悄然而　　
　　　　　　周恩来　　　　也许从周恩来这张斑驳的照片上，能看到一丝当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
庐山会议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庐山事件中，上面分析到军方受益者是林贺罗三人。但他们都不是最大受益者，最大受益者是刘少奇。　　　　这个结论直接拿出来看似荒唐。　　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国防部长本来就是国家主席下级，换一个部长，何来受益之说？咋一看确实是这样，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异样。因为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许多事和现在根本就不一样。　　　　在毛时代，军内势力和行政系统一直争斗，高岗事件和粟裕事件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彭和刘本来就是军内和行政系统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不是指挥风格的差异（如彭德怀和林彪），甚至不是工作摩擦（如彭德怀和贺龙），不是建军理念之差（如彭德怀和刘伯承）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　　　　彭是军人，靠战功一步步走上来的。刘是政治家，靠理论登上高位。自古以来，这两类人就不相容。不仅仅是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也一样。　　　　要化解这种关系很难，要么军人对政治家表示效忠，像粟裕那样把刘少奇看成天然领导，或者像贺龙那样和刘少奇关系暧昧。其它途径只剩下一条，即斗争。　　　　
　　　　找到一张刘少奇和彭德怀的照片　　　　
　　要理清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关系，就要从百团大战说起。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招牌。　　　　前面已经见过，那一战引起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共产党本身而言，最大好处破坏了小日本的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修调拨，鬼子住在碉堡里，需要吃鸡肉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女人了，久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杀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杀；需要防火了，就拉一队人马去烧。　　　　最坏的结果是此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老蒋当时已经退到大西南了，并且不断后退。没想到丢失的西北土地上竟然平白无故多出一百多个团来，加上山东和江南，中共有多少力量？娘希匹，这还了得！　　　　百团大战之前，老蒋是两个拳头跟日本打，一边打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中共。之后变换了策略，一只眼睛盯着中共同时，腾出一只拳头去跟共产党较量，巅峰之作就是皖南事变。　　　　后来毛认为认为代价过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去了北方局。　　　　当时情形跟中央大员下地方差不多。北方局的彭德怀搏一搏罗瑞卿等人给予亲切接待。虽然环境差了一点，端茶递水还是必须的。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刘少奇这一趟“钦差大人”当的还算不错。　　　　然而刘少奇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为了喝口水的，而是在喝完水之后，把北方局的同志们狠批了一把。什么工作不到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一大堆。　　　　如果彭德怀低头认了也就算了。但是他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　　　　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当时的刘少奇还不是接班人，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赫赫战功，他的身份只是代表一下中央和毛主席而已，如何让心高气傲且有点刚愎自用的彭德怀服气？于是双方吵了一架，吵得很凶。　
接下来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数十天的整风运动给彭留下深深的烙印。　　　　延安整风运动，彭德怀挨了批判做检讨，刘少奇地位高升至毛泽东副手。　　　　实事求是讲，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处境艰难，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之定律。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去从政治角度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志敌人不对么？争权都取得了，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站在宏观看，刘少奇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独特之见解，是那个时代稍有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之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治家，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所谓政客，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多方是对的，也是要往死里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　　刘要整彭，理由很多。　　　　高岗事件中，彭德怀就陷了进去，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把他折腾够呛。彭德怀修理粟裕，加深了二人矛盾。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为军内巨头的彭德怀不买刘少奇的账。　　　　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但这个身份相当脆弱——在军队没实力。和平时期也就罢了，新中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作为接班人，没有军方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彭德怀偏偏是军方大佬，偏偏不买刘少奇的账。两人之间唯一一次对路，大概就是八大期间合力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刘少奇的观点上，必须拿下彭德怀，如果有机会的话。　　机会来自庐山。　　　　变身政客的刘少奇，斗争很有创意的。对高岗，整出“里通外国”，高岗彻底完蛋。对付彭德怀又升华了这种创意。　　　　大家都在批判彭，能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如何在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中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说拥有这三个条件之人要搞军事政变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要搞军事政变。　　　　如果问一问，魏延的骨头是啥样？刘主席知道么？肯定不知道。就连最高明的解剖者也没见过何为反骨。让罗贯中复活，他知道啥叫反骨么？不知道。把诸葛亮拉起来问问，反骨是啥样？估计也问不出所以然。魏延自己知道骨头有啥不同么，也难说。　　　　还要问一问，朱可夫党性是什么样。什么又是党性？卫国战争时代的朱可夫和卫国战争之后的朱可夫党性时不时一个党性？　　　　最后再问一问，作风什么样？刘主席肯定也答不上来。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政客的推理能力。　　　　要搞军事政变也得秘密一点吧，搞什么万言书嘛。　　　　在彭德怀这件事上，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决定把政客进行到底。　　　　三年（新中国最为严酷的三年）之后，刘少奇于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在搬出国际背景，灵丹妙药嘛，多吃一吃不嫌多。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都转进彭德怀肚子里了。靠神仙会上那功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来纠左，刘主席自己相信么？如果他相信，干嘛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活说人祸都是彭德怀惹的吧。　　　　“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总之打翻在地，在泼上屎尿。　　　　到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为何在彭德怀问题上变身政客？　　　　就算彭刘二人有历史问题，虽然作为军内大佬的彭德怀不怎么鸟刘少奇，但是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接班人而已，毕竟还没有接班。在没有接班之前就和军内大佬死磕，绝对是不明智的，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么干。刘少奇已经很成熟了，绝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　　　　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刘少奇必须这么干。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再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都要负责。他们团结起来致彭德怀于死地。　　　　不论你是谁，想动我的利益，想要我的命，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按照当时势力，二人放开手对干， 是行政系统支持刘少奇，军内支持彭德怀，鹿死谁手亦未可知。胜负筹码攥在一把手毛泽东手上。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面，罗、贺、林这些人也不会去批彭。　　　　毛泽东为何选择刘少奇？答案是被逼的。　　
毛泽东的选择　　　　现在回过头来勾勒一下会议。　　　　前半段名义上在纠左，说要解决一下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大家会议开的很开心，号称神仙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彭德怀捣乱，后来的一切，包括大饥荒，就不会发生。这里再强调一遍，大饥荒和神仙会或者魔鬼会没关系。　　　　神仙会上，毛泽东强调三面红旗功过之比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肯定大跃进，肯定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神仙会，就是神仙下凡也拯救不了局势。彭德怀写那份信之后，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判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却不是刘少奇，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文革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以及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给点暗示。向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彭德怀是忠于毛泽东的。这点毛泽东清楚。　　　　彭德怀的信也不是冲毛泽东去的。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彭德怀的那些“罪行”均为莫须有。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毛泽东相当于自断一臂。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是非恩怨。毛泽东更清楚。　　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他明白这一切，为啥还要做？　　　　还记得吗？在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所以拿下彭德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另外一个是利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　　　　所谓彭德怀问题，除了二人之间的是非恩怨，还包括彭德怀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是非恩怨前面说过了，不再重提。彭德怀有自己的思想，他参加革命，一个是为了自己不挨饿、不被欺负，然后让天下人不挨饿、不受欺负。当年他看见鬼子很狂，便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别的将帅从军事角度出发不赞成出兵，彭德怀依然出任统帅；庐山事件一样，看见农民开始挨饿、然后死去，便愤而上书。这种独立的个性有助于他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在政治局中就显得过于另类。毛泽东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设思想，就要抹掉不合拍的因子，就像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一样。　　彭德怀显然没有周恩来的政治觉悟。　　　　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拿下。　　　　拿下的方式也有多种，完全可以象粟裕那样晾在一边。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见过十年，十九年到五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建国十年　　　　五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和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在建设，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在搞运动。　　　　所有人都记得这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但是它并非因为庐山事件才特殊。当大家把注意力盯在庐山事件时，却忘了联系此事的前前后后。它的特殊意义在于，这一年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惨痛的后果。这些后果形成一条痛苦的河流，长久的流经中国人心中。所谓庐山会议，不过是那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从五九年开始，以及之后三年，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广袤的大地上，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去。这种非正常，并非发生了瘟疫疾病或者其它，而是缺乏营养。面对这样的情况，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他是毛泽东或者秦皇汉武。　　　　评论历史总是离不开大环境。庐山事件单独拿出来不好说，放在大环境中就容易分析。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基本上一穷二白之上的新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战战兢兢看着世界。就在这战战兢兢中，中国迎来新的机遇。　　　　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很美好，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总体来说有两大项目：战争和建设。　　　　战争一大项目中又有两个项目：内战和外战。　　　　内战又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所谓武斗，就是剿匪。剿匪这一块没有特写，但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任何一场战役。剿匪过程和抗美援朝大概同时进行，前后投入上百万兵力。中央搞定了全国剿匪，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种地、工人可以安心生产。　　　　所谓文斗，以高岗事件和反教条为标志，这些前面已经说了。　　外战也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武斗，抗美援朝，证明世界头号帝国也不过如此。　　　　文斗，便是意思形态宣传，跟赫鲁晓夫的苏共论战，证明老大哥苏联也不过如此。　　　　这是战争方面，在战争这一大项目中，中央头头们还是谨慎的，在毛周彭邓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取得可喜的成果，必须给以肯定。　　　　
　　但是在另一大项目——建设——中，是非曲直就如同那一池苦酒。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太容易了，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定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个方式上去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脑袋指挥政治家身体的时候，灾难不可避免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时，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之时，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　　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之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近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的结果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去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　　　　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大片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　　　　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点说，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传统文化和当时国民素质所决定。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适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穿插、分割、包围这一套都不行，甚至连和谈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　　　　很遗憾，大跃进那时代，理解经济规律之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之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之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国家要不是政策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此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验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你？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紧紧开会搞团结是不够的。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咋回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的，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好吃不干活，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这种官吏古来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完蛋。抗美援朝，也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七七八八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央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导致的饿死人也要但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说没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以毛泽东当时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住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那个官僚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到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袖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越是艰难时候，越是体现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理人民还是有效的。度过眼前危机才是政治家首要任务。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求，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那你们开到的时候。但终究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而无辜的膨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把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所以说，毛泽东要帮助刘少奇整彭德怀。　　　　这就是毛泽东要拿彭德怀解决的问题：制造一个敌人，促使官吏团结，度过难关。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同时解决彭德怀问题，一箭双雕。　　　　毛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国家，彭德怀同志，你就委屈一把，牺牲了吧。不是老战友无情，实在情非得已啊。　　　　所以说凡是要遵守规则，特别是客观规律，即使是伟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也是渺小的。　　　　按古老的说法，这叫天命不可违。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他以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牺牲一个彭德怀，挺一挺，大家加把劲就过去了，没想到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正是他的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三面红旗继续飘扬，饥荒迅速扩大。　　　　更为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经济政策有问题，进而得到有坏人捣乱，有人不称职，有人搞复辟。那就通过政治手段拿下任何敢于捣乱者。从彭德怀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拿下。拿到最后仍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巨人掉进沼泽，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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