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史研究——&副司令高鹏与参谋长黄寿发（下）
副司令高鹏与参谋长黄寿发（续）
说一点后事。文革结束后，高鹏夫人从沈阳来北京空军司令部上访，要给高鹏找个较好的政治结论。不用说当时在空军的一分区干部王建中等人鼎力帮助，就连当时从福州军区司令员刚退下来的杨成武，连邓华也惊动了。他们出面，四处打招呼，说情。最后，高鹏夫人拿到了一个很满意的结论回去了。
除了高鹏和李青川，杨浩其实真正的后台老板，而且是真正有实权、说了算的顶头上司，是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是黄寿发奉杨成武之命一手组建了训练科、并亲自挑选了组成训练科的几个参谋，并且黄寿发还是主管训练科的顶头上司。被黄寿发指挥调遣，应该比高鹏的命令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杨浩从平西挺进报回来，在一分区投笔从戎搞军事训练，虽说最高的拍板人是杨成武司令，但若没有黄寿发参谋长的积极支持，这工作也是没法做的。杨浩经常被高副司令支使，不离高鹏左右，李青川既然在杨司令那里念叨过，当然也会在黄参谋长那里也念叨过。在一分区，黄参谋长实际上是仅次于杨司令的二号人物，调兵遣将的作用甚至大过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黄参谋长自然也不把破格提拔的高副司令放在眼里，但他不会像供给部董永清部长、卫生部张杰部长那样公然蔑视高副司令的地位和权威，他大面上跟高鹏都过得去。见面也是“高副司令”的称呼着，看在一手提拔重用他的杨成武司令的面上，他也不会跟高鹏过不去。但机要科、作战科、侦察情报科这几个要害部门，他是绝不许高副司令去碰一碰的。
高鹏经常支使训练科的参谋杨浩跟他一起出去，使得杨浩不能一心用在训练科的工作上。训练科科长李青川干着急不敢阻拦高副司令，他作为参谋长却有的是办法。最常用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直接给杨浩下命令，要他作什么事；二是干脆把杨浩留在他身边。你高副司令可以调遣杨浩跟你出去，我参谋长为什么不能把杨浩留在身边？
1941年一分区所经历的几次重大反扫荡，包括1941年10月初的梯子沟突围，杨浩实际上是在黄寿发的身边度过的。杨浩跟在黄参谋长身边，李青川也就跟在杨司令的身边，只要一分区处在同鬼子的反扫荡之中，训练科的工作就不得不停止。当时任一分区司令部警卫连指导员的徐信后来回忆：只要看见黄参谋长身边的大个子参谋一来，我和吴炎连长就知道杨司令已经下定了决心，马上又要有行动了……
紧跟在黄参谋长身边，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起儒将杨成武、“大少爷”副司令高鹏，黄参谋长是地道的兵痞做派，性子野、脾气急，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要骂人。杨浩当然没少挨骂。因为黄参谋长文化低，他也对知识分子的干部有个偏见，认为知识分子干部爱表现自己。所以在黄参谋长身边，除非他主动问你，你是绝不能擅自表示自己的意见的，否则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相比起来，杨司令会主动征求身边参谋的意见，高副司令会干脆要你给他拿出主意来。
黄参谋长的直接领导在1942年的2月嘎然停止。
事后杨浩才知道，黄寿发接到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到平西去任新成立的十一分区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不久，改换肖文玖任政治委员），参谋长熊奎。黄寿发在一分区参谋长的职务，由原在平西根据地的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接替。
据说，黄寿发的心里最初是有一番盘算的。他打听到，原属于肖克挺进军的地盘和部队，被分成了三块，分别在平西成立十一军分区、在平北成立十二军分区、在北平东边也就是冀东成立第十三军分区。其中最贫瘠的就是平西根据地，一分区原来被杨司令在1938年初就确定为“物产贫瘠，当地人所产的一年余粮屈指可数，养一个营的部队都很难”。正因为如此，晋察冀军区考虑到这个具体情况，所以在两年前的40年，将冀中最富裕的十分区划归给挺进军，现在又继续留给了十一军分区管辖。目的，就是用十分区的丰富物产支援平西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领导点名要黄寿发去十一分区任司令员，还因为，平西根据地在1939年以前就是属于一分区管辖的地域，一分区的领导干部原本就对这个地区就非常熟悉。所以调黄寿发过去，管理起来熟门熟路而且顺手。即使在工作上万一遇到了什么难处，就近守着个黄寿发很熟悉的一分区，随时可以在财力、军力上帮十一分区的忙。虽然从参谋长升到了司令员，自己终于可以在一块独立的地盘上说了算了，但黄寿发打心眼里还是不大愿意过去。因为平西的十一军分区与一分区相比，财力上、军力上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细算起来，恐怕连一分区的一少半都顶不上。
黄寿发在一分区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从1937年一分区一成立，到眼下的1942年，一分区是他亲眼看着、亲手把持着发展起来的，而且日益壮大，成为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之首。仅一分区下属的部队，1942年初就有1
、3 、6、20、25、34个共六个团，而且大都是战斗力顶呱呱靠得住的主力团。其中除20团是外派来的，其余的五个团都是在狼牙山地区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一分区团”。这几个团，鼎盛时期每个团都有近两千人甚至两千多人，六个团共计一万有余，武器装备更是顶呱呱的。此外，一分区在主力团之外，还有第1、2、3、10、雁北几个地方区队呢。1940年鼎盛的时期，一分区有各种武装力量两万来人。现在42年初，即使不大行了，但一万五千人的队伍还是有的。
涞灵战役三甲村战斗后，八路军干部向日伪俘虏讲解宽大政策。1940年9月摄于河北涞源杨家庄，讲话人是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黄寿发不大爱照相，这是黄寿发留下的仅有的几张影像之一。
尽管当时刚经历了1941年的大扫荡，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粮食困难，供应紧张，但是在杨司令的运筹帷幄之下，一分区供养这一万多人的八路军队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起码比起平西根据地要好得多。
1942年初，在黄寿发的参与策划下，一分区部队也作了适应新形势的调整。几个原来的游击支队升格为团一级的地方区队。涞源支队改称1区队（1944年又改称涞源支队），区队长齐景武、政委张佩信。34团改称2区队（1944年又改称龙华支队），区队长马辉、政委黄连秋、副区队长黄伯峰。易满徐支队改称3区队，区队长曾雍雅，政委李振声（后改为史进前）、副区队长张钦南。还有个徐水县大队组成的10区队（1944年又改称徐定支队），区队长刘柏松、政治委员杨银声、副区队长宋维藩。这四个区队加上一个雁北支队，支队长刘苏、政治委员王纯、副支队长贾靖宇。这也是五个小团级别的部队，每个小团有千来人，打起仗来个顶个也都是毫不含糊的。
再看平西的十一分区，只有7、9两个团，虽说是肖克挺进军时期平西的两个最好的主力团，肖克特地把他们留在了身边，可无法同一分区的那几个主力团相比较。人少，7团（团
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水清、参谋长陆云辉）有一千多人，9团（团长王正川、政治委员刘国梁、参谋长刘光第）大一些，两千多人。这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就更无法跟一分区的主力部队相比较了。还有平西根据地的干部，掰着手指头细算，那些军事干部他熟悉的不少，比如李水清，就是杨成武独立团的老底子，还跟他是一个营的。他黄寿发任杨成武独立团三营长的时候，李水清是三营教导员，邱蔚是副营长。他和邱蔚留在了独立团老团长杨成武的身边，李水清跟着一分区政委邓华到了平西。现在，李水清是平西十一分区七团的团政委。除了李水清，平西的地方干部他黄寿发几乎一个都不熟悉。
因为不大愿意过去，所以黄寿发行动上就迟缓，熊奎都过去很长时间了，可他还是留在一分区，迟迟不动。你看，人家平西的徐德操参谋长都过来了，主动向黄寿发来交接工作，黄寿发还在这里泡着不走。害得晋察冀军区领导一再催促。
徐参谋长先过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徐参谋长原来是挺进军的参谋长，挺进军编制被撤销，挺进军一分为三，黄寿发要接管的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论管辖的部队，也不过两个团，七团和九团。徐德操主动过来介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等在平西。反过来说，徐德操到一分区要接管的，可是一大摊子，光是全晋察冀数得上的主力团，就有一团、三团、二十五团。此外的六团、二十团，也是响当当的老底子。剩下的地方团，当时叫“区队”，一分区还有四个之多。徐德操不过来亲自点验，怎么能行呢？
参谋长的工作交接终有个完。交接完了，再不能在一分区呆下去了，黄寿发不得不走。可他预感到过去之后，平西本地的干部不熟，使用起来不大顺手，想带几个一分区的干部走。他挑了几个干部，挑头的就是曾在平西干过的杨浩。黄寿发这边的招呼已经跟组织科打了，但临拍板决定，杨司令不吱声，李科长不乐意，新上任的参谋长徐德操更是不同意。他要李青川带话给黄寿发，说你带几个政治部的干部他都不管，但司令部这边的干部，没有杨司令的同意，一个也不能带走。李青川特地转达徐德操的话说：到十一分区工作，晋察冀军区调的是你，又不是他们这些一分区干部。你一个人去就是了。我从平西过来，不也是一个人过来的吗？我从平西带过来了一个警卫排，你正好再带回去好了。
黄寿发一听，脸色很难看，说：我还没走，脸已经变了。我到十一分区，是打鬼子去的，我带政治部的干部去干什么？去卖嘴皮子？玩屌去吧？他们能打仗吗？黄寿发当场一摔门走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个人独自坐了一会儿，逐渐冷静了下来。仔细又一思量：他徐德操一个新来的参谋长，在一分区人生地不熟，哪来的那么大的胆子？敢跟我叫板？对了，这小子一定是看到了杨司令的态度，让他徐德操出头阻拦，不许带军事干部走。当年邓华政委要带一分区一个团到平西去，杨司令不放，邓华政委跳着脚吵了半天，最后撕破了老脸，闹到了晋察冀聂司令那里去，这才带走了一个团。我是杨司令的手下，跟邓政委的身份不同，我怎么能敢跟我的老上司跳着脚闹呢？好吧，不带就不带，用平西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我干不好不愿干了我再回来。还回到一分区来。我不信你还能把我赶走？
就这样，黄寿发空着双手，只带了几个警卫人员，还有平西的这个警卫排到平西去了。
这是历史上第一座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当年叫“三壮士塔”，也是和黄寿发的领导分不开的
1942年初的涞易公路，是连接从易县县城到涞源县县城的山区公路。此时已不同于抗战初期的1938、1939、1940那几年，那时鬼子防守得很松，以为在涞易公路上的梁格庄、大龙华、紫荆关、塔崖驿、王安镇设几个据点，每个据点驻扎百来个至多三四百鬼子伪军，就可以将整个一条公路封锁住了。
1942年初的鬼子，吸取了抗战初期那几年涞易公路沿途据点几次失守的经验教训，又经过了1941年最彻底的狼牙山大扫荡，彻底截断了从一分区经过涞易公路到达平西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鬼子沿涞易公路两侧都挖了深沟，公路上布置了伪军维持会招集的老百姓进行巡查。每隔十几丈远就设一个巡查点，修建个席棚，雨雪天躲避，夜晚时歇脚。时不时，附近据点的鬼子伪军出来检查，看你老百姓是不是忠于职守，在岗位上。一看见八路军过公路，老百姓就敲锣大喊，沿公路形成一条活人铸成的烽火台报警，于是，据点的鬼子伪军及时出动。
这就是自1941年以后，一分区八路军每逢鬼子进入狼牙山大扫荡，很难再越过涞易公路到平西根据地去的主要原因。这涞易公路，既是日本鬼子华北派遣军和蒙疆驻屯军的分界线，也是一分区和平西挺进军之间的分界线。鬼子自1941年冈村宁次上台出任华北派遣军司令之后，对一分区八路军采取的重要军事措施。这一招的确管用，一分区与平西挺进军之间的联系，就这样被严密封锁得非常不方便了。
1941年涞易公路封锁线形成之初，一分区所辖的易县支队和涞源支队都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了打击，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乍一看，参加封锁公路的是手拿木棍铜锣的老百姓，很好对付。可你对他们软了，鬼子就说他们私通八路，拿他们全家和全村人连坐处罚，关押毒打，甚至惨遭杀害。害得被日本鬼子和汉奸强迫担任人肉岗哨的老百姓们不得不尽心尽力和八路军作对。这使得过路的八路军十分为难。你八路军对老百姓硬了，即使你为了自身的安全，过路时打死人肉岗哨中的一两个人，这也迫使他们全家、全村人和八路军作对，传出对八路军不好的影响。这害得八路军对老百姓组成的人肉岗哨软也不是、硬也不是，左右为难。很长时间之后，八路军才找到对付的办法。就是由地方村抗日组织说服他们，你守卫涞易公路，我八路军不去碰你，但我八路军要过路的时候，你也要睁一眼闭一眼。否则，八路军一律当铁杆汉奸对待，严惩不贷。
1942年初徐德操从平西到一分区，就是这样在夜间过涞易公路的。但涞易公路确实成为鬼子统治的地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后黄寿发也是这个样子到平西去的。但1940年以前每逢鬼子扫荡，一分区就将妇孺病残大队甚至司令部机关转移到平西山区的办法，现在实行起来越来越难，只能在非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了。
徐德操的来，黄寿发的走，原本都没有声张，一分区都没有开欢迎欢送会，许多过去经常和黄参谋长一起工作的机关干部都不知道。当然平西根据地和十一分区队徐参谋长的出发也是如此，严加保密。他们悄悄的来到一分区，也是悄悄地离开一分区的。怕的是消息一旦走漏，鬼子汉奸会在半路上搞武装截杀。在那个严峻的年月，这种事情屡屡发生。所以一分区司令部多次加强安全教育，严禁单身干部独自出行。但是你尽管在司令部小范围内严加保密，鬼子的情报工作还是无孔不入，摸到了消息。徐德操一来，黄寿发还未走，一分区敌工科已经收到了鬼子方面的情报，说平西挺进军的参谋长一个八路大干部已经到了一分区。情报送到了杨成武那里，杨司令说：“好么，真快，小特务就在咱们不远处守着呢。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们看最后到底是谁能瞒得住谁。”
抗战年间，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严重，八路军和小鬼子两方面都加强了自己的情报工作。鬼子的情报工作无疑也是很出色的，下了很大的工夫和本钱。鬼子在围绕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的易县、满城、保定的几个城市里都设有伪装成民间机构和宗教机构的特务组织。打扮成普通农民、走亲戚的、做小买卖的货郎、跑单帮的山货商人、贩粮食的脚商，频频来到一分区所在的狼牙山抗日根据地。有些鬼子派来搞情报的就是孩子，还是贫苦出身的流浪儿。鬼子给几顿饱饭、几件衣裳、几个小钱就买过去了。八路军敌工干部、侦察员要发现这些特务实在是很难。即使被发现，成年人的日伪特务分子可以被当即处死，挖个坑埋掉。因为对这些特务人员手软不得，他们对你八路军的单身干部、通讯员同样毫不手软，把你杀害。所以他们对自己一旦被捕后的命运是很清楚的，知道是只有死路一条。但对那些当小特务的孩子，就很难办了。他们有些就是战争孤儿，父母在日本侵华的战争中被杀害，他们求生的本能使他们为日本特务机关效力，到根据地来刺探八路军的情报。你即使抓住了他们，杀不得，也放不得，左右为难，只好在自己的部队驻地教育教育，给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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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就是这些人充当日本特务，不断打进狼牙山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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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区八路军的老对手，皇协新中华救国民军保定便衣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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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伪特务散发的这类“小广告”在一分区根据地随处可见
43年左右，蔺柳杞专门在晋察冀日报上写过一篇故事，就是写一个十二三岁的孤儿小特务被我一分区抓住，在政治部养起来的情况。后来这个孩子在村落周围转悠，无意中发现了鬼子方面派来的特务小组。他悄悄利用特务自己带着的手榴弹进行引爆，给特务分子造成杀伤，立了战功，所以报社记者去采访他。
对这些一分区司令部驻地周围潜伏的特务分子的存在，杨司令早有察觉。他知道鬼子早就将我们司令部的所在地摸得一清二楚。鬼子只要一进山扫荡，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分区指挥机关所在地。但对于鬼子的大扫荡，你早转移不行，由于特务分子的尾随和递送情报，鬼子随时可以矫正自己的进攻路线。所以每逢鬼子要进山扫荡，杨司令总是沉着应战，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率领已经精简了的指挥机关突然转移，不让鬼子预先得到转移的情报，从而使鬼子总是比我们要慢一拍，不得不处处扑空。
这次徐参谋长来，使得黄参谋长的走成为必然。有些嘴快的业余参谋——那些后勤老兵已经在四处打听了：“黄参谋长要上哪去？什么时候出发？”
杨司令要作战科的参谋放出风来：“黄参谋长最近去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述职，另有任命。”实际上，兵贵神速，黄寿发在平西护送徐参谋长那个排警卫战士的带领下，已经趁夜悄悄越过涞易公路，到了涞水县十一军分区根据地，就任十一军分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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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张爱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_百度百科
关闭特色百科用户权威合作手机百科?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收藏 查看&张爱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张爱萍，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早年在家乡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建国后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的中央委员等职务。日，张爱萍病逝于北京。
张爱萍张爱萍同志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任学生会副主席。1926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８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罗江口党支部书记、临时县委委员，积极组织学生、群众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赴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委员、副书记。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1929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14军１师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中队长、大队长。在攻打老虎庄、泰州的战斗中，作战勇敢，左臂负伤。
1930年底，张爱萍同志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万（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中央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后备兵源的组织动员工作，创1937年，张爱萍在上海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主编少先队中央总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发表数十篇文章。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9月任红3军团第4师第12团政委。长征中，历任红３军团第４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以及抢占白层渡口、金沙江堵敌、青石嘴痛歼敌骑兵等战役、战斗中，他率部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他刻苦学习骑兵技术和战术，很快成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为配合红军大部队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长城内外的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纵横驰骋，屡建奇功，有效地牵制了敌军。1936年６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上半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８年春，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同年４月1938年，张爱萍在亳州下旬，赴浙江金华进行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队伍。８月中旬赴河南确山，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１９３９年１月，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同年６月，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任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处长，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仅用３个月就建立了包括５县１６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１２月，任新四军第６支队第４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开辟苏皖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１９４０年８月，任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淮海、盐阜地区，接应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３师第９旅旅长，第３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任第３师副师长兼第８旅旅长、政委，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及盐阜地委书记，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他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领导军民粉碎了２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１９４４年９月，任新四军第４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１９４８年底，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渡江战役伊始，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坚持以人民军队为基础，招贤纳士，广罗人才，团结教育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从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舰船张爱萍将军与战士下棋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１９５１年初，张爱萍同志任解放军第７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后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他组织指挥沿海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及潜伏特务，深入海防前线勘察地形，部署修筑工事，有力地加强了浙东地区海防建设。１９５４年８月，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同年９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于１９５５年１月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他到总参谋部任职后，任总参党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负责军事行政、装备、军务等工作。他反对一切照搬外军的做法，主张从我军实际出发进行编制体制建设，注重建章立制工作，主持制订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全军组织、装备八年规划》、《对改变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为我军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张爱萍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部队指战员。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自１９５９年９月，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４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深入全国各地的核工业单位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攻关，并呈报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长年奔波在大漠深处、深山僻壤，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参试部队官兵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１９６４年２月，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建立导弹作战基地及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工作。１９６５年６月，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得到军委批准。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他亲赴全国各地勘察、选址，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６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７５年３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订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
１９７７年３月后，张爱萍同志再次复出，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左)、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他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１９８０年５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同年９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１９８２年９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同年１１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他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加强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他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对“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等信息装备的研制给予极大支持。他倡导“保军转民”工作，为秦山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出访了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军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他积极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张爱萍同志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退居二线后，他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张爱萍的建设，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热心参与开拓老年事业和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出版了诗词、书法、摄影选集。著有《神剑之歌》、《张爱萍军事文选》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张爱萍同志是著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他以诗、书、摄影为武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热情讴歌真善美，无情鞭挞假恶丑。他的大量诗词、书法、摄影作品，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5]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北京观看川北灯戏张爱萍同志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10年1月，张爱萍同志出生于四川省达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入达县中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战争年代，张爱萍同志无论是面对白色恐怖，还是面对艰难困苦，都始终忠贞不渝，信念坚定。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时，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面对敌人疯狂“扫荡”和“铁壁合围”，他坚韧不拔，深入沪杭宁地区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以满腔的赤诚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十年动乱期间，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7年11月，张爱萍同志退居二线后，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特别是晚年病重期间，他还心系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1940年，张爱萍在淮北老韩圩子张爱萍同志能征善战，军政兼优，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张爱萍同志身经百战，参加和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战斗。1930年底，他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参与创建少共国际师，先后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他历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大战老鸦山、保卫遵义城等战役战斗中，率部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英勇战斗，冲锋在前。到达陕北后，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日，他率部转战榆林、靖边、定边、安边地区，屡建奇功，有效牵制了敌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开辟了皖东北、苏皖边区、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12月，他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粉碎了2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1944年9月，他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连续作战，收复失地。解放战争初期，他在指挥部队破击津浦铁路线顽敌的战斗中头部负重伤，赴苏联治疗，1948年他伤愈回国，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渡江战役。1951年初，他组织指挥沿海岛屿的剿匪作战，消灭了国民党军残部及潜伏特务。1955年1月，他组织指挥了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一举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不战而克，解放了浙东沿海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张爱萍同志是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渡江战役伊始，他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不到两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他在总参谋部任职期间，注重建章立制，主持制订了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等重要文件，促进了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张爱萍同志不仅善于军事指挥，也善于开展政治工作，多次担任部队政治委员，创造性地开展宣传工作、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发挥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特有优势。
张爱萍同志尊重科学，勇挑重担，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张爱萍与夫人李又兰在淮北成立后, 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1955年12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自1959年9月，他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具体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他长年奔波在荒漠深山，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部队官兵工作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他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后，向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1966年6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他亲赴全国各地勘选导弹部队驻地和阵地，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3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订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1977年3月他再次复出，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成功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他积极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6]
张爱萍同志品格高尚，公正无私，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张爱萍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坚强的党性。他一贯从党的事业出发，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江泽民同志与张爱萍同志亲切交谈运放在最高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长期担任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始终艰苦朴素，清廉自律，每次下基层调查研究，他总是强调节约，绝不允许铺张浪费，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贯严格要求，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办任何违反原则的事情。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良师益友，与科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多次主动提出辞职让贤，充分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崇高境界。他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模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张爱萍同志还是著名的将军诗人、摄影家、书法家。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创作了少共国际师师歌歌词。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摄影和书法作品，这些作品一如他的人品，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艺术地记录了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及重大活动，对弘扬革命传统、振奋军心士气、陶冶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爱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征程上奋勇前进。我们今天纪念张爱萍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以大局为重，大公无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勇于创新的优良作风。
张爱萍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在长达７８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身处逆境，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无限忠诚，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张爱萍将军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爱憎分明。
张爱萍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他能文能武，军政兼优，博学多识，多才多艺。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坚持求真务实，不务虚名，不尚空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雷厉风行。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识才，敢于用才，勇于护才，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良师益友，与科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热爱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他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张爱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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