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说粟裕：永远的粟裕
【原】七说粟裕：永远的粟裕
一、题外的话。
在笔者开篇《我说粟裕》的起始，就讲过谁的本领最大的争论。其实，网上常有争在军事上谁更强的事情，笔者以为这恰似孩童比争谁的本领大，可爱却无意义。没有相同的条件、环境、对手和时机，无论怎样比都有失公允的风险，因为战绩从来难做唯一的评判标准。
如晋察冀战区，在抗战时期，一直为我军的模范根据地（只是到反攻阶段才被山东罗荣桓超出）。尽管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时期，对傅作义作战建树有限（石家庄战役应有粟军特种纵队的支持，史书不予记载），但华北野战军作为中央军委直属部队的战略作用，却从来被人忽略。尽管有人一直企图将平津战役定格为平津张（家口）战役，以示显华北野战军的地位；尽管有人一直在游说我军为五大野战军，将自己与有序号的四个野战军比肩，似有不比战绩而争地位之嫌。但其统帅聂荣臻在国防科技战线的卓越功勋，是无人能比的，没有他的领导和心血，中国的大国地位很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经济最弱时期得以确立。
再如彭德怀，在红军时期，与林彪一硬一巧相得益彰。但在太行山和西北高原却鲜有突出的战绩。有人说，贫瘠的地域、稀少的人口和有限的兵力，限制了他的帅才的发挥，但他发动百团大战所得不多、贻害严重；对甘、青二马的作战败绩不少（甚至在兰州战役险些“翻船”），赴朝作战暴露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有限（毛泽东的制约束缚了彭的战略眼光的开拓。志愿军赴朝作战前期的战绩，主要靠13兵团与9兵团的较劲比拼。13兵团有长期东北作战的背景，适应朝鲜的地形与气候；有极为优秀的帅才邓华和出名彪悍的将才韩先楚的指挥；属下各军的军长不太在乎友邻的战果，却十分在意9兵团的战绩。9兵团没有在冰天雪地作战的经验，在气候上吃了大亏，但却创造了朝鲜战场上全歼美军成建制团的唯一记录，正因为9兵团在长津湖对美军作战的异常顽强，迫使美军和美国政府重新审定战争策略，放弃从军事上争胜、打到鸭绿江的目标，改变为政治上争强、恢复三八线）。但在全国胜利后，彭德怀强力压制我军、我党出现的骄兵骄将的浮躁，在继续延续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的优良传统方面，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特别是他为农村与农民的“鼓与呼”，成为夯实共和国基础、反对违背经济规律倾向的历史标杆，彭大将军的称号当之无愧。
陈毅在战争年代遭遇的磨难，在元帅中是最为突出的，尽管他军事上不是很在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也不十分突出，但他始终无条件地维护中央的意志是无人可比的（很少有人知道，朱德在七大所做的军事报告，就是陈毅主笔写的）。陈毅辅佐周恩来在共和国外交和统战战线做出的卓绝贡献，特别是几乎被人忘却的他在1964年外国记者招待会的那篇著名讲话，使国人热血沸腾、令美国人终于止步北纬17度线。陈毅在受到红卫兵冲击时说的“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的妇幼皆知的名言，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人们嘲笑江青、张春桥的有力武器。
笔者的题外话，无非是想说，没有人一直弱或是永远强，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会是多面体的，决不能一概而论，当面临不同的际会和选择时，有时会显得黯淡、有时又会大放异彩。
二、说粟裕，绝非不能与他人作比较。
在现实中，往往是人家的强就显得自己的弱。讲粟的超人的军事才干和战功，由此产生羡慕嫉妒恨的大有人在。放眼现今书店里的元帅、大将和上将们的回忆录、文集和传记，在涉及其当事人对所经历战争、战役和战斗的全过程叙述的内容中，有多少关于作战决策和决心、指挥实施的过程和战后得失的总结的具体描述、分析和评判？这些文章大都是在下意识地反映着政治化军人的客观和实际的状况。
笔者是军事史的门外汉，比不得军事科学研究院的那些军史专家们，依一孔之见，我军的战史在写法上似乎是在反映着放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大失我军已经达到的实际军事素养和水准：我的战区只能这样写成简要的作战战果，你的战区也只能按照我的格式套路框定。这样的战史充其量只能赢得自家的自豪和后来者的尊敬，而后来者却难以在其中举一反三，汲取实质性的经验、教训和启迪。
粟裕是学师范的出身，自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经历了20多年的腥风血雨，逐步锤炼成为战功卓著的军事战略家，与林彪和刘伯承相比毫不逊色。林、刘、粟三人各有特点，且不细论三人的军事造诣，仅凭他们作战指挥的特点简言，各自特长也十分鲜明和有个性。林彪曾对四野参谋长刘亚楼谈及自己和粟裕的各自特点，极为独到和准确（在我军内部，多是对上级的称颂和对下级的评价，鲜有对战略区横向进行客观比较的。除林的这次评论外，惟有刘伯承对粟的定性评价和陈毅对粟裕、陈赓等的原则性的评价。大战略区的军事主官对另一战区的实际军事主官进行定性评论的情况，在军内极为罕见。能够见到的较多情况，是就具体战事的相互批评与建议。此外，对战略区所属各纵队特点的评价，仅看到的唯林、粟，有之）。
林彪在红军时期，已经是军内突出的运动战大师（在娄山关战斗中凸现的异常成熟和老到），没有七、八成把握的战斗，林尤如处子一样的慎动、慎战；一旦决定出手，则如脱兔如千钧，一击又快又重又准又狠，陷敌于无可还手和招架之地。攻锦州、攻天津、围歼廖耀湘兵团和实施衡宝战役，仗仗用时之短，是其他野战军所难以企及的。
刘伯承用兵善剥茧抽丝，充分利用当面之敌的内部矛盾和空隙灵巧用兵，借力打力。刘入川应对中央军、川系各派军阀作战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战况，运用军力游刃有余，挥发谋略淋漓尽致。
粟裕将兵善用强、用险和主动创造战机，蒙阴战役和豫东战役之险，苏中战役和济南战役之强，无人能出其右。粟所策划和指挥的那些经典战役，无不是其穷尽手段，指挥我、调动敌而制造出来的战机，以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最为突出。
林、刘、粟尚且如此，何论再与其他战区的领导人比较。因此，将粟裕与我军其他军事领导人作比较，绝不能抹去客观条件和环境进行的抽象比较，那将永远没有实际意义。
三、说粟裕，须在战时的现实背景下进行认识和分析。
网上讲得多的是粟已获取的多少具体战果，但粟是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怎样通过主观努力而具体获取的战绩，却是提及的人有限，战史叙述更为难当。笔者以为，对粟裕，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讲的太少。所谓少，是说真正触摸粟裕军事思想的不多。仅举几个例子为训。
从华东战区的地位来看第二次国共战争的基本形态。抗战胜利后，为避免爆发全国性内战，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议，我军从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以及两广地区北撤。与此同时，双方又都在争取利益最大化而冲突不断，国、共和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到处灭火。蒋介石要戡乱剿匪，共产党要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国、共双方心里均明白大战难免，军事调停只不过是为自己争取战略时间的手段和工具。
华东战区向南是江、淮，毗邻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地区；向东是大海，发展空间有限；向西是津浦线等交通干线密集区；整个地域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发达，黄河又横亘其间。简言之，华东地区是国民党的战略重点，是国民党首要必争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蒋军占绝对优势的形势下，我军在华东无把握据守经营，因而难是我军非保之战略重点。在军委最终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时，在各根据地的领导中，唯有在苏北的黄克诚洞悉了军委战略的真髓。他直接向军委发电建议尽快抢占东北，并争取到了率新四军第三师全装赴东北的认可。应当说，在我军抢进东北地区的所有部队中，只有黄克诚的第三师的行动最为坚决和快速，建制最完整，装备也最齐整（第三师的兵力超过我军赴东北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且黄克诚将其指挥权毫无保留地上交给了林彪。黄克诚与军委在战略认识上的高度一致（是在确认国共双方即将发生全面战争的主战场以及战争主要形式方面的一致，而非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他执意果断北上的行动，显示出他在各根据地的领导中其战略眼光的超群和独到。
笔者妄测，黄克诚坚决北上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那就是力争赴战争的主战场与蒋军作战，南线我军的实力尚不足以与蒋军抗衡，因而不愿意在苏北、在华东被逐渐的军事边缘化。黄克诚预测我党战略经营的重点和重心将在东北，我军的主力也将在东北，因而国共战争的主战场将在东北，其他战区将是我军的侧翼，或是分散蒋军兵力的游击区。这种认识，不仅军委如是，黄克诚也如是。这种认识的基础，就是认定国共第二次战争的基本形式，依然是围剿和反围剿，背靠苏联，至少有退路，无后顾之忧。第三师的前身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在新四军中是一流战斗师，在黄克诚的领导下主动参与和贯彻向北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成长为东北林彪三虎之一的四野有数最强纵队。
站在战争全局看问题的，还有一个地处苏中的粟裕（尽管他率领的新四军第一、第六两个师，却不如第三师的兵力雄厚），但看法与上述认识大相径庭。粟裕认为，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我党我军已获得了多个成熟的根据地，根据地地域广大，且有较为正规的部队（比抗战前的地方军阀势力实力要强，黄桥对顽韩德勤一战，粟已建立对地方军阀作战的必胜信心），因此我军已具备了在多个地区相对独立的与蒋军做长期作战（在战争初期主要是内线作战）的条件和能力。华东战区所处环境比其他战区更为险恶，尚且有可能成为对蒋作战的独立的战区。何况其他战区呢。一味地舍弃内线作战和成熟的根据地，收缩军力作陌生地域的无根基的外线作战，只能是蔽其我军的长处，用其短处与蒋军争锋，宁可损失多个根据地来保障一个尚不能确保的根据地的稳固，实在是得不偿失。
由于粟裕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除华中根据地之外，得不到更高一级党和军队领导人的认可，甚至在当时、在现在仍被批为狭隘的地方主义。粟裕坚持自己的战争理论，将军委向南防御的战略转换成“在南做大”的作战实践，从统帅新四军第一、六师到统帅华中野战军再到统帅华野，将新四军（除三师、五师）和山东八路军留守部队打造成实力与四野比肩，战绩为全军之冠的骠悍之师。
粟与黄由于对国共第二次战争形式认识不同、进而经历成绩也不同，却也折射了粟裕战争初期理论的光芒所在。无论主观意识上你承认与否，国共第二次战争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粟裕的观点和结论是正确的。历史进程的第一个证明，就是苏中战役。
关于苏中战役的意义。苏中战役的经过，粟裕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论述，国民党方面也有全面的检讨。应该客观地说，发生在华中地域的这次作战，国民党达到了自己的政治预期，蒋军攻城掠地，基本履行了蒋介石关于戡乱军事指导的作战目标：在长江北岸地域占领共匪盘踞的城镇、打通交通线；我方也达到了自己的军事预期，粟裕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验证第二次国共战争初期作战的基本形式的理论、最大可能的消灭蒋军有生兵力和触摸美械装备蒋军实力的底线。山野说粟不顾全大局、眼睛只看到那一亩三分地，是地方主义。其实粟裕发动苏中战役，不是没有看到华东局的大局，反而是眼光更为深远。
粟裕对第二次国共战争初期华东战场形势的认识，应当说是独具慧眼的。军委和华东局的命令是外线作战切断津浦线，阻敌北上。粟裕认为，我军现有的实力不足以硬碰硬，正面攻击据点并扼守据点以抗击蒋军的作战方式，不仅不能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反而会陷入敌之作战的预期。粟裕策划苏中战役，是从我军南线作战的整个全局出发的，粟在战前主动提出：敌不攻李（先念），我不攻李（默庵），敌攻李、我必攻敌。这一作战企图，不仅在政治上使我党处于有利地位，而且在军事上使我军找到了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战的积极态势。
在战争初期，为避免内战发动者的口实，我大多数战区信守不开第一枪而取守势，眼睛只盯在根据地当面之敌。粟裕眼睛不仅盯住了当面之敌，且是照顾了我军南线战区的整个形势的背景。蒋军攻击中原李先念部，标志着国共战争全面爆发，我党多数根据地忙着策划如何对付当面蒋军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只有粟裕以进对进，抢先发动了对当面之敌的进攻，而这一进攻一改我军的常态，抢在当面之敌侵入我根据地之前沿部位，抢在李默庵战役展开尚未就位之时。我军敢于抢占先机发动进攻出敌意料，敢在敌之出发之地攫其锐锋出敌意料。粟军耍出一系列的强攻据点、围点打援、遭遇强袭、运动击敌、长途奔袭和弹性防御等多变难测的战法和战术，在战役全局兵力对比极为劣势的情况下，料敌在胸，动在敌前，每每制造出以多打少的战斗局面，出奇制胜，苏中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我军原有的南线作战的作战方向、作战模式和战场选定，确立了我军在整个战争中对蒋作战的军事原则，印证了粟裕关于第二次国共战争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理论，一顶不顾大局的地方主义帽子，难以遮掩住苏中战役和粟裕军事理论思想的光芒。
粟裕关于战争初期的军事理论，时至今日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国共第二次战争的辉煌胜利，在党内也滋长了一种不能正确认识我军实际作战能力的盲目乐观情绪。我军赴朝作战的几次战役的作战指导，由军委到志司，完全没有了我军在国共第二次战争初期的慎战态度，作战指导均以歼灭韩方军一级作战单位和美方师一级作战单位为战役目标，胃口过愈贪大，对美军火力配备实力、空海协同能力以及作战后续能力严重估计不足，形成攻击迅猛、后续乏力，眼看到手的战果往往被美军轻易脱逃的不良循环，美军很快嗅到我军攻击作战空间极限为300公里，时间极限为7天的弱点和规律。战争之后，赴朝作战引发的对现代战争的思考，对防美、苏直接入侵的国土防卫作战原则的思考，皆因国内种种政治因素的变动而时时中断，国防规划和建设难以系统确立并贯彻始终，身处第一线的军事主官，缺少明晰的作战指导原则（1962年对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对苏可能的入侵所仓促制订的防御作战计划，无不是临时抱粟裕的“佛脚”）。1979年粟裕那篇关于战争的著名讲演，首次明确提出在国土防卫作战的初期，应以歼灭敌军整营为最大作战目标的指导思想，其思想精髓至今仍不为过时。
被忽视的宿北战役。在抗战中，原八路军部队在骨子里是看轻新四军战力的（散在八省13地的游击队，难以形成规模战斗的能力），故叶飞部随新四军的军部北进到山东时,也曾遭到山东军区八路军留守部队的慢待。但在国共第二次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山野徘徊于鲁南与苏北之间，打了四、五个消耗仗，失多得少，部队怨气很大，其军事主官和参谋长均有相当的责任，陈毅为人坦荡，勇于承担了某些不应由他承担的责任。为缓解山东战区地位急速下降的被动局面，军委数次考虑将华中野战军与山野合并，组建华东野战军，使山东能够真正履行大战略区的作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山野对此持消极态度。为磨合两军的合并，军委令粟裕北上指挥作战，粟只身赴山野司令部组织了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发生在1946年底，是国共第二次战争初期，华东战区反击蒋军全面进攻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战役。战前，延安的《解放日报》曾有两个评论，一是祝贺华（中）野连续取得11次胜利，二是预测“今后几个月，对于战争双方都是‘最紧张的一段’”。当时，蒋为维持全面进攻的态势，从后方抽五个军到内战前线，其进攻的重点仍然是华东战场（投入了25个整编师68个旅的兵力），为全国各个战场之冠。徐州薛岳集中12个整编师28个旅的机动兵力，分四路向华东进攻。
粟裕慎重选择打击蒋军整69师和整11师主力一路（四路中对我威胁最大的也是最强的一路），并预设了战后我军的多个撤出方向。宿北战役我军隔阻了整11师和整74师（两师均位蒋五大主力之列）、全歼整69师共2.1万人。宿北战役是粟裕在整个战争期间最费心力的三战之一，颇费心力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山野部队、对山野指挥机关陌生；二是对地域的地形、民情陌生；三是对敌战场指挥官陌生，部队对作战对手陌生。粟裕深知宿北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打成消耗战，更不能打输。否则，势必加重山东的被动局面，华中和山东两个野战军的合并将化成幻影。在即不完全知己，又不完全知彼的情况下，粟裕北上山野，犹如林彪北上东北一样，所不同的是，林彪具有绝对权威和“尚天宝剑”，而粟裕只是一个面临成败考验的“考生”。宿北战役打得干净利落，开创了国共第二次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我军一次作战歼敌最多、一次作战全歼一个整编师的两个全新纪录，弥漫山野的消极阴霾为之一扫而光。宿北战役为华东野战军的顺利组合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并确立了粟裕在华东战区实际军事主官的地位，自此华野在国共第二次战争的主战场上，创演了一部部无可比拟的活剧，为最终打败蒋家军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
宿北战役的胜利，同时证明了在有相对战略纵深的地域，即使蒋军占绝对优势兵力，我军也完全有可能依靠内线作战，与蒋军争一短长。自苏中战役到宿北战役，粟裕关于在南线作战的理论和作战实践，最终得到了军委的认可（与其他战区军事主官所不同，粟裕获取大战区的战役指挥权，完全是靠自己出色的战绩在极短的时间内赢得的）。胜利的宿北战役，完成了华东战场由战争初期与蒋军在根据地前部作战的阶段，并与稍后胜利的鲁南战役，共同实现了将战争引向华东战区纵深继续作战的转折。按照粟裕的战争理论预测，随着国共双方交战战场由根据地前部向纵深推移，势必战线更短，双方集中的兵力更多，战役的规模也将更大。在战争新的阶段，粟裕由于手握更多的军力，故在山东获取的战绩更为突出，谱写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我军战史上的光辉卓著的战例。
军事意义被一再贬低、淡化的经典战役。粟裕经营的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战役，各种书籍及网上叙述经过和战果的已经不少，笔者也毋庸费墨赘述，但想说一些套话之外的话。
关于莱芜战役。1947年1月，蒋介石制定 “鲁南会战”，以23个整编师53个旅，采取南北对进，企图与华决战临沂地区（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4个整编师至鲁西南，阻止华野西进或刘伯承东援。南线集团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20个旅分三路向北，企图迫我在临沂地区决战；北线集团李仙洲指挥3个军（整编师，相当于9个旅），由南向北攻击策应南线的作战。面对蒋军的南北夹击，粟裕先后采取诱南线蒋军涉险突出一路、示形南线宽正面决战、西渡运河向刘军靠拢以及放弃首府临沂以及逼敌弃城等战役动作，隐蔽转兵北上攻击北线李仙洲集团，最终取得歼敌5.6万人的胜利。实际上莱芜战役由示形向南决战、向西“逃窜”而实际突击北线，与陈诚、王耀武在是开进还是收缩上大打心理战，以及围三放一、诱敌弃离莱芜城等三个环节组合而成。在国共第二次战争国民党全面进攻阶段，动用如此多的机动兵力对我军特定战区实施全力打击，是前所未有的；粟军在敌环伺的情况下，以临沂一座空城，换取了歼灭蒋军1个绥靖区指挥部、2个军部、7个师共5.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消灭如此多的敌人，在我军所有战区中也是空前的。华野经过莱芜战役，粉碎了蒋军逼迫华野在不利条件下与其决战的计划，蒋军在华东战场整整一个月未敢再出战。
现时讲莱芜战役，更多是拘泥于讲述在田野运动歼敌的战役的最后一个环节，尚不如电影《南征北战》那样，以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用以小见大的角度，比战史讲“莱芜战役”更妥帖地定义和把握战役的全貌。莱芜战役，在蒋军统帅部认为是败得不可思议，检讨整个战役的教训，认为是在北线的李仙洲动作不够坚定造成共军有机可乘（同时认定长驱进攻、分路合击的战术再也不适合山东战场），而南线的战役动作的实际运用则是成功的，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使共军无机可乘，是对付共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军事原则的绝佳战术。既然全面进攻的重心在山东，而蒋军的机动军力又大多在山东及附近地区，凭借优势的军力重点打击山东的共军顺理成章，蒋军统帅部开始制订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企图用新的战术首先清肃山东的共匪。这样，莱芜战役就成为国共第二次战争战争双方的第一个拐点：安全度过战争初期的我军，在敌凭借优势军力深入我根据地纵深的情况下，只要保持自主的机动和兵力，就依然能够坚持内线作战，给敌以毁灭性打击（反围剿的特点是，如被敌攻进纵深，就要另寻地域、另起炉灶）；蒋军则是认识到分散军力、短时间内消灭共匪的时机已然过去，集中军力逐次逐区地清剿共军，依然可能。故而，蒋军集中全国战场上能够集中的最多的机动军力，选定沂蒙地区，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对粟军实施了前所未有规模的进攻。但蒋军前所未有的重点进攻，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在蒋军的对面，横亘着粟裕指挥三战皆捷的华野这一不可逾越的铜墙（由于宿北、鲁西南和莱芜三个战役的连续胜利，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权威得到树立和确认，华野已形成浑然一体的彪悍战斗力）。
关于孟良崮战役。1947年3月下旬，蒋军作为重点进攻在军事上的重中之重，在山东战场上集中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除第二、三绥靖区5个军、2个整编师（相当于17个旅）进行点线据守戒备之外，编为3个机动作战兵团（约17个整编师，相当于37个旅）向我华东战区发起进攻。蒋军第1兵团有7个整编师、1个军共17个旅，其中包括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74师和白崇禧之核心精锐第7军；第2兵团有2个整编师、1个军及1个整编师的残部共7个旅多，其中第5军列蒋军五大主力之位；第3兵团有5个整编师共13个旅，其中整11师列蒋军五大主力之位。4月上旬，蒋军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完全占领了我军鲁南地区，随即稳步推进，企图逼我军在鲁中山区与之决战，进而实现第二步计划，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而粟军指挥参战的部队只有9个步兵纵队及1个特纵（仅2个炮团）。应当说，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主战场山东，蒋军倾尽了关内当家的所有主力，粟裕也动用了华野的全部老本。
现有主流战史说孟良崮战役，避开了战役的大背景和全过程，只是淡化为所谓粟军4个纵队围歼敌整74师、阻击敌2个整编师（或说被敌10个整编师反包围）的简单的叙述。战争的现实是，在鲁中山区的狭窄地域，除了前期作战中华野的佯动腾挪不去说之外，后期作战华野5个纵队围歼敌整74师（其中1、6、8纵均以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兵力担任阻援敌整25、83师的任务）、4个纵队阻援敌之其他14个整编师的惨烈之战（稍有不慎，华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和可能）。能令我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在一年之后，依然认为没有想到的战役及战役成果，绝非会是泛泛之战。此次战役,面对敌军宽正面集群攻击的前所未有的不利战局，完全推翻了我军攻歼侧翼之敌或较弱之敌的传统战法，在极为狭隘的地域，面对敌3个主力兵团（约17个整编师）密集并进的态势，粟裕冷静的持重待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能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机动位置，惊世骇俗地选择了以强克强、中央突破的作战方针，集中全力打击了敌三个兵团中兵力最多、实力最强的第一兵团（相当于8个整编师），而第一兵团中遭到粟军围歼的是该兵团最强中坚整74师，这无疑是强撬虎嘴拔虎牙（虽说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不能妥帖反映该战役的诡异凶险，但却客观地烘托了粟军傲视群雄的无畏气概）。笔者以为，此次作战单单以歼灭敌整74师的地点命名，过于狭隘了，还是用军委当年的名称蒙阴战役更为妥贴些。
战史讲孟良崮战役，进行深入分析的不多。说此次作战，再次充分印证了粟裕关于在根据地纵深地域与蒋军作战的战争基本形态和特点的预测和论述：“势必战线更短，双方集中的兵力更多，战役的规模也将更大”算是认真的了（国民党军的战史在评述这一战役时说：共军“在我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我七十四师，此诚一般始料所不及，亦造成奇袭之基本原因”）。对该战役在军事理论层面的论证，是军事史专家的任务。笔者非军事评论员，无意义做更多、更细的论述和分析，但对战役本身还是有几句感言要说的。常见说蒋军有五大主力等全美械重装的部队，经过对日作战熏陶（包括赴印、缅和入滇作战）及美军全训，战斗力非同寻常。笔者认为，蒋军五大主力尽管比其他部队强，但也是有弱点的：获得美械装备却没有完全形成应有的战斗力，丛（山）林作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平原作战也有战斗条列予以支撑，但灵活运用却差强人意。张灵甫甩开补给线、丢弃重装，将兵力部署在不能施展其火力优势的死地，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友邻的及时跟进上，与当年失街亭的马谡很是相似，说明张灵甫的军事素养值得商榷。也许张灵甫认为，即使犯一些兵家大忌甚至连续犯多个低级的错误，就共军的素养而言也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也无能力抓住，或是也无胆量予以反击。将整74师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后续部队跟进不力、甚至整83师李天霞救援不力上，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张灵甫次次的失误，均被粟裕及时抓住，且放胆开打，环顾军中，有谁能有如此超常的智慧、能力和气魄！在蒋军虎狼之师环伺围攻中，对整74师勇猛一击，对华野来说也是生死攸关之仗，主攻集团的纵队首长抱怨部队伤亡过大的大有人在，但陈毅深知华野没有战役预备队，而战役本身又关乎华野全军的生死存亡，他洞悉全局利害而全力保障粟裕的决心不被动摇（任一纵队的动摇势必遭致华野的满盘皆输），陈毅坚定而又实际的支持，是战役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和条件，却是后来人认识非常不够的事实。联想到我军目前的装备是历史上最为优良的，但如何形成战斗力与强敌一战，还是有须重视改进的余地，花拳绣腿般的军演，打弱小之敌不成问题，怎样发挥我军的特长与其他强国一战值得研究。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是一种认真的思考，其揭示的极为现实的军事战略方面的意义，也许也是超乎作者本意和认识的，但后继者开展深入和扩展研究的，能有几人？
关于豫东之战和淮海战役。自刘华清、张震的《关于豫东之战》，才有了逐步用豫东之战替代原有干瘪的开封战役、睢杞战役的健康的研究趋势，另外还有淮海战役等经典战役（因笔者已有专文，不再着墨），无不因军事史的专家们的“懒惰”，被删减为简介般没有血肉的结果。对粟裕军事理论和国共第二次战争历史的忽视，来源于现实的束缚，对现时的屈让，必将遭致未来的笑话（曾与王湘穗合写过《超限战》的乔良，在讲解放战争的历史时，已然缺少了《超限战》时的锋芒）。
四、永远的粟裕。
在国共第二次战争的整个时期和各个阶段，粟裕均有精辟的指导理论和经典的战役实践，是研究这场战争的最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是认真研究者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历史现实。由于各种原因，避开粟裕是主流战史的心安理得的自然选择，但书写历史的史官就失去了史官理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历史不能重来。如果粟裕在城南庄接受军委的任命，或是不去发挥主观努力加速国共第二次战争的战争进程；如果粟裕不顾及潮汐影响，听军委招呼超越条件提前渡江；如果粟裕在渡江后不贪兜缴蒋军近6个军的战果，而派具有光荣传统的纵队去占领空城南京（现实是委派刚投诚过来、整编为解放军35军的吴化文进占的南京）；如果粟裕推托不去劝解并陪同饶漱石入京；如果粟裕在军委总部工作期间少一点秉公办事，多照顾一些首长意志和山头影响；如果粟裕早一点知道中央政治的现实（委婉说就是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粟裕就不会被打倒的如此之快和翻案的如此之难。客观地讲，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人的战例可以与粟裕比肩；刻意地贬损和忽视，只能昭揭其无奈和可笑。粟裕就是粟裕，他永远是我军光荣灿烂的历史上的一面光辉灿烂的旗帜。
五、笔者的结束语。
说粟裕，作为一个话题，有始就会有终。笔者写的“我说粟裕”，起于“从林粟对比谈起”，之后写就“关于苏中战役”、“泣鬼神惊天地的豫东之战”、“浅议粟裕的骄傲”、“粟裕之案翻不得”、“从挺进大别山到豫东之战”、“换个角度看淮海战役”，再加上本文“永远的粟裕”，共计八篇。九为大、为满，不能续写了，不是已无话可说，而是要留有余地。所以写“我说粟裕”这一系列文章，基于过去零散的认识，但最终引发情思、促使其“不吐不快”的，是看了《粟裕传》（第一版）。可以说，《粟裕传》的作者们，比较完整的促动我改变了对历史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我认识历史的方式，我十分感谢他们。今后，我还会写一些其他方面内容的关于历史或人物的博文，或许与“我说粟裕”形式类似，也采取专题系列的样式。可预见的是，今后所写的专题，受众面必将更窄，但文为自娱，有缘人能够看到，甚至提出批评，那将不胜感激。
发表评论：
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