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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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历史中，皇帝无疑是给予历史进程影响最多的人。时势造就英雄，而皇帝个人的政治作为、性情禀赋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历史的面貌。本文试结合唐代近 300 年的历史变迁，对活动于这一时代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唐朝皇帝，做简明扼要的评价。
李渊（ 566 ～ 635 ） 7 岁就继承了祖父李虎的爵位，受封唐国公。因姨母是隋文帝独孤皇后，为皇室姻戚，因此李渊的仕途颇为顺利，政治上深得隋廷信任。大业末年，因征辽徭役繁重而民生凋敝，最终导致反隋起义，时山东有李密、杜伏威，河北有窦建德、刘黑闼，河南有王世充，西北有薛举，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中。贵族阶层也秘密聚合，寻求出路。
李渊开始在山西招兵买马，仅 10 天即募兵万人，并建大将军府，置三军，派遣其子建成、世民、元吉分控河东、河南等地，同时秘结突厥率兵相应，随后麾师三万，西下关中，扫平隋朝沿途守将，占领长安。而此时阻绝江都（今扬州）的炀帝已被侍从杀害，继立的傀儡恭帝被迫让位于李渊。公元 618 年，李渊即帝位（庙号高祖），改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
然而，李唐得天下不久，宫廷内部即为王位继承而生祸端， 626 年，李渊次子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长兄建成和弟弟元吉，李渊被迫退位，九年后于抑郁中死去。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李渊形象为史臣歪曲最多。事实上，李渊绝非平庸之辈，起兵太原时他虽年逾半百，但以超人胆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群雄逐鹿中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一点只在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较详细的记录。总之，作为奠定唐朝 300 年基业的开国之主，李渊在武德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各项军国制度建设，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太宗李世民
太宗李世民（ 598 ～ 649 ），是唐朝第二代皇帝。李渊起兵时，年仅 21 岁的李世民随父南征北战，先后参与平定薛举、刘武周、宋金刚势力，铲除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武装等战役，颇有战功，被封为“天策上将”。而唐太宗政治生涯最可称道的方面，还在于他是儒家理想“君道”的完美践行者。太宗为秦王时即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优崇学士，这些“智囊”成为日后贞观政坛的骨干。由于亲身经历了隋朝迅速土崩瓦解的过程，太宗继位后每以隋为鉴，身居王位却如履薄冰，他励精图治，从谏如流，朝中人才荟萃，善谋划决断如房玄龄、杜如晦，坦率直谏如魏徵，都深得信任。贞观年间，太宗完善了宰相议事制度，推行均田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昌盛，“贞观之治”被后人传为佳话。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强大，几乎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李渊都向突厥称臣纳贡。武德九年（ 626 ），突厥以唐天下甫定，国基未固，联兵 20 万大举南侵，直逼长安渭滨。太宗亲临渭桥，说服了颉利可汗。此后，唐对突厥采取开明政策，最终使颉利可汗入朝归附。唐太宗还与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联姻，扩大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被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
当然，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手足相残，为其一生无法洗刷之罪名。此外，他晚年三次兴兵征辽，无功而返，国力损耗，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开拓万里疆域
李治（ 628 ～ 683 ）是太宗第九子，其母为长孙皇后，舅父为唐初元勋长孙无忌。或许得益于母系一方势力，并非嫡长子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六年后即帝位，年仅 22 岁。贞观之后，唐代社会安定，治世局面得以保持和发展，因此高宗格外重视文教，他创立了皇帝亲自策试的“制举”，重视史书编纂，传世廿四吏中《隋书》、《南史》、《北史》都在高宗朝最终完成。外，高宗诗文书法均有令誉，他为功臣李勣亲笔书写的碑文至今仍藏昭陵。
与父祖相比，高宗没有经历戎马生涯，但他仍积极经略边疆，此时唐境“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东部虽不及西汉最盛之时，但南北和西疆都有过之，为唐朝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
在内政方面，高宗在永徽六年（ 656 ）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不久高宗患眼疾难于理政，武后遂掌握了实权。高宗李治实际在位 34 年，于弘道元年（ 683 年）去世，葬于乾陵。他的声威功业虽不及父祖显赫，但也绝非懦弱、碌碌无为之辈，只是受到外戚、皇后多种势力掣肘，特别是旧史家多谴责他纵容武后专权，因此高宗留给后人更多优柔寡断和平庸的印象。
“娥眉不肯让人”
武曌（ 624 ～ 705 ），并州文水人（今属山西），乳名媚娘，“则天大圣皇后”是其谥号。其父武士本为木材商人，隋末从军，后随李渊起兵，位至唐工部尚书。媚娘母杨氏为隋皇室远亲，笃信佛教。史称媚娘自幼涉猎文史，聪慧美姿仪，因此 14 岁就被选为太宗“才人”。太宗死后，她按惯例出家为尼，被早就钟情于她的李治召回宫并拜为“昭仪”。武昭仪入宫后，施计迫使高宗废掉王皇后、萧嫔妃，立自己为则天皇后。她垂拱听政，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死后，她先后废掉两子──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独自把持朝政，后改国号为周，自加尊号为“武周圣神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武曌虽非李氏血统，但她是唐朝特定时期的特殊君主，武周政治也因女性称帝而独具特点。由于武曌篡唐为周，特别是以女子称帝的做法激起了朝野强烈不满，因此她大量任用怀有政治野心的中下层官吏如酷吏来俊臣等，打击政敌，对李氏诸王、旧相、功臣大行杀戮，稳固统治。此外，她还推行殿试、武举等考试制度，积极网罗才俊，强化自己的统治。尽管武则天时期宫廷内外纷争扰攘，但社会经济还在向前发展，唐朝人口从 380 万户增加到 600 多万户。武周朝廷也受到边疆危机困扰，为统辖西域，武曌在天山以北地区另设北庭都护府，统辖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原唐安西四镇时为吐蕃占领，武曌命大将王孝杰等收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东北方面还平定了契丹首领李尽忠的叛乱。
武曌在位 21 年，暮年接受臣僚建议将儿子李显复立为太子。而此时为她纵容扶植的武家势力以及男宠张氏兄弟已羽翼丰满，宰相张柬之被迫发动兵变，以剪除武、张势力，逼迫武曌退位，武周时代宣告结束。 705 年，武则天以 83 岁高龄去世，与高宗合葬于乾陵。今陕西省乾县巍巍梁山，仍矗立着武则天的无字墓碑，她自己及子孙都没有留下任何对她功业的评价。
然而，在继高、武之后即位的中宗、睿宗身上，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难得一见。中宗李显（ 656 ～ 710 ）即位仅两个月就被母亲武曌所废。直到 705 年武曌让位，前后在位 6 年，而此间皇权还为皇后韦氏及家族控制。中宗将河源九曲割让给吐蕃为牧场，为日后唐蕃关系恶化埋下了隐患。睿宗李旦（ 662 ～ 716 ）也被两次废立，实际在位仅 2 年。这个时期还发生武曌之女太平公主谋乱被剿灭一事。总之，中宗和睿宗一直在宫廷纷争的漩涡中挣扎，是唐初诸帝中命运多舛的平庸之主。
从大治到大乱
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 685 ～ 762 ）是睿宗第三子，七岁时因怒斥阻挠其仪仗马队上朝的武则天心腹、金吾将军武懿宗而得到祖母武曌的宠爱。中宗死后，韦后与心腹韦温等人密谋除掉睿宗，隆基于是联合姑母大平公主率先发动兵变，杀韦后及死党，拥立其父李旦（睿宗）即位。不久，睿宗退位给李隆基，是为唐玄宗。
玄宗在位 44 年，政治生涯漫长而坎坷。开元前期他锐意图治，以“贤臣当国”，先后重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相，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俨然有太宗之风，并在政治、经济、财政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严格地方官吏选拔和考课制度，倡行节俭，减轻赋役，宽简刑狱，沙汰僧尼，出现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局面，开元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治世典范。
然而，中年以后玄宗始懈怠政务，在朝臣选拔上他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之流。特别是杨贵妃得宠后，杨家势力炙手可热，兄弟杨国忠操控朝政。公元 755 年，拥有九大军区、九万多兵马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势力膨胀，在幽州举兵，“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累积多年的藩镇权力过重的危机终于爆发。虽然唐朝用 8 年时间平定了内乱，但吐蕃政权趁唐陇右边防军内撤平乱，占领了今甘肃、宁夏大部分地区，唐朝疆域急遽萎缩，西北边防衅端不绝，藩镇失驭，民族关系恶化，开元治世已成昨日黄花。
大乱之后的振兴之主
从肃宗到代宗、德宗
肃宗李亨（ 711 ～ 762 ），是玄宗第三子，但据说他外貌酷似太宗，“英姿颖发，仪表非常”。天宝末年，安史叛军逼近长安，唐将哥舒翰部队失守潼关，玄宗仓皇逃往四川。 46 岁的李亨于危难之际在朔方节度使所地灵武（今属宁夏）即位，指挥郭子仪军队，并向回纥、南蛮、大食借援兵 20 万，先后收复了两京失地。肃宗在位 6 年，堪称重整河山之君。
代宗李豫（ 727 ～ 779 ），是肃宗长子；玄宗有孙儿百余，李豫为嫡长，因此最受钟爱。安史乱发，李豫跟从肃宗至灵武参战，为天下兵马元帅，与郭子仪等率唐军与回纥援军先后攻克长安、洛阳，建立赫赫功勋。代宗朝大乱甫平，百姓朝廷俱凋敝匮乏，处境危殆。代宗先后任用财臣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财政，改革漕运，增加盐利，为德宗日后进行税制改革准备了条件。代宗在位 18 年，是从动乱中将唐朝引向改革振兴之路的有为君主。当然，代宗时期许多弊政也显露端倪，如藩镇割据局面并未改变并有固化之势，吐蕃频繁进扰关中，甚至一度攻入长安，此后关中常处于吐蕃威胁中。此外，兵柄长期为宦官控制，为日后宦官进一步染指朝政留下隐患。官僚间不同派系的党争也在此时蔓延开来。唐德宗李适（ 742 ～ 805 ）为代宗李豫长子，青年时曾参加讨伐安史叛军，为天下兵马元帅，以功勋拜尚书令。德宗即位后厉行节俭，抑宦官，罢土贡，政坛气象为之一新。建中元年（ 780 ），适应中唐以后贫富悬殊、土地过于集中的局面，废除租庸调及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两税法，在古代赋税制度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唐朝国库也因此充盈。德宗亦积极治理藩镇割据痼疾，但未能建功，还引发了朱滔等人的叛乱，被迫两次离京避难，终未遏止藩镇势力日炽之局。
力挽颓局之君
顺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
顺宗李诵（ 761 ～ 806 ）为德宗长子，永贞元年（ 805 年）即位。顺宗政治的最大特点仍在于积极改革，他任用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进行了“永贞革新”，贬贪官，废宫市，罢盐铁与地方进奉，并试图收回宦官兵权等，但顺宗不久即中风，被迫退位，改革派人士被贬，史称“八司马事件”。不久顺宗也在宦官与节度使韦皋等人逼迫下“内禅”，传位长子李纯。
宪宗李纯（ 778 ～ 820 ）是唐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心仪贞观、开元之政，因此大力改革积弊，精简官员，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卖奴婢。在边镇广开军屯，每年节省军费数十万缗。特别是将各地赋税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项，减轻了人民负担。在打击藩镇方面，宪宗先后平定了四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琦、魏博田兴、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等，气焰嚣张的藩镇势力暂时得到削弱，宪宗也被后人誉为“中兴之主”。然而宪宗晚年耽于神仙之术，又纵容宦官，结果为宦官陈弘志等人谋杀，年仅 43 岁。
（穆宗李恒（ 795 ～ 824 ），在位 4 年，他荒于朝政，奢侈放纵， 30 岁即服长生药而死。此间宦官与朝官纷争不断，藩镇再叛，直到唐亡朝廷再未收回河北三镇，“中兴”之局丧失殆尽。敬宗李湛（ 809 ～ 827 ），穆宗长子，在位 3 年，嬉戏淫乐而已， 18 岁夭亡。）
文宗李昂（ 809 ～ 841 ），穆宗次子， 19 岁为宦官拥立，在位 14 年，是唐后期较有作为的皇帝。李昂即位后恭勤节俭，出宫女，汰冗官。他还试图利用朝官剪除宦官，但计划泄漏，大和九年（ 835 年）发生“甘露之变”，结果为宦官软禁。五年后文宗忧郁成疾而亡，终年 33 岁。文宗博览群书，擅文词，特别崇尚儒家经典，曾花费七年时间，刻成规模宏大包括《周易》、《尚书》等 12 部经典的《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在保存和传播儒家经典方面贡献甚巨。
武宗李炎（ 814 ～ 846 ），为穆宗李恒第五子、文宗之弟。自宪宗以后，朝臣党争激烈，此时更有牛僧孺、李德裕两党互相倾轧。武宗即位后较倚重李党，对宦官亦加以抑止，内廷一度平静。武宗业绩在于平定藩镇和抑制佛教势力恶性膨胀。他出兵讨平泽潞（今属山西）；鉴于寺院广占社会资源，逃避课役，武宗大举废佛，除在长安、洛阳及诸道保留少数寺院外，共拆毁大小寺院 4 万余所，还俗僧尼 26 万，没收寺院田产数千万顷。但武宗晚年迷信术士，滥服丹药，躁急成疾，年仅 33 岁去世。
宣宗李忱（ 810 ～ 859 ），是宪宗第 13 子、穆宗之弟、武宗叔父。李忱登基后，唐朝已江河日下，藩镇割据和党争及朝政腐败加剧了社会危机。宣宗贬谪李党领袖，一时肃清党争。勤俭为政，体恤民情。因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经济稍显繁荣，晚唐再现短暂“中兴”，河湟等十余州包括丝路重镇敦煌回到唐朝怀抱。宣宗在位 13 年，是晚唐皇帝中难得的有为之君，被誉为“小太宗”。
夕阳残照里的末世君主
懿、僖、昭、哀四帝
懿宗李漼（ 833 ～ 873 ），是宣宗长子，即位后奢侈无度，懈怠朝政，政治腐败，将宣宗中兴成果消损殆尽。懿宗崇佛，咸通末年曾举行规模盛大迎佛骨活动，今陕西法门寺地宫藏有佛舍利及珍贵皇家供奉金银器物，足见其时佛教之盛。此时唐社会矛盾已极端尖锐，浙东有裘甫起义，桂林有庞勋起义。僖宗李儇（ 862 ～ 888 ）， 15 岁时由宦官拥立，政事也尽委宦官，唯玩乐荒淫。乾符年间，黄巢起义，广明元年（ 880 ）占领长安，僖宗仓皇入蜀，唐朝遭受沉重打击。昭宗李晔（ 867 ～ 904 ）即位后，唐朝政局已经失控，藩镇朱温逐渐控制了朝廷，先后诛杀宦官、大臣，最后杀害昭宗。昭宗虽在帝位 16 年，实为藩镇控制之傀儡皇帝。哀帝李柷（ 892 ～ 908 ），是唐最后一位皇帝，在位 3 年，朱温建立“后梁”，哀帝被废，年仅 17 岁去世。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作者：郑海峰；来源：《天津日报》
康熙帝及其时代
有清一代，康熙帝以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引导大清帝国摆脱明清之际的混乱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安定，为持续时间长达 130 余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后世史家谓康熙帝一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评价可谓公允。即使今天我们反观康熙帝及其时代，也仍能为其杰出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并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规范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清朝政府一入关即面临着两个重大使命：一是在军事上必须迅速肃清各地的抗清势力，实现对全国的统治；二是用何种意识形态整合思想，维系人心，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关于前者，清朝素有崇尚勇武之传统，因而镇压各地抗清力量的战争总的说来进展顺利。关于后者，在顺治和康熙初年的中央政权内部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分歧与矛盾。是继续重骑射、尚勇武，还是以文教治天下？是维护满族的多种信仰，还是隆师重儒、独尊儒术？是让满洲贵族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还是重用经术人才、礼遇汉族官僚士人？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即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清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顺治帝在其遗诏中开篇即责备自己：“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康熙初著名理学家熊赐履上疏皇帝，痛陈当前“学校极其废弛，文教因之日衰”，“惑世诬民，充塞仁义，斯道之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经义斋集》卷一，《应诏万言疏》）。由此可见，清初朝廷内部两种文化观念之斗争是多么激烈。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圆满解决，满汉民族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缓和，清朝政权也就不能真正巩固。
自幼即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的康熙帝即位以后，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官僚的推动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儒学的学习中，“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 1 册第 80 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他说：“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制序言，牟之简首。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康熙起居注》第 1 册第 339 － 340 页）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意味着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政权，在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因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传统，从而具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政治伦理的儒学化，使这个政权第一次具有了系统而明确的理论指导，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的演变方向，为清朝社会进入协调、稳定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当时，不少汉族官僚为这一新的政治动向而欢欣鼓舞，并预感到中国社会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状态。
在皇帝潜心儒学、清廷将儒学作为治国之具的推动下，满族贵族和民众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家学说的热潮，满汉文化开始了较深层次的全面融合。与此同时，清廷政策开始全方位调整，一些长期实行的落后政策得到纠正，汉族官僚在朝廷的地位明显上升。清朝通过编纂书籍，兴建学校，举行博学鸿词等措施，进一步改善汉族知识分子的待遇。随之而来，汉族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对清廷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最典型的事例是，许多过去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此时纷纷转变态度，投身清廷。史称：“康熙丁巳、戊戌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真正出现了“一队夷齐下首阳”的新景象。遗民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获得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清初一度尖锐的民族矛盾不再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稳定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以皇权专制为官僚政体的核心
康熙帝亲政以前，清朝政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皇帝和臣僚之间的权力界限不确定。如果根据入关前努尔哈赤制定的“家法祖制”，清朝的政体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带有共和色彩的贵族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主要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不但是清朝最高决策核心，而且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废立君主的权力，即人君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4 ，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然而，作为君主的皇帝当然不能心甘情愿地受制于议政诸王。于是，皇帝和贵族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进而严重影响到清朝政治的稳定。因此，如何从政治制度与统治思想的角度，划定君臣之间的权力界限，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权威的政治体制，一直困扰着清初统治集团。
康熙帝亲政以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 275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 284 ，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逐渐成为清朝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法”。乾隆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十朝东华录》乾隆朝卷 28 ）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在康熙朝被正式确立以后，持续两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方被废除。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有清一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早在入关前，一些投清（后金）汉官就提出纂修《会典》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康熙时，纂修《会典》的目的，是要以成文的方式规定清朝官僚政治的基本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并从行政法的角度确定其合理性、合法性。《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凡 162 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务于专制皇权，是实现皇帝个人独裁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对防止贵族滥用权力、改善官风、规范政治运行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由乱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大力加强官僚政治建设，显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以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职志
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清代国家的统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风雨同舟，共求发展，也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富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而这一伟大历史成就之基础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的爆发揭开了清代国家统一战争的序幕。在此后近五十年中，为了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康熙帝付出了大量心血。康熙二十年，清军经过八年艰苦奋战，平定了主要由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巩固了自己对内地的统治；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和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此后，康熙帝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并坚决回击了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康熙帝高度重视对西北边疆的经营。为了剪除准噶尔分裂势力，他三次亲征，“不避寒暑艰辛，亲莅穷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终于迫使分裂头目噶尔丹“仰药授首”，其亲信也相继乞降（《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和西藏的管理也较过去大为加强，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从康熙帝开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 180 ，康熙 36 年 2 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这一方针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特别是上层贵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 151 ，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康熙朝的统一事业，为乾隆中叶清朝最后完成国家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时期，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健全，国家统一的推进，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引向繁荣。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清圣祖实录》卷 300 ，跋）。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走向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隐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最高统治权力的继承；三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康熙帝都深有觉察，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然而未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国家的命运和领袖人物个人的命运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局限往往会变成时代的局限。到康熙帝晚年，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所幸的是，他的继承者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最终引导清朝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唯一可惜者是在如何妥善对付西方殖民侵略问题上，雍乾二帝基本沿袭康熙帝遗留下来的闭关政策，从而为 19 世纪中后期中外形势的巨变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作者：高翔；来源：《光明日报》
汉武帝爱打小报告——细数中国古代那些反腐的皇帝们
汉武帝：鼓励基层越级打“小报告”
正是因为“言事变”制度，使得刘彻成为鼓励群众百姓打“小报告”的皇帝中的“第一人”。
作为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时期”的汉武帝刘彻，其身上带了太多的光环，他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伟大事业，在反贪腐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自然也不奇怪，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在汉代，主抓监察工作的御史大夫备受重视，甚至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级别，位列“三公”（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
但是，汉代皇帝们却发现，御史大夫的高位并没有给国家的监察工作带来多少益处，甚至，这种高位使得这些监察官员们高居庙堂之上，不能很好地深入基层了解地方实情。
在此背景下，刘彻借鉴了他爷爷汉文帝刘恒的工作方法，时不时地临时调派身边的亲信到基层核查走访，并将此行为称为“刺”。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刘彻在元封五年（即公元前 106 年）正式宣布设立“刺史”这一职位。“刺史”制度也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上第一次因为专门反腐而设立的制度。
当时，刘彻将全国分成了 13 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官员，中央的主管官员叫司隶校尉，派到地方的叫刺史。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任的，并不是临时的，甚至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常设办公地点。
此外，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也曾专门下诏书建立“言事变”制度，明令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权，当然，攻击皇帝的言论除外。
“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的官员、民间人士乃至平头百姓越级上书、诣阙言事，在向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建议的同时，踊跃检举揭发作奸犯科的不良官员。
正是因为“言事变”制度，使得刘彻成为鼓励群众百姓打“小报告”的皇帝中的“第一人”。
隋文帝：“钓鱼执法”抓贪官
在隋文帝坚持高调反腐的一生中，最令他引以为傲的就是破天荒地发明了“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
同样是头顶巨大荣誉光环的帝王，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较为贤明开化的君王，经过他前期的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内出现了难得的富庶和安定局面，所有这些，与杨坚铁面肃贪的措施不无关系。
他积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隋书》中有记载，杨坚曾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
隋文帝在任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罢免河北 52 州贪官污吏 200 人的记录，导致了河北官场“整体沦陷”的局面。
在隋文帝坚持高调反腐的一生中，最令他引以为傲的就是破天荒地发明了“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
隋文帝在任期间，曾命令人悄悄把金银财宝以及丝绸和南方出产的缎子送给一些大臣和官员，以此来衡量一个大臣和官员是不是有贪贿行为。
假若某个大臣接受了金银财宝等钱物，不但以贪贿罪处理，甚至还面临在朝堂之上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被砍下头颅的风险。
隋文帝用这种“钓鱼执法”的反腐高招，搞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在开皇十三年（即公元 593 年），隋文帝曾暗中派人向一些他认为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行贿，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计”而被砍头。
这种“钓鱼执法”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却成绩赫然，受贿官员面对的风险如此之高，铤而走险者自然望而却步。于是，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基本禁绝。
明太祖：重典反腐“杀人如麻”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 60 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折算的话，相当于如今 1200 元人民币。
相比前两位皇帝登基前的身份，朱元璋出身于布衣，可谓白手起家，这多多少少也使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多了几分跟出身相关的“特色”——杀人，就是这位平民皇帝在任期间最大的反腐手段。
朱元璋时代，贪污杀头的起刑点是 60 两白银，如果按照购买力这算的话相当于如今 1200 百元人民币，这样的重典治腐可谓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一景。
有一次，朱元璋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求“上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立即诏令天下：“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由于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现象非常严重。朱元璋为此下诏，声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这样的酷刑治贪下，也直接导致了明初官场风声鹤唳，甚至出现了一些手戴枷锁的官员审案的情况发生。
后来，为解决官员因涉贪而“青黄不接”的困境，朱元璋还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入仕升迁的机会。朱元璋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
然而，洪武十九年，朱元璋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发现有 141 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的做法是全部杀头，一个不留。
洪武十八年（即公元 1385 年），朱元璋“总结”了他多年的反腐经验和成果，编撰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这部耗时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刑典，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治腐法典，书中对朱元璋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了他对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
朱元璋甚至还下令，国内必须每户有一本《大诰》，如果没有，将治欺君之罪。
然而，面对这样的严酷治腐方式，朱元璋貌似仍不解恨，他认为，如果仅仅是斩首就太便宜贪官们了，后来他规定，如果官员犯贪污罪被斩首的，处死后还要将官员剥皮添草以示众。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的广场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贪腐官员被处死，皮剥下来后，用草填充，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雍正：抄家最多的皇帝
那时，还没有万能的“抑郁症”可供涉贪官员们使用，雍正也根本不信任何试图脱罪的理由，他亲自下旨，要自杀的官员家人承担赔偿，还不起就抄家。
历史发展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腐败也随着经济、文化等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在当时的清朝官场之中，官员们将之称为“陋规”并明码标价确定下来。
康熙帝亲手开创了“康乾盛世”，但也为子孙留下了无尽的烦恼。
据史料记载，雍正帝接手清朝帝国之时，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
如此看来，那时的大清帝国，竟是一副空架子，看似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雍正帝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吏治腐败。所以，他下决心整顿吏治。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随后雍正便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也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雍正处理腐败分子的手段也算是独辟蹊径，他不像以往的其他皇帝抓到贪官就入狱或者杀头，而是先抄家，要钱。所以，后来历史界有一种说法，如果谁欠了雍正的钱是要倒霉的。
在雍正时期，官员造成的亏空一经查出，一方面严搜衙署，另一方面要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
官员贪腐罪行一经核实，雍正就会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其实，不仅仅是其他官员，雍正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放过。
雍正的十二弟允祹被查处后，还不起钱，祈求雍正宽赦，雍正不允，逼得允祹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不仅仅是自己亲弟弟，雍正就连死人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致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
那时，还没有万能的“抑郁症”可供涉贪官员们使用，雍正也根本不信任何试图脱罪的理由，他亲自下旨，要自杀的官员家人承担赔偿，包括其父母亲戚都在内，都要为贪污分子买单，还不起就抄家。
雍正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
雍正，用他独有的反腐制度去根治腐败，使得当时的社会风气逐渐改变。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后人曾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是对雍正治国反腐的历史评价。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综上所述，这些皇帝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当时的积弊敢于大动干戈、大刀阔斧，无论涉及什么人，都决不宽贷。在那些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决心，就刹不住腐败之风。
相比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历史而言，这些皇帝们确实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死穴”上，让贪官污吏无处藏身，给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或许，在我国大力“打苍蝇老虎”的今天，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作者： 王涵；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原题为“中国古代的反腐皇帝”。
“秦人三喜”揭秘刘邦成功之道
秦朝统治者以法家为统治思想，实行残暴统治，“仁义不施”，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陈胜吴广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人，在大泽乡揭竿起义，诸侯并起，豪俊相立，刘邦和项羽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秦亡后逐渐形成以刘邦和项羽为主角的楚汉战争。“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约百万；沛公军十万，号二十万”，很显然，刘邦实力大大弱于项羽，而结局却以弱势的刘邦而取胜。刘邦取得胜利的原因可以从“秦人三喜”体现出来。从“秦人三喜”可以看出刘邦的成功之道是他为人宽容，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大大得到秦人的支持，承秦而得天下。
何为“秦人三喜”
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中司马迁概括了什么为“秦人三喜”。
秦人第一次“喜”是在赵高杀死秦二世后邀请刘邦“欲约分王关中”时。赵高将秦二世杀死后，派使者来见刘邦，想要和刘邦瓜分关中并称王，沛公不相信赵高，就采用张良的计策，派郦生、陆贾去游说秦军将领，用私利诱导，趁机攻武关，攻破了关口。又和秦军在蓝田进行交战，命令军队不许在所经过的地方掳掠。“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秦人第二次“喜”是在子婴投降时。汉元年十月，刘邦的军队先于其他诸侯到达霸上。秦王子婴投降。有一些将领主张杀死秦王。刘邦就对他们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于是就把秦王放了，向西进入咸阳。沛公想要留在宫殿中休息，在张良的劝说下，才封闭了秦宫的贵重珍宝和库房，回军霸上，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侵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 ”沛公命将领将这项措施告诉百姓，“秦人大喜”。听过这话之后，秦人争先恐后地拿出牛羊酒食来款待士兵。沛公很谦让，不肯接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秦人“又益喜”，唯恐刘邦不称王。此为秦人第三次“喜”。
“秦人三喜”的主要原因——刘邦的性格
“秦人三喜”写刘邦入关后秦人对刘邦的态度。反观项羽，秦人对他的态度却大大相反。项羽进入关中后，屠咸阳城，将秦朝降王子婴杀掉，将秦朝宫室烧毁，大火烧三月而不灭。对于项羽的做法，“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秦人三喜”的主要原因是刘邦宽容的性格。
刘邦出生农家，非常了解农民的贫苦生活，且为人宽容，“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在刘邦当泗水亭长的时候，对于刑徒纷纷逃亡的现象，他权衡利弊，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他和众刑徒死亡的命运，就对刑徒不加防范，而且对剩下的刑徒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去矣。”因为这，他赢得起义军的支持，很多徒中壮士愿意追随他。刘邦在陈胜、吴广起义后，觉得“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于是也起兵响应。刘邦的做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并有很多对刘邦建立汉王朝起到重要作用的人才加入，如萧何、曹参等，其起义队伍迅速增加到几百人。刘邦起义之后，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支持，处处表现得宽厚豁达，获得“宽大长者”的称谓，并很快得到怀王的重用。
秦军那时处于强盛时期，众将领认为先入关是非常不利的。项羽因为项梁军队的垮台，心中愤激，怨恨秦军，愿和沛公西进入关。怀王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刘邦本身就是一个农民，所以深深明白农民生活的艰难，知道秦朝就是因为实行严刑酷法、残暴统治而导致四分五裂，起义不断。因此他实行许多对人民有益的政策，获得人民的支持。刘邦在发动战争的过程中，经常“抚关外父老”，每打败一个地方，他采取招抚的方式，取得安定民心的作用。当听到怀帝死亡的真正原因时，就“袒而大哭”，并为义帝发丧，很多诸侯因为他的宽容仁慈而归顺刘邦。刘邦的起义队伍越来越大。
刘邦宽容的性格在用人方针政策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刘邦用人不疑，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身边汇集了一大批谋士，如张良、萧何、韩信、黥布等，为其后来刘邦战胜项羽起到巨大作用。张良是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士，刘邦曾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知张良对刘邦取得胜利有多重要。但张良费尽心力地为刘邦出谋划策都与刘邦对张良的态度息息相关。张良多次离开刘邦，刘邦却不以为疑，完全信赖，将其作为心腹策士。萧何是刘邦的老乡，关系特别好，刘邦非常信赖萧何，“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在发兵攻打三秦的时候，刘邦让萧何以丞相的身份留在巴蜀。大概就是因为刘邦用人不疑，为人宽容，才使萧何死心塌地地跟着刘邦。韩信有很强的作战才能，刘邦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韩信是萧何推荐给刘邦的，认为他“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刘邦即破格提拔韩信为大将。还有很多刘邦用人宽容的表现。刘邦的用人政策为其最后取得胜利带来重大影响。
“秦人三喜”对刘邦成功的影响
田余庆先生《说张楚》有一句话总结了张楚、秦、汉政权之间的关系，指出： “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处于弱势的刘邦最终战胜强势的项羽，并建立汉朝政权，最重要的原因是“承秦”。陈苏镇先生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对承秦做出详细的解释，指出“承秦”包括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三个方面。据秦之地，使刘邦由楚将变为秦王，从而控制了关中形胜之地；用秦之人，使刘邦集团逐渐由楚人为主变为以秦人为主，使汉成为真正的关中政权；承秦之制，特别是根据秦律制定汉律，是刘邦、萧何为争取秦人的支持而在文化上对秦人做出的让步。汉代承秦最主要是得到秦人的支持，而“秦人三喜”是得到秦人支持的主要原因。
关中地区，形势险要，经济发达，土地肥美，人口众多，秦灭六国就是靠这一地区，历来是必争之地。但当时怀王诸将中只有两人愿意“先入关”，就是项羽和刘邦。刘邦入关主要是想成为关中王；项羽入关主要是为项梁报仇。刘邦最先入关，入关后严厉禁止部下侵犯所经过地方，并颁布“约法三章”，这是其英明之处。因为要想占领关中，必须得到秦人的支持，即“关中王”，也就是秦人心目中的秦王。所以刘邦进入关中，实行很多对秦人有利的措施。经过很多挫折，刘邦最后占领关中地区。关中秦人归附刘邦，刘邦的队伍越来越大。如刘邦初入关，有人向他建议，“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刘邦从之，于是有兵十万，出三万旧属外，大多都是秦人。刘邦以关中为基地攻打项羽的士兵，也主要来自关中。秦人作为反秦战争的被征服者，在楚汉战争中却成为打败项羽的主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吕氏春秋》谈到许多关于国君要爱民用民的问题，如《吕氏春秋·适威》有这样的言论：“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所以，为君者一定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要宽容，善于用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得到天下。刘邦就是因为其宽容的性格，为人民着想，得到秦人的支持才慢慢战胜项羽。如果刘邦不对秦人实行宽容政策，使秦人大喜，而像项羽一样残暴，就没有秦人愿意为他效劳。
作者：黄凡，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原题为 “ ‘ 秦人三喜 ’ 与刘邦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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