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为什么要削藩？
导读：自明太祖朱元璋1398年驾崩后，朱允炆已皇太孙的名义即位为帝，开始了他4年的统治时代。
朱允炆，懿文太子朱标次子，因朱标长子朱雄英早故,朱允炆成了朱元璋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嫡长孙。
说起朱允炆，一定会谈到削藩和靖难之役。但要了解建文帝为什么要削藩，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综合来看，朱允炆主要经历了四件大事。
1——以皇太孙身份继承皇位
2——建文新政
2——平定叛乱
朱元璋建国后，在1368年2月就为王朝定下传统，立朱允炆的父亲朱
自明太祖朱元璋1398年驾崩后，朱允炆已皇太孙的名义即位为帝，开始了他4年的统治时代。朱允炆，懿文太子朱标次子，因朱标长子朱雄英早故,朱允炆成了朱元璋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嫡长孙。说起朱允炆，一定会谈到削藩和靖难之役。但要了解建文帝为什么要削藩，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综合来看，朱允炆主要经历了四件大事。1——以皇太孙身份继承皇位2——建文新政2——平定叛乱3——退位继位朱元璋建国后，在1368年2月就为王朝定下传统，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为的是给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以免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老实说，与朱标这位性情温和而有教养，但并不勇武的太子相比，朱元璋显然更看重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但，考虑到王朝的利益，朱标成为了继承人。恐怕连朱元璋也没有想到，甚至痛心疾首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去世。按照原则，嫡长子不在则应立嫡长孙，但又因为嫡长孙朱雄英早故，作为朱元璋嫡长子朱标的次子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嫡长孙”。就这样，1392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允炆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朱元璋失望，尤其在孝道方面。1398年，朱元璋死前密命宁国公主的夫君，驸马梅殷辅佐新君，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就这样21岁，即位称帝，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新政即位之后的朱允炆，一心想要有所作为。可惜的是他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毫无国政经验。与他的那些叔叔比起来，他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他想实行仁政，也努力实行了一些较大的变革，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改革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建文帝时代，儒家师傅黄子澄、齐泰、方孝孺是他的心腹，可以说他们对朱允炆关于君之为君的概念起了强有力的作用。但是这三位儒家学者虽然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皇帝，但毕竟是书呆子，缺乏实践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在这三位身上，很多问题成了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平叛说平叛，那不得不说燕王朱棣。数十年中燕王守卫北平，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战功赫赫。但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燕王没有想到这个即位的侄子皇帝，想搞削藩。事实上，朱允炆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就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的问题。周王朱橚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是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岷王朱楩，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都是一些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那么下一个目标，自然是燕王朱棣。不得不说，在当时燕王朱棣确实是最棘手的敌人，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殊不知，时间不等人，朝廷的小心谨慎，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就这样，靖难之役爆发了。这场朝廷和燕王之间的一场血腥的、军事对抗，持续三年。退位从1399年8月，燕王朱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开始，燕王朱棣并不占优势。金陵的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但是朱允炆却没有燕王的领导能力、高素质的军队。战争时间越长，朝廷指挥不当、兵力孱弱的现象立显现出来。没多久，燕军渡江直逼金陵城，谷王朱橞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金陵城破，一败涂地。燕王军队入宫后，宫中大火，为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叔父燕王朱棣。但他却不知所踪，成为一个谜。那么，我们在回头来看，建文帝朱允炆为什么要削藩？无疑，增强自己的权力是根本原因。但在废除藩封诸王还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两方面，建文帝朱允炆是作了权衡的。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洪武帝朱元璋的二子和三子均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朱棣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朱允炆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贵州长顺白云山建文皇帝潜藏处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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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揭秘：不知所终的建文帝朱允炆到底去了哪里？
揭秘：不知所终的建文帝朱允炆到底去了哪里？
　　建文帝是的第二代，其父是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他已21岁了。继位后改“洪武”为“建文”，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后的建文帝下落，却又成了千古疑案，众说纷坛。主要有：　　自焚说。据永乐年间《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建文帝继位后，即用兵部尚书和大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领兵在外、身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其继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名人吕安世和近人蔡东藩等则认为燕军破城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它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据此，建文帝三人剃了头，换上了憎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随之出了鬼门后，就看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怎么知道我有难，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乐观住持，昨夜梦见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此外，在《明史·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历史真实，因为当时燕军，把紫禁宫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考查也无鬼门、御沟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无厌、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决无好下场，不如以死了之为上策。燕王朱棣也绝不会让建文帝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当皇帝。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寻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历史疑案，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机。　　还有一种说法，据《江油县志》记载：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兵败归隐此山。不详。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词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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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壁城老人向现代快报记者出示《东山公墓志铭》，其中红线部分显示戴瑞珊曾找到了建文帝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建文帝画像《东山公墓志铭》（局部）611年前，明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数百年来，有关其出逃的传闻颇多，演变成为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建文帝的命运，在史学界衍生出了4种说法：一说他死于战乱，一说他“出家为僧”，甚至有传说他流亡海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其踪迹……“我的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近日，90岁的丹阳人戴壁城致电现代快报，称他近来研究家谱时有了意外发现——他的祖先、丹阳戴氏一个分支的始迁祖戴瑞珊，曾花30年时间寻遍万里，最终在一个叫“穹浪山”的地方找到了建文帝……这一发现是否能够破解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明朝第一悬案？现代快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现代快报记者 林清智 陈曦一篇“藏身”家谱的墓志铭戴壁城的发现要从一本家谱说起，这本家谱里记载了一篇明代的墓志铭。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接到报料后两赴戴壁城家中。戴壁城生于1923年10月，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丹阳支行行长，退休后，除了炒股，研究家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今年10月中旬，戴壁城在阅读《丹阳家谱提要》时得知，有一本1936年重修的《云阳戴氏家乘》，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我小时候就知道家里有这本家谱，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出丹阳，这本家谱没有带走。”戴壁城立即让在上海工作的孙子去图书馆查找，“孙子打电话给我说，找到这本家谱了，而且在上面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名字。”孙子替戴壁城复印了一本。11月中旬，戴壁城在琢磨家谱时发现了一篇墓志铭《东山公墓志铭》。现代快报记者在戴壁城家中看到了家谱的复印件。家谱共6卷，第一卷是“旧谱序跋”， 第二卷为传记、祭文，第三卷为“行序录”，第四为“世系图”， 第五卷第六卷为“世系表”。第一卷中收入了《康熙壬辰修谱序》《乾隆甲辰修谱序》《道光戌子修谱序》《光绪乙亥修谱序》等序文。戴氏家谱始修于清朝康熙年间，而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这一版是民国时重修的。这篇墓志铭是家谱第二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墓志铭是为戴家先祖戴瑞珊而写，共1400余字。家谱记载，戴瑞珊，字国珍，号东山。元代末年戴超从新安迁到浙江，他的孙子戴瑞珊在明初又迁到丹阳。戴瑞珊生于明洪武庚戌年六月十五日，死于明宣德壬子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世近63年。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员外郎。建文帝在位期间，他当上四川提学副使。《东山公墓志铭》由戴瑞珊的好友王用宾所写。王用宾名王观，用宾是他的字。王观在戴瑞珊的墓志铭写到，“建文元年，靖难师起，朝廷拜李景隆为大将北伐，公上疏极言，景隆年少不知兵，北兵遒劲，不可轻敌，宜用老成者，持重坚守，挫其锐气，俟其怠归，尾而击之，可以制胜。”但当局未能采纳。建文三年，正当靖难之役激战的时候，戴瑞珊赴四川为官。墓志铭中王观写道，朱棣攻破南京，戴瑞珊得到消息后便散遣家眷，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了他，随后改名换姓，“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棲遁所”。戴瑞珊三十年追寻万里“始得见帝”？据该篇墓志铭记载，戴瑞珊在安徽得知建文帝未死，藏身于苏州史仲彬家，他渡江赶到苏州时，建文帝已离去。戴瑞珊再由吴楚经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寻找，跋涉数万里，终于在穹浪山见到建文帝。“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史载建文帝于1402年下落不明，戴壁城根据墓志铭的叙述推断，戴瑞珊在建文帝失踪那年就开始寻找，当年若见到建文帝，应是在1432年，当时建文帝应为55岁（建文帝生于1377年），而朱棣死于1424年，这也意味着戴瑞姗是在朱棣死后找到了建文帝。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戴壁城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建文帝谜案的信息，在种种“解密”中，均没有这篇墓志铭的影子，“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这篇墓志铭与建文帝的关系？”戴壁城希望，有专家能解读该文的价值。传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和尚在由丹阳市政府审定通过的《丹阳古今》一书中记载，戴瑞珊“因京师失守，即弃官逸世，将其家小托付给担任丹阳教谕的好友王用宾，自己只身出游，等他回到并定居丹阳城内谈家巷时已老态龙钟，不久便撒手归天。”丹阳市史志办78岁的张昌龄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30余年，他是《丹阳古今》的主编之一。张昌龄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丹阳古今》中关于丹阳姓氏的记载，主要依据是家谱，其中，有关戴瑞珊的那部分文字，是同行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云阳戴氏家乘》后所书。至于墓志铭的作者王观，张昌龄翻出了一套清代光绪年间的《丹阳县志》，县志里多处提到了王观，“他在明洪武年间当上‘教谕’，是丹阳在明代的第一任教育官员。”张昌龄指出，县志里的《寺观》这一卷中，关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还提到，“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表示，他曾听前辈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了和尚，妙觉寺里挂着一幅皇帝画像。遗憾的是，妙觉寺早已毁于战乱，不复存在。直到12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昌龄才第一次看到《东山公墓志铭》，他提出假设：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在改朝换代后才重见天日。戴壁城也猜想，这篇墓志铭和戴瑞珊一起葬于墓中，多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以礼葬公，悲其亲之不传，乞余一言藏诸墓”） 戴瑞珊死后安葬于丹阳北门外薛家庄，这个地方如今已不知所终。张昌龄同时指出，这篇家谱的真实性问题会是争议的焦点，不过，在建文帝失踪之谜的众多版本中，张昌龄认为，相比于根据传说、遗址作出的推断，作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人当时事”的墓志铭，“真实性很高”。疑点重重引来猜想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谱不同年代的修谱序中，都有关于戴瑞珊的叙述。《康熙壬辰修谱序》中写道：“建文朝有东山公者，为西川学宪，值靖难之乱，避迹云阳，当斯时变，一时从亡殉难诸君子，炫赫震荡，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在家谱第一卷中，有一篇没有署名、疑似写于清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里面写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学副使，迨靖难师起，京师失守，帝出亡，公即弃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宾先生处，先生时为丹阳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变姓名，只身江湖踪迹帝之所在，跋涉数万里，间关三十年，仅得一见帝于穹浪山中。”在《乾隆甲辰修谱序》中则写道：“当读明史至靖难师起，一时慷慨赴义，如方黄景铁诸君子，固已垂光竹帛，昭若日星。他如督学戴公国珍，于败亡逋窜之余，间关数万里，君臣相遇，痛哭失声，忠愤之气，赫赫昭人耳目。”比较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在康熙年间的修谱序中，戴瑞珊和其他君子一道“从亡殉难”；从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开始，就提到戴瑞珊寻找到建文帝的事情，所述和《东山公墓志铭》里的记载吻合。因戴瑞珊不在丹阳为官，除家谱之外，丹阳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戴瑞珊的更多记载，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一名研究镇江古代史的学者称，戴瑞珊找到过建文帝的说法根本没有听说过，尚待考证。戴壁城也表示，在他看到这篇墓志铭之前，家族中从没有听过跟建文帝有关的传说。很显然，以上推断建立在该墓志铭所述为事实的基础上。值得一提的是，王观写的这篇墓志铭并没有讲明写作时间，但根据王观所处的年代可以推断，这篇墓志铭的历史近600年。戴壁城感到不解的是，这么多年来，“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这样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何鲜为人知？也许墓志铭的开头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在墓志铭中，王观一方面大赞戴瑞珊的忠烈，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低调的态度，“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不过，与其说是低调，还不如说是不敢张扬。墓志铭开头就写道：“即如吾友东山公之事君大节，亦足千古。厄于时事，遂不得传，非不得传，不可传不敢传也，不敢传者，时所讳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事情并不敢宣布，也没有外传。墓志铭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地点——穹浪山。墓志铭中，没有更多关于该地名的记载。对此，戴壁城提出猜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王观为了保护建文帝，对他的藏身之所一笔带过，不敢仔细描述。那么是否真有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儿？也有传说，建文帝死后埋葬在苏州穹窿山，穹浪山和穹窿山读音相似，但二者是否为同一地方，不得而知。 “家谱里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丹阳家谱提要》一书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谱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围从本家族，逐渐扩大到丹阳其他家族。吉育斌说，戴壁城复制到的是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丹阳档案管里也有复印件，“这套家谱我一直非常看好”。 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谱资料详实，民国时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为该家谱作序撰文，这么多当时的要员在家谱中留名，和民国时期丹阳实业家戴则均不无关系，“戴则均的府邸戴家花园，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总前委’，是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吉育斌认为，家谱重修目录显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时期，戴氏均有修过家谱。“家谱是修出来的，只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内容，基本不会减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谱，没有实质意义。家谱在民间这样传承：新谱诞生之日，就是旧谱销毁之时，只有一两部会在祠堂中存档，其他的都是要销毁的，因为旧谱已经不能代表这个家族的全部了。”吉育斌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修的《云阳戴氏家乘》。他看过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里面确实有《东山公墓志铭》，不过他并未细读。“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家谱，记载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当高。”吉育斌介绍，根据家谱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宋代之前，家谱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间，家谱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修谱的动机更加单纯，“续修家谱转为民间，宋之后的家谱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脉，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孙等。”吉育斌认为，《东山公墓志铭》里记载的事情，按照时间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康熙年间修家谱时，距离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传的话疑点就更多了。”吉育斌表示，虽然明清家谱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要概括一个人，墓志铭显然还不够，“家谱都是写自己人，没有标准和监督，墓志铭也一样。建文帝的传说很多，史学界没有定论，家谱的权威性不足以作为铁证，只能作为参考。”建文帝“自焚说”和“出亡说”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历来有自焚说和出亡说两种观点。明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说，关于建文帝的生死问题，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手下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潘群认为，建文帝“烧死说”不足信，而且明史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明史·姚广孝传》以及《明史·胡濙传》中都有相关建文帝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那具烧焦的尸体可能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削发为僧外逃了。朱棣为此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长达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将自己访得的关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数告诉了朱棣。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之间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释”。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戴氏经历“多多少少有点影子”在南京明史专家马渭源看来，镇江丹阳发现的《东山公墓志铭》，“多多少少有点历史的影子”。马渭源说，金川门之变后，几百个建文大臣一夜失踪，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出逃。这些大臣又以南方人居多，出逃后在江南寻找建文帝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排除戴瑞珊就是当时追随建文帝的臣子之一。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准备到吴楚一带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吴楚在今天的湖湘一带，这倒是极有可能的。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建文帝朱允炆逃亡的第一站，很可能是跑到湖北跟儿子会合。文中又说，戴瑞珊最后在穹浪山见到了建文帝，穹浪山确有其名，是当时贵州安顺的一座小山，在今天的云南一带。但马渭源认为，光凭这些孤证，还不足以破解这一历史谜案。而且墓志铭及其《丹阳县志》中也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听说建文帝藏在苏州史仲彬家，就飞赶过去，但史仲彬此人不可考，托名史仲彬所作的《致身录》，绘声绘色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给人感觉不像逃难，像旅游。《明史》中说：“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另外，马渭源对《丹阳县志》的史料价值也存在疑问。比如，其中有个叫胡潇的人，县志说他是“永乐壬午举人，官沂州训导，升曹县教谕”，壬午是建文四年，又称“永乐壬午”，就算不是杜撰，起码也是书写不规范，应该不是精通史学者所编写。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查无此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范金民看了《东山公墓志铭》后，认为墓志铭可能是附会野史。据《云阳戴氏家乘》记载：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范金民在查询了《进士题名录》后，发现明洪武二十七年进士中并没有戴瑞珊这个人。基于这一点，墓志铭中所述之事就很可疑了。范金民表示，家谱造假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有的是为了攀附名人，诳称高贵，有的是杜撰虚假人名作为自己的祖先，不顾客观事实，盲目追求源远。“编着编着，就露出马脚来了，这种现象很普遍。”建文帝出亡，民间传说太多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湖南、青海、四川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1975年夏天，苏州一带大旱，西郊穹窿山一个小山包上，中间草木全部枯死，但四周草木依然郁郁葱葱，形成了一个方圆五六十米的怪圈。人们推测，山包下为人工挖空，断了地下水来源，所以上面的草木干枯而死，极有可能是座“皇坟”，而坟墓里埋葬着建文帝。2004年，南京一位老先生让庆光向媒体爆料称，自己是建文帝十五世孙，《让氏家谱》中记载：建文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让銮，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就流传着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明朝正统五年(1440)，有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诈称是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上报于朝廷。经审问，此人是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岁，投入监狱，过了四个月死去。与其同谋僧人十二人均贬戍辽东。从此以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建文帝当僧人往来的行踪。“建文帝还算是个仁慈的君主，传说如此之多，大概也是人们不希望他的结局那么悲惨，这是民间的朴素愿望。而其结局究竟如何，恐怕仍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马渭源说。《东山公墓志铭》摘录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几……公姓戴氏，系出汉信都太傅德之后，宋隐君仲若之……生平忠义自许，喜读忠臣节士书传，每读必低徊流连，不忍诗卷，或与侪（chai）辈论古今成败人物臧否……京师破，帝逊国，出亡。公闻之即遣散家众，挈一妻二子变姓名，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栖遁所。至皖，侦知帝未死，匿姑苏史仲彬家，遂速行渡江赴吴。比至，帝已去，乃由吴越赴闽，历楚、蜀、黔、滇、两粤觅帝所在，虽穷乡僻壤无不遍及。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当国亡之日，公非不能以一死殉难，因三世单传，宗祧綦重，又子幼，恐覆巢之下不能保全，不得已出于逃遁之计，方趋吴之日，舟过丹阳，晤余于广文斋舍，遂以妻子托余，知余能不负所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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