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豕者》（节选1——10）
我最初进的学校既不叫幼儿园，也不叫学前班，但应该是这么一回事。那是在本家二叔的一个有三间草房的破院子里。老师是另一位本家二叔。上了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俏得要命，吹着口琴教我们唱歌，可惜，我记性差，只记得一首，还把歌名忘了，其中好像有“毛主席栽花，我们来浇水”的词儿。
出了那个学校，我没去上一年级，而是就业了，去生产队劳动，给家里挣工分了。我那时也就有八九岁，八九岁就能就业，是因为我父亲是生产队的干部。我的同龄人哪有这样的待遇？他们羡慕嫉妒恨啊，只好自谋职业，同时野混，譬如，割草，爬树，偷瓜，拾粪，洗澡，玩泥巴等等。
我的具体工作（应该叫“活”）是给生产队里放猪（“放猪”这么重要的职业现在居然在搜狗输入法里没有这个词，真是可恶）。
关于放猪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如果不是我现在懒，弄个一二百万字也不是没有可能。
好了，先说这猪，其实不光有猪，也有十几只羊。什么性别，什么品种，什么肤色的都有。羊们都爱干净，所以在猪群里很有些像鹤立鸡群，就像现在在民工里面站着开发商和他的几个女手下一样。羊可不像开发商那么狡猾，她们很听话。岂止是听话，他们都很腼腆，在那些或高大，或狡黠，或脏兮兮，或肥嘟嘟的猪面前，总是躲躲闪闪，唯唯诺诺，低眉顺眼。就像一群姑娘，被一帮流氓阿飞包围着，进行调戏甚至猥亵一样。她们在猪群里常常被挤压得咩咩直叫，或者被冲撞得七零八落，显得不仅没有地位，相反倒成了弱势全体。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只咖啡色的山羊，好像从春天来到我的麾下，直到秋天我们散伙，他一直就那么高，就那么瘦，毛色光亮，胡须笔直，不近女色，不苟言笑，老是眼望远处，俨然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另外有一只母山羊，也很有趣。她总是在咀嚼，吃了草咀嚼，不吃草也咀嚼，没完没了的咀嚼，就跟现在满大街走着的总是在吃东西的大、小姑娘一样。我有时看着都心烦，要不是她身边跟着几个小羊羔，我非得上去抽她几鞭子不行。还有，本来羊一年也就生产两次，可她好像成天怀着孕又奶孩子一样，动辄就躺那里让几只小羊羔吃奶。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她，因为有她在，那些小羊不乱跑。有个别的小羊很不要脸，他们不仅彼此爬上爬下，有时还去蹭那头皮肤毛色白里透红（部分西方人的那种）的小猪仔呢，这使得跟我一块工作的二莲儿或三姐常常羞赧不已，就用鞭子驱赶他们。有时她俩不来，换成了一位大顺大嫂，她不仅不管简直是鼓励这些小东西胡作非为。我看不下去，就去告领班的大猪三叔(我们那里的人起名字，随意的很，有时毫无章法，有时又井然有序。比如“大猪三叔”，据说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很费劲，怎么用力他都不出来，正在接生婆着急的时候，他家的老母猪不知怎么耳朵被一块石头挤住了，就嗷嗷的叫，孕妇一惊，居然把孩子生出来了。大猪的爹说这小子命里与猪有缘，于是叫“大猪”了。&
按理说既是“大猪”就应该是大叔，既是“三叔”干嘛叫“大猪”呢。实际的情况是，三叔的二哥是阴雨天生的，就叫长水，大哥是属蛇的，只好叫小龙。至于“大顺”，他父亲是个规矩人，一生谨小慎微，他弟兄四个顺流而下，他的三个弟弟，就毫厘不爽的叫起了二顺，三顺，四顺——哎，又扯远了。)，这时大顺大嫂就说，三叔，别理他，他懂嘛？三叔就说她，你也有点正经心眼吧。有一只大绵羊，我是因为铺了她的皮睡觉才记住它的。总的来讲，羊们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管束，好在猪不是狼，不吃肉，最多不过玷污一下羊的漂亮服饰，否则，真不可思议。总之，羊不是我工作的重点。所以，我主要还是讲放猪。
倘若猪类有自己的史官，出了猪马迁、猪马光那样的史著高手，相信猪《史记》一定要比人《史记》好看的多。比如我做猪工作那会家家户户都有猪，而现在是户户家家猪没有，猪都被养猪大户弄去了，就像旧社会穷人家里没有地，地都被地主霸占了一样。再如，那时猪直到秋后才圈在家里养（我们那里那时叫“zhui”,到底是“锥”还是“追”，或者别什么“zui”，实在说不准），其余时间全是放养，而现在猪们从错投猪胎闪亮登场，到慷慨就义，引刀一快，半天都不放，他们像大家闺秀一般，成天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饭来张口，饭不来也张口，只等着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还有，那时学生课本里有一篇课文，画着大卸八块，条分缕析后的猪，充满热情的赞美说，“猪全身都是宝”，譬如，猪鬃可以造刷子，猪皮可以制皮用品，猪血可以造涂料，至于猪肉可以吃，那是连痴呆者都知道的。在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成天流口水（我们那里叫“碱唇”，实际是一种口腔疾病）的人，特别是小孩子，只要每天用退毛的猪尾巴在嘴里像刷牙一样，捣鼓几次，几天就会好。可惜，我小时没有得过这种病，没有过这一经历。&&&
而今，传媒一提猪，要么是什么“瘦肉精”，要么是什么稳定猪价，直到惊动总理温家宝。至于那时猪油是炙手可热的紧俏商品，就像绿卡，而今却令人不齿，如同国产奶粉，以至于猪主们不准他们长油，只准他们长瘦肉，等等，实在是罄竹难书。想象一下，有一天某人或猪举行猪《史记》签名售书活动，彼时真会应了那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好了，闲言碎语不再讲，书归正传猪。
那时候，虽说“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全面发展”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范畴，经过千刀万剐之后，这尾巴就所剩无几了。因此，养猪就成了生产队的支柱产业之一，如同现在的村办企业。我们队的猪养在牲口院里，牲口院每队必有，是生产队的大杂院，或者叫总厂、总部。其中有养牛、驴、骡、马等大牲口的“牛屋”，有弄粉条、皮子、豆腐的作坊，有修理农具的木工操作间，有铁匠的炭炉子，废品收购站一样的仓库，等等不一而足。至于猪，它们住的最好，是比单元房更奢侈的像“拙政园”一样的别墅，有向阳的居室，温暖的产房，石制的餐厅，甚至有莲池，世之谓“猪圈”也。牲口院的人员编制是三人，其中，一人为生产队所有资产专职保管员，我记得是大信叔。跟他的名字一样，此人诚实可信，素有“铁公鸡”、“铁管家”之称。有个叫二贱的社员曾向他借队里的爬犁用，他不给。二贱就败坏他，说，他保管队里的东西跟保管他老婆一样严。二贱的哥大贱就说，老二，你说错了，他保管队里的东西比保管他老婆严得多，不信，你试试，你能借到他老婆，也借不到爬犁。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大信婶子耳朵里，好家伙，她可不是吃素的，拿了块木板子，用刀剁着，堵着大贱、二贱的门，骂了一整天。大信叔是木匠，他勤劳朴实，心灵手巧，队里的农具之类的东西但友损坏，大都是他负责修补。印象中，保管员这项工作就像是专门为他设定的一样，就像现在为了给某人安排职位，特设一个衙门一样。
另外两人主要是喂大牲口，同时捎带着喂猪。一个叫三驴，一个叫二狼，二狼是接大狼的班干的。大狼也就是我三姐的爹（关于这个瘫痪子——他现在瘫痪了，我们都叫他“瘫痪子”——我以后再给您介绍）。这一捎带，可就苦了猪了。原因是这两个饲养员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天天加班加点，和在富士康那类私企、外企、中外合资打工的工人一样，根本忙不过来，他们要一天四次喂牲口（其中一次在夜里），还要及时运出粪便，换来干土，剩余时间就是铡草，拌饲料。所以虽是残羹冷饭，猪也就常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它们可不是省油的灯，无楼可跳，就嗷嗷叫着呼吁，上串下跳的抗议，想要窜圈流窜，自个觅食。这还了的，尤其是母猪，一旦出去为外村男猪（我们那儿叫“jue猪”，哪个“jue”字我至今也弄不准）所欺失身倒无所谓，关键是被人掳去据为己有，饲养员可是要承担渎职罪的，就是判他个监守自盗也未必不可。所以，他们先是用树枝抽，后是用石块砸，未果，最后只好在猪圈上用废弃的椽子来个“高筑墙”，就像东北人的木屋一样。不要以为这里有多少猪，其实主要是一头老母猪。然而，她却是一头伟大的母亲猪。
这头老母猪，春秋各产一窝，每窝不低于十四五个大猪仔。大猪仔满月，长到十几、二十斤，就要出售，也叫出栏。春天那一窝队里要先留两头优秀者，以备春节杀掉分给社员过年（生产队里杀猪过年是重头戏，不是可以随便出手的，我到后边再专门给您讲）。其余的就被能拿出现金的社员买去了。有个别人家没有那么多钱，又想要猪，只好拿口粮换。概不赊欠，是队里的规定。这样，这头母猪每年两次为队里提供资金支持，像个小银行一样。自然完全可以居功自傲了。
一开春，寡居了一冬的她就要继续她的怀孕、产仔工作了。当然第一件事就是给她配种。给母猪配种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绝不可随便胡来。每次都是饲养员三驴和保管员大信叔保护着这位功勋猪妈妈，去公社配种站完成的。配种站里的那头公猪，据说是“荷兰猪”——那时，我们村里的人尚不知道“荷兰”是一个国家，以为是一种花，于是村里的老娘们们就说，花呀草呀是俺们起名的字，一头大公猪也叫“荷兰”，那俺还不得叫“天仙”呀。荷兰猪自然跟荷兰人差不多，果真人高马大，威武雄壮，关键是这头猪似乎记性非凡，且用情坚贞，它对我们队里的这头老母猪情有独钟，每次都是一下搞定，绝不和网上骗子那样，一回一回的叫你交钱，更不像导演对三流演员实行潜规则那样，反复起来没完没了，这也为队里省了不少钱（那时好像一次要付一块钱）。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有我们放养，过刚才说过的穷日子，不过到距离分娩一个月的时候，她就成了重点保护的宝贝了。
从春节到春天再分娩的一段时光，她仍是一人寡居。
关于她，我最难忘的是卖猪的场面，那真是个叫人悲喜交加的时刻，令人震撼。
卖猪的事有村干部主持的，卖猪的顺序是由交钱的先后决定的。买猪的，常常全家出动，唯恐挑不到好的，有的买家甚至从外村请来善于给猪相面的亲朋好友，帮忙挑选。实际上，真正的相猪伯乐是我父亲，但是，现在，我父亲就不好表态了，因为买猪的都是本队社员。这一点，大家都很理解，不过也有私下请父亲提前点拨的，父亲是个正派人，说，跟你说了，别人呢，传出去大伙怎么看我？
　　看买猪的，也常常全家出动，他们除了分享买家的快乐，长长给猪相面的见识，也让嫉妒之心刺激一下自己麻木的神经，当然主要还是凑热闹。渐渐的，以猪圈为圆心（一边靠墙）成扇形被社员们挨挨挤挤的扩展开去，就像现在粉丝们追着各类明星要签名。站在后面的不要说猪，连猪的气味都闻不到，至于谁买猪，当然也弄不清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猪的热情。
　　这些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社员们，像过节一样，聚集到这儿，评头论足，嘈嘈嚷嚷，将寂寞和贫穷表现出来，又忘到脑后。老实讲，如果不是贫穷与寂寞，那情景跟春晚现场别无二致。
　　那些天真无邪的大猪仔，哪见过这阵势。它们也像过节一样快乐得不行。个个摇着面包圈似的小尾巴，支愣着小巴掌似的圆耳朵，忽闪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扭动着光洁溜圆、线条迷人的腰肢，撅着小嘴，或挠首弄姿，彼此挑逗，或上串下跳，呼朋唤友，或目光迷惑，打量观众。它们哪里知道，今天它们就要滚肉分离，各有其主了，虽然以后相见日多，但那彼此已经是外人了。
　　老母猪对他们的“少年不识愁滋”味显然是早已出离愤怒了。他老人家可是晓得周围这些相貌丑陋，指手画脚，腔调古怪，撸胳卷袖子的外星人是干什么的。她哕哕的叫着向人群示威，嗷嗷的训斥着，将儿女们一次又一次拱进窝里，她气喘吁吁，把尺把长的口水甩到看客腮帮子上，她两只蒲扇一样的大耳朵把飓风喷在看客的怀里。她的大肚子早已干瘪，下垂，一长溜奶子暴露在无毛的肚皮下边，在潮湿、坚硬、冰凉的地上磨过来，磨过去，有的都已经血殷殷的。她累了，依旧坐在外边，挺直腰身，威严的监视着那些人，她像一头雄狮，凛然不可进犯。
　　然而，事情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被大家公认的冠亚军季军，还有第四名，这些猪仔不卖，社员需从第五名开始挑。虽是第五名，比一般集市上的猪仔仍就优秀得多。
　　一号买主主是我的朋友金泉的爹，外号“铁算盘”，他最会算计着过日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是远近闻名的。据说，他攒钱有绝招，就是“花零不花整”，即几分钱可以花，攒够一角，就不再花了；几角钱可以花，攒够一元钱，就不再花了；如此层层递升，积少成多。他家的衣服总是棉的改单的，单的改棉的，大的改小的，小的改更小的，所以我的朋友金泉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铁算盘晚上不舍得吃饱，夜里饿得睡不着觉，就起来去拾粪，或者到自留地里拔草、把大土块捏碎了，准备第二天播种。他家的猪在最后卖给公家之前，只喂一周的粮食，之前全是给草吃，等等多了。我们那里谓之从牙缝里省钱。就是这样，他居然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石头屋，又第一个盖起了“四角撑”（四个墙角用砖，其余用土坯）的屋，他四个儿子，前三个加一块没上三年学，两个女儿更是目不识丁，全都参加劳动，挣工分，再加上他两口子，八口人就一个少年金泉吃闲饭，日子自然过得殷实。我父亲曾极力劝他要让孩子读书，不能只顾眼前。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他讲究“驴吃煎饼先得力”。他处心积虑的弄了个第一号，激动地这几天就向牲口院里跑，唯恐谁抢了他相中优秀猪仔。如同现在高校的招生人员到各地高中球探一般物色尖子生。现在，他早就等不及了，跳进猪圈直扑他相中的小公猪，他哪里想到老母猪比他更敏捷，早将一张大嘴狠命张开钳向他的瘦腿肚子，然而猪天生就不是吃肉的料，她除了把人家的破棉裤子弄一片泥，什么也咬不住。但那买主也不是个当强盗的坯子，竟然被吓得屁滚尿流，一个趔趄掉进中间的粪坑里。这一家伙可把大家振奋了，呐喊的，狂叫的，取笑的，鼓掌的，找杆子救人的，谩骂老母猪的。等那人瑟缩着浑身恶臭的爬上了，不是回家换衣服，而是继续抓他的大猪仔。有人就冲他老婆说，看你男人，多爱猪，小心他夜里搂猪不搂你奥。
　　然而，即使老母猪不护犊子，大猪仔也不是轻易能抓住的，它们滚瓜溜圆，腰肢不好抓，尾巴太细，弄不好会拽掉，耳朵太小，抓在手里易脱落，至于猪腿，它们倒腾的快，本来人退就跟不上，这又是第五名，所以那人没办法，最后只好饿虎扑食一样把它压在身子底下，降伏了。大猪仔就声嘶力竭的叫起来，她的声音细而尖厉，直直的像激光一样，一点弯儿也没有，虽是童声，却跟驴叫一样不好听。他从猪圈门洞里猫着腰出来时，已经用他脏臭烂的破棉袄把大猪裹在怀里了。他喜滋滋的像如今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像拿到了经济适用房的钥匙，像曾经抱着他刚出生的胖儿子，他向众人炫耀着。他的老婆孩子跟在周边，都恨不得抢过了自己抱着。
这样的速度太慢了，队长就派两个光棍闲汉进去看住老母猪，其中一个叫大石榴（他爹给他起这个名本来是希望他跟石榴一样将来弄一大窝子女，孰料这小子如今三十多了不要说没用子女，就连半个老婆也没混上呢），另一个叫大猪（他老子本来给他起名叫六公猪的，因为它上面有五个哥哥，她娘嫌“公猪公猪”的太难听，就擅自把“公”去掉了。我们那里坚决的相信多子多福，尤为追求“五男二女七亲家”的热闹境界，于是六猪的娘就希望生出来的六猪是女孩，如果是那样，她就再生出七女猪，就功德圆满了。谁知她的肚子不听使唤了，生出的老六是公，不是母，眼见的“五男二女七亲家”没了希望，于是也就歇业停产了。）大猪跟队长讲条件，问进去能给记多少工分。我不知是谁的老婆就说，队长，把老母猪给他当媳妇吧。队长说，别闹了。给你们记半个工，三分。下一个，快点。余下的人就如同等着跟领导握手照相一般，紧紧的跟上来。
很快即猪去圈冷清了。
　　热闹过后，猪圈里只剩下了百感交集母子五猪。其中那四位后生，在他们的母亲再次有身孕不久，为确保安全，是必须离开的。这也就预示着这位伟大的母猪又将遭受一次失子的情感蹂躏和身体摧残。
　　不久，牲口院恢复往日的安静。这时，那些在主人家里找不到食物的瘦狗，草鸡，甚至老鼠，就都来揩公家的油了。他们可不怕什么“斗私批修”，游街示众之类的把戏，连震耳欲聋，万分高亢的驴噑，他们都充耳不闻，至于绵长温暖的牛叫，那简直是老奶奶的催眠曲。
　　玩和工作是人生必然的两个阶段。少年时光，就应该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玩耍，长大以后才能集中精力的去工作。而我则不然，一懂事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把我少年的快乐像放猪一样放逐了，这就使得我在长大后做什么事都不能章法严谨，专心致志，干净麻利且有板有眼。仿佛现今的小学生懂事就进幼儿园，受约束，没能好好的玩，以至于上了大学拼命的谈恋爱，找乐子。这样您就明白我为什么弄了个《豕者》的题目在那里，却啰嗦到这会还没进入正题的原因了。好了，现在说正事。
　　那时不像现在，一工作就要填表，考核，且伴其一生。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哪天开始上班，哪天开始退休。
　　好像是春天的一个早饭后，负责放猪的茂盛四大爷来我家赶猪。父亲说，四哥，这猪是才买的生猪（我们那儿管刚买的叫生猪），不老实，要不叫他（指我）跟着你看着点。反正他在家里也是乱作。父亲讨厌我乱作的意思，我当时根本没理，只感到了临危受命，担当大任的无上荣耀。拿了一根树枝就要上任。然而四大爷有些不屑。他看看我，又看看我父亲，说，小孩子，管不了猪。还是叫他跟那些小孩子砍猪草去吧。我急了，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行？父亲笑了笑，说试试吧，过两天，猪听话了，他也累了，就回来。我说，我不会累的。
　　不要以为猪们像刚入园的小朋友，总是赖在家里，相反，它们比在压的犯人还要向往外面的世界（回来时则像急着归国的海外次赤子了）。好家伙，一出大门，猪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它不是按照希望的顺着街向南走，然后与其他家的猪汇合，一同到村南的某个地方去吃草，而是撩开四蹄，撒丫子望北跑。我家住在村北头，出村先是一条河沟，后是一片旷野，再后是一片村子，它是生猪，不认得家，一旦跑远，那还了得。我不等大人下令，飞一般追去，过河时鞋子陷在泥里，我就索性连另一只也甩掉，最终把它拦截回来。父亲，母亲，姐姐，还有四大爷，全都对我刮目相看，竖起大拇指。夸我跑得确实比猪快，简直是“飞毛腿”（那时他们可不知道“飞毛腿”是一种导弹）。我累得肚子很疼，蹲了好大一会子才缓过气来。
　　我不能就这样跟猪善罢甘休，我也要叫它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我没三只眼，但我不是吃素的，我要树立权威，要他明白从此以后，我就是领导，上司，首长，它的受奖，挨罚，提拔，贬职，留用，清退等等，总之，它的一切，我尽在掌握。想拿猪倌不当官，没门！就照猪屁股狠狠抽了一树枝——这是必须的。同时，也宣告了我的不负众望，也证明了父亲的知人善任，也让四大爷知道，我不是累赘，而是人才。人才难得奥。
　　队里的猪就是前面说的那头老母猪和她的子女们，所以，所谓给生产队里放猪，其实主要是放各家各户的猪，或者说，是把各家各户的猪集中起来，有队里出人集中放养。理由很简单，地里收的粮食除了交“爱国粮”，剩下的人都不够吃，哪有猪吃的？所以猪必须放养。社员们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总不能每家都派一个人去放猪吧？所以必须队里集中放。那么，社员们不养猪不就完了吗？天哪，亏你想得出，社员们如果连个猪都不养，秤盐，打油，供学生，哎，跟现在一样花钱的地方多了，没法办。
　　放猪队伍的编制很简单，一般是三个人，因为不是什么体力活，所以一般安排一位老者做领导，这位老者可不是一般人，他必须忠厚老实，品德高尚，大公无私，公正，甘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配两名助手。比如一名上年纪的不好偷庄稼的妇女（年轻的嫌脏，不行，中年妇女一大窝孩子，家庭负担重，也不行）；一名大点的能奔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胖子肯定不行，其实那时连城里都没有胖子，更别说农村了。我们村里不论老少都是瘦骨嶙峋，只有一位叫“大胖子”的胖子，他是我本家大哥，但他不是农民，是吃皇粮的医生）。这样的安排是非常科学的，头儿能确保这支队伍走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不出一点纰漏，妇女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至于小孩，不是有句话吗，叫着“大人的嘴，小孩的腿”。三个人的分工是很明确的：领导在后面赶，同时用叉（一种有三根系的筐）子拾猪粪，收工时倒进牲口院牛粪坑里（而不是自家自留地里，要不怎么说得大公无私呢！）孩子在前面拦截，防止猪向前乱跑，更主要的是一旦有逃窜者，他必须拿出吃奶的力气追回来。至于妇女，只负责些小打小闹的维持与拦截，追赶。说到收入，那是很不公平的，领导算棒劳力，一天6分，妇女稍次，给5 分，孩子则只给3分，算半个人。就像现在领导拿年薪，中层拿奖金，老百姓讨工资一样。同工不同酬，男女不平等，历来如此，实在可恶啊。我曾不止一次的向我父亲进谏，在毫无效果的情况下，我甚至以炒生产队的鱿鱼相要挟，最后，还是胳臂拗不过大腿。直到我退休，公分也没提上去。虽然我父亲去世快十五年了，但咱得实事求是。可见盖了棺也不一定定论。
别村也有安排脑残——有点傻的，肢残——瞎一只眼的（聋子、瘸子肯定不行）。他们要么是村大猪少，要么是队长捣蛋，糊弄社员，要么是放猪的人多，残疾人算零头。我们村是先进典型，我父亲是公认的全体社员的领路人，就是安排放猪的也一丝不苟。真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是“先进典型”，资本主义的尾巴就不能留太大，本来队里有弹棉花的，榨油的，上山开石头的，弄面粉的，甚至还有几十头绵羊呢等副业，即所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后来红卫兵一当家，几乎全部萎缩了。要不然，华西村应该是我们村，吴仁宝应给是我父亲，不对，我父亲应该是吴仁宝，好像也不对。总之，我们村会跟华西村一样弄头金牛搁那儿，叫人羡慕嫉妒恨。
　　哎呀，又扯远了。
到各家各户赶猪是非常有意思的。进户赶猪主要是有小孩子承担的，另两人也去，但不经常。三人同时分赴各家是不行的，因为已从各家赶出的猪都在街上会作乱，比如打架，大欺小，男欺女，串门子，留到人家菜园里自个开小灶等。赶猪到尾声时，街上满是猪，四五十个，猪头攒动，沸反盈天，像个猪市场，又像现今的求职现场。这时，只能有一人进户赶猪了。是妇女还是小孩子，要看这一家猪圈的大门情况而定。有人家的猪圈门是用木板子、竹栅栏、或薄石板挡的，就有小孩子去弄，有人家用几百斤重的大石板竖起来当圈门，小孩子力气小，动不了，也有危险，这就要大人干。谁家是怎样的圈门，大家都记得。我那时特逞能，有极强的表现欲，常常不听他们的规劝，非要露一手给他们瞧瞧。来到猪圈门前，自然是搬不动的，不过我有办法，我用一根木棒从上面撬，根本不去撑住，任由那大石板倒下。猪们连个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说敬礼了，有时不等石板落地，就贼一般窜出去。
　　其实我这样污蔑猪是有失公允的，事实是我一进该家大门，猪听见我的脚步声就嗷嗷叫起来了，也不知道是问好，还是埋怨我姗姗来迟，它们上串下跳，摇头摆尾，将两个前爪子扒在猪圈墙上，伸出长嘴，咀嚼着，流着半尺长的白口水，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有时使坏，专门站那儿看它们着急，就是不开门。我吹口哨，踢石子，打枣，冲它作鬼脸，用树枝戳它的鼻孔，有时甚至爬到树上逗他玩。好玩啊。治猪都那么快乐，治人不是更有趣吗？所以，我现在很能理解老板治员工的做法。
这样的情形是极少的。原因是我们赶猪时它们的主人都在家吃饭，或刚吃过饭。大人们见是我来，便急忙出来帮忙放下石门。赶巧了，有的人家还热情的给我一些好吃的。比如馒头，糖果，小点心之类。这些东西多半是他们家里有喜事才留下的，平时怎会有？有的人家不给好东西吃，就给高度赞扬，他们没有一个不夸我人小志气大，懂事又能干。其中有一位九十多岁的田姓老奶奶，按辈分她得叫我三老爷。她腰弯得超过九十度，走路拄着拐杖还晃悠，她每次都重复一句话，好像一辈子就会说这一句话：你看俺三老爷多安顺，多靠排（就是听话，按时来赶猪的意思）——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激励了我，还是我有意要终生实践这句话。总之，到现在，人们说起我的工作情况，也大多用这样的意思加以评价，书面语叫做“忠于职守”，所以，这位田姓孙子媳妇的这句话简直是对我这一生最准确的预见和概括。
　　另外也有一些家长常常拿我跟他们的儿子比，说我这么小就能给家里挣工分，而他们的儿子只知道吃喝玩乐，简直狗屁不是。我自然高兴，但有时也很难为情，因为这会导致他们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嫉妒我，甚至仇恨我，刮风下雨不放猪时，不让我跟他们玩，譬如，爬树，偷瓜，洗澡等，特别是刘二怪。有一回晚上跟他们去七八里外的别村看电影《卖花的姑娘》，回来时，他们居然统一行动，半道上把我给甩掉了。结果是卖花的姑娘没把我感动哭，倒是黑天半夜把我吓得哭爹叫娘。第二天，我用储存的糖衣炮弹征服了其中的意志薄弱者，弄清了主谋人，就是我早预料到的刘二怪，我找到他，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猪鞭子，等他反应过来，我早已逃之夭夭了。不只是看电影，看戏，赶集玩，也不让我跟着，就是到别村看娶媳妇的，看发丧的也不让我跟着。弄得我常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言归正传，继续说赶猪，赶猪时最开心是能看见许多人家的隐私。
一户黄姓老夫妇（跟我干娘家邻墙，老头姓黄名奉，因为解放前干过国民党的事，文革时被反复游街示众，批过来斗过去，我们村的红卫兵头头驴脸——因为他脸长得特别长，大家就送他绰号“驴脸”——
给他改名叫“大黄蜂”，说是他成天找报纸看，到处做反动宣传，是典型的毒害社会主义的大马蜂。）很阔绰，几乎每次都会有好吃的馈赠我。老妇人都是“儿来”、“娇来”的跟我交流感情，所给食物已大多为我所未闻未见。好像是上海货居多。黄奉老大爷，很有文化，成天到我们家里找报纸看，尤喜《参考消息》，与我父亲很谈得来，常纵论天下。老大爷衣冠整洁，精神矍铄，坚持刷黄金牙，六十多岁了，行走如风。据说做过国民党的干部，还会武术，传言几米高的墙一下就能翻过去。我那时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绝对是他的粉丝。他家东西好，可成分不好，大概是“地、富、反、坏、右”中的某一种，他们和堂弟都被游街批斗过，他弟弟脆弱，受不了，回来跳井畏罪自杀了，他意志坚强，不死。他家的事真是蹊跷，他大儿子那时在上海做官，表面上不与他来往，暗地里通过他女儿给他钱花。他逢年过节都趁晚上悄悄揣些礼物到我家来，说是我奶奶年纪大了，应该孝敬。其实我父亲并不曾给予过他什么照顾，最多不过是尊重他，不歧视他而已。他家有钱，买的大猪最好，这绝不是我吃了人家的嘴短，不得不奉承。当然也与我父亲亲自为他家到集上买有关。
他家还有一儿一女，女儿叫蛾子，勤快，能干，有礼貌，不知是成分低导致的自卑，还是天生的腼腆，见人就低头，她口袋里有糖块，见了我就笑笑，给我一块糖，问我姐在哪里，总是叫上我所谓干姐招娣，找我姐或做针线活，或一块劳动。黄奉的二儿子叫黄亮，自从父亲被批斗游街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了。据说他得了黄奉的真传，不唯有文化，还会针灸和治疗跌打损伤。有一回我干姐的脚崴了，肿得跟馒头似的，吃牙咧嘴嘤嘤的哭，我姐就叫我喊来了黄亮，黄亮让我干姐坐下，把脚抬起来，放到他腿上，他一只手抓住脚脖，一只手轻轻的抚摸脚踝和脚面，这里摁摁，我干姐“嗷嗷”的叫一声，那里捏捏，我干姐就又“嗷嗷”的喊一阵，然后又慢慢的抓住脚板，微微转动，我干姐好像受不了了，干脆扭过脸去“呜呜”的哭起来，还骂黄亮坏蛋，是不是想要她的命。我干娘心肝宝贝的叫着，无所适从，问黄亮是不是伤了骨头，还念叨着“伤筋动骨一百天”的俗语，恨不能亲自上前给我干姐整治一番。黄亮不回答，像入定的禅师，接着问怎么崴的，哪里疼，能不能转动等等，说着说着突然抓脚的手一抖动，说，好了，没事的，只是拉伤了肌肉，没伤骨头。吩咐我干姐躺下别动，把脚抬高，还让我干娘用冷水给她洗。别人以为他说错了，是不是该用热水。他说就是冷水。说过一天一夜再用松木、花椒、盐水给她烫脚。他还从家里拿了一副黑膏药，让烫完脚再贴上。我干娘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偏方，说是吃猪蹄子能治崴脚，问黄亮是不是给我干姐买猪蹄子吃，惹得众人哈哈哈大笑，我干姐满脸泪痕，正疼的不行，让人这一笑难堪极了，仿佛自己嘴馋，要猪蹄子吃似的，翻白眼瞪我干娘，说，买了你吃！？王文就接话说，招娣，你不吃给黄亮吃，表示感谢；黄亮不吃，我吃，吃了预防崴脚。果然，几天之后，我干姐就能下地走路了。这事好多人都见了，一经传开，黄亮名声大震，连外村的人都来找他。虽则如此，他依旧找不到对象。
他兄妹二人是标准的俊男靓女。就是因为成分不好，同龄人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他们却男不婚，女不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齐天大圣”。
村子最西头一家是筷子家，主人姓王，外号“王大筷子”，据说58年生产队吃大食堂，他为了多加菜，不用平常的筷子，折了两根树枝当筷子，一次能夹一碗菜。因为他经常夹了菜给一个叫馋妮的姑娘吃，姑娘竟然给她做了老婆。正像他的的外号，现在他家是一双筷子两个光棍。他有一个儿子叫王文。老婆馋妮生下王文，过了半年，没来得及再生，就跟邻村卖香油的张滑头吃香的去了。王大筷子找到了张滑头，没找到老婆，他向张滑头要人。张滑头说，大筷子，你穷得屌蛋精光，凭什么娶这娘们？这娘们馋嘴，你娶起养不起，她早就是我的人了。你要了我的儿子，我要了你的老婆，谁也不欠谁的。你还想怎样？，再说了，强扭的瓜不甜。你就死了心吧。王大筷子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就说自己娶馋妮花了不少钱。张滑头叫他说个数，王大筷子看见人家猪圈里有一头大猪，说，至少要一头猪钱。张滑头很慷慨，就叫他把猪弄回去。当时还请了保人，双方签字画押。王文毕竟是馋妮的儿子，据说后来，她也回村看王文，还给儿子带香油喝；再后来，张滑头的香油坊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馋妮就又跟一位邻县贩卖布匹的跑了。王大筷子知道儿子不是自己的种，可是很疼爱王文，努力供他读书，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初中生之一，要不是文革，他会上高中，读大学的。王文这小子好像继承了馋妮的智商，脑子很灵活，冬天跟我父亲学珠算，学算账。后来做了队里的“记工员”（那时生产队里专门负责记录所有出工社员的出勤及其他劳动情况的人）。她的象棋下得好，我是他的小棋友。可是，我也有不喜欢他的地方，那就是后来三姐加入了我们的放猪队伍，他动辄向我打听我三姐的消息，还说他家的猪圈门石头重，我搬不动，最好叫我三姐去他家赶猪。我三姐居然也这样说，我也就只好不去他家了。
酒鬼陈老大有两大兴致，除了喝酒另一样就是打老婆。他打老婆就跟我来了兴致骑猪一样，骑在老婆身上，所不同的是他像张果老骑驴倒着骑，然后敲鼓一样打老婆的屁股。有一次我去赶猪见他还端着酒盅，唱着什么“马儿约”。我不明白，分明是人，为什么说是马呢？每每此时，那妇人就叫我赶紧喊我父亲去。那酒鬼便立马下来。他怕我父亲。据说，他曾因缺钱喝酒偷了队里的猪卖，后经人告发，要逮捕他。我父亲说，是队里派他卖猪，哪有偷猪的事？他才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后来父亲还多次帮他买猪。
一位叫银河的王姓二哥，本人非凡的窝囊，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却娶了一位天仙一样的老婆，那老婆细皮嫩肉，人称“白白”，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听说她会唱一种叫《哭五更》小曲儿，还专在夜里唱。可惜，我没那福分享受，等我早晨去她家赶猪，听到的只有大猪和小孩的哭闹。她仗着自己娇美如花，从来不下地干活，专门在家生孩子，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像一窝大猪，可他家猪却只有一头，还小得跟老鼠一般。他家院子极小，只有两间正房，一间厨房，没有猪圈，大猪跟其中三个小主人一块睡在厨房里。好家伙，他家天天晒被子，被子上是大地图压小地图，新地图盖旧地图。不知是人画的，还是猪画的。我特喜欢去他家赶猪，虽然没什么礼物，为什么？因为他家的大门就是猪圈门，大门一开，不等我进去，猪就出来了。有时，我简直很为没能看一眼他家的地图怅然若失。
三香爱睡懒觉。那会儿他（名为女性，实为男人）新婚不久，即分家单过。是新媳妇闹着要分的。原因是三香哥嫂孩子多，父母有残疾，上面又有奶奶，爷爷，祖奶奶，新媳妇可不愿挣工分养活那一群小饭桶和一群老不死的。然而，把她娶过来却是举家老少省吃俭用才实现的。老人不同意，新媳妇就大闹天宫。半年功夫，就用遍了躲娘家不回，离家出走不归，上吊，跳井，喝药，提出离婚等十八般兵器。那时可不像现在，结婚容易，离婚也容易，跟堕胎一样，只要自己同意就行了，这么给你说吧，那时离婚比如今在都市买房都难，买房你只要调动祖孙几代的积极性，麻烦一下亲戚邻居，找银行帮帮忙，就差不多了，而那会儿离婚简直没门。这还不说，关键是这新媳妇与她娘家嫂子是“换婚”，就像现在“什么绑定什么”一样，那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两家最后协商的结果是，新媳妇的新媳妇，以此换回全家和解。
　娘家送两头猪过来，算是对分家后亲家的补偿。亲家也退一步，把其中一头留给　三稥是个没主见的人。男人没主见必定怕老婆。再加上他有爱睡觉的毛病，媳妇像美国人对待盟友一样，胡萝卜加大棒子并用，把他弄得幼儿园小朋友一般，服服帖帖。他还算有自知之明，也就顺势强化自己的诉求，拼命的搂着新媳妇睡觉。想想也是，花那么大力气取来的媳妇，不狠命睡，岂不亏本？别人家都吃过饭，喂完猪，准备下地干活了，他两口子还如胶似漆。他家大门不开，我就赶不了猪，没办法，我就在他家屋后砸窗户，大喊，还不起？太阳把腚晒糊了。
　我一喊，就招来许多年轻人，他们先在在窗下取笑，又传遍全村，以至于男女老少都知道，他两口子睡觉跟吸鸦片一样上瘾了。说这是一种“花”病。后来，他两口子怕我坏他们的好事，干脆开着大门睡；结果是猪被人撵走了；再后来，男人也因这“花”病死了。我“胖子”哥不以为然，他说，他得的是肺结核，这病与过度劳累跟营养不足有关，其实不难治。最后，死了男人的女人带着几顶“花痴”、“妖精”、“克夫”的帽子为相邻唾弃，跑到先夫坟上苦了一阵子，骂了一阵子，只好“君死又随人去了”。
我很不愿意到齐姓五叔家去赶猪，原因是那位五婶子言语做派总是夸张。她只要一见我的面，就会把我搂在怀里，“儿来”、“娇来”的要我喊她干娘，叫我喊她女儿招弟干姐。还谆谆教诲我，说，儿啊，一挓（伸开五指，拇指与中指之间的最大距离）不如四指近，俺家的猪就是你家的猪，可要好好放，别打它，等秋后卖了钱，干娘给你买个包子吃。
包子不包子的倒无所谓，关键是这“干娘”让我莫名惊诧。我曾问她凭什么叫她干娘，她竟然吃惊又委屈，眼瞪得大大的，一脸委屈样，说，你个小没良心的呀，我没儿子，以后还指望你给我养老送终呢，你倒好，连个干娘都不认。你娘生你的时候只喝了半斤红糖，吃了两个鸡蛋，哪有奶水喂你，你当时饿得比俺家那头大猪还瘦，你娘天天抱着你叫我喂奶。我的奶也不多呀，还得喂我闺女——就是你干姐招弟，傻大姐，可是我一看见你饿得张着嘴，哭都没有声音，就不得不喂你了。你小子跟饿狼一样“哧哧”的一气就吸干净了，你干姐没奶喝了，就饿着，你看你干姐，如今还是这么瘦，都是你那时候跟她争奶喝的原因。这些你不记得了？我干姐平时很少支持她母亲的意见，可是在这件事上，母女的口风却出奇的一致。我干姐说，老三，她说的不错，就是这么回事，我要不是挨饿，就成她儿子了，一饿，我就变成闺女了，你要叫我干姐，就是姐，跟你姐一样的。我会疼你的。说着，就两手抱住我的头往上提，还亲我的额头。还说等她出嫁的时候给我一大包喜糖。我就努力回忆，没用，相反倒想起我干姐的绰号来了。
我突然明白，我怎么能记得呢？正因为我没法记得，所以他才这么敢忽悠我。虽然那时乡下男孩认干娘就像现在城里女孩认干爹一样普遍，但我还是觉得其中有诈。我就回家问我母亲，母亲居然坚定的承认一切属实。她说，孩子，你五婶子很不容易，你招弟姐生下来不久，你五叔就在南四湖（微山湖）出河工的工地上累死了。他不是咱本地人，是从黄河北逃荒过来，住在村北破庙里，老和尚姓齐，喂了几头猪，他就给老和尚帮忙，割草喂猪，挑水种菜，后来还跟着姓齐了。后来解放了，就娶了你五婶子。我母亲要我一辈子不能忘了她。说，当时是说好了，你认她做干娘，只是没举行仪式，没作公开发布罢了。这下我就纠结了。喊吧，没公证；不喊吧，吃过人家的奶。最后决定回避，让我的女同事去她家赶猪。不过，我对他家的猪却是关爱有加的。有一回，我居然挖了队里的地瓜喂她家的猪，这可是连我家的猪都没有的待遇。
在我三姐还没有加入我们的放猪队伍之前，我就对她很有好感。她忙完自家的活就到我家，找我姐姐，说话，做针线活，有时还帮我母亲做事，还给我祖母梳头，有几回他还给我梳头，给我扎了几个小辫子，惹得众人大笑。我虽然一点也不羡慕扎小辫子小姑娘形象，可是我非常喜欢跟三姐一块玩一种叫“翻手花”的游戏，也喜欢看她笑的样子，跑的样子，在墙角处跟我捉迷藏或摆手再见的样子。三姐只有一个瘫痪爹（外号“瘫痪子”）和两个哥哥，其中大哥叫大傻，二哥叫二傻，老二是名不副实，老大却实至名归。三姐很辛苦，她除了参加集体劳动，还要做家里所有要女人做的活，还得伺候那个性格古怪的瘫痪爹。她和王大筷子家是邻居，有时，王文还求她帮忙缝缝补补。有一回让瘫痪子碰见了，就骂，既骂三姐又骂王文。据说他们两家有仇。那是在王大筷子从张滑头家赶回猪不久，有一天那猪不知怎么从猪圈里跑出来，溜到瘫痪子的菜地里，来了一个大快朵颐，啃了萝卜，拱了土豆，踏坏了黄姜，还顺便撞翻了几十颗大白菜。那时瘫痪子还两腿健壮，正要去园里拔萝卜做菜，一见那猪如此不客气，简直肺都气炸了，边破口大骂大筷子，边拼命追赶，发誓要弄死那猪。然而，他两条腿哪能跑得过四条腿，无奈就奋力掷出了铁锨，说来也巧，那铁锨不偏不倚咔嚓一下，把那猪腿给铲住了。猪啊哦一声耷拉者一条腿往家跑。结果是大筷子和瘫痪子打一架也没解决问题，又来找我父亲裁决，一个要求陪猪，一个要求陪菜。瘫痪子说自己的菜到秋后能卖多少多少钱，大筷子就说自己的猪是用老婆换来的，老婆更值钱。总之，两家就结了小仇了，更大的仇恨还是与猪有关，有一阵子大筷子给队里喂牲口，他夜里常常回家照看儿子，一次夜里，队里的一头大猪仔被人偷走了，猪最能叫唤，怎么会没动静呢，有人说是小偷用酒泡了馒头，给猪吃，等猪醉了，偷走的。没办法，大筷子&
就悄悄的在猪圈旁下了他爹过去打猎用的铁套子。有一天早晨他去收拾那玩艺儿，发现畜生们没少，套子上的铁钩子却多了黑乎乎的血和一绺子鲜红的肉，他断定那是人肉，因为肉皮上没有其他动物的毛，而且还有一个黑痣。他吓得赶紧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很生气，斥责他不该这样做，说伤着人，谁负责？另外叫他不要声张，怕说出去坏了人的名声。第二天，二傻子到我家，说他爹病了，过两天才能出工干活。我父亲就知道是瘫痪子夜里偷畜生不成反折一块肉了。他去看了瘫痪子，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后来听说大筷子买了东西去看瘫痪子。谁也没有想到，瘫痪子后来竟真的瘫痪了。据说，那钩子上有毒，差点没要了大筷子的命。
这事到现在村里知道的人也没几个，就是王文和三姐恐怕也不知道，我知道这事也是在几十年后，而且三姐、王文们成了祖父母辈了。至于当事人，到泥土里恐怕都找不到了。大家知道的只是前者，虽则如此，今天我说出来都还觉得不大妥当。三姐的爹瘫痪子，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老婆死得早，自己拉扯三个孩子实在不容易，至于他当时半夜三更去队里的牲口院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只要传出来，那他就一定是要干偷窃的事，不然怎么会被钩住呢？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不敢声张，直至瘫痪成了废人。
三姐从小就没有娘了，也没有姐姐和妹妹，几个本家也不大帮助她，他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姐也常去给她帮忙。我家大概成了她的精神家园了。
我本家大婶子平时隔三差五做一包豆腐卖，我傍晚能在她家得到一碗豆腐脑喝，但她家的猪多，增加了我的工作量，再加上卖大猪仔价格比较高，口碑不好，我不大喜欢去。
相比较，我爱去田姓四婶家。那四婶天生就是买卖精，她炒了花生去兖州卖，回来贩些地蹄子，再卖给那些馋嘴的光棍汉。割资本主义尾巴要紧的时候，曾叫她脖子上挂着猪蹄子游街，游就游，她不以为丢人，之后队长不知是白吃了猪蹄子，还是白吃了炒花生，居然男不给女斗了。我在她院子外边就能闻到天然的炒花生味，那味道简直像爱情一样温馨诱人。我的女同事几次三番要求去她家赶猪，我都据理力争，说她家的猪圈门是木板子，属于我管，就像现在建筑工地上的料霸一样。作买卖讲究和气生财，四婶不给我做买卖，但她知道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除了秋后我们季节性放假时给我一个猪蹄子吃，几乎每天都给我一小把炒花生，说，孩子，这东西不能吃多，吃多了上火，烧你的鸡鸡，烧了鸡鸡长大就不能娶媳妇了。我开始半信半疑，后来让我母亲确认真假。母亲说，不管烧不烧，都不能要人家的东西。要人家的东西才娶不上媳妇呢。于是，我就知道四婶在忽悠我了。虽则如此，我依然感激她，依然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关照她家的“花脸猪”（我的那些猪们都有名字）。
我特喜欢去本家二哥家赶猪，主要是那二嫂骂街挺逗的。人家骂街是在街上，她却是在自己家里，不过效果一样。原因是她跟郎平一样人高马大，家临大街，人比墙高，一出声比村里的大喇叭还响。她骂谁家的羊啃了她家的白菜，谁家的公鸡压了她家的母鸡，谁家的母猪勾引了她家的公猪，等等，这些都不足为奇，有趣的是她骂着骂着就骂自己。比如，骂，王八孙子没在家，把我的板凳偷走了。偷你爹，偷你娘，偷我没有好下场。她男人心灵手巧，讨女人喜欢，据说有相好的，她就指桑骂槐，骂自己家的老母猪，你个挨千刀的老“jue猪”，自己的饭不吃，吃人家的，省了自己的叫人家吃吗？这时，街上就有人大喊，我愿意吃你家的饭。我在墙外边连忙给她纠错，说，二嫂，你不是老“jue猪”，是老母猪。她说，滚你的蛋。我当时很气愤，我是猪倌，连公母都分不出来么？说，你就是母猪嘛！众人就大笑。
　　她男人把猪赶出来，说，别理她，就是你说得对。
　　当然，我也有非常讨厌，不愿意进其家门，甚至根本不想为其效劳的主儿。因为这人还没脸没定的活在人世，我就不便点他的名。说是有一天我去他家赶猪，发现猪圈里有一堆了鲜花生秧，还看见他儿子吃花生。那时，社员个人是没有种花生的。我就断定一准是偷的。而且他有这方面的前科。我就告诉了父亲。当时盛行“不偷不摸，饿死不多；偷偷摸摸，改善生活”的说法，这类事并不鲜见。我父亲也不想追究，谁知他偷时也有别人看见，传了出去，这就捂不住了。没办法，罚了他两块钱。他就记仇了。
　　不久他家的猪与另一猪争风吃醋打了起来，结果耳朵被咬破了一点点，好家伙，猪主人就借题发挥了。他先喝二两猴尿臊酒盖盖脸，直接找到我父亲，说，你是老干部，不能为那几分糊弄俺社员群众，你叫这么小的儿子放猪，他管的了吗？父亲问怎么回事。他说，你问他（指我）啊，我家的猪耳朵都快掉了。你们说怎么办吧！说完扭头就走。我上去拉他，说你不能走，咱得说清楚。他用劲甩开我，说，怎么，还想打人？老少都欺负人？走了。我要我母亲领着我去跟他说理。母亲说，他喝多了。小孩子家，管那么多干嘛。
　　真是岂有此理！从此我不再去他家赶猪，虽然我没有因此虐待他家的猪，但我给他的猪起了一个恶名。叫“惯犯”。我很欣赏这个名字，因为其中有一个字跟它主人的姓谐音。
　　并不是每家都有猪，这其中有买不起的，有买起不愿意买的，也有买的起，也买过，就是喂不到头的。
　　昭生和他弟弟就买不起。他们是孤儿，住在一个破院子里，不成年，但成天偷鸡摸狗拔蒜苗，对里的活不干，但队里的五谷杂粮都是先尝为快。夏天还好过，冬天就到处钻柴禾垛。我母亲不止一次给他们被子，队里也给救济的衣被，可不久就被野狗拉去又铺又盖了。有一回他兄弟俩跟一条大黄狗挣扯一条被子，社员们围着看，替他们喊加油。五保户任兴旺老头儿是个快乐的人，叫得最响。见寡不敌众，狗急了，没跳墙，转身就跑，也没忘有仇必报，狠狠的在任兴旺老头儿腿上咬了一口，所幸这会儿穿棉裤，他撸开裤子一看，好家伙，像歌女的口红，直放光芒。
　　人丁兴旺是任兴旺家上几辈子的事了，现在，他一个人吃饱，家全不饿。他是买得起不愿意买的那种人，每年贴春联，“槽头兴旺”的条幅他都不要。任老头虽是五保户，但他贵体康健，不要照顾，依然劳动，一人挣了一人吃，有酒盈樽。有人劝他买头猪，他说，老婆我都不伺候，伺候那玩意儿。据说，他早先闯东北，领来过老婆，不过那是人家的媳妇，后来物归原主了。他不喂猪，喂猫，还是女猫。有人说他夜里搂着女猫睡觉，跟女猫谈恋爱。
　　二瓜子跟他媳妇都是棒劳力，日子当属小康。但是，二瓜子比较窝囊，鼻子拉吧的叫我都写不下去，娶了个老婆跟他般配得真是天生一对，地上一双。倘若从你身边走过，气味之臭，液化气都相形见拙。不仅如此，那女人脑子好像还有点不好使，今天喊你三兄弟，明天就叫你二叔。有一回，我给她纠正，说，我是老三。她马上改口说，奥，你是三老爷。哎呀，没办法，他的智力总是落后于她的文明，不过，这也总比文明滞后于智力强。他家院子里像如今垃圾处理站，猪圈里简直就是渣滓洞的水牢，我最不愿意去他家赶猪。
　　好在他家是喂不起猪来的，每每或死或亡，眼看着倒霉。开始怨猪仔基因不好，后来让我父亲给帮着买，结果还是得猪瘟，命丧黄泉，最后，干脆把我家刚买的赶过去喂，孰料是被
“猪中介”们（“猪经济”农村专门干买卖猪的营生）相中偷走了，还是嫌弃主人窝囊夜里跟相好的私奔了，反正他家留不住猪。
　　无计可施，就请我父亲给他家看风水。看他家的祖坟有没有问题，要不要乔迁新居，看他家的院子有没有问题，要不要改换门庭，看他家的猪圈有没有问题，要不要从靠东墙挪到靠西墙。父亲说一切都没问题。可是，没问题怎么就有问题呢？父亲只建议他家讲究卫生，保持猪圈内干燥，另外，别胡乱向猪圈内仍烂东西。不知是父亲的办法不灵，还是他两口子天生就不懂得卫生是咋回事，总之，他家就不用麻烦我了。
　　探究别人的隐私简直跟现在的少年沉迷网络一样，欲罢不能。老实讲，如果不是我弄的这个烂题目限制了我，就是到我寿终正寝，驾鹤西游的那一天也不一定能给你倒腾完。好了，继续说放猪。
　　我有时觉得，我们有些人简直跟猪一样，除了吃什么都不在乎，很没人味。虽然我们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又是以儒家文化立国的。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对待猪呢？譬如，猪见诸文字的时候，除了骂人——蠢猪，猪呆子，猪狗不如，猪八戒照镜子等等，就是说吃——“瘦肉精”了，假猪血了，注水猪肉了，猪肉涨价了等等。至于艺术圈子，除了十二生肖没法去掉它之外，猪是被不屑一顾的。老鼠那样糟蹋大米，那样偷油喝，都有人唱，有人画，而且是画了当年画；猪常年啃草就没人唱。也许你说，老鼠精，值得艺术，蠢猪哪配。可是驴也蠢，黄胄画驴不是成了大家了吗？。可您也别说，好像是四川那年编了一首唱“文昌猪”的歌，谁知还没唱出川，就偃旗息声了。要说猪确实也入过画，但那是猪头，是给神吃的饭，绝不是艺术。
　　你离了它不能过，你又鄙夷它，到底是猪蠢，还是你蠢？
　　干脆说吧，猪的内涵太丰富了。所以，我以为一切艺术家应该赶紧像与美女打交道一样，改弦更张，充满热情的去捧猪，把它打造成超级明星。它成了明星，你也会成明星，你们合作双赢，最后双星闪耀。难道不好吗？
　　哎，又跑题了。言归正传。　　　
　　狗不嫌家贫，重感情，有人情味；猪不然，只讲猪味，不讲人味，又是直性子，不给吃的，甩手就走，毫不客气。有的猪出了家门，在猪集体中很规矩，很文明，先忙着与其他猪碰碰嘴，蹭蹭屁股，摇摇尾巴打招呼，而后加入队伍，缓缓前行，去村口集结，等待指令，到某个地方肯草或拱地找吃的。就像那些本分的社员一切行动听队长的指挥。有的就不行了，如我先前说的，它们出了家门，如同越狱的流氓，或骚扰异性，或串门子打牙祭，或单独行动，自作聪明的直奔街口，向那些曾去过的老地方中的一处跑。它们野孩子一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任性所为，虽鞭石相加，遭受皮肉之苦，亦不知悔改，屡屡越轨。
　　到村口，清点好猪数，我问四大爷今天去哪里，他想一想，说哪里哪里。我们就去那里。
　　关于去哪里放猪，说来简单，其实很费周折。主要依季节、地形而定。我们村的南面是田野，再向南是东西走向的凫山山脉，对着我们村的小山属我们村，我们叫南山，或刘家山。刘家山与相邻的山峰形成山谷，夏季山洪下泻，自南而北冲出两条大沟，将我们村包抄起来，在村北相汇，西北流入我们叫作北沙河的一条大河，再西进入白马河，泗河，微山湖。那时，山上树木葱郁，雨量充沛，大沟小河，四季有水。清明一过，沟底河岸请草如茵，放猪就开始了。（现在，两条大沟夷为田畴，南山不仅早已光秃，而且被开山炮，凿石机，粉碎机们弄得像啃剩的馒头，体无完肤。老天爷也很识相，只刮大风，不下大雨，村庄田野成天笼罩在烟雾石尘之中。名之曰招商引资，资源开发。结果是商人来了，资源没了，钱没留下，乡邻们不堪其苦，外出打工，补给家用，维持人畜繁衍。又名之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速城乡一体化）。好了，继续说放猪。
　　春天放猪的主要场所就是两条大沟，猪们沿着沟啃草，沟很深，即使那些运动健将，也休想爬上来乱串，所以将猪赶进去，只消都住两头，就可万无一失。同时，这也是我对猪们进行春训的大好时机。有时，我把它们赶到一处有石坝的地方，就像装进口袋一样，集中教训那些平时犯上作乱的歹徒。我完全套用队里开批斗会声讨黄氏夫妇的程序，双手掐腰，正气凛然，跟红卫兵头头一般，对它们实行猪倌专政。我叫着它们的名字，或者它们家长的名字，陈述它们的罪状，宣布它们应该接受的惩罚。我辱骂它们，抽打它们，用土块、石块投掷它们。然而，它们可不像黄氏一样俯首帖耳，低头认罪，它们上蹿下跳，东躲西藏，以至于钻到其他猪的腿裆里，逃避惩罚。就像现在犯了事，向国外逃跑的赃官一样。再也没有昔日耀武扬威的神气了。
　　每每此时，我的女助手就很会配合，占场子，摇旗呐喊，呼口号，给我助阵。四大爷是个沉默的人，只在我用石子时才说，不行。关于这位四大爷的事，我以后抽出空来再给你讲，现在继续说放猪。
　　虽说人勤春早，但春早草却不那么勤。两条大沟再长也经不住那四五十头饿猪来回的啃，所以单靠两条沟是没法让猪吃饱肚子的。我们就不得不把猪带到尚未耕种的花生地、地瓜地里里去。说起来时有些不好意思，更对不住那些饥肠辘辘、嗷嗷待食的猪们。这些地在去年收完后，社员们就捞过多遍（花生、地瓜在集体收完后，还会有遗漏在地下的，社员们就可以自由的重新再镢刨找几遍，虽是残羹剩饭，总比没有好啊——这种情形，我们那儿叫作“捞”），那会，我们也成天把猪赶过去跟社员们争食，有时甚至冒着被社员们埋怨的危险，去为我亲爱的猪们挣得利益。如此这般，等到阴历十月一，我们季节性休班放假，猪们回家等着或杀或卖而后再杀，以快人朵颐，那地里实在是早已一贫如洗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得把猪再赶过去，让它们重新进行挖地三尺，跟当年日本鬼子找地雷一样，寻找万一漏下的地瓜或花生。
　　春天的田野一点也不空旷寂寞，除了这些空的地瓜地，花生地，还有田边稀稀拉拉的杨树、楸树，以及几处坟茔里蓊蓊郁郁的柏树，或泛青，或吐芽，或嫩叶扶苏。碧绿的麦苗已没过脚踝，在春风的梳理中泛出青绿的光泽。麦田里，偶尔有几个闲汉和不上学的野孩子如昭生兄弟之类，放风筝，寻穷开心。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可那风筝却是格外争气，几乎要飞到天外边去。麻雀像黑旋风，一阵一阵从空中掠过，或飞进村庄，或飞出村庄，再飞进南山。他们哪里知道村庄里的食物并不比山上富裕。
　　羊吃麦苗，猪们不吃。所以，在深沟的豁口处，我们把猪们放回田野时，个个犹如获得了解放的奴隶，欢呼雀跃，一路狂跑，直扑辽阔的地瓜地或者花生地。就连那几个曾经对母绵羊动过春心的家伙，也不再留恋，撒丫子自顾自的疯跑。那几只母绵羊肯定伤心而且鄙夷那几个陈世美一样的蠢货。羊们虽然老实腼腆，还是羞羞答答的去偷吃几口麦苗。她们很小心，很照顾管家的威严，吃几口，就回头看看，仿佛在说，你看，我们并不糟蹋麦苗，只是吃那么几小口，我们没有蔑视您老人家，我们哪有那个胆呢，我们只是吃几口垫吧垫吧，嘴里实在太寡淡了。可是，四大爷依旧不许，他说，这时候吃一棵就少一棵，不是年前，吃了还能发出来。我女同事反对，说，多收了也不会多分给你，你这么热爱集体，想当“五好社员”吗？四大爷说，当“五好社员”怎么啦，反正比落后分子强。二人好像比谁的水平低，翻来过去就那几句话，争面红耳赤，。我说，别争了，猪跑没了。我不管这些小事，去管我的猪们。
我的猪们进了花生地就埋头拱地，像蚯蚓似的。我不知道是嗅觉引导它们，还是它们的眼睛被耳朵盖住了没法辨识方向，它们拱出的痕迹比九曲十八弯的黄河都随意，一点都不直，大家又都不一致，所以不大一会，就在空地上画出了连马良都没法破译的图画。我非常讨厌这种毫无章法的拱地行为，有时就教训那些带头拐弯的精货，特别是一头叫作“豁耳朵”、一头叫作“大马猴”家伙。他们两个最是桀骜不驯。仗着自己身高马大，主人又是民兵队长和生产队长，就公然挑衅我的意愿，不仅率性发挥的拱地，而且还动辄欺负别的猪。他们呱唧着嘴，夸张的咀嚼着，东张西望，一旦发现有猪比它们的收获多，就蛮横的威吓，把人家“吼”走，拱人家开辟的福地。那些被欺负的猪先是愤怒，继而怅然若失，无奈的另寻他处，也有反抗的，结果是被更加严厉的恫吓，或“吼”叫，再不服，就是“咔嚓”一口被咬开。虽不致鲜血淋漓，其羞辱却格外悲催。也有向我求援的，它们可怜巴巴的望着我，它们相信我什么都明白，相信我会给它们一个公道。至于我是不是还给它们公道，那要看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我累了，就不管，还嘲笑它们无能；不累，就管，还告诉它们，应该及时维权，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我情绪好了也不管，反之，就管。比如，放风筝的几个家伙明明知道我公务在身，却还是来邀我去玩，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拿那几个狂徒出气。
猪们拱地找食的时候，我的女同事就纳鞋底，领导四大爷则默默的坐在田埂上看天或地或猪或远方，或打盹。她是个极其安静的人。他是个鳏夫，六十多岁了，守身如玉。他没有亲人可想。
猪拱地也是不长久的。它们天生就不是安心的主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带头乱跑的。
这也怨不得我的猪们，因为地里残留的花生这时不仅残缺不全，更主要的是经过冬天的雨雪侵袭，早已腐烂变质，嚼在嘴里其臭无比，以至于猪嘴里流出的口水都是黑乎乎的像中药汤汁（现在，这种臭花生都被榨油商人低价买了榨油卖了）。实际上，猪们咀嚼吞咽的大多是花生皮，烂花生大都被它们吐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烂花生是含有致癌物质的，可我的猪们没有一个是得癌症死亡的。我有时想是不是猪们对这种癌有天然的抵抗力或者干脆把这种致癌物转化成了高级营养品。吃这些猪肉的人们最后肯定都得死，其中有没有是得了癌症死的也无从知晓，反正那时我没有听说有癌症这一回事。这种猪都不愿意吃的臭花生，居然有人能享用它，他就是我曾经的另一位领导同姓远枝的大猪三叔。
大猪叔好像是在四大爷悬梁自尽以后接任这一工作的。大猪叔皮肤粗糙黑红，秀迹斑斑。几乎成天穿一件破棉袄，冬天里面塞一个烂褂子，我们开始放猪时就把里面的褂子扔家里了。直到差不多收麦子，他才换上春天换下的烂褂子。他是个及其勤快的人，除了为队里拾粪，还顺便为自己拾柴禾，就是说他没有做到公而忘私，这也是他不能做我的首选领导的原因。但他不偷不摸，忠厚负责，所以可以做四大爷的继任者。他老婆是不是觉得丈夫成了猪倌领导，自己就是干部家属，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呢？从此就在家里，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像个俄罗斯贵妇人。和现在的干部差不多，三叔怕老婆（这位三婶可能有些不光彩的事，不过，她对我很好，所以，我不能吃了人家的还说人家的坏话——太不地道）。如果有一天他没拾足够多的柴禾回去，他就一定会挨骂的。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一是吃臭花生，一是叫我用瓦片给他挖痒痒（学名叫刮痧）。在拾满一叉子柴禾后，三叔就用一把小锄子刨地里的烂花生吃。我问他臭不臭，脏不脏。他说，不臭不香，吃了健康，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说来也怪，他和我父亲同岁，今年九十三岁了，依然活着，而我父亲十五年前就不在了。天一热，他就脱掉棉袄，太阳一晒，他就浑身痒痒，这时，他就叫我给他剐痒痒。用手不行，太软；用土块不行，易碎；最好的武器是瓦片或石块，而且要锋利无比。
我为什么说是“挖痒痒”而不说“挠痒痒”呢？
挠痒痒只能适用于小打小闹的痒，程度深的根本不管用。至于婴儿，他们的皮肤嫩得跟煮熟剥开的鸡蛋一样，温软细腻，只能用手心轻轻抚摸过来，抚摸过去，而且，那手还不能有茧子，那家伙，像锉一样，可不行，更别说挠了。
人长到五六岁以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经历的痒痒，主要有三类，一是疮口愈合的（只有一次），一是虱子咬的，一是冬天冻的。其中冬天冻的痒痒，（我这会儿敲击键盘找这几个字，好像脚又要痒痒了，简直跟说一说醋，嘴里就流酸水似的），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啊。有痒痒经验的人都知道，痒痒是从骨髓深处爆发的，像地震的震源；它先是蠢蠢欲动，然后跟工农武装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快就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而且这种爆发的态势，也酷似，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时，你不挠，还好，你越挠它就越闹，接下来就是，它越闹，你越挠，你越挠，它越闹，周而复始，不分输赢，直到双方疲倦，各自收兵回营，且待明日再战。它将你的每一根神经都调动起来，然后乱弹琵琶，乱得你心慌意迷，将你的每一个细胞都鼓胀起了，然后锤击安塞腰鼓，锤得你坐卧不宁。这时，怎一个“挠”字了得？
记得那时候，一进入冬季，我就季节性放假，不再放猪，晚上便跟着刘二怪和其他同龄人，到邻近各村看社员们自己胡乱排演的样板戏，看早已滚瓜烂熟的电影（主要是国产的，苏联的，南斯拉夫的，朝鲜的等）。那会儿，冰天雪地，地都冻裂，比现在冷。但我们自愿当观众的心却相当热，我们身上的棉衣几乎没有新里新标新棉花的，又大都“短褐穿结”，像枪林弹雨中跑出来的战士，棉花钻出破洞，似乎要再开放一次。极少有人戴帽子，穿单鞋，且无袜者居多。记得一个眼的宝银甚至连鞋都没有穿，只穿一双不知在哪里拣来的烂袜子，十个脚趾头有四双半拱出来，不只是放风，还是探路。我有母亲做的棉鞋，还有棉袜。我一点都不怕。开演不久，他们有的就冻得受不了了，开始跺脚，我就说，跺什么跺！烦人。刘二怪说，你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脱了棉鞋试试！我本想让他们艳羡我，优越一下，谁知这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好忍气吞声了。
为了享受这些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餐”，我们的餐晚就都免了，我们必须及早出发，占据中心位置，那样不仅能看得正，而且在人群中间，让外面的人与北风亲密接触，我们只图暖和。大庭广众，大声喧哗，跟台上或屏幕上的角色抢话说，喊口号，演示动作。毫不客气的说，有的社员演员，丢三落四，还不如我们台词背得熟呢。那时，我们都阶级觉悟比较低，虽然也崇拜革命英雄，但更多的是喜欢看坏蛋。比如《红灯记》里的鸠山和王连举，《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和小炉匠，《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和刁德一，特别是《南征北战》里的李军长，他喊的“拉兄弟一把”，就像现在春晚弄出来的流行语，我们常常移植到生活里，活学活用。我们全不管周围人怎样讨厌我们，尤其是那些新媳妇、大姑娘、小姑娘，他们的议论，嗤笑，还有“呸”，就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有时也很生气，譬如她们骂人，我们就急了，大声道，吵什么吵，跟一窝鸡似的。（那时说“鸡”，没别的意思，如果是现在，她们非找了有权势的客户揍扁我们不成）。或者就以拥挤掀起人浪，专门去冲撞她们。宝银衣服油滑，鼻子邋遢，就被刘二怪推到前边，专门玷污那些衣服华丽的小媳妇，恶心那些带头对我们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大姑娘。她们经不住这样的打击，骂骂咧咧的躲到一边去了，我们的耳根子也清净了，可我们少了挡风的墙，也愈加寒冷了。我们站在空地里两个多小时，肚子里分明空空如也，却又咕噜咕噜乱响，像给刮风下雨天配音一样。寒冷围绕着我们，用鞭子抽我们，用小刀子划拉我们，用冰碴子扎我们，耍猴一样弄得我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躲躲闪闪，哆哆嗦嗦，恨不能有孙悟空变小的本领，缩成一粒，藏到人家的裤腰里。我们当时相当狼狈，像一群小混混，又像找不着娘的弃儿。
我有母亲做的棉鞋，脚仍得冻得疼而麻，麻儿木，狠命跺脚，方有知觉。回家的路上更拼命跺脚，拼命跑，到家后，脚亦温暖而且简直是热了，再吃些东风西，而后放被窝里一暖，好家伙，脚里面就化冻了。这一化冻，痒痒便如呱呱坠地的婴儿，赤条条如期而至了。这痒主要是脚板周围，尤其是脚跟和脚板外侧。那里边仿佛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譬如，蚂蚁，蝎子，毛毛虫，蜜蜂等等，那是一种钻心的痒，一种滚热的痒，一种疙疙瘩瘩的痒，一种歇斯底里的痒。那种痒如同钱塘大潮一样，横冲直撞，飞珠溅玉，排山倒海，所向披靡。又像美国飓风，打着旋，向上卷，向两边卷，充满每一个毛孔，飞沙走石，摧枯拉朽。奇痒无比啊！我不知道其他语种有没有能表达这种痒的词语，反正汉语是负担不起，犹如中国男足没法承载世界杯一样。对付这种奇痒的办法有三：一是挖，就是用五指狠命的挖，那时，恨不能将五指变成五根钢钉，像猪八戒耙地一样，道道见血。二是在铺的高梁秸席或竹席上蹭。但这是及危险的，高梁秸席容易蹭破，家里没钱买，自己以后铺着扎自己；竹席的篾子坚硬锋利，容易把脚刮破，冬天的破脚更难受。只有第三个办法最简单，也最不好，那就是把脚伸出被窝，在外面重新冻过去。这很有些饮鸩止渴，又像一些末流演员为了出名，明明知道潜规则，还是去被规则一样。
我上回冒着被诸位笑话跑题的危险叙述我的痒痒经验，绝不是说我能理解大猪叔的痒，舍己为人的乐意去给他挖，或者是有意炒作自己有多么辉煌的经历，如同有些艺人全不管观众心烦，津津乐道自己的私生活，而是我的痒太刻骨铭心了。
虽则如此，每当他招呼我挖痒痒时，我还是心里盼着嘴上却嘟嘟囔囔装作极不耐烦的去给他“蒯”（“蒯”是比挖更方的方言，显得更有力度）。他老早就准备好了瓦片或石片，背对着太阳，边捉虱子，边享受我的蒯痒痒。她的背宽阔的像一张大面板，但是，那上面没有肉，酱紫色的皮肤下面条条肋骨如琴键一样历历可数，又仿佛一张砂纸铺在蒸馒头的竹篦子上。用手一摸，嗤嗤啦啦，像钢琴家双手十指呼啦一下划过键盘，很有音乐气象。我给他蒯痒痒，不遗余力。你说怪不怪，有时挖出的是白道子，像深秋落霜的石板路，有时又是含有白点的红道子，就像宣传打假的横幅标语。转眼之间，他背上几乎色彩斑斓了，就跟你那儿的什么商店庆祝什么时，满楼扯上自己替商家献给自己的祝愿口号。我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换左手，他还嫌没劲，我就双手并用。我按照他的语音提示，前后左右，那真是指哪儿，蒯那儿。但有时我也有令不行，心烦意乱的画圆圈，或像宣布杀人犯死罪一样，打叉叉。我更多的时候是在他背上给我那些长相奇特的猪们画肖像，画“黄瓜嘴”、“老弓腰”、“秃尾巴”、“豁耳朵”，我有一个叫二虎的同龄人无师自通画花鸟，神情毕肖。我很崇拜他，可我就是画不像，我怀疑是我的画布太粗糙，画板不光滑。我有时也根据印象画银河哥的儿子或猪仔尿出来的地图，现在回忆起来，极像欧洲或者澳洲或者小日本，总是哩哩啦啦，密密麻麻，反正不像咱中国。常常是我正入神，大猪叔似乎察觉了，就说，你弄嘛？我赶紧乱七八糟的涂抹一阵子，说，我知道你哪里最痒，正给你挖哪里呢。
因为那时我的业余生活实在太贫乏了，就像现在的小学生成天价学习，碰到一次打扫卫生都欢天喜地一样。给大猪叔蒯痒痒也是我的业余生活之一。除了这我还可以看天，跟纳鞋底的同事捣乱，或者干脆玩我的猪们。那真叫其乐无穷啊！
看天有什么意思呢?实在讲春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阳光明媚，春风和煦。除了黄风肆虐，就是干硬的日头。要么让你睁不开眼，要么叫你昏昏欲睡。我盼望下雨，一来可以在家休息，一来可以与伙计们玩泥巴。我的心很干燥，也似乎需要湿润。天空永远就是那些个样子，向哪个方向我都看不到尽头。我不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不知道村庄的那边是什么，除了夜晚去外村看戏看电影，再没有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是夜晚，就连那些村庄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希望那些地方与我们这儿不同，但我又想不出他们是什么样子。我曾问母亲，母亲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她去过县城，是我父亲患胃病动手术的时候，母亲说，县城里有大楼（那时最多四层，现在有四十层的了），大百货公司，大电影院，大街，还有大干部，总之都是带“大”字的。母亲还说等我不放猪了，就去上学，好好上学，以后也能去县城“当工人”（这是吃公家饭的统称），顿顿吃大白馒头。母亲的话很令我振奋了一阵子，但不久我就不知道是忘了，还是失望了。因为我一直在放猪，而且令同龄人艳羡不已。现在，母亲的话应验了三十三年了，可我常常觉得还是放猪好。有时，我甚至后悔进城“当工人”，譬如说，我不进城弄这劳什子电脑，天天放猪，看天，我会得这颈椎病吗？这足见我或者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者是农民的花岗岩头脑，没法改变。
　　当然，看天有时也会看累的，，我就干脆躺下睡去。作下雨的梦，或者作晚上看电影的梦。这时候，我的猪们也很配合，有的趴地上睡觉，有的傻乎乎的四处张望，有的磨洋工似地拱地，也有打闹嬉戏的，当然也有眉来眼去，彼此调情的。它们也有累的时候啊。这样百无聊赖之后，我就玩一阵子我的猪们。有的大猪胖乎乎的，腰弯下去，像一张弓，肚子鼓鼓的，垂下来，迈着方步，跟日本的相扑运动员似的，小尾巴在翘臀上卷成一个“
0”字。特别是白色的大猪仔，干干净净的，简直就是一两岁的小孩。无怪乎现在的贵妇们把它们抱在怀里当宠物呢。我夺了那几个强盗的食物引这些大猪跟我跑，围着我转圈，像来村里耍猴的一样，训练它们站着；鼓捣它们的小尾巴，给它们反过来卷圈，一松手，它又翻过去；顺着它们身体的曲线抚摸它们，给它们挠痒痒。我甚至把脸贴在它们的肚子上，享受它们的温柔，同时聆听它们内心的声音。对那几个强盗，我除了夺富济贫，专门气它们，有时把它们当马骑。就像领导的威严不容冒犯一样，不等我坐稳，它们就窜蹦奔跑，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摔出去。然后，远远的回眸，不知是准备随时远离我的胯下之辱，还是用眼神警告我：别蹬鼻子上脸，俺们也不是吃素的。羊是弱者，我不大愿意玩她们，尤其是小羊羔，一碰她们，她们就夸张的咩咩个没完，跟一位歌星唱歌一样，好像你要杀她们似的，至于那只学者样山羊，我最多不过捋捋他的胡子，然而他不理我，连眼皮都不翻一下，我就无聊了。我即继续去玩猪们。有几种玩法我觉得很过瘾，譬如：赶着一部分猪狂奔，搞猪跑比赛；把猪撵成太极图，逐渐压缩，看它们摩肩接踵，挤成一团，相互厮打的热闹；赶猪爬陡崖，看那些笨家伙中途滚下来的惨相，等。不过，这些玩法，先前的四大爷继任的大猪叔都不允许，就连我的女同事都说“发贱”（过分调皮）。
　　大猪叔也不是像那些携款玩失踪的包工头那样无偿占有我的劳动，他是付给我报酬的，那就是他土里淘金得到的好花生，这些花生都是去年刨花生时因为下雨不知怎么包在泥里的，冬天冻不坏它，它又不易被人或猪发现，可是，大猪叔就专会发现它们，虽然少得可怜，一天也弄不到一二十粒。我专门学他的样子，用猪鞭杆敲砸那些网球大小的土坷垃块，要么敲不开，要么砸开了一看，里面还是土坷垃块。大猪叔若是敲砸，不能说百发百中，至少十之一二是有收获的。我问他其中的诀窍，他开始像保护主传秘方、独门绝技，或日本人电子芯片的核心技术、美国人幻影战机的隐身法一样，不告诉我，后来禁不住我死缠硬磨，终于泄露天机了，说，老三（四大爷叫我小三——现在一说真难听，他就叫我老三，还有叫三儿的——按儿化音读，要不就成骂人了，那时农村儿童，想叫什么叫什么，无所谓，不像现在一出生就弄个身份证，改个名找一次公安局长都不行）你看见那些像圆球，上面又有猪啃的牙印的，差不多就行。他解释说，你别以为只有馋猫鼻子灵，猪鼻子比猫还灵。它们能闻出泥球里“藏果”的味道，只是啃了半天没啃动罢了。
　　你可能注意到我刚才用了“藏果”一词，这是我们那儿称花生的方言，此外还有“果子”、“落生”（这“落生”应该是许地山先生“落花生”一词的简缩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那儿老百姓说的“落生”不应该是方言，“落花生”才是方言呢！所以，不要以为文化人说的都是普通话，更不要以为不说普通话的都是老百姓）说到瓜果蔬菜，五谷杂粮的中国名称，我觉得中国人简直是神仙，几乎调动了人类所有认识世界的视角，情感，追求，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但同时又有些莫名其妙。譬如从色彩上命名，青豆，绿豆，黑豆，这都没问题。有红小豆（红豆是另一回事），红大豆有吗？有，但她是豇豆中的一类。至于“豇豆”之“豇”与明明是绿色的却叫“黄瓜”一样，就属莫名其妙。黄豆，又称大豆，是不是因其是豆类主打产品呢？钱多就是大款，小兄弟多就是大哥或者黑老大，权或者小三多就是大官，总之，一“多”就“大”。“生菜”、“芹菜”都是绿色的，不好分，就冠以“生”、“芹”二字，“生菜”是想发财，“芹菜”是劝人要勤奋（这种菜三伏天早晚都得浇水，不勤快能行吗？）从味道上，甜瓜，香瓜，苦瓜，都没问题，西瓜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有“东瓜”（冬瓜或“傻瓜”是另两回事）吗?从形状上，眉豆，蚕豆，像眉，像蚕，都没问题，豆角明明像阔太太的黄金项链一样长，为什么叫“角”呢？从位置上讲，长在高出的是高粱，长在低处的麦子、谷子，为什么不叫“低梁”？这一定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价值取向决定的——向往高高在上，谁愿意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回避“低”这个词。地瓜既不叫“藏瓜”，也不叫“地果”，是因为地瓜的长相太傻，太蠢笨，这显示了以貌取人思维定式与恶劣的市侩习性。至于“藏果”，除了说明是在土里，又令人想到“捉迷藏”这一愉快的活动，用本来结在树上的“果”称呼地下的花生，这是提高她的地位。不管是“藏”，还是“子”，抑或是“生”，都从情感角度表达了人们对这种食物的无限热爱啊。
　　其他从地域上，从节令上等等，我怕跑题太远，不再说了。
　　大猪叔第一次给我花生吃的情景，我就是再投胎八回也难以忘记。
　　那天被我叫做大嫂的女同事回娘家借钱，说是买猪，（她给队里放猪，自己竟然买不起猪），大猪叔就叫他二女儿小莲儿替那位大嫂。小莲儿比我小一两岁，苹果脸，脸微黑，眼很亮，鼻偏矮，牙雪白，嘴稍大，特恬静，耐看。她叫我三哥（我这里实在憋不住，不能不说说我们这位“琏二奶奶”。她好像没上过学，上也不超过二年级，改革开放后，我进城读师范，她为人妇。又若干年，她女儿在我们学校读初中，她已是城里卖鱼的大老板娘了。那时，我刚混够吃的，他很是阔绰，别说摩托车，汽车都有几辆。她常到我家玩，大方，热情，开朗，衣着华丽，珠光宝气，那是美女贵妇人合二为一了。她驾着私家车来，令我蓬荜生辉，又口口声声叫我三哥，帮我回忆昔日放猪的生活。我实在是与有荣焉啊。她说，结婚后，20块钱进城闯天下，难死了，哪会想到有今天的气派。还感叹我们都是十年河东转河西了。鬼才知道怎么回事，几年后，我听母亲说，她抛弃了丈夫、女儿和实业，跟兖矿上一个原来的客户关系升级，弄成了夫妻。从那之后，她没再去我家玩过，大概是不好再感叹的缘故吧）。
　　好了，现在书归正传。猪忙着拱地，找吃的，小莲儿在田埂上摘小花玩，我跟在她父亲（我们那儿叫“爷”或“大大”，城里人才叫“爸爸”呢，）后面，看他在地上敲敲打打，捡烂花生吃。突然，我发现他敲出了一颗花生，还是三个粒的呢。我惊呆了，不由得吧唧嘴，流口水，那就是眼巴巴的，馋涎已滴啊。可我又是个自尊心极强，不愿意食嗟来之食的人。我希望他至少分给我一粒花生，而且要像田四婶子那样热情温暖的奉送给我。谁知他不仅不奉送给我，连小莲儿也不给，自己也不吃，竟放进那件烂棉袄口袋里了。我明白了，他是准备回家孝敬老婆的。怕老婆！我想。我很鄙视他。扭头就离开了。
　　等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就是到避风的地方吃自己带的一个瓜干煎饼。——说起来我就胃里漾酸水，辛酸啊。以后我还要专门写这个东西）大猪叔居然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来一小把花生。我和小莲儿都眼前一亮，精神一震。我立刻断定他要分给我们吃了。她在手里反复搓几遍，吹干净灰土，给了女儿三四个，我想，我也就二三个了，老家伙，不关心儿童。这一想，居然准备放弃了。小莲儿也讶异的瞪大了眼睛，仿佛眼前的人不是她老子，而是猪的老子一样。可是他说，老三，吃吧，吃了好赶猪。说着，伸出他的大黑手，我只好伸出弯成勺子形的右手。他又说，两个手。我就两手弯成更大的勺子形，伸出去。好家伙，他居然全都给我了，一大堆。天哪，那感觉，我想，就是现在大学生毕业就找到了工作，农民工落户了所在城市，彩民买彩票中了五百万，也不一定有。可是（什么事都毁在这“可是”上，）我的惊喜瞬间就消失了。我看见小莲儿的泪珠子比她的眼珠子还大，脸上悬挂的全是委屈，伤心，疑惑与愤怒。让人心疼又害怕。三叔看了她一眼，说，老三吃了能赶猪，你能干什么？还哭呢。
　　三叔的话确实让我有一些重任在肩，花生非我莫属的庄严感；不过又一想，赶猪是我的责任，花生是人家劳动所得，风马牛不相及嘛。现在人家这么重视咱，偏向咱，哎，惭愧啊！现在想想，那时，如果不是我沉着冷静，客观分析，及时反省，或者放着明白装糊涂，硬是不看事，闭着眼吃了那些花生，不惟被他父女鄙视，恐怕会臭名远扬，自然小莲儿发迹后，也不会去给我装门面——同事都知道我老家有个富婆妹妹。
　　我说，三叔，你也吃几个，剩下的我们分着吃。谁知不等我付诸行动，小莲儿竟把那几个花生扔到她老子面前，跑到一边哇哇的哭起来了。三叔检起地上的花生，又放我手里，说，别管她，你吃就是。再哭，我一会用鞭子抽她。我说，真是岂有此理，你还不如抽我呢——就这意思。跑过去哄她，先平分给她看，然后再拿我一颗给她。我那会虽未正式入学，但我的珠算已达顶级水平，什么“小九九”，“小乘法”，“大乘法”，“金香炉”，“仙人过桥”等古代算式超级练习，早就烂熟于心。而且是在我父亲为队里算账时实战过的。在我们村里，那是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分这十几颗花生简直是拿原子弹炸蚊子。小莲儿开始还别过脸去，渐渐的就转眼瞅了，就在我胜利在望时，三叔又远远的说，别理她，叫他哭去。这一说，他女儿又把脸全扭过去了。我说，不理你！又对小莲儿说，咱不理他。哎呀，好烦人。总之，费了半天劲，结果是三叔当然没吃，我比小莲儿少吃了两颗。
　　这事第二天就让我祖母知道了。我祖母就对我母亲说，从小看大，三岁至老。这孩子心善。会孝敬你的。可是，哎!
又来一个“可是”，不过，这回的“可是”再加上一个“哎”，直道现在我都不敢揣摩她究竟是嘛意思。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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