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太阳的“说一套”和“做一套”
毛太阳的“说一套”和“做一套”
毛泽东闹革命的二十八年,&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二十八年，也是他在共产党内树立起威信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打造出毛泽东老子天下第一的狂霸，打造出他目空无人的骄横，也为他晚年所犯下的罪错埋下了伏笔。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精心地打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他在自己的言论中、文字中，不断地指责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张国涛、王明、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再不就是“经验主义”、“独立王国”、“分裂党中央”，而他自己则总是“正确路线的代表”。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坐上一言九鼎的主席宝座，开始在这个刚刚脱掉封建躯壳的国家随心所欲。
从1949年到1976年也是二十八年，毛泽东利用自己的威望在党内导演了一场造神运动。毛泽东走上了“神坛”，毛泽东思想则成了“圣谕”甚至是“法律”。毛泽东让全国人民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在他领导下中国会富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让知识分子相信在他领导下中国会有民主，让农民相信在他领导下可以耕者有其田，让工人相信从此可以成为领导阶级，结果人们发现都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
&&&&&&&&&&&&&&&&&&毛泽东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没有谁象毛泽东言行不一那么多，他他说了那么多正确的意见，为党制订了那么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在实践中他却经常自己和自己“对着这干”。
——毛泽东在194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可在毛泽东1949年当政之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二十八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何曾让人民真正选举过？然而毛泽东却一直厚着脸皮“代表这个国家”，并要人民热爱他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家王朝。
——1949年建国前，毛泽东大谈自由民主，高声赞扬美国：“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中国的民主时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的敌人。美国是人类社会成功模式的榜样。”&“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郑重承诺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可毛泽东在1949年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不仅没有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反而奉行了“一边倒”向苏联的专制政策，建立了一个比国民党还要独裁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毛泽东乾纲独断、一言九鼎，把自己置于党和国家之上，实际上他所建立的是一个“毛家封建王朝”。
——日，毛泽东在《给黃克诚等的信》中说的很好：“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同是这个毛泽东，在1959年年6月26日回到故乡滴水洞时，对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泽东圣令一下，中共湖南省委雷厉风行，在全国大饥荒的1960年拨款一亿元，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茅屋子”别墅：一号楼是毛泽东的专用楼，带有可防原子弹的地下室；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此工程对外称“二0三工程”，从1960年动工到1962年完工。1966年年6月17至28日，毛泽东在此“茅屋子”别墅里住了11天，运筹“文革”大浩劫。有人赞扬毛泽东“一生廉洁”，“穿带补丁的睡衣”……，人们不禁要问：当全国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时，毛泽东耗资一个亿来在毛家祖坟旁修别墅为自己光宗耀祖，他的廉洁从何而来？联想到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造的60余处别墅，他的廉洁又从何而来？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表示不当国家主席：“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1958年12月，65岁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退居二线：“我不能再作国家主席了，我应该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于是，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可是事实上，出尔反尔的毛泽东所谓“退居二线”，就是当乾纲独断的“太上皇”，当“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后来的整彭德怀、推翻“八大决议”、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在前台，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我还是第一线。”
——在许多历史典籍中，凡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饮食男女，而圣人则是清心寡欲不染红尘。然而在毛泽东专制年代，圣人毛泽东热衷于干着凡人的事，却要求凡人百姓按圣人标准生活。比如毛圣人喜欢写旧体诗，但他发话不赞成别人写，说那是“封建糟粕”。比如毛圣人喜欢陪着美女跳舞，但老人家要求百姓要脱离低级趣味，所以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没有舞会。比如毛圣人喜欢看古书，尤其是《资治通鉴》之类，有关部门还印制“大字本”古籍专供毛泽东使用；但在“文革”中毛泽东先“破四旧”后“批孔批儒”，古代典藉成为毒草，学者被斗，藏书被毁，“焚书坑儒”在全国上演，“读书越多越反动”，数亿老百姓不仅无古书可读，连现代书也只有马、恩、列、斯、毛、林、江、鲁那几个人的书。比如毛圣人喜欢旧戏，为了满足毛泽东对旧京戏的爱好，上海电影厂秘密摄制旧戏曲片，专供老人家一人观赏；但草民百姓却不能喜欢旧戏，“文革”中毛圣人的“最高指示”让旧戏从全国舞台消失，说那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于是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革命样板戏”。比如毛圣人喜欢看外国及台港进口影片，为此国家化大量外汇进口许多专供毛泽东和江青等少数人看的所谓“内部片”，与此同时毛泽东却禁演西方和港台影片，老百姓只能看中国仅有的三个友好国家的影片，于是有民谣形容毛专制年代中国电影界的特色：“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毛泽东一贯反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文革”中取消了全国所有作者的稿酬，但毛泽东的名利思想不在反对之列。据有关部门披露：毛泽东的稿费在1960年已达到百万元，“文革”中毛的稿费更是超过亿元。毛泽东强调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号召要打倒“特权阶层”，但毛泽东自己可以完全不受制约而胡作非为。毛泽东重用的林彪、江青等人，还有在“文革”中坐“火箭”掌权的造反派们，一上台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大搞特权。他们拉关系，搞宗派，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完全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特权阶层。
——毛泽东喜欢“穷”，认为“穷则思变富则修”，总是担心人民富了会“变修”。于是在毛穷困时代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极低，生活也极窘困节俭，多数百姓家中的“家电”只有手电筒。但毛泽东是不怕“修”的特殊人物，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大陆首富。毛泽东有大陆上独一无二的“专列”，有专供他自己享用的私人游泳池，还有数辆专用防弹车、特制烟、特制红烧肉、专用瓷器等等，更别说遍布全国各地的数十处行宫了。
——毛泽东喜欢“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毛专制时代男女作风正派，文艺作品绝不能描写爱情，恋爱男女在公园接吻会被抓到派出所，而通奸者要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实行专政。但毛泽东自己在爱情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家乡发妻罗氏因是父母包办被休弃，到京城追求教授女儿杨开慧。毛泽东曾写过一曲《蝶恋花》，表达他和杨开慧的忠貞爱情，内有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感人至深。可历史事实是：1927年9月，毛泽东丢下杨开慧和三个儿子去文家市的时候，小儿子毛岸龙才半岁。仅仅过了半年，毛泽东就把正在狱中受难的杨开慧抛弃，在井岗山娶了18岁的当地美女贺子珍。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又不顾中央多数领导的反对，在未同贺子珍离婚的情况下与十里洋场演员江青结婚。进京后没有几年，喜新厌旧的毛泽东就和江青分居，同张小姐、王美女、李少妇、赵护士、杨秘书……同床共眠，颠鸾倒凤。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毛泽东还经常讲∶“权力是人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随着很多历史档案的解秘，人们越来越看清毛泽东对待人民的真实态度——不是“服务”而是利用。当年老百姓之所以推着小车支援前线，就是相信了毛泽东的承诺，即自由、民主、平等、翻身。但拿到权力以后毛泽东的承诺兑现了吗？人民期待的东西得到了吗？不比不知道啊：直到1976年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时，大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还只是停留在嘴上，而被毛泽东说成“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却已经过上小康生活。毛泽东也喊过“人民万岁”，很多人为此而热泪盈眶，但大部分人民为这个口号付出了贫困和无自由的代价。号称爱人民的毛泽东,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年代不准各地开仓救灾！贯于作秀骗人的毛泽东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睡衣”，这和他在全国建造行宫耗费的数十亿钱财，不知道如何相比！&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有句名言叫做“兵民是胜利之本”，把人民捧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在毛泽东心里，“人民”只不过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筹码和工具。&把“人民群众”挂在嘴上的毛泽东，又往往自告奋勇代表“人民”，对于“人民”所受的苦难从来都是漠然视之。毛泽东在一次和苏共领导的会谈中竟然说出如下的话：如果发生了核战争的话，人类死了几分之几也没什么，最终“共产主义”还是要实现的。中国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打，最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我们死去三亿人也不怕。……“人类死了几分之几”、“中国死去三亿人也不怕”，在他嘴里说得竟是那般轻巧，他那把人民的死生当成一回事。毛泽东这次谈话，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认清了他人莫予毒的可怕面目。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文革”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这句话让我迷茫：中国人如果聪明，他就要卑贱？如果愚蠢，他就能高贵？但更让我迷茫的是：毛泽东是“卑贱”还是“高贵”？作为圣人他不应“卑贱”而应“高贵”，可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要“愚蠢”，这又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于是我只能违背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了：毛泽东是“高贵”者中唯一不“愚蠢”的人；是“最聪明”兼“最高贵”的人。毛泽东还有一条与此类似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但毛泽东则是“知识分子”&中的例外，他是“知识分子”中最“有知识的”。
——早在江西苏区时，毛泽东就常说要“关心群众生活”。可毛泽东从来都民命，从没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1953年斯大林过世之后，毛泽东便萌生当共产国际的领袖，但中国又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于是从1956年起毛泽东决定搞“大跃进”，妄想在几年内“赶英超美”。打仗是内行但搞经济是外行的毛泽东，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大折腾：“统购统销”、“反右派”、“向党交心”、“除四害”、“大跃进”、“公共食堂”、“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全民皆兵”、“大办钢铁”……几年折腾下来，抓了几百万名右派，又打了几百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没有“赶上英国超过美国”，反而饿死了几千万人。想当世界领袖的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拿出大米白面去支援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亚非拉的小兄弟。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老人家又是“我们自已”中的例外，他不“幼稚可笑”而是“真正的英雄”。1950年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最后两条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欣然接受“英明领袖”、“红太阳”、之类的颂扬，任“大救星”、“万寿无疆”等阿谀奉承之词在全国泛滥。《国际歌》唱道：“”但在毛泽东却封为中国人民的和毛泽东说∶“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听听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是怎么评价他的吧：“毛泽东说的群众，就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他那里来来（其要求），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在建国后的二十八年中，毛泽东不停地，实行晚年的毛泽东更像洪秀全一样完全脱离群众，和他一起干革命的战友都被他打倒整死了，最后连张春桥、华国锋、王洪文这几个可怜的心腹见他一面都很难。他身边除了一个大内总管汪东兴、一个贴身秘书张玉凤、一个亲侄子联络员毛远新外，再无可以信赖的人，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毛泽东的出尔反尔、翻云覆雨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和田家英友情最深，两人常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他们谈到毛泽东有任性的短处，比如常有朝三暮四、出尔反尔之事，有时翻云覆雨，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田家英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毛泽东经常把“党”挂在自己的嘴上，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不知道讲过多少次“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经常把自己凌驾在党之上的毛泽东所说的“党”，常常就是他毛自己。早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然而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没有经过全党讨论，也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就独断专行地在讲话中擅自改变了中央的政策，抛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毛泽东终生都宣传反对主观主义，提倡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却与他的所言背道而驰。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毛泽东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都严重脱离实际。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主观主义错误造成了全国的大灾荒，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更是犯了最大的主观主义和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所以很多人都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说成“大革文化命”，“大革老革命”，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专无产阶级的政”。
——毛泽东终生都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求人们“讲真话”，“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把提倡“实事求是”当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正如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所说：“什么讲老实话，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毛泽东还说“成绩很大很大，缺点很小很小”。“文化大革命”中，明明是“全面内战”，他还说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林彪在“文革”中的表现明明是“极左”，毛泽东却在“批林批孔”中说林彪是“极右”。毛泽东的行为说明他喜好阿谀奉承，谁说实话谁受打击，谁吹牛皮谁受鼓励。
——毛泽东说的很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然而毛泽东在他的行动中完全不讲政策，任意践踏法律，经常随心所欲，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走资派”，可什么样的人才是“走资派”，搞了十年也没有定出政策！实际上被打倒的都是立下丰功伟绩的革命元勋和正直优秀的共产党人。开国元勋彭德怀的冤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被迫害，党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的被重用和被打倒，“接班人”林彪的上台与垮台，都是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最有力证据。在毛专制时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政策，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法律。
——毛泽东说的很好∶“要创造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派”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制造出来的是一种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既没有纪律，又没有自由，既没有统一意志，更不可能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公检法司统统被砸烂，连起码的法制也没有了。“造反派”想整谁，立马可以逮捕、抄家，刑讯。“造反有理”就是一切，“最高指示”就是一切。
——土改时全国农民划成份，但湖南韶山有个叫毛顺生的例外，他家虽然土地多雇长工有剥削，却却没有划为地主也没有划成富农，因为他的儿子是毛泽东。“文革”时全国大搞“忆苦思甜”，毛泽东特别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地主富农都被说成是无恶不作的坏蛋，毛顺生家又成为全国例外的一只红乌鸦。1968年毛泽东号召“清理阶级队伍”，连日伪时农村当过保丁、甲长的人，都被深挖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但参加过日军特务组织“兴亚会”并为日军提供情报、铁证如山的汉奸陈永贵，却在毛泽东保护下成为漏网之鱼。非但如此，毛泽东还让他当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原因很简单，毛泽东的“金口”已把陈永贵树为“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于是黑的就成为红的，这就是毛泽东的理！
——&1951年4月，毛泽东亲笔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文学、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和批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被当时的文化知识界盛赞为“中国文化的春天”。但当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真正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毛泽东又容忍不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批评，于是就将党的政策变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了，最后导致几百万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胡耀邦、胡克实等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这却成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胡耀邦、胡克实等为此被斗得死去活来，毛泽东却不出来说出事实的真像。
——1957年，毛泽东在宪法工作会议上说：“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这样的宪法自然是愚弄人民的幌子，从宪法制定那天起，毛泽东从来就没有遵守过。他说：“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他批评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在毛泽东看来，“宪法”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一纸空文，他的话才是宪法之上的“最高指示”。
——1959年林彪接掌国防部长之后，就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对国内外宣传的统一口径。但到了六年之后的1970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时，却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理论纲领”，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也是“文革”前后经毛泽东同意统一对外的提法。但到1970年7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江青和张春桥却根据毛泽东的授意，突然提出这“不符合历史，要修改”。周总理为此请示毛泽东，再三权衡之后毛泽东第二次对这一提法表示肯定：“按照原来提法不变”。可是到了1971年8月，出于打倒林彪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却用此事批评林彪说：“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早在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泽东就地把权了。毛泽东所谓的权就，那怕再多人开了多长时间的会都是白费到又“”“”对李富春不满意，、等将时间毛泽东曾让进了可多久算对邓小平不满时，就成立调“文革”中他想打倒刘少奇，就将和刘少奇有矛盾的陶铸调到中央任常委，几个月后见陶铸不是那么言听计从，就授意陈伯达和江青把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毛泽东在党内朝令夕改、为所欲为，到底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大讲民主；可没有过去几个月，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大讲阶级斗争，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下马一批盲目发展的重工业项目，毛泽东并未提出反对；但到1963年情况刚刚开始好转，他又改口大批“下马风”。1975年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批评“四人帮”的极左行径；可仅仅过了十几天，毛泽东又转过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号召全党干部跟着他“转弯子”。……毛泽东经常这样忽左忽右乱折腾，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
——1965年，，而“”栽赃彭德怀明显是颠倒黑白，却公然加以。的真像是：的泽东而的且是应的，吴晗写的泽东后来批判彭德怀时，人们才看清毛泽东到当彭德怀这个现代“”站出来批评“大跃进”等瞎折腾的错误，“”“”“”云云
——1966年初，中央指定彭真任组长，由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组成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彭真主持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主张实事求是，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试图把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与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相区分，防止无限的上纲上线。这个提纲于2月8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的肯定；2月13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然而一个多月后的3月30日，毛泽东却指责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很明显，毛泽东把在军事斗争中的欺骗、欺诈、缓兵之计，搬到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领域。《二月提纲》是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毛泽东却将自己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之上，一句话就否定了。什么民主？什么集体领导？毛泽东都可以像擦屁股纸一样随手丢弃。在毛泽东的皇权之下，他的任何下作行为都会变得光明正大和充满智慧。
——1970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同意的，这从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陈伯达等人的回忆中均可得到印证。林彪讲话的第二天，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总理报毛泽东同意，又给全体中央委员重放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热烈鼓掌表示赞成。事后毛泽东却说，林彪的讲话他事先不知道，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究竟是毛泽东在两面三刀造谣扯谎，还是林彪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
——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每到一地皆召见当地党政军要员谈话。毛泽东南巡讲话时口口声声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可毛泽东却把谈话的矛头对准党的副主席林彪，给林彪戴上了许多大“帽子”。毛泽东这些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团结？就是光明正大？
毛泽东出尔反尔的事太多，说不胜说。毛泽东晚年的罪过，人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也都不过分。毛泽东后来走上一条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唯我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以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可以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毛泽东那些为所欲为的专制者一样，都毫无诚信可言。然而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暴君们得势时，人们一时也许无可奈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谎言毕竟是谎言，最终真象将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的口蜜腹剑、笑里藏刀
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会。，称“”。泽东也是这样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之人。毛泽东在对待党内他认为的“政敌”时，也常常是兵不厌诈，又骗又打。他在打你之前先骗你，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出其不意置你于死地。对彭德怀和贺龙是这样，对刘少奇和林彪也是这样。
——抗战期间，许多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大敌当前，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真心倡导国民党和共产党捐弃前嫌，共御外侮。毛泽东表面也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曾写文章呼吁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并表示“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还曾当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可他多次在党内发布这样的秘令：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力量扩大根据地，发展实力。
——抗日战争期间，彭德怀组织指挥了华北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史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展示了八路军积极抗战的形象。战后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称：“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日，中共中央还向前方各战略区发出指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这些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百团大战是完全肯定和赞赏的。1945年春，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这句话对彭德怀在抗战期间所做的一切，做了全面肯定。可是，到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和彭德怀反目的时候，情况就完全变了。毛泽东采取“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方法，把彭德怀在华北敌后抗日的工作划在七分不合作的范围内。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抗日时搞“独立王国”，“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说彭德怀在“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等等。
——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期间写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毛泽东定为学习文件。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却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试问，到底《修养》是欺人之谈，还是对《修养》前后不同的评判是欺人之谈？1945年8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毛泽东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的口号，刘少奇当然也说过类似的话。到了“文革”毛泽东欲置刘少奇于死地时，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实在有点卑劣。
——1939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共产国际执行局和斯大林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毛泽东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加入国民党时曾任汪精卫的秘书，奉汪精卫为“恩师”，汪精卫则推荐毛泽东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1939年10月，毛泽东嘱潘汉年设法去和汪精卫取得联系，转达他的口头致意，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这原也无可厚非。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派人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窃取了许多绝密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直到1942年9月才在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转达了毛泽东对汪精卫的致意。建国后潘汉年依资历和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1955年3月，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上海许多曾和饶漱石共事的人都有点紧张。毛泽东在会上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说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潘汉年1942年赴南京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人知道，而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因此心中忐忑不安，于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陈毅相信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答应立即去找毛泽东。潘汉年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为了让潘汉年永不谈及旧事，毛泽东亲自下了命令：潘汉年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就因为泄露了毛泽东这一见不得人的秘事，潘汉年被关押了20多年，直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潘汉年的这桩冤案才得到平反。&&
——1966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着手清算他的战友们。可怜那些出生入死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大将们，用林彪的话说就是一个个象走马灯似的先后倒了下去。“文革”十年的荒唐与恐怖，可以说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黑暗的朝代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十年，毛泽东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他顶极高超的整人才华。1966年毛泽东和林彪狼狈为奸，在打倒罗瑞卿之后准备打倒贺龙。毛泽东一方面授意康生、江青散布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谣言，一方面让贺龙陪同自己参加8月18日的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笑里藏刀的，，却和林彪作了一笔交易，仅没有为贺龙说一句好话，和林彪沆瀣一气，将贺龙活活饿死和炕死。
——彭德怀是战功卓著、誉满中外的开国元勋。1935年10月，彭德怀率部取得长征最后一仗的胜利，毛泽东赠诗祝贺嘉奖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50年，毛泽东不顾党内多数领导的反对坚持出兵抗美援朝，彭德怀在毛泽东十分孤立时鼎力支持。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我谢谢你，中国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呢，有你去我们就放心了。”还是这个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了1965年9月，在党内为彭德怀平反呼声不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彭德怀，假惺惺地对他说：“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没忘了你，日久见人心，这些年我一直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彭德怀绝对没有想到，此时毛泽东授意姚文元撰写的《评〈海瑞罢官〉》即将出笼。仅仅过了三个月出尔反尔的毛泽东，通过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再次将彭德怀打倒。毛泽东和朱元璋一样，罗织罪名诛杀开国元勋，彭德怀和贺龙、林彪一样，谁也没有逃出他的魔掌。
——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活动已蔓延全国，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毛泽东编织的罗网已接近收网。1月6日，在毛泽东和江青的授意下，红卫兵设圈套抓斗了王光美。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假惺惺地问刘少奇:“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从中可知毛泽东对这次“骗局”是知道的。谈话转入了正题后，刘少奇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老奸巨滑的毛泽东沉思一会儿没有表态，而是建议刘少奇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让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次谈话，抱有幻想的刘少奇，天真的开始读起马列的书来然而就在和毛泽东谈话后的几天，刘少奇家里的电话就在毛泽东授意下被强行拆下，刘少奇被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对刘少奇的批斗和迫害也愈演愈烈。
无庸怀疑，毛泽东有许多话说的很好，诸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处理党内争论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治病救人”、“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要对事不对人”、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再看看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毛泽东是如何做的吧：毛泽东采用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卑劣手段，打击有任何不同意见的人，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文革”中用抄家、批斗、折磨、逮捕、坐牢等法西斯手段，把数百万同志、战友、老干部打成反革命和阶级敌人，还要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在毛泽东的专制暴政时代，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知不敢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改”。
&&&&&&&&&&&&&&&&&&&&毛泽东的贪功归己、诿过于人
有人称毛泽东是超过秦始皇的大暴君，有人说毛泽东是赛过希特勒的大骗子，也有人说毛泽东“贪功归己、诿过于人的本领让斯大林望尘莫及。毛泽东一生说过很多正确的话，但违背得最多的也是他自己。毛泽东说错了做错了，从来是推到别人身上。好几个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有功归己，有过诿人。
——当年毛泽东在瑞金搞“查田运动”，主持搞的文件都是很“左”的，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在于都搞第二次扩红时，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创造红军一百万”。他在给刘英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反对扩红的就杀。”在这种高压下谁敢不当红军呀？后来毛泽东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对扩红的“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要不是张闻天来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这些人都会被冤杀。当时任弼时就认为毛泽东有些东西太左，比如“肃反”扩大化毛泽东应该负责任，但自视一贯正确的毛泽东从来不承认“肃反”他有责任。毛泽东在他写的文章中，在批判中央苏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同时，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
——毛泽东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归罪于“张国焘路线”，说是张国焘命令组织西路军，并且命令西路军西渡黄河的。这个骗了全党全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弥天之谎，在毛泽东死后由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和徐向前等人揭开了真相。1981年11月29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话时指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3年1月5日，陈云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张国焘的路线。”西路军失败之时，延安正在批判“国焘路线”，于是毛泽东就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算在了张国焘的帐上。毛泽东是一石二鸟，既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又加深了张国焘的错误。无论从战略部署上，还是从具体的战役行动上，西路军所接受的，都是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毛泽东的直接指挥，张国焘此时已失去了决策权。把西路军的失败归咎于“张国焘路线”，这是毛泽东贯用的文过饰非甚至诿过于人的伎俩。毛泽东为了扯他的弥天大谎，不但对当时自己的电报内容只字不提，还竟然把西路军失败的时间提前了三个月。人们现在的共识是：1、党中央给予西路军的使命使西路军在战略方向上飘忽不定，时而向西，时而向东，时而原地不动。使命本身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是西路军根本不能胜任的。2、西路军的失败，最应该负责的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中央军委在对西路军的指挥上，缺乏一个明确而坚定的战略方向。请看：（1）1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武威）西进；（2）11月20日，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减轻河东红军的压力；（3）12月18日中央电示西路军准备西进，几天后中央又令西路军东返；（4）12月27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继续西进；（5）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以牵制蒋介石回南京后对西安用兵；（6）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不允，中央连电催令西路军东返；（7）1937年2月中旬，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返，就地坚持，待机西进。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上述命令上都有毛泽东的签名。这些相互矛盾的命令，简直让西路军无所适从。西路军的行动再快，也没有毛泽东的电报快。&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游击战作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惟一的选择，作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思想。他认为正面战场和正规战争，应该由国民党军队去打，共产党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人数的种种限制，只能打游击战。毛泽东根本上的考虑是保存实力，是借机发展自己。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中，有人提运动的游击战，有人提游击战加运动战，有人提运动战加游击战。彭德怀和周恩来都认为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打运动战，既能更沉重地打击日本军队，也可以更有利于壮大自己。由于他们没有完全和无条件地遵从毛泽东制定的游而不击的战略，都先后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和整肃。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组织的对周恩来的批判斗争，规模大时间久，气氛紧张而激烈；周恩来被整得不能过问政务，时间持续了半年以上，情形和停职反省无异。
——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写道：“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在毛泽东的文章里，蒋介石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大兵团作战的正面战场、正面立体对峙以及八年中在中国发生的20多次重大战役，也一概好象都没有发生过。在这里，抗日战争似乎仅仅是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根本没有蒋介石和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什么事。毛泽东显然在歪曲历史。历史事实是，向日本侵略者开第一枪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是国民党的十九路军而不是共产党的红军。日“卢沟桥事变”，奋起抗战的是国民党二十九军，而不是八路军。“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民党政府先后投入40万兵力抗击日本，打得残酷而壮烈。淞沪会战期间，国民党在山西还组织了忻口战役，以惨烈的代价重创了日军。1938年春，国民党军组织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消灭了日军一万多人。此后，在武汉、长沙、衡阳、宜昌、湘西、缅甸、云南的腾冲和保山等地，都是国民党军队组织的赫赫有名的战役。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有200多位国民党将军和数百万国民党官兵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毛泽东千方百计歪曲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为了把共产党说成是抗日战争的领导力量，毛泽东不允许在教科书中提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毛泽东利用一切场合，把国民党形容为消极、妥协和投降。毛泽东在把正面战场边缘化的同时，却把游击战抬到了吓人的地位，什么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武工队等等成了抗日战争的一切，好象正面战场无战事，这些小打小闹就是抗日战争历史的全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可是，毛泽东是怎么看待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呢？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议员，佐佐木更三为日本侵华道歉时，毛泽东却说：不需要道歉，若非日军犯境，中共就不能夺取政权。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毛泽东的文章中写道：“当日本人来见毛泽东，向他谢罪的时候，他却感谢日本人的帮助。毛泽东说，他那时倒是希望日本军队能打到西安，甚至重庆。如果他们那样做了，八路军的力量会壮大得更快。”1972年9月，中国大陆和日本恢复邦交，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据说准备了4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对国人小肚鸡肠的毛泽东表现出了令人惊诧的“大度”，他把手一挥说：“要什么战争赔款？要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们早叫蒋介石吃掉了。”中国有句俗语，叫做“贼不打三年自招”。城府极深的毛泽东也不能脱俗，他的真实想法和心态，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少年就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
——1949年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泽东请示，毛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等留下来。刘少奇也讲了同样的话，并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了1951年，毛泽东就改口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到了“文革”时，毛泽东更昧着良心把这些算成刘少奇的罪状，说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
——毛泽东为达到某一目的，经常不择手段、诿过于人。“高饶事件”前，毛泽东约刘少奇谈话，想把周恩来拉下马。刘少奇不同意，说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反周对党不利。在毛泽东授意和默许下，高岗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对周恩来和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引起党内高层许多人的极大不满。眼看高岗引起的众怒要祸及自己这个幕后黑手，毛泽东再次重演故伎，抛出高岗、饶簌石作为替罪羊。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找李锐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毛泽东的谈话使李锐等觉得毛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4年王光美在“四清”时写的“桃园经验”，毛泽东看过后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作为“四清”经验下发学习推广。然而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在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评刘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到了“文革”时，毛泽东更把“桃园经验”当成刘少奇的罪过上纲上线进行批判。
——1966年5月，毛泽东不在北京。这时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开始“闹革命”，不过事态基本上局限于校园之内，只是正常的学习秩序已被打乱，且有被弄成无政府状态的趋势。中央在对待北京大专院校的形势问题上比较慎重，从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出发，结合以往的经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们认为，宜向《人民日报》社和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对运动进行指导。但派工作组的问题事关重大，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日，周恩来从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的房间，亲自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毛泽东，专就派工作组问题请示，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然而到了6月份，毛泽东就不再提他同意派工作组的事了。再到后来变成了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工作组“镇压”了革命小将。毛泽东从同意派工作组，到反对派工作组，再到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这不是一件朝令夕改或政令调整，而完全是出尔反尔，意欲嫁祸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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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共四千老干部共聚一堂，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讨论中高干们敞开思想、自由发言，纵论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虽然由于担心给党“抹黑”，这次讨论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完全被决议所采纳，但毛泽东罪行累累是大家的共识——“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有一首《题毛泽东像》的诗，把这个当代秦始皇的“两面三刀”、“人面兽心”、“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阳奉阴违”、“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口蜜腹劍”的种种劣行刻划的淋漓尽致，现抄录于此以供欣赏：
一半是帝王的剪影，一半是君权的化身；
远看是东方的“巨人”，近看是山沟的农民；
似诗人却迫害诗人，似书生却镇压书生；
似军人却厌恶和平，似哲人却自相矛盾；
嘴里喊&“人民万岁”，骨子里唯我独尊；
说的是“百花齐放”，结果是万马齐喑；
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秋后算账一网打尽；
用对付恶人的手段，来对付天真的平民；
只喜欢独裁与专政，只信任小人和奸臣，
只爱听奉承与阿谀，只擅长欺骗和整人；
把权力看得比山重，把他人看得比草轻；
搞什么“文化大革命”，闹得举世震惊。
总算是苍天有眼，总算是机关算尽，
总算是不再撒谎，总算是一命归阴。
历史上哪一个皇帝，能投下偌大的阴影？
活着是专制的象征！死了是民主的敌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造神运动或是个人崇拜，本质上一是欺世盗名，二是愚弄群众，对历史只能是一种亵渎。当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对爱德加．斯诺说“中国需要个人崇拜”的时候，可能早已忘记他说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那种一方面在口头上把人民群众挂在嘴上，另一方面又将人民群众作为愚弄对象的人，其最终必然会走到独裁的道路上去，成为孤家寡人。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毛泽东晚年的罪过，几乎淹没了他前半生所创建的所有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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