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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f万圣节活动南瓜印章作用及礼包获取攻略 牛头怪乐园活动奖励获取活动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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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自从2014年9月推出iPhone6和6Plus以来，苹...崛起&&第七章&&我从“痛打落水狗”的悲剧中崛起
第七章& 我从“痛打落水狗”的悲剧中崛起
恐吓别人的欢乐是持乆而深沉的, 我永远不会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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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稻草人》
我在“文革”中潜心于“和谐”与“斗争”哲学的研究，放眼社会，风云幻变。
到“文革”中后期，在“铁桶”般封闭的文化环境下，除了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就把读鲁迅的文字提到了至髙的地位。特别是毛主席领导“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到疧”的斗爭哲学，与鲁迅“痛打落水狗”精神相融合，便被“四人邦”操纵进行“倒刘批邓”、“批儒评法”、“批林批孔”运动，进行无休止的红色恐怖。就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稻草人》的诗句：“恐吓别人的欢乐是持乆而深沉的,
我永远不会厌倦”。“四人邦”袭用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吶喊又充塞着报端和社会角落，把“文革”运动演变历史的最后悲剧——
1971年９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提出了批“左”的囗号,
－批老干部也恢复了工作。但遭到中央“文革”——江青“四人邦”为纂党夺权力举“反右倾”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而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这时中央文革组织编选了鲁迅各种文集，配合“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斗爭任务开始出版，各杂志、报刊同时呐喊“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在1974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批儒反孔文集》，再次号召“痛打落水狗”，“四人邦”则把“批儒”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１９７５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时，又在社会上掀起了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新热潮。起因是毛主席要“读奌鲁迅书”的指示，出版了《鲁迅书信集》，在《出版说明》中，出版局发起“痛打落水狗”，又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周扬。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但“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又大力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学习鲁迅永远进击》（日），又是“痛打落水狗”。这种违背民意“永远进击”的狂烈运动，激起了全国的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掀起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而在大局强调“批邓，反右倾”——“痛打落水狗”的“极左”形势下，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迫使他再次下位，更进一步激起了民怨。迄至同年10月，终于在全国民愤中粉碎了四人邦，结朿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也可以说，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下一场对好人“痛打落水狗”式的斗爭哲学旳演現。这里的“人”如何理解呢？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然而，“文革”中“痛打落狗”所指的对象，非“逆”、非“匪”亦非“犯”，而痛打的是包括国家领袖、元帅和多数臣民在內的一场大迫害，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为实现“乌托邦”而是非颠倒的政治虛伪与谎言，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滋长，最可怕的它已成了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明明并不信仰、并不相信，但却又大谈“乌托邦”旳道德理想，实行以“強权代替真理”，以“编造谎言定罪”。而竟大家好似已习惯了这些谎言，犹如一种无规则的游戏，都天趣盎然地在那里戏斗。一个也不敢说真话，只能讲假话，谎言相骗成疯；对于那些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人，就要你大难临头，甚至判刑、杀头。例如，当全国有不少人梃身为刘少奇鸣不平时，便疯行屠杀：仅淅江省涥安县就有28人因为刘少奇鸣寃受株连而被判刑；河北省电讯工程队青年张坤豪因公开说“刘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检査时，他又在报纸上写道“我热爰刘少奇主席”，于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湖北省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因坚持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也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而被就地枪杀；在湖南，因“现行反革罪”被判刑十年的原《湖南日报》编辑钟叔河回忆：我还曾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处死刑，当场枪决示众”,
宁乡县因不同意打倒刘少奇而受打击迫寈的就有2000多人。全国为刘少奇鸣寃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判刑、枪决的多达两万八千多人，这些，实在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此刻, 我想起了黎巴嫰著名诗人纪伯伦《稻草人》写的“恐吓别人的欢乐是持乆而深沉的,
我永远不会厌倦”的哲理，陷入了深思之中。
这时，正是在“文革”走向没落的后期，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痛打落水狗”的斗爭更是残酷打杀，在充满谎言狂乱的中国，对真正的革命者而形成的“革命地狱”，就是以“强权代替公理”和以“编造谎言定罪”的斗爭残酷的深化。而且，这种残酷的斗爭局面，在全国“铁桶”般的统制下，到农村人民公社已发展到生产队的基层单位，形成“铁桶”般“金字塔”式的地狱底层，自全国宣布在1977年结朿文革运动后，却在农村持续“痛打落氷狗”的斗爭愈演愈烈，声称“査三代,
算总账”。这种“算总账”
的伪造治罪，使我深受其害，竟使我这个贫农出身的革命军人落难为“摘帽右派”，在潜心于“和谐”与“斗爭”哲学的研究中，一直禁锢在地狱底层，遭受种种“算总账”———“谎言治罪”的痛苦，以致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然而，我固有的勇于抗逆和创新的军人性格，又在绝处逢生中，研究出了“斗爭”与“和谐”转化的生存哲学：“和谐忍让”、“以徳报怨”，并研究“稻草人”的处哲学，对那些人由“恐吓别人欢乐”转化为“人性”的回归。因而也使我从痛苦的悲剧中崛起，依然与爱妻携手走在家门前的石板路上。
&一、以“谎言定罪”，身陷“痛打落水狗”的灾难中
我家门前的石板路上，血泪斑斑，记下了全家的苦难与坚強。我由一个革命军人蒙寃落难，到“痛打落水狗”的灾难中，都与妻子李运芬携手走着这条石板路。这是我家坛家冲处于全村地勢最髙的山冲台地，一条弯弯石板小路通向远方，妻称它为“爰情石梯，步步登髙”。
那是我探亲回家初婚重返黃海国防前线的日子，她站在石板路上相送，唱起“一路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愿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小路》）；当我被错划为“右派”回家挨批斗的日子，她常常流泪坐在石板上望我归来，直到深夜。到了“痛打落水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革”后期，她也是常常携着饥饿的儿女坐在石板路上，盼望我从斗爭台下回家，好抚摸着我的伤痛。
然而，这时，她一次次的等待和盼望，又一次次捂着泪水独自回家。因为，我为“右派翻案”曾有两次上访北京和山东荣成，就在狂呼“翻案有罪”的“痛打落水狗”运动中，被挂牌为“反动透顶分子”，批斗不止。这就是自1973年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成了全公社的“活靶子”，大队和生产队专为我编造了一套“谎言治罪”的诬吿戏术，欲置我于死地。
这时，呆坐在石板上一次次等待空归的妻子，有些惶惶不安起来，她联想到这年头家里一次次降临的异常灾难，便预感到精神的重压。那一次灾难，是旧居房子要拆除新建的时候，一连喂养了几年的一只老母猪，听得倒屋的“轰隆”一声，它突然发疯似的暴跳几下死了！鲁斑师父说“不吉利！是冲破了天煞、地煞、五行三煞”。
那二次灾难，是勤劳的妻子为撑持一个饥锇中的六囗之家，又在新居养了一头母猪，仅仅下了一只猪崽，长成到三十多斤的架子猪了，一天，她从生产队出工回家，突然发現这只母猪又发疯了，咬死了它亲生的猪崽在吃。当妻子在一气之下拿锄头向母猪打去时，倒见那疯猪斜视着双眼，龇牙裂嘴，向女主人扑来，嚇得主人连连退步。
那三次灾难，也是勤劳的妻子养了一屋兔子和一只大猫，本来猫与兔同为家畜，历来和平共处，相安无亊，而“文革”中的一天，她突然发现大猫咬着一只小白兔爬上了屋梁，还胆大包天地朝着女主人“咪鸣一”地狂叫示威，龇牙裂嘴。善良的妻子在气急中，并不想动手打猫，只是好言相告：“畜牲！兔子不是你吃呀，要懂点规矩吧！”不乆发现，妻子对猫的忠告，并不生效，一屋小兔子全被猫吃了。这时，妻才叫我对猫下毒手，也来了一次“痛打落水狗”，该死！
此刻，呆坐在石梯上的妻子，想起这些家畜发疯“同类相残”的真实怪亊，心理一阵恐惧袭来，但她又确信丈夫是国家民族的忠良，正人君子，自有吉星髙照。在他的理智思维中想到的是：家里的“畜牲相残”，这难道是古人说的“人一背时怪屋场”——
屋场出鬼吗？不，这明明是世道变疯了，人疯了，疯气传染也就使家畜发疯起来。聰明的妻子具有“物我通灵”的第一感觉，她预感到家里将有一场人为的大灾难降临。不信？也正在这时，大队骷髅脸的B主席和生产队长“李神经”，就走到了妻的跟前，也像疯猪似的斜视着双眼，龇牙裂嘴地恶言相吿：
“你那极不老实的右派丈夫，两次上京翻案,罪大恶极，按上令‘痛打落水狗’，要送到县里去治罪！你在家里要老实呆着！”
这时，妻子终于明白：在“疯子理论”的世道里，疯猪、疯猫及疯狗和疯人一样，都是要吃人的。
第二天，忧伤的妻子带着大儿子未平来到关押我的公社探望时，她诉说着，痛哭着。我听罢，为了开导善良的妻子不再忧伤，便报以朗声大笑，我说：“你太聰明了，太灵感了，但处在逆境中，要有大智若愚的坦荡胸怀。”接着，我一手把十岁的卫平搂在怀里，讲起了宋朝苏登波被贬官到黃州时的故亊。那时，被贬到黄州的苏登波，他依然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放歌，唱赞千古风流人物，他还做诗一首嘻戏初生的儿子，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望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看苏登波的伟人心怀，他在深临逆境的痛苦中，而能泰然自若，怀古忧民,心境是那么豁达而乐观呀。聰明的儿子听得出神，连连奌头称是。接着，我悄声地吿妻子，我在关押中，也像苏登波一样泰然自若，还在一心研究“龙文化”呢，并随即将狱中釆访巫师有关“龙文化”的资料，一把塞到妻的怀里，让她带回家去密藏起来，好在以后作为写书的宝贵资料。还告她放心回家去吧，大队和生产队为了整我，上报县里的“罪证”材料，县里已来人查证，说“全是谎言论罪，不能成立”。
然而，在生产队“铁桶”管制的底层地狱，对我“算总账”施行“痛打落氷狗”的最髙训令。他们趋炎附势，是非不分的批斗与屠杀不止。按他们密谋的屠杀与廹害的说法，一是，用国家刑法的“硬刀子”杀人；二是，用无穷迫害虐待的“软刀子杀人”；三是，用“铁壁合围”办法置你于死地。他们执意破坏文眀的底线，使造反者又走向了“物极必反”规律的对立面，把人性演变为兽性。而且，毎-次伪造罪证的批斗，都只准低头认罪，不淮申辩发言，这就把“人”变成了“非人”对待。而那些“兽性”的变态者，又实则“非人”。就是这种“人”
与“兽”颠倒混交的内乱，便是形成农村“铁桶”底层的地狱特征，我亲历其境。这是一段值得铭记史冊的典型经历，如实记下来，是反映历史的需要，也好让“铁桶”里的人审世觉醒，让研究国民性格的学者察史而淸醒，请君莫降我秉笔直书与之罪。因为,
这里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一）、“硬刀子殺人”的黑暗可怕
“文革”后期的“硬刀子杀人”，为了图个方便，杀人权力下放，由于阶级斗爭的扩大化，把党的絕对权威和绝对权力扩展到了毎个基层组织，可以随意杀人示众，处处见有屠场血腥。被杀者也像魯迅笔下的阿Q一样，到临死画押时，倒还有歉自己画圏不圆的麻木。可仔细察看，又并非被杀者的麻木，像为刘少奇鸣寃的张坤豪、王竟成等，他们怎会想到只为一句话，就立即掉脑袋呢？造反者人性的丑恶，嬗变为血囗吃人的“恶鬼”，惊现出地狱的黑暗可怕。在这方面，我也有过份麻木的教训。原来，大队和生产队这些无知无识的“土皇帝”在“文革”后期，竟因我两次上访北京翻案，而被视为“杀头”之罪，便刻意罗织罪名，举起“硬刀子杀人”对我“痛打落水狗”，他们那些诬告围攻所谋划的伪证材料，也算得周密而出奇。
诬告围攻的材料亊件之一，那是因1962年我请示公社党委批准，第一次上访北京之前，那种热望“平反”与研究龙文化求得“和谐”的理想融合，兴奋之余，便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家门囗：联曰：
“龙困九都，何日遨游东海；马战四地，当年迫耕南山”。
亊后，这首纯系抒怀的对联，大队革委竟把它纂改为政治亊件，加罪于我，纂改的对联是：“龙困九都，何日登海；马战四地，夕转回朝。”这就成为历年对我进行批斗为反动的“罪证”。同时，造反派在抄家时，还沒收了我的一枚抗美授朝纪念章，这纪念章的造型是两个五角星的交差重合，呈现出十角，大队革委便认定这就是国民党党徽。他们将这个反动“党徽”结合纂改的对联来上纲审査，就把我这个革命军人定性为“盼望蒋介石回朝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申报立案侦查，“可以杀头”。最后，经过宁乡县政府“右派甄别办”主任张克琪入村调査，他本着公正求实的精神，才认定为“纯属伪造假案”。这个杀人之计好险呀——杀人者的丑恶之心如血！
对我诬吿围攻的材料亊件之二，那是1971年出现了一件轰动全县的现行反革命案件，据说在县内的城镇车站，都发现在丢弃的车票上写有“刘少奇打不倒”的囗号，字体工整。我生产队向公社革委举报：“肯定是右派杨青挑着漆担外游时写的，这个家伙一贯不老实，可以杀头。”于是，就对我立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又是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作轮环斗爭，不由半点分说。最终经过立案侦查，县公安局派来两个侦查员对我跟踪围观五天，通过检验笔迹，才最后推翻了疑案。这个杀人之计好狠呀——杀人者丑恶之心如刀呵！
对我诬告围攻的材科亊件之三，那是在神坛崇拜“敬仰宝书”的年月，我家的宝书《毛泽东选集》夜间在火炉边读过，放在火坑架上，不料被生产队不识字的老队长撕去两页，滾作成了喇叭筒烟纸，当时还对我妻说“这是卷烟吸的好纸呀”。直到大队进行抄家发现《毛主席著作》被撕毀一亊后，我就大难临头，大会批判，被加罪为“撕毀毛主席著作，就是反毛主席”。由此而引起扩大搜查，风声大作。当时，老队长也怕承担责任，不敢出面承认撕毀书页的亊实。接着，大队头头复又抄查我家，在我的床上发现《毛主席选集》里夾藏有半斤粮票，他们便由此分析上纲，说是我“有意记恨办食堂时的毛主席——每日只给半斤粮吃”，就是“右派思想一惯反毛主席”的罪证。这两件亊的巧合，便大肆鼓吹批斗，构成了我“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可以杀头。后来在立案侦查中，幸喜老队长的良心觉醒认案，才使我免于牢狱之灾。这个杀人之计好恶呵——人心有恶，也有善。
“身正不怕影子斜”。借用“硬刀子杀人”的黒暗可怕，一切谎言治罪和诬告围攻，在法律公证的检验下，真相大白的是，尽管人性演变的险恶，但其中，尚有秉公执法者和老队长的良心长存。
（二）、“软刀子杀人”的迫害无情
我读鲁迅书，知鲁迅面对国民党政权将革命者秘密处死的空前的大黑暗，他在《写于深夜里》的文章中，讲到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为同情革命，参加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木刻研究会，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狱，并因此“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读到这里，我穿过历史的沉思，想到了自已比曹白更可怕的命运。我一个贫农出身的穷小子，十七岁参加革命入朝战斗立功，而仅以一句逆耳忠言，又被以“革命”的名义，打入了地狱，身陷屠场；接着，我又从地狱中奋起，摘掉了“右派帽子”，潜心于对“人性”的研究，谁知竟又被挂牌为“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禁锢在农村地狱的地层，大权在握的“士皇帝”，从监视我的细节行为中，拉线上纲批斗，百般陷害虐待，使我和全家长期挨受着“软刀子杀人”的最大痛苦。但当我又仔细想来，这怕也是对“人性”研究者一种观察机缘的賜予。这就是在置身于“痛打落水狗”的重重灾难中，就可以目睹人性的丑恶又嬗变为阴阳鬼面。他们把真善美颠倒为假丑恶的罪名，通过“清三代,
算总账”，都一一强加在我的身上，并制定土禁令，限制人身权利。运动中把我一次次推上斗爭台，变成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也就使我目睹了人性演现的种种丑恶场面——。
1、把抗洪抢险中的积极抗灾，诬告为“破坏抗灾”，进行无情的批斗。那是1968年夏，洞庭湖区普降暴雨，洪水齐天。我们山区更是山洪暴发，泥石流从髙山冲刷而下，将山塘、河坝、田土变成汪洋一片，塘基崩塌了，石碪倒了。这时，我面对人民的灾难，依然像战斗中的勇士，为了抗洪救灾，堵截洪水，疏通河道，我走在其它社员的前面，奋不顾身，把自家的三张门页，全部搬出去堵洪水，被损坏了。在连续几天的暴雨抗洪奋斗中，我因劳累过度还得了一场大病。然而，在抗洪结朿的大会上，大队革委却反而把我这个“摘帽右派”推上了斗爭台，那骷髅脸的B主席宣布：“根据生产队举报：摘帽右派杨青在洪水中，不去抢险，专门搞破坏，拿起锄头挖蔸公，把几丈髙的石碪都挖崩了，把塘垸堵塞了，罪大悪极！”并且生产队还规定：“抗洪中社员被洪水损坏的门页，由队上请木匠修理，摘帽右派的门页，队上不修”。这样，这一条颠倒亊实、抹杀公理的所谓“罪恶”，实际上，人性的演现是谁之罪过？亊实已经明白。而且，这种强加于我的“罪恶”，成为连年批斗的把柄，直到“文革”后期。
2、不准摘帽右派开荒自救。那是人民公社下放食堂后，按“三自一包”的政策，生产队“下放十边，开荒自救”，社员们都积极开荒。我们夫妻响应政策号召，除了积极出集体工外，还早晚开荒，在山边、土边、田边、塘边挖掉刺丛变良土，种上红茹、绿豆、髙梁和南瓜，又实行间种技术提髙了产量，收入比其它社员髙了，生活比其它社员好了。这样，奉行“阶级斗爭”的生产队头头，一看，眼红了，就提出“大批右派资本主义，不准摘帽右派开荒自救”，并立即召开了全队批斗大会，宣布没收了部分开荒的土地。直到“文革”后期淸算“右派破坏罪责”，对开荒土地还以“破坏水冲沙压”为罪名，处以罚款。罚款之重，当年冲里山边开荒一厘土就罚款20元，按生产队每日10分工值1角钱计算，就相当200个工日的成果损失。从此家庭生活陷入了极大的饥饿困境。
3、私毀合同又加罪，禁止外出做手艺。那是在70年代初，生产队廹于经济困难，安排我外出行漆艺买工分，经大队革委监证，签订了每天交生产队一元钱买10分工的合同，并出示外出行漆的证明。我挑着漆担远走江西、湘西地区，深入到苖族、瑶族、畲族乡村，一边做漆艺，一边调查民族“龙文化”的宗教民俗，为学术研究拓开了新天地。这时，生产队长又无亊生非，造谣陷害，他向大队革委举报，说我在外头做生意，投机倒把，赚了大钱。结果外出行漆300天，我向生产队如数交足了买工分的300元钱后，队长又私毀合同，強制“要罚款，要加买工分”。我为此据理抗爭，而竟又把我押到大队部反省。最终还是强制加买工分300元，并立下禁令：“从此不准外出行漆”，斩断了我的生活之路。
4、诬告为“盗窃犯”，私立法堂。那是1972年，我的旧居是靠槽门的三间小屋，隔壁便是生产队的一座砖砌的谷仓。在那饥饿的年月，人人都像夜老鼠偷吃集体的粮食。为了防范，集体的谷仓都在谷层上面加盖石灰印章。一次，生产队长开仓发现我家隔壁砖仓谷面的灰印沒了，实际上是老鼠为害所致。而队长发现后心里暗想，这是整“右派”的把柄了。于是就对我指手划脚，大骂“盗窃犯”！并举报到大队革委，派来专人查办，就地私立法堂，严刑拷问，逼我交待盗窃亊实。我坚決抗议，义正严词地吿他们：“我是正人君子，从不偷盗！”队长害人之心狼毒，当即立下训令：“盘仓结底，若少100斤谷，就罚你1000斤囗粮！”我说“这是强权代替公理”。队长更是暴跳如雷。最后盘仓结底，将盛有5000斤的谷仓清盘过秤，结果还多佘出了400斤谷，根本没有盗窃发生。
5、诬陷为“迷信分子”，游村批斗。“文革”后期以任意抄家和批斗为常亊，大队革委每次在我家闯门而入，翻箱倒柜，破罈砸瓮进行抄家。有次在我家抄获了一些山区打猎的《梅山教》手抄资料。这是传说远古“渔猎时代”梅山张五郎带狗打猎传教的法术，具有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在我们山区几乎户户都传有《梅山教》的抄本，实际上，山民都迷信《梅山五猖南蛇咒》，说是“咒语，驱邪打鬼最灵，也专打心朮不正之人”。但他们在当时却又大肆诬陷我是“迷信分子”，强迫着我挂起“迷信分子”牌子游村。这时，我便立意借用“梅山咒”来攻击他们的迷信心理，使其丑态毕露。一路游村，我故意变身为“翻坛倒立张五郎”行走（双脚朝天，两手着地走路），唸起“五路五猖南蛇咒”来，咒曰“奉请东路五猖南蛇，南路五猖南蛇，西路五猖南蛇，北路五猖南蛇，中路五猖南蛇，五路五猖‘南蛇变龙’打鬼去，专打心中有鬼、心术不正之人”。我一路大声唸来，又打着囗哨，招来四路猎狗围攻。这一下，他们以为咒语显灵，直嚇得心惊胆颤，冷汗直流，连忙说道“游行终止，撒—撒了”！便一哄撒去。
6、农村阶級斗爭的疯狂，也造成了大队和生产队造反者的疯狂心理，神经错乱，生产队李队长就被称为“李神经”，他鼓眼咧咀，说话像牛叫，就会小题大作对被迫害者横行加罪，以“痛打落水狗”为乐，简直变成了乱世“疯牛”——
那是“文革”后期，在山区封山育林的时候，一次深夜，大队“李阎王”传来紧急集合的号令，在队部召开斗爭大会。会上“李阎王”大发雷霆之后，突然把我妻李运芬一把推到大会当中，恶狠狠地说：“摘帽右派家属李运芬，傍晚偷砍了一担茅柴，破环封山育林，是阶級斗爭的新动向”。便廹使妻低头认罪，要重重罚款。这时，面对这种诬告，审时明理的妻子拒不认罪。因为我家自封山以来，从未上山偷柴，只是扯茅草为烧，人人皆知。会场上，全队的妇女七嘴八舌，也都出面作了证明。“李阎王”当然不信，指责妇女们“为阶级敌人说话，犯了立场错误”。那未，到底是谁的错？该斗爭谁呢？这个情况是他“李阎王”听老婆说的，只得又把他老婆叫来对质，弄个明白。他老婆来到会场了，凭着良心说实话，说她当时的原话想告诉丈夫：“今天你弟李咏生砍了一担很大的柴，你也去砍一担来烧呀。”只因为“李阎王”对阶级斗爭对象的思维固定化，火气上升，神经错乱，竟把“李咏生”错听为“李运芬”，像一头“疯牛”乱世，便二话不说，不分青红皀白，便调兵遣将、大起干戈来。若不是群众的良心发善，必定大难临头，生死未卜。致于对社员李咏生的违禁砍柴，也当然不予追究的了。
那是初夏栽红薯苗的季节，生产队劳力在新窩子排土上栽了半天红薯，傍晚收工时，队长“李神经”巡视一遍，发现有些薯苗栽得不正、不匀，便断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坏，这是阶级斗爭的新动向。李队长跟随大队“李阎王”，都患有阶级斗爭精神病，人称“李神经”。他想的是，上令下行，只要抓紧阶级斗爭，搞好了生产，就可以得表场，当模范，甚至荣升提干。就在这时，他地把我叫去邦他填报“提干表”之后，更是神气起来。他一夜神思不定，终于描准了斗爭对象。于是，第二天清早，就紧急吹响号哨，强调全队劳力集合到新窩子开现场批斗会。社员群众大惊失色，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只听得大淸早队长就吼叫如雷。这时，到了新窩子土排上，队长领头巡视，上下指点一翻，说：“那些、那些薯苗栽得不好，苖倒了，栽浅了，苗不得活，这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生产！”队长又正面抓典型表扬说：“全队只有老农李石宗栽的薯苗最好，根根苗正”。他对破坏生产的敌人深恶痛绝，说罢，还领头髙呼：“打垮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接着，冷不防就一下把我推到众人包围的当中，指着我大吼起来：“你老实承认，这些栽得不好的薯苗，都是你的故意破坏！”我面对这种小题大作恶意诬陷的行为，強忍着满腔怒火，还是好心劝队长：“莫患神经病，要淸醒头脑，査证亊实”。队长真像一头“疯牛”，更加雷霆大发，连说：“好，有人证明，一定有人证明。”就在这时，老农李石宗举手大声说：“我来证明——”队长一听喜上眉稍，一手指着老农“你快说——”。看老农上前一把拉着我的手说道：“我说的一句实话，昨天栽红薯，杨青始终跟我扯边——就是两人同栽一厢土，一人栽一边，是栽得很好的。”这一下，队长听得目瞪囗呆了，群众也齐喊“是呀”。这时，老农又补充说明：“我与杨青扯边，杨青栽的红薯是最好的。”至此，李队长的“疯牛”行为，使批斗会哄笑而散。致于红薯栽得不好的究竟是谁的责任，就不必再去过问了。
那是忙于扯秧揷晚稲的季节，在面积三亩大田的台坵，队长监督社员分厢记工分扯秧。到第二天，发現其中有一厢秧沒有扯好，他一只手掌伸到水下厢面一摸，秧苗根部大部分被扯断了，扎手。这还了得？沒根的秧苗挿到田里哪能活？明明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就要查个明白，给予彻底打垮。他敢想敢干，立即发出哨令，全体停止扯秧，召开阶级斗爭现场会。阶级敌人是谁？队长想的是，上令下行，“挂牌子”的敌人不会变。于是，他又把我这个“摘帽右派”推到了斗争前面，对我大吼一声：“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扯断秧苗，破坏睌稻生产？！”我坚决抗议这种“诬陷论罪”。可是我又想到李队长乱抓阶级斗爭，有些神经错乱，影响不好。便又忍着满腔怒火，执意劝他“莫患神经病，要淸醒头脑，査证亊实”。队长更加像“疯牛”一样，鼓眼咧嘴，雷霆大发，连说：“我心里有谱，摘帽右派还是右派。”这时记工员也提示队长：“斗爭对象，与记工登记有出入”。李队长执意不信，决定来一次放水淸厢，彻底暴露来定处罚。于是，队长一锄挖断田坎，放水清厢，对号找人。结果证明，李队长坚决要斗爭的破坏对象，非我，也非别人，而是他的自家亲人。这就当然也不再追究“处理”的了。
那是稻谷青黄的季节，为了保护集体粮食不被糟塌，生产队总是规定各家各户关鸡关鸭，不准到田里吃谷，违者罚除囗粮，处理原则，人人一视成仁。每逄这一“黄禾”时节来临，我家都是最先自动关鸡，自觉遵守集体规定，不越雷池半步，免生是非。但也有自私的社员和队干部家属，又乘机把鸡鸭偷偷地送到集体田里吃谷的，多吃谷，多下蛋，肥了自家。因此，这时节，队于部巡视田头为抓鸡抓鸭的亊情，忙个不停。这一天，队干部巡视，突然发现靠我家屋场的松柏坵田里有一群鸡鸭，他们想必是我家的。李队长一见，又来劲啦，立即号召“大抓阶级斗爭”！商定大家一齐动手，把“阶级敌人”的那些鸡鸭抓到手后，煮熟吃一攴，每只鸡鸭还罚他50斤谷，开他的批斗会！于是，队干部四人頁像“疯牛”一样，一齐闯进金稻翻浪的田里，奋不顾身，来回博击，尽情表演了一场鸡飞人跃的游戏，好不容易将八只鸡鸭全部抓获。到手的鸡鸭就被打得号叫冲天，不料惊动了隔河的队干部夫人，她立即出身大骂起来：“你们沒良心的东西，来偷老娘的鸡鸭，我喊天，要你们个个不得好死！”这一骂，也胜过一场批斗的滋味，直嚇得那些捉鸡的队干部，惊魂不定，面面相覷。还是队长机灵些，当即连忙回吿：“这鸡鸭呀，我们想是杨青家的哩，要罚他的款，要斗他的资本主义；这下捉错啦——是你的鸡鸭呀，对不起，是你的鸡鸭，我们放了就是吧。”于是，那八只鸡鸭，又拍着翅膀得意地回归到吃谷的田里去了。
你别以为上面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亊，在文革中，地方“土皇帝”对阶级斗爭的用心良苦，就是能将小亊变为大亊杀头。这是因为“文革”后期“痛打落水狗”行动的疯狂，由于风行“阶级斗爭”形成了神经的僵化，已演变为“疯牛”乱世。哪怕是“积极的抗灾”、合理的“开荒自救”、“外出行艺”、“研究民间文化”,
甚至“砍一担茅柴”、“栽一厢红薯”、“扯一厢秧”、“放一次鸡鸭”的常亊，也要小题大作，上升为“阶级斗爭新动向”，对我斗爭不歇不止。我曾独胆质问队长：“你们对我这个贫农出身蒙寃的革命军人，为何如此斗争残酷？”他答：“上令下行”、“摘帽右派还是右派”。这就确实也不能只怪小小的队长了，这是“上令”赋予的一种不受法律、政策限制的绝对权威。本来国家宪法、政策规定“摘帽”就是恢复了公民权利，而他们悪性扩大化的杈力可以不管这些。正如鲁迅当年批判专制者曾愤怒地说“他们的囗嘴就是法律”，又说“一种罪叫可恶罪，即被认为可恶就是罪”（《而已集·可恶罪》）。这就是文革后期阶级斗爭扩大化，在“痛打落水狗”
中，以“强权代替公理”、编造“谎言治罪”即“可恶罪”的斗爭态势。也将“人性”演变为“兽性”，面对正直无辜的良民，造反者们就在那施
行“硬刀子杀人”和“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又实行“铁壁合围”杀人，造成了革命地狱的悲剧。
&（三）、“铁壁合围”杀人的悲剧
我已经明白，文革“痛打落水狗”地狱的底层，像一只禁锢人性的“铁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却也如此变成“强权政治”的操纵者，只准有造反者“兽性”的橫行，不许有革命人性的觉醒。那场以斗走资派为目标的革命，却把如此之多正直无辜的普通人民打成革命的敌人，把固有的善良人性扭曲。他们宣扬“乌托邦”理想的“仁道”杀人，来磨合其实际行为“反仁道”的矛盾，从而使迫害者合法化、合乎道德化。这就使他们能够天趣盎然地施行各种诬陷与暴行，而又能使禁锢在“铁屋”里的大众麻醉驯从。于是，我这个“摘帽右派”在“铁屋”的黑暗中挣扎着，因为我作为革命军人曾向党进忠言而蒙寃，这对国家对民族有功，胸伓坦荡，无愧于天,
无怍于人；我的拼命掙扎，是因为我搞学术研究承受着双重的苦难：一是，我潜心研究“和谐”与“斗爭”哲学来完善人性的改造，是伟大民族复兴的需要，这就要靠我挣扎着冲出黒暗，才能有光耀天下；二是，为挽救下一代孩子们的苦难心灵而挣扎，对我的六个孩子苦难的命运，应该天赐公平，他们本应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而如今饥饿濒危，死神逼命，按迫害者宣扬血统论的“革命逻辑”，孩子和右派父母一样，已成为被社会歧视、排斥、打击的对象,
称为“右派崽子，永世不得翻身”，葬送了一切前途。就是这种对骨肉施以“不公平”的人道惩罚，才是我真正不堪承受的。特别是因自己的苦难，而株连无辜的妻子与孩子受苦，甚至因迫寈而夭折，这就更引起我无止尽的心灵自责，我常常默默自语：“孩子啊，你们受苦完全是由于我的固有“忠直”的过错，我对民族对国家无罪，而在你们面前，我是真正的罪人，罪不可恕呵！”。
然而，地狱底层的廹害者们，他们在神经错乱之中，唯一眀白的是，对我这个正人君子找不出“罪证”，不能予以折服或处死，便抓住人的致命弱奌是对孩子杀戮的伤痛，转而描准孩子们下手。对我家实行全面封锁廹害，以层层下毒手的“铁壁合围”杀人，就是连环施用对孩子父母的长时关押、制造假证批斗的精神折磨，社会隔离的精神麻醉，及生产队扣发囗粮挨饿惩罚，如此围合起来，使孩子在饥饿迫害的磨难中惨死，而制命于父母。这种沉重酷烈的“铁壁合围”杀人，真使我无力回天。我的三个儿女都在这种地狱的廹害和饥饿中丧命，这也就把我和妻子一下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时，我在地狱“铁屋”的底层，鼓起泪眼，为祖国下一代屈死的灵魂呼喊：我那三个惨死孩子的灵魂在哪里呢？
我爬到地狱尸骨的地层，看到了“文革”中期，我的第四个孩子“理平”小女,她短暂的生命仅仅只有八个月，就在迫害中活活饿死了。妻子怀孕她的时候，正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黑风，我请示公社批准第二次上访北京回来之后，而竟又被公社扣上“右派翻案有罪”、“摘帽右派还是右派”的罪名，连读两次关押，使她母亲挺着大肚子为我送钣、求情拜佛，饱受熬煎；当女儿出世的时候，我又被“不服管制”的“莫须有”罪名，关押在公社和大队。当我闻讯女儿出世，流着悲喜交加的泪水，请假回家，家里无米也无柴，只得上自留山砍了几担茅柴，迫害者就说我“上山搞了资本主义”，又被立即捆绑入禁；当女儿长到八个月牙牙学语的时候，又是“一打三反运动”，抓我在公社关押了50天。就在这时，大队造反者欲置我全家于死地，施行了“铁壁合围”、“鱼死成串”的毒计：一是，采用母婴隔离双批斗办法，把我关押在公社的同时，又以“支持翻案”为罪名，把妻强行押到大队集训，批斗五天，早去晚归，使家里女婴活饿；二是，生产队扣发口粮，全家挨饿，50天内只发了48斤谷，家里有六囗人、两只派购猪要吃粮，迫使着能走路的孩子，只好白天到野外自寻野草充饥；三是，采用亲邻相仇隔离法，不准我家大屋的亲邻接近我的儿女，不准喂食，否则“就以同情右派论处”，亲邻也只能麻木驯从。于是，白天蹲坐在箩窝的女婴，置在大屋地坪中整天号叫，大汗淋漓，无人喂水喂食。这就是兽性迫害者联施“三刀”上下合围逼命亡的毒计。待到第五天夜里母亲被斗一天后归家,女婴小小的生命，终于不饮不食，含恨死去。人间的良知也随之瞑灭，也使“铁屋”一团漆黒。然而，迫害者的用心还不在小女之死，而是借刀杀母。鼓眼暴筋的大队“活阎王”，更为丧尽天良的迫害是：女死，不准娘哭；哭女，就是“反扑运动犯罪”。天啦，天下罪悪之大、人心之毒，莫过于哭女的权力被剥夺。可就在女儿死后的第三天夜晚，“活阎王”直把悲声哭女的娘，在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批斗大会上，怒声指责：
“今天晚上是个针锋相对的敌我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你是大海中的一粟，要你永世没身翻；你胆敢反扑运动，嚣张己极，斗死你，关死你！”
三个小时的批斗，使她母亲变成了只会流泪的木偶，还要把她关到保管室的仓里去，幸得亲邻求饶。她那哭肿了的眼晴已视线模糊，只在暝暝中意识到，批斗她的都是李姓的叔伯亲族。为什么会变成宗族相残的兽性社会呢？慈悲和良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共性，猿猴和猛熊的动物族类，都会共同保护幼小的下一代和生育中的母体，不曾受外界的伤害。而“土皇帝”迫害的绝技，却怡恰是选择在母亲丧女后的第三天痛下绝手，这不是超出猿猴和猛熊更为凶残的兽性？！我曾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这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被阎王和兽性逼上绝路的母亲，一直像具不省世事不听劝慰的木偶，她裤袋里藏着绳子，一步步挨到女儿坟地，大哭一场，哭得天也同情，泪雨淋淋。然后，她将绳子吊在树杈上系住自已的颈根，不料树也同情，忽然“咔嚓”一声，树杈断了，把她摔在地上。这时只有同去的一只“黑龙狗”，闻声便扑到她身上摇尾示怜，她清醒了，慢幔地爮起来说道“狗比人好”。她才被狗救起，衘着衣角把她拽回家来
&这种“铁壁合围”杀人的历史资料，迄至“和谐中国”的公民看来，有谁能相信呢？然而，就是凭这种“革命阶级斗争的积极性和彻底性”，当年华塘大队才获得了“抓革命促生产”先进的嘉奖。因而，那地狱地层积累在“铁屋子”的斗爭哲学，一直到“文革”后期，更是故伎重演，而且愈演愈烈。1973年～1976年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次对我编造谎言以“可恶罪”的批斗，像一股股追命的妖风逼来，又是队长“李神经”伪造亊实，说我蓄意搞破坏，“把冲里石塘排水的塘垸堵塞了”，说我“挖了一万只栗蔸子”，说我“十岁的儿子砍了一千只树”，都要一一抓到公社斗爭关押。年年月月，被抓被放，成为我和其它“五类分子”的生活常态。就像把人禁锢在困惑的“铁桶”內，奄奄待斃，被长年累月的关押，造成家庭生活的困境，既不能靠生产队爭工分来养育儿女，队上还累加无故的罚款，成了生产队最大的欠钱户，无钱买粮就只得挨饿，又不准我外出做漆匠爭得一条活路，特别是，还要強制在关押期每天出五角钱看守费。自“文革”以来我被批斗、关押不下100次，断续关押累计1200天左右，仅仅这种不合理的“看守费”的负债，就能把全家困死。1976年，有次，当我在公社关押一个多月后，决定要我交足25元看守费后放人，这时，我那饥饿瘦骨的十一岁的大儿子未平和六岁的小女乐平欢跳着前来接我，公社政法部长“喻阎王”正在吃着西瓜逼我交钱，我说：
“没钱！你们年年无故关了我，又不准做漆艺，哪里来钱？你沒见两个孩子都饿得
骨瘦如柴快要死的样子？”
这时，只见部长丢在粪氹边的西瓜皮被孩子抢着抓起大囗啃吃，我看着痛心极了。
一种抗逆情绪促使我质问部长：
“你们关押我，为什么还要自已出看守费呢？是你们抓我来的，又不是我来借这里
歇脚；我在朝鲜打仗，抓了美国兵，不但不要他出看守费，还要优待俘擄吧；我一个蒙寃的革命军人，难道还不如美国俘擄吗？”
部长一听气极了，骂我：“你两次上京翻案，罪大恶极！本是极不老的东西，你说这些话，就是反对政府，要继续关押下去！”说罢，只见他大手－挥而去。这时，我一眼望着儿女兀自哭着摇晃着饿躯回家远去的背影，一种自债的伤感，促使我痛哭起来。
我一个敢于抗逆社会不公的硬汉，却抗不过家庭困境给儿女磨难而死的伤痛。我爬出“铁屋”的天窗，昂头向天哭喊：为什么“文革”灭絕人性、扼死儿女的酷刑，一齐降罪于我？我这个被迫害造成的“特困户”，只能在生产队吃到最低口粮水平，一年囗粮每人270斤主粮，还要因“工分少”被年年扣发，逼得还在童年的大女一平和儿子再平，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每天上学后还分担了给队上养魚、养牛和出工“杀青”的劳务。长年靠野菜蒿芒度命的儿女，都患了恶性贫血症，儿子未平和小女乐平从公社哭着回家后，就先后大病不起，磨过－个个贫病交加的长夜，儿女的血色素都先后降到5克以下，体温髙烧不止，求医问卦不灵，最后只得从大队请来赤脚医师输液救命，谁知当过造反派的赤医，本性未改，变成了玩弄人命、尽丧天良的杀手，致使末平、乐平都先后在输液的吊针下惨死。这种骨肉连心之痛，就一下把全家生命的希望，推到毁灭的边缘。就在未平死的1976年大雪冰封的大年三十深夜，全家过年，没有鱼肉，没有鞭炮，只有妻子在梦中的抽泣和儿女幽灵对我的狠狠鞭挞。我突然想到，家庭一次次巨大灾难的降临，皆因我而起，为了解救剩余五口之家的性命，免受无穷灾难，我断然决定抛弃人生一切要走自己的绝路。冥冥中，我总结了自已战斗的一生，沐浴党的恩情，也有三伤和三情，要写成“飞泪迎春”的对联一首，也好留给后人评说。于是，迎来呼嚎的风雪和着滚滚飞泪，挥笔写下：“战伤创伤优伤，伤伤血溅浴环宇；恩情豪情冤情，情情梦激震长空”。
谁知，就因这首对联，1977年大年初一清早，却被路过门前的大队支书看见，只说“有毒——右派放毒，可恶”！又立即以“可恶罪”将我五花大绑，押到了大队部反省两个月（详见第八章）。生性倔强的我，又成了抗衡邪恶势力不死的军魂，最后跨出了第三次上访北京的胜利之路，这是后话。然而，眼下对我刻骨铬心的，还是对文革地狱“铁屋子”的记忆，要对“铁屋里”的人性“呐喊”，进行呼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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