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孤单了)
第三方登录：【周末】庸人治国（9）
&专制暴君往往是在完全丧失民心的情况下才实施高压统治的。在这种时候，人民（包括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专制统治者深恶痛绝，如果再放任人们自由言论、自由行动，则可能酿成大的民众运动，直接导致政治危机。而采取高压措施，却常能维持暂时的稳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最高统治者很少能够明致久远，往往只能先顾眼前。魏忠贤统治时期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阉党们虽然大兴舆论工程，制造崇拜偶象和社会公敌，但除了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之外，实际收效甚微。东林党人深得民众同情，在士大夫中影响更大；而阉党治国给百姓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税收增加，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因而更使百姓怨声载道。在魏忠贤集团初掌政权的时候，大概还并不存在那种一触即发式的大规模政治危机。但内心深处的极瑞虚弱感却使他们选择了“严行保甲之法”和“广布军番”的统治方式。实行高压统治其实隐含着一种设定，即把统治小集团以外的一切人都当成敌人。因此在高压统治之下，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发展下去，又必然导致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所谓“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而这一点却常常是专制暴君们所没有想到或不愿意想到的。独裁者们总是过份迷信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迷信暴力的力量，以为靠着自己卓越的能力，通过暴力手段，就能够达到长治久安。只要操作得法，高压统治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够有所收效。能够造成一种万马齐喑式的“稳定”局面。这种表面上的“成就”反过来又常会令统治者陶醉，使其忘却潜在的和长远的危险。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压特务统治，魏忠贤政权面临的也是这样一种形势，京城内外鸦雀无声，民众诚惶诚恐，当魏忠贤的“坐板”（资深太监在宫中乘坐的一种交通工具）进出玄武门的时候，市上买卖人等都要“叩头匍匐，俟过而方起”，［书目13，木集，第32页。］四海之内也是“翕然称明”。［阉党谀颂语，见书目11，卷下，第203页。］似乎是天下归心，大有太平盛世的味道。魏忠贤和他的那些短视的谋臣们对此也很有一番欣欣然之感，却不知在四海晏然的表象下面，一股巨大的潜流正日见汹涌。在高压下，民众的不满情绪往往以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流言四起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京城西南角的王恭厂火药仓库失火爆炸。据官方统计，共震塌房屋一万九千余间，压死五百三十余人。这起严重事故，原因始终没有查清，大概是管理不善所致。但有关王恭厂爆炸的种种流言却迅速在全国传开，而且加进了许多神秘色彩。人们传说，在爆炸时许多人身体安然无恙，而身上的衣服却从里到外被冲击波扒了个精光。大批被卷走的衣服飘了几十里，后来纷纷挂在西山的树稍上。京城以北数十里的昌平大教场里也有成千上万的服装从天而降，堆积如山。还有些非常恐怖的说法，说有周某人行于菜市口附近（地近王恭厂），正与熟人行礼，忽逢爆炸，对面的人无事，周某的人头却飞出数尺陷入墙内寸许，而眼睛却又飞出嵌进对面的墙上，尚且吃惊转动不已。另一些流言则明显带有政治色彩。有人传说，爆炸事件前夕北京各处的火神庙都出现了怪异，后宰门火神庙鼓乐齐鸣，哈达门火神庙神象飘然而动，连积年扃锢不开的张家湾火神庙当天也锁钥俱断。照这种说法，王恭厂简直就是京城内外的大小火神们合谋放的火。但火神们为什么要放这把大火呢？根据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这必是朝政不修，所以上天用灾变来警告统治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弃法律，逐功臣……则火不炎上。……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第5册，第1320页。］根据这种经典解释，民间流言所包含的政治含义自然就很清楚了。类似性质的流言在当时大为盛行，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种蛊惑性的流言表面不涉及政治，但它造成的人心浮动却在悄悄淘空着魏忠贤统治的堤防。有些时候，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会直接表露出来。天启六年十月，有人暗写匿榜贴在后宰门（即今地安门）附近，“屏列逆贤反状，并斥逆贤佐命七十余人。”［书目11，卷下，第198页。］一时成为特大案件，东厂特务竭力搜捕匿名作者，却终无所获。直到魏忠贤政权崩溃以后，匿名榜的真相也没有大白于天下。这说明，其作者和参与其事者都不会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这些民间的反潮流英雄虽然没能名标青史，却表达了人民不愿忍受暴政的意志。这种意志在适当时机也会演化成公开的集体抗争。这时候，潜流已经涌出了地表，统治者们于是又加紧巩固他们的堤防。但川流不绝，堤防的加高却是不能没有止境的。l& 苏州民变在魏忠贤统治时期的人民抗暴斗争中，苏州民变是声势最浩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其直接起因是人民抗议特务机构对七君子之一周顺昌的逮捕。民众对比较清廉正直又屡遭迫害的东林党人本来寄予相当的同情，在特务暴政日益严酷的情况下，拥戴东林党人又成了民众抗议魏忠贤专制的一种曲折的表现方式。早在天启五年，六君子等人被逮捕时一些地方就出现过人民聚众请愿的事件。杨涟被逮时哭送者有数万人，“士民仗义叩官旗，欲夺之。德安城外集至数万，府道开谕不散。杨带刑叩头，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诛。然后风解。各州县为私祷生还者，至数百处。”［书目21，卷三，第19页。］左光斗在桐城被逮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由于东林忠臣们亲自劝止，这几起请愿事件都很快平息下来，没有酿成暴动。但人民积怨太深，总要寻找突破口爆发出来，一年以后就有了苏州的民变。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是南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由福建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启初年任文选司员外郎。他“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54页。］因此颇得家乡士民的好评。周顺昌虽为东林党人，但魏忠贤和阉党在朝中进行全面政变的时候，他正告假在家，所以与朝廷中激烈的政治斗争间隔稍远。只是他生性骨鲠，一向嫉恶如仇，曾多次公然表示过对魏忠贤和阉党的不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逮路过苏州，许多亲友都不敢前去一晤，只有周顺昌为其接风践行，同住三日，还把女儿聘给了魏大中的孙子。这种公然的挑衅触怒了魏忠贤集团，他因此才被罗织在七君子案中。周顺昌的罹罪是因其耿直无畏，而这种无畏的精神在当时却深得士民的钦敬。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锦衣卫特务携带驾贴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满城士民极为痛愤。士绅们纷纷到周顺昌家中探望，“无论识与不识，或挥泪，或怀金，或欲一望清辉而至者，踵接肩摩，声如蚊聚，形如蚁拥，无须臾之暇。”［书目22，第202页。］而市井小民们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与周顺昌地位悬隔，从无交往，此时却在街巷间“或议，或询，或切齿骂，或搏颡吁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为赎……奔走塞巷衢。”这种群情激愤的状态持续了四天，实际为后来的暴动进行了广泛的动员。而在这四天里，地方官员指望周顺昌被带走后民情自然平息，下来拿人的缇骑却在抓紧时机搜括钱财，都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十八日午时，预定在巡抚衙门宣读驾贴，正式拘捕周顺昌归案。是日苏州全城罢市，有市民颜佩韦、马杰等人敲着梆子四城喧唤，号召全城老少到巡抚衙门与官差辨理。于是苏州市民数万人拥至抚衙前，每人手中都执着一根燃香，作为抗议的标志。其时正值黄梅天气，淫雨霏霏，“百姓夹道执香，哭声干云，”［书目17，附录《人变述略》，第151页。］苏州城里遍地烟火，满城冤声。抗议活动最初还是和平的。几位秀才恳请巡抚毛一鹭体察民情，向朝廷上疏为周顺昌申诉冤抑；市民沈扬、杨念如等人则在民众最前面，跪伏抚衙阶前，请巡抚、巡按等官员力劝朝廷收回成命。习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校尉（带队的是两个千户张应龙和文之炳）对“刁民们”如此狂妄且惊且怒，大耍其威风。他们一面痛斥百姓，一面把带来的镣铐摔在衙前的石阶上，威胁闹事的人群。这样一来反而激怒了民众。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最先冲出人群，抢夺阶前的械具，被锦衣特务们打得头破血流。鲜血一现，群情再难抑制，前面的百姓愤怒地冲过去同锦衣卫特务徒手格斗，后面的人则纷纷脱下防雨的木屐，向大堂投掷。在暴怒的民众的攻击下，缇骑和各级官员们立刻现出了狼狈象，踉跄四散，被市民抓到的又遭痛打。在混乱的群殴中，一名叫李国柱的锦衣卫人员当场毙命，许多人受重伤。［据书目1，卷70，第69册，第3343、3357、3359页，这次事件中仅李国栋一人死亡。其他文献则说死者为二人或三人不等。］民众的激愤情绪一旦演化成暴力行动，就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一些也在人群中的缙绅先生们对这种暴力大不以为然，曾力加劝阻，结果却是“被悍民以香剌面，几饱以老拳。”人们打散了官役，尚觉意犹未尽，这时传来消息，说捉拿黄尊素的官船正泊在郊外胥关。于是市民们乘着气盛，又蜂拥着来到城外，打了官校，烧了官船。据当时奏报，旗尉失踪者有六人，他们携带的驾贴、信牌和衣服也都被抢劫一空。带队的锦衣卫百户张国栋等人狼狈逃窜，到平望桥一带又被百姓拦截殴打，几乎不能生还。可见当时的苏州，痛殴锦衣校尉已成为城乡人民的一致行动。十八日大暴乱之后，巡抚毛一鹭“速调防御官兵，以次鳞集”，［书目1，卷七十，第69册，第3351页。］进行镇压。在这样的有组织的暴力面前，市民们的无组织暴力就显得非常脆弱了。加以东林的忠臣们也在同统治者配合行动，周顺昌因市民阻拦无法就逮，只好退居县署，至二十六日夜，悄悄随锦衣旗尉离开苏州北上，宣读驾贴的仪式只好在荒郊中草草了事。逮捕黄尊素的驾贴已失，而黄尊素本人却“囚服诣吏自投诏狱，”［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63页。］苏州市民的抗议运动为周顺昌等人而起，目标一失，激情自泄，渐渐地终于平息下去。魏忠贤集团对这次事件实行了恶毒的报复。许多事件的参加者遭到逮捕，一些人被判处徒刑、杖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则作为倡乱者被判处死刑，并于七月斩首。苏州人民后来将五人合葬于虎丘之侧，立石题曰“五人之墓”，表示对他们的怀念之情。苏州民变不过是匹夫攘臂一怒，持续不过数天，高潮仅止一日，却对魏忠贤集团的统治造成极大震撼。十八日事变发生后，魏忠贤的密使接二连三向京城报警：“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已劫顺昌而竖旗城门，门尽闭矣。”“已杀都贤史，绝粮道而劫粮艘矣！”［书目11，卷下，第188页。］魏忠贤、崔呈秀等人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消息，竟至惶惶然失措手足。魏忠贤统治集团最害怕的还不仅仅是东南粮道阻断给京城造成的经济打击，而是苏州一地的人民抗暴活动会引起联锁反应，最终导致其统治的一朝倾覆。他们的这种耽心并非一点没有道理。苏州民变后几天，常州也发生了百姓抗议的事件。在“七君子案”中的另一位受害者李应升被逮捕时，“南察院前有数千人激忿如雷，言：李宦忠臣，何忍见其就逮？与姑苏不约而同，奋臂大呼，欲杀旗校。”［书目15，卷三，第100页。］苏州等处民变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下去，而东厂和锦衣卫的“缇骑不出国门矣”，［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54页。］再不敢远离京师迫害百姓。这反映出人民的力量对特务暴政确实产生了某种制约作用。苏州民变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反映出民心的向背。整个事件表面上全在为清官请命，实际上却是人民对暴政极度不平的一次大爆发。常州事件发生时，一个卖甘蔗的小孩用蔗刀生割了一个官役的肉，并大叫道：“我恨极矣！”实在呼出了人民的心声。直到民变平息后，苏州人民仍然采取了对当政者不合作的态度，甚至集体抵制使用铸有天启年号的制钱，坚持了十个月之久。即使在高压专制统治下，人心的向背依然能够影响高层政治的运行。当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巨大危机集合在一起总爆发的时候，人民可能揭竿而起，推翻专制暴政。而在一般情况下，民心所向则能给统治阶级内部公开的或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以启示和剌激，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演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无声抗议的潜流一旦涌出地表，高压暴政的统治大概就不会维持太久了。l& 神人共愤以特务暴虐来维持统治，这种统治只能是越来越不巩固。特务统治是专制制度发展的极端，同时又会反过来排斥正常的“合法”专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人民积怨甚深，时刻有爆发反抗的危险，就是统治者内部的许多层次也会感到压抑，感到权力被侵蚀。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也同人民的怨愤一样，是一种威胁政治稳定的巨大能量，一旦爆发，则足以造成政治上的大震荡，甚至会改变政权的面貌。魏忠贤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十分激化。表现最突出的，是文官集团和皇室集团对特务专制的不满。在我国古代政治结构中，文官官僚位高权重，既是这种结构的基础，又是其核心。猖獗的特务统治必然要侵夺文官官僚的权力，也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文官官僚对于特务的横行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在这方面，即使是阉党的文官大僚也有突出表现。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大学士魏广微和顾秉谦是阉党中较为稳健的高级文官官僚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最早透露了对特务专制的不满情绪。如第二章所述，天启五年六月，大学士魏广微和顾秉谦曾对传奉的严刑追比杨涟等人之谕，表示过不同意见，魏广微之疏尤为激烈。他说“臣闻此谕，不胜惊骇，臣自办事阁中，并未见有此旨。”先用传统来否定这种作法。而后又特别指出：“以理刑之职，遽责追赃，官守何在？”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杨涟等人的生死，而是特务拥有重权则官僚威风扫地。对于这种特务横行的现状，他的总评价是：“朝政日乱而与古之帝王大不侔矣。”［书目1，卷六十，第69册，第2862页。］上纲上线得够厉害了。难怪魏忠贤要大为恼火，矫旨对他大加批驳，以至于魏广徽不安其位，八月里就告假退休了。顾秉谦紧跟着魏广徽也上疏反对了由镇抚司对杨涟等人的追比，但言辞平和得多，因此没有立即被驱逐出朝堂。但后来还是在事关特务统治的问题上：“周顺昌、李应升等下诏狱，秉谦请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内臣出镇，秉谦撰上谕已，复与丁绍轼请罢。”［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45页。］终为魏忠贤所不喜，六年九月，还是被后进者排挤出内阁去了。“邪党”集团的两位领袖人物王绍徽和徐兆魁在魏忠贤面前失宠也与触动了特务专制这片逆鳞有关。已经官至吏部尚书的王绍徽在天启六年六月的那份意见书中提出：“今岁春夏以来，诛罚颇多而法令无章……其困顿囹圄尚不可胜计，悲号愁怨，无所控诉。”［书目1，卷七十二，第70册，第3468页。］这样对特务高压统治直接提出公开批评的，在当时的气氛中实属绝无仅有，这大概是因为王绍徽自恃资深势众，而且对阉党事业贡献极大。但对于魏忠贤来说，特务政治的问题是绝对碰不得的，王绍徽之疏立即遭到最严厉的批驳，他本人则在第二个月就被解除了吏部尚书的职务，勒令回乡闲住。徐兆魁是刑部尚书，公事上总要同秘密警察系统打交道，因为特务势张，又总要受其压抑。徐兆魁为了维护大臣之体，对厂、卫的骄横常有不满。反过来厂、卫特务也就一心要将其拔除，后来以刘铎诗扇案为契机，终于为他捏造了一个罪名。徐兆魁在辩疏中称：“厂疏之款谓……方震孺、刘铎托温国奇、曾白臣求宽，何异风马牛不相及也。”［书目1，卷七十三，第70册，第3573页。］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但徐兆魁也竟因此而被撤职。在阉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徐兆魁是唯一一个直接被特务机构整掉的人。顾、魏、王、徐均为阉党中资格极深、地位极高的重要成员，一旦触犯到特务势力，都只好丢官而去，一般官僚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在秘密警察的淫威之下，文官官僚们的不满情绪却必然会越来越强烈，并且最终形成一股破坏政治整合的离心力量。所谓皇室集团主要包括宗室和外戚两大类皇亲国戚，是明王朝政权中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依据明制，皇室集团一般不直接参与具体政治活动，但由于他们的总代表就是皇帝本人，因此这个集团对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明代历届文官政府一般都对皇室集团采取政治赎买政策，就是给他们以尊爵厚禄，以换取他们对朝政的不干预。因此华胄贵戚们的利益长期受到保护，不受侵犯。但在魏忠贤专权时期，肆无忌惮的特务统治就破坏了这种格局。天启五年二月，戚臣李承恩因东厂特务讦告而被捕。李承恩是世宗宁安公主的嫡子，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亲外孙、万历皇帝的表弟。也许因为是皇家的近亲，他对厂、卫特务敢于公开表示不满与蔑视，所以被特务们选中，当成了立威与泄忿的打击目标。东厂对他的控告主要是在家中擅用龙袍及龙纹漆盒瓷器。李承恩自己辩解，那些衣物都是母亲留下来的，在家中使用不能算僭越。但特务机构要陷人于罪，当然就不容你讲理。于是这案子很快就定下来，法司滥引了“盗乘舆服御物例”［书目1，卷五十七，第69册，第2569页。］拟判斩刑，但同时也提出，因为李承恩毕竟是嘉靖帝的外孙，应该援“八议”之条予以减刑。根据明代法律，象李承恩这样的贵戚除犯有“谋大逆”等不敕之罪外，一般是不应判处死刑的。魏忠贤却否决了用“八议”条款，坚持对其判处死刑。此案的这种处理办法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废止“八议”中“议亲”的条款，表明在魏忠贤的特务统治下，皇亲国戚们在司法方面的特权被褫夺了。同后来魏忠贤对张皇后和她的家庭进行的打击相比，李承恩事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天启后张氏出身于平民家庭，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她性格庄重严正，对魏忠贤和客氏在宫中的飞扬跋扈，侵犯她在宫中应有的权力，却一向是非常不满的。据说一次天启帝到皇后宫中，见她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回答是《赵高传》，天启帝为之默然。（按《史记》中并没有“赵高传”，其他书中似也未见，或许张皇后读的是“李斯传”中有关赵高的部分。）赵高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弄权误国的内臣，张皇后作此回答，是一种很明显的暗示。但客、魏势力已成而且仍然深得皇帝宠信，而张皇后又是堂堂***，同天启帝感情也不错，双方都不容易向对方下手。这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张后同客、魏的矛盾基本上是引而不发，表面上还能和平相处。随着魏忠贤在名誉与实力两方面的不断恶性膨胀，他越来越不把并没有什么政治基础的张皇后放在眼里，决心运用得心应手的特务组织铲除这位***。天启六年九月，东厂逮捕了张皇后之父张国纪家的三名家人，并用严刑拷问出一套所需要的口供。供词揭露出张国纪犯有“殴毙无辜”，“强买民房，逼勒诈骗”以及“娶发出宫女为妾”等种种罪行。［书目1，卷七十六，第70册，第3693页。］如果是一般人，被东厂抓住了这样的把柄，定然是凶多吉少了。但张国纪毕竟是天启帝的岳父，这个案子不能不经皇帝亲自裁决。魏忠贤和客氏大概在天启帝跟前很做了一番努力，却没有能说服皇帝。张国纪最后仅受到一番申斥，没有受任何处分，只是那三个倒霉的家人全部被处以死刑。紧接着，就发生了后宰门匿名揭贴的事件。有人传说匿名榜是出自张国纪之手，是张国纪对魏忠贤陷害的一种报复。根据后来的情况看，这种传说是毫无道理的，但魏忠贤在当时却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这样，魏忠贤与张皇后之间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了。为了能够打动天启帝，魏忠贤这一次除了动用东厂特务机器之外，还在文臣中招募“勇士”上疏弹劾张家。于是先后有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刘志选和梁梦环疏参张国纪。除了上述一般性违法乱纪行为外，刘、梁之疏都突出地提出了张国纪的两大罪状。首先就是所谓“丹山之穴，蓝田之种”，即张皇后的出身来历不明，并非张国纪的亲生女儿！提出这样令人震惊的问题倒也并非全是阉党凭空捏造。早在天启元年（1621年），张氏刚刚册封皇后不久，京城里就有个棍徒宋八伙同宦官刘进等人在慈恩寺里造言惑众，说新立的皇后并非河南张氏所出，而是宛平县监牢里一个叫孙二的死囚的亲生女儿。这件事很快被当局查获，宋八等人都被严惩，以后也就无人再提及此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种事殊令人不解，不过在古代，冒认皇亲甚至假充太子、公主的事件多得不可胜数，除了少数是出于政治目的外，通常或是奸徒冒诈希图富贵，或是迷失自我的精神病患者驰骋想象，虽能造成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其实并不足为怪。而阉党团伙把这沉寂多年的旧账翻出来，用以污蔑皇后的清白，用心却是极其险恶的。刘、梁劾疏的第二个要点是把张国纪家说成政治谣言和匿名大字报的制造基地，所谓“前之谤书，今之蜚语。”这一指控就把张国纪同政治风云联系在一起，大有可以发挥的余地。如果天启帝稍稍为此所惑，东厂特务机构大概立刻就能提供大量的“证据”。但一向缺乏主见的天启皇帝在妻子情份上却并不马虎，（足见他确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仅批准“张国纪着革去爵禄，回籍省愆。”却不准有关方面进一步深究。让张国纪回籍，也包含着令其避祸的意思，魏忠贤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张皇后的地位仍然没有被根本动摇。据说魏忠贤还计划“诬后父国纪谋立信王为不轨，以兴大狱。”［书目15，卷三，第109－110页。］因为这不但关涉到皇后一家，而且还牵连着天启帝唯一的胞弟（信王，即后来的崇祯帝），案情太重，以至魏忠贤的羽翼们全都畏缩不前，并且规劝魏忠贤不可妄动，才阻止了这起特大的政治案件。尽管如此，皇帝的老岳父毕竟被魏忠贤搬倒了。而且，信王等人几乎被牵连入案的消息，人们肯定也有所耳闻。所以信王为了韬晦，“常称疾不朝谒。”［书目15，卷四，第125页。］在魏忠贤如此的高压威慑之下，终于出现了“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的局面。“惴惴危惧”可以使贵胄们绝不乱说乱动，同时却也会使他们滋生出更加强烈的不满。旧文人形容罪大恶极的奸佞，常喜欢用“神人共愤”这个词。如果说其中的“人”还多少带点百姓的意味，那所谓“神”却不过是最高统治阶层的代名词。当魏忠贤挟秘密警察的威势，把大棒不但横扫了平头百姓，横扫了政治对立面，而且也横扫了自己一派的文官官僚，甚至皇族贵戚的时候，他在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中都播下了不满和仇恨的种子。这些种子生长迅速，只几年的功夫已经发展到足以威胁魏忠贤统治的程度。在表面的稳定下面，这股不满情绪的暗流悄悄涌动着，等待着，等待着某一个时机，将要一下子喷发出来。第六章　专权的崩溃尽管在两年多以前就有人说过“事极必反，反正不远”的话，但直到天启七年夏秋之际的时候，很少有人真的料到，魏忠贤的独裁政权已经死期在即。这时候，对魏忠贤的吹捧颂扬正如火如荼，各地请求为他建立生祠以纪念其功德的奏章象雪片般飞往京师，从表面看起来，这个魏氏政权实在很红火，很热闹。人民和官绅的种种不满情绪在秘密警察的高压下似乎也在归于平静，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稳定状态。就连极为引人注目的辽东前线也很为当局者争气，在此时传来了罕见的捷报。在一般人眼里，这个时候的魏忠贤政权堪称是烈火烹油、花团锦簇，正值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年八月，天启帝却突然死去。紧接着，处于鼎盛时期的魏忠贤体制象是纸糊的冥器大厦遇到了风暴，转眼间就散了架子，彻底倾覆了。由于这种突然事变的干扰，魏忠贤的专权只维持了三年左右。而在这段时间里，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钳制舆论和制造恐怖方面，可以说完全是为统治而统治，因而对于他们所治理的那个国家，所给予的积极贡献就太少了。在魏忠贤的统治结束之后，新统治者崇祯皇帝从其前任手中继承下来的是一份相当可怕的政治遗产：国库空虚，边防破败，朋党交哄于朝，饥民揭竿于野。尽管这位颇为自信的皇帝惮心竭力地拨乱反正，却始终不能挽救颓局，又过了十几年，明朝就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庸人治国的威力又是巨大无比的。一、一朝倾覆l& 老皇帝－－新皇帝天启帝的病大概是急性肾炎。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至七八月间，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在极权政治中，最高统治者（即使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健康状况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因此对于天启帝的病，一般人并不知道。但在核心集团内部，对天启帝的病势却表现出了由衷的关切和极度的焦虑。魏忠贤特地住进离乾清宫不远的懋勤殿，随时关照皇帝的病情。他还与崔呈秀、霍维华和王体乾等人多次密议对策，想方设法要保住皇帝的性命。太医院的御医们对于天子正在衰竭中的肾脏束手无策，魏忠贤一伙只能各自使出独特的办法。魏忠贤在“禳祝”上下功夫，给御前的近侍太监全部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一种内官制服），要用一片金红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他还不时地在宫中喧传“圣驾万安矣”，［书目12，卷三，第23页。］用的也是典型的巫师除病的手段。霍维华则寻觅到一个偏方，按他的说法叫“仙方灵露”，其实不过是蒸馏的米汤。这种“仙方灵露”虽然没有副作用，却也绝对治不了病。天启帝吃了近半个月，毫无效果，才传旨不要再进。皇帝病危也给魏忠贤统治集团带来了一种危机感。天启帝不很迷恋女色，但并不是不近女色，众多的妃嫔为他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但全部夭折于幼年。正宫皇后张氏也怀过一胎，但不足月即流产了。如果天启帝真的因病而死亡，那么继承皇位的按道理应该是他的弟弟信王由检。而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为此，崔呈秀与魏忠贤频繁会面，谋划应付突然事变的办法。狡猾善变的霍维华反应更快，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要撤步抽身了。八月初，霍维华在大臣们集体到乾清宫向皇帝问安的时候，故意在宁锦大捷的封赏问题上表示了与魏忠贤不同的意见，而后又上疏专论此事，提出对袁崇焕的升赏太低，并请求将“滥加”给自己的一级职衔转加袁崇焕，“俾得以正卿归里”。在明代制度中，从没有将加级转让他人的先例，何况对袁崇焕的抑损本来是出于魏忠贤个人感情上的好恶，因此霍维华的这项提议就很有点反潮流的味道，也难怪要受到“圣旨”的严厉斥责：“恩典出自朝廷，霍维华何得移荫市德？好生不谙事体！”［书目1，卷八十七，第70册，第4210页。］但霍维华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就是要赶在天启帝驾崩之前给公众造成一个自己与魏忠贤意见相左的印象。他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当今皇帝一旦归天，魏忠贤的统治肯定要被动摇。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天启帝的病势日渐沉重，八月二十二日终于死去。在临死之前，他召见了唯一的弟弟，嘱托他继承帝位。因为天启帝没有儿子，这种兄终弟及的安排应当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但野史中也有另外的说法。《先拨志始》卷下记载，天启帝逝后，魏忠贤等人故意密不发丧，准备让某妃假称有娠，而以魏良卿的儿子顶替，作一个孺子皇帝。这件事不可能绕过皇后，魏忠贤于是命人对其委婉劝讽。但张皇后却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书目11，卷下，第210页。］由于张皇后的坚持，魏忠贤一伙反倒没了办法。只好召信王入承大统。无论中间有无这种曲折，总之最终是信王进入了皇宫，并于二十四日即位于中极殿，接受了百官的朝拜，宣布明年改元“崇祯”。于是这位不过十七岁的小王爷就成了下一任的新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论排行是光宗的第五子，但光宗的七个儿子有五个早殇，长大成人的只有天启与崇祯两位皇帝。同天启帝一样，崇祯帝也是幼年失持，生母刘氏很早故去，幼年的崇祯帝自小由光宗的宠妾，在“移宫”中极其闻名的李选侍监护。“移宫”事件后，李选侍失势，小崇祯帝又被移交给另一位李选侍看护，当时只有十岁。（“移宫”中的李选侍人称“西李”，后封康妃；后来监护崇祯帝者则称“东李”，后封庄妃。）他于天启元年受封为信王。依照明朝祖制，宗室贵族绝不能干预朝政，因而这位少年亲王在天启朝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无声无嗅。不过，一旦成为皇帝，他所表现出的个性却是与其兄长截然不同的。他“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凡经书有疑难字义典故，即……自搜捡之。”［书目12，卷四，第26页。］同其兄对政事的极度厌倦相反，崇祯帝对治理国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正史上说他“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书目3，卷24，第2册，第335页。］并非溢美之辞。在心智的成熟方面，他也大大超过了乃兄。他极有主见，非常自以为是，有时也能表现出难得的机敏和干练。在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只能孤身一人面对势力雄厚的魏忠贤集团。在他同魏忠贤集团进行的迂回周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尽管还没完全成年，却已经具有相当老道的政治手腕了。这样一位既有相当能力又极其热衷于政务的皇帝显然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治代理人，而魏忠贤政权的统治根基却正是建立在代理人政治之上的。在天启时期，实际统治者魏忠贤代不喜欢政务的名义君主天启帝掌权，是基于一种默契，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冲突。但对于不需要政治代理人的崇祯帝来说，拥有全面实际权力的魏忠贤和与代理人政治相适应的整套政治格局都意味着对天子神圣权力的剥夺。这样，新皇帝一上台，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和魏忠贤集团形成了尖锐对立。这是一种“天无二日”式的对抗性冲突，只有一方消灭了另一方，矛盾才能解决。回过头来看，立一个婴儿皇帝继续代理人制度，才真是魏忠贤体制能维持延续的唯一出路。可惜阉党中缺乏有远见又有魄力的大干才，机会白白失去了。在崇祯帝与魏党的斗争中，魏忠贤集团的力量在于他们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内阁中枢、六部中央机关、厂卫特务组织以及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他们控制着。这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能发挥的威力是巨大无比的。崇祯帝能利用的武器有二：一是他的皇帝名分－－这在明代是一宗了不起的法宝；二是广大民众以及官绅贵族的普遍不满情绪－－民心在任何时代都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从总体上比较，崇祯帝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他所拥有的名分、民心两大武器都属力量含蓄的一类，面对魏忠贤集团的刚猛之势，必须用太极拳般的战术，充分调动内力，才能取胜。l& 政治太极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崇祯帝都在同魏忠贤打政治太极拳。最初一些日子，崇祯帝对魏忠贤以及客氏优礼有加，一如前朝。但在这种礼貌后面不可避免地也会透出一股冷淡，因为客、魏与新皇帝毕竟缺少同天启帝那样一层亲密的关系。与这种冷淡的礼貌相对应，魏忠贤的行为也大为收敛。天启时遇大朝会，内监中有地位者具朝服在乾清宫大殿内行“庆贺山呼礼”，魏忠贤当然必居首位，而且头戴公侯品级的簪缨，就是所谓“貂蝉冠”，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分。崇祯帝登基的时候，魏忠贤却犹豫起来，“欲仍戴簪缨，照先帝时朝服行礼，惮圣主英明，未果，止本色服色磕头呼万岁也。”［书目13，水集，第74页。］这种顾忌表明了魏忠贤的心理，他更希望能得到新皇帝的理解和信任，希望能与之合作，而不是通过剑拔弩和方式解决问题。九月初，魏忠贤为了摸清新皇帝对自己的态度，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他上疏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也没有按照先前的惯例大大褒奖他一番，“温旨慰留”。这样不冷不热的态度使魏忠贤还是大有摸不清头脑之感。如果崇祯帝言辞热切，魏忠贤大概可以暂时地放下心来。如果崇祯帝批准了辞呈，他也还有机会另作安排。但皇帝的反应正在两者之间，魏忠贤也只好继续摸索着前进。在另一个问题上，崇祯帝的态度就鲜明多了，在拒绝魏忠贤辞呈的同时，他客客气气地把客氏送出了宫。作为先帝的奶母，客氏在天启时留居宫内已经大乖祖制，何况到了崇祯时期呢？对于崇祯帝这个合情合理的决定，客、魏绝无反对的余地。于是客氏把珍藏多年的天启帝幼年剃下的头发、剪下的指甲在他的灵柩前焚化了，以作为最后的诀别，而后就哭哭啼啼地离开了皇宫。从此魏忠贤在宫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帮手。宫内格局的变化还不仅是赶走了一个客氏。按照传统惯例，新皇帝上台，御前任用的太监必定要大换班，崇祯帝进宫，自然也要从他的信王府带过一批人来。新人进宫，旧人就得让位，魏忠贤在宫中的死党李朝钦、裴有声等人只好告假乞休，一大批宫中重要岗位于是都落入崇祯帝自己的亲信之手。更换太监也同驱逐客氏一样，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崇祯帝表面上做得一团和气，使得魏忠贤和他的同伙们很难做出否定的反应。但就这样，在不觉之中，魏忠贤在宫廷里的基础却被彻底动摇了。外朝的情况并不比内廷好多少。新旧朝廷交替之后，各地赞颂魏忠贤，请求为他建立生祠的报告还在不断送进京城，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天启帝驾崩之前的作品，由于路上耽搁太久，才姗姗来迟。崇祯帝对于这些不合时宜的本章总是边读边笑，但既不责怪，又不首肯，根本就不发往内阁票旨。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反而使魏忠贤如坐针毡。后来实在忍不住，他终于上疏请辞建祠。崇祯帝的指示很有意思：“建祠祝禧，自是舆论之公，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书目11，卷下，第211页。］表面上给魏忠贤戴高帽子，骨子里却透出强烈的讽剌意味。而且这圣旨一传，全国的建生祠之风一下子就被煞住，魏忠贤头上好不容易被描画出来的神圣光环也跟着倏然不见了。崇祯帝的主要策略似乎有两条，一是不动声色却扎扎实实地侵蚀魏忠贤的实力，二是以暧昧不清的态度促进阉党内部的分化。到这年十月，就是最没有政治眼力的人也看出来了，新皇帝表面对魏忠贤客气礼貌，实际却是十分冷淡，魏忠贤同皇帝亲如骨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阉党集团里有的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看风使舵是用惯了的伎俩，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已经对魏忠贤体制非常不满，无怪乎最先起来造反的又是阉党内部的人士。最先起事的是御史杨维垣，他属于阉党中为魏忠贤出力不少，但得到实惠却不大的一类牢骚派。他上疏专攻崔呈秀，但所论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如“与旧辅冯铨争权”，及“以不祥之人经理三殿工程”（指其“丁忧”而仍任职）等等，［书目8，卷八十八，第6册，第5393页。］同时又为魏忠贤撇清开来。谁都知道崔呈秀是魏忠贤的第一心腹，这样的攻崔扬魏大概又是一种策略，仍然是向崇祯帝发出的探测气球。有一种说法认为杨维垣一疏的幕后指使是徐大化，“令参呈秀以为翻身地。”［书目11，卷下，第212页。］徐大化是出了大力又得了大实惠的，两年中由部郎升至尚书。但因为与崔呈秀派系不一，意见相左，不久又被勒令闲住。如果杨维垣的劾疏确实是出自徐大化主使，那这一事件也可能是属于阉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性质。不论是派系斗争还是小人反复，杨维垣对崔呈秀的弹劾都标志着阉党内部一场大分化的开始。在崇祯帝的立场，当然很欢迎这样的劾疏。不过他很沉得住气，在批复中仍然为崔呈秀辨护了几句，说是“不得苛求”。但以崔呈秀的特殊身分，仅仅说“不得苛求”等于是鼓励群臣再行攻击。于是几天里就出现了一股攻崔的风潮，参加者包括在阉党中颇有影响的贾继春等人，几位主事级的小臣用辞还十分激烈。至此崔呈秀只能依惯例请求罢免了。这一次崇祯帝反应快捷果断，立刻批准他回籍守制。几天以后又因“罪状明悉”将其削职为民，并追夺诰命。这是关键的一步。搬倒了崔呈秀，魏忠贤体制在外朝的基础也被动摇了。崇祯帝在同魏忠贤党相互对峙的两个月中，很象贵州的老虎面对陌生的驴子的情况。最初他对面前的庞然大物颇有顾忌，行事小心翼翼，但渐渐发现，对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步步紧逼，对手步步退后。等到安然罢免了崔呈秀，这位新皇帝彻底放心了，紧接着就要“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粉碎魏忠贤集团。在攻击崔呈秀的风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不同程度上附带地攻击起魏忠贤。崔呈秀罢职后，终于有了专劾魏忠贤的奏疏。其中最著名的一份出自海盐的贡生钱嘉徵，疏中说“窃见权奸肘腋，道路寒心如魏忠贤者，可一日逭四凶之诛，缓魑魅之投哉？”［书目11，卷下，第213页。］而后罗列其十大罪状,包括: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朘民、掩边攻、通关节。类似的奏章也接踵而来。此时的形势已非当年可比，尽管攻击者实力和气势都远不如当初的东林党人，魏忠贤却绝不敢掉以轻心。他再次提出辞职养病，这一回却是出自真心，希望能在交出权力之后还可以保住面子、财富和性命。皇帝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项辞呈，同时根据魏忠贤本人的请求，取消了魏家所拥有的公、侯、伯三爵，改魏良卿等仅为锦衣卫指挥使或指挥同知、佥事。为了调整魏忠贤离职后的内官班子，崇祯帝还任命王体乾改掌东厂，而以自己的亲信高时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仅仅过了几天，王体乾又被罢免了东厂的职务。）这道旨意是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的，距离崇祯帝登极才两个月多点时间。这以后，就只有崇祯帝频施杀手了。又过了五天，十一月初一，皇帝发表上谕，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魏忠贤的态度，指出魏忠贤“专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种种罪行，并“通同客氏，表里为奸”。“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书目8，卷八十八，第6册，第5393页。］这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悲悲切切地启程南下，仍然希望能在凤阳的明祖陵度过残年。他毕竟作过三年帝国的独裁者，因此在南行的路上仍然跟随着许多仆从和行李，长长的车队颇为可观。这种情况再次引起了崇祯帝的警惕，十一月初四，崇祯帝再发上谕，命“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便禽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书目14，卷五，第七叶。］魏忠贤是在十一月初六行至阜城县的时候听到上述消息的。这时候他终于意识到，新天子绝不会留下他的性命了。当天夜里，他同贴身亲随李朝钦一起吊死在阜城的客店里。他生于隆庆二年戊辰，死时岁在丁卯，一生正好经历了一个花甲子。不论魏忠贤是怎样一个庸才，魏忠贤专权的体制毕竟要以他为核心，随着他的下台和死亡，这一体制也就立即土崩瓦解。l& 土崩瓦解魏忠贤死讯传到京师后，他的死党崔呈秀立即作出了最快的反应。他召集姬妾于一堂，罗列八珍，通宵痛饮，据说是每饮一杯后就把手中价值昂贵的酒杯摔个粉碎。痛饮之后，崔呈秀也步了魏忠贤的后尘，上吊死了。他的一位爱妾叫作萧灵犀的也以身而殉。崔呈秀马马虎虎也可以算是个奸雄，死得果然有声有色。比较起来，客氏的下场就悲惨多了。早在魏忠贤被贬之前，客氏已经被从家中发往浣衣局（明宫安置年老宫女的地方），监禁起来，不久后又被抄了家。魏忠贤死后，崇祯命人到浣衣局将客氏活活笞死。她死时的年龄是虚岁四十八岁。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他的尸体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又是死地的河间府枭首示众。客氏和崔呈秀也分别被斩尸于京城和蓟州。魏、客、崔三家的主要成员也都迅速受到惩治。魏忠贤之侄魏良卿、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不久后都被处死，其余魏志德、魏希圣、崔铎、崔凝秀等十余人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只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和崔呈秀的儿子崔镗、崔钥都还只是三五岁的孩子，有旨恩准释放，以示法外之仁。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等人由堂堂“上公”、“圣母”、“股肱之臣”，一下子变成了罪魁元凶，国家的敌人，对于这种变化，皇帝对臣僚、对国民无论如何要有一个交待。于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帝在刑部所拟魏、客等处理意见上批旨：逆恶魏忠贤，扫除厮役。凭藉灵宠，睥睨宫闱，荼毒良善。非开国而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盗帑弄兵，阴谋不轨。串通逆妇客氏，传送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权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无将之诛，国有常刑。……［孙承泽《山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卷一，第5页。］元凶罪名已定，接下来就是扫除与元凶关系特殊的所谓“私人”。朝中最著名的魏忠贤党羽当属“五虎”、“五彪”，于是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均被逮入狱，成了阶下囚。在宫内，魏忠贤最重要的心腹之一是李永贞。李永贞，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县）人，五岁阉割，曾为坤宁宫近侍。后来由于得罪了万历皇帝，曾被墩锁十八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获释。墩锁期间他读了许多书，知识比较广博，又能为诗文，在宦官中应算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天启初年李永贞就靠上了魏忠贤这棵大树，并且很快成为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他自己的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司礼监秉笔兼巾帽局掌印太监。李永贞“为人有口才，矜肆骄谲”，［书目12，卷十五，第84页。］在政治方面也眼明手快。天启帝刚刚死去，他就感到前景不妙，于九月告病回了家乡。回家后他把自己住的小院用砖砌死，“闭关”不出，以示不再同世人交往，也算是韬诲自存之计。后来魏忠贤也被迫退休了，他才出墙见人，又谋贿赂崇祯帝的亲随太监徐应元等，想摆脱同魏忠贤的干系。再后魏、客都死于非命，李永贞不能自安，乃收拾行李秘密逃亡，但不久即被抓获。崇祯元年三月，李永贞以参与魏忠贤集团阴谋活动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六月被判斩首，决不待时，七月就被处决，临刑前还向监斩官诉冤不止。在魏忠贤的党羽中，李永贞大概是最早被从重从快处理掉的。其他的“私人”们遭遇各不相同，其中也有过一些有趣的情节。魏忠贤笃信佛陀，不但对京城内外的寺庙广为布施，还特别用十万金购买下一座庙宇供私家礼拜之用。这座私人寺庙的主持浴光和尚与魏忠贤的交往当然密切，直至魏忠贤失势，一般人唯恐避之不急了，浴光还特地请魏忠贤吃过斋饭，可以算得上是“私人”。最早攻击崔呈秀的御史杨维垣同浴光也很熟识，还曾请浴光为自己在魏忠贤面前引荐过。但为了表明自己同魏忠贤集团能够划清界限，杨维垣后来在疏参魏良卿的时候，捎带地提上了浴光－－因为当时浴光并不在京城，他大概以为朝廷反正也抓不到此人。谁知劾疏方才进上，浴光竟自行来京投案，这下叫杨维垣吃惊不小，生怕他会抖出自己当年卖身投靠魏忠贤的秘密。好在浴光和尚是个相当磊落的人，只承认自己与魏忠贤交往，没有攀扯别人，杨维垣才算过了这一关。这个小小的插曲颇能反映出在当时政治风云变幻的情势下，各色人等的不同心态。如果说把原先的政治领导人打成罪魁原凶是改朝换代的基本标志，那么为前一时期的“冤狱”平反则可以算作改朝换代的必要装饰。古住今来的专制社会中，新统治者不论真是要改弦更张还是仅仅想给公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开出的政治菜单中都少不了“平冤狱”一项。崇祯帝显然也不例外，就在魏忠贤等人死后不久，他对吏部发出上谕：“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愤稍纾；而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书目23，卷一，第7页。］在皇帝的亲自督促下，刑部将已被判处死刑的方震孺、惠世扬、李柱明、耿如杞等人全部释放，并准复原官；吏部则呈报了几年来被非法禁毙，应予赠恤的杨涟等人的名单。平冤狱是得人心的事情，但也有人掣肘。吏部列报死事诸臣名单是拖了几个月才办好的；刑部则在开初仅改方震孺、惠世扬之死刑为戍，留了个巨大的尾巴，后来皇帝严令再拟，才算彻底平反。这也容易理解，崇祯帝发动政变后，还没来得及对国家机器作组织上的大手术，当初制造各个冤案的时候参与其事的高级官员大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这些人当然不会积极否定自己。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推行新政还需要新的班子，在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就有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天启七年十一月，首辅黄立极和吏部尚书周应秋、刑部尚书薛贞被免职。这三个人在阉党中都是引人注目的角色，职位又极其重要，因此免除三人职务对阉党阵营的势力是极大的削弱。十二月，崇祯帝决心改组被阉党把持的内阁，命六部、都察院会推入阁人员，部院以十人进奏。按惯例应是由皇帝在会推名单中按顺序拣选若干人，但崇祯帝显然对高级官员的情况了解不多，又怕受到臣僚党私蒙蔽，因而无法作出决定，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听凭天命安排。崇祯帝在这次颇为隆重的仪式中共抽了六签，得来宗道、钱龙锡等六人－－数量偏多，显然是为日后淘汰留下了余量。第二年春，新入阁的几位大学士先后就任，魏忠贤时期的三位阁员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ＺＺ32于是都被罢免。在此前后，六部和都察院的大臣也全部被撤换，新任职者都是与阉党关系较为疏远或立场相左的。但不久就发现，新入阁的来宗道和杨景辰同阉党瓜葛也颇深，两个人后来也被免职。再加上阁中的其他几位大学士的资历与人望都不能尽如人意，崇祯帝感到有必要用一位既同魏忠贤集团格格不入又有经验和威信的老资格政治家担任首辅。他最后选择了前任首席大学士、同情东林的老臣韩爌。韩爌，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进士，入翰林院，万历后期官至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作过东宫讲官。由于同太子有一层师生关系，韩爌在“国本”问题上很自然要站在同东林一致的立场上，但他同东林中几位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密切的私人关系，而且在“红丸”等事件的争论中也对东林党人一些不合理的观点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于泰昌元年入阁，“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书目3，卷二百四十，第20册，第6249页。］天启四年叶向高罢相后，韩爌继之为首辅，在阉党日盛的情况下勉强支撑残局，不久终于被排挤出内阁，五年七月，又被阉党列名为东林奸党，削籍除名，并坐赃银二千两。韩爌为完纳赃银，变卖田宅，竟至与家人居于祖墓上。由这样一位深受阉党迫害的政治家回朝主持大局，意味着阉党政治的最终完结。韩爌于四月授命，十二月到任，这以后，阉党势力只能在一片惊慌中崩溃消散。魏忠贤和阉党们苦心经营了三年的一个政权，竟然经不起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突然死亡这样一个偶然事件的冲击，在短短的时间中被颠覆了。这固然是由于阉党执政们太无能，是由于他们的政权太脆弱，是由于他们的统治太不得人心，但最根本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他们的对头崇祯帝拥有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身分。在一个习惯于接受皇权独裁统治的社会里，只要能把皇帝身分这一锐利武器运用得法，在政治斗争中几乎可以战无不胜。但是，崇祯帝虽然能在政变中大获全胜，他的皇帝身分却无法帮助他逆转历史，他能打倒魏忠贤，却不能摆脱魏忠贤的阴影。因为在三年的统治中，魏忠贤及其党羽们所造就的社会政治局面，对于他们的继承人来说是一种非接受不可的政治遗产。二、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一）l& 难靖的边防阉党执政不过三年，其间除了清除政敌、钳制舆论等方面做得颇有声色，并没有干多少正经事情。较为有影响的政务大概有三项，一是因边区的动乱而采取的军事安排，二是为了排场而兴起的土木建设，三是为了前面两项活动而进行的搜括加派。明末边疆危机四伏，当局者不得不被迫应付，其中局势最为险恶的又在辽东。明代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几乎没有中断过，也出现过几次严重的危机。正统年间瓦刺部俘虏明英宗，兵临京城；嘉靖时期鞑靼部破关斩将，横行畿辅。都曾闹得天下震恐。但当时的瓦刺、鞑靼尚没有严密的国家组织，其首领也先、俺答又缺乏混同天下、策御宇内的雄心抱负，入塞之后，一番饱掠就已经心满意足，并没有威胁到明王朝的根基。在东北崛起的后金情况却大不相同。其酋长努尔哈赤不但雄心勃勃，而且具有超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数年而统一建州女真，而后又不断扩张，并建立了一套以八旗为基础的卓有效率的政治－－军事组织。对明朝作战以后，在掳掠财货人口的同时，也极为注意攻城陷地，扩大版图。攻陷辽东地区后，后金王朝移都于沈阳，把政治中心安置在明朝的所谓“边内”地区，已经俨然有历史上辽、金那样的大国气象。天启中，后金与明朝已完全是两个处于战争状态中的敌对政权，而且后金处于攻势，每战必有所得，明朝处于守势，每战必有所失，即使宁远两次守城的胜利，也都是局部的，从整个战役讲，明方的损失仍然大于收获。有这样的大敌当前，魏忠贤集团对辽东的军事不能不予以重视，在其专权期间，阉党执政们也费了不少精力集兵筹饷，也时时都在期待着能扫平“奴”氛，恢复辽东。但是由于他们的短视和昏庸，经过三年的努力，辽东前线的情况却每况愈下。在魏忠贤专权的体制初步形成的时候，辽东前线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孙承宗。孙承宗虽然是文士出身，却颇具军事才干，加以为人方正，在辽东很有威信，因而在辽东经营四年卓有成效，“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盾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书目3，卷二百五十，第21册，第6472－6473页。］孙承宗在辽东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以关东二百里外的宁远为前敌防御中心，构筑坚城，并在宁远周围屯田筑堡，建设巩固的防御基地，还准备伺机再向东发展，恢复失地。这套战略比较符合当时情势，实施得也比较成功，因而天启中期辽东前线一度相当平静。但朝内的政治斗争却影响到边防的建设。天启四年冬，阉党正在朝中大批清洗东林党人，孙承宗是叶向高的门生，同东林关系密切，因而对朝局十分忧虑。十二月，他趁着巡视蓟州、昌平，想要入都向皇帝面奏机宜，挽回东林党人的败局。魏广微得到消息，立即奔告魏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应，公立齑粉矣！”［同前注，第6471页。］魏忠贤乃命内阁拟旨，令三道飞骑阻其入觐。孙承宗只得转回山海关，但已难安于其位。第二年十月，在阉党的连番攻击下，孙承宗终于罢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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