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庆阅兵几年一次？2014国庆阅兵吗？
【导语】：2014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就要来临，人们最关注的除了放假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要点就是关于阅兵的问题。距离上一次2009年大阅兵阅兵已经五年了，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国国庆阅兵几年一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 & 中国国庆阅兵几年一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根据全国政协决定，把阅兵列为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至二零零三年建国五十四周年，共举行了十三次国庆阅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共举行了十一次国庆阅兵。& & & 此后，连续二十四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直到一九八四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决定恢复阅兵.并于一九八四年国庆三十五周年时举行大型的国庆阅兵式。一九九九年，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世纪阅兵式,庆祝祖国五十年华诞，2009年建国6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恢复阅兵之后每十年一次大阅兵。分页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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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评论
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当无禁区。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和民间料将举行隆重活动，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伟人离世转眼已17年，但是，就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言，今日中国仍可说处于广义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应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关头，如何继承邓小平，超越邓小平？诞辰纪念为思考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异常丰厚的。他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提出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过，他思想中最可宝贵的精华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他的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正是依靠“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果断终结了“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了“三步走”战略。而最能反映他实事求是品格的，就是他对中共内部“极左”思想的鲜明态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他对极“左”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对极“左”路线的卷土重来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他在南方谈话中公开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比右更危险，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伟大贡献。当时，正值苏东剧变不久，“左”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经济连续三年低迷。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做出的这些论述基于历史，又开创了历史。这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亮丽谢幕，其表态可视作郑重的政治嘱托。20余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可观，中国改革也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矛盾。不少人提出“超越左右”，以谋求改革共识。还有人士认为，左右之分已是过时的政治修辞，不能概括当下的现实。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不过，对重要范畴的讨论，需有一致的内涵与外延。在中国现实语境中，邓小平对左与右的理解依然成立，邓小平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遗训仍然有现实意义。应当承认，当今从内心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在对改革开放路线牢骚满腹的人士中，公然主张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甚至向往“文革”的人也是少数。但“左”的惯性仍然强大，传统的教条、口号，无形的棒子、帽子，仍在压制人们寻求改革突破的热情。“左”的思潮还表现在对全面改革的认知上，特别是在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基层民主建设、司法改革和舆论监督等方面。此外，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均乐于为“大政府”背书，为权力站台。我们无从验证这是理念使然，抑或只是一种面具，客观事实是他们很少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以法治的力量制约权力。这就为形形色色的腐败扮演了鸣锣开道的角色。验之以周永康、薄熙来等腐败分子的言行，显示“左”与腐败有着相辅相成、一表一里的关系。“左”，正可成为腐败分子的护身符。如同任何伟大人物一样，邓小平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早在1980年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邓小平便提出“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主张对权力加以约束；同年底，他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不过，伟人未竞的事业，正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中共十八大以来，决策层努力全面深化改革，并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树立了领导威望，凝聚了党心民心。下一步建设法治国家方针明确，部署有力，则不仅是反腐的治本之策，而且可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可靠的制度环境。倘能真正实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所有公民的权益将得到平等保护，从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左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当无禁区。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和告慰。警惕“训诫中心”异化为新的劳教所“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本就违法，此时，更当警惕其成为劳教所的替代品，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违法打击上访民众的新工具。在去年的法治改革成果中，劳教的废止和信访的弱化最受瞩目。也有人担忧，会不会出现劳教的替代品？近日微博上有网友贴出河南南阳卧龙区“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的图片，并称有访民被非法拘禁在此。还有网友直接称其为“新型劳教所”。以“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多个事例均发生在河南，这一做法已存在多年。宣布废除劳教之后，“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似乎还有增多趋势。驻马店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去年12月24日一篇报道称，正阳县财政专门下拨30多万元经费，成立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职能为对非法上访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训诫、警告和劝导教育”。此前，该省多市、县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都有类似表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和省信访局、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的要求”，对“非正常上访人员”，由工作组统一组织公安民警进行初次训诫、警告，接回当地后还要“实行规范的‘三位一体、同步进行’训诫警告教育。训诫、警告和劝导教育要在法定地点进行，时间不少于24小时。”“训诫”的语义是告诫，教导。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确有关于“训诫”的规定。但《信访条例》只明确对违反规定信访人，“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按通常的理解，训诫应在现场当面进行。即便确有需要安排在特定地点进行，训诫也只能是短时间的。“24小时不间断”、“不少于24小时”的训诫，实质就是曲解“训诫”制度，剥夺、限制被训诫人的人身自由。依《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由法律制定。《行政处罚法》第九条亦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不难看出，国家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立法权限作了严格规定，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且立法机关不得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而从河南的情况看，几个政府部门联合发文，借用并曲解“训诫”制度就完成了国务院也无权出台的“自由罚”。且有些假名“训诫”的自由罚在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时间上还“不少于24小时”。至于多至多少期日，还未见规定！若对此类“训诫罚”和“训诫中心”不予重视、不加废止，还真难判断它是否会滑向“新的劳教”或“新型劳教所”。显然，一些训诫中心的做法不在法律所许可的拘留范围之内。地方政府部门不能在训诫教育和拘留之间，自创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地方上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创设”出“训诫罚”，因直接与国家法律相违背，自然应归依无效。对这样的公然违法，河南省人大和河南省法制部门不应视而不见。如今，劳教制度被废除，而一些地方政府截访的压力仍然存在。“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本就违法，此时，更当警惕其成为劳教所的替代品，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违法打击上访民众的新工具。有关方面需要依法介入调查，通过违法审查程序明令废止此类红头文件，方可保卫来之不易的法治改革成果。警察打死讨薪者是一场正义危机被称为正义守护者的警察，却公然对正义寻求者实施肉体残害，性质就完全不同，它会让人们失去对正义的信仰，失去对国家机器维持正义功能的信心。据新华社12月28日电，来自河南的女农民工周秀云，因参与讨薪而遭受山西太原警方的暴力折磨，以47岁之龄死在当地派出所。有照片显示，周秀云曾经躺倒在地，一名胖警察脚踩她的头发，双手叉在背后，一脸漠然地看着前方。有网友留言：“戾气警察，面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不给解决问题不说还如此暴力，很伤民众的心。”问题就在这里：拖欠工资方没事，讨薪的人死了；当民众需要公平正义的时候，警察来了，但正义的维护者反成了寻求正义者的勾命阎罗。此两端特别刺痛人心。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很简单：周秀云及其子王奎林等人到太原某项目工地讨要拖欠工钱，被保安拦在门口并发生口角。民警到场后骂骂咧咧，闻讯赶来的王父被按倒在地、强行上铐，周秀云抱着警察的腿恳求放人，遭警察拽头发、拧脖子等暴力侵害，最后在派出所被宣布身亡。出警处置纠纷而致死人命，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既是一个法律判断，也可以是一个道德判断。讨薪者与项目方有纠纷，充其量就是一个治安事件，警方职守首先是调解。对讨薪者使用暴力，背后必有原因，但可以肯定很不正常。目前，涉事警察已被控制，我们相信他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警察打死讨薪者，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对社会的心理震荡，不会因为打人警察承担法律责任而平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当地警方的人心危机，一场全社会的正义危机，这个责任，处理一个警察不足以平民愤，而他也不具备承担这么大责任的资格。警察打死讨薪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在纠纷现场，警察并非以个人身份出现，而是代表太原市公安局。警察处理的方式，对待讨薪者的态度，很难让人简单理解为个人素质问题。公众愤怒矛头虽然直接指向打人警察，心里的刺痛和震荡却指向更大的层面。如果是一个包工头或者地痞流氓打死讨薪者，人们也会愤怒，却仍会相信正义。被称为正义守护者的警察，却公然对正义寻求者实施肉体残害，性质就完全不同，它会让人们失去对正义的信仰，失去对国家机器维持正义功能的信心。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高度推崇的基本价值，作为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执法者，竟然这样赤裸裸地践踏正义，人民绝无法忍受，不能原谅。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从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推翻不公道的旧制度，带给人民公平正义，就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得到人民信任和拥戴的主要原因。警察对手无寸铁哭告无门的百姓动武，诚然只是一起个案，无法也不可以借此否定我们人民政权的光明，但所谓防微杜渐，对这起个案，绝不能掉以轻心，大事化小。当地警方的表现，令人失望。人死10余天，当地警方居然不予立案，他们忙着干的，一是严密封锁消息，并试图控制受害人家属；二是将死者所属河南某农场场长安排在宾馆里吃住，要求场长做家属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谅解；三是推卸警方责任，指责公布现场照片的人“故意误导广大网民”。此事非得有令人信服的处理和责任承担，才可能平息众怒，挽回信任，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太原警方的表现，请你们以大局和政治伦理为重，秉公处理，勇敢担责，洗心革面，重树形象。公共辩论，求真比求胜更重要如果一边反思“文革”，一边却像“文革”一样，动辄给别人扣上吓人的大帽子，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这种辩论和交锋，除了固化成见、撕裂共识，恐怕不会有别的意义，更难以收获新的东西。这几天，因“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产生骂战，方舟子和崔永元从微博转战至法庭，互指对方侮辱诽谤、侵害名誉。从斗嘴到说法，这场官司不管胜负如何，都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尤其是，比起一些人的“微博约架”，应该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只是，一场原本围绕科学命题的公共辩论，最终在互斥“流氓”“骗子”的骂声中收尾，还是令人心生感慨。当严肃的科学探讨，变成关乎名誉尊严的捍卫之战；当对转基因的关注，成为“挺方还是挺崔”站队表态；当摊开手掌的公共辩论，成为攥紧拳头的相互攻击，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恐怕不是各方都愿意看到的。近些年来，公共辩论“剑走偏锋”的现象并不鲜见：心平气和的讨论，变为唾沫横飞的辱骂；同一话题的分歧，成了互揭隐私的竞赛；网络争吵的激化，导致赤膊上阵的“约架”，至于动辄质疑别人为“五毛”“美分”，或者相互送上“卖国贼”“爱国贼”的帽子，也是时有耳闻。类似现象，不仅拉低了公共辩论的价值，许多时候也冲破了法律道德的底线。究其原因，往往是伸张正义的急迫、求胜心切的冲动，让预设立场左右了事实选择，让站队逻辑取代了是非判断，让意气之争消解了话题本身。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有句名言，“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遗憾的是，在当下的现实中，许多时候事实还没搞清楚，就有了倾向性答案。君不见，从马航客机失事，到苹果手机定位，再到海南棉被捐赠，有人总是选择性相信，然后再以观点论证观点。至于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的卓然不群，重要的是意见的抱团取暖，难怪有人发问：在雄辩“胜于”事实的时候，我们如何关心真相？而作家刀尔登在《中国好人》一书中，也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道德下降的第一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偶尔对事实的忽略“无伤大雅”，重要的是自己观念的先进，高尚的是对正义底线的捍卫。毫无疑问，宽容是有底线的，但这个底线，只能是法律道德，而不是一己的好恶。如果一边高呼自由，一边却对不同声音没有起码尊重，充满了智商和道德的优越感；如果一边宣称平等，一边却认为别人不配有发言资格，摆出一副真理在握、不容分说的姿态；如果一边反思“文革”，一边却像“文革”一样，动辄给别人扣上吓人的大帽子，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这种辩论和交锋，除了固化成见、撕裂共识，恐怕不会有别的意义，更难以收获新的东西。事实上，即便是错误的意见，其内容往往也包括着部分合理性。罗曼·罗兰说得好，“如果你想独占真理，真理就要嘲笑你了。”辩论的本质，不在于辩倒对方，而在于对真理的不懈探求；辩论的目的，不是让对方哑口无言，而是为了弄明白问题。想赢怕输是人之常情，但在公共辩论中，比输赢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展现了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通过辩论，我们是否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激发了思考。因此，我们期待，在公共辩论中，胜利的一方能够说，“我从对方身上学到了新的东西”；失败的一方能够说，“我错了，但却得到了真理”；围观的人们能够说，“我们又向真理迈进了一步”。有人说，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经济强国走向文明大国，呼唤着精神的勃发，观念的更新，理性的构筑。从社会来讲，这不仅需要探求真理的勇气，更需要探求真理的氛围；就个人而言，这不仅需要表达观点的技巧，更要和而不同的理念。惟其如此，我们方能搭建理性、建设性的讨论平台，提升中国社会的民主素养和公共精神，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媒体应怎样报道大学课堂问题大学教师应该如何去讲课？这个不需要谁居高临下带着教训口吻去教，重要的是，应该在大学系统内形成讨论氛围，媒体最好不要替代教师和学生去当主角。《辽宁日报》策划的一组致信中国高校教师、让教师们“别在课堂上抹黑中国”的报道，引发了热烈的舆论争议。这封长长的来信批评一些高校教师缺乏理论认同，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缺乏政治认同，追捧西方三权分立；缺乏情感认同，把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这封信争议很大，有人称赞其针砭时弊，有人觉得是言过其实和立场先行，以点带面干预大学自由。我们都是从学生走过来的，对大学课堂都很熟悉。客观地看，这篇来信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在大学课堂上确实存在，我们或多或少也曾遇到过那种在课堂上发牢骚、讲段子、作喷子的老师。大学开放自由兼容并包，应该容得下各种人各种声音，所以学生们虽然比较反感，但多没有太当回事，多是一笑了之。首先，不要低估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现在已经不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全盘接受的年代了，大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思想，有了质疑和批判的能力。对于胡喷瞎侃的老师，学生们或者会站起来辩论，或者会用嘘声去鄙视，我上大学时还写过一篇题为《教授，我来剥你的皮》的评论炮轰那些不好好授课的教授。其二，不要高估了教师在大学课堂上的影响力，互联网上的牢骚和段子比大学课堂严重多了，如今年轻人基本上都生活在网络中，网络对年轻人的影响大多了，某些教师只是拾网络牙慧罢了。其三，大学课堂的开放与自由有自我净化功能，并不像中学是教师主导填鸭式的，真理越辩越明，自由的讨论和声音的争鸣会让年轻人对某些社会问题看得更清楚。其四，应该相信大学自治的能力，如今每所大学都有教学评估机制，学生给老师评分，一个老师如果整天在课堂上发牢骚、讲段子和胡侃乱喷，学生肯定不会给高分。媒体这封来信，初衷可能是善意的提醒，但客观上却放大和渲染了这种问题，让舆论和高校教师产生抵触。如果换一种方式，效果可能会好一些。比如，媒体如果克制一下评论的热情，而尽可能地去客观记录，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去让读者自己判断，而不是代替读者判断，舆论就更能接受。这封来信称：研究老师的问题，我们选择再老老实实地当一回学生。本报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既然听了这么多的课，不妨做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将老师所讲一节课的内容完整地整理出来，并经讲课者同意后刊登出来，由读者来评价。洋洋洒洒的来信，都是评论和批评，却没有具体的论据，到了哪所高校，听了哪个老师的课，这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什么？没有翔实的报道，只有抽象的评论，这种批评如何能服人呢？评论永远不能走在新闻的前面，没有新闻，就没有事实的基础，评论很容易让人产生“立场先行”的反感。而且，不提具体学校，不提具体老师，不提具体讲了什么，既让人无从核实记者所言的真假，也让高校老师失去了为自身辩护的机会。空洞抽象地提向“高校教师”这个符号，只会让所有教师跟着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如果媒体和记者老老实实当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避免成为当事人，会避免很多争议。如果我去操作这个报道，我会尽可能多地去采访学生，让学生去发言，让学生去评价老师的讲课。虽然派了很多记者，去了很多大学，听了很多老师的课，但这种听课，只能是浮光掠影地听。听得再多，不比学生更有发言权。你只是听了一节课，可学生是听了一学期几学期，学生的评价显然会更客观些。有些老师可能只是偶尔开开玩笑，你记者听了几句就拿去当批评的材料了，这对老师也是很不公平的。多采访学生，多让学生去评价，媒体作一个记录者，由读者去评价，由教育部门去重视这个问题，这才是应有的角色分工。可媒体却想垄断这所有的角色，报道中看不到学生的声音，多是自身的判断，自然就削弱了舆论自身的说服力了。大学教师应该如何去讲课？这个不需要谁居高临下带着教训口吻去教，重要的是，应该在大学系统内形成讨论氛围，媒体最好不要替代教师和学生去当主角。官员自我批评的“全套学问”只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才能熟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尺度，红脸、出汗、 流泪，这三境界岂是一般的党员所能够准确把握的？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官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在谈些什么？怎样才能既“脸红出汗”又不致伤筋动骨、伤及和气还能顺利“过关”？新华社评论说，民主生活会经常成为彩排后的完美话剧。那么这些“话剧”内在的戏路怎么样呢？细读大量自我批评的官话之后，不难发现，官员的自我批评往往遵循一套彼此心照不宣的语言修辞和行事逻辑，这里姑且称之为自我批评的“全套学问”，这套“学问”大致有以下法则。第一，用词必须模糊，多用比喻等修辞手法，把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开。精髓在于，把能力问题、腐败和经济问题果断转化为作风问题。比如“四风”问题（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几个大词既然被中央领导公开提出来了，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用于自我批评，既是响应上级号召，更是向“群众”“交心”，展示“领导干部向自己开刀”（这时候您就别追问那是菜刀还是塑料刀了）。围绕“四风”还有一批模糊词可供选择，模糊语言是官员最大的保护伞，比如“老好人”、“文山会海”、“脱离群众”、“官本位”、“搞特权”、“意志消退”，或者“有待提高”、“有所放松”、“XX不到位”，这些词听起来很来劲，能唬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实际上呢，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网民，都知道它啥问题都不是：它们属于“现象”不属于“个案”，凡“现象”级的问题，最终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坐等红头文件三令五申然后再不了了之。举例说，“一些领导干部有包养情妇问题”，这话其实没有杀伤力，但如果说“（前缀官衔）XXX包养了X个情妇，分别叫XXX”，这话就很有杀伤力，一旦被公开说出来，“有关部门”总免不了要调查研究、回应一番的，否则，媒体和广大网民必然整天聒噪个没完没了，烦着呢！第二，言事必须琐碎。要虎头蛇尾，大题要小做（最好别做），小题要大做特做，方见“气势”和“决心”。比如兰考的民主生活会上，县长周辰良说：出差一般宾馆不想住，公交地铁不想搭，衣服不是名牌不想穿；宣传部长李金光说：开封五星饭店一周去几次，服务员见我都打招呼，感觉很有面子。再如湖北恩施市长李国庆自我批评，出差基本坐飞机，看病从来不排队。又具体又有料，关键是曝点小儿科级别的料，不会出事情！而有了这点料，就能添油加醋做菜了，技术指南参照第一条。第三，批人必须上纲上线，坚决不往经济问题靠，万不得已说到经济问题，也要往铺张浪费上靠，坚决不能往贪污受贿靠。批人环节最“惊心动魄”。湖北阳新政法委书记批书记：“上主席台前，提包别人拿，茶杯别人端，你知道会场底下的干部怎么看？难道你就不能自己拿一拿？”又如，武定县纪委书记放炮：宣传部的公指标是2辆，但为何实际有3辆？ 紧接着马上可以上纲上线，比如补一句说这是享乐主义、特权思维等等——这最关键，只要上纲上线，对方就能领悟到这是为批评而批评，为开会而作，对事不对人，加上被批评官员的真诚忏悔（技术详见第四条），党报马上就有了头条新闻可写：“如芒在背，心脏怦怦跳，脸上火辣辣”“有的同志纸巾擦汗往外走”云云， 一个氛围很好的胜利的民主生活会就一气呵成了。第四，被批必须流汗流泪，适当的时候如果加上几句自损自贬的忏悔辞，效果更佳。至少，田阳县县委副书记“痛哭失声”了，息烽县也有人“几度哽咽流泪”，兰考官员还说：检查自己，像对着镜子搧自己的脸，恨自己，你怎么就这样！流点汗流点泪，除了来几句“忏悔”录，还可以下点决心，比如，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忠实落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样，一个自我批评的会议，就颇有宣誓表功会的风采，可谓开出风格、开出水平。第五，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生在领导干部之间，别让普通党员上会越级批领导。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潘洪其指出：在沦为“完美话剧”的一些民主生活会上，看不到普通党员的积极参与和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监督。这或许正是和谐的民主生活会之必须，只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才能熟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尺度，红脸、出汗、 流泪，这三境界岂是一般的党员所能够准确把握的？比如被中纪委带走的南京市长季建业，其违纪违法问题恐怕是民主生活会不能承受之重啊。第六，会后必须默默无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与相互抚慰都没问题，总之，恭喜你这次顺利“过关”了，会后就不要追问落实情况了，你懂的。还有炮要放？留给下次吧，慌啥，很快又要再开的。“今日头条”，是谁的“头条”“窃书不算偷”的思想，一直误导中国版权保护之路，从影视剧到文学作品，从新闻剽窃到科研抄袭，我国因版权保护乏力造成的“软实力”弱化的苦果，直至今日尚未消除。原创得不到保护，创新发展从何而来？近日，“今日头条”手机APP宣布获得一亿美元投资，并实现高达五亿美元估值。在看到其经济上“成功”的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恐怕是其背后的版权问题。“今日头条”作为手机APP客户端软件，本身并非作品内容的创造者，而是以及时整理和转发当日的“头条新闻”闻名。在版权法领域中，转发他人作品理应付费，这是人尽皆知的法律常识，但这款软件有没有尊重版权人起码的权利？“今日头条”的口号是“我们不生产新闻，我们是新闻的搬运工”，但事实上，其搬运的不仅是新闻，更是版权。所谓的“新闻搬运工”，掩盖了侵权的事实。虽然“今日头条”内容发布形式与其他客户端相比，存在一定特殊性，其多以链接其他网站内容的形式做出，而非直接转载他人作品。“今日头条”忽视版权的抗辩，也正是称自己属于“链接搜索”的方式，而非“复制粘贴”的方式。不过，这种通过链接发布新闻信息的方式不仅不能形成有效抗辩，而且还是典型的侵权行为。首先，“今日头条”所展现的新闻并非用户直接使用搜索引擎精度搜索得来的，而是该款APP事先通过对信息的整理、归类、排行和大数据算法之后，得到“二次加工”的新闻。这种通过经营者自身行为展现新闻的方式，在版权法领域是典型的侵权行为，这早已是国内外版权司法实践中达成的共识。其次，通过“今日头条”搜索展现给用户的信息，在网络版权法中被称为“深度链接”，即链接对象并非对方主页，而直接达到二三级路径以下的最终目标，虽然省去了用户反复查找新闻的烦恼，不过也触及了版权法所容忍的底线。“深度链接”判例多年前就已被欧洲法院所确立，我国近年来多有此类判例，法院都援引“深度链接”加以判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度链接” 几乎等同于剽窃。内容发布者都应该懂得“内容为王”的新闻定律。版权法要求尊重作者的权益，并非单纯为了作者的经济利益，而是在于鼓励创新，鼓励更好的作品出现。长久以来，“窃书不算偷”的思想，一直误导中国版权保护之路，从影视剧到文学作品，从新闻剽窃到科研抄袭，我国因版权保护乏力造成的“软实力”弱化的苦果，直至今日尚未消除。原创得不到保护，创新发展从何而来？在互联网时代，固然是要鼓励技术创新和所谓的盈利模式创新，但基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原创内容的创新；不能把别人的“头条”抄袭成自己的“头条”。互联网发展会带来各种新技术，像“今日头条”这样的网络应用新秀将层出不穷，但技术的发展不应当带来版权保护的恶化。这就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及时应对新挑战，而我们的法律完善、司法公正和政府管制，以及资本的追随、社会的认知，也应当立足于保护创新的源泉。不信任“裸官”是最朴素的政治敏感把国家、社会交给一群对体制没有忠诚、对社会前途没有信心的人管理，想想都让人心惊。更何况，没有信心还要“坚守”，也太容易让人猜想其“别有用心”。中共中央近日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其中明确规定6种干部不得列入提拔考察对象，其中包括“群众公认度不高的”、“有跑官、拉票行为的”、“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等。其中尤以“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即俗称“裸官”，格外引起舆论高度关注。裸官现象由来已久，以裸官之身聚敛财富，随后向境外转移财富，或干脆携款移居或潜逃国（境）外与家人团聚，亦绝非孤例。对于那些裸官兼贪官来说，官位、权力及随之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都成了聚敛个人财富的“富矿”，而非为国家、社会、公众服务的责任。而每一个被曝光的裸官外逃事件，对所有中国人都是一次深重的伤害，因为人们看到是一个对祖国没有情感、对党没有忠诚、对人民没有责任，却依然可以身居官位且借此巧取豪夺，而且随时准备弃祖国而去的小人、恶人。客观而言，裸官并不必然等于贪官。作为独立的个人，官员的配偶、子女向往国外的生活，或对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规划，也是其应该享有的权利。正当的移民、移居，并不触犯法律，也不会因为其官员亲属的身份而受到法律之外的限制。但是，如果官员鼓励甚至刻意安排自己的亲属移民、移居，而至自己成为“裸官”的程度，则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一般公众，都会对这位官员产生本能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不需要另外的迹象佐证，也会“油然而生”，因为不信任裸官是最朴素的政治敏感。基于这种朴素的敏感，不给裸官以继续提拔的机会，不使其掌握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成为官员管理制度中的重要原则。之所以把不信任裸官称为最朴素的政治敏感，乃是基于以下更朴素的判断：如果一个人对所服务的体制还有基本的忠诚，对所生活的社会还有基本的认同，对祖国的前途还有基本的信心，都不会做出让自己最亲近的人全部移居国（境）外，唯独留下自己孤身“坚守”的安排。这种有违亲情常理的安排背后，即使没有贪腐的动机和行为，也足以证明裸官对体制的忠诚度不高，或对社会的信心不足。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发展和艰难转型的敏感期，不同群体和个人对社会前途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判断，有人坚信中国必将崛起，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担心可能的混乱。不同的判断之下，以合法的途径、方式做出各自的选择，都已经没有法律和制度的障碍，也早已为社会舆论所接受。但唯独官员不在此列，因为各级官员是这个社会的管理者，把国家、社会交给一群对体制没有忠诚、对社会前途没有信心的人管理，想想都让人心惊。更何况，没有信心还要“坚守”，也太容易让人猜想其“别有用心”。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无论如何敞开国门，也无论中国的未来如何发展，普通民众中能够移居国（境）外的人数总是少之又少。人民对未来的最大期待，只能是祖国的强盛和富足。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终必须落实为中国人民对国家未来的自信。而在建立自信的过程中，官员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未必一定能带动公众的自信，但如果总是有官员以裸官的方式表现出对道路、制度的不自信，却一定会动摇公众的自信。这个并不复杂的政治课题，却需要下极大功夫解决。《条例》的相关规定，让公众看到了希望。相信正义的“云图”我们相信义不唐捐，哪怕正义不在当下。媒体、律师、检察官、警察、法官对真相、对法律点点滴滴的坚守，不舍昼夜，盈科而进，必然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近日，一起长达17年的冤案，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1996年，当时36岁的于英生已经是安徽蚌埠市某区的区长助理，那一年，他的妻子在家中被杀害。虽然并没有充足的有罪证据，于英生仍被法院认定为杀妻凶手。在度过17年的漫漫冤狱之后，去年8月，安徽高院复查后宣判于英生无罪。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于英生获释后，警方启动再侦程序；去年11月，嫌疑人武钦元落网。对这起“中国的肖申克案”，早报于去年8月18日、12月10日有过两次长篇报道。今天，早报不再述评此案中的细节问题，也不再重复之前类似的冤案中那些有关司法正义的论述：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禁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法院顶住压力不做“留有余地”的判决……今天，让我们谈一下：在中国法治并不完美，甚至很多明显的冤案的翻覆仍具有极大偶然性时，我们对正义的追求是不是徒劳的？我们当有什么样的作为？于英生案中，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细节：他在狱中读到遭受冤狱十年的赵作海终得平反的新闻时，觉得自己也有盼头了，坚定了自己申诉的决心。这种微妙的因果律，让人想到了电影《云图》。《云图》讲述了6个独立，但有着内在因果关系的故事，电影主旨是：“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每一桩恶行，每一项善举，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重生。”这种“云图”式的因果律，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中国的当下。2002年，河南省鹤壁市发生一起灭门凶案，马廷新为此坐了5年冤狱。被无罪释放后，马廷新说：自己是不堪刑讯逼供，才在“狱中大哥”袁连芳的诱导下“认罪”的。2008年，《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了这起冤案，其中也提到了那位“狱侦耳目”袁连芳。没人会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服刑的“奸杀案凶手”张高平、张辉叔侄，会看到这篇报道。而报道中“袁连芳”的名字，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们。原来，张辉在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同牢的“号长”袁连芳对张辉的事情一清二楚，只要张辉否认自己犯下奸杀案，便遭其毒打，甚至袁连芳还将张辉作案的详细经过“教给”他。一审有罪判决中26条证据几乎都是间接旁证，只有袁连芳的证词称：张辉曾自称奸杀过一名女子。四年后张氏叔侄看到马廷新案报道时，才明白了“狱侦耳目”袁连芳与他们所遭冤案的关系。这一幕简直就像《基督山伯爵》里的情节。之后，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驻监检察官张飚、律师朱明勇等人，纷纷为张氏叔侄奔走呼吁。日，早报刊发了《一桩没有物证和人证的奸杀案》，对此案疑点做过详细报道。刊发这则报道时，可能谁都没有想到，正义的天平已开始扭转。在报道见报的第二天，杭州警方就做了DNA比对：奸杀案受害者指甲中提取的DNA，与一名已被枪决的罪犯勾海峰的DNA高度吻合……用浙江公安厅副厅长徐定安的说法：“杭州市公安机关在日从相关媒体报道中引起警觉，次日通过DNA比对发现重要线索，为此案的核查和纠正提供了关键证据。”虽然正式的翻案还要等到2013年，但正义毕竟来了，我们的努力并非徒劳。如果没有媒体曝光马廷新冤案；如果张氏叔侄没有看到那篇报道；如果驻监检察官张飚没有三番五次向浙江方面寄送材料；如果没有朱明勇等律师的仗义执言……我们可能看不到正义的来临。因果链是如此一根细细的红线，纤细而顽强。一次正义的宣判，为另一起冤案带来希望；一个执着的新闻报道，成为另一起案外案昭雪的契机；律师不仅帮了这次的当事人，还在帮助下次受委托的当事人。这就是正义的“云图”。正像当时尚在冤狱中的张氏叔侄，没有放弃对公正的信仰一样，我们也当信仰法律、信仰正义，并为之做出微薄的努力。对有操守的媒体人、法律人来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每次较真的报道，每次较真的法庭辩护，都在敲响正义之钟，拨转倾欹的天平。对于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当相信“公门里面好修行”的朴素古训，尽自己的努力，不让司法不公出现在自己管得到的地方，想想退休前默默无闻的基层检察官张飚如今得到的荣誉，想想曾有大好仕途前景的于英生遭遇的17年冤狱，也当想想目前已中风的袁连芳的凄凉晚景。我们相信义不唐捐，哪怕正义不在当下。媒体、律师、检察官、警察、法官对真相、对法律点点滴滴的坚守，不舍昼夜，盈科而进，必然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让我们共同打造正义的“云图”。还原抗战历史应有更丰富的叙事世间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等待被发掘,公众心中还有很多关于“历史去哪儿了”的疑问等待解答。但在抗日战争结束69年之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和线索只会越来越少。让抗战历史的拼图更完整,需要民间社会更多参与,也需要政府层面更多支持。“8·15”日本宣布投降纪念日,是重温抗战历史的重要时间点。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总在提醒我们不能忘却历史,不能忘记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过去69年间,我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历史叙事,描摹出了八年抗战的轮廓和史实。但随着抗战亲历者们一个接一个离世,有一些历史拼图将再也没有机会填充完整。鉴往知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如果这本书本身就是残缺的,恐怕会让历史在后人眼中变得面目模糊,甚至因未能吸取教训而重蹈历史覆辙。八年抗战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也是中华民族公共记忆中极有分量的一笔,我们负有记忆抗战历史的道义责任,也应该用更丰富的叙事形式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一段历史。我们主张最大限度地还原抗战历史,是,但不只是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的罪恶。更有意义的是,抗战胜利是中国军队一枪一弹打出来的,是无数英烈和普通百姓用生命换来的,他们的名字应该被铭记,他们的故事值得被传颂。还原历史的细节和真相,正是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在如今的公共话语体系中,抗战历史有被元素化、脸谱化的倾向。总体来说,我们的历史叙事形式不够丰富,视角也比较单一。其结果是,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通过一些书籍和影视剧,记住了南京大屠杀、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地道战等名词,但还有很多鲜活而珍贵的史实、故事和细节,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历史从来都是多面体,仅观其一面,并不足以察其全貌。正是因为以往的历史叙事有太多掣肘因素,很多历史信息都只留下了零散碎片。公众追溯历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断头路”,有些史实还出现了互相冲突的版本,难免莫衷一是；正史满足不了民众的多样化需求,人们转而从野史中打捞真相,结果反而让历史之水更加浑浊。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媒体、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有意识地参与了打捞抗战历史细节的工作中去。越来越多的老兵在他们走完人生历程之前讲出了自己的故事,越来越多的珍贵史料从尘封的档案柜中重见天日,许多抗战历史都得到了抢救性发掘。历史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被还原,然后公之于众。然而,在千头万绪的庞杂历史面前,个体层面的努力所记录的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一鳞半爪。在亲历者的个人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的过程中,应该有更多的国家层面的动员和行动。善待那些曾经亲历抗战的老者——不管他们曾经是属于哪个党派的军人,让更多历史细节得到记录和展现,让当下的年轻人不再患有历史冷漠症,应该是一个大国最基本的责任。历史一直都是中华民族最骄傲的财富,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丰富的历史记录,也需要有更多的历史叙事形式。与时俱进地更新我们的历史观,在官方层面多一些解码抗战历史的探索,为搜寻历史记忆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空间,让一些曾经埋在土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回归公众视线,已经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历史是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航标,也是凝聚社会核心共识的粘合剂。世间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等待被发掘,公众心中还有很多关于“历史去哪儿了”的疑问等待解答。但在抗日战争结束69年之后,留给我们的时间和线索只会越来越少。让抗战历史的拼图更完整,需要民间社会更多参与,也需要政府层面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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