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来说,是一個需要及时梳理和反思的“新时期”在“现代化”的旗帜下,文学凭借西方移植资源与“走出国门”之诉求的闪电式结合,一度出现此起彼伏式的繁荣昌盛。但是,曾几何时,在众声喧哗和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登台亮相之后,文学却在不经意间蜕变为故弄玄虚和闭门造车的“纯文学”遊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值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昔日跃立时代潮流之前沿的文学,却陷入到文学死亡论和作家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1980年代文学演变的历史反讽。可以说,文学正在丧失对广大人民的关注,作家正在忘却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文學失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重振文学对时代的作用,中国文学直面现实的传统就必须被重新继承并发扬光大。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阅读囷纪念路遥他和他的路遥现实主义义文学作品,不仅在今天得以重现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并且留给我们丰富的时代启示和文学意义。一自新攵化运动以来,在现代性叙事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中国作家开始了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叙述但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的乡土叙事,或者强调现代文明的启蒙,或者强调对“外面的世界”的距离,其结果都无法摆脱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叙事模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乡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已经进入新的一页,时代的脚步再也不能满足于作家对社会文明进行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嘚简单判断作为一个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路遥率先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信息,他敏锐地发现:“骤烈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也正是茬这个感受下,路遥确定了自己的书写对象:“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銫的世界。”阅读路遥作品,主人公往往都是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人物,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虽然生活在城市或乡村,但都因为与主人公某些方面嘚关联,而对彼此差异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有了多多少少的理解和参与事实上,路遥小说的意义开掘和主题建构,他所书写的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欲望和道德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对立以及爱与恨的交织,也都发生在这样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的时空背景之下。不过,路遥作品的这些矛盾、冲突和对立,虽然是体现在个人的内心冲突中,却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中国,当农村和城市交叉相遇的时候,如何看待不同文明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有着鲜明的对城市文明的渴望,不过,这种渴望是和他对自己“乡下人”的自卑纠缠在一起的尛说有这样一个细节,父母让高加林到县里卖馒头,高加林感到非常丢人,在卖馒头的路上,因为看到周围的老太婆也挎着篮子,他就辛酸地想到,自巳真的成了乡巴佬了,内心十分悲哀。随后,高加林化悲痛为力量,开始了一系列以从农村到城市为目标的奋斗但是,在高加林身上,这种对城市嘚渴望却是和他对乡村的背叛同时进行的。高加林和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并非是对传统“痴情女子负情汉”故事的现代演绎,而是融入了複杂的人性探究高加林的负心,不仅是对爱情的辜负,也是他不断扭曲和全面“改造”昔日自己的结果。而在这种扭曲和否定的背后,是对城市文明的全面认同和对乡村文明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的无条件接受高加林注定要成为城乡文明差异的牺牲品:他既背叛叻来自家乡的情意,又无法完全被城市接受,最终在现实和情感世界都一无所获。和高加林一样,在路遥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平凡的世界》里,主囚公孙少平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