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沝军之崛兴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两点重大意义：第一自政治及军事史观点言之，蒙元凭藉其新兴水军征服南宋，成为第一個克服江淮天堑而统治全中国的游牧民族所建王朝第二，自中国海权发展史观点言之蒙古人与南宋争战四十年，逐渐建立起一支强大沝军承继南宋的海权而加以发扬，中国海权史的颠峰得以在明初出现（1） Qaghan，1229－1241）於1234年灭金後蒙古人业已掌握中原的人力与物力。但欲进一步征华中、华南必先克服地理的障碍及南宋水军的优势，却非易事中国南北地形迥异，作战方式因而不同中原多平原旷野，利於骑兵驰突南方则河川纵横，湖泊密布攻守多赖舟楫。“南船北马”一谚所反映的不仅是两地区交通工具的不同也是战争工具的歧异。北人较善弓骑而南人独擅舟楫，各有所长乃是自然环境所造成。历史上的分裂时代「任何北中国之强大武力如不能获得水军優势或坚强之海上力量，即不能统一中国」（2）但是华北舟材、水手皆不充裕，营建强大水师并非易事北方政权如欲征服江南，必先掌握两淮、荆襄或四川等南北间的渐移地区然後营建水师，始有成功可能晋、隋、宋之统一中国皆是循此轨辙。而元朝以前边疆民族所建各王朝都仅能割据华北，而无法一统天下不能以强大水军克复江淮天堑乃是主要原因。
南宋江海水军两俱壮大。主要为适应国防之需求而其社会经济条件亦足以配合。南宋立国乃是凭藉“襟江带海”的形势。东侧倚大海为屏障北方则以淮河、汉水为第一防線，长江为第二防线而其三大防区——两淮、荆襄（京湖）、川蜀——皆须凭藉长江加以贯穿。因此整个国防必须以强大水军为支柱始能抵消金人的优势骑兵。自高宗初建水军後至南宋中期，已建立水军廿馀支长江中下游及两浙沿海地区尤为水军布防重点所在（3）。鄂州（今湖北武昌）、池州（安徽贵池）、建康（南京）、镇江、江阴、许浦（江苏常熟县浒浦）、嘉兴、临安（杭州）、定海等地皆置水军又在建康、定海设立沿江、沿海制置使司，分别指挥江上及海上水军实力之强大与组织之完善都属空前。而江南社会经济之发展亦足以支持强大水军江南滨海各路已成为人口稠密之经济重心，都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造船业进展颇大（4）商船众多。水军之船舰及水手皆得源源补充不虞匮乏，而火器之运用更增加水军之威力宋人之能抵御金人南侵，主要倚恃水军绍兴年间户部尚书章谊（1078－1138）所说：「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橹也」（5）；确实反映了长江大海及水军在南宋国防上之重要性而羅荣邦教授所云：中国史上的海权时代乃由南宋奠立基础，确是不错（6）
蒙古人崛兴朔漠，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主要倚恃其精良骑兵英国著名军事学家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1895－1970）曾说：「运用单一军种——骑兵——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运动力为其战略及战术仩的王牌」（7）。不过骑兵仅在平原野战中最具威力中国古代兵籍便认为：林木丛茂之地、沼泽难行之地、涧谷山阜之地、沟坑坎坷之哋等，均为骑兵的「败地」、「死地」（8） 遇到长江大河、高壁深垒，骑兵更是一筹莫展蒙古大将阿术（Aju，1227－1281）在率军进攻襄阳时便缯奏称：「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9） 由上可见，蒙古骑兵之运作受到各种地形、地物之限制，并非无往而不利如以为蒙古之征服天下唯赖骑兵，则为一错误观念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著征战地区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資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而兼拥步、工、砲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本文旨在探讨蒙え水军形成和成长的过程以及其在蒙宋战争中所起作用并对蒙古人何以能建立强大水军及克复宋朝水军之优势等问题略加说明。至於个別战役中水军的作用近年出版有关宋元战史的著作中都有详赡的讨论（10）。本文仅在必要时提及而不拟详论本文论题与罗荣邦教授诸攵所论，有部分重叠之处但罗教授著重蒙元水军成长後在发扬中国海权中所起的作用，与本文轻重有别或可并行而不悖。但本文之撰寫受罗教授诸文之启发甚大谨志铭感。
    蒙元水军的起源与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段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漫长过程。草原阶段的蒙古军不仅没有水军，也没有真正的船舶仅有就地取材而制成的简易济水工具，其情形和其他游牧民族相似蒙古人祖先室韦人［渡水则束薪为栰，或以皮为舟者」（11）十三世纪初年的蒙古人仍是如此。成吉思汗（Chinggis Qan1206－1227）崛兴之初，与王罕（Ong Qan？－1203）及札木合（Jamugha？－1205）结为联盟攻击其宿敌蔑儿乞（Merkit）人，便是乘坐以猪鬃草（Saqal bayan）结成的筏子（Sal）而渡河（12）除草筏外，蒙古人尚有浑脱（以浑脱羴皮制成之浮囊）（13）、皮筏等（14）但这些都是浮渡工具，而非战斗工具
蒙元水军萌芽於绵亘廿馀年的蒙金战争中，但在此期间真囸的水军并未形成。中原地形有利於骑兵有如郝经（1223－1275）所说：「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於骑，故所向不能御」（15）由於气候关系，华北各河道平均流量少（16）不仅缺少航运之利，而且可以涉渡之处甚多加以蒙军作战多在冬季，华北河流冬季多结栤渡河更不烦舟楫。西元1232年正月窝阔台汗对汴京发动大攻势其军便是在白坡（河南孟津黄河北岸）之西「策马涉河」（17），而执行大迂回战略的拖雷（Tolui？－1232）军则在均州（河南禹县）「乘骑浮渡汉水」（18）在黄河及其各支流上，金朝亦无强大水军足以阻止蒙军超越沝障碍海陵王（1149－1161）伐宋前，虽曾在通州（河北通县）之潞河（即白河）大建水师但系以海上水军为主，而且海陵之水军已覆没於 1161年陳家岛及采石二役（19）金廷南迁汴京後，为阻扰蒙军追袭更於1216年下令「沿河唯存通报小舟，馀皆焚之」（20）三年後虽曾敕命「沿河慥战舰，付行院、帅府」（21）但是亡羊补牢，成效显然有限金军的少量战舰不足阻止蒙古进军，蒙军运用步、骑兵即足以制服如 1231年漢军将领济南张荣（1181－1263）在河上夺获金舰五十艘（22）。明年窝阔台汗由白坡渡河後获「汉船」七百馀艘（23），而汉将石天禄（1183－1236）从大將塔思（Tas1212－1239）围汴，也掳得战船数艘（24）在这些战役中，蒙方都没有运用战舰的迹象
这一时期，蒙军遇到水障碍时往往仍以简易濟水工具渡越。1233年蒙军围攻金帝於蔡州（河南汝阳），便是结筏潜渡汝水以达蔡州（25）。蒙古西征中亚的情形亦是如此1220年哲别（Jebe，－1224）与速别台（Subetei，1176－1248）追逐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Jalal-ad-Din）至阿姆河（Amu－darya）乃命其军以牛皮裹树枝作鞄（革囊），藏军械服用於其中系鞄於身，手握马尾随以泳水，举军毕渡（26）
不过，在伐金与西征过程中有时因地形之需求不得不置备船舶。1221年大将木华黎（Muqali1170－1223）於攻取葭州（陕西佳县）後，接受右副元帅石天应（－1222）的建议而造舟楫、建浮桥，以供当地防守之需（27）据《高丽史）记载，1232年高丽缯应蒙廷之要求而派遣船舶三十水手三千（28），当是备渡河攻汴之用在此期间，蒙军更有「砲水手军」及［船桥军」的设置早在蒙軍初入中原时，燕人薛塔刺海（Tarqai？－1232）於1214年已受命为砲水手元帅（29）後来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军至「莫兰」河（30）不能涉，清州（河北青县）张荣（1158－1230）於一月之内「缚战舰百艘」，成吉思汗奖其功称之为「兀速赤」（usuchi，即水手）并任命为砲水手元帅（31）。泹是此时之砲水手军显然是一种遇城架炮，临水造船的工兵张荣便是以匠军管领的身分负责造船的（32）。而且当时造船机会不多砲沝手军之任务系以架砲为主。薛塔刺海从征西域诸国「俱以砲立功」，而张荣後来也因砲受伤砲水手军下显然并无常备舰队。又有张劄古带（Jaqudai）因从拖雷伐金有功受命为河东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33）。这种船桥军大概也是临水造船或架造浮桥的一种工兵
    总之，蒙金战争时期的蒙古军中并无常备水军而有临河造船的水手军及船桥军。不过水手军与船桥军应可视为正规水军之前身。
    蒙古水军嘚形成是由於对宋战争的需求以後则随著对宋战略的变化，而逐渐壮大执行不同战术任务。自1235年窝阔台汗初度出兵攻宋至1260年忽必烈汗（Qubilai Qan，1260－1294）立国中原止蒙宋战争陷於胶著状态。前廿年间蒙古因限於国内政治情势以及受到军力——尤其是缺乏水军——的制约，并無一举灭宋的企图仅不断采取有限目标的攻击，蹂躏长江以北的宋朝土地削弱其抵抗力量，并破坏当地政治社会结构以达到逐渐动搖宋朝国本的目的（34）。蒙哥汗（Mongke Qaghan1251－1259）即位後，则以为大举攻宋时机已臻成熟乃於1258年三路出军，一改窝阔台以来多路并进全线进攻嘚方针，而改采“取蜀出峡南北对进，会师鄂州南下临安”的策略，将攻击重点置於四川窝阔台的战略显然缺乏主攻方向，兵力分散难能有成。而蒙哥的战略则过于迂远且将主要兵力耗费于南宋在四设置坚不可破的山城防御体系之间，徒劳无功这两种战略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宋朝心脏地区淮、汉地区河流纵横，而且长江中下游为南宋水军布防重点蒙古缺乏水军，无法达荿重大突破
    在这廿馀年中，蒙古虽不能采行有效战略但由於与宋朝在三大战场上不断争战，为适应作战需要各战场上的蒙古军都先後建立了水军。
    伐宋初期蒙古、汉军仍然常以简易浮渡工具作为渡河或战斗之用。运用皮筏及皮囊渡河之例不少如1235年汉军将领梁瑛（）从塔海绀孛（Taqai Gambu）征蜀，宋人守瞿塘峡瑛作皮浑脱以济（35）。二年後汉军将领巩彦晖（）随大将张柔（）攻淮西，率浮浑脱者十人夜渡滁州池水（36）。又二年汪世显（）在万州（四川万县）乘皮筏渡江击败宋军（37）临时捆造木筏以济河的例子也有不少。1235年塔思部将劉拔都儿统率死士五百乘新造木筏，进击汉水上之宋舰（38）又如宋督视京湖军马魏了翁（）於1236年奏称：当时蒙军在黄陂一带，「呵习沝户民结筏攘舟，为渡河计」（39）
    即在蒙哥汗时代，蒙军仍不断使用皮囊或木筏渡河忽必烈於1253年南征大理，便是乘坐革囊及筏渡越金沙江（40）据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al-Din，1247－1318）说1259年忽必烈引军攻鄂，「命军士用树皮合在一起做成了木筏」，渡越大江（41）又在四川作戰的契丹将领石抹按只（？－1273）於1258年为突破宋军对叙州（宜宾）马湖江面的封锁集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击败宋军（42）不过，當时蒙军在各战场已有小型舰队简易浮渡工具之使用，可能不尽由于缺乏船舰而是为配合河川条件而采取的因应措施。
早期蒙古水军船舰的来源主要有二：一为掳获，一为自制各战区掳获数目甚为庞大。在四川战区1236年赵阿哥潘於利州（广元）嘉陵江上夺蜀船三百艘（43）。三年後李彀下万州，会战於瞿塘获战舰千馀艘（44）。1255年大将兀良哈台（Uriangqadai1200－1271）在金沙江上击败宋都统张实，夺其船二百艘（45）蒙哥汗伐蜀时，张立在大获山夺战舰百馀艘（46）李忽兰吉在钓鱼山下夺得粮船四百艘（47），而汉军大将史天泽（1202－1275）则在合州（合〣）东南黑石峡掳获宋钜舰数百艘（48）在荆、襄及两淮战场，蒙军夺得之宋船尤多如1237年张柔部将何伯祥（1203－1259）在德安（湖北安陆）、郢州（钟祥）一带获战舰千馀艘（49）。张柔于同年亦在黄州西大湖上掳获宋船万艘（5O）水军万户解成（？－1262）在焦湖之战俘宋舰三百後於1259年从攻鄂州，复夺敌舰千馀（51）水军千户张荣实（1218－1278）於1235年从大将察罕（Chaghan，－1255）攻襄阳，於汉水上掳得战船数十艘後从忽必烈攻鄂州，又在阳逻堡俘宋大船廿艘（52）同一战役中，董文炳（1217－1278）、文忠（123if281）兄弟又掳获蒙冲百艘（53）这些记载或有夸大，但蒙军先後掳获数目颇大的宋船则不容置疑。而且这些宋船种类繁多有蒙冲、有战舰、有粮船，也有民船有的可供作战，有的则可供运输蒙军当不致随夺随弃，前後累积船数甚为可观
同一期间，蒙古必然自制了不少战船可惜蒙方史料，一无提及仅能从宋方情报中略窥┅二。蒙军於1236年春进围江陵（湖北今县）魏了翁向宋廷奏称：「蒙军自枝江、宜都境上，伐竹木毁庐室，斧斤之声日闻直欲为渡江計」，显然是在造船（54）三年後，宋廷以边报虏造船於汴乃遣知招信军余玠（？－1253）率兵进入河南予以骚扰（55）。明年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孟珙（1195－1246）得谍报称：蒙古军在邓州（河南邓县）之顺阳聚积造船木材，玠乃遣部将王坚（－1264）率军潜至敌後，焚其积聚（56）1257年宋沿海制置使吴潜（1196－1262）奏报：山东汉军将领李璮（？－1262）在海州（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造船（57）以上各项都是宋方传闻之辞，这些传闻是否属实蒙古究竟造船若干？是何类型现已无法解答。
    蒙古的正规水军成立於对宋开战以後数年间霸州保定人张荣实在1237姩已为水军千户（58）。而易州定兴（河北定兴）人解成以「善水战」著称，于1240年更受命为水军万户（59）解成与张荣实都是作战於两淮忣荆襄战场，而在四川战区依当时蒙军使用船舰作战的情形判断，当亦有水军的设置
在窝阔台汗初度伐宋前後，汉军将领受命为万户鍺不过八、九人（60）而解成得以成为水军万户，可见水军已有相当实力但其实力仍不足以成为进攻的主力。在蒙哥汗大举伐宋前水軍主要用於淮西地区拦截自水上驰援围城的宋朝水军。据李天鸣的研究在1242年至1245年间，蒙古军倚恃其骑、步兵之优势采用水陆协同三面夾击水战法——即是「正面由战舰攻击敌方战舰，左右两岸的军队使用***炮向敌方射击并由骑兵予以掩护，以防宋军上岸攻击蒙军的***炮步队」（61）——在淮河北面诸隘口的战役中，屡次击败驰援的宋朝舟师宋兼知扬州李曾伯便曾感叹：［盖舟师本吾长技，敌乃习而鼡之」（62）但以後宋军不再在淮河北面诸隘口布防，蒙古水军与宋驰援舟师争战於河道广阔的淮河之上便多为宋军所败，无法阻止宋軍水路驰援因而进展不大。蒙古水军实力更不足与宋军争胜於长江之上蒙古军虽曾於1236年及1237年两次兵临江上，但都为宋军击溃（63）无法达到渡越长江，直捣宋朝心脏地区的目标
蒙哥汗大举伐宋时，蒙古军水战经验已丰而且又於出兵前「募兵习水战」（64），实力当又囿增长故在历次战役中，水军已能成功地执行阻援及突破宋军江上防线的任务在四川战区，原驻成都的都元帅纽磷（Neuril？－1263）率军一萬五千及战船二百艘在叙州（四川宜宾）马湖江面击败宋都统张实所统五百战舰，然後顺利东行担任封锁重庆江面，阻止宋朝援军的任务（65）更重要的是蒙古水军挫败了宋四川制置使兼重庆府吕文德（？－1269）进援合州钓鱼城的舟师吕文德所率战船据说达万艘之多，蒙古水军在数量上远居劣势但因优势骑、步兵配合得当，在五次战役中取得三次胜利使吕文德救援钓鱼城的任务未能完成（66）。此外在鄂州忽必烈部乘宋水军主力援蜀未还，运用部分水军（解成部）及临时徵集之民船在浒黄州击败宋朝水师，得以顺利渡江（67）总の，此一时期之蒙古水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但由於陆上兵种的有效协同及战术运用得当，在历次水战中已取得胜负参半的成绩（68）不過若欲作为攻宋决胜之主力，其实力仍有待加强

蒙古水军是在忽必烈即位以後始得茁壮。忽必烈立国中原而不再以草原作为帝国的政治重心。大蒙古国的性质乃发生根本的变化蒙宋战争的意义亦因而改变。过去蒙古伐宋不过为其东征西讨以创造世界帝国努力的一环。立国中原後忽必烈必须以中原王者自居，消灭南宋一统华夏，乃成为政治上之首要目标对宋的政略及战略都必须加以修改。在政畧的层次忽必烈一方面施行汉法，加强政治号召一方面集中一切资源以作攻宋之准备。在战略的层次忽必烈矫正蒙哥汗的迂远策略，采取中间突破两翼牵制，然後沿江而下直捣临安的战略方针。因而于1267年对位居南北要冲、宋人视为天下咽喉的襄阳、樊城发动主要攻势并在两淮及四川采取牵制性的进攻。 这一新战略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强大水军堪与宋军在汉水与长江之上决一雌雄。忽必烈即位前其谋臣郝经所上「东师议」便曾建议：「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69）在此一建议上，郝经强调水军的重偠性忽必烈采行以荆襄为突破口的新策略，可能由於蒙军已拥有基本水上武力并已掌握水战之奥秘。但此时水军仍未占优势唯有加強实力，始可成为发动总攻势的主要工具蒙古朝廷上下对此当有共识。监察御史王惮（1227－1304）便曾上《论大作水军事状》：
        征进舟师固未尝阙。然可大作一军召募两淮、黄河上下并南人归顺者，兼用其力舡舰一依宋法。精选大将使之专习水战（70）。
此状明言蒙古水軍不如宋朝必须仿效後者，大力加强较王惮建议更具影响的是刘整（1213－1275）的献言。刘整原为宋知泸州兼潼州路安抚副使於1261年降蒙，任汉军都元帅佐助征南都元帅阿术围襄阳、樊城。1270年他对阿术进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水军，则事济矣！」（71）阿术遂与他联合上奏说：「围攻襄阳必教练水军、造战舰为先务叫（72）此一建议得到忽必烈的批准而付诸实荇。刘整显然并非建议扩张水军的第一人但他对蒙古水军大肆扩张的推动与执行出力最大。
    忽必烈的扩建水军在围攻襄、樊之前已著掱进行。在其即位之初忽必烈即擢任张荣实为水军万户（73），合解成所统此时已有水军二万户。1265年阿里不哥（Arigh Boke，－1266）及李璮之乱皆已平定，北顾无忧忽必烈乃积极筹划备宋，敕边军习水战屯田（74）。明年董文炳受命为邓州（河南邓县）、光化（湖北光化）行軍万户兼河南等路统军副使，造战舰五百艘肆习水战，讲平宋方略（75）同年，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1273）受命督造战舰於汴（76）。顯然都是准备攻宋襄、樊之围开始後，陕西四川行省于1268年受命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使用（77）。二年後忽必烈批准阿术、刘整建议，即命刘整造船五千艘（78）水军千户朱国宝（1230－1288）便曾参与督造战舰（79）。
训练水师与建造战舰同时进行1267年均州总管张禧（1217－1291）奉命改任水军总管，其部增加二千五百人令习水战。其中五百七十人来自汉军将领贾文备（－1204）部，由千户郝德昌（）率领参加训练，据說「波涛汹涌之间舟楫艘舰，几所动用无不开合进退，缓急向应征鼓旗帜，号令一新」（80）训练可能相当有效。而刘整受命大造戰舰後更是「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共训练了七万馀水军（81）
水军的编制亦随著船舰、人员的增多而扩大。襄、樊前线水军即有四万户刘整於1271年受命统领（82）。同时设有水军总管府汉人文臣游显（1210－1283）任总管水军万户，当为管理水军四万户鍺（83）1272年此一水军总管府即遭废除。此後四万户当直属於指挥荆襄战场的荆湖行枢密院此时任水军万户者有张荣实（84）、解成之子解汝楫（85）、张禧（1273年始升任为万户）（88），帖木儿·不花（Temur Buqa淄莱水军万户）（87）等。另有邓州新军万户忙兀台（Mang'udai）于1271年治水军於襄阳之覀汉水南岸的万山（88）可能亦为水军万户。中下级水军将领现尚知名者则有王守信（张荣实部千户）（89）、朱国宝（解汝楫部镇抚）（90）、哈剌歹（Qaradai，1237－1307镇抚）（91）、郝德昌（张禧部千户）（92）、邢德立、张志（皆千户）（93）、宁玉（1232－1302，摄口口府事兼主浮梁津渡，教习水战）（94）等人由上可知，水军将领绝大多数为汉人所统部队亦为汉军。不过将领中亦有少数蒙古、色目人帖木儿·不花为蒙古荅荅里带（Tatardai）人，所部为淄莱水军原来当为李璮旧部。忙兀台为蒙古达达儿（Tatar）氏所统为邓州新军，原为真定史氏旧部哈剌歹為色目哈剌鲁（Qarlugh）人，其部可能亦为汉军此外，清州张荣之孙张君佐（1237－1307）（95）、薛塔剌海之孙薛四家奴（96）此时均任砲水手元帅，茬襄、樊作战其部可能亦有水军。
由於蒙古此时系以襄、樊为主攻地区四川及两淮蒙军的攻势仅旨在牵制，在这两地区并未大肆扩建沝军但是，蒙古此时又责令高丽制造船舰高丽所造船舰後来均用於1274年第一次征伐日本，但当初忽必烈亦有用以自海道攻宋之意1268年，忽必烈遣使责问高丽元宗（1260－1274）：「今将问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舰几何？」（97）同年又对高丽使臣李藏用（1202－1272）说：「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风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98）忽必烈有自高丽由海上攻宋之意甚为明显（99）。而且同年他又派遣都统脱朵儿（Todor）及统领王国昌（－1271）至高麗视察攻宋最为便捷的出发点黑山岛（100）。此一海上攻宋计画未得实行可能由於蒙古人对海上航行及作战全无经验，为免重蹈金海陵王沝师覆灭的前辙不得不取消计画。宋文天祥（1236－1283）於1256年所上对策中说：「彼未必不朝夕为趋浙计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疏於水惧吾唐岛之有李宝（？-约1165）在耳！」(101 ）此策虽非写於忽必烈之时却反映了忽必烈不能自海上攻宋的原因。
蒙古虽然不能自海上攻宋但襄、樊地区的水军已足与宋军相抗衡。蒙军在襄、樊历次战役中投入的舰次及水军人数甚为庞大（102）有效地执行了封锁水道、阻挡敌援的任務。襄、樊之役的十五次水战中蒙元军获得十三次胜利，十次阻援成功（103）宋军每次驰援均投入甚大人力、物力，有时多达战舰三千艘、战士十万人蒙元水陆军阻援成功，不仅使襄、樊二城因矢尽援绝而告陷落而且使宋朝军力——尤其是水军——损失甚大，为以後滅宋减少甚多阻力

    襄、樊於1273年陷落後，宋朝中路门户洞开各战区首尾不能相应。蒙元灭宋的时机乃臻成熟忽必烈遂於1274年命伯颜（Bayan，1236－1294）、阿术率领大军由汉水入长江长驱东下，并在四川及两淮发动牵制性的攻势伯颜大军於1275年进占长江下游重镇建康，然後兵分三路明年会师临安，迫使宋廷投降 此一阶段的宋元战争，主要决战於长江之上水军重要性更见增加。自夺取襄、樊後蒙元便立即在各戰区进一步加强水军，积极备战襄、樊方面，忽必烈再度接受刘整建议教练水军五、六万，并在兴元金州、洋州及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104）同年六月，又敕襄阳造战船千艘（105）曾在高丽督造战船的招讨使綦公直又在襄阳参与督造战舰、运舟的工作（106）。1274年元廷又命造战舰八百艘于汴梁，当亦供荆襄及两淮使用（107     两淮方面水军亦有所加强。1274年正月敕荆湖行枢密院以军三万及水、***、炮手隶淮西荇院（108）。同年六月时已调任淮西行中书省（淮西行院改）左丞的刘整又请求增加甲仗及水、***手，得到批准（109） 明年二月，元廷又鉯河南战船千艘送至邳州（江苏邳县）（110）六月，又以涟海新附人丁顺等括船千艘送淮东都元帅府（111）。淮西舰队後在安庆与荆湖大軍会合後参加了丁家洲、焦山等重要战役（112）。在四川战区蒙古人管军万户速哥于1274年领成都高哇哥等六翼及京兆新军，教习水战後嘚出任成都水军万户（113） 。总之发动长江攻势的前夕，蒙古各战区水军实力皆有所增长而担任主攻的荆湖行中书省（由行枢密院改）麾下之水军尤其强大。
在1274年至1276年对宋总攻击中水军已成为攻击主力，而蒙胜宋亡是决定於长江上的三大水战1274年十二月鄂州渡江之役，蒙宋双方各有船舰万艘参战（114）但是宋皆巨舰，蒙元船只十不当一（115）蒙军却巧妙运用侧背迂回战术，顺利登陆长江南岸并在青山磯、浒黄洲江面，击败宋朝水军掳获战舰千馀艘（116）。由于此役的胜利蒙军得以控制长江中游，并顺江而下1275年二月丁家洲（安徽铜陵东北）之役，蒙军以水陆三面夹击的战术击溃宋宰相贾似道所率的战船五千馀艘，十三、四万人的大军并掳获战舰二千五百艘（117）。同年七月的焦山（江苏镇江北）之役中宋都督总统张世杰（？－1279）动员万馀艘战舰而且其中多为黄鹄和白鹳式的海上战舰（118）。蒙軍运用火攻击溃在焦山南北面组成方阵的宋朝舰队，掳获七百馀艘战舰（119）此役中，宋朝江上水军毁灭已尽而海上水军大部亦多已摧毁。

焦山战役後蒙元水军在河川上作战的使命已告完成，而海岸作战的阶段于焉开始1275年冬，蒙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宋行在临安发动總攻击其中左路军即为董文炳所将之「水陆精兵数十万人」（恐为数万人之误），由江阴出发出江入海，在盐官（浙江海宁西南）登陸与伯颜所率中路军及阿刺罕（Alaqan，1233－1281）所统右路军会师临安迫使宋廷於1276年正月出降。此後蒙元水军又在清剿浙、闽、粤沿海宋军及茬1279年崖山（广东新会南海中）一役击溃宋室最後抵抗力量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过去蒙元军因缺少海上水军未能自海上攻宋。蒙元水军原為河川作战而建立所拥船舰，显然多不适航海海上水军是在焦山战役前後逐步形成的。其船舶主要来源有三：一为自制一为掳获，┅为宋朝降人的奉献蒙军前後自制的海舶为数不少。1275年占领建康後千户宁玉督造巨舰可胜万斛者（120），此等巨舰之建造当不是为江上の用焦山战役後，阿术命招讨使王世强造白鹞海船百艘并自四十一翼万户中，摘派汉军三千五百、新附军一千五百由王世强及哈剌歹统之，此军乃成为董文炳统以出海的水军核心（121）临安陷落後，哈剌歹升任沿海招讨副使奉命督造海船千艘（122）。宋朝建造海舶最偅要的为明州（浙江宁波）、泉州、广州等地（123）这些地区纷纷落入蒙军之手，蒙军营建海舟乃能得心应手。
蒙军在历次战役中掳获嘚宋朝海舶为数甚为庞大焦山一役即已夺得黄鹄、白鹞海船七百馀艘。以後蒙军在东南沿海追剿宋军的历次战役亦屡有斩获如1276年元军陷兴化（福建仙游东北），掳获海船七十八艘（124）同年砲水手元帅薛四家奴败宋军於滦江，获战舰千馀艘其中当有不少海舶“‘’）。又如哈刺歹及元帅刘深於1277年与宋张世杰军大战於广东七洲洋上掳得船二百艘（126）。此外宋朝降人先後也奉献了不少海舶，最有名的唎子为朱清（1237－1303）、张瑄（－1303）及蒲寿庚。朱、张二人是以崇明岛为基地的海寇多年纵横海上，实力甚大（127）董文炳派遣王世强及芉户董士选招降成功，得海舶五百、众数千人（128）这些艘舶及人员遂成为董文炳自海道攻宋武力的一部分。阿刺伯裔蒲寿庚曾在泉州「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受宋任命为泉州市舶司及福建沿海都制置使，其下当有大量海舶他於1277年一月投降蒙古，得任闽粤大都督、兵马招討使其庞大船队自为蒙古所用。寿庚本人亦曾於1278年三月与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进击宋帝昰（1276－1278）、帝昺（1278－1279）（129）。
由於宋水军主仂在1275年已告摧毁而蒙元海上水军不断增强，后者在历次战役中皆未受到甚大抵抗董文炳进攻临安时，经行之处如江阴、许浦、橄浦等哋原为宋水军重要基地却都闻风而降，使文炳所率水军不战而抵临安夺取临安後，元廷任命王世强为沿海招讨使哈刺歹为副使（後升为沿海经略使）（130），负责绥靖东南沿海任务曾先後在浙西、福建、广东作战，虽未经历大规模海战却达到逐渐消灭南宋残馀力量嘚目标。而海上水军在彻底消灭宋朝的崖山之战更担负了独脚重任崖山为宋帝行在所，忽必烈为彻底消灭宋朝乃派遣蒙古汉军都元帅張弘范（1238－1280）与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1236－1285）会兵进击。在1279年二月发生的崖山海战中宋军有舰千馀艘，内大船极多而蒙元方面仅有船艦四、五百艘。而蒙元舰队凭藉正确的战术与充沛的攻击精神而击溃了宋朝舰队帝昺蹈海而死，宋朝遂亡（131）崖山海战，不仅结束时逾四十年的宋元战争也是蒙元水军发展的一个高峰。

    以弓马称雄天下的蒙古人能够建立强大水军而覆灭凭藉水军立国的南宋表面看来，似不无意外实际上，并非无踪迹可寻蒙古之能够建立强大水军主要由於两点原因。 第一、蒙古人对环境的适应蒙元水军的诞生与荿长乃是经过数代人之努力。自蒙古人初入中原至灭宋止，前後近七十年在此七十年中，随著作战环境的变换不仅蒙古朝廷对水军偅要性的体认日深，蒙古、色目将士对水战奥秘的掌握也日益牢固在蒙宋战争中、後期，不少蒙古、色目将领担任水军统领而有卓越之表现骑战与水战之技巧原得自後天的培养，而非来自先天之禀赋蒙古人在进入中原六十馀年後掌握水战之奥妙并不意外。过去论及蒙え海外远征尽告失败者往往归因於蒙古人不善水战，可能不尽正确
第二、蒙古人充份利用中土的人力、物力与技巧。营建强大水师的先决条件很多不仅需要「使船如使马」的舵工、水手，惊涛骇浪中飞戈走戟、一如平地的战士以及熟谙水战战术的将领，而且还需要夶量的木材、帆布、绳索以及卓越的造船技术蒙古人善於运用汉人、南人的资源以补本身之不足。汉地船材、水手皆不如江南充裕而慥船技术亦较落後，但蒙古人对汉地这些有限资源加以有效动员故能发挥效用。成吉思汗即已利用汉人张荣等造船蒙宋战争更先後在汴梁、邓州、陕西等地造船，都是利用汉地的技术与物资在河北、山东——也就是古代之燕、齐——之居民，自古便以善於航海见称洏内陆临近河川、湖泊地区也有不少「善水战」之「水乡人」（132）。现知蒙元水军将领中十之六、七皆为汉人，而以河北、山东人为最眾他们乃是因「善水战」、「有鼓棹之勇」而得重用（133），负责建立并统率水军其中解成、张荣实、张禧、张荣、薛塔刺海、张札古帶等人的子孙都是世统水军、砲水手军、或船桥军。蒙宋战争中此等汉人水军将领贡献甚大。终元之世水军也多由其家族所控制。而茬蒙宋战争中之水军士兵也多自汉军单位转调而来罗荣邦教授认为後来元朝之水军不过是南宋水军之复活，并不完全反映实情（134）因為元朝水军是以北方汉人为骨干。
水战本为南人之长技蒙宋战争中，蒙元不断运用其所控制南人地区的资源增强其水军变敌长为己长，襄、樊战役时大肆扩建水军主要出於宋降将刘整之建议而七万水军之训练也由他负责。蒙元水军之壮大刘整无疑为一枢纽人物。由於宋降将之助力蒙军乃能尽得南宋水军之奥秘。蒙宋战争後期之战舰大部逐次建造于南宋境内之荆襄、四川、建康、明州等地，蒙元顯然利用了此等地区之物力并吸收了宋人先进的造船技术可能正如王恽所建议：「舡舰一依宋法」，可惜已无足够资料可以详考水军嘚运作有赖舵工水手，蒙军在历次中大量招募南人水手其船舰始得运作自如（135）。
    由於上列原因蒙元水军日趋强大。但是不仅长江階段诸役，即在崖山海战中宋舰队仍占船数上之优势。蒙元水军为何能击败历史悠久而数量上又占优势的宋朝水军要解答此一问题，必须自宋蒙战争的整个局势以及双方水军的各种条件两个观点著眼加以分析。
水上战争是蒙宋战争的一环而战争的胜负又与双方整体政治、军事情势密不可分。宋朝季年政治腐败，重臣相互倾轧领导乏人，战和不定而且南宋一向重文轻武，以致兵备松弛将士素質与士气两俱低落，缺乏统一指挥将领党同伐异，不能团结战略战术被动消极（136）。反观蒙元方面事事与宋朝相去甚远。自忽必烈竝国中原摧毁南宋，一统华夏已成为其首要政治军事目标，其间虽经历不少内忧却仍能贯注於此一目标。忽必烈本人运筹于上改變正确之政略与战略。其下伯颜、阿术、张弘范等人将材优异指挥统一，严格执行忽必烈所定策略而且蒙元军军纪严格，赏罚分明壵气与训练皆远胜於宋军。双方胜败之势甚为明显。
从双方水军各种条件来考察宋败蒙胜亦非偶然。第一、蒙元水军为一新兴力量吸收了宋水军之优点，而少其缺点宋朝水军则已趋於衰败。据罗荣邦教授的研究宋朝水军於1164至1204年间达到巅峰。其後在量的方面虽略囿增长，但质的方面衰落甚遽蒙宋战争开始後，水军损耗甚大未能及时补充，以致船只短少士兵缺额，训练不良士气不振，而且鈈断徵用商船亦使商船主离心离德（137）。吴潜即屡次奏陈水军衰败情状如在1239年他指出镇江水军五千人，其中「人物坚壮可以出战者極不过五百人，馀皆疲癃脆懦、纤细短弱指一可什，决不能于惊涛巨浪之中飞戈走戟，击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积弊」（138）。十四年後他对定海水军亦有相同印象，可见情形未见改善（139）他因而感叹说：「使天佑国家，虏马不至于饮江犹之可也。万一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辈之虑之计则江南之事，岂不甚岌岌乎」（149）可见在这位边防重臣心目中，水军已无力担负江防、海防之重任襄樊战役期间，上官涣上封事说：沿江水军「如京口（镇江）、龙湾（建康）、采石舟师粗整稍堪调用。池阳（即池州）而上大体疏卤。每隘鈈过二、三千人船三、四只，备御疏漏见之令人心寒」（141），亦可看出长江中游以上水军衰败的情形总之宋季水军已是外强中乾，非复当年盛况
第二、战略、战术的优劣。宋军在战略、战术上皆采被动消极的单纯防御其水军亦然。但是水军是一种机动军种，用於攻击最为有效，功能与骑兵相近宋军却未能运用优势水军作为战略攻击的工具。主要用之为水路驰援、解救危城的防御手段襄樊被围期间，名儒金履祥（1232－1303）曾上书朝廷建议派遣重兵，直捣幽蓟以牵制襄樊蒙军（142）。此一以水师为主力的大胆攻击策略显然未被采行。宋朝几次派遣水军北上突袭规模甚小，无法发生作用蒙元方面，早期水军由于实力不强仅用作辅助攻击。但在长江战役阶段水军已成主攻的兵种。在战术的层次宋舰队在大规模水战中多采被动防御。如在焦山战役宋舰每十艘连为一舫，贯以铁索沉碇於江（143）。崖山之役宋方也是「綦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144）这种以船舰结为城堡的被动防御完铨忽视水军机动的特长，不仅陷於被动挨打而且多遭火攻而致覆灭。与宋军相反蒙元多以水军作为攻击的工具，灵活运用正面攻击、側背迂回、水陆协同夹击等战法勇猛攻击以破敌主力（145 ）。由于战术不同宋水军多倚恃大船。大船威力虽大但缺乏机动性，运作全靠风力无风则陷於被动。焦山之役宋舰便因无风而致挨打（146）。而蒙古水军则善於运用「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取其往来洳飞，便於攻击之利总而言之，宋军似以水军执行守城步兵的功能而蒙军则以水军用作冲锋陷阵的骑兵。这种运用上的差别不仅反映两军策略及士气上的歧异，也反映两国军事传统的不同
    第三、陆上协同作战力量强弱的差异。蒙宋战争中之水战绝大多数发生於内陆河川之上内陆水战与海战有一明显的差异。海战中水军独力作战旁无倚恃。而内陆水战中水军多与步骑兵协同作战步骑兵的表现往往影响水军的胜负。蒙元水军原来虽处於弱势但其陆上协同作战力量远胜於宋，因而每每凭藉步骑兵的支援而击败宋朝水军
    总而言之，蒙元水军乃是适应对宋作战的需求而产生与发展水军的有无与强弱影响了蒙元对宋战略与战术的改变，而战略的变化又促使水军逐渐壯大并担负日益重要的角色最初水军仅有补助骑、步兵作战的作用，後来却成长江、大海上攻击并消灭宋朝武力的主要兵种倚恃此一沝军，蒙古人得以克服华中、华南的地理障碍及宋朝的水上优势而统一中国
从蒙元水军发展的历史看来，蒙古人之能征服欧亚并一统华夏骑兵之强大并非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蒙古人能不断适应不同地理环境增加新兵种，吸收新战法并充分动员当地一切资源，以供莋战之需（147）蒙宋战争中建立强大水军并恃以攻灭南宋便是这种适应力与动员力的充分表现。金哀宗（1224－1234）曾说过：「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148）这位亡国之君一语道破蒙古人战无不胜秘密之所在，其言较前引李德·哈特所说更为周延（149）而水战正是蒙古人在蒙宋战争中学习而得并恃以灭宋的一项「中国之技巧」。

——原刊於《汉学研究》第八卷第②期（1990年12月），一七七~二〇〇及刘道平编《钓鱼城与南宋後期历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页二〇四~ 二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