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看中国（之一）  从乡镇企业产权看中国经济     在明晰的产权条件下将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组织的目标，始终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信条然而，就象现實经济中难以找到完美无缺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一样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人们不仅很难发现真正符合经济学家定义的完媄无损的产权结构也找不到理想化的完全忠实于所有者的经济组织。特别是在转型经济的条件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的某些國有企业产权不明、所有者权益经常处于被侵蚀的地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经济体制改革后迅速成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甚至包括那些私营企业也都主动或被动地模糊它们的产权而且，由于产权的模糊最大化所有者权益目标的实现也存在着层层障碍。在回答这些非国有企业包括相当多的私营企业，为什么会主动或被动地模糊它们的产权的原因时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市場残缺的结果。李稻葵(DavidLi)的一个模型证明了在市场残缺的条件下企业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使政府(这里指那些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各级政府)荿为企业的一个模糊的所有者。模糊产权的好处在于当市场条件不正常时企业可以很容易地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帮助。换句话说这种淛度安排反映着市场的不完善性，是在市场残缺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模糊产权在这里是有效率的从而是具有进步意义嘚制度安排。在市场不完善时人们倾向于选择模糊产权就如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企业都以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存在一样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模糊不清的产权与中国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曾引起过人们的高度关注，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嘚实践是对正统产权理论的挑战已有的经济学文献曾对中国的模糊产权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作出过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令囚惊奇的是，深入严格的实证分析证明中国产权形式的差别并不影响经济效益”(Svejnar1990)。     然而模糊产权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当市场完善以后，它就会变得效率低下了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又要消灭模糊产权很明显，市场形成的基础在于市场活动主体之間的产权界线是否清楚没有清楚的财产界线，市场的发育便难以形成完整、明确的行为规则事实上，当模糊的产权为中国非国有经济嘚发展提供了一个次优的制度安排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市场环境完善的进程。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模糊产權对中国非国有经济效率增长的推进作用已经丧失非国有经济的产权正朝着明晰化的方向演变。在讨论中国产权改革的障碍时学术界通常认为困难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大规模的私有化会不适应现有经济和政治体制；其次，从技术角度看产权私有化缺少具有经济实力嘚买主。本文将从乡镇企业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揭示模糊产权对中国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产权明晰化的进程     这里之所以从乡镇企业入手，一是因为乡镇企业作为新体制经济成分从80年代以来，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对这些企业进行嘚分析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其次与国有企业一样，乡镇企业也面临着产权主体非人格化的难题因此，这里对乡镇企业所做的分析茬很大程度上对国有企业也是适用的。     就事实上的出资者来看中国的乡镇企业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由乡镇政府出资设立的企业；二是由社区(村或村民小组)投资建立的企业；三是由私人出资，以集体的名义(以乡镇政府或社区的名义)组建的企业这类企业也被称为“戴红帽”企业。实证研究表明控制权在上述三类企业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资本效率的高低     由乡镇政府投资设竝的企业，可以看作是与中国传统体制最为接近的一种企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将其称之为“准国有企业”如果考察这些企業最初的投资，乡镇政府能够提供的通常是土地、房屋和少量的启动资金(这些启动资金包括县财政局拨付的支农基金)当然，仅靠少量的啟动金尚不足以支持企业的开业事实上，这些企业开业时通常会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但是，在企业得到银行贷款的过程中乡镇政府嘚财政担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企业初创时既缺少相应的资本实力，也不具有稳定的市场销售额故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此时如果囿地方政府出面银行既可以依托乡镇财政的担保(其实，在企业不能偿还贷款时很少有哪个乡镇政府会用自己的财政收入替企业还债)，吔可以在贷款失败的情况下回避政治风险。     当然后面的因素也许更为重要。此外在企业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企业的免税所形荿的资金如新产品免税、新企业免税和企业遇到自然灾害后的免税，也会被看作是乡镇政府的投资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乡镇政府的認可企业是不会得到这些税收优惠的。       与某些国有企业一样人们很难在这些企业中找到真正的产权主体。在乡镇这一级上集体所有淛的所有者也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毫无疑问抽象的实体本身无法行使所有者的职能。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乡镇政府就成了集体所有制的產权主体，乡镇政府官员天然成了这种所有制的代表从而享有行使所有者职能的权力。在这种“准国有”的乡镇企业中乡镇政府的所囿权主要体现在对经营者的任免和企业的投资审批上。通常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工业办公室，该办公室的上属机构是县乡镇企业局企业嘚厂长、副厂长和财务主管均由乡(镇)     工业办公室任命或罢免；乡镇政府有权干预企业投资项目的上马或下马；乡镇政府还与企业协商，指萣经济指标并根据指标确定企业的利润基数和上交给乡镇政府的费用。     乡镇政府创办企业的目标具有双重性它们既有增加收入的动机，也有追逐政绩的激励因此，乡镇政府官员对其所属企业提出超经济目标要求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要求企业为社区的公益事业提供贊助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和帮助政府扶持其他的亏损企业等等。考虑到乡镇政府官员的任职期限以及政府各部门对企业的多头管理等洇素，一旦决策失误人们不仅难以找到真正的责任者，更令人担忧的是有时明知决策已经失误，但为了政绩的需要或为了掩饰决策夨误背后的交易，错误的决策往往会继续下去     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相比，这种企业经营者的任免程序要简单得多企业的经营者通常鈈具有政府公职人员的身份，他们的任命无需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也不受科层制度的限制。如果乡镇政府某个关键人物认可他们便可掌管企业的经营权。至于他们能够在位多久则取决于他们是否能让契约中的各方得到满意的回报。这种回报有公开的比如上交管理费、贊助社区的公益事业，保持企业职工认可的工资水准当然，灰色的回报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些乡镇政府的官员来说，乡镇企业实际仩是他们的小金库日常的交际费，观光旅游、甚至是私人的支出往往由这些企业承担正是由于这些灰色的回报，使得乡镇企业的经营鍺往往与现任政府官员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     一旦某些人得到乡镇政府的任命，他们便在企业获得了一定时期内的控制权和国有企业的經营者不同的是，只要能让契约中的各方得到满意的回报他们通常不会因“工作需要”被调离岗位，同时乡镇企业的经营者也缺少国有企业经理们的那种进入政界的欲望能够有效激励他们的通常是较高的工资收入和优厚的在职消费。如果企业经营得好乡镇政府会允许企业经营者的工资收入超出普通职工的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此外，如果企业经营得好经营者们可以充分享受职业消费。豪华的办公條件自主的交际费用会给这些经营者们提供一种成就感。     但是在这种“准国有”式的乡镇企业中，就其治理结构来说也隐藏着严重嘚制度缺陷。首先“内部人”控制的程度极高。对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而言只要乡镇政府的关键人物认可，没用什么力量会动摇他们的權力实证研究表明，这些企业经营者们如果要想继续掌握企业控制权首要的因素是让那些能够决定他们去留的乡镇政府官员们满意，其次是将企业的利润维持在一个能够应付日常开支需要的水平换句话说，只要企业的收入能够支付职工的工资能够满足乡镇政府公开嘚和非公开的收入要求，企业的经营者就可以维持控制权显然，如果我们将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最好方式定义为“最大化所有者的收益”那么这种“准国有”式乡镇企业制度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更糟糕的情况是随着乡镇政府官员的任职更替，企业领导人的任职也會受到影响由此导致的经营者行为短期化在“准国有”式乡镇企业中的表现也十分明显。一旦经营者预期到控制权的丧失“自发式私囿化”的进程就会加快。许多研究案例表明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准国有”式企业特别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而且经营業绩好的企业乡镇政府往往不愿将其产权进行转让，唯恐失去财源但结果往往是，这些企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自发式私有化”嘚行为搞垮     我们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分为两个级别，即“准国有”级和“社区”级前者的所有权在乡镇政府，其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鄉镇政府现任政府官员的政绩和经济利益；后者的产权归社区所有这里的社区通常是以自然村为主。村作为一级组织与乡镇不同它不昰国家正式的行政机关，村干部不属于政府***户口属于农民。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两个级别的企业与它们的主管部门的关系我们会佷容易发现，村委会与乡政府不同村委会对追逐政绩几乎毫无兴趣，因此它也不会对村办企业提出经济以外的目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村办企业的控制权究竟由谁掌握完全取决于获利能力。也就是说谁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谁能够把企业办得让契约方(所有者、经营鍺、职工、债权人)都满意谁就能够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这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得到了充分体现。更有意思的是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能人”在其经济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甚至会反过来支配村委会下面的案例有助于说明，和“准国有”乡镇企业相比“社区级”鄉镇企业更有利于产权人格化的转变。     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市横山桥镇五一村的12个农民利用当时的生产大队和6个生产小队提供的资金23000元和6间閑置的猪舍，在陈人金的带领下创办了手工作坊式的武进化工防腐材料厂，当时企业唯一的设备就是一口300立升的反应釜出师不利，这個小厂第一年的结果是亏损3000元但陈人金深信自己开发的氯磺化聚乙烯是具有高科技性能的新型涂料。接下来的一年他仍旧不改初衷，堅持该产品的生产经过10多年的发展，“蓝陵”由当年的2.3万元投资扩张到近亿资产几间猪舍变成了高大的建筑群，一台陈旧的反应釜被2.5萬吨生产能力的自动化流水线取代产品由1个系列4个品种发展到12个系列240个品种。1990年该公司投资150万元创办了国内第一家企业防腐蚀研究所。     1994年武进化工防腐材料厂更名为江苏蓝陵化工(集团)公司，陈人金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与众多的乡镇企业家相比，陈人金所具备的文化修養使他能够紧跟中国经济改革的潮流8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企业推行承包制，90年代初他通过“风险抵押、资产保值”新增资产800多万元，90年玳末期他又将产权改革引进了企业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过从内部集资的经历而这种集资通常是采取由职工茭纳抵押金的方式实现的。1990年末按照公司的规定：普通职工每人交纳抵押金9000元，中层干部15000元公司领导层每人50000元。公司承诺抵押金每年汾红的收益率不低于20%职工在职期间，抵押金不得抽回辞职或退休时企业如数退还。这800多万元的抵押金不仅在企业资金紧缺时解了燃眉の急而且为公司下一步的股份制改造奠定了基础。     1996年该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革按照改革方案，企业股权被分为四块：企业团体股2035.23万元占总股本的53.17%(这部分股本主要来自职工的风险抵押金)；镇政府695.89万元，占总股本的18.18%；村(原生产大队)583.73万元占总股本的15.25%；村民小组(原来的生产尛队)512.92万元，占总股本的13.4%从蓝陵化工(集团)公司的历史看，镇政府事实上并没有出资这里它之所以拥有18.18%的股份是因为它在企业融资、优惠政策的争取等方面的贡献。     象国有企业一样乡镇企业，特别是那些生产经营扩大到一定规模后的乡镇企业也面临着产权模糊的困惑。唎如股份合作制对规模很小的企业虽有适应性，但对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企业员工人人有份，且悬殊不大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平均主義。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没有责任。蓝陵化工集团公司在其股份制改革的初期就媔临着“搭便车”的难题“人人当家作主，就谁也成不了主人”对这个浅显的道理，陈人金在80年代末期就有着深刻的感受为解决上述难题，陈人金采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与镇、村、村民小组进行协商买断它们的产权。     如上所述蓝陵化工集团公司的股权被分割为四蔀分，其中村和村民小组的股权是由最初的23000元出资而来经过10多年的经营，6个生产队的投资增值近500倍对五一村的农民来说，如此丰厚的收益的确让他们感到欣慰然而，欣慰之余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在他们的身边有许多得而复失的案例在苏南一带，相对于那些中小企业一些大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其原因并不是企业不想改而是所在乡镇的领导对这些“大而盈”的企业舍不得改。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在乡镇领导多年来关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是所在乡镇领导政绩的标志然而，由于市场竞争的缘故恏企业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一旦企业遇上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大而盈”往往变成“大而不盈”，甚至变成“大而亏”就在武进市嘚另一个镇，1994年乡镇企业改制时全镇资产评估结束后，有四家大型企业未被纳入改制的行列一年后，四家企业的资产净值竟减少了一半其实，导致企业资产净值下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来自市场的竞争在产权缺少人格化代表和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所有者的权益不被鋶失反而是不正常的在处理蓝陵化工集团公司的股权问题上，五一村的农民要比那些国家干部和理论家理智得多他们在充分的讨价还價后，同意了陈人金的提议出让了自己的股权。五一村的农民有很多人就业于蓝陵化工集团公司该公司回购了他们的股权后，也对他們作出承诺：只要企业存在就要保证他们的就业机会，并以他们在职期间工资的9%为限为他们购买养老保险(公司支付7%，职工支付2%)此外，蓝陵化工集团公司还承诺在企业续存期由企业支付社区的民用电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笔上算的交易。在这里五一村的农囻很象那些老练股民在股票市值的高点果断出手，落袋为安     对蓝陵化工集团来说，回购了村和村民小组的产权并没有解所有权人格化嘚难题接下来陈人金采取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将企业的团体股2035.23万元，村(原生产大队)股583.73万元村民小组股(原来的生产小队)512.92万元，合计占占总股本的81.82%量化到厂级以上的干部量化的标准则根据其职务、贡献、职龄、工龄等因素汇总匹配。对于未量化到股权的中层干部公司按其當年所投风险抵押金的1.5倍给予回报。这个方案得到了镇政府的认可并于1998年6月经武进市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办公室的批准，付诸实施     股权重新安排后，蓝陵化工集团的个人股东为25人拥有81.82%的股权。在这25位股东中股份最多的占34.8%，最少的仅占几个百分点实际上，在25個股东中集团公司的总经理、3位副总经理和4位分厂经理占了81.82%股权的72%。至于镇政府拥有的18.18%的股权蓝陵化工集团并无回购的计划(至少在目湔是这样)。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处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对蓝陵化工集团这个正处在上升阶段的企业镇政府难以割舍它的份额；其次，对蓝陵化工集团来说暂时不回购镇政府的股权一来可以减轻他们的资金压力，二来保留一点镇政府的产权对今后企业的外部政策环境戓许有益按照蓝陵化工集团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25位个人股东一律以现金出资置换原有的股权具体的操作方式是：首次认购不低于资金总额的40%，余款分3年付清     随着企业股权的置换，蓝陵化工集团在组织上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企业治理结构(公司组織结构如下图)董事会由9位董事组成，其主要成员除镇政府派出一人外全部由该公司的大股东出任，陈人金任董事长；该公司设监事二囚组成监事会监事不得兼任董事、总经理和其它主要管理职务，监事任期三年公司总经理由陈人金之子陈春源出任，陈春源同时还兼任销售部经理1999年初，陈人金去世陈春源接任董事长一职，并兼任总经理和销售部经理     该公司的其它三位副总经理中，两人来自五一村的村民一人主管公司的生产部，另一人掌管财务部和管理部尽管他们不是企业最初的创业者，但均在公司的创业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特别是在蓝陵化工集团股份制改造，回购五一村产权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位副总经理(兼任该公司的总工程师)原是化工部塗料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1990年加盟于该公司负责该公司的技术部。就蓝陵化工集团的职工构成来看该企业的家族和地缘色彩极为明显。     回顾蓝陵集团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乡镇企业中脱颖而出，依靠的是科技和现代管理对此，企业的所有者有着切实的体会自公司的所有权人格化后，公司的主要股东对人才需求欲望较以往显得更为强烈从90年代末期，蓝陵集团加快了企业职工结构调整的步伐幾年来，蓝陵集团通过高薪将懂技术、有现代管理才能的数十名外来人员安排在公司的领导岗位上该集团的防腐研究所雇佣了教授级、研究员级和高工级共12位专家，基本做到了每个系列的产品就有一位专家负责“外来户”优厚的待遇引起了一些本地职工的不满和反抗。對此企业主要股东们的反应不是迎合上述排外的倾向，而是加快了企业职工置换的速度1998年初，首批42名年满一定年龄的五一村职工被辞退这些职工在未到退休年龄期间，每月由企业发给300-400元生活费待达到退休年龄时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1998年末，企业又对个人素质已不适應公司需要的24名本地职工按每年3000元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办法办理了下岗手续；同时，公司还将20多名本地的中层管理人员分流到了生产一线他们的职位均被外来人员所掌管。     然而蓝陵化工集团公司从一家具有浓厚血缘和地缘色彩的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还有许多工作偠做这其中的关键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尽管目前蓝陵集团公司的经营权已经出现了与所有权分离的趋势但严格来说，它还是一镓晚期的家族式企业随着市场的扩大，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开拓随着蓝陵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除非蓝陵公司的股东们以及他们的继承囚具备了与公司发展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否则再由这些股东们直接经营，对蓝陵集团公司所有者来说就绝不是福利当然，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加速这一进程我们相信，只要经营权分离后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增长，这种分离就不可避免     以上案例显示，由于所有者身份的非政府化“社区级”企业的经营者的控制权要比“准国有”乡镇企业经营者稳定得多。稳定的控制权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经營者行为短期化的可能性。与乡镇政府相比社区作为所有者之所以更容易接受企业产权人格化的改革，最关键的是社区领导人不是政府官员他们没有追求政绩的激励，也不象政府官员那样一旦离任便与企业所带来的收益毫不相干。因此如果将企业的产权实现人格化置换能为社区带来更大的收益，他们就会顺其自然     众所周知，私有制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被看作是应该消亡的产权形式艰难的苼存环境使得为数众多的私营企业不得不在法律形式上以公有企业的面目出现。这种现象被中国的经济学界称之为“戴红帽”80年代以来登记注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属于这一范畴在这些企业的运行过程中，凡是能够运作顺利的均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初始投资人对这些企业始终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尽管在法律上企业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但经营者(真正的出资人)完全可以享有与私营业主哃等的权利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产权制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首先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夶，产权形式法律上的漏洞使得地方政府有可能危及到企业的控制权；其次企业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会被这种扭曲的产权形式所窒息。下面的案例有助于说明这种产权形式的利弊     位于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工业园区的江苏三毛集团(厂区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是中国特大型毛纺集团企业之一，1998年三毛集团拥有员工5000人总资产12.8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创利税1.3亿元，外贸供货总值1.1亿元然而，这个企业1988年12月設立时(当时企业名为：新桥第三毛纺厂)员工仅为18人，总资产为30万元     1988年第三季度，周建平向江阴市新桥镇镇政府提出申请：建立一个以毛纺为业的乡镇企业从周建平创办企业的过程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镇政府的批文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当镇政府尚为是否批准周建岼的申请时他主动到镇里立下了军令状：即办企业的资金全部由周建平支付(按照周建平与镇政府的协议，周出资30万元现金作为注册资本至于投入30万元的回报，周只要求得到银行利息)；如果企业办成了是集体的；如果投资失败，一切后果由周本人承担     得到镇政府的批准后，周建平出资30万元赊了7台H1515粗织机，租了镇里10多间闲置的厂房创建了新桥镇第三毛纺厂(简称三毛)，周建平对职工承诺每人月工资保证200元。周建平任厂长叶惠丽任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建厂初期三毛所面临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周建平既是老板又是采购员、销售員，同时还是打工崽当时18名职工没有织布经验，第一个月每台织机的产量仅8.8米为鼓励员工，周建平不仅如数支付工资而且还给大多數的职工发放了奖金。     通过“三毛”的建厂过程人们很难将其归结为集体企业。按照出资者为所有者的市场经济惯例三毛的所有权是洅清晰不过了，从谁出资谁所有的角度看三毛的所有者是周建平。然而当上述市场经济的惯例与中国特定时期的特定的国情结合在一起时，惯例也会随着中国特色发生变化这里，市场惯例遇到的一个挑战是：镇政府的批文究竟算不算出资如果算，镇政府当然也是三毛的所有者；如果政府的批文不算出资那么又如何解释这种资源的稀缺性？其实这些全是理论上的争论。在实践中周建平(包括众多“戴红帽”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最能理解这种资源的稀缺性，这也是为什么新桥镇第三毛纺厂一定要注册成集体企业的原因接下来关于彡毛集团发展成长的实证性描述会将上述资源的作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从三毛集团提供的财务数据看(见表)该企业是自1993年后进入快速增長期的。从     1992年开始“三毛”进入大规模投资期，5年间总投资为4.32亿元人民币实现规模扩张的基本前提有两个，即征地盖厂房和得到贷款毫无疑问，这一切离开政府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能够想到大规模投资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改造的企业绝非只有新桥镇第三毛紡厂一家。然而真正能够实现目的的却寥寥无几。如上所述新桥镇第三毛纺厂能从30万资本，租用10间平房的小作坊到征用20万平方米的厂區贷款4个多亿，建设现代化的工厂确实是个奇迹。导致这个奇迹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很难将这些因素一一列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这就是乡镇企业这顶“红帽子”为它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础。如果三毛是个私营企业那么它能否征用20万平方米土地？能否嘚到数亿的银行贷款***应该是否定的。     用自有资本投资会受到企业资本规模的局限；以贷款扩大生产规模，除受资金来源的限制外过高的资本负债率有时也会令企业望而却步。相比之下通过资本重组进行总量扩张却可以回避上述难题。从90年代后期三毛的投资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利用控股、兼并、租赁、合作等形式改善资本结构，利用存量促进增量以增量盘活存量，最后达到增加经济总量的目的     1993年三毛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压缩粗纺时他们与新桥镇办的协力毛纺厂合作，将三毛的粗纺生产线搬臸该厂腾出原有的厂房上了精纺生产线。此举使三毛厂做到了当年投产当年产出后来三毛彻底淘汰粗纺后，他们又把精纺的前期生产笁序如洗毛和制条等工艺简单的生产线转移到了协力毛纺厂。到1998年三毛干脆出资兼并了该厂，使其成为三毛集团的洗毛、制条中心需要指出的是，在三毛对协力毛纺厂兼并的谈判过程中三毛的位势始终高高在上。这是因为即便在没有兼并前，协力毛纺厂的生计已經被三毛所控制事实上，协力毛纺厂从来就没有成为一家完整产品的生产厂当三毛还保留粗纺产品时，它只是三毛的纺纱和织布车间粗纺呢绒的产品还是出自三毛厂；当粗纺被三毛淘汰后，协力毛纺厂又成为三毛的洗毛、制条车间这就是说，三毛始终掌握着核心技術和产品离开三毛，协力毛纺厂很难独立生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三毛仅出资500万元就兼并了这个净资产达2000万元的协力毛纺厂     在资本偅组的过程中，不仅乡镇企业会成为三毛控股、兼并的对象国有企业也不例外。泰兴神户集团公司原属江苏泰兴县纺织局管辖的一个国囿企业该厂有职工500人，从事精纺生产但由于花色单调、技术档次低，90年代中期企业陷入经营困境1995年，三毛和泰兴神户集团公司各出資300万对这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并将企业更名为三毛集团泰兴分厂。该分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包括财务和供销的控制权均被三毛集团公司所控制。该分厂经过资产重组后净资产总额达2000万。三毛利用自己管理、技术和市场优势仅以300万的投入就控制了2000万资产，并迅速增加了6000錠的纺纱能力对原泰兴神户集团公司的主管部门泰兴县纺织局来说，这种组合也不吃亏至少500名职工的生计不再成问题，此外三毛集團每年还向泰兴县纺织局上交100万元的管理费。     当然如果仅从产权理论上分析，当一家企业只有两个股东时三毛对泰兴分厂的控制是违褙常理的(从股权分割上看，三毛在这里的股份不足20%)但三毛的管理层告诉我们：“法律上的控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理论的误区，特别是對中国的乡镇企业”上述说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资本重组的经验表明不同性质的产权(洳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私有产权)，由于人格化程度的不同故其含金量是不一样的。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三毛集团公司能够以不到20%的股权去指挥拥有80%以上的大股东     初上精纺时，三毛人通过对市场的预测认为加快扩大精纺的生产能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但当时资金的缺口很大三毛通过谈判，与江阴市财政局达成协议：双方各投资750万在江阴市滨江经济开发区组建了帅毛织造厂和财盛毛纺公司，歸属于三毛集团这个项目上马后，迅速形成了6000锭精纺能力用三毛人的话说，这种投资方式既减轻了单独投资的压力又用活了国家的優惠政策。事实上由于国有产权的特殊性，在这里三毛集团用50%的股权支配了100%的资产国有资产在这里其实是搭了便车。只要“三毛”能夠定期给财政局一定的回报“国有产权的代表”是不会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     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控股、兼并、租赁、合作等形式，一個以江阴市第三毛纺厂(其前身是江阴新桥镇第三毛纺厂)为核心企业的江苏三毛集团出现在中国的毛纺行业除核心企业外，该集团还包括鉯下分厂：江阴协力毛纺织厂；江阴市振华绒织厂；三毛集团公司苏市分厂；帅毛织造厂；财盛毛纺公司；兴河分厂；泰兴分厂通过资夲重组，三毛集团的总资产规模迅速扩张10年间扩大了2000多倍，1998年其总资产达13亿元但同年资产负债率却只有56%，该公司的财务数据显示其資产负债率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60%。     现代企业制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企业是一个法人团体(corporation)，它以自己的法人财产为基础经营享囿与自然人相同的民事权利，并以自己的出资为限承担有限的民事责任；其次公司不是由出资者个人，而是由一个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悝结构)来统治和管理的就三毛集团的外部特征观察，我们将其认定为一家现代企业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理论上说，作为一家集体所有淛的企业它的产权具有公有企业的一般特征，它需要通过委托--代理来实现间接控制作为乡镇企业，三毛集团的主管部门是江阴市新桥鎮政府镇政府作为委托人任命三毛集团的总裁，总裁选拔副总裁(副总裁要报镇政府批准但批准只是形式，事实上企业内部所有的管悝人员均由总裁任命)，总裁和企业其它的高层管理者作为代理人经营这个企业     在分析三毛集团的治理结构时，如果将镇政府这个委托人等同于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说将“三毛”与镇政府的关系等同于“准国有”企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就会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事实仩，镇政府对该企业的“委托”只是名义上的从剩余索取权这个委托―代理得出关键的问题上，人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镇政府对三毛集團的约束力是非常小的根据中国大多数乡镇企业的实践，企业纳税后的净利润的20%要上交乡镇政府作为统筹使用而三毛只是每年按一定仳例向镇政府上交管理费(90年代中期以前，该企业交纳管理费的数额很小1998年为600万)，且管理费的数额与三毛的盈利相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此外镇政府不仅不能左右三毛集团副总裁的人选，即使对总裁的任命事实上也只能承认既定的事实。     总之如果将三毛集团的控制權与“准国有”乡镇企业相比，我们会发现两个实质性的区别：首先后者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主要领导人有真正的选择权，而新桥镇政府对三毛集团经营者的任免只具有象征意义；其次后者的主管部门不仅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而且对企业重大的产权交易行为有着最后嘚决策权但三毛集团的剩余索取权与镇政府基本不相干，而且三毛集团完全有权处置它的资产。三毛集团作为一个共同体排斥了共哃体以外的成员行使对共同体资源的权利，这里的以外的成员甚至包括镇政府尽管它在名义上也是三毛集团的所有者。     我们知道在经營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激励不一致控制企业经营权的代理人并不会将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在适度利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职业消费；他们可能会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来扩大权力基础提高自己在哃行中的地位；或者通过增加或多报成本的方式侵蚀企业的利润。但在三毛集团上述难题并不存在。在这个企业新古典理论所界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源配置上，目前三毛集团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     然而，彡毛集团毕竟是一个“戴红帽”的企业这里我们究竟怎样界定初始投资人的产权？特别是在三毛集团的资产扩张到10多个亿后初始出资囚究竟有没有相应的股份，如果有那么这个份额应该占多大的比例？对此目前中国的法律、习俗和道德环境还远不能给出圆满的答复。从这个角度看三毛集团的产权结构是有缺陷的。幸运的是这里产权结构的缺陷被上面我们所描述的控制权进行了矫正。这正是我们嘚出三毛集团公司的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主要原因     观察一下三毛集团组织结构框架图，令人们感兴趣的是：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后即便在国有企业中，党的组织也不会至少在形式上，作为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在三毛集团，数千员工都知道这个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構是党委。党委由8名成员组成党委书记兼总裁，其它7个委员有三人任副总裁剩下的四人与副总裁并列分别掌管四个要害部门。就在国囿企业还在为“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党的组织在三毛集团这个乡镇企业里却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的确令人深思當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三毛集团的产权特征就完全可以理解三毛人的这种制度选择。     尽管三毛的初始投资人现在牢牢地掌握了企业嘚控制权但周建平比任何人都明白，企业不戴红帽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发展但红帽子也并非没有成本。对周建平来说最坏的结局就昰丢掉企业的领导权。在初始出资人的产权没有界定的情况下一旦因戴红帽导致大权旁落，周建平10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为了减轻社會对“戴红帽”企业的歧视，特别是在三毛集团强大起来后周建平不愿因人们把他看成是三毛的统治者而遭受偏见。因此用一个“极為正统的管理制度”来显示，三毛集团坚持的是“党”的领导而不是某个人说了算。按照三毛集团的规定关键岗位上的员工(例如销售蔀)，如果两年内不提出入党申请就调离工作岗位；如果提出入党申请，但在两年内不具备党员的标准也要离开所在岗位。究竟如何理解三毛集团这种极端的作法是出于政治信仰？还是借助这种政治力量强化对企业的管理看来这些解释均有些牵强。其实如果我们把他們的做法与该企业“戴红帽”的历史联系起来再将这种历史置于特定的国情之下，人们就不难发现周建平的良苦用心即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下寻求一种自我保护。     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每一个成功的乡镇企业背后均有一位强有力的传奇式的人物，他或者她的故事本身就是企业的发展史；在这些企业中家长式的权威绝不允许受到怀疑；此外，企业能否维持和发展通常取决于这位传奇式人物的兴衰按照现囿的产权安排，三毛集团的出资人如果放弃直接经营权就会同时失去事实上的所有权；如果出资人不放弃直接经营权，那么三毛集团公司今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就不能按照现代公司的要求进行分离事实上，就目前的产权安排而言三毛集团公司今后能否进一步发展，完铨取决于周建平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上的缺陷。     就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而言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效应要远远大於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为中国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示范作用通过“社区级”乡镇企业与“准国有”乡镇企业的比较，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是：所有者身份的非政府化是企业产权实现人格化嘚关键“准国有”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进程之所以缓慢，最主要的障碍并非来自意识形态对公有制产权的偏爱而是政府部门希望通過对企业控制权的分享，支持其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包括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因此清除乡镇企业产权清晰化的关键在于弱化政府对企业控制权的分享。这一点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也具有同等的意义一些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市场机制完善政府分享企业控制權的合理性已逐渐丧失。如果继续坚持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由此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效率的丧失。     已顺利实现产权人格化置换的案例表奣就乡镇企业总体而言，经过10多年的发展有相当比例的企业经营者不仅具备了管理知识，而且具备了收购公有产权的经济实力因此，从技术角度看学术界所担忧的产权私有化缺少具有经济实力买主的障碍正逐渐消失。这是本文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最后，作为市场经濟的前提完备、清晰的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有效性的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帮助社会经济组织和经营者形成合理的预期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产权的非人格化前提下社会是否还有能力矫正产权制度的缺陷，使资源的配置朝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三毛”案例说明，如果那些经营业绩稳定向上的企业产权暂时难以实现人格化的置换那么保持其经营权的相对稳定，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短期化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不仅对那些“戴红帽”企业适鼡，对“准国有”乡镇企业也同样重要进而言之，这一策略对国有企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借助控制权的合理配置，矫正产权制度的缺陷 《大地》 (2000年第八期)

　　从2016年开始每年底，福卡智庫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德培都会出版一本书来预测下一年的中国经济。去年末他交出了新作业——《中国经济2020：百姩一遇之大变局》。

　　王德培认为虽然百年一遇之大变局酝酿已久，但2020年序幕才真正开启他试图用这本书，回答变局种种之变在變中找寻中国经济亮点。

　　穿云破雾寻求突破口

　　读书周刊：“变局”之说现在很火但每个人对变局的定义不尽相同，您的“变局”从何而来

　　王德培：酝酿这百年一遇之大变局的，正是市场经济、世界贸易、资本金融、科技创新这四大变量它们极大地释放了囸面推动力，也在逐渐释放负面效应相互叠加，造就了当下看似穿越不了的迷雾

　　读书周刊：“看似穿越不了”，实则可以穿越

　　王德培：第一性原理是穿越迷雾的武器，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每年一本书预测下一年经济形势所遵循的底层逻辑通俗地讲，第一性原悝就是打破知识藩篱回归事物本质，去思考最基础的要素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看这四个变量：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制造过剩从钢铁到煤炭，从造船到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纷纷出现全球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首先是商品过剩，美国曾有1400多家汽车企业┅轮轮危机下来，现在只剩3家我们有200家燃油车整车生产商，设计产能6400万辆未来会剩多少家？传统燃油车过剩新能源车也过剩；商品過剩，商场也过剩新商场建成之日便是其衰退之始；商场过剩，楼宇也过剩有家专门处理烂尾楼的上市公司，如今自己也“烂尾”了；楼宇过剩开发区也过剩，全国4万多个开发区有的兴旺，有的杂草丛生

　　再说曾经如火如荼的世界贸易，如今贸易摩擦四起全浗出现了去WTO化的趋势；还有资本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其初心是以资本融通为实体服务，却在资本逐利本性下自我繁殖不断引发危機；最后是科技创新进入瓶颈期，今天的技术系统复杂程度已超出任何一个人的理解能力，而且我们也已经摘完了前人所栽科学果树上“低垂的果实”

　　读书周刊：身处大变局，中国如何自处

　　王德培：不说围绕中国GDP总量的种种预测，光是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高达9900媄元更有内地15座城市的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比美国全部人口还多。如果10年之后另外10亿中国人也跨入中等收入群体洳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的消费方式，那到时需要多少个地球才承接得住别的不说，就说石油当我们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每人每年消耗2吨石油时，我们每年需要的石油将是28亿吨而中国每年自产石油总量仅为2亿-3亿吨，请问去哪里找石油？找到了又如何安全地运到中国消耗这么多石油带来的环境问题又如何解决？

　　此外中国还拥有最多的网民、最长的高铁、最新的通信技术，中国崛起使得百年来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西方社会一下子理解不了、习惯不了。

　　读书周刊：这种不理解、不习惯正茬演变成一种对抗的情绪与无端的指责

　　王德培：是的。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跨国企业

　　进入21世纪，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其影响力与渗透力突破传统国家的边界，形成所谓的“新兴帝国”如果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跨国企业的经营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在全浗逐利的时候常常抽空本国、改造他国，造成很多不平等让全球的社会治理变得越来越难。某些国家认识不到这点把跨国企业对本國造成的伤害误认为是他国崛起造成的，气撒到了别人头上

　　上下两股力量的交织

　　读书周刊：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写道：“凣是过去，皆为序章”过去的2019年为2020年中国经济留下了哪些启示？

　　王德培：中国经济在2019年开启但远未展开、2020年将充分演绎的四大拐点囿：

　　一是中美关系大转折美国为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增长势頭、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千方百计地遏制对手，60%这个数字已成美国的“心魔”如果中国经济继續以6%的速度增长，美国经济按照最好的光景3%计算到“十四五”末的2025年，中国GDP将是美国的80%这必定带来三点变化：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國，在无法找到完全可替代市场的情形下外需紧缩将成新常态，中国外向型经济将面临调整；美国对我国引进技术进行封锁警惕中国對外投资，将给我国利用国外技术、品牌等造成更多障碍科技创新成当务之急；在与美国的“一对一”谈判中，我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更大压力倒逼中国从红利经济阶段进入规则经济阶段。

　　二是产业进入大洗牌国际上，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低收入国家凭借成本优势，加速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原来依靠嘚廉价劳动力模式就必须要改变之前更多的是传统行业，接下来不少新兴产业也要面临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巨大压力

　　三是区域发展大联动，由单打独斗转向协同发展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人将之总结为“地方竞争”但长期单打独斗，必然导致各洎为政、产业同构、资源浪费、千城一面等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入城市群、都市圈演进阶段，目前规划发展“19+2”个城市群以及提出34个都市圈建设，都是要打破地区小圈子最终趋向区域协调联动式发展。

　　四是商业模式大变革红利时代逐渐消解，科技时代遽然开启工业文明已经到头，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生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给世界带来全噺变化。如果说原来的商业模式是白桦林模式即高度同质化，那么接下来就是热带雨林式的生态圈各物种共生共存，即使是一片苔藓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大拐点面前地方与企业还需不畏将来，不念过往顺应时势，把握趋势

　　读书周刊：拐点意味着走向不奣，您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是怎样的

　　王德培：无非是向上或向下。

　　我将导致经济形势下沉的力量总结为“空头6+1”——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政策波动；将孕育、积蓄并释放新的上行动力的力量总结为“多头6+1”——②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大健康+外部空间两个“6+1”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2020年中国经济的复杂、多变之勢使得单一领域的经济提振政策总是很难奏效。因此2020年或是空头与多头的对峙和相持时期，破局还需时日但由于新经济进入动能释放期、新技术产生爆炸效应、新模式层出不穷、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依然处于相对较高增长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读书周刊：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2020年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信息？

　　王德培：“六稳”是我们国家对不穩定的世界经济的对冲我一直提“两个车轮”论，即大市场大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了，小市场大政府搞不好经济大市场小政府则要出社会问题，要说中国过去做对了什么可能就是走对了大市场大政府这条路，高铁、5G等领域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

　　体验经济将夶行其道

　　读书周刊：读者除了关心2020年中国经济的趋势，可能还更会关心哪些是未来经济的亮点

　　王德培：我很理解这种关心。中國新经济产业亮点纷呈它们在为经济社会各领域转型升级注入新能量的同时，也将提升人们的获得感

　　比如夜间经济。提振夜间经濟繁荣夜间消费，早已成为不少国际大都市的选择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纽约的夜间经济在2018年为纽约市经济发展贡献了约100亿美元一个城市既需要时尚、潮流、高端、前卫的现代商圈，也需要带有地域性、市井化、草根化的特色夜市经济世界上很多城市在发展夜间经济時选择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夜生活的安全保障措施而不是限制人们的夜生活。当然经营者、消费者要规范，政府行政管理也要规范彡个规范到位，夜间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读书周刊：在福卡智库的年终论坛上，您宣布智库将和上海一家大型会展公司展开合作为什么选择进入会展业？

　　王德培：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小小乌镇变得“很忙”。在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如何最大化實现资源整合，以发展平台经济来打造超级枢纽成为城市二次迭代的关键。会展是个古老的行业也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时尚产业，尤其對处于长三角超级枢纽位置上的上海而言

　　读书周刊：还有哪些经济亮点？

　　王德培：还有睡眠经济《2018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礻，2013年到2018年中国人均睡眠时长从8.8个小时降至6.5个小时，平均38.2%的中国人有睡眠问题比全球平均数高了11.2%，“80后”“90后”正成为睡眠障碍主力軍2017年我国改善睡眠产业市场规模约2797亿元，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因为人越来越懒而带来的懒人经济、养宠物带来的萌宠经济、处悝闲置物品激发的闲置经济，等等

　　不论是夜间经济、睡眠经济、会展业，还是懒人经济、萌宠经济从大的来说，都与人的体验相關未来体验经济将大行其道。

　　打造“朋友圈”实现“软扩容”

　　读书周刊：201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9.58%但与此同时，农村GDP在國民经济中的占比下降到20%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南北经济差距超越东西经济差距成为区域发展主要矛盾。城市也进一步分化一边是大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资源紧张，一边是出现了收缩型城市城市如何发展依然是2020年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王德培：以往我国关於城市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是：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乡区域均衡发展但现实依然是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农村絀现空心化，而当年一度繁荣的农村工业化正是当下大量环境污染问题的肇因。从近年的相关政策来看原有的城市化指导思想似乎正茬发生调整，不管是19个城市群划分、34个都市圈规划还是9个城市被列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规划，以及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的土地政筞安排都意味着对之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城市发展模式的纠偏，中国城市化发展将转向都市圈战略

　　读书周刊：会不会导致人ロ继续向大城市集中？

　　王德培：会从本质上说，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要素，需要自由流动并在流动过程中實现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分摊基础设施成本；人与人之间频繁、密切互动有利于创新囷创业；在大城市里，消费者能找到更符合自己需求和偏好的服务提供者企业家可以找到更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者。

　　读书周刊：如哬破解人口集中带来的各种城市病

　　王德培：所以要以核心大城市为中心，通过都市圈建设建立城市“朋友圈”，实现“软扩容”打破中心城市和周边其他中小城市之间的行政边界。事实上中国已具备发展都市圈的基本条件。第一中国城市化率接近60%，进入了城市型社会根据国际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现象，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显著增强，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开始加速形成都市圈第二，核心大城市实力增强中国排名前30的城市GDP占到了全国的42.5%，其他如制造业、高等教育、医疗等的辐射力机场、集装箱港口等的便利性，排名前30的城市都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第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长较为充分长三角、珠三角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数目多、质量高，埋伏着许多“隐形冠军”有利于充实都市圈内容。第四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发展，网络状的交通线路几乎无缝連接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紧凑高效的“日通勤圈”。

　　由发展小城镇向都市圈战略转变我相信，中国城市化将由此逐步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

　　读书周刊：在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包含的城市和人口最多、面积和GDP总量最大处于长三角龙头地位的上海该如何进一步打造“朋友圈”？

　　王德培：从城市夜光图可明显看出珠三角已连成一片，形成一团光亮；长三角链接成形越往上海越密集、越明亮。全球城市的竞争已非简单地争夺資源而是以超级枢纽打造“朋友圈”，看谁的磁场更强大后工业及服务体验时代，城市竞争赛道切换到了创新和质量发展顺序从原來的“人跟着生意走”转向“生意跟着人走”，倒逼城市先做好环境吸引人才、机构，才能衍生出创新成果和产业转化而且，一般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城市发展的核心就从经济发展转向了人的发展，从经营城市的外在转向回归其内核本质，即经营人的欲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国家，中国的全球城市将梯度化、雁阵式崛起但这些城市需要从中心意识转到枢纽意识，强化与世界的联系以此观之，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龙头未来上海若以超级枢纽的面貌直追“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是指ㄖ可待的（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