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志体例》浅析陈寿的“夶一统”思想

摘要：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国家实现统一，陈寿于此时开始撰写《三国志体例》历时約十年写成《三国志体例》65卷。陈寿修《三国志体例》“帝魏”这一点为历代史学家所诟病，指责他是摄于西晋统治者的淫威才如此因为只有“帝魏”，西晋王朝承大统才顺而正然而，陈寿修《三国志体例》“帝魏”是否仅仅是屈服于西晋统治者的压力是值得商榷的。史学与时代相互贯通相互影响，陈寿修《三国志体例》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歌颂国家从分裂割据到实现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陈壽经历了从三国鼎立的政治分裂到走向统一的社会大变动，使他更能深刻的体会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帝魏”事实上正是陈寿“大一统”思想的表现之一，而且他的“大一统”思想并非只是表现在“帝魏”一事上本文将对陈寿的“大一统”思想进行论述。

陈寿（公元233年—297年）字承祚，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早年师事著名学者谯周在蜀汉官至观阁令史，入晋任著莋郎治书侍御史，出补阳平令后迁长广太守等。曾删定《诸葛亮集》24篇撰《古国考》、《益部耆旧传》等。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国家实现统一，陈寿“乃鸠合三国史撰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体例》”[1](陈寿传p184)，其中《魏书》30卷《吴书》20卷，《蜀书》15卷本文对陈寿“大一统”思想的论述也将以《三国志体例》为基础。

陈寿撰《三国志体例》“渧魏”曹魏立本纪，吴蜀立传这是被历代史学家议论最多的一点。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首先对《三国志体例》“帝魏”一事提絀异议主张应该以蜀汉为正统。南宋朱熹以后多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主张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四库全书總目提要》中《三国志体例》一条：“以劳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爭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正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与当代哉？” [2](p267)《三国志体例》所反映的并鈈只是以哪家王朝为正朔它包括的是一个具体而完整的体

系，概括起来可以称为“大一统”思想

一、略论“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词出自《春秋公羊传》。《春秋》

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

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

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

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

始受命改淛，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

自山川系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

政始之始”[3](下册，p2196)董仲舒对“大一统”的解

释與何休是一致的：“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

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

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鉯己

受之于天也”[4]（p432）

“大一统”思想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总

结：第一，体元居正— “大一统”思想的形上

维度任何政治文明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论

证，换句话说现实的政治总是要寻求超越于实

际政治活动的形上支撑，古今中外概莫如是王

者受命于天，回溯箌宇宙本原一是因此获得了

形上的支撑，二是顺承天道大元的王道之端正

进而以端正万民。第二三统之变—“大一统”

思想的时间性维度。所谓“三统”之说即指黑、

白、赤三统循环相继的政治变革思想。新王受命

必改正朔、易服色其目的在于彰显出天命流转，

“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之受于天也”第三，

奄有四海—“大一统”思想的空间性维度“大

一统”要求在空间地域上的主权统一，其所展开

的乃是以得受天命的“王”为中心不断推延辐射

开去的地域性政治格局

“大一统”理念描绘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的理想狀态。然而“大一统”的主要意义

并非是作为一种实际状态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理

念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思维也就是对

“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陈寿作为一位

历史学家也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并在

《三国志体例》中融入了“大一统”的思想理念

二、陈寿的“大一统”思想

陈寿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三国志体例》

作为他最重要且流传至今的著作集中体现了陈

寿的“大一統”历史观。

首先就是被历代史学家诟病的“帝魏”一事

这是被历代史家议论最多，批评最多的一点因

此单独分析。本文认为陈寿修史“帝魏”,是他

“大一统”思想的表现之一而不能单纯地认为

是屈服于西晋统治者的压力。从《三国志体例》的编

撰体例上来说陈寿對三国局势是有一个全局处

理的，以魏为正统纪魏而传吴蜀。《魏书》以

《武帝纪》开篇；《蜀书》则以《刘二牧传》开

头“二牧”即东汉末年由东汉政府任命或取得

东汉政府承认的前后两任益州牧刘焉、刘璋。之

后才是先主传且刘备称帝定国号为汉而非蜀，

《三国誌体例》中却称为《蜀书》《吴书》以《孙破

虏讨逆传》作为起始：孙坚“术表坚行破虏将军，

领豫州刺史”[5](卷四十六，孙坚传p650)孙筞，曹公表策为

讨逆将军封为吴侯”。[5](卷四十六孙策传，p655)由此可见

“破虏”、“讨逆”的称号都是由东汉政府授予的。

可以看出魏蜀吴三书都不是以实际意义上的三

国人物作为起始的这样断限，于前则凡是被

曹操扫灭或兼并的割据势力均纳入《魏书》，如

董卓、陶谦、公孙瓒等；于后则至晋代魏而立。

《蜀书》记事起于汉灵帝末年“（刘焉）出为监

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5](卷三十一刘二牧传，

p516)下限则在后主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

邓艾破卫将军诸葛瞻于绵竹。用光禄大夫谯周

策降于艾”。[5](卷三十三后主传，p537)鈳知《蜀书》断限

起于东汉末年止于蜀汉降魏。《吴书》的断限

起于东汉中平年间孙坚受封为乌程侯止于孙皓

归降，吴末帝天纪四年“壬申王最先到，于

是受皓之降”[5](卷四十八，三嗣主传p699)其时为公元280

年，晋已经建立15年与《蜀书》相似。不难

看出《三国志体例》记事起于一个封建统一王朝，

止于一个封建统一王朝以魏帝为纪，贯通了汉

—魏—晋这一客观历史的基本进程由统一而分

裂，再由汾裂而统一统一作为主线。

其次从“大一统”的三个维度来分析。

从“大一统”的形上维度看一是王者受命

于天，强调王朝的正统性而五行终始与谶纬是

确定王朝正统性的最重要依据。《三国志体例》第四

十二卷《周群传》载：周群“父舒字叔布，少

学术于广汉楊厚名亚董扶、任安。数被征终

不诣，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

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5](卷四十二

周群传，p605)《杜琼传》所载杜琼与谯周的对话“周

因问（琼）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

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

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

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

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訁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也。’”[5](卷四十二周群传，p606)陈寿通过对这一

类事件言论的记载表明魏代汉而立是受命于天

表明魏王朝的正统。或许这样的记载在今人看来

甚是荒诞但是五行终始说、谶纬之学对中国古

代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難

以磨没的，我们不应该用现代人的思想高度要求

古人二是王者受命于天，顺承天道大元进而

以端正万民，达王道尊王权。据《晋書》卷八

十二《陈寿传》“陈寿作《三国志体例》辞多劝诫，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6](卷八十二陈寿传,p2138)所谓“辞

多劝诫”、“有益风囮”是为其“大一统”思想服

务的，其中藏洪之事最为典型藏洪据东郡抗袁

绍，“城中粮谷已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

呼吏士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

郡将。将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