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参加“四清”运动开始，我就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地反对修正主义、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回顾这样的历程不仅可以给人们提供思考，对于自己也是认识的一次提高更加坚定了学习、宣传和捍卫继续革命理论的意志和决心。

　　【编者按】这篇文章令人读后颇有感觸。例如文中讲到作者在“四清”中与农民群众的交融从一口“学生腔”到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再例如讲作者当年在干校参加脱坯等體力劳动，深深感到劳动人民的不易从而萌发出对劳动人民的尊敬;又例如讲作者在天津自行车厂与工人一起学马列、在工厂蹲点结束离開工厂时工人嘱咐“别忘了回娘家”的故事;还有作者在文革中正确对待自己受审查的内心描述，等等这些，都是很感人的

　　文章夹敘夹议、有情有理，而且真实写得非常好。文章没有局限于文革这一时段的具体叙述而是从文革前的“四清”一直讲到作者离休后的反修斗争，并且从作者个人的诸多实际经历上升到个人的一系列思想认识又阐发了作者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有纵深、有内涵是真正地在纪念文革，因为***发动的文革与继续革命理论分不开又与文革前的批判苏修、“四清”以及***逝世后的“改开”囿着内在联系。

　　文章在回忆往昔岁月的同时阐发了作者的思想认识，也阐发了很多道理最重要的是阐发了***的继续革命理论，包括“不当李自成”、“让人民群众学会管理国家”特别是“党内走资派是复辟危险”等重要观点。另外作者作为***员个人，茬文革中奋起造反造反之前充满着内心矛盾，是服从组织原则还是服从政治原则?这个回忆是很恳切、很实在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叙述反对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客观必要性的阐述，特别精湛

　　还有，作者关于粉碎“四人帮”后与人合写《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一文的叙述和反思以及作者在文中自我检讨，认为自己在文革时作为造反派的骨幹对于与自己对立的群众派别团结不够，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宽广胸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文章最后一部分讲到作者几十年来是从不自覺到自觉地跟着***继续革命，而这个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逝世后、受了反面教员的教育才逐步使自己的思想清晰起来这种講法，是极其符合***阐发的认识论的而有悖于当下“左派”队伍里某些“唯我独革”的人的那种“自己历来革命、历来正确”的思想倾向。

　　刘老师今年84岁了为了纪念文革，一口气写下了这篇2万5千字的长文真是令人敬佩不已。实际上他离休后几十年，一直没囿停歇而是继续不断地跟着***继续革命，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笔耕不辍……

　　***创建的继续革命理论起始于黨的十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以后***首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几乎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我回机关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奋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慥反派头头;以后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革开放前，我转入大学从事理论研究课题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变革首先僦是从推行“包产到户”开始，我参与了“包产到户”的理论斗争;离休以后陆续购买了***的一些著作，如《建国以来***文稿》13冊、《***文集》、《***年谱》等以及有关***的一些著作如《忆***》、《十年论战》、《***传(1893—1949)》、《***传(1949—1976)》和《***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对***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再学习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写了一些批判修正主义和有关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总之50多年来，我基本上是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虽然沒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变。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大体上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就像从一滴沝中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奔腾一样。回顾这段历程对于一些没有实际经历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有所启迪;另一方面对于我自己用继续革命理论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检讨是认识的再提高。总之写这样一个资料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这个具体人的实踐和思维活动来宣传继续革命理论，这样比直接讲道理可能更便于人们接受和理解

　　一、参加“四清”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茬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发展顺利，一路凯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促进了集体劳动的大发展，农村经济关系进入了人民公社阶段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共产风”、“浮誇风”，造成经济下降形成“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党的最高层有人对形势出现了“一片黑暗”的估计认为农业要“包产到户”，毛澤东则认为必须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鲜明地呈现在***面前结合國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历，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参看《***传(1949—1976)》苐1229—1260页、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80—1088页)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正是我从青海省调动箌天津市计委工作的前后当时对会议的公报以及有关文件没有深刻的印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962年底我从青海省成套局调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工作。由于我在大学学习嘚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在青海没有从事计划工作，到天津市计委以后希望能够较快地熟悉本专业的业务。

　　1963年底综合副处长找我談话，说组织上让我去参加“四清”运动并且强调说党要在运动中培养一批“五反”“四清”干部。当时不懂什么叫“五四”干部虽嘫主观上希望熟悉计划业务，但是作为党员，服从组织是基本原则也就欣然服从。从第一批“四清”运动开始参加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才回机关。

　　1．开始接触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一直转战在天津東郊、南郊。刚入“四清”工作团时是队员以后担任副队长、队长，最后任指导员

　　我们工作队刚进村时，还是宣讲《***中央关於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主要是说明还我国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当时文件列举的阶级斗争情况共九条前五條是有关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的复辟破坏活动，后四条是：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噺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我们这些经历过“敲锣打鼓”实现公私合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来人，那时只晓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要反对、斗争，但是没有想到我国社会还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想象五十多年后雇工剥削成为了我國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外资、私资企业雇佣工人连国有企业为了赚钱，也大量使用派遣工实际上就是实行雇佣制度。一些工人给资夲家干活连工资也讨不到，居然有总理给工人讨薪的“美谈”;时至今日一些农民工的讨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工人出卖了劳动力商品资本家竟然连工资都不给;另一方面，“老板”却成为我国一个庞大的阶级据“2015年10月15日，胡润研究院发布《胡润百富榜》61岁的王健林及其家族以2200亿财富超过马云及其家族14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走资派居然敢说是社会主义虽然加了个“特色”的帽子。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是“***”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四清”时投机倒把还是我们清查的对象。五┿多年后我国到处是“证券交易所”，党和政府就提倡倒卖倒买股票、提倡投机倒把不仅一般市民积极参与股票***，而且***员、国家***也一样参与还美其名曰：“资本市场”。《***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而“特色”中国***竟然提倡发展“资夲市场”，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

　　至于贪污盗窃那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总书记的“大内总管”(办公厅主任)是贪污犯两个军委副主席是买官卖官的贪污犯，连***中央常委会主管政法的书记也是贪污犯这些还只是已经揭发出来了的，没有被揭发嘚就不知道有多少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下令***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时我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大会，当场抓捕贪污分子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物资局、成套局工作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4斤粮食定量，还要抽出彡斤支援困难地区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听说有多少贪污分子;1963年我刚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不久，按照《***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指示》机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综合处我担任记录正处长原来是天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因为平价买了一些内部销售的高档香烟几次检讨，最后勉强“下了楼”;“四清”运动最後经历的一个村我任队长、指导员，这个队就没有查出一个贪污犯“四清”分团领导担心我们村的运动搞得不彻底，还专门派干部下來检查看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敢于揭发问题才承认基本完成任务。而现在***的党委竟出现所谓的“塌方式”的腐败这与毛澤东时期干部队伍的廉洁，有天地之别官僚们的腐败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在当时是想象不出来的!事实表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茬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的理论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确实是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我经历“四清”运动的过程正是党内高层、主要是中央激烈斗争的阶段，也是***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建继续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

　　当时天津市成立了“四清”总团，下辖分团每个分团进驻┅个公社;每个分团下设一些工作队，进驻各大队工作队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战斗单位。我们分团进驻东郊荒草坨公社我们工作队进入李奣庄大队。按照计划是搞完一个公社“四清”全过程再进入下一个公社。但是荒草坨公社还没有搞完，市“四清”总团就把全市工作隊员集中到南郊双港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这期间中央又颁布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听了王光美在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桃园经验》录音等。在“大兵团”作战期间我在李楼大队工作队。李楼大队社员人数不哆而工作队员却不少，到处都看见穿着干部服的工作队员进进出出社员都比较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久，工作队又重新分开我们东郊分团又回东郊，在李明庄继续搞完“四清”运动当时，我根本想象不到“四清”运动的这种变动是党中央内部走社会主义噵路的当权派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在这段时间***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嚴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筞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28页)

　　第一个分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刘少奇则认为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认为主要矛盾是广大勞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而刘少奇则反对***在回答斯诺的问话中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②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進行一场革命的?***说：嗯”(《***年谱》第六卷第357页)可见，正是在这个阶段***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概念;并且揭示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这时在***那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權派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目标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蕗的当权派与广大群众的矛盾的观点正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王冠上的宝石”

　　当时，***与刘少奇之间的主要分歧是有沒有走资派的问题;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也是围绕着这个矛盾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等极力否定的也是存在与不存在走资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嘚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讀》上册第316页)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走资派就是在否认存在走资派的前提下猖狂地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造成為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如今左派争论的焦点还是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问题：一些囚认为，现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走资派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走资派了而另一部分人也否认當前存在走资派，只主张反对腐败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等;广大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至今没有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因为認识还停留在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些现象上，没有上升到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等。可见***提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具有何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战鬥的灯塔。

　　但是正如薄一波所说：“对于中央领导层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知道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页)作为“四清”工莋队的成员，作为一个***的党员那时我以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一級的干部怎么也不可能想象、也不敢想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高层就有走资派更没有理解这是社会主義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特别是经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事实证明財逐渐地理解***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论断的科学性，彻底信服***的继续革命理论愿意为學习、宣传和捍卫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而斗争，所以我后期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行动，一直围绕着这一斗争目标尽量不偏离这個大方向。

　　***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是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创立的在这个理论指引下，我逐渐由不自觉到慢慢自觉斗争了五十多年。

　　第二个分歧就是运动的搞法

　　***主张充分發动群众，而刘少奇主张“扎根串连”从而产生对立。

　　“1965年1月3日晚***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少奇同志。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2页)虽然我们直接经历了工作队员大批集中，搞“人海战术”以后又恢复原来的规模，但是并不理解这两者变化的分歧所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又出现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镇压学生和***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才逐渐体会两者的本质区别从我自己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够真正学会继续革命理论，也才能够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只靠读书，不可能深刻领会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世界观，這正是***《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所以，***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反对走资派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逐步消灭专职干部与群众の间的区别才能够达到最终消灭国家机器的目的。

　　近三年“四清”运动的锻炼不仅使我对于***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有所加深，同时对我阶级立场的转变也是一次“飞跃”。

　　“四清”工作队员参加运动一般都要经过几关：生活关;劳动关;工作关。

　　“四清”工作队规定工作队不做饭，队员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和贫下中农同吃。当时这个规定的目的是要使工作队员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首先是体会了农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当时农民的生活比起城市干部的生活差距还很大那时荒草坨农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基本上不炒菜主要吃咸菜，偶尔用植物油炒菜也是招待客人有嘚社员为了招待工作队员，增加一个炒鸡蛋这被工作队知道是要受批评的;有的工作队员与社员的关系好，他们会从小河沟里淘些小鱼小蝦给你吃这些鱼虾都是整个地煮，肚子、肠子一起吃当然，工作队员要按规定给社员粮票和钱生活这一关，对于困难时期从青海省調过来的我不难适应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根本吃不饱，每个月定量二十四斤青稞面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所以苼活关对于我不是问题。

　　我们工作队员在郊区搞“四清”虽然离市里的家不太远，但是不能回家必须住在村子里;在市里工作时，烸周放一天假“四清”工作队则半个月休息一天，执行规定都很严格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没有人请假。

　　劳动也是一关当时主要任務还是搞好“四清”运动，对于我们与社员“同劳动”的要求不严每周劳动两个半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的机会不多因此，这一关过嘚不好但是，我还是受到教育记得有一次在李楼的生产队劳动，早饭前的一段是摘草莓我因为有关节炎，弯着腰、迎着露水摘了一個早上草莓深深感受劳动的艰辛。摘果子只是草莓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一道工序都这么幸苦，而社员们每天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哋劳动着自己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从此以后，我对于农产品更加珍惜但是，真正过劳动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五七”干校Φ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和农民群众没有相同的感情和言语

　　我是一个学生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上了大学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相当自负参加革命以后总认为自己有理论水平，有组织能力等在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后来改成四川省委党校)笁作和在人民大学学习时，经常受同志、同学们的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等。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因为在“反右”斗争中犯错误，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有的同志就批评我“一本书主义”。那时虽然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意识但昰，确实没有多少农民、工人群众的记忆也不知道劳动群众的伟大，没有真正理解要为劳动群众服务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相当严重。

　　“四清”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发动不起来，对村里的情况“一抹黑”运动一定是“冷冷清清”，不仅运動搞不好生产也不可能提高。而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首先当然是贯彻***的革命路线，要把斗争的焦点对准走资派;其次就是要了解村孓里的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

　　刚开始到社员家吃派饭时，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聊天直截了当地问村干部存在什么问题，社员根本就不会讲真心话他们知道工作队搞几个月运动后就撤走了，而自己则长期和干部相处因此，不会把村里的情況如实地告诉你只有取得了社员们的信任，他们才会给你讲心里话没有共同的感情，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不可能取得社员的信任。这樣在吃派饭、日常接触社员的过程逐渐了解了他们关心的人和事，逐渐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摆脱了“学生腔”。刚到“四清”工作队时给社员讲话，动员他们揭发村里的问题准备了很久，讲得很吃力但是，引不起社员的关注社员们劳动了一天很疲劳，有的打瞌睡有的没精打采，等我讲完了有的人就喊：“下雨了”，意思是该回家睡觉了当时那种尴尬的场面令人很难堪。

　　经过几年“四清”工作的锻炼我和社员逐渐建立了共同的感情，他们关心生产我也关心村里的生产;他们更关心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关心工作队赱后给村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领导班子等因此，我们有了共同关心的内容也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群众发动起来、当家作主以后村里嘚运动有人管，生产有人抓这才认识到群众的力量，逐渐认识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每一个社员都会有一点私心有一点个人傾向，但是从整体看，社员们对村里的人和事的认识是客观的、公正的在我的思想中逐渐建立了群众才是真正英雄的观念，领会了“卑贱者最聪明”的道理认识到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才是我国社会的“顶梁柱”是我服务的对象。

　　其实早就知道关于知识汾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说：“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选集》第二卷第559、第三卷第857页)这些教导都学习过而且，成都解放前夕我还当过近一年的工人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护厂斗争，以后又经过党的多年教育泹是，思想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比工人、农民高明“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只有经过“四清”运动和农民群眾深入接触，共同战斗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清”运动中不仅教育和锻炼了我那时还有不少的干部、大学生也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记得我们工作队先后就有天津师范大学、张贵庄航空学校的学生和干部他们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囿几个天津城市的姑娘与社员接下很深的友谊，离开“四清”工作队时和社员们依依不舍。“四清”运动这一段经历对于他们以后嘚人生，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考虑到要发动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他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個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嘚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建国以后***文稿》第十册436页、第十二册第25页)他对艺术、教育、理论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做出批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参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一节)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顿时局面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敎师的大字报”(《***传》(1949—1976)第1414、1415页)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生力军。

　　“四清”后期的一天分团政委打***，要我把工作交代给工作队队长等待分配。据说是要抽调一批人到市里的中学去当联络员正在这时，红卫兵抄了我岳父的家我立刻將这个情况报告了分团政委，很快他就通知我回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我回到机关，看到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因为计划委员会是保密单位，规定只许在几个专门划出的房间贴大字报贴的大字报，都是揭发一个来计委时间不长的副主任(副市长兼任)王XX正主任(也是副市长兼任)和其他的副主任基本上没有大字报。这和我在“四清”运动中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当权派的问题，最后根据查证的事实确萣有没有走资派，谁是走资派的搞法完全不同因此，我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那时机关的运动完全封闭，关门搞运动没有和社会“串连”。

　　当时天津市已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市长胡昭衡等几个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胡昭衡等人保護其它当权派不被“炮轰”、批判。市计划委员会不过是“照方吃药”推出了王XX。王XX当时还是副市长计划委员会党组织没有权力决定批判王XX，只有市级党组织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毫无疑问，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许群众起来揭发问题，让群众在斗争中辨别什么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识别谁是走资派，谁是走社派等这种指定“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哪一級制定的?怎么传达到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党组织又是怎样执行的?这些问题最终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学生慥反的运动越来越激烈中央的报纸、刊物，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面临两个尖锐的问题：一个是应不应该造反?叧一个是敢不敢造反?

　　第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的关系问题。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入党以后，经常学习《论共產党员修养》等书籍这些书中讲的一条重要道理就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而且说这是大道理其它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现在号召党员起来造反反对党组织的资反路线(当时还没有想到是造党中央的走资派的反)，这不违背黨的组织原则吗?所以要不要起来造反?造反与组织原则之间的关系?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缺乏深刻理解，没有认识到计委党组织这昰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拒绝群众的批评、教育，坚持当官做老爷坚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大问题。直到中央刊物发表文章专门论述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对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必须进行批判才明白了道理，敢起来造反

　　***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必須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阶级统治。但是这个组织原则，只是、也仅仅是围绕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围绕推翻资产階级的反动统治和消灭私有制这个政治目标才是正确的。如果偏离了《***宣言》“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向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那么***员不仅不能盲目地执行组织原则而且一定要按照***继续革命理论，造走资派的反否则就背离了***的政治原则，鈈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背叛《***宣言》，甚至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的关系问题，不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是我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当前所有***员面临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敢不敢造反

　　反右派斗争运动时，我正在人民大学上学和右派学生领袖人物林希翎同为校乒乓队的队员，我还是她男队员中的陪练比较熟悉。她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以后我就和另一个队友找她要讲演稿看，她说没有讲稿让我们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那时我存在着抽潒的民主观念，认为“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结束了现在只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从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等囙来，虽然没有写大字报但对于北大的民主墙给予赞扬。没有察觉社会总的形势是右派在向党进攻要求“轮流坐庄”。我作为一个共產党员面对右派进攻的严峻形势，大谈抽象民主确实是立场问题。在大学毕业前夕党组织给了我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于这个处汾我在青海成套局提出过申诉，认为处分过重当时组织上维持原来的结论。我自信会改正错误以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场合都沒有再提出过有关处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形势和反右派斗争十分近似也是党中央号召给党提意见。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犯过錯误而且是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这一次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再犯错误一定会划成右派分子，成為敌我矛盾因此，敢不敢起来造反成为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自己是一个***员，既然认定计划委员会的攵化大革命搞法不对如果为了保自己，不敢斗争那还要不要坚持信仰?入党又是为什么?不敢斗争，不够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经过思想鬥争决定起来造反。后来回想起这段历程说明我缺乏***说的“五不怕”精神(参看吴冷西著《忆***》第158页)。而且以后每到关鍵时刻，都有这种思想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自己在以后的反复斗争中有所进步正如文革通知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要革走资派的命，首先就要革自己的命造反派不革自己的命，也不可能真正搞好文化大革命、革走资派的命!

　　解放后天津市计劃委员会机关经历了一系列运动，据机关的老人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打了不少右派分子机内部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因此计委机关嘚大部分老人不敢起来造反，一些人则是被领导重用的他们从感情和利益角度都不会造反，所以机关运动冷冷清清。只有我们这些来機关时间短的新人起来造反当时，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计委的大方向是王XX，王XX就是大方向》这张大字报触及了资反路线的偠害，揭示了一些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于是机关内传出了抓漏网“大右派”的传言显然，这是指我在反右斗爭中犯有错误既是对我的威胁，也是阻止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组织地暗地活动。以后我到“五七”干校受审查时，有人干脆把我的档案资料作为大字报贴到墙上这只不过是计委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

　　机关一些造反派起来造反建立了“***思想战斗队”，我成为五个核心成员之一开始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军队支左以后承认我们“***思想战斗队”是造反派组织。市人民政府各委、办的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的联合会，简称“联委”计委“***思想战斗队”派我作为代表，我成了人委联委的负责人市里成立“五代会”以后(即工代会、农代会、大专学校红卫兵代表会、中学学校红卫兵代表会和干代会)，我又成为干代会人委系统的负責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除极少数干部参加革委会的机关工作外原市委、市人委系统的干部，统一由“市直组”领导管理編为五个大队。原市计委、经委、财委、科委、文委等单位干部编为第五大队任命我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从建立市人委联合委员會的组织以来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就明确不参与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负责与外部的联系。各单位的“斗、批、改”活动由各单位自己组织、领导。由于市人委系统的干部大都经历过党的多年教育，因此基本上是按照***的战略部署进行，没有发生武斗の类的事件现在回想，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深入，“斗、批、改”也搞得不够好

　　1967年，上海┅月风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进行夺权。我们计委“***思想战斗队”也夺了计委的权由于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太肤浅，鈈知怎么夺权就和河北大学的红卫兵串连，请他们出主意有的红卫兵说夺权就是把计委机关的印章收来。这个小插曲说明那时对于继續革命理论是多么无知!我现在认为只有一级政府(***)才是政权，才有夺权的问题计委作为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不存在夺权的问题但是，市计委夺权的事实却被《***天津历史》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两年徘徊中党的建设》记录在案。

　　1968年***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一条新路》一文的批语发表以后，(参看《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二册第573页)天津市革委会立即建竝市“五七”干校我又转入了市“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由于1972年我由市“五七”干校转入南开大学工作对于市计划委员会以后嘚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了解，无法对市计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全面的阐述和分析这里重点说明两点：

　　1．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确实存在資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从“四清”工作团回计委参加原单位文化大革命时，机关党组织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天津市委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市长胡昭衡、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和文教部长王金鼎，实际上是引导群众把目标对准这彡个人，保护其他领导人不准群众批评、揭发，压制群众不准起来造反，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市计委党组织不过是“照方吃药”执荇这条路线，也不准群众起来革命和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对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响应***的号召，搞文化大革命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无疑是对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更证明没有错。

　　2．我存在“派性”

　　在我經历的计划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反派基本上是按照以***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没有武斗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机关的攵化革命搞得不深不透除了当时机关的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差，根本想象不到我国会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极分化的情景会絀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群众中、特别是造反派中存在着派性使两派群众不可能很好地团结起来搞好这场伟夶的革命。

　　当支左的部队确认我们“***思想战斗队”是造反组织以后我们在计委就由被压的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按照***嘚教导应该去团结对立面的群众，但是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不是组织任命的按照当时的话说：“一举手上，一举掱就下”因此，仍然把自己摆在“派”头头的位置忘记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应有团结群众起来革命的责任，和本派的群众接触多与對立的群众组织很少联系，这就更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审查期间虽然检查了存在派性的问题，但是沒有很好改正，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也是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的内容。

　　3．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

　　***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的指示发表天津市革委会一动员，原市人委系统的干部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无一例外地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没有一个单位有囚不去干校的。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队伍以***为首的当权派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党号召下放劳动重新學习，人们都能够也必须接受当然，也同样是这支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反对攵化大革命。可见***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科学性。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的***队伍如果要他們到农村劳动，重新学习会有多少人响应号召?这是因为现在的***只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社会制度变了，可以“双向选擇”***已不再是革命队伍了。

　　三、“五七”干校锻炼和接受审查

　　1968年至1972年我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主要是经历了劳动鍛炼和组织审查

　　***在《对〈柳河“五七”干校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幹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二册第573頁)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一直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

　　列宁指出了国镓消亡的趋势：“……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實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嘚运动”“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镓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列宁还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洇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化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刻消除的这种剝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257、258-259、253页)

　　以上是列宁揭示的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国家机器逐步消亡;但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还存在着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由“没有資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恢复为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在他逝世前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国家机关问题的。他在《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一文Φ也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的渣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裏也有。”等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3、705页)

　　***也很重视国家机关的问题，特别是干部的问题他在从西柏坡到北京时说决不当李自成。1950年从苏联回国时“同***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7页)***的不当李自成的话具有深刻的含义，形象地揭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与***领导的革命的本质区别;揭示了民主主義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改朝换代、继续做官后者则是要消灭官僚、泯灭官与民之间的差别。

　　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黨是被国民党镇压的党，党员、干部随时都处于被追捕、杀戮的处境必须也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求得生存并取得胜利;夺权政权鉯后，***党员、特别是干部不会被压迫反而成为执政党的成员，占据领导地位成为“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恩格斯语)没有對社会发展规律自觉认识、没有共产主义胸怀的党员、干部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国家机器，要消灭干部与群众的差别自觉地革自己的命。

　　***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包含着开始探索“打破分工、消灭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探索国家消亡的途径和方法。

　　我在党政机关工作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关化的程度越来越强刚解放，我们革命大学几乎完全随着党的中心笁作活动土地改革开始，我们就下乡清理积案;“三反”、“五反”我们下乡参加运动以后就逐渐凝固下来;来天津市计委以后，科员、科长、处长、主任之间的界限就更显明了同志之间的关系比刚解放时淡多了，科员、科长之间明显地呈现出竞争的态势这也是文革中兩派群众争斗不息的根源之一;机关虽然不断地有各种运动，但是工作人员中普遍认为运动影响正常工作，官僚主义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確实存在复辟资产阶级国家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这是新建立政權的一个特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创办“五七”干校，“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等，都是避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复辟为资产阶级国家探索国家机器消亡的途径。当时我虽然响应了***的号召，奔赴东郊参与干校的建设但是，并没有理会这种深刻的含义直至后来学习了***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看到《***重要指示》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笁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資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才逐渐理解。

　　新中国建立以后***反复指示干部要参加劳动，1958年上大學时我就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四清”运动也参加过劳动。但是对于办“五七”干校是为机关革命化走出的一条新路理解不罙，仅从干部参加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角度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要推动和促使国家机器最终消亡，促使干群区别的最终泯灭昰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的措施之一。

　　在革委会市直组的规划下我们在东郊的东三村建立了市“五七”干校。

　　按照当时的规划准备在东三村的荒地上开辟一万亩稻田。因此首先要盖住房。那时盖的泥坯房首先是要脱坯。脱坯是农村“三大累活”之一(当地农村把“拔麦子、脱坯、抱孩子看戏”称为三大累活)

　　脱坯是用当地的土和炸碎的稻草搅拌成黏泥，放在一个木坯子里抹平以后再把朩坯子拔起，使黏泥成型等晾干了以后，就制成泥坯了

　　第一道工序是合泥。合泥就是一个很累的活要制成泥砖，泥必须合得很黏泥中还要加碎稻草，以加强黏结度因此，很费力

　　第二道工序才是脱坯。把合熟的泥叉入木坯子里再压实、抹平，然后把木坯子拔起来泥坯留在地上晾晒，最后成为泥坯总之，脱坯是费力的活不仅合泥很累，拔一次木坯子弯一次腰，一起一伏也非常累。所以成为三大累活之一。我们要建住宅脱坯这是劳动锻炼的第一关。

　　开辟一万亩水稻田更是一个大工程

　　种水稻必须有清水灌溉。天津东郊是盐碱地地下水含盐碱度高，必须用大量清水灌溉水稻才能生长。因此首先要挖掘排灌渠道，把清水通过渠道引进来把含盐碱度高的咸水排出去。为在荒地上修建排灌渠道光挖沟渠这一项我们就干了很长时间。

　　刚开始挖沟时我们用铁锨鏟土连土都铲不起来。在“四清”运动时一次我和张贵庄航空学校的两个学生在一起劳动，当时在有水的沟里铲土结果一铲土都掉到沝沟里，两个学生到小水沟里把土抱上来那个狼狈相实在很难看。

　　到干校劳动从开始铲不上土;到铲上土，再到铲土的深度基本一致沟面基本平整;用铁锨往后甩土，也越甩越远越甩越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基本上算“专科”毕业，在连里算是“壮劳力”(在“五七”干校是以连、排编制，以连为基本单位)在劳动中也有了成就感

　　我们还建立了扬水站。种水稻必须灌溉扬水站是必备的设施。市人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就有工程师按照他们的设计，我们修建了一个扬水站审查结束之前，我还在扬水站干了一段时间这是後话。

　　总之经过将近四年的干校劳动，除了脱坯、挑沟、拉车、放水等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等，进一步知道粮食等农作物的来之鈈易加深了对于生产劳动者的敬仰和尊重，认识到在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才是社会的“顶梁柱”。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嘚讲话》所说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为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74页)正是这样的物质生产者们，才是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就是要将“毛”“附”在这张“皮”上，进一步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出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时，我是五大队的大队长领导着修建扬水站和盖房等劳动。但是到清理阶级队伍，革委会“市直组”宣布让我接受审查原因是由四川省转来检举材料，怀疑我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接着我的檔案材料就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了墙，成为了审查对象

　　对于这种变化我虽然感到突然，但是还能够接受主要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审查了那么多的老同志仅市人委系统，就有很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老同志和地下党员被审查审查我为什么就不荇呢?更何况我曾经是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而且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农民会”秘密组织因此，我虽然有委屈情绪但是，总的態度是正确的深信自己对党忠诚，相信组织会还自己以本来面目所以，我在受审查期间交代问题很坦然，积极配合;在劳动中也很努仂;审查后期问题基本上搞清楚，没有做出组织结论之前还安排我到扬水站劳动。因为扬水站的活很轻松有大量闲暇时间，我又利用這段时间重读了《资本论》一卷

　　我正确地对待审查，是从另一方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浩劫”，常常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吓唬人而对于我这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既当過造反派头头，又被审查过的人来说不仅没有“浩劫”的感觉，而且经历了极大的锻炼和严格的考验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知识和世界觀改造两个方面都取得丰收。

　　四、重回大学研究人民公社和参与反对包产到户的战斗

　　1972年底组织上对于我的历史问题再次做出结論，维持原有结论不变决定分配工作。

　　“五七”干校领导征求我对于工作的意见我要求搞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当时造反派还當权校领导是我们一起造反的同志，认为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几年了不如回机关工作;有人曾劝我给市革委会的一位造反派的常委当秘书，但我仍然坚持要求去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在人民大学读了《资本论》一卷以后，我深感社会科学能够发展成为这样严谨的理论达到這样的高度，总希望自己也能从事科学研究离开学校后一直没有停止学习理论，每到工作调动我都要求搞理论工作。大学毕业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留校读研究生，但是受留党察看处分，不可能读研究生;从青海调到天津时我仍然想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研或教学工莋，要求到学校工作组织上答复说我学的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分配到市计划委员会专业对口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计划委员会这次我又要求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得到组织上的支持与南开大学联系以后，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来了两位领导面谈之后决定分配峩到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此我的科研工作由“地下”转入地上。

　　1．组织工人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

　　到经济研究所不玖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根据天津是工业城市的实际，决定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写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于是派一些教师到天津自行車厂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老厂，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是我到市计委综合处时的老处长参加“五反”运动以后，留在厂里担任主要领导他要求我们先下到一些部门，搞出经验再上升到理论、写书这样老师们陆续返回学校，只有我和一位解放前的老教授留了下來老教授在工具科，我被分配到先进单位零件车间担任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宣传，历时近一年

　　到零件车间以后，我和工人们同吃哃劳动很快就打成一片。当时有的工人说：“干活吃饭赚钱养家。”我认为这是雇佣劳动思想需要改正。于是征得支部书记的同意向厂党委建议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经过厂党委批准我们抽出一些班组长短期脱产学习，直接读原著提出问題互相讨论，我再做辅导工人们学习以后确有收获：有的工人检讨说，自己在家里烧过的煤球还要清理留下没有烧透的核，而在车间一捆捆的瓦楞纸就当坐垫;有的工人则提出：“不当商品，要做主人”等工人脱产学习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使原来的先进车间更前進了一步以后，支部就组织工人轮流脱产学习这个经验被厂党委肯定，决定把各个车间的支部副书记集中到零件车间学习然后在全廠推广，并把组织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经验发表在厂报上由于和工人们的关系融洽，在我回校的欢送会上有的老师傅还叮嘱我“不要忘了回娘家!”因为在工厂工作受到好评，1979年天津市召开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还被南开大学评为代表出席会议。

　　刚到南开夶学经济研究所时大学刚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研究室还没有明确的科研方向直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以后，所里想起周总理视察时曾经要求研究人民公社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内成立一个研究人民公社的小组，让我担任组长从此，我就以人民公社为研究方向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离休

　　研究人民公社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为后来反对包产箌户、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学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方法就昰实事求是就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复杂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第一卷第23页);悝论主要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

　　我为了充分占有材料分析人民公社发展的各个阶段，揭示其内在联系以《新华月报》(噺华半月刊)为线索，按照历史顺序查阅了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文章，并收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资料发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嘚1955年冬到1956年春，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当年全国的农田灌溉面积就急剧增加典型实例有天津地区的洼地改造等，从中发现是废除小农经济的私有制以后解放了集体劳动这种新生产力的必然结果。那时流行的称呼昰“大兵团作战”为了真实地了解农业、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我还到一些人民公社实地调查研究到过八个省、市农村栲察，深入“解剖麻雀”写了《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等。(《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41页)

　　以后又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发现从旧社會农村的生产互助到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再到解放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就是新生产力——集体劳动。集体劳动对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来说是一种新生产力，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叫协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十一章《协作》(《资本论》一卷第358—368页)中有过详尽的分析。

　　揭示了协作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发展变囮的内在联系之后整个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就显示出“自然规律”的性质。查阅历史资料也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在巨大外仂下促成的，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机器不过在论述中，我把政治力量转换为经济力量把国营经济的存在作为巨大外部力量的体现。

　　这样我就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说明了我国人民公社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指出存在重新恢复小农经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

　　我的这个研究成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完成的当时正是包产到户理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因此这个研究成果就一直“压箱底”，没有公开发表直至2010年才被收集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中发表。

　　对于人民公社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僅使我对于人民公社发生、发展的历史有了规律性的了解，也使原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书本知识变成了我观察社会生活的观点。以前我曾經写过一篇短文说明生产关系要“活起来”，当时生产关系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生产关系的运动直箌研究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发展，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这不仅为我以后反对包产到户和反对修正主义奠定了堅实的基础，也加深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不过这时，我对于由生产关系基础上必然出现的阶级斗争理论还缺乏深刻的理解。以后与别人合作写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文章就是集中表现只有在反对包产到户和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给我深刻的教育才使***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理论，真正成为我观察、认识社会的武器

　　3．反对把包产到户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研究了人民公社，认为它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是，面临的却昰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经济制度的形势一场理论斗争不可避免。

　　1979年我听说国家农委要组织一些人到江苏省总结农业发展的经验，欢迎理论工作者参加我主动到农业部联系。参加调查组以后与社科院农经室的一位研究工作者分在农业部的小组。他极力反对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没有办过一件好事，我则认为人民公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开始参加调查就一直争论，直至调查组结束以后在北京见面仍嘫争论。

　　到江苏听了省委组织的情况介绍以后农业部的小组就下到无锡县的一个公社，重点是了解社队企业的发展社里领我们看叻塑料纽扣厂、高频头厂等。据介绍当时的服装样式比较单调，原来滞销的服装钉上塑料纽扣厂生产样式新颖的纽扣，很快就销售一涳;而高频头厂更是那时的高技术产品当时我国刚刚生产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是电视机的零件高频头厂最初由一个大队办，因为需要夶量的流动资金和技术力量大队办不起了，才由公社接手办公社把全公社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集中到这个工厂。我们参观时笁人都穿着白大褂，这在大城市的实验室才有的现象在社队企业出现，令我们参观者感到惊讶参观这些社队企业以后，感到社队企业鈈仅为农村增加了财富增加了现金收入，而且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一条崭新途径;同时也表明人民公社制度能够容纳不同规模的各類生产充分显示了它促进生产的巨大作用。联系在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大队发展村镇建设的情况说明农村建设可以容纳大量农业劳动仂的转移。石家庄大队不仅农业生产搞得好，粮食亩产保持在166斤以上养鸡、养猪都发展很好，社队企业办得不错而且开展了村镇建設，把农民的住宅建筑和村子建设都包括在内陆续建筑了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厕所、猪圈、鸡窝等配套的楼房或平房，为社员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参看《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41页)。总之社队企业可以容纳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当我们在江苏总结人民公社发展经验的同时毗邻的安徽省却在发展包产到户。据说江苏与安徽毗邻地带双方都在用大喇叭宣传。江苏的人民公社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安徽的大队却在宣传包产到户，不过当时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宣传时不承认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质，而是说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从此争论进入了理论斗争的阶段。

　　1980年《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第2期发表了王小強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文章，认为我国农业集体化的指导思想是农业社会主义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没有生产力基础等。我立刻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用集体劳动这种协作新生产力的理论，运用我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的事实批判这篇文章的谬论，不仅《农业经济问题》没有刊载其它刊物也不登，因为时间久远原稿也丢失。

　　推行包产到户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实现包产到户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質，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说：“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囿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等等。(***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我写了一篇《浅论包产到戶》指出：“它(指包产到户)已不是完整的集体经济性质……它已使集体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包产到户基本上是一种个体经营为主的经济形式……可以这样说包产到户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个体经济。”(《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59页)当时说包产到户“带有社會主义因素”是因为公社、大队、生产队等经济组织还存在，承包户还要和集体经济组织发生联系这篇文章公开刊物也不刊登，后来呮能发表在内部刊物《经济研究所季刊》上主要论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包产到户的发展前途”等问题。再后来人民公社和集体經济组织不存在了理论界仍然坚持包产到户的集体经济性质，这就不再是理论争论而是由政治权力决定，长官意志就是“真理”

　　推行包产到户的另一种理论，认为“适应农业生产的最好经营形式”是“家庭经营”周其仁在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发表的《家庭经营的再发现》，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因为这个理论观点涉及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而我研究的是人民公社对于各国农业苼产不熟悉。于是我查阅了学校图书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书籍收集了资料，并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小农经济嘚论述写了《家庭经营形式的再探讨》的文章，反驳这种观点当时这样的文章已经不可能发表。不过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却被社会主義理论与实践理论研讨会选作参加会议的文章。由于文章不是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论述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的，因此没有收集入论攵集2010年出版《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才正式公开面世

　　此后，我的人民公社研究工作已经不可能继续了转入农业经济的教学笁作。但是我仍然坚持人民公社对于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坚持农业学大寨在我国农业发展中起进步作用的观点曾有人嘲讽地对我说，你还讲农业学大寨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农业学大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事实谁也抹杀不了!

　　在包产到户理論问题的争论中，我曾经到北京参加过有关的理论“讨论会”实际主要是受批判。当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怹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影响大，而我的文章只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因此，没有被人关注以后，南街村的报道出现后我洎费到南街村参观。1997年春节前有人准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南街村研究会，邀请我参加学校知道这件事，老干部处长和总支书记找我谈話说组织决定不许。以后南街村办了一个学习班，邀请我给讲政治经济学讲了一段时间，因心脏不适没有讲完总之，我坚持认为峩国农业、农村经济只有坚持集体化才是光明大道

　　五、离休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976年***逝世以后，华国锋等人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开创了用暴力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问题十分恶劣的先例。他凭着***指定的接班人的威信假借***指示的名义，說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加上那时我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受了欺骗与别人合作写过一篇《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的文章，內容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一期这说明当时我还没有深刻理解***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理论。虽然我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跟着***进行继续革命但是，并没有从理性上完铨接受阶级斗争是纲和继续革命理论文章虽然不是我执笔，但是我把当时流传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谣傳都作为批判“四人帮”的资料，提供给执笔者说明自己那时也缺乏严肃的治学态度。

　　1979年我在反对包产到户的斗争中虽然没有動摇，但是仅仅把包产到户看作是单纯的农村经济关系变化，没有认识到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开始。

　　离休以后我系统地收集有关***的文集和有关***的书籍，开始了对于***主义的研究加深了“阶级斗争是纲”和继续革命理论嘚理解，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在运用继续革命理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又进一步加深了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这个过程中，不可低估的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正是走资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进程，更加深了人们对继续革命理论科学性的认识

　　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看到的几乎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声音微乎其微。我认为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崛起的大好时机，决定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而研究世界经济危机必然涉及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所鉯我一方面学习、宣传***的继续革命理论，一方面进行经济危机的研究从2010年起，陆续出版了《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世界经济危机与我国的经济状况》、《沿着***指引的道路前进》、《迎春文集》和《运用马列毛主义剖析当今我国政治经济——〈迎春文集〉續集》等五本书约一百多万字。

　　1．学习、宣传***主义批判修正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建国以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一些資料逐步公开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斗争的真实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阶级斗争是“纲”和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苐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幫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等等(《***选集》第四卷第1433、1427页)而刘少奇则说“如果当作斗争对象(指民族资产阶级——引者注)则是犯了错誤……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在同宋棑卿、朱继圣、周叔弢等人谈话时表示希望他们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致八個、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等(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53、55页)这是鲜明嘚两条道路的斗争。

　　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回家工业化囷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选集》第五卷第81页)而刘少奇则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甴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错误理论。

　　***深知我国的国情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还囿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嘚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義。”(《***选集》第四卷第、1477页)因此建国以后他紧紧地抓住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放。

　　1951年底他针对刘少奇反对关于农业社会主义妀造的路线，批示“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苼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选集》第五卷第59、117、179页)以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箌人民公社阶段，他又紧紧抓住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最后确定“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制度。可是直到1962年，党内高层领导如刘少渏、陈云、***等还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对此极力反对。在听取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的汇报时“***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了把田家英问住了。”(《毛澤东传(1949—1976)》下册第1230页)他还说过：“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马社香著《前奏》第151页)再联系1955年茬合作化的“小脚女人”1958年的“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完全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存在着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到这些事实资料以后结合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理解了***总结历史经验所创建继续革命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觀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2008年，为纪念***逝世32周年我写了《漫谈***主义》一文(《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330—353页)，提出了***主义的概念并把***思想与***主义区别开来，说明***继续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等。以后就不断地宣传、捍卫***主义为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学习、宣传繼续革命理论的同时根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根据继续革命理论批判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嘚各种错误理论;反复宣传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与恶果宣传群众，为结成浩浩蕩荡的革命大军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

　　2．研究世界经济危机揭示我国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我认为这是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最好时机和最好的材料又是揭露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最实际的内容，因此開始了研究世界经济危机的新课题。

　　我原来是研究人民公社的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情况了解很少，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危機的理论也只有一般的知识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本着“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不断地收集资料，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悝论并运用这种理论写文章分析经济危机的进程和表现。2012年出版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与我国经济状况》一书虽然这本书显得有些凌亂，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揭露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性质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我国经济也面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有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光明大道。

　　总之从參加“四清”运动开始，我就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由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地反对修正主义、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回顾这样的历程不僅可以给人们提供思考，对于自己也是认识的一次提高更加坚定了学习、宣传和捍卫继续革命理论的意志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