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 >> >> >> 正文 古诗文名物新证 【字体：
古诗文名物新证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856 更新时间：2007-11-7 扬之水（著）
《古诗文名物新证》
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目 录
序 王筱芸 002
莲花香炉和宝子 008
香合 026
两宋香炉源流 040 附：关于帽顶与炉顶 084
印香与印香炉 088
宋人的沉香 096 附：两宋诸香浅识 109
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 118
琉璃瓶与蔷薇水 126
玉钗头上风 l36
明代头面 160
说“事儿” 206
明代耳环与耳坠 218
油缸 228
每回拈著长相忆 234
从孩儿诗到百子衣 242
关于《琉璃砲灯中鱼》 270
摩喉罗与化生 274
序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重写”风潮——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艺术史，重写哲学史，重写思想史等等——代表了学术界在新时期的诉求和取向，促使这二十年间产生了无数大部头的、恢宏纵横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审美风尚通史。它们在突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阶级性”与“民族性”“人民性”，“社会背景”与“代表人物代表作”等历史叙述和历史写作定势的同时，建构了新的大文学、大历史、大文化、大艺术、大风尚、大风俗等新的宏大历史话语和叙述方式。它们“向人们显示着一种拥有权威性的集体话语，这种权威的集体性话语则确认了这种写法的的合理性”[1]。然而这种模式，在颠覆旧的历史叙述方式和建构新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历史叙述盲点。因为这种集体话语只能写一种叙述模式的历史，或者只能写很多很多种一模一样的叙述模式的历史[2]。
九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新的知识在历史中的变化和增长，“重写”的价值取向、研究视域和研究资源及历史叙述方式，在悄悄发生变化。关注点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从注意王朝变动和政治变动到注意历史中的生活样式的变化”[3]，从注意重大政治事件到注意人的衣食住行的变化的历史细节。思想史家把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刺激”，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和文献，促进了对于古代中国一般知识及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研究的注意焦点”[4]。另一方面，这些转型，也得益于理论视野的开拓和转变。
然而从价值取向的改变到成功的写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它不仅需要突破学科的壁垒及其传统研究观念、研究视域的束缚——文献范围的扩张越界和新认知、新视域的支撑——而且如何吸纳和诠释那些不同的话语和文本，需要的不单是勇气，更困难的是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和资源准备，以及如何改变过去习惯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如同思想史家感叹的那样：“‘重写’这两个字始终太严肃也太艰难，由于这种重写缺乏理论和文献的双重准备，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并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问世”[5]。
当思想史家尚在尝试着如何把“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的考古成就与文物资料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6]时，扬之水同志以其“名物新证”系列——二OOO年出版的《诗经名物新证》和现在这本《古诗文名物新证》，汇集了一大批崭新的发掘资料和传世文物，将考古实物、历史文献、文学艺术一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以名物新证展现的丰富的历史细节、具体的文化语境和日常生活史的现场重构，颠覆了只有一种写法的宏大历史叙述定势和集体话语权威。为文学研究和古代生活史的另一种写法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二
扬之水的“名物新证”系列，看似传统，但无论是在学术资源、学术视野、学术范式还是学术方法上，都已经与传统的名物考证有很大的不同。
从研究资源上看，它所运用的资料，是现***古发掘和传世的文物、是历史文献、古代诗文和绘画图象等三种不同的话语和文本。早巳跨越现***古、历史、文学、艺术的学科壁垒，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源。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看，它是将传统的名物训诂考据与现代的新的历史认知、观察、叙述方式相结合，形成自己“三线归一”或云“三证归一”的学术方法，和“定名—相知”的研究范式”[7]。
所谓“三线归一”或云“三证归一”，是作者对名物的考证和叙述，力求从实物、文献（历史记载和文学）、图象三个方面，三类线索，三条源流的交汇点上，穷尽与对象相关的资料。这种“三证归一”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上，从实物、图象和文字文本上，囊括名物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发展源流，使作者由名物考证而重新诠释和重新发现的历史细节，能发人所未发，拥有坚实的文献基础，拥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所谓“定名—相知”，是作者对自己的研究范式的概括。“定名，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即作为物，它的名称与用途。相知，解决的是‘文’的问题，即其承载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定名的问题，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有此第一步。才能够呼唤起沉睡已久的生命，才可能有对它的倾听和由此而来的第二步相知”；在“激活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复活了自己的生命”[8]。
如同卡西尔所说：“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做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然而，这些信息的符号内容并不是直接可观察的，使它们开口说话并使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的正是语言学家、语文文献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的这些零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枝梢末节融合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9]，“定名—相知”概括的正是历史学家要做的这样一个历史话语重建的重要工作。
从历史的价值取向上看，作者的关注点，与只关注政治大事和王朝更替的宏大历史叙事不同，其感兴趣并关注的是古代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细节——日常生活器物，与物相关的生活场景和文化语境——这些在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中，仅仅作为背景、退居边缘的对象——在作者的研究和本书里成为了中心。正是因为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和新的历史认知和观察角度，才“使古老的名物研究也因此有了新的生机”，才有可能跨越传统，打破学科的壁垒，把那些以往的研究不曾注意到的对象和资料吸纳到自己的视野中来，组织到自己的叙述中去，成功地用另一种写法，实现充满历史细节的日常生活史的现场重构。带来历史叙事的真正改变，真正实现历史的重新构想和重新改写。
如作者所述：“新的名物研究，其基础依然是训诂和考据，不过它却可能、也必须站在历史、文学、考古等学科的结合部来审视文物，当然这里需要的不是捏合，而是打通，即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发现物里物外的故事，进而用文物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的真实，构筑起作为事件的细节，以丰满历史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局部，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点。在很久以后的将来，把若干点连起来，或许就能够呈现一个清晰的精细的历史进程。”[10]
由此体现出作者的名物新证研究，早已超越传统名物考证之学的定名和定象，以新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通过名物考证对历史细节的重新诠释和叙述，重构社会日常生活史现场，重新发现和建构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丰富性和多元性。
三
当一种历史叙事成为中心和权威话语时，它总是会遮蔽和压抑另一种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而此时“另一种”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的出现，才具有颠覆的意义。
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缘何复活为历史的记忆，“在‘历史的记忆’中，什么历史被唤醒，什么历史被遗忘，本来这多在于现实之‘缘’而‘起”[11]。
四九年以来，关注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的历史价值取向，唤醒并复活的是相类的历史记忆，使用的是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叙事；八十年代以来，关注政治变动和精英人物的价值取向，唤醒并复活的也是相类的历史记忆，使用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宏大历史叙事；九十年代末以来，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样式变化的价值取向，唤醒并复活的也是相类的、久被压抑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细节，使用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另一种”历史叙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古诗文名物新证》以极其丰富的精微细致的历史细节，重构古代日常生活史现场，唤醒并激活古人典雅精致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历史记忆，才具有颠覆的意义。
古人使用的生活器物以及由此构成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情趣，甚或由此伪现的时代风尚和文化精神，除了极少数保留在古代历史文献、诗文小说、绘画图象中外，大多已湮没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的流逝把丰富的现场和现场感渐渐地过滤成书本、图象、文字和文物。昔日物与人、人与事共生无间的日常生活情景，被时间的流水和空间的阻隔冲刷分离为互不关联、支离破碎的历史记载。这些淡出现代生活视野，甚至被遗忘于岁月尘封中的历史记载，又因为古今地域、时空、习俗的变迁和隔阂，与现代人产生疏离、隔膜感。
本书用“三证归一”和“定名——相知”的方法，整合那些原本互不关联、支离破碎的文物、文本，在“文”与“物”相会的空白处，以作者对日常器物形态、用途的准确诠释，以充满感情和感悟的理解和会心，复原或曰建构充满“现场感”的古代日常生活场境，将那些尘封于历史深处，因数百上千年岁月剥蚀和悬隔，淡出现代生活视野的历史的记忆，激活为现代人可以触摸、栩栩如生的历史细节和生活感悟，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认同感和经典感召力，重新进入当代生活，产生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这是本书作者用力最多，用功最深的所在。
收入书中的二十六题，时代从秦汉直到明清，皆是由名物研究人手，广泛而深入地考订叙述古代士人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物，以及与此相系的生活场景、生活习俗、生活情趣的源流发展史。本书研究的对象广泛，涉及古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共同的特点，均是抉微钩沉，以可以落到实处的深入、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烛照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历史的冥盲晦昧之处；在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现场重构中，达到宏大历史叙事所不能企及的历史丰富性和生动性。
在这种由无数“物”的无数细节组成的古代日常生活史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所依据的时间标尺不再是过去的王朝变动与政治变动，而是缓慢却又深刻地镶嵌于历史中的生活样式的变化”，“是人的衣食住行的变化，至于那些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的事件、人物，则在长时段中退居次席”[12]。表明这区別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另一种”写法，它在改变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在改变历史叙事的时间标尺和时间感。
历史的细节是很有力量的。从学术史的大处着眼，每一次现***古发现，都是在发现历史细节。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王国维据甲骨文考证的历史细节，对殷周制度研究的惊世开拓，并由此建立的文物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考古发掘带来的历史细节的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都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都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
从个人研究的小处上看，历史的细节也是很有力量的。从具体的名物考证人手，每一次历史细节的发现，都引领作者看见一片新景致，发现一片新天地。特别是这种历史的细节，被现***古发掘和传世的文物，历史文献、古代诗文和绘画图象等三种不同的话语和文本“三证归一”、相证如一的时候，更具有惊人的历史冲击力。仿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历史细节的层累之处，积聚的巨大的、惊人的历史冲击力，是对历史叙事的改变，是对宏大历史叙述定势和集体话语权威的颠覆，是对学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引发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是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
愿作者在其开辟的学术新天地中一路采撷，在历史细节的不断发现和重新诠释中，唤醒和复活更多的古典的记忆，用以温热和滋润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家园意识。
王筱芸
二OO四年于北京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页58，复旦大学出版社二OO一年。
[2]同上。
[3]同上，页16。
[4]同上，页102。
[5]《中国思想史导论》页102。
[6]同上，页109。
[7]本书《后序》。
[8]本书《后序》
[9]卡西尔《人论》第十章《历史》，甘阳中译本，页224—225，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10]本书《后序》。
[11]《中国思想史导论》，页87。
[12]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姚蒙中译本，页27，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九。
后 序
一
叶秀山《关于“文物”之哲思——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感》一文，有几段话说得很好：
文物为文化之“物”，人文之“物”。“物”本来就是物，为什么还要饰以“文”？我们看到的那些品类繁多的陶器、瓷器，虽有不少精美的花饰，但相当一部分还都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像壶、罐、盘等等，此时“物”前之“文”，当不指那器皿本身上的花纹装饰。那末它们“文”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人们不再“用”它们了，反倒由普通的“物”，转化成为“文物”？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和“后现代”派相反的一种思路，即不是把一切的“文献”作“文物”看，而是将一切的“文物”都作“文献”看，即随着时光之流逝，此类物品之实质性、物质性功能以及由之而来的装饰性功能隐去，而其精神性、文化性功能则显现出来，故而“物”成了“文物”。
文物展显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实物本身所能涵盖得了的。我们看到的一方古砚、一套衣冠、一个陶壶，都不是说一下“这是某某”之所能穷尽的。这些文物不只是告诉我们它们的名字和用途，它们向我们说的是很多很多的“话”，可能还不断地在“说”，它们有“说”不完的“话”在“倾诉”。我们眼前的“文物”无不一一向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与它们交谈，以便“相知”。
——它教人想到，文物是有生命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其一是文物。《有感》云：“历史科学不可能穷尽过去之一切事实，使之成为一个‘生命’之流，只有如实地将‘事实’回归到生活的‘事件’，才是真实的‘时间’，‘事’才是时间性的‘史’。”那么承载着“事实”的文物便是以诉说的姿态“如实地将‘事实’回归到生活的‘事件’”，而在激活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复活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面对文物常会产生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感受。不过，“说一下‘这是某某’”，其实已经很不容易，甚至已经可以构成问题，即所谓“定名”问题，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有此第一步，才能够呼唤起沉睡已久的生命，才可能有对它的倾听和由此而来的第二步的相知。而比我们古的古人面对更古的古物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因此名物学很早就诞生了，如果把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算作第一部，那么时代是三国。以后北宋又有了古器物学。当然严格说来二者很有区別，前者根源于诗经的名物研究，面对的仍是文字，后者所面对的才是“文物”。或者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
关于名物研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華名物考》的《序说》部分有一番简明扼要的论述。即第一是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它以《尔雅》，《小尔雅》，《广雅》为主线，此外又有性质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构成名物研究的训诂学基础。第二是名物学的独立。以《释名》开其端，以后又有从诗经的训诂中独立出来的名物研究，再有从《尔雅》分出来的一支，如《埤雅》，《尔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学的发展，它的研究范围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大致说来有如下内容：甲、礼学；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艺植；戊、物产；己、类书[如《清异录》，《事物异名录》，《三才图会》]。第四，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即特别把经学中的名物部分提出来，用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为之作图解，如江永《乡党图考》。若作分类，可别为数项，如：甲、衣服考；乙、饮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艺考。也可以说，这第四项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贡献。
关于古器物学，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所论甚详。不过这里乃把考古学作为古器物学的延续，这恐怕是当今考古学界所不能同意的。但他对古器物学的确分析得很透彻，并且给予了很公允的评价。对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图》，他的意见是：“这部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这部书内，我们可以看见，还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史学家就能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象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纪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与文饰。”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没有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
至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1]，古老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才有了的一次变革性的突破。其他这里不论，只说我所关心的名物研究，我想，古老的名物研究也因此有了新的生机。
所谓“名物研究”，可以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定名，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即作为物，它的名称与用途。相知，解决的是“文”的问题，即其承载的文化信息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定名，方可以使之复活；相知，方可以使之复原。新的名物研究，其基础依然是训诂和考据，不过它却可能、也必须站在历史、文学、考古等学科的结合部来审视文物，当然这里需要的不是捏合，而是打通，即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发现物里物外的故事，进而用“文物”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构筑起作为“事件”的细节，以丰满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局部，或者说，一个小小的“点”。在很久以后的将来，把若干的“点”连起来，或许就能够呈现一个清晰的精细的历史进程。
二
定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不妨先从很小的一点小趣味说起。
二OOO年五月，徐州国贸商厦明代遗址发现了天启四年黄河溃堤后淹没的一带民宅，并宅子里的大量生活用品。其中一件铜具，有关报道称作“剪形勺”[2]。它与平常的剪刀没有太大区別，惟刃部作成勺的样子，而在中间断开。与它近似的一件，也见于定陵，乃与烛台同在一处，定陵的这两件都是明器[3]。
此物虽然并不引入注目，历史却很是悠久，今有汉代实物可见，其名称并已经研究者指出，即烛铗 [4]。庾信《对烛赋》“铜荷承泪蜡，铁铗染浮烟”，所咏即此。
烛铗亦名烛剪。无论早期用蜂蜡制成的蜜烛还是后来的各种蜡烛，中间都有一根烛芯，点燃烛芯，蜡烛油慢慢熔化，顺着烛芯被火焰充分燃烧，十分光亮。但燃烧得久了，烛芯的顶端会吸不起油脂，于是渐渐有一小点被烧成炭，这一小点自然再不能吸起油脂，蜡烛便只是燃烧结成炭的部分。如此而结炭愈多，油脂不能通过烛芯充分燃烧，光亮因此变暗，且冒出黑烟，结炭处则因温度高而不时爆烈，便成烛花。于是须用烛铗来及时剪掉结炭的这一段，蜡烛才能够重新变得明亮[5]。《对烛赋》之“铁铗”，烛剪也。“浮烟”，则指烛芯结炭部分燃烧时所起之烟，“铁铗染浮烟”，“染”字在这里因特见妥帖。唐裴夷直《席上别张主簿》“红烛剪还明”[6]；蜀欧阳彬《生查子》“剪烛蜡烟香，促席花光颤”[7]；宋王銍《妾薄命》“独夜理瑶琴，泪烛剪不明”[8]；明黄淳耀《寒月和严式如韵》“高烛剪无焰”[9]，说的也都是剪烛花。而所谓“泪烛剪不明”，原是写忧思而借此物象从反面作文章。
烛剪的別致在于刃，它的两刃或分別作成浅托，或索性为相连的两个半圆，张开有刃为剪，抱合则成勺叶，因此正好承接剪落的烛花。咏烛剪之作，金武伯英的一联是为人传诵的名句：“啼残瘦玉兰心吐，蹴落春红燕尾香。” “啼残”句，说蜡烛之燃；“蹴落”句，说烛花被剪，寻常物事，却用情辞把它写得凄艳，固宜为一时所赏[10]。今则要知其事、见其物，才能解得诗的遣词命意之巧。
烛剪又名香匙剪子，又或剪筒。《宋史》卷一四九《舆服一》说五辂之制，卤簿中有“烛台二入，香匙剪子二人’。每事若干人，为此节叙述之例，则这里的香匙剪子应为一事，即烛剪。《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贾母往清虚观打醮，其中说到“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个剪筒，照管各处剪蜡花”，此剪筒，也是烛剪[11]。朝鲜、日本也都用到它。韩国庆州市雁鸭池出土一件铜烛剪，制作极精美，为八世纪新罗时物[12]。《和汉三才图会》卷三二“家饰具”中有烛剪图，释云：“烛剪，可以切去烛烬，每置于烛台。”
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吉林省博物馆藏金代张□《文姬归汉图》，是同类题材的画作中最为杰出的一幅。只是作者之名与他的属金抑或属宋，至今尚无完全肯定的结论，虽然以画作名款上有“祗应司”而定其属金已成意见中的多数，不过作品中扬汉贬“胡”的倾向实在鲜明，高木森《〈文姬归汉图〉的鉴赏》对此有精要的分析，很可以参考，而曰作者是金朝宫廷画家，似乎尚有讨论的余地。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这里仍只说名物。画作人物第三组中的最后一名，前拥红包袱，后负一略近圆形之器，其身分应是侍从。关于这位侍从所负之器，讨论者似乎很少注意，偶见有论者提及，却指为章服上面的补子，这是完全的误会，自不必多论。
侍从所负之器，应是酒壶。定名的依据，来自实物与文献以及二者可以互证之处。
其一，关于壶。此壶有辽代背壶实物可作比照。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代墓群三号墓出土的一件，扁壶连盖通高三十六点六厘米，壶腹直径二十六点五厘米，侧面最宽处十一厘米。粗瓷胎，酱色釉，上端有短颈，两边各有三个穿带，壶底与下边矮足的连接处也贯通作成穿带；此外盈顶式的壶盖，顶部侧面也是贯通的，作成穿带。三号墓随葬品丰富，墓里虽然没有墓志，但出土一件契丹大字木牍，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看，可以推定墓主人是契丹贵族，时代为辽早期[13]。而《文姬归汉图》中的侍从所负之壶，大小、形制、文饰，无一不与之相仿，惟在短颈两侧又另外作出穿耳，而这本来也是此类扁壶常见的作法，则其为背壶当无疑义。
其一，关于酒。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建炎中兴，张、韩、刘、岳为将，人自为法，当时有‘张家军’、‘韩家军’之语。四帅之中，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令[另]为之籍。每旗头、押队阙，于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众者为之；将、副有阙，则于诸队旗头、押队内取之。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悉于四等人内角其优者补之。一人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抗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见范参政致能说，燕北入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入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云麓漫钞》是宋代笔记中极有史料价值的一部，纪事多可信，范致能即范成大，讲述出使见闻也很有实事求是之风。
《漫钞》此则原是讲中兴四将的治军故事，难得把故事的始末原由记载得如此清楚，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张□《文姬归汉图》为侍从添画的正是这样一件用作盛酒的背罌。它为娴于骑射的北方民族所喜用，契丹如此，女真亦然。
附带说一句，画家画的是历史题材，但却并没有想要画中入的种种特征符合它的历史时代，比如侍从的发式，即是取自契丹。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另一幅作品时代有争议的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构图与它相仿自不待言，问题倒是在于画作中同样也有的背罍，其短颈以及短颈两侧的穿耳竟不明所以连成一气，真的成了一件“不知名器”。是只见其形，不知其用，还是其他？那么从这一角度，对作品的时代或可再作考虑。而在这一类问题上，定名所作的便略似于“局部放大”，它或许可以使深入的研究更多一点准确清晰的细节参照。
三
相知当然最难。借用哲学家的语言，可以说，我们必须学会“倾听”，亦即在文与物的相互呈现中“倾听”。
前不久在《中国文物报》上读到一则消息，题为《“中国文明中有关‘古代’的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召开》。其中说到：“整个会议哲学意味颇浓。热点集中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古代’概念的诠释和价值认定。纵观中国文明进程，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古代’都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核。总的说来都热衷于‘营造’一个美好的‘古代’。”[14]这一议题很令人感兴趣，但不知是否有人谈到关于“古代”的“营造”，除了用“文”，还要用“物”，即以物载文，以物载道，而这正是“古代”以来的传统。先秦时代，礼器与礼仪的结合，构成了宗法与封建合一的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这里特别要提到日常生活，是因为“礼仪三千”中本来有着艺术与生活的合一。被后人追慕不已的风雅，原有着“物”作为支撑。关于“古代”的“营造”，这里不说统治者，只说知识分子，亦即士人。士人的特质，独立于时尚之外，该是其中之一，也该是其根本之一。而持守古典，便是士人保持独立的一种方式，一种姿态。当然此古典并非彼古典，它是想象与真实的混淆，理想与现实的合约，不必说，唐人的古，宋人的古，明人的古，都加入了它的当代因素，即以它的当代精神去理解去塑造既真实又虚幻的古典。不断被“复”着的“古”或曰被“营造”着的“古代”，也因此总是充满生命力和生长力，其中作为载道的“物”，也是如此，并且常常因为它的载道而以物的形态成为某种精神的象征。那么作为名物研究，即应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它的底色和添加色，以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总之，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但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细节的真实和清晰。书中若干论题的选择，其实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只是实际达到的，距离所设定的目标实在还相去很远。
四
我本来研究的是文学，因此尚须回过头来，看一看名物研究究竟能够为文学做些什么。
诗，当然也包括文，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赏其才恩，赏其韵致，是一种；解读与诗相关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也是一种。《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断章取义借用这里的一点意思，则读诗读文只留意于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
书中涉及的古诗文，似以宋诗占得多数。讨论宋诗的风格与特色，自是大题目，前修与时贤早作了很多工作，更有出色的成就。近年整理出版的《全宋诗》，更为细致的检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虽有若干疏失，但它毕竟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依据，而这样一个诗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条件从广阔的范围，亦即宋人之诗，而不仅仅是诗人之诗的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对两宋诗重新审视。
以文为诗，为宋诗特点之一，诗因此变得轻易和平常。语言和风格的变化，使诗可以承载更多的平凡，它因此打破了诗歌成熟期所造就的精致，而另外扩展了它的叙述功能。衣食住行，拈来即成诗材，以人世的精神求出世的心态，以平等的心情“尔”“汝”群物” [15]，便可以在日用常行中体味生命。平易的叙述在日常生活的表面轻轻抚过，却激活了其中本来具有的诗性的品质，而诗意便多建立在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品味，对寻常事物的牵挂和爱惜。宋人对陶渊明的偏爱以及对他所作的种种当代诠释，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果做一个并不全面的概括，那么大致可以说，宋词是以细腻柔软的基调容纳情的深婉，宋诗是以质实清劲的风格容纳事的微至。文友止庵君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体味不复存在的语境”。借用这句话，我想说，理解宋诗，回到“不复存在的语境”也是方式之一，即这里不是从诗学角度探讨诗人之诗，而是欲求解读宋人之诗或曰士人之诗中所包含的生活之真实、生活状态之真实，亦即借助于名物研究，而复原“不复存在的语境”。如果称之为“物质文化背景”，似乎太大，那么以把它缩小为生活细节为宜。“风微仅足吹花片，雨细才能见水痕” [16] ，一切都是微细的，但微细中原有它的深广。在落花处驻足，也许可以捕捉到微风传送来的一点消息。
茶事与香事，是宋诗中常见的话题。关于香事，此前的研究多以香料为主，并且多是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白寿彝《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关履权《宋代广州的香料贸易》，林天蔚《宋代香料贸易史稿》和作为增订本的《宋代香料贸易史》，在这一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分量最重的自然要数日人山田宪太郎的《香料博物事典》，此著是人文与科学的合一，不仅香料的考索做得精细，同香料有关的历史与东西方社会风俗也一一在作者的视野之内。台湾刘良佑著有一部《灵台沉香》，后又有在此基础上修订增补的《香学会典》，前者系自行印制和出版。作者曾亲走东南亚访求各种香料，且自筑香室，书中焚香品香之种种便多得自亲历，这也正是香学著述中它的別具一格处。又有一部《故宫历代香具图录》，原是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香具特展而作，图录前面一篇占了百余页篇幅的《历代香具概说》，略如一卷中国古代香事小史，援引古代绘画，并历数可以互为印证的传世品与诸多出土文物，把香具历史和演变的轨迹勾画出大概。那么在此基础上，是否有可能进一步讨论香料传至中土以后，种种细节的变化究竟如何，而香事既作为两宋诗词的话题，它之于士人的生活又是如何。本书有关香事的一组，可以算是粗浅的尝试。它的本意是想在“文”与“物”的交互呈现中，使香诗和香事中的若干琐细微末稍稍变得清晰。
茶事只是社会生活之一端，但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里检阅其详，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丰富。茶事中的细微末节，在茶诗中原是有情，有境，有性灵；饮茶方式的选择，也每每显示着饮者的气度和风神。陆羽曾经努力使茶事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两宋士人则把悬浮着的艺术和境界化为日常，而依然可以用“物”来承载属于自己的“文”。那么士人之茶与世人之茶是否有所区别？从考校名物入手，应该可以发现茶诗与茶事相互映衬中若于细节的意义。
以家庭生活或曰“过日子”为题材，《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抛开为人诟病的***描写不论，仍只说名物，它摒弃掉一切诗情画意，以彻底的人世与沉沦而有着对日常生活种种琐碎的深透理解和入微刻画，包括无数的小口角、小纠纷，昵语、詈语，无一不在它的关注之内，且绘声绘色绘影绘形写得真切，而于物的细微格外用心用力，原是《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系统的一个重要分別，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这正是词话本的优胜之处。把《金瓶梅词话》与《醒世姻缘传》合在一起，几乎可当得明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以爽脆流丽的声口，使琐细之物的形容本身即成故事，则尤其是前者的好处。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好亭子名”宛转在一支为物画像的笔，不能不教人随着它去追索常常是化身在情境里、情节中的物究竟真身如何。本书关于首饰的几则，多半是为小说中的这一类文字所吸引，只是这里才好算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
其实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穷尽资料，是考证将进入某一具体问题时首先要做的工作，然而它常常只能是理想中的标准，我所读到且可以方便利用的仍不过是一些最为常见的书。小中见大，本来是考证应该达到的境界，而在我，同样也只是成为向往。老一辈学者不论，新一代中，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是令我启羡的范本，但至今仍只有惭愧而已。写作过程中，最为深切的感受是对各个方面的知识未能有深透的掌握。我想，今后更为艰巨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还是学习。
五
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师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杨成凯、王明达、黎毓馨、曹玮、李长声、吴兴文、尚刚、方广锠、刘扬忠、郑在勇、陆灏、朱岳凌、姚敏苏、胡丹、刘涛、宋红、金艳、赵鹏，诸位师友各种形式的帮助，都令我心中长存感激。砚友筱芸君的赐序，实是一份令人珍视的友情。陈公柔先生曾审阅过书中的部分文字，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其实平日与先生的闲谈，也常常是从中获益的。书稿的顺利付梓，有赖于李文儒先生和张露君的大力支持；更有美编知音式的精心设计与安排，这一切都教人感念不已。
自一九九五年初夏从遇安师问学，至今已将近十个年头。对老师的感激更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尽。以《诗经名物新证》为基础，遇安师引导我走向了一条新的学问之路，从宏观到微观，无一不悉心指点。老师的学识如百科全书般渊博，我至今不敢说已学到一枝一叶，但自信从学过程中总算逐步有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对于我来说该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用朋友的话说，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求学途中最大的幸运，而我正好是一个幸运者。
[1] 此说见于他的《古史新证·总论》，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 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2]《寻常物件韵味无穷——徐州明代房舍遗址出土文物拾萃》，页6l。
[3]《定陵》，页177；图版一八二。
[4]《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346。
[5]《红楼风俗谈》“蜡烛·太平花”条，页35。按此条于蜡烛之种种，考证甚详。
[6]《全唐诗》，册一五，页5858。
[7]《全唐五代词》，页614。
[8]《全宋诗》，册三四，页2129l。
[9]《陶庵全集》卷一三。
[10]事见元好问《云岩》诗《序》。此意也为后入所喜用，如元萨都剌《寒夜与王记室宴集》“玉奴剪烛落燕尾”[《元诗选·初集》，页1199]，即从此句化出。
[11]前引《红楼风俗谈》，云此烛筒“很像现在姑娘们烫头发用的那种夹剪”，則恐怕是由“筒”字而生出的误会。
[12]《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0》，页236。
[13]《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页657，图七；页667。又《东北文化》中著录的一件辽暗黄釉穿带扁壶， 高二十七点三厘米，腹径二十五点四厘米[见该书图二三二]，也是一例。
[14] 二OO四年六月十一日第七版。
[15]钱钟书《宋诗选注》董颖《江上》诗下的一条注对此有所申说，见该书页163。
[16]陆游《春阴溪上小轩作》，《全宋诗》，册四一，页25506。
文章录入：czq 责任编辑：czq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陕西对新中国作出贡献的人
悬赏分：0
提问时间：2009-10-7 20:36
提问者：
尽量详细一点
推荐***
周秦时期
1崇侯虎：商代末期诸侯，崇国国君。封地在今西安西郊沣河西。与周文王同时期。曾对殷纣王进谗言使殷纣王将周文王囚禁于幽里。后被周灭。
2姬旦：既周公，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也就是今天的岐山县，故称周公。武王死后辅佐成王。制礼作乐，为西周制定官制和其他各种典章制度。
3姬发：既周武王，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之子。灭殷商建西周。
4姬鲜：管叔姬鲜，周武王弟。为周初三监之一。初封于管，即现在的郑州。成王继位后周公旦摄政。管叔不服，发动叛乱。周公东征杀管叔。
5伯禽：周公单张子。周公被封于鲁，因辅佐成王，故由伯禽代为治理鲁地。
6尹喜：周大夫。函谷关令。爱好天文星象之术。在终南山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其地遂得名为楼观，既今楼观台。
7赢渠梁：既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国君。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
8赢驷：秦惠文王。孝公之子。继位之初杀商鞅，但未能废除商鞅之法。
9赢政：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47年十三岁时继秦王位。后免吕不韦相国职，开始亲政。重用李斯，王翦等人。灭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并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秦。
10蒙恬：秦名将。祖先为齐国人，祖父，父亲皆为秦将。秦统一后率30万人北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后胡亥与赵高矫诏杀扶苏，并逼蒙恬自杀。相传蒙恬发明了毛笔，但可能应为毛笔的改良者。
11扶苏：秦始皇长子。因不同意焚书坑儒，被始皇派往蒙恬部去监军。后被胡亥等人设计害死。葬于今绥德县。
两晋南北朝时期
1 杜预：西晋将领，学者。他认为忘战必危，勤于讲武，又博学多能。当时被称为“杜武库”。
2 僧肇：俗姓张，京兆人。既今西安。东晋佛学哲学家。鸠摩罗什弟子之一。
3 智猛：新丰人。既今临潼区新丰镇。后秦时期曾到天竺取经。
4 王子直：南北朝时西魏著名将领。任车骑将军，平凉州叛乱。废帝元年拜使持节大都督行瓜州事。
5 韦孝宽：南北朝时京兆杜陵人。今西安市东南。西魏及北周著名将领。
6 宇文沂：本为朔方人，后徒京兆。北周及隋著名将领。因隋文帝多疑罢其官，随心怀不满，图谋反隋，事泄被杀。
7 王述：京兆霸城人。今西安市东郊。北周时任广州刺史。隋开皇初，献平陈之计，修造战舰，为上流之师。后以行军总管击南宁，未至而卒。
两汉时期
1 田何：西汉经学大使。孔子授[易]，五传至田何。始皇焚书，[易]赖田何口授，始得传于后世。汉代[易]学宗师，汉初因年事已高，惠帝曾至其家授业。
2 宣曲任氏：长安宣曲人，西汉大富商。其祖原为秦督道粮仓的管理人员。秦亡时，人们争抢金银珠宝。只有任氏储存大量粮食。后因此起家。但家风优良。
3 刘彻：西汉武帝，景帝之子。实行推恩制。分全国为十三州。禁止私人铸钱，统一币制，制五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放弃和亲政策，和匈奴之间连年作战，击溃匈奴主力。派张褰出使西域。兴修水利。推行代田法。创建太学。为史上一代明君。
4 窦婴：西汉大臣，文帝窦皇后从兄子。因与武帝丞相田汾争地等原因被杀。
5 苏建：西汉将军，苏武之父。建朔方。因与赵信共率部三千多骑与匈奴数万骑相遇，激战一天多，赵信投敌，苏建逃回，按律当斩，武帝赦其死罪但贬为庶人。后又代郡太守，死于任所。
6 张汤：西汉杜县{今西安东南}人。审理陈皇后巫蛊案和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罗织株连，处死数万人。建一武帝改革币制，铸五铢钱。后被迫自杀。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且都是俸禄和皇帝赏赐所得，足见其廉洁。
1 虞庆则：隋京兆人。隋代大臣。封鲁国公，后任右武侯大将军。讨平岭南人李贤反叛回程途中被诬谋反而被杀。
2 于仲文：北周至隋时期京兆人。北周及隋代大臣。著有[汉书刊繁]等书。
3 韦师：隋京兆杜陵人。隋代任吏部侍郎，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一生为官清廉。
4 史万岁：京兆杜陵人。隋朝名将。突厥可汗入侵，但闻其名后不战而退。史追击百余里，杀敌数千。后因遭杨素妒嫉被诬陷而死。
5 张定和：万年人，今西安东。隋朝著名将领。后从炀帝征伐吐谷浑，挺身登山，被乱箭射死。
6 宇文恺：原籍朔方夏州，今陕西靖边人。主持修建宗庙，宫殿，陵墓，广通渠等，并策划修建隋新都大兴城。后又奉命修建东都洛阳城。其设计理念对当时及后世周边国家都城的设计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7 李密：京兆长安人。隋末瓦岗军领袖。后投唐，公元618年被以谋反罪击杀。
8 王世充：隋新丰县，今临潼区人。隋代将领。唐武德四年，兵败降唐，后被仇人独孤修德所杀。
唐时期1
1 李世民：公元559年生649年卒，公元626年至649年在位。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李源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劝其反隋。李渊称帝将李世民封为秦王。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即皇帝位。为史上一代明君。
2 殷开山：京兆府，今户县人。唐初大将。从征王世充，病死于途中。
3 杜如晦：京兆杜陵人。史有[房谋杜断]之美称。世称唐之贤相。贞观四年病逝。
4 韦仁寿：京兆万年人。为官廉洁能干。
5 长孙皇后：唐太宗皇后。长安人。遗命不厚葬不起山陵。与太宗合葬于今礼泉县之昭陵。
6 姚思廉：京兆万年人。唐代史学家。
7 法顺：雍州万年人。隋唐时僧人，俗姓杜，又称“杜顺和尚”。华严宗初祖。
8 颜师古：京兆万年人。博览群书，学识广博，是著名的训诂学家。
9 唐临：长安人。历任大理卿，刑部尚书等职。凡唐临审理案件犯人无一有异议。
10 张俭：京兆新丰人。唐初为右卫郎将，代州都督，营州都督，后封皖城郡公。
11 李泰：唐太宗第四子。初封宜都王，徒封越旺，魏王。后因谋为太子，贬为顺阳王。
12 阎立德：京兆万年生人。唐代著名建筑学家兼工艺家。唐著名离宫别馆基本均出自他手。在中国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
13 阎立本：京兆高陵生人。阎立德之弟。主持修订多种医书，对中国医药学有相当影响。
14 窥基：京兆长安人。唐右金吾卫将军尉迟敬宗之子，开国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唐代高僧，师从于玄奘法师。为法相宗创始人之一。窥基舍利塔在今长安县兴教寺。
15 韦待价：京兆万年人。官至兰州刺史。多次同吐蕃作战，升任凉州都督。
16 李贤：唐高宗子，武则天所生。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太子。后被武则天流放巴州，被迫自杀。
17 周兴：长安人。唐酷吏。后被来俊臣所逼流放于岭南，路上被仇家所杀。
18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官拜凤阁侍郎。因来俊臣诬告下狱，后来俊臣也被下狱，两人同天被杀。
19 来俊臣：唐雍州万年人。酷吏。后被武则天所杀。
20 怀素：京兆府人。律宗三派东塔宗创始人。
21 王孝杰：京兆新丰人。为唐时大将，后战死于讨伐契丹之作战中。
22 李重润：中宗李显长子。因有人诬告其余其妹永泰公主及妹婿武延基议论张易之兄弟与武则天之事，被武则天棒杀。
23 韦安石：京兆万年人。因不苟言笑吏民皆敬畏。官至尚书右仆射。后被太常卿姜皎所陷害，忧郁而死。
24 韦皇后：长安人。唐中宗李显皇后。中宗复位后，听信上官婉儿诱劝预效法武则天之所作所为。后被李隆基所杀。
25 法藏：原籍西域康居，后随祖父迁来长安。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
26 太平公主;唐高宗李治之女，武则天所生。初嫁薛绍，后嫁武攸暨。
27 韩思复：京兆长安人。任吏部侍郎，襄州刺史。一生为官清廉。
28 韦景骏：京兆万年人。任房州刺史。
29 李隆基：又称唐明皇。睿宗之子。他统治时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后因安史之乱，返回长安后被肃宗迁居于西内太极宫最终抑郁而死。
30 韩休：京兆长安人。任礼部侍郎虢洲刺史。
31 李尚隐：原籍赵郡，徒京兆万年。曾任桂州都督，广州都督，五府经略史。
32 韩朝宗：京兆长安人。任荆州长史，高平太守。
33 王昌龄：京兆人。唐时诗人。
34 韩干：京兆蓝田人。盛唐时著名画家。被誉为画马神手。
35 张萱：京兆人。盛唐时画家。现存世的{唐后行从图}是他的作品。其{捣练图}现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唐时期2
1 韦述：京兆杜陵人。唐代史学家。并著有[高宗实录][御史台记][两京新记]等二百余卷
2 于休烈：京兆高陵人。擅写文章，开元初进士及第。后升至工部尚书。卒年八十一岁。
3 怀素：原籍长沙，徒京兆。俗姓钱。擅草书，以“狂草”出名。今西安碑林藏有怀素草书名碑[千字文]及[东陵圣母帖]
4 颜真卿：京兆万年人。开元进士。曾任监察御史，次史，刑部尚书等职。为官刚直不阿，直言敢谏。后官至太子太师封鲁国公。唐德宗时李西列叛乱，他奉命前去劝谕李西列，后被李杀害。颜真卿以书法闻名。存世碑刻有[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行书有[争坐位帖]书迹有[自书告身][祭侄季明文稿]等。
5 韩晃：京兆长安人。历任吏部外侍郎，镇海军节度使，后封晋国公。好古琴，喜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有[文苑图][五牛图]今存于故宫博物院。
6 第五琦：京兆长安人。著名理财家。封扶风郡公。
7 韦皋：京兆万年人。任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南康郡王，检校太尉。多次击败吐蕃，使西南少数民族多数内附。
8 惠果：京兆万年人。唐代名僧。后常住青龙寺，向来唐求法的僧侣授密宗教义，日本僧人空海在此学成后归国创立了日本真言宗。
9 杜黄裳：京兆万年人。唐名臣。封河中节度使。曾劝宪宗整顿纲纪，削平藩镇。
10 程异：京兆长安人。一生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钱。
11 韦丹：京兆万年人。颜真卿外孙。任容州刺史。造福一方。死后老幼思之不忘，皇帝刻石记功。
12 薛涛：京兆长安人。唐代著名女诗人。
13 杜牧：京兆万年人。唐代著名诗人。历任黄州，池州，湖州，睦洲等地刺史。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
14 韦正贯：京兆万年人。任太子校书郎，调华原尉。一生为官清廉。
15 鱼玄机：京兆长安人。唐代著名女诗人。
16 韦庄：京兆杜陵人。唐末文学家。写[秦妇吟]长达1366字，是现存唐代最长的一首七言古诗。但其笔迹传世少见。
17 杜光庭：京兆长安人。唐末五代时期道士。晚年隐居青城山。今存世著作有二十余种。
18 卫贤：京兆人。五代南唐著名画家。有[雪宫图][蜀道图][盘车水墨图]等传于世。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高士图]和上海博物馆的[闸口盘车图卷]也均出自他手，为稀世珍宝。
宋元明清时期[1840年前]
1 杜汉徽：京兆长安人。宋初名将。善骑射。后晋，后汉，后周时期戍守边州，屡破辽兵。任天长军使，雄武军使。后因病而卒。
2 王意见：京兆万年人。宋代诗人。任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刑部尚书等官职。七十九岁无疾而终。
3 李成：京兆长安人。宋初画家。先世为唐宗室。[宣和画谱]推他的山水画为古今第一。
4 许道宁：京兆长安人。五代，宋初画家。今存世作品有[松山行旅图][秋山萧寺图]。
5 刘谦：京兆长安人。宋史学家兼诗人。曾任荣州刺史，后奉诏修撰[五代史]著有诗集一卷。
6 杨砺：京兆户县人。官至翰林学士。但一生清苦。死后真宗冒雨致祭。
7 李建中：京兆人。宋代大书法家。后居蜀地官至太府寺。自称崖夫民伯。
8 史序：京兆长安人。宋代天文学家。任翰林院主簿，监丞。
9 种世衡：京兆长安人。宋朝名将。开清涧县城。深得当地军民爱戴，死后军民画像苦祭。
10 石苍书：京兆人。宋代书法家。曾任承事郎等官职。
11 薛绍彭：京兆长安人。宋代书法家。今西安市周至县楼观台藏有薛绍彭题诗石刻。
12 吕大钧：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人]人。北宋学者。著有[乡约][四书注][成德集]等书。
13 赵瞻：凤翔周至[今西安市周至县]人。任侍御史等官职。著有[春秋论][奏议][文集][西山别录]等书。
14 吕大防：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人。任盐铁判官，太长博士，后官至宰相。
15 吕大忠：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人。任县令，知州，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等职。任陕西转运副使之职时，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以及当时长安一代遭受破坏的历代石碑细心收集。移置到府学北边[今陕西碑林博物馆]地址。并选择干燥坚固地基稳固排放，且修建了房屋，廊亭，安排了放置次序，使得这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存至今。为今之碑林博物馆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其功流芳千古。
16 吕大临：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人。北宋学者。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著有[礼记解][程门问答][易章][论语解][孟子讲仪][考古图]等书。所著[考古图]为我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17 种师道：京兆长安人。北宋末年名将。官至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京畿两河宣抚使，统领各路勤王兵。宋军兵威始振。金兵闻其名而退兵。
18 成宗道:京兆长安人。宋代名画家。工画人物，兼擅长刻石。
19 扬恭懿：京兆高陵人。元代学者。元世祖曾派耶律郎申敬来召，以疾辞。后又数次召用，皆不赴。为元代关学复起的重要人物。
20 红字李二：京兆人。失却原名，以艺名称世。元杂剧家，秦腔艺人。与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合作编写杂居[开坛阐教黄粱梦][岳阳楼]等剧。
21 王真：陕西咸宁[今西安市]人。明代大将。因屡战有功，被提升为都指挥使。后在对敌作战中身受重伤但仍杀敌数十人，环顾左右说：“我义不死于敌手”。遂自杀。后成祖继位，追封金乡侯。
22 王通：陕西咸宁[今西安市]人。明代大将军。金乡侯王真之子。任武义伯加太子太保。
23 李锦：陕西咸宁[今西安市]人。明代学者。当时关中许多学者均出自他门下。
24 雍泰：陕西咸宁[今西安市]人。官至户部尚书。一生为官刚正清廉。
25 吕楠：高陵人。理学家。历任翰林院修撰，吏部考功郎中，太常少卿，礼部右侍郎。毕生著述甚丰，有[四书因向][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篇外篇][史馆献纳][南省奏稿][诗乐图谱][史约][高陵志][解州志][泾野文集]等。
26 王九思：陕西咸宁[今西安市]人。明代著名学者。传世刻印书籍有[吕氏春秋][国语][左传][六子全书][太白山人集][玉坡奏议]等。为明代陕西私人刻书中的一位著名人物。
27 冯从吾：西安府长安[今西安市]人。明代著名学者。历任尚宝卿，副都御史，工部尚书，创立关中书院。著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关学编][古文集选]等书。
28 梁化凤：长安[今西安市长安县]人。清代将领。顺治三年武进士。因战功卓越，升江南提督，封三等男。
29 张勇：陕西洋县人后徒居长安。清朝将领。历任云南提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升太子太师一等候。死后赠太师。
30 赵宏印：陕西神木人。清朝将领。因战功卓越授左都督，在苏州十二年，盗贼敛迹，官民安宁。死后，郡人祀于名宦寺。
爱国将领杨虎城
导演张艺谋
作家陈忠实
……还有很多
回答时间：2009-10-7 21:58
回答者：
擅长领域：
参加的活动：
暂时没有参加的活动
相关内容
2009-10-3
2009-3-25
2009-8-24
2009-9-28
2009-6-29
查看同主题问题：
其他回答
刘志丹（1903～1936）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同年冬被选派到黄埔军校学习，入第4期炮兵科。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同年冬任国民联军第4路军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在该部建立军、师、团、营政治工作机关，开展新式练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初，被派往以***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3旅，任参谋主任。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3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1933年5月奉命随红26军2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作战，失败后，率少数人奋勇作战突出重围，9月返回照金苏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933年11月成立红26军42师后，任42师参谋长，不久任师长，率部北上合水、庆阳，与陕甘边游击队、关中游击队、陕北游击队1支队互相配合，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2～4月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14个游击支(中)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4年5月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军政干校校长。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和红27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在陕北游击队配合下，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等战法，经两个多月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敌大量有生力量，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壮大了红军和游击队，在20余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西接环县，南至淳化、耀县，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8月，在陕北、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指挥红军主力，集中兵力，在慕家塬、定仙墕地区首歼国民党军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撤回黄河东岸。9月，红26、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他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与军团长徐海东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央到达陕北，***、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回答者：
2009-10-7 20:44
习*** 国家副主席
回答者：
热心网友
2009-10-14 20:36
分享到：
推广链接
用户名：
记住我的登录状态
2011 Baidu唐长安居住里坊的结构与分地
Settings of Daily Life in Tang Chang’an
关于唐长安的许多文献记载了这座宏大都城的方方面面，然而很少有文献提及
或研究长安城的居住里坊，特别是它的空间结构，地块划分，居民密度和屋舍布局
等。自1995年以来，我一直尝试运用数码技术复原唐代长安城的城市景象，并取得
了一些初步进展。尽管着重复原的是重要的和纪念性的建筑物比如宫殿等，在长安
城内占地70%的居住里坊仍然在城市结构中不可或缺，并且是建立起唐长安日常生
活景象的重要的普遍性的组成。
自1999年以来，我对于长安城规划和由其演变而来的洛阳规划，以及平城，平
安，长冈这些日本城市的规划所基于的理论原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基于最近对这
些日本城市的土地划分体系和当时的渤海国规划的研究，可以猜测长安城典型里坊
的地块划分和路网系统。在本文中，两位笔者将追溯之前的研究，为更深入探讨唐
长安典型里坊的居住用地划分提供必要的信息。我们将以唐长安都城东半部的明德
门北第六排里坊---永宁坊为例，详尽阐述这项研究的原理与方法论。根据安史之乱
之前的长安都城大致人口数目，我们将理论复原永宁坊的城市景象。
唐长安
长安城始建于公元581年,由隋王朝所建，比之前任何城市的面积都大。它东西
长9.721公里,南北广8.652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当唐朝取代隋朝建立的时候，长
安成为了唐朝的都城。它和许多中国城市一样，是由网格组成。这样的布局对于居
民来说非常清晰，也被他们反复提及。现代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特点：14条东西向
与11条南北向的街道所形成的棋盘布局，将城市划分成轴线对称的平面、理论上的
130坊：北部中心的宫城和皇城，占地16坊，东、西二市各占两坊，城东南角的曲
江池及毗邻的园林，至少占地两坊，剩余的108坊作为民宅用途，两旁植树的宽街
将这些坊分隔开来。这样独特的、广阔的城市布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新创造的城市模式
在早期的研究中，我曾猜测当宇文恺规划长安城之时，他试图创造一个即能表
达隋文帝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又与他所构想的新帝国所相称的都城
。他在规划长
安的时候，必定已了解隋以前漫长的城市规划传统。熟稔经典的他，一定知道《考
工记》的有关规定：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
这一经典叙述，描绘了一种正统的、将宫殿置于城市中心的都城规划模式(见图
1)。这种模式强调了君王的中央地位；而另一种对北方城市规划有着深远影响的规
划模式，是将宫殿及其附属部分置于城市北部，例如三国的邺城，北魏的洛阳。我
们要设想的是，宇文恺在研究了隋以前的大都市规划后，是如何着手创建一个前所
未有的宏伟城市，并赋予其满足帝王需要的政治含义。以下假设有助于了解此过
程：为了寻找一种能满足即将迫近的大一统所需要的模式，宇文恺首先折衷都城规
划的两大传统 —— 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地域统一的象征。
图1:《考工记》中的城市布局
传统的城市规划
我们首先重构《考工记》所记载的布局，以了解第一种传统。井田制是最基本
的分隔土地的方法。每单元为八家共有的边长一里的方地，即均分为九块的九宫方
地，每块方地的边长为一百步，中心方地为公井，其土地由八家均等耕种，收成上
缴国家。同理，我们可以构筑一个边长为九里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结构C将包
括如井田制中所描述 的81个基本单元（图2)，即这个图形以九个为一组的方式组
合起基本单元，这样一来，这个图形就有可能产生八或十条经纬向的街道，这取决
于是否计算沿边的街道(通常为靠城墙的街道)。
为符合《考工记》中记载的九经九纬，这一图形不得不作出如附图3所示的调整
（附图3中主城门均布置在南北和东西主轴线上）。第一种情况C1，中部经纬双向
各分为两行两列，靠城边的街道需计数，以达到九条街道；第二种情况C2，将中
间部分为四行四列，靠城边的街道不计数。两种情况下，每边都是与记载相符的三
门，历史上有可验证C1和C2布局的实际例子，其中C2占多数。
城市布局的基本单元和布局C
图3: 日本城市长冈(C7)，平安(C7a)和平城(C7’)中所应用的长安城(C3)规划的模数
为了折衷《考工记》宫殿居中与宫殿居北的两种不同传统，在此推测，宇文恺
可能按照C3图例(附图3)所示，将中心方块连同两侧的方块一起北移。
如前文所说，《考工记》的规定有可能促成了C1和C2图例中这两种模式的出
现。为了折衷《考工记》宫殿居中与宫殿居北的两种不同传统，在此推测，宇文恺
可能按照C3图例（附图3）所示，将中心方块连同两侧的方块一起北移。 在此已介
绍了三种假设，以解释隋唐长安的首次规划，并着重剖析日本城市平城，长冈和平
安的规划。
第一设想是，早期中国“坊”的概念为“方九里”的地块。其次，九经九纬(即
南北和东西双向各九条街道)的重要性，及其在都城规划中的不变性。再者，城市
规划在根本上是模数制的。这三条假设使得C3图例以及其它的变体合理化，如图
C4到C7。
虽然有些出入，但隋唐长安本质上源于C3示例。如果不把洛河计算在内，东都
洛阳（建立于公元596年）的规划可能就是基于图例C4。当时的日本都城平城(710-
784)，长冈(784-794)，平安(建于公元794年)的规划就是受长安城启发，源于理论模
型中演变的图例C7, C7’ 或者C7a。假设示例的模数“d”采用宇文恺规划洛阳时的
1唐里（即532米），我们可以差不多正好得出这三个日本城市的准确尺度
因而进一步的设想是，宇文恺为迎合帝王对宏伟都城的要求,创造了一种新的城
市模式。此模式可能受到基于皇权象征性的优先性和模数制规划的实际应用的理论
影响。它首先应用于唐长安的规划，并很快成为东亚城市的模型,经过一百多年来
的进一步合理化,至少有三个日本都城以此为模式,并采用了532米的唐里(大程),作为
城市街区或坊的基本模数。
九宫格
然而，有人表示怀疑，隋朝是否存在如此的操作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将中
间行向北推移，而保持其他部分的完整，是直观而且合乎逻辑的，然而，古代中国
人能否如此推理呢？有关研究显示，同样的思维方式在古代兵法实践中普遍存在。
太公阵法和李靖的六花阵都基于九宫图，配置转化很灵活
（附图4）。这种前后灵
活变换以及中部的移动，可见于记载了唐太宗和李靖(571-649)
的关于曹操战略的
论对中:“《曹公新书》曰，‘战骑在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曹操说，把骑
兵部队分作前、中、后三个梯队，没有说到左右两翼，乃是仅举一种战术而言…当
回军转阵时，就以游骑为前阵，战骑为后阵，陷骑则根据情况灵活使用。”
图4: 太公阵法和李靖六花阵的练习场地
在示范了隋代人可以理解的规整图形的布局转换，产生C3配置以折衷都城规划
的两大传统后，下面介绍另三种假设，以解释唐长安的首次规划，并着重剖析平
城，长冈和平安的规划。
必要的假设前提
首先，我认为古代中国“方”或者说“四边直角图形”的观念包括正方和长方
两种。长方被认做“方”，或不规则形被视为规整方形的现象，可在许多城市的实
例中得以证实，所以，古代中国和日本城市长方的形状，与《考工记》所说“方九
里”并不矛盾。
其次，关于九经九纬(即南北和东西双向各九条街道)的重要性，及其在都城规
划中的不变性。“九”为数之极，代表了君王的尊严和权力，在强调双向街道的
“九经九纬”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重要。此设想连同前述城市不必正方的假设，消弱
了“方九里”这一有关城市规模的概念的重要和必要性。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大
小，可根据预定的人口数目和帝王的野心来调整其地域的范围。再者，城市规划在
根本上是模数制的。中国古代的规划从单体到城市通常采用一种模数或以其简单倍
数为模。因此猜想在创意长安城新模式时，也采用了一种模数或以其简单倍数为模
的设计方法。
回到前面提到的中部被分为四行四列的C3例，经向被分成四列，其宽度与其他
六列不同。设“d”为其他六列的宽度模数，中部四列的宽度则各为3/4d。我们假
定规划遵循一种模数或以其简单倍数为模，四列的宽度可以扩大至d或缩小至
1/2d，因此，产生第一种示例C4，其边长为10d的方形；第二种示例C5，边长为
8d；以及另两种可能的城市平面： 宽10d 长8d 的C6和宽8d 长10d 的C7(附图3)。
以上配置中，宫殿区在C3中可占9d
，在C4中占16d
，在C5中占4d
，在C6和C7
中各占8d
。然而，若宫城小于正常尺度，如C7a所示，其北部会有一行(或一列)城
市街区
。所有的配置都包括九经九纬的基本结构，此特征正如前所述，是最为重
要的。
隋唐长安本质上源于C3示例，是当时两种都城规划传统的折衷体。宇文恺设计
的都城规模需要大于“方九里”，因此我相信，他采用二里而非一里作为小方块
“d”的基本尺度，因此，城市的边长为18里
。整体而言，长安的布局和尺度符合
C3示例，“d”的尺度为二里，即1064米
(正是东西市的大约尺度)。不吻合的地
方，一是城市的长度小于18里，否则就能构成一个正方形，但如果设想城市南端的
界限为芙蓉园南墙，则城市的长度确实接近预想的18里，因而城市的形状在观念上
趋于理想的正方形
；其二，也就是比较难以解释的一条是，唐长安的十二条而非
九条的纬向大街，推测其原因在于，宇文恺采用半模(一里)以调整城市街区的长
度，而用整模(二里)来控制其宽度
，其结果是，城市宽九模(9d)，而南北墙之间的
长度仅71/2d。不过，长安的九条经向道路的印象已经根植于当地居民的脑中，并
且常常出现在唐代的诗篇里。例如，白居易就曾经写道，“归骑纷纷满九衢，放朝
三日为泥涂。”
以上的假设可以解释唐长安的许多特征，进一步解释为何进行模数配置的调
整，我们推测是为了便于城市管理。若采用C3示例的配置和二里的模数，城市就
庞大得难以管理。即使按实际状况，南端四行的坊里在唐代人口都稀少。估计宇文
恺是受实际情况制约，将正方折衷为观念化的方形
，设定芙蓉园南墙为正方形的
南界；同时为减少城市和里坊的长度，他不得不将部分坊长定为半模，以利于管
理，这样一来就将城市规模缩小了1.5倍模，或者说是将组成大九宫的大单元减去
半个单元，以此来消减城市的长度 （图5）
，两市的长宽却都保留为二里。15年
后，公元605年宇文恺设计东都洛阳的时候，就吸取长安的经验，将所有里坊的模
数改为一里。
图5: 以C3 格局分析长安平面图
我们再来探讨受长安启发而建的日本城市，如与唐长安同时代的都城奈良(710-
784),长冈(784-794),和平安(建于794)的规划（附图6）。随着大化(Taika)基于中国政
权制度上进行改革，将土地归于中央政府直接所有和管辖下，日本从七世纪起便开
始建立永久性的都城。在那之前，都延习废弃前都城，另择址立新都的传统。持统
天皇八年(694年)所立藤原京，是第一个依据中国规划原则而建立的齐整的网格状
。七至九世纪间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频繁。据统计到804年为止，共有十六个
日本使团访问过中国，使团中的僧侣和其他专业学者，将许多知识与经验带回日本
。城市建设是受中国影响显著的领域之一，特别是于八世纪建立的奈良，长冈和
平安。平安城还直接参考中国都城的名称，西(右)半部称长安，东(左)半部称洛阳
怎样的布局？
仔细查看三个城市的重构平面，可知它们与前述的理论原型及所转化的C7和
C7a相符。这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三个城市的规划者都受长安规划(或者某种
程度上说是洛阳规划)的启发，如宇文恺一般尝试折衷两种传统，采用九经九纬并
将宫殿置于城北中心；另一种可能是，在八世纪初的中国或其他受其影响的地区就
已经完备的确立了这种理论布局。以奈良为例，如果忽略东部的外城，以及宫城东
面的东院部分
，可将前述的C7配置重叠于城市主轮廓之上。同样的配置可重叠在
奈良和长冈的城市平面上。唯一的不同在于，奈良或平安城的宫殿以北的一行街区
只有半模而非全模。但此半行的存在意义重大，只有如此，才可将第一街作为主大
街来计数，以保证九纬。因此，毫无疑问，为了符合古代经典的规定，规划者会采
取在宫殿北部增加至少半行的手法。而实际上，此半行的存在增加了理论的可信
度。因为城市增加半行的做法，在实际使用上是可有可无的，但从象征性来说，这
第九条街在保持九纬的存在上却是必不可少的
图6: 平城、长冈和平安平面和概念构成图
考古挖掘得到的数据显示，奈良东西4.3公里，南北4.8公里(包括外城和宫殿北
部的半行)；长冈东西4.29公里，南北5.35公里；平安东西4.46公里，南北5.18公里
（附图6）。平安的九经总宽度为85丈(251.3米)，九纬的总宽度为104丈(307.4米)。
假设C7示例的模数为“d”，采用宇文恺规划洛阳时的长532米的唐里，C7的尺
度为东西4.26公里，南北5.32公里，正好是长冈(4.29公里x5.35公里)的尺度；C7a的
尺度为东西4.26公里，南北4.78公里(或5.05公里包括半行)，与奈良(4.3公里x4.8公
里)的尺度很接近；最后，将平安九经九纬的总宽度叠加在C7a之上，得到的数值是
4.52公里和5.09公里，这几乎就是平安的尺度(4.46公里x5.18公里)
从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宇文恺创造了一种新的，迎合帝王对宏伟都城要求
的城市模式。此模式可能受到基于皇权象征性的优先性和模数制规划的实际应用的
理论影响。它首先应用于唐长安的规划，并很快成为东亚城市的模型,经过一百多
年来的进一步合理化,至少有三个日本都城以此为模式,并采用了532米的唐里(大程),
作为城市街区或坊的基本模数。
长安的居住里坊结构
唐长安和这些日本城市之间在城市基本构成模数的相似性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
研究当时的渤海国龙泉府、三个日本城市、元大都和后来的北京城，来得出唐长安
可能的里坊布局
现有的唐长安的文献记载表明，长安的典型里坊大小约为1064米乘以532米(或
者唐2里x1里)，比如靠近东西市和在东西市南侧的里坊。将它划分成十六个部分
后，每个部分(包括道路面积在内)大约有266x133米，面积超过3.6公顷。这样的面
积仍然十分巨大，应当可以被划分成更小的地块，来供当时的平民百姓居住使用。
图7: 平安京城市平面
平安京及其里坊结构
平安京的里坊呈方形，每边长1里，这样的结构与晚于长安15年后建造的洛阳城
相仿。和当时中国的相应城市一样，平安的里坊(bo)也被划分为16个分区或者
(cho)。这里我们称之为平安町，面积大约120米x120米(假设道路平均宽17.5米)。
每个这样的平安町又可以被巷道细分为32个小的分区。如果将巷道所占的面积算在
其内，每个小地块的面积理论上是15x30米或者1/32里x1/16里。在平安京中，大部
分的巷道都是南北方向的，而地块面向街道的长度比进深的短。
图8: 龙泉府的考古实测平面
龙泉府及其里坊结构
渤海国龙泉府的土地划分也为我们分析唐长安的里坊提供了一些线索。渤海国
的存在时间大致与唐朝相始终。它是一个具有独立政权的王国，同时又与唐朝有着
经济和文化的紧密联系，在各方面都深受其影响。作为渤海国最重要的王都，上京
龙泉府的规划模式显然源自唐长安（图8），只是规模要小于唐长安，面积约为唐
长安的五分之一。上京龙泉府的考古发现显示，龙泉府是一个网格状的城市，在其
宫城的南侧有很多排的里坊，格局与唐长安非常类似。其大小也与唐长安的里坊类
似，理论上这些里坊每个大约面积2里乘1里，是洛阳和平安京的里坊的两倍。考古
图表明，有些里坊由除了大小十字街之外的小路分成16个大小为1/4里x1/2里的地
块(为了方便索引，我们这里称之为“龙泉府町 LQF cho”)（图9）。其中一些巷道
又将“LQF cho”再细分成更小的地块。有些大的里坊被细分成“
LQF cho”，
每个大小为1/8里x1/4里，大约是66.5米x133米。更进一步的观察研究表明，“
LQF cho”在某些地方还可以被细分。实际上，“
LQF cho”还可以被细分成四
份，每一份的大小为“
LQF cho”，也就是大约33.25米x66.5米大小的地块。考
古图还显示东西向的道路要比南北向道路多。这与唐长安的皇城中以横向道路为主
的格局也是一致的。
图9: 上京龙泉府宫城南侧里坊的推演分析
以上所述和图9所表达的是我们关于里坊的一些推演性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该里坊由两个毗邻的1里x1里的正方形组成。而右半边的正方形一部分由道路
占据。我们可以画出一个由两个边长为544米的正方形并列放置组成的分析图。这
里544米是从我们先前提到的考古实测图上测量得来的近似数据。在这个分析图
中，左边的第一个正方形ABCD被划分成16个小的正方形每边长为68米，或者也可
以看成是8个68米x136米的町。右边的第二个正方形BEFC的宽度减去1/8或者68米
后，变成BGHC。然后BGHC再被分成16个小块，每个大小为68米x59.5米，也就是
8个68米x119米的町。同时在南北方向上，一部分里坊的宽度也让给了里坊南北的
道路。在这里，每边让出道路17米，从而里坊的净宽度变成510米。将这个分析图
叠加在宫城以南的里坊平面上，我们发现正如我们在图110中的假设一样，由道路
和分析图中给出的细分隔与实际平面有很强的关联（图10）。考古实测图上得出的
数值和我们早先给出的理论分析数值相差无几。
图10: 龙泉府里坊实测平面与理论分析平面的覆盖图
元大都和清北京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到明清北京,其城市肌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元大都。元大
都对官吏的用地分配是每户8亩。根据邓弈和毛其智对清代北京结构的研究，东西
向的两条胡同之间的距离约为77米24。除去胡同的宽度，边到边的距离则为67.76
米。一个面积为8亩的规则地块，也就是4,553.47平方米的地块如果一边长67.76
米，则另一边长约67.2米，其形状是一个近似正方形。而这些尺寸很巧合的与半个
1/4龙泉府町(LQF
cho)接近。因此，很有可能元大都就是以前的城市规划实践的
延续。其基本的分地单元8亩地可能确实就类似于唐长安中的半个1/4龙泉府町(LQF
cho)，即面积为66.5x66.5米的一块地，也就是唐洛阳或平安京中的“1/2平安
町”。同时这些尺度还可以被细分为前面所提到的1/16龙泉府町 (LQF cho) 的更小
的地块。
图11：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出土明器住宅
图12：唐代合院建筑例证
在西安陕西省博物馆里面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唐代院落组团的模型（图11）。这
个模型显示唐代的合院组团是围绕一系列的院落组成的。另一个已经发表的例子也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围绕三个院落展开的合院建筑（图12）。从其组织和构成原则来
看，他们和我们在1750北京乾隆图里面所看到的北京四合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下面的表格简要的列出了四种典型的不同尺度的北京合院建筑（一到四进
院），以及他们的基本尺寸。前三种比较小的合院建筑的平均宽度为约22米，合院
建筑的进深则根据院落的数目不同而各异。因此一进院的建筑在南北轴向上根据堂
屋数目的不同可能为22.8米或者28.6米。大一些的三进院则进深为39.1米，四进院
为 55.1米。（表格一）
( 单位：米)
Type A 类
型A一进院
Type B 类
型B二进院
Type C 类
型C三进院
Type D 类型
D四进院
Width (E-W) 东西广
Length (N-S) 南北长
Dime ion of
xiangfang(N-S x E-
W) 厢房尺度（南北
x东西)
4.1 x 8.3
3.8 x 8.3
4.0 x 8.7
5.6 x 10.0
Dime ion of main
hall 堂屋尺度
10.2 x 5.0
8.8 x 5.6
9.3 x 5.8
13.7 x 8.3
Dime ion of
courtyard 院落尺度
10.2 x 11.9
8.8 x 11.3
9.3 x 12.0
13.7 x 12.7
Dime ion of
xiangfang(net) 厢房
尺度 (净)
2.6 x 7.0
2.5 x 7.2
2.5 x 7.5
3.7 x 8.3
Dime ion of main
hall (net) 堂屋尺度
8.9 x 3.4
8.0 x 4.3
8.2 x 4.4
11.6 x 6.1
表格一: [欲了解四种合院的详细平面和尺寸，请参阅于陆翔，王其明：《北京四合院》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1996年,79-82页,图4-13,4-17,4-19 和4-23。]
鉴于8亩的居住单元是一个边长约为67米的正方形，这个长度几乎等同于三个院
落建筑并排放置的长度(图13)。纵向上它可以是两个B型的组合，或者是B型和C型
的组合，或者直接就是一个大的D型院落建筑。这样的组合在北京乾隆图中不断重
复变化出现。在唐长安中，也有可能在
LQF cho即面积33.25米X66.5米的地块里
面放置3个B型的合院建筑。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受唐长安影响的不同城市具有以下特征：
1) 平安京中，1里x1里的里坊可以首先被划分为16个平安町(Hn cho)，然后每一
个町又可以被继续划分成32个分区，每一个大约为15米x30米。
2) 龙泉府的里坊在尺寸上与唐长安的大坊接近。龙泉府的里坊理论上为2里x1
里，而且也可以首先被划分为16部分或者称之为龙泉府町(LQF cho)。每一个部分
又可以被细分为4份(
LQF cho)，大小为66.5米x133米。
3) 理论上
LQF cho可以又被分为4份，即
LQF cho，每一个大小为33.25米
x66.5米。
4) 元大都划分的8亩面积居住用地，是一个边长大约为67米的正方形，或者是
LQF cho的一半。
5) 元大都（或者清北京）两条胡同之间的净距离为大约67米，与一个龙泉府町
（LQF cho）的宽度非常接近，因而也与唐长安町的宽度接近。
6) 以清北京的合院建筑尺寸作为居住建筑的参考,八亩作为一个基本的居住划分
地块,可能是由许多小的建筑群体构成,从而可以将之细分成至少2到6个更小的地
图13: 以8亩面积的正方形覆盖的清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建筑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唐长安里坊的理论平面，如下图的西北角所
示。图中的粗线表示可能的道路，细线表示可能的划分地块的界限或者小曲（图
14）。根据西北角町的理论结构，可以演变出无数种可能的构成方式。
通过为一个典型的长安里坊建立了这样的理论框架，我们现在可以重建一个典
型的里坊，并且提供更详细的道路和街巷网络用来连接不同尺寸的居住院落。这也
为实现里坊的数码重建中更精细的城市肌理，并达到与当时巅峰时期多达一百万人
口的规模相当的视觉密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且有了这样的理论划分，我们还得
以用适当的居住平面来填充不同的地块，并且相应的根据不同居住密度来布置各个
里坊。以下我们将运用永宁坊的例子来说明复原里坊的方法论。 我们试图复原的
城市景观将为对居住密度，地块划分，居住区规划和空间特征的理解提供视觉依
图14: 唐长安里坊的理论划分
永宁坊
随着时代变更、人口变化，城市的面貌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于永宁坊，我们选
择复原其在唐代鼎盛时期,即安史之乱以前的面貌。预计那个时候长安人口为70
万。由于未知因素过多，各个坊内人口密度的预测只能大概估计。
长安城城区广袤，主要的居民活动都集中在南面四行坊以北。南面四行坊占地
约28 平方公里,人烟稀少，坊内有许多闲置的土地。而皇亲国戚与贵族，作为一个
重要的人口组成，大都居住在城市东北部建造于公元634 年，面积约3 平方公里的
大明宫。
由此推算，长安城70 万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约6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就是
说，大约每平方公里居住着11,500 的人口或者2300 个五口之家。 假如忽略人烟稀
少的南部四行坊，那么永宁坊距离当时最繁华的东市仅几个街区之隔，至少算个中
等人口密度的里坊。永宁坊坊墙之内，若以0.5 平方公里计算，至少可容纳5750
人口或者1150 户五口之家。
根据前文提到的里坊结构推测，永宁坊可以用不同尺度的主次街道和曲、巷分
隔成1024 个宽15 米长30 米或面积为450 平方米的地块 。
图15: 永宁坊的理论划分之一：整坊分为1024个宽15米长30米的地块。
由于永宁坊非常临近东市，太极宫和兴庆宫，它的实际密度应该比以上的推算
结论稍高。按照约一千户家庭计算，永宁坊内可能至少居住5000 到6000 人口。
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很大的可能性）是将永宁坊分隔成2048 个长宽皆为15
米的地块，并且达到双倍于第一种可能性的人口密度。这种情况或许更接近实际。
据史书记载，郭子仪居宅在长安永宁坊以北的亲仁坊，宅居其地四分之一，家宅内
居住3000 人
，相当于600 户五口之家。假使里坊内人口密度与郭宅相似，不因院
落大小而异，亲仁坊在当时可能容纳12,000 人口或2400 五口之家。亲仁坊紧挨着
就是东市，是长安最高密度的里坊之一，按照这一地区人口密度上限计算最多居住
约2400 户家庭。鉴于长安西市更加繁华的情况，那西市周边的里坊密度应当更
高。按照这样加倍的密度，永宁坊划分的可能性如下图所示：
图16: 永宁坊的理论划分之二：整坊分为2048 个长宽都为 15 米的地块。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当时繁华东市附近永宁坊可能人口密度的一个上限和一个下
限。在这个密度范围内，我们选择最初大约5750 人口的估计，作为复原永宁坊面
貌的人口依据。
为了寻找有关永宁坊的详细记载及蛛丝马迹，必须将对坊内居住过的高级官员
的纪录，以及坊内曾有过的衙门等机构的记载同百姓的情况区分开来看待。以下表
格总结了隋唐时期曾居宅于永宁坊的官员与坐落于永宁坊的府衙细节。我们摘录永
宁坊在公元756 年长安安史之乱之前的资料进行分析，因为叛乱之前坊内所有重要
的房屋和宅院尚存，资料非常齐全。同时，我们还假设前朝（甚至早在隋代）建造
的宅屋被屋主想方设法保存，一直沿用到后代，那么在面貌复原中就必须考虑进这
些建筑的情况。
《隋唐两京坊里谱》p.39
京兆府
东南隅
:东南隅京兆府籍坊；《城坊考》添《注》：按此长安志文，籍坊未
详，或徒坊、病坊之类；
明觉寺
隋，大业七年废
《唐代长安词典》P.190;《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p.100
苏威:
南门之东
隋时为纳言、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隋尚书左仆射房国公
西门之北
隋兵部尚书
郑善果
东门之北
唐初官拜检校大理卿、民部尚书
626-683
裴行俭
南门之西
太宗时为长安令，高宗时拜礼部尚书
626-649
江王嚣
西北隅
太宗第十一子，本礼部尚书郑善果宅，后江王嚣买之
王大方
杨政本
幽州范阳县令， 年甫十五，归于隋尚书左丞国子祭酒弘农杨汪第五子幽州范
阳县令政本。……杨国忠四世祖汪四世祖令本，杨政本应为令本之兄弟
幽州府县丞
独孤亟
都水监
杨仲宣
开元时官至吏部郎中。
开元初官拜卫尉卿。《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扶阳县开国公护军韦公頊墓
志铭》云：
705-707
东门之北
神龙初官拜宗正卿，……,缮造廊院称为甲第
705-710
西北隅
中宗时官拜中书令，炎死后宅没官，为徒坊
713-741
王仁皎
东门之北
开元初为将作大匠、开府仪同三司、封祁国公 礼部尚书郑善果宅
张守珪
东南隅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 年）官拜辅国大将军； 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以
其宅置为司天监
李符彩
右金吾卫胄曹参军
756-779
李辅国
宦官，事肃宗代宗，受开府仪同三司，封博陵郡王
756-805
肃宗时授中书舍人，见上书右丞。代宗时为岭南节度使，招拜礼部侍郎。德宗
初，召受彭王傅，进郡公。
779-805
德宗时为河东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锷曾为岭南节度使，征商权舶
税，广蓄财富，营地华侈。
朝议郎守工部郎中
785-805
高 郢
贞元末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尚书右仆射致仕
805-820
羊士谔
唐宪宗时任监察御史。
806-820
元和时官居兵部郎中
820-840
史宪诚
穆宗长庆时为魏博节度使，文宗时加司徒，赐宅于永宁坊东南。
827-840
文宗时官拜检校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载义
文宗时加司徒，赐宅于永宁坊东南
827-840
太宗时官拜太子太保，封涼国公
846-859
李固言
宣宗初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846-859
张直方
宣宗时授金吾卫大将军，自幽州入朝长安永宁坊。
与张直方
大中六年（公元852 年）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直方居宅与裴相公相对
白敏中
懿宗时官至司徒、门下侍郎、中书令。咸通二年（公元861 年）以太傅致仕。
白敏中
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致仕太原郡开国公
杨玄略
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员外置同正员致仕上柱国弘农县开国侯赠内侍
省内侍
咸通十二年（公元871 年）由礼部尚书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门下侍郎、尚
书右仆射，超拜司徒。
873-888
殷保晦
僖宗时官至校书郎。《三水小牍》载，广明元年（公元880 年）黄巢率农民军
入长安，
魏王府参军
根据记录，这些达官贵人的居宅和府衙常常大概布置为 “南门以东”、“东门
以北”或者 “西北隅”等等。对于那些没有相关位置描述的记载的宅邸，我们按
照以下原则进行排布：
1）对于三品以上官职，鉴于里坊制允许他们在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