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解密经济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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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5 01:45
[转帖] 从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解密经济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转自世界经理人）
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
作者：TIMIKE　　
　　代序
　　我购书是为了阅读，除非看走眼买了一本烂书，一般买的书至少都翻阅了。自从网上可以下载书，就省了不少银子，不再去买书，但睡觉前有时还会翻翻纸质书。偶尔翻到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夜航船》，陡然发现是冉云飞写的序，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对冉先生心生感佩，实没料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国学修养深厚。那是冉先生1995年写的，从对明末清初的张岱的身世感怀，可以看到今天冉先生的影子。
　　我很少看经济类的理论书，主要是看不懂，可操作有指导性的经济类的书会去读，比如韦尔奇的《赢》，特别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22条商规》，我是常看常新、获益匪浅，当然，有故事的书也会看，比如《蓝血十杰》，不知道这算不算经济类的书。由于自己不懂，所以对这一领域的专家很是敬畏，发现经济领域的专家总是研究出一些很雷人的科技成果，尽管结论违背常识，但我不大敢质疑。因为很多结论并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这确实是事实。在我从事的研究领域就是如此。
　　可经济学家冬雷震震、不分春夏秋冬的雷人，使得我去多读了几篇他们的文章，发现他们雷人的结论没有事实表述，也没有数据支撑，结论就出来了。作为学术文章，这就是造假。由于明星级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特别小沈阳，我就把他放在博客上的文章通读了一遍，惊奇地发现，茅于轼的经济学就两个字“市场”。判断社会现象政治形态的标准也是“市场”，看它是否市场化，若是，则是正确的。解决一切问题也是“市场”。把所有问题交给市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自然而然地替他解决了，经济学家甚至不用装神弄鬼地再念其他咒语，这样当明星做经济学家实在是太轻松了。为了不使自己显得太无知，我又去读了“市场”的祖师爷斯密的《国富论》，那只无所不在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从这伸出来，茅于轼拿来以不变应万变。
　　茅于轼的博文中有几篇谈自由主义，自己也标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管是什么主义，以一个人、一本书、一个观点为人生所有的价值判断，这就愚不可及。以一个德国人的一本书为标准，规定和指导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国家的立国根本，确实很愚蠢。但以另一个苏格兰人的一本书为标准来反对，难道就聪明了吗？奉马姓德国人为真理的，取的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民主自由、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社会福利，对自己不利就放弃。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只取有利于自己的“市场”，而根本不去理会祖师爷斯密还有一本《道德情操论》，讲得是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中国人总爱在外国人的书本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和经济生活的方式。并非它山之石不可攻玉，但把任何一种理论当成教条，非得它山之石方可攻玉，则无疑是错误的。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可以适应任何时期和任何方面。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与马教的信徒犯的是一个毛病，僵化、傻。
　　在我读了几本经济类的书籍后，我不得不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白痴和骗子，至少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关联的经济学家是如此。作为没有实证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在中国沦落成了玄学，一句“天意”在经济学家的嘴里换成“市场”而已。经济学家实则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至少得通五行八卦、会察言观色；经济学家则简单得多，只需学会两个字“市场”。
　　张岱在《夜航船》记录了一个测字先生，说一个学子赶考前写了一个“串”字让测测能否得中，测字的说可连中，果然中了又中。又一学子听说了，也写一“串”字求测，回答说是不仅不得中还有难，问何故，答说无心“串”为连中，有心“串”则为“患”。测字先生也许当时名声大振，引得张岱记录下来，几百年后让读者领略测字先生的急智和神通。经济学家要成为茅于轼这样的小沈阳，无需什么能耐，整天说昏话也行，找好东家傍好大款是第一。茅于轼深谙此道，所以想不“明星”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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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一、茅于轼是如何“经济学家”的
　　如今，茅于轼俨然中国经济学界的班头，连本身不可一世的张维迎、樊纲等都聚于茅的麾下，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单单是年纪大，谅也得不到这般待遇，想必在专业方面定有过人之处。一个半路出家、据自己说1975年直到满46岁才开始接触经济学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茅于轼是怎么完成身份转换，又有那些理论建树呢？
　　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1950年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副部级待遇，直到离休。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火车司机，1955年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的研究，从这时开始与经济学沾边。茅于轼自承他的研究并没阅读西方经济理论书籍，也没说是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着手，但明确表示了，完全是凭自己的脑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论。1985年，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事中美经济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经济学理论书籍《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
　　茅于轼跻身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劳伦斯•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七周的学习班，有100多名中国学员参加，日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或赴国外成为了前沿经济学家，或如茅于轼这样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这个学习班可看做是他接触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
　　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赴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茅于轼在博客中坦诚，在哈佛听了三四门课，并无收获，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开课，唯一的收获是有了税收的概念。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所聘任高级讲师，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和“环境经济学”，这个教职的得来，是因为与经济系的系主任相识。这三门课的内容与经济学有多大的关系，我不得而知，看“经济系专题”象是一个系列讲座性质，“经济计划”可能是给没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学生讲故事，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钱钟书先生在《围成》中，借方鸿渐之口评价过访问学者的“讲学”，说讲的人以为自己在“讲学”，听的人以为讲的人是在“学讲”，学讲外国话。茅于轼也许讲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给研究生讲的课，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讲完后都会集结付梓，但给外国研究生讲的课都没印成书，我感觉讲得不会是自己的东西。
　　在整个80年代，经济学家呼风唤雨的时期，茅于轼并没露出今日隐隐然帮主的身段，他几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举措。说明那时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认同亦未获同行认可。
　　1980年，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草这份文件的有薛暮桥、徐雪寒、马洪、廖季立、刘明天、林子力、柳随年等。1985年，针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通过对经济学家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识。1983年，经济学家吴稼祥和金立佐写了一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系统地提出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此前，厉以宁也提出股份制，主张多元持股，破产重组，并致力推动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厉股份”之称。这都没看到茅于轼的身影。
　　除了“历股份”，还有吴市场、张产权、曹破产、杨卖光等，用以说明“经济学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无论好坏，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表征。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他们的行为按上的。最近，在“经济学家”这个帮派中，自己给茅于轼按了个“茅维权”，大概是觉得茅于轼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没个绰号很丢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谁也想不到某维权是茅于轼。说是茅于轼致力于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所以“茅维权”。暂且不说茅于轼是否为弱势群体“维权”，仅就“维权”这个社会活动家的表征放在“经济学家”头上，实在是说明这个“经济学家”很不经济、浪得虚名。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没自学，完全是自创。在80年代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也只是以经济学的视角观照实际问题，谈不上经济学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这些文章：“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美国研究》，1988年）、“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与经济学沾上边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面世后，并无影响，只是近年，张维迎屈尊做了茅于轼的小弟后，张维迎将它吹上了天。
　　给茅于轼带来“经济学家”人气的是90年代的两本普及读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三版时改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的专家，要不身陷书斋，要不奔走于与政治权贵的屋前门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给百姓解释一下他的学问的，少之又少。茅于轼看准了这点，走了一条群众路线，推出的两本书恰恰迎合大众急于了解美国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罗大众首先认可了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名声在民间鹃起。那时，茅于轼尚未完全把自己卖给国内外的权贵，说的大多还是人话，又通俗易懂，大众自然认可。
　　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已有“经济学家”身份的白痴，那些白痴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社会科学的学术与资本结盟，会变得邪恶，但学术这个怨妇总归出身名门，邪恶的就不彻底，总惦记着要立牌坊，况且，学术离开了资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象茅于轼这样非学术和伪学术，就非得被资本包养，否则生存堪虞。茅于轼搭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窑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产资本，卖身给任志强潘石屹等，而任、潘则以资助研究项目、频繁举行研讨会让茅于轼在媒体频频露脸，一个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包装诞生了，茅也从此不再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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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的经济学
　　先说经济学，经济学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它从来就不是先有理论，而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它是通过对社会活动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形成一套描述性的理论。先有了市场活动，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无所不在神秘的手在掌控，才有了“市场理论”。先有政府干预，才有了凯恩斯理论。这门学科，没有实证，只有朔后性而前瞻性不强，并不算严格的客观科学。尽管现代经济学都引入了数学以搭建模型，但每一个模型产生于不同的人，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将以往的经济数据放入模型中验证，如果得出大致吻合的结论，则认为构建这个模型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提出这个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希望用这套理论来指导经济生活。可现实中的条件改变了呢，是不是还会得出以往符合这个模型的数据，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大考虑这个，这就是按“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经济改革，越改越离谱的原因。开始靠谱，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它理论得出时的环境的谱子靠的比较近。由此看来，经济学就是经验型的算命的学科，在西方，“算命的”经济学门派繁多，但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只有两种：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1980年，来我国开班讲学的劳伦斯•克莱因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强调充分就业和国家干预，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经济，通过对总量经济的研究，以其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国际收支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是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以价格分析为中心，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微观经济学的源头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
　　虽然茅于轼师从劳伦斯•克莱因，但并没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而是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鼓吹者，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国经济步履维艰寻求转型阶段，经济学家们本能地拒绝有着“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转而紧紧拥抱听起来也悦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当然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和输出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最主要的是经济学家的愚蠢，他们只知道“计划经济”不好，而不去分析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不是“计划经济”、适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帮助。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命令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前苏联才是计划经济。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他们一直是专家负责制和厂长负责制，没有象我国这般随心所欲，由狗屁不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经济学家”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当成唯一标准，衡量一切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于背离常识、公义、公理而不自知，荒唐得无以复加。“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懂这个常识。
　　茅于轼的经济学建立在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里。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可以达到全社会整体的“利他”。当然，这里的“利己”是不侵害别人的利己，是妥协均衡的利己，就是通过协商谈判达成互惠互利。了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能轻易看出茅于轼的这本书是对那只手的山寨版解释。
　　不能说茅于轼的解释没有道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以至商业谈判都是遵循这个“利己”到“利他”的道理。但这不是普遍真理，不能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茅于轼用“择优分配”为真理标准来观照所有事物，则是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又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经典牛顿定理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物理学上的意义，牛顿定理不能解释宇宙现象，也不能适用于微观世界。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则是击碎茅于轼理论的“相对论”。“均衡理论”证明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及其荒谬。如果，茅于轼不了解“均衡理论”，就请茅于轼摘下头上经济学家的帽子；如果，茅于轼清楚“均衡理论”，仍然用“择优分配”来忽悠，那绝不是招摇撞骗这么简单。
　　美国影片《美丽心灵》，获得了74届奥斯卡的四个奖项，影帝罗素克罗在片中饰演经济学家纳什。纳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
　　“纳什均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个体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所构成的最优组合，并不会达到总体最优的结果。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纳什均衡”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
　　下面这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故事，能很通晓地诠释“纳什均衡”。
　　有一盗窃命案，张三和李四的盗窃罪证据确凿，杀人罪证据不足。于是警方就将二人隔离审讯，分别对张三李四二人说：“由于盗窃罪成立，你将面临一年的刑期。但可以做个交易，如果你承认杀人的罪行，可以视为立功，只需收监三个月，而你的同伙将判十年刑期。如果你不交代，而你的同伙交代了，则你将坐十年牢，你的同伙三个月就可自由。如果，你们两个都交代，那么，你们各自服刑五年。”
　　显然，张三李四选择不交代，各自服刑一年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有理性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两人都会盘算：“假如他认了，我没认，我得蹲监10年，所以认了对自己有利。如果我交代了，他也交代了，我也是坐五年牢，也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假使我承认了，而他抵赖，我就只要坐3个月，而他将坐10年牢狱，也是承认对自己有利。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交代了对自己有利”。最终，两个人都会选择招供，结果都被获5年刑期。而对两人最有利的一年刑期不会出现。
　　为什么，因为理性的人不会冒这个风险，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茅于轼说的“择优分配”，但得出的结果却是与茅于轼的结论完全相反。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悖，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调节自利的个体以使整体取得最大利益。但斯密没考虑到，如果参与的个体数量不多，那么，每一个决策者都会顾虑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全球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商业博弈就行不通，那就需要另一套理论来指导。
　　张三李四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条件是：串供。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懂“纳什均衡”，不可想象。那他为何时时事事都用有局限性的“择优分配”来界定呢？只有一个解释，他已经“串供”。茅于轼为地产商摇旗、为富人说话，就是他“串供”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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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经济学的学术地位
　　前些时，不少网站都做了个茅于轼华诞八十周年的专题，牛博网也在首页不甘落后为茅于轼弄了个镶金贴银的牌坊。茅于轼的江湖地位确实很牛逼。江湖地位不等同于学术地位，江湖人往往爱混淆，有意把江湖地位说成是学术地位。在中国，决定江湖地位的一般不凭本事，武艺低微的宋江能做梁山泊老大，凭得就不是上阵厮杀和运筹帷幄，所谓功夫在诗外。在中国，如果你年纪足够大、同时脸皮够厚，敢胡说，那一般会有不小的江湖名声和不低的江湖地位；如果还能念几句科学咒语，那大师、专家的盛誉就滚滚而来。
　　中国人迷信西方，也就从迷“马”开始，时间不长，也就一百多年，骨子里仍然是迷信祖宗，进而迷信年纪够老的人，总害怕不听老人言吃了亏。即使有人看出不过是除了年纪一无是处，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但凡有人揭掉这层纸，也会指责别人不应该。理由是：老人已经做了这么多了，还想怎么样。不惜将老人做的“那么多”无限放大，放大到任何领域，比如茅于轼做的小额贷款，你可以放大到一个道德完人的高度，但放大到茅于轼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那就过了界、不沾边。正因如此，中国就多了不少肆无忌惮的学术老骗子。
　　媒体和网络的喧嚣，只说明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其学术地位如何呢？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经济学家的硬指标：看他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同时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期刊有160种，得到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此言一出，民声沸腾，国内经济学家却装聋作哑，静寂无声。当然，也可理解成，国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高风亮节，不屑于作口舌之争。我认为，国内经济学界是默认这个事实，因为丁学良不好糊弄，相争只是自取其辱。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1984年赴美留学，哈佛博士。国内经济学家用国情说、国际说绕不过丁学良，只好认了。可见，国内经济学界最多只有五个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位置，由于丁教授没举出五个人名，国内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可以意淫自己是五分之一。但茅于轼不可以，茅于轼在硬指标面前很困窘，他没有一篇论文发在了20种期刊和60种期刊里。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开在西方，香在拉美和中国，是不是茅于轼的经济学理论反其道行之，墙内开花，自家院里香。很有可能，张维迎曾经评价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说：“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说前苏联人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言外之意茅于轼也行。在所有介绍茅于轼的学术生平时，都说茅于轼是单独研究，用数学公式建立了一个线性模型，我看很可疑。早在1939年，康托洛维奇就写过《经济管理的最优化》一书，论述线性约束条件下的线性目标达到最优，也因此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茅于轼的研究成果与康氏暗合？但我知道茅于轼懂俄语。算是我小人之见，确实是茅于轼没参考、抄袭前苏联人的成果，自己坐在家里想出来的，可张维迎的评价仍然使人肉麻。先进性和开创性都谈不上的一项“成果”，别说是奠定什么地位，连成果都不是，况且别人完成于近半个世纪以前。线性优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学，它是基于计划经济的优化。康托洛维奇一生都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生活，是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问题研究主任，1965年，前苏联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授予他列宁奖金。那个成绩就是“线性优化”。张维迎无逻辑地谄媚，就是他们那个帮派互相吹捧、抬轿子的游戏。
　　会不会冤枉张维迎，其实他不是在无耻地谄媚，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确实如张维迎所言，是“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呢。看看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在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学选用的教材和参考书，大致可以明白。教材和参考书有：“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变的教材、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有：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但没有张维迎说的“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的、茅于轼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仅此说明，张维迎很下流，以及茅于轼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没学术地位。茅于轼有的是帮派中的江湖地位。
　　学术地位有学界认同，也有民间认可。在国际上，民间同样不认同茅于轼的经济学家身份。Atlas基金会，1999年因《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颁奖给茅于轼，该奖项的7位评委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代表民间组织评定的奖项仍然看不上茅于轼的经济学，而让茅以社会学著述获奖。在中国民间，茅于轼经济学家的名头则响彻云霄。这是因为，茅于轼将自己卖给资本后，资本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必须树立茅于轼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喜欢披“自由主义”外衣而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愤青数量庞大，他们有个简单的认同标准，就是对暗号，说一句“自由主义”、回一声“反政府”，暗号就对上了，那么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脏毒、僵毒和圈圈都引为同好而一起流，也不怕会不会污了“自由主义”这件外衣。由于茅于轼在某个文件中是第一批签署者，所以“自由主义”愤青们也将茅于轼当作一面旗帜，誓死捍卫茅于轼“经济学家”的江湖地位，为他放的每一个屁做“不臭”的辩解。从而稳定了茅于轼在国内的江湖地位。
　　综上所述，茅于轼没有学术地位，只有江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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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茅于轼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媒体、公众、主流经济学们、茅于轼自己，都认为茅于轼是一个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的院长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因为茅“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且将茅于轼当成经济学家，谨以经济学家的标准考量茅于轼是否合格。
　　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如果没能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门派的理论，同时，还需要了解其他门派的理论，特别是必须清楚当前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态势。能够明白经济学的定义和作用，不能夸大它的作用；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门派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能够提出前瞻性的建议当然更好。这就是我以为的、“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经济学爱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经济学家”身份做研究、向公众社会发言时，就必须是符合“经济学家”素质要求的、合格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的身材不适宜披“经济学家”的大氅
　　茅于轼的身材太单薄，披“经济学家”的大氅，比例失调，看起来很滑稽。正如丁学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经济学家的硬件标准，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肯定，茅于轼的粉丝会以“国情论”来辩解，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在于偏重理论的论文，而是身处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变革的实验场，用实践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前文已述，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所以，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既无肉也无骨，瘦骨嶙峋披“经济学家”大氅，很象一个床单绑在牙签上。
　　茅于轼不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学的作用。
　　实际上，“经济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西方仍存在争论，认为不是客观的科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设。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条件能不能满足这个“假设”，当社会条件不能满足“假设”时，是修正经济学理论，还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很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适应现实，或者采取多种经济理论来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茅于轼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经济学”是唯一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一文的结语有段话：“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茅于轼全文的主旨是论述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本身茅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存不存在危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个范畴，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这样，粮食专家、土地专家、能源专家、水资源专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必懂得经济学，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决。发现问题、提出警示，与经济学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很好解决，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大可一试。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显得茅于轼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茅于轼极力构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这些内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下面仅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说明茅于轼用于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关于这点，建议茅于轼去补补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课，任何一剂药，都分君臣主辅，没有一味药是可以包医百病的。
　　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1988，日本《经济学人》）曾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发现这个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 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 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 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满足以上四个条件。当市场需求通过价格给投资者信号时，资本方是否能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代价上是否可行？转移有没有时差？当设备、工人、技术转移完成后，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市场，原有的高额利润是否依然存在？ 事实上，生产永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山寨版茅于轼的“择优分配”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宏观失调，达不到资本的最优化选择。
　　任何一种理论道理与局限性并存，这不奇怪，茅于轼将一个理论当成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唯一标杆，那就有点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这可说明茅于轼既不了解经济学，对他耐以为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知半解，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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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4 发表于 2009-5-5 01:47
茅于轼经济学知识贫乏。
　　茅于轼在其博客上有篇《八十自述》的博文，不知是出于谦虚还是炫耀自己天才的心态如此写到：“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比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不知茅于轼的说法是否属实，但看到这段话，我认为茅于轼的基础确实很差，而且不仅是经济学基础差，其他社会学科的基础也相当差。
　　首先，没看过《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基础是有所欠缺，特别是身为一个彻底而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声称没读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源头《国富论》，似乎说不过去。我不否认世界上存在某些天才，不借助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完全凭空想可以建立自己一套科学的理论。但这样的天才未必是你茅于轼，为什么不是你茅于轼，我以后会讲到。其次，我不知道没读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会影响到“经济学”的基础，也不知道读了洛克，康德，罗素，佛洛依德，韦伯，帕拉图，培根，黑格尔就会顸实“经济学”的基础。因为据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洛克是个哲学家，经验主义的鼻祖；康德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天文学家；罗素涉及的领域颇多，有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宗教和政治，但没有经济学；佛洛依德是心理分析的创始人，属心理学范畴；帕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培根是哲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黑格尔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辩证法思想被马克思所吸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难道经济学的基础，来源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我怀疑，茅于轼并不清楚他列举的人名他们是干什么的，他只是知道这些名字而已。照例，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该这么信口雌黄，可茅于轼义无反顾，莫非，真的是人越老越不要脸。
　　据茅于轼自己在文章中表述，在1975年，年满46岁后开始研究经济学，可又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没阅读过。那茅于轼是怎么研究的呢，是苦苦思索还是望天打卦？虽然茅于轼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一年，但茅也自承没学到任何东西，除了增加了税收的概念。一门社会学科，如果你把它当成科学，就必须尊重它的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一味强调自己的天才，表现出来就是缺乏“经济学”常识。
　　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认识上，茅于轼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无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消减福利。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博弈达到平衡。而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则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茅于轼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地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标准，我不愿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经济学”没学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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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4 发表于 2009-5-5 01:48
茅于轼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
　　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茅于轼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2002年，茅于轼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上说，北京一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六十亿元人民币左右，平均一个北京人一天损失一元一角钱，一年损失四百元。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茅于轼说，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中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
　　从现实逻辑上看，茅于轼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中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还不堵车。显然，堵车与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我不与茅于轼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茅于轼的理论能不能导出茅于轼的“收费”结果。
　　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或者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不可取，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茅于轼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茅于轼“择优分配”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利益。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上涨。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茅于轼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茅于轼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
　　茅于轼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人死了。你能说茅于轼不会治驼背？同时，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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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的思维模式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
　　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茅于轼做不到。
　　逻辑混乱的思维
　　春运铁路没涨价，茅于轼写了篇《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我以为，春运期间不涨价是本分，涨价的非分之想才值得讨论。茅于轼非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讨论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老人家”，写作文都得有事实支撑，依据理论，得出事实与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之，更应谨遵。
　　在文中，茅于轼是打算从成本分析入手，得出春运铁路不涨价的社会成本增加，得出“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此是茅文最后一句）
　　首先，涨价不涨价是个伪问题，铁路部门没有涨价的理由与依据，铁路企业是国有企业、全民所有，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而应以提供最佳服务为宗旨。违背这个宗旨，是我国决策部门在“经济学家”的忽悠下走入了误区。其次，在茅于轼表述的“社会成本”中，茅于轼没有给出“社会成本”的构成要素，也无“涨价”和“不涨价”两种情况下“社会成本”量的对比，“社会成本”增加就绝无可信。茅文认为，由于排队买票花去很多时间，是增加了个体的成本；产生了黄牛倒票，消费者高价购买，同样增加了实体成本。所以个体成本增加的算数和就是增加的社会成本。这样计算，也不无道理。但“涨价”和“不涨价”，排队购票各自分别所需多少时间、如何换算成本、因为票价高而放弃回家探望父母和孩子的，他们的成本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增加或者降低应不应有个量的分析。茅于轼没说。排队人的多寡、时间花费多少、走和留成本的界定和换算，都是动态的过程，以静态分析方法作用于动态过程是否合适，茅于轼也没说。什么都没说，“社会成本”是不是茅于轼说增加就一定增加？如果茅于轼认为自己是权威，他说“成本增加”就一定增加，那我就以他说的为准，也认为确实增加了成本。
　　但基本事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前几年春运涨价，排队多，一票难求；今年春运不涨价，多排队，难求一票。前几年春运涨价，黄牛党猖獗，高价兜售；今年春运不涨价，猖獗黄牛党，价高待沽。不管“涨价”还是“不涨价”，拥挤的购票人群和嚣张的黄牛党依然存在，你用无差别的事实数据，说明两者存在成本差异，是不是逻辑混乱。由于基本数据没改变，“涨价”则必然增加了社会成本，因为每一个人都额外多付出了票价成本，包括购买黄牛票的，黄牛票同样是在“涨价”后票价之上的累加。这个并不复杂的成本计算，为什么身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会答错，而且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出来提醒他错了呢。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下场只会更坏。
　　茅于轼文中的思路是，由于会增加社会成本，所以春运不涨价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不明智的、是有待研究和商榷的。我就在茅于轼的春运不涨价会增加“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按照茅于轼给出的“择优分配”原理继续推演：
　　按照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理性的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最后会达到整体也就是社会利益的最优。观之春运，春运不涨价，由于省钱，理性的人为省钱这个利己的目的，蜂拥购买，最后自然就在“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下，取得了最优的社会利益。可茅于轼为什么又说“不涨价”会增加“社会成本”加以反对呢？到底是茅于轼的“择优分配”正确还是“春运涨价”在理，由于两者结论相反，其中必有一种是放屁，无论哪种为屁，都是茅于轼在放屁。自己的主张不符合自己理论的推演，自己的理论推演的结果与自己的主张背道相驰，说茅于轼逻辑混乱断不会错。
　　自诩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必定还有最后一招，说自己的理论推演与自身主张不合，是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充分市场化的结果。既然知道有体制的原因，那就不应该用充分市场化的理论来套用现实的经济现象，这个基本道理，活到八十岁还不明白，也算奇迹。铁路客运这个公共事务，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仍然是国有，国家补贴，它体现公义和公平，一个完全没有国家福利、政府干预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不存在。用完全市场化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茅于轼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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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倒置的思维
　　茅于轼的文章，其实每一篇都是逻辑混乱和本末倒置的纠葛，选“提高高校收费”这篇来说明茅于轼的颠倒，并非这篇颠倒得特别出彩，只是信手拈来作一标本。2008年1月5日，茅于轼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题为“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报告，报告中没有提到教育收费的问题，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有听众提问：“那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呢？”茅于轼回答：“我说学费要提高，因为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这是一个理由。……穷人上大学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这些意见对社会是有利的，对某些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道理”。媒体将这一观点单独拎出来，茅于轼觉得很受伤，于是，就有了茅于轼的《从高校学费说起》的辩解文章。
　　文章起首，茅于轼就很委屈，说他的意思是提高收费的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完全是以高补低，并表示对此并无研究，也不是自己首先有此提议。确实不是茅于轼首倡此议，在他之前，张维迎和汤敏就表达过这个观点。然而，以提高部分的学费反馈给贫困学生，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果不分。如果，政府教育经费投入能够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如果，目前的学费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教育经费没有被管理者中饱私囊，或者用来建富丽堂皇的大学校门。那么，提高收费来帮助贫困学生才可商议。现在是政府投入不足、国民承担比例过大、钱用来乱花，凭什么还要增加收费。假如政府不愿加大投入，那也应该将现在已经多收的学费，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作为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少不了用经济学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低学费是富人占了穷人的便宜，（确实学费低，可能尚可探讨，5000元以上的学费，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被抽血。）茅于轼的理由简述如下：公共教育经费来源于税收，所得税占税收的很少部分，大部分税收来源于流通领域，也就是我们日常消费时含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富人的资产大部分存放在银行，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穷人进入流通领域的资产比例大大高于富人进入的资产比例。按资产比例来说，富人交税少于穷人。所以，富人与穷人享受同样的公共待遇，则是富人占了穷人的便宜。
　　茅于轼这番话既没帮富人，也没帮穷人，而是帮政府的失职找托词。不管富人还是穷人，不是截然对立一成不变的群体，他们在既有税收制度下合法缴纳了税款，政府就得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如果觉得是对穷人的不公平，可以调整税收制度达到公平的理想状态。不能以此为理由重复收费。假如这可以成为理由，政府就可以以此为借口，以保证穷人利益不被富人均沾而拒绝所有的公共服务，或者，要提供服务就得提高收费，再从高额部分来支付。那我们的税收干什么用了呢？所谓富人，个体比较而言，在税收绝对值的贡献一定会大于个体的穷人；相比资产的比例会小于穷人。在守法纳税的情况下，富人没权利享受公共服务吗？茅于轼是很反对“打土豪”的，可自己却动手“打土豪”。如果富人交税的绝对数量大还不能保证得到公共服务；穷人交税绝对值少，有什么理由相信政府会提供公共服务呢？
　　所以，让大家上得起学，症结在政府负起该负的责任，将现在收取的高额学费立即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而不是再涨价，咬了肉还要嚼骨头。
　　中国大学平均学费在5000元以上，学费假使不算高，那要求现在从学费中拿出部分来资助贫困学生，我还开不了口。就按“经济学家”的意思，把教育当成完全产业化的机构，看看它的成本，茅于轼也是这个意思，他在文中给了个大学教育的成本数据：“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找遍《从高校学费说起》全文也找不到“成本”到底是多少、学费是多少的具体数据，没有成本和学费数据，三分之一的是怎么得出来的，一个没有公示制度的大学成本真实性又有多少。茅于轼敢乱说，我不敢，我只能是找一些资料进行对比。
　　1932年，北京大学一年学费20元，加上每学期2元的体育费，一年22元。清华等国立大学也差不多。30年代的私立大学收费较国立大学高，南开大学学费60元，住宿30元，一年共计90元。最高的是上海的几所私立大学，复旦、光华大学一年100元，大同大学一年120元。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是50—80元每月；中学老师、工程师、记者、编辑等每月在100—200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是350元，一级教授达500—600元。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一个月的工作可以支付北京大学的几年学费。现在大学生的起薪有1500元、有800元、有500元，甚至有零起薪。而学费是每年5000元以上。这个学费说很高，不错吧。如果现在的大学确实成本很高，那应该是控制大学的成本，总不能大学有病，让学生吃药，而且还自己掏腰包买药。说茅于轼提高高校收费是“本末倒置”恰如其分。
　　不用说“经济学家”，只要认识字能读报，都能知道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公众人物，呼吁政府加大投入才是为百姓说话和办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比例2007年是3.32％，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我们总说穷，没钱。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所占的比例，环保比例不够、医疗比例不够、养老比例不够，都是比例不够，多出来的比例比到哪去了？
　　再看英、美两国的助学政策：“2006年以前，英国家庭年收入在22010英镑以下的学生可免交学费，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30%；家庭收入在22010～32744英镑之间的学生需交部分学费，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10%；在读大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待毕业之后年收入达到1万英镑后开始偿还贷款。
　　2006年上涨后的新学费制度废除了先行的“先行缴费制度”，大部分大学生可以不付学费进校学习，毕业后也不需要立即偿还欠下的学费，待年薪超过1.5万英镑时开始偿还债务，所有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学生在25年后将不予追究。家庭收入在17500英镑以下的学生可获得每年2700镑的生活维持补助及3200英镑的生活维持贷款，此类学生约占英国高校在校生总人数的50％。
　　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凡是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者，在本科阶段就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在2008年以后，这个标准又提高到6万美元。从2008年度开始，哈佛大学每年将多支出2200万美元，用以增加对中低收入学生的助学金。这项新政策对许多哈佛的学生来说，将会削减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开支。
　　耶鲁大学从2008年度开始，每年将多支出3.07亿美元，占耶鲁目前的年度财政预算的12%来资助学生，其中同样包括较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宾夕法尼亚大学2007年底出台新政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逐渐取消学生贷款。目前在宾大4000余名本科生中，大约一半都有贷款债务在身。
　　考虑到美国大学有数量可观的社会捐赠收入不符合我国现有国情，而英国2004年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但同时也规定英国学生在进入大学时不用先缴纳学费，而是进校后申请生活补助和助学贷款来缴纳学费。”
　　（引自《科学时报》）
　　没有谁是提高学费后、拿出学费的高额部分来助学的，更没有那个国家的政府在收取了高额学费后，还要追加收取再去助学的。保证国民教育是一个国家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
　　茅于轼未必看不到这点，他为何还要如此颠倒呢，如果真是思维出了问题，那还好，仅仅是一个不幸的个案。可张维迎、汤敏这般“经济学家”所见略同，估计是有意“本末倒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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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医脚的思维
　　我感觉，媒体正逐渐将茅于轼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采访中特意让茅于轼说些不着三四的话，然后热炒，使其出丑。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轼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发表演讲前，“观点地产网”对茅于轼进行了专访，问：“您对经济适用房怎么看？”茅于轼回答：“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
　　　　“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我支持经济适用房设立的初衷，演变至今，真正需要的人不能都买到，而有钱人可以通过关系弄到，则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想，政府不会以为富人谋福利的目的产生“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设计。应该是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或者在制定申请和审批程序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但问题不是出在“经济适用房”本身的制度设计。当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去完善审批制度呢，还是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茅于轼是把孩子一起泼掉。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会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这项措施的利弊，看这项措施偏离制定初衷有多远，是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原因还是具体操作的原因，然后再决定该不该替换，以何种更合理的方式替换。茅于轼缺乏这种思维。
　　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抛弃经济适用房还是“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因为经济适用房也需要审批。不良风气一个劲地刮，可在经济适用房之前，早已把社会风气破坏殆尽，消灭贪污腐化碍经济适用房什么事呢？到是因为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将经济适用房逼上了绝路。难道***贪钱，我们就得把金子化成水；腐败乐意包二奶，我们就要把妙龄女子关在地牢里吗。茅于轼继续举例说明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理由：“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假使他那个朋友参与制定政策，而自己又符合政策要求，那是政策定的太宽松，应该修改政策。如果他那个朋友不符合政策要求，那就与他定不定政策无关，他的朋友可以说是茅于轼认为的腐败。腐败由腐败者承担责任，不能得了好处反怪经济适用房勾引你腐败。就象强奸犯不能怪女孩太性感，强奸完再来惩罚女孩。
　　茅于轼提出用“廉租房”来替代经济适用房也无不可，但理由太牵强。
　　茅于轼没有给出“廉租房”的定义，我只好从字面理解，是廉价出租的房子。既然不卖只租，产权在谁手里呢。政府吧。那不还得审批？既然审批，不还是如“经济适用房”一样会勾引你腐败。所以，为了防止腐败，茅于轼自作聪明地在“廉租房”里不建厕所来阻止有钱人进入。你都不卖，有钱人凭什么可以得到“廉租房”，一个不打算卖的房子，你建不建厕所，与富人有什么关系。不是拿穷人开涮？当然，不建厕所，茅于轼所能够阻止的富人是没能力买房，而打算租房的“富人”。也就是象茅于轼发改委的朋友一类的“富人”，有能力通过“腐败”的关系，买得到又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可他们不管你的廉租房有没有厕所都不会租来自己住。他们通过关系侵占“经济适用房”，是看重的产权，是投资、为了升值，决不是为了解决自己栖身的问题。茅于轼“不建厕所”的天才创意是空对空，没有阻止的对象。
　　只要审批不腐败，建不建厕所都可以拒绝富人染指。审批环节产生腐败，你连公共厕所都不建，也轮不到穷人的好处。富人们自然会成片租下来，转租牟利。茅于轼看到了“腐败”头痛的病症，却给脚趾头上眼药。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此言一出，声镇江湖。茅于轼的粉丝本能的跟进，纷纷撰文阐述其各方面的意义。惹毛了的民众也死揪住“厕所”不放，表示穷人有大小便的权利，不能歧视。也许，这正是茅于轼歪打正着想要的效果，模糊和转移了扼杀“经济适用房”的根本病症，这个病症在共和国的任何一个领域发酵，他们吃完“经济适用房”大餐后，抹抹嘴要收拾桌子了，再准备上一桌“廉租房”的盛宴。其实，我们对待茅于轼的“厕所论”，只需还原到他的文本意义，看他为什么提出、要达到什么目的；考察他的理由是否成立、成立又是否能达到目的。不必与他纠缠平等和人权之类，落入他的圈套。
　　我不认为“厕所论”是茅于轼以及他的房地产大佬的精心设计，我把它看成是整个大局中的一个花絮，谁也想不到茅于轼会那么搞，抛出如此小沈阳的一个“厕所”，而民众及其需要娱乐，于是就配合茅于轼一起将“厕所”搞得风生水起。“廉租房不建厕所论”与茅于轼说的理由和欲达到的目的，风马牛不相及，为何茅于轼还要正儿八经的提出呢，真费思量，我总不愿相信一个人会贱到求别人往他脸上啐吐沫的程度，茅于轼会吗？
　　从茅于轼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茅于轼相对于“经济学家”，那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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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4 发表于 2009-5-5 01:50
先转这些。大家看了再接着转。
一次供应太多，怕引起消化不良。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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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5 发表于 2009-5-5 03:38
呵呵，迅弟儿转贴的这些东西，没有讲啥道理，也没有什么事实，可却足量地人身攻击。
所谓“纳什均衡”，不过是单一命题下的有限元间的博弈。而其依据的模型，不过就是“囚徒困境”，而“囚徒困境”更是最小有限元的单一命题，相对应“囚徒”的狱长或警长，可比做制定法则的神，有惩恶济善的公正意志。而市场是无限命题的无限元博弈，密斯在《国富论》中最精彩一笔不是“无形的手”，而是“退出交易”机制的阐述。没有“退出交易”机制的市场，就不是“自由市场”，是“强迫市场”。
“退出交易”并非“拒绝交易”，“退出”是对同一个命题的行为，而“拒绝交易”仅仅是一笔交易，或同一个对象的交易，抑或同一个价位的交易。比如拍卖，就是关于价位的交易，不再举牌，就是拒绝这个价位的交易行为。很显然，即使这样，即有限元的（竞拍者的人数与拍品的数量）的同一拍品命题的交易，倘若能做到“拒绝交易”，都没有囚徒的困境出现。注意，所有的拍卖都是拒绝“囚徒”们合作的，因为“囚徒”们的合作的结果，只有流拍。
同一个道理，招标也是拒绝投标的囚徒们之间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被指称是串标“与”围标“。招标之所以是最公正和最优结果，我说的必须符合法定规则的招标，就是看中投标的囚徒们的不合作。按照严格规程，投标的囚徒们不知道还有谁是囚徒，遑论更多别的什么了。
无论拍卖还是招标，很有趣，参加者一定要多于”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人数。但凡少于这个数字，招标或拍卖都即行终止。
数量经济学，或者计量经济学，再或者边际效用经济学，都是用数字和数学公式与数学证明方式的东西，但很显然，人的行为并非完全都可以用数学做描述，社会行为也绝非统计计算凡是可充分表述，以为用数学模型就可以推翻别人的所有知识和经验，不要说更远为复杂的经济现象了，仅就更加博弈和简约了的无限元的经营管理，数学模型也仅仅是一个侧面，哪怕是博弈的数学模型或心理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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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7 发表于 2009-5-5 17:48
迅弟儿上次批发歌颂格瓦拉的文章，这次突然批发攻击茅于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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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4 发表于 2009-5-8 01:12
谢谢大苗的回复。这些天比较忙，转贴自身我都还没有抽出时间仔细阅读呢。
先转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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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4 发表于 2009-5-8 01:14
茅于轼代言违背道德和科学的准则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秉持道德和良心，为公众利益代言。经济学家中会出现个别的知识分子，但我不要求广义的经济学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是学者、学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经济学谋生的职业工作者。我不会以知识分子的标准苛求他们。他们可以为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民众群体和利益团体代言。
　　作为社会学科一个分支的经济学，从诞生的一刻，就打上了为利益团体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质是争取本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取得本团体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会人群，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谋取本团体的利益。经济学理论的内涵，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成为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
　　美国的经济学人，或受政府部门雇佣，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或任职投资银行，成为职业经济学人，为雇主代言，为雇主服务；或任教大学和开办私人研究机构，可以代言民众，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仅仅代言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这都无可厚非。但必须身份明晰，任职投资银行就不能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发言，民众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你的言论，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不仅将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停了，自己的资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资管理。身份明晰，才谈得上公信。为谁代言并不丢人，但不明不白，就很可能是在骗人。
　　经济学家替人代言，或基于良知、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论，无论理论对错，都是经济学家的本分。如果不是从自己信奉的理论出发，仅仅是为某一利益群体粉饰，则丧失了经济学家代言的价值，成为了帮闲的吹鼓手。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又是“替富人说话”，又是“为穷人办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则是不道德，至少是对“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不道德。其行为是欺骗、以欺骗的手段谋取利益。茅于轼的代言大抵如此。
　　茅于轼的代言欠缺良知
　　所有的经济学家、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是替人代言，要不代言全体民众，要不代言某个特定团体。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概莫能外，但具体代言哪一个特定团体，茅没说过。茅于轼只说过“为富人说话”，是不是为“富人”这个整体代言，很难说，因为“富人”的定义就是模糊的，我以为的“富人”，也许在茅眼里根本就是穷人。再说，“富人”这个群体，在中国名声不佳，说茅于轼是为“富人”代言，茅粉们断不答应，认为我是抹黑。所以，我不在考证茅于轼究竟是为谁代言上瞎耽误功夫。
　　茅于轼说过：“我认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服务、代言是正常的，但是要透明化。你的收入摆出来，你帮人说话，你要说的有道理，大家就听嘛。否则律师怎么干？人家就是拿钱替人说话嘛。”看来，就代言而言，茅于轼基本与我一致，“透明化”就是我的“身份明晰”，只是关于“律师”一节有所差异。律师替人辩护时，职业道德是他的良知，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律是刚性的第三方裁判，律师不能左右。经济学家则不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就违背了做人的良知，因为“经济学家”在这是第二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第三方裁判，“经济学家”与人消灾应该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去“消”。否则，就是没有良知。此时经济学家的“良知”有两方面，一是对自己理论的尊重，这是职业道德；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基本准则要求不高，即“不作恶、不害人”。
　　经济学家需不需要道德良知，前几年在经济学界有过很大的争论，这个问题会引发争论，我得修正前文对“经济学家”是“白痴和骗子”的判断，其实根本是一群猪。是人都需要道德和良知。
　　“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尊重经济学理论，当经济理论与社会道德冲突时，可以不要道德。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道德和良知而发生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力图找到一条路径，能使经济顺畅，经济顺畅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活。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有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如果某个经济学理论会不道德，经济学家应该修正这个理论，或者抛弃这个错误的理论，而不能教条化，让人来适应它，以牺牲道德和良知来适应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为了人，损害人类根本的理论只会是谬论。
　　在道德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经济学家”持这类观点：受雇于政府就得替政府说话，受雇于资本就得替资本消灾。不然就没职业道德。如果按社会道德要求说了真话，又会违背职业道德，是“道德两难”。
　　前文对“经济学家”是猪的判断，看来很准。灾难来源于假话，不说真话就是违反了职业道德。政府雇你，不是要你粉饰太平解释政策条文，而是购买你的专业知识，希望你用专业眼光去发现问题、提出改进。资本之所以愿意购买你“经济学家”，是为了能得到你的专业帮助、获得长久利益。你必须用你的专业修养去工作，而不是看眼色行事，既是职业道德亦是社会道德对你的要求，一点不“两难”。也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所有经济学家长远的饭碗。借“经济学家”招牌骗钱的资本命不会长，出借“经济学家”招牌牟利的经济学家的命更短，当“经济学家”不要道德良知，公信力立即随风而去，丧失了公信力的“经济学家”马上会被资本扫地出门。
　　曾几何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发出“股市赌博论”。茅于轼认为：吴对社会讲了道德，对他担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来说则没有职业道德。资本是追求短期利润还是长期效益，对长期效益来说，吴敬琏是讲职业道德的，他是根据他的经济学知识做的判断。当然，中国的资本没有追求长期发展的打算，茅于轼的话也不算错。但当职业道德与社会良知发生冲突时，人应该选择道德的行为。而且，这个道德要求也不高，就是“不作恶、不害人”。二战纳粹集中营里烧锅炉、看大门的，在几十年后仍在被追捕和审判，就是基于道德良知，他们也以职业为之辩护，当职业与良知交手，人类即以良知为最后审判。从这点看，茅于轼错在良知与职业道德的取舍。
　　经济学理论是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为人类生活。一个经济学主张，仅仅是为经济理论成立、为经济生活看起来很美而妨碍人们生活的，那是错误的主张。力推这种主张的“经济学家”，一定缺少人类基本道德和良知。
　　茅于轼“春运涨价”则是。前文是按茅于轼的“价格”、“择优分配”理论对“春运涨价”进行分析，得出茅文在没有价格量的分析，以及成本计算上的错误，使得他的“春运涨价”论流于荒诞。在道德良知上，茅于轼的“春运涨价”论同样残酷。价格涨上来后，假使确如茅于轼所愿，没那么多人挤火车，经济现象是好看。可那些人呢，他们辛苦一年，只有春节可以回家对老人略表孝心；只有春节可以回家对孩子略施关爱，因为茅于轼的价格，都成泡影。一个经济现象，有什么理由以牺牲几千万人的正常生活来使它看起来很美？经济学理论是为什么？
　　说茅于轼缺乏道德良知，绝非冤枉。在《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结尾处写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既然如此明白人们一定要回家，涨价除了再扒老百姓一层皮之外，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在哪，经济学的意义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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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有违学理为代言而代言
　　一介草民，难免虚荣，为自己一观点与明星“经济学家”茅于轼观点相同而暗自偷笑。茅于轼也应该感到欣慰，他那把刷子整天东抹西刷，终于也有刷对了一面墙的时候，说明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只是第二把刷子不经常用。2009年3月3日，茅于轼做客腾讯新闻会客室，在回答记者“政府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您最关心哪方面？”时说：“ 作为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投资的效益问题。我赞成把钱投向民生保障行业，譬如医疗、社保，免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样大家就敢花钱了”。我深以为然。
　　茅于轼在北京召开的“2007年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颁奖典礼”上，也是回答记者说：“如果股市不景气，股民的钱自然又会回到房地产市场当中，预计近期房价不会回落。”2008年下了一场大雪，2009年最后一场雪都已下过了，房价依然纷纷飘落，当然，我坐着打字不腰疼，纯属马后炮。可茅于轼的马前预测有依据吗？
　　有，茅于轼认为股市流出的钱会流进房市，从而托住房价。茅于轼的理论依据自己没说，我替茅说：是财富效应作用于房地产价格与股市价格之间的关系。用“财富效应”说明房市与股市的关系，在美国有长期而且广泛的数据采集，经数据验证是正确的。但是否就适合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茅于轼认为可以，就简单地将“房市”和“股市”当成了跷跷板的两端，你高我就低。然而，条件变了，“财富效应”产生的跷跷板不大在中国发生。
　　首先，在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环境，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反应甚至提前反应GDP的走势，而中国的股市不具备这个功能，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所谓“政策市”即是。1996年后几年的大牛市、2001年后的大熊市，正好与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背道而驰。其次，中国股民没有长期持股、做投资的打算。观之房地产市场，作为主要要素的土地掌握在政府独家手上，房产开发也非充分竞争的市场，两者很容易串供，以虚抬价格，共同获利。房产价格必然存在泡沫。所以，机械地套用“跷跷板”理论是错误的，到今天的现实，也证实了茅于轼2007年预测“近期房价不会回落”的错误。
　　认为资金可以简单顺利地从不获利或少获利的行业，转移到高获利的行业，也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通病。股市下滑时，小户、散户很容易割肉离场，但他们不足以给房地产托市，反而是巨量资金被套在股市的峰值上，不得脱身。房地产价格会随股市一起下落。这么多年来的现实也是这么验证的，茅于轼说出结论前，是不是应该先看看中国股市楼市纠缠的现实，尊重理论没有错，更应该尊重现实。
　　如果一个不笨的“经济学家”，在运用“财富效应”进行经济预测之前，应该先分析股市下落的真实原因，是经济、是政策、还是泡沫在破裂。如果是因为泡沫破裂导致股价下跌，就不适用“财富效应”，而应该象我这么“马后炮”地预见到，“房价在两三年内肯定下跌”。日本、台湾、韩国，都是在股市泡沫破裂后的一两年内楼市走低。中国之所以需要两三年，是因为银行不愿意，作为利益体的土地拥有者地方政府也不甘心，他们会帮忙托市，还有茅于轼这样一帮为房地产商代言的经济学家会忽悠民众帮着托住下滑的房价。所以，时间稍微比日、韩长点。
　　茅于轼2007年放言“近期房价不会回落”，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要不茅于轼是一个水平低劣而不愿好好学习认真思考的“经济学家”；要不就是一个说谎话的骗子“经济学家”。我只能给得出二选一的***，茅于轼的支持者们自己选，免得说我进行“人身攻击”。
　　茅于轼如果确实水平低，说出一些很雷人的话，到也怪不上他。要代言房地产商，也不是不行。但代言时，必须尊重理论，至少尊重自己的理论，不尊重自己的理论、最低限度要自圆其说。同时，代言就代言，真的不丢脸，完全没必要说是为了公众利益。之所以这样说，是茅于轼在涉及到房产业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为了挽救日薄西天的房地产价格，而且，给出的理由都是为了老百姓。
　　2008年，茅于轼在中国房地产协会、广东利海集团、2008中国泛北部湾房地产博览会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放言：“大建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可能推高房价”。
　　2月22日在《新京报》撰《限价房太多会搞乱市场》。建设部出台限价房的思路是，“抑制开发企业过高的利润率；避免拍卖和挂牌出让带来的高地价倾向，降低土地成本，拉低住房价格；落实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住宅的供应，改变开发企业建设大户型、高档房的倾向”。限价房可以给民众带来实惠，你可以说执行中很不到位、相当不到位，而且还有腐败。总不能因为没有完全到位而去取消它，退回到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实惠的地步吧。政府为什么有责任维护地产商的价格利益，而漠视对老百姓保障制度的建立呢？
　　2008年2月12日，在北京国展馆举行的住交会上，茅于轼表示经济适用房应该立即停下来。并给了四条理由：
　　一：中国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是消灭贪污腐败，而房地产中间的大问题就是经济适用房造成的贪污腐化的机会。
　　 二：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方法不科学，居民收入不可能准确的调查。
　　 三：我们国家有限的资金应该首先照顾最困难的人，而不是照顾那些有钱买房的人。
　　 四：经济适用房破坏了房地产市场公平竞争。
　　第一条， 那个领域没有贪污腐化，我们是不是就什么也别干？
　　第二条， 第二条，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可在执行中完善，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问题；
　　第三条， 为穷人说话了；
　　第四条， 是主旨，为房产托市。
　　近日，茅于轼提出以“廉租房”代替“经济适用房”是几年以来，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其中的一个招式，在这个招式中加了个噱头，就是“厕所论”。“乱花渐欲迷人眼”，迷的我们看不清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不要限价房、不建经济适用房，切实保障房地产商的利益。“廉租房”不“廉租房”不过是说事的由头。话说回来，茅于轼代言房地产商，我真没说他不是的理由。但罔视经济理论胡说，拿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利益的方式假装是为老百姓争取利益，我就有了说他不是的理由。他是为代言而代言。其实，这种方式很危险，老百姓不信了就失去了代言的价值，与茅于轼到无损，反正他也代不了几年，可坑了那些没来得及死的经济学家，谁还会请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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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由于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对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的能力等自身原因，决定茅于轼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加上茅于轼怪异的思维方法，注定茅于轼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羞答答露半个脸的代言身份和无视经济学理论、道德良知的代言方式，使我这样经济学的门外汉都能看穿，茅于轼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学者，茅于轼合格吗？
　　三、茅于轼是合格的学者吗
　　不，茅于轼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学者“大胆假设”，会“小心求证”，茅于轼是大胆假设，无需论证，天降结论。学者作文，用原始材料和数据做支撑，茅于轼只需要上下嘴唇一开一闭；学者的论据与结论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茅于轼的论据与结论八竿子不见得打得着。口说无凭，我就茅于轼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和他的两篇博文“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学术成果《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进行剖析，仅从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方面考量，不涉及他的“学术成果”正确与否。
　　如果，我对茅于轼的“学术成果”进行优劣评判和价值判断，茅于轼的粉丝定与我纠缠不清，他们非得学白痴司马衷说“到国际市场可以买到肉松”。对一个无法验证的事物，又遇见这帮非认准“市场化”这一根绳子上吊的，估计很听得进我劝他们别上吊的金玉良言。
　　学术研究是论证假设不是虚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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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茅于轼是合格的学者吗
　　不，茅于轼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学者“大胆假设”，会“小心求证”，茅于轼是大胆假设，无需论证，天降结论。学者作文，用原始材料和数据做支撑，茅于轼只需要上下嘴唇一开一闭；学者的论据与结论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茅于轼的论据与结论八竿子不见得打得着。口说无凭，我就茅于轼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和他的两篇博文“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学术成果《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进行剖析，仅从学术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秉持的态度方面考量，不涉及他的“学术成果”正确与否。
　　如果，我对茅于轼的“学术成果”进行优劣评判和价值判断，茅于轼的粉丝定与我纠缠不清，他们非得学白痴司马衷说“到国际市场买肉松吃更好”。对一个无法验证的事物，又遇见这帮非认定“市场化”一根绳子上吊的，估计很难听得进我劝他们不忙上吊的金玉良言。
　　学术研究要有不虚饰的态度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粉请保持理智，并非是我要抹黑茅于轼而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事实如此，天则经济研究所尊重事实也是这么介绍，是不是茅粉觉得确实是一件亏心事，所以怕别人说。其实，福特资助了中国的很多项目，别太神经质。)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开。
　　赵农是“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有杨小静、宋厚泽。此“成果”一经发布，舆论哗然，面对汹汹舆情，最应该出来释疑答辩的、此“成果”的负责人赵农却隐身幕后，态度超然。倒是与此项目表面看没多大关系的茅于轼跃至台前，连撰“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为什么18亿耕地红线没有必要”两文，并将专访以“回应耕地红线争议：骂人者可哀”为题放至博客。学术研究无禁区，这是茅于轼倡导的，研究者享受学术研究成果的权益，也承担“学术成果”相应的责任，也是基本道理。茅于轼似不必替人释疑，按道理，你非课题组成员，你未必能够释疑。虽然茅于轼是天则所的老大，学术研究没有要求老大对每一个研究课题负研究过程中，论点、论据、论证、结论，等每一步骤的具体责任。茅于轼出来对论点、论据、论证、结论等具体步骤的解释，纯属越俎代庖。也不是尊重科学和尊重研究人员应有的态度。从茅于轼三篇博文中，看出茅于轼与研究结果结论高度认同、趋于一致，是茅于轼基于观点相同的学术侠义之举吗。
　　赵农在介绍课题研究过程、课题主要成果时指出，该课题于2008年年初启动。似乎没有介绍是自选课题、委托课题还是“命令课题”。但2008年才启动的研究课题，茅于轼在2007年就有了结论。茅于轼在“中国真有这么多危机吗”最后一段写到：“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损失有多大还没有人计算过。我估计也不少于几千亿元”。在新浪博客此文后特意注明“本文写于2007年”。2007年5月29日，茅于轼在国际在线网站发《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所说的不保护理由、和可以达到的目的与赵农的研究成果一致。英雄所见可以略同，强盗作恶也会不谋而合，而处在同一家研究所、又是上下级关系，所长2007年的结论，研究人员2008年启动研究，2009年得出结论与所长茅于轼前年的结论完全一致。只能说这种研究不过是用研究课题的形式来对茅于轼的结论进行诠释。或者说是给茅于轼的话语披一件学术外衣进行包装，以便看起来“科学”。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在学术成果出来之前，此命题是一个假设。茅于轼可以这样假设，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开始的，但对假设必须小心求证，论证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对假设的求证，委托或“命令”别人去求证假设，尽管很玄，但委托者信得过也非不可。但在公布研究成果时，对课题的来源应有个说明，是“基于茅老直觉判断进行的理论研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基于假设的研究并不丢人，也是常情，课题组与茅于轼为何讳莫如深。
　　对于有人指责天则所拿外国财团的钱，鼓吹进口美国粮食一事，赵农回应：“基金会提供了资助，但并不过问我们的研究内容”。我相信，基金会在中国就四个人，他们不可能过问。但此项研究是先有结论，后开课题是事实，是对结论的理论诠释抵赖不了。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这个假设有多少科学依据呢？国家该不该保护耕地、耕地保护的底线在哪？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作为“微观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提出“不应再保护耕地”的结论，有多少客观依据和经济学的依据、或者是头撞在门框上的灵光闪现。茅于轼自己很清楚，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遂委托赵农替他说。科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不小心头会撞在门框上，运气好，撞过后还真有“妙论”，囿于本身学力不逮，寄望别人替他圆场，应该找一个能够园的人。如果找一个不具备“圆场”素质的小弟来“圆场”，对公众而言，没有可信度；对假设本身而言，可能会证伪。
　　赵农，医学学士，行医六年，经济学博士，师承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谷书堂。请一个计划经济的专家来诠释市场化经济，好像不靠谱。唯一的理由就是，赵农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员，他有责任完成，2007年茅于轼说的“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这个假设的解释。
今生为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
(交通部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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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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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4 发表于 2009-5-8 01:15
学术研究要尊重数据
　　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都要尊重作为论据的数据，自然科学尊重实验数据、社会科学尊重统计数据。由于社会学科的统计纷繁复杂，就要借助文献资料的统计数据，如果觉得文献资料统计数据不准确，可以按自己的统计方式采集自己认为可靠的数据。推翻文献资料的数据，必须给出自以为非的理由；用自己独家数据，也要说出自以为是的道理。不提供数据、无视文献资料的数据、不证明自己独家提供的数据，以此得出的结论，没有可信度可言。这样形成的学术文章，根本就是笑话。本只可对初中生而言的作文注意事项，需要用来教育茅于轼以及赵农这样的博士经济学家，深感悲哀。茅于轼锲而不舍地“笑话”以娱大众，投身娱乐界，是敬业的表现，但以经济学家、学者的身份一本正经地自娱乐人，则是学术界的悲哀。
　　茅于轼在《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3项研究结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问题，先看看中国粮食的现状。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是5.25亿吨，2007年：5.016亿吨；2006年：4.9亿吨；近几年最少年份的2003年，仅有4.31亿吨。忽略国人好浮夸，报喜不报忧的水分，取统计数字为真实。除以13.2亿人口基数，人均397.7公斤。一年365天，基本上一天人均1公斤。由于政策的原因，存在大量没有统计的黑户，他们也要吃饭，人均397.7公斤也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数字。即使按397.7公斤的理想数据，相比世界人均占有粮食的400公斤，也只是勉强刚刚好。以这样的粮食占有水平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问题，当然，茅于轼觉得不饿死就没问题，我也没话说。如果，按茅于轼的“学术成果”，18亿不用保，15亿不用保，10亿保起来也是多余，那究竟耕地多少才合适呢。茅于轼的“成果”没说。反正茅于轼的“学术成果”就是减少耕地，至于减到多少才合适，不在茅于轼考虑之列。我国的耕地还有得减吗？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资料，世界耕地面积约为130.64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0.225公顷，而中国耕地面积只有12208.38万公顷，人均仅0.1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样的基本数据，我不信茅于轼以及他的那个项目组的专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