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喜马拉雅山的活石
，最后更新：2009-3-22 6:30:07
　　在《伊甸园书斋》创刊，并连载托玛斯．赫尔医生的《喜马拉雅山的活石》不久，编辑部举办了“托玛斯之夜”晚会，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托玛斯．赫尔（Thomas Hale）先生和他的太太辛西亚(Cynthia)。
　　神藉着辛西亚母亲的病把辛西亚夫妇送到了我们这儿。辛西亚的家就在我们附近，她的娘家据说豪华得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曾让年轻时的托玛斯也大吃一惊。出生于这样富裕家庭的她，为了尼泊尔人民的苦难，甘愿抛弃现代化住宅的舒适安逸，栖身于牛粪和泥巴涂抹的土坯房；别离美国东岸四季分明人口稠密的一片沃野，奔赴贫穷山国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舍弃轿车的便利和柏油马路两旁的茵茵绿草，选择那羊肠小道的险峻崎岖，跋涉在山洪和土崩的危险中……更何况，伴随他们的还有嗷嗷待哺的稚子、语言的障碍、文化冲突……关山重重，千难万阻，皆非普通人可以想像。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辛西亚告诉我们，她曾为宣道而弃琴择医。
　　她从小学习钢琴，立志做一个钢琴家。苦练十几年的钢琴后，她理当进入音乐学院，以便摘取那最后的桂冠。然而，去海外宣道的需要提醒她，贫穷国家迫切需要的不是音乐而是医疗。于是她毅然跨进了医学院，并在解剖房里认识了立志医疗宣道的托玛斯。他们在信奉佛教的尼泊尔宣道二十多年，妙手回春，挽病人于垂危，也广传福音，救众人于沉沦。
　　望着辛西亚依然端庄美丽的面容，我的内心翻腾不息。我真正明白“弃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十几年的苦练毁于一旦，意味着十几年的盼望和梦想归于虚空。因为我也尝过“弃琴”的苦味，只不过她是出于自愿，而我则是被迫。这种失却盼望和梦想，失去精神寄托的痛苦，能把人推向绝望的深渊。这也许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思想的动物，那魂归何处的需求，绝非衣食物品可以满足。
　　记得文革中，物质匮乏到了极点，我们工作在野外，常因气候关系供应不济，曾有过一日三餐酱油汤加白饭的日子，但最使我痛苦的是没有书读。那时唯有信仰在支持着，以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等到那场闹剧结束，我才终于有书可读。在高等学府思想解放和民主意识的熏陶下，旧的“信仰”一点点地破碎、倒塌而归之虚无，新的信仰则无处找寻。还记得那个晚上，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给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时，我彻夜难眠。过去的许多痛苦又浮上心头，最难忍的是受愚弄的感觉。原来那貌似纯洁而神圣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权利斗争而已。我发誓，我决不会再相信什么了。当时心中还有一闪念：“就是真的有上帝，我也不会相信！”至此，我成了没有信仰的人。
　　可是我们为什么活着？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敢正视它。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学术研究，我的目标是个人奋斗向上爬，最终成为一个著名学者。当然，内心深处脱不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窠臼，自以为学术研究有地位有名声，自然就会有精神方面的满足；学术的***之塔似乎足够清高，不似政治那么龌龊，也不像体力劳动那么卑微。“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有了这个目标，我渡过了勤奋而快乐的大学时代。毕业后步入所钟爱的研究领域，开始了真正的攀登。那时候我最喜爱的是王国维的治学三阶段论，终日沉浸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侬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中，并时时享受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
　　可惜好景不常，商品经济的大潮冲进校园，人们的物欲被激荡起来。清水衙门水不清，***之塔也龌龊不堪了。为了职称、住房、奖金、荣誉，人们尔虞我诈，争斗不休。置身于一个“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社会环境中，我未能免俗，也无力免俗。似乎不斗的话，自己该得的一口大饼也会得不到了。然而斗的感觉并非“其乐无穷”，而是沮丧无穷。就如一根卷入旋涡的小树枝，有脱离旋涡，攀缘上岸的渴望，却不知岸在何方；只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地跟着转，与旋涡中的其他树枝、小草、水藻们纠缠在一起，谁也不得解脱，不得安息。“八九”***前的坦克和***声粉碎了我的最后一点希望，从此踏上异国他乡的不归路。
　　第一年作访问学者的生涯，叫我看尽了美国学术界的黑暗，那倾轧和争斗旋涡不亚于我故国的校园。尽管我是旋涡外边的旁观者，也能听到里面的人在如何地纠缠、冲突、挣扎、呐喊，在如何地痛心疾首，愤愤不平。我为之胆寒，为之齿冷，更多的是徒呼奈何的失望……。
　　第二年将近之际，我发觉我的路已走到了尽头：故国的旋涡令我望而却步，他乡的生存煎迫也使我不知所从。眼见得，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胼手胝足，去挣那最低限度的工资，更为痛苦的是如日中天的学术生命可能就此完结，客厅里没有了朋友们抨击时政，高谈阔论的声音，讲坛上没有了自己旁证博引传道解惑的位置，书架上再没有了同侪朋辈的作者们签名的大作，信箱里也没有了编辑部的稿约，学术会议的通知……这是因为学文的人，他生存的土地就是他的人民，他的学术生命就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没有了祖国和母语文化，便没有了一切。
　　我的心有如撒哈拉的沙漠，一片空虚，苍茫而悲凉：世界之大，竟没有我的立脚之锥，天地之阔，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想当年，节假日星期天，一分一秒都舍不得荒废，在学术的园地上耕耘不息。如今竟整日整日地为了肚腹之需而奔波劳碌，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当如何渡过这乏味的一分一秒呢？失去了专业，就失去了个人奋斗向上爬的机会和动力，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盼望。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养活这付臭皮囊吗？魂无所归，心中浮漫的只是绝望，无边黑暗中独步的恐惧和绝望。
　　幸而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照进了我的心。从此光明代替了黑暗，活着忽然有了新的意义，对于未来也有了新的盼望。回首往昔，汲汲营营于自己的名与利，何时我曾想到过爱？帮助人都是有条件的，只帮那帮我的，只爱那爱我的，只喜悦那我喜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搁置专业固然可惜，不也还有许多重要的、实实在在的事需要我们去做吗？从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找到了写作的源头，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人民养育我，我的笔依旧可以为他们服务。如今，客厅里有弟兄姊妹们分享主爱的轻言款语，教会里有执笔耕耘，见证主恩的服务事工，书架上陈列着朋友们赠送的灵修书籍，信箱里摆放着文字事工的往来信函。更重要的是，内心有了爱的源头，爱的力量。“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哦，感谢主！我终于魂有所归。以我的卑微，不能望托玛斯和辛西亚的项背。辛西亚是主动弃琴，为了宣道，我则是被迫弃琴，终蒙拯救；辛西亚是救人的人，我是得救的人；辛西亚是传播爱的人，而我是蒙爱的人。两者相去何其远矣。
　　在灯光摇曳，歌声悠扬，笑语流淌的“托玛斯之夜”，从辛西亚的弃琴，想到自己的“弃琴”，深深感到主恩浩荡，如江河海洋。沐浴在这温暖的爱中，我多么盼望能把这爱传送给大洋彼岸我的同胞，传送到纠缠冲突挣扎呐喊的旋涡中……。
　　《喜马拉雅山的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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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山的活石》（Living Stonesof the Himalayas）是医生兼传教士夫妇托玛斯．赫尔（Thomas Hale）和他的妻子辛西亚(Cynthia)在尼泊尔（Nepal）王国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在此期间，他俩与教会和医院同仁一起，冒险犯难，将西方医药介绍进素不信西医只信巫医的人民中，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敌视福音而迷信印度教的国土，倍历艰险，也尝到上主所赐的喜乐。在这些真实的故事中，我们随着作者优美而多情的文笔，像亲身跋涉在忽而温暖的山谷忽而寒冷的世界屋脊，像在共尝尼泊尔人民的饥寒、疾病、信仰逼迫的苦难，像在和他们一起由一所小小的医院，小小的教堂，从星星之火，逐渐燃烧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魔鬼没有权势”的教会医院看病；在磨练中，教会的砌石，和基督徒的活石，在群山中越砌越广越高，我主的福音越来越弘扬嘹亮。闭关锁国开放了，饱受逼迫的基督徒和教会现在抬起头来，昂首前进。尼泊尔的传教经验，对中国大陆及其他类似国家中的传教工作，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吗？
　　托玛斯．赫尔和辛西亚出生於纽约州奥本尼（Albany，N．Y．）的富裕家庭，学的是赚钱多的外科及小儿科专业。蒙主召后，毅然抛弃优裕环境，拉家带口，到离家数万里极端落后艰险的尼泊尔的小医院从事行医及传教工作，长达二十余年。他们的虔诚信仰，谦卑美德和尼泊尔贫苦村民的勤劳、勇敢、诚实、好客相结合，创造了不少医病和属灵的奇迹，他们无私的爱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尼泊尔朋友的爱戴。他俩不但在医疗和传教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文字方面为神有效地事奉，本书和以前出版的两本书，《别让山羊啃吃枇杷树》（Do #39;t Let the Goats
　　Eat the Loguat Trees ）和《远在里格里格山那边》（On the Far Side of Liglig Mountain）都脍炙人口。此外，他俩还苦修尼泊尔文，托玛斯写成和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尼泊尔文铨释，以利宣教工作。在这个家庭的陶冶下，两个孩子长大***，都在国外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基督教的宣教工作。
　　当我们美国人听说我和辛西亚在尼泊尔工作，他们凭想像在眼前会浮现出这样一个遥远的山国：在这里人们穿着部落的奇装异服，住在乡野的茅屋里，没有20世纪近代化的道路来打扰他们。美国同胞这幅极尽想像的图画颇与实情相似。尼泊尔确为一独特隐秘神话般的国土，有庄严的王宫，离奇的庙宇，叹为观止的景色，骁勇无畏的廓尔客士兵，在酷热的丛林中猎虎，光秃荒凉的高原，据说还有可怖的雪人。但是凭天空所映现的城市轮廓，难知该城中街市的真相，凭上述浪漫的想像，也难以深知尼泊尔的真像。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一迷人国土，请随本书下列各章，与我们一道来体认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
　　尼泊尔与美国田纳西（Te e ee）州大小相当，住有约两千万人民，夹在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从东到西跨越全世界最高大的山脉。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印度教教徒（Hindu），一个是印度，另一个是尼泊尔。印度对所有的宗教信仰平等相待，尼泊尔则不然。尼泊尔迄今仍是一个神权国家，其国王认为他自己是印度教三大神只之一的毗湿奴（Vishnu）的化身。而且，按法律上说，虽然所有尼泊尔人可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如果有人离弃印度教，则会在社会上面临严峻的迫害，被认为是背叛其国家和国王。
　　尼泊尔的大特点是它的独特地形，这点决定了尼泊尔人生活的一切特征，从天气到耕作方式。许多人认为尼泊尔主要是冰雪遍地，崇山峻岭。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海拔5000尺以下的地区，大部分人几乎就住在海平面之上，尤其是南部人口稠密地区倾斜入广阔的恒河流域，那里的纬度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一样。从那里，低平的河谷逐渐北升锲入喜马拉雅山麓形成不规则的蜿蜒峡谷，钻进陡峭的山脊两边。为了表明在纬度上各地的极端差异，可想像离安普琵琶尔村15哩的一个地点，每两哩的距离，高度即由海拔2000尺的河谷上升到海拔26000尺，这种海拔的急剧升高变化，在世上真是绝无仅有！
　　气候的地区极大差别和海拔一样，从焦灼酷热稍登上一个台阶就突然转为刺骨严寒。确实，尼泊尔人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所居纬度高低而迥异。上行或下行一段距离，旅游者会发现人们的穿着、居屋、庄稼、甚至方言都大不相同。地区之间或多或少地互相隔离，与外界更是绝缘。绝大多数尼泊尔人都是仅足糊口的农民-----文盲、迷信、保守。像所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然而，与其他民族比较，他们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不矫饰、待人友好。由于从未受过殖民地的统治，他们对待外国人毫无敌意，自然地无拘无束，不像受过殖民地统治的人民那样。他们愿意与你交谈，常同意你说的观点，想使你高兴。假如你旅行到他们的地区，他们会使你感到宾至如归，哪怕自己吃亏也要款待你，使你感到安全快乐，爱打听你的个人问题，好奇地询问你是什么人、在自己国家干什么的，结过婚没有，如尚未婚，则问你为何如此-----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故意使你受窘或生气。你会感到他们喜欢你，而你自然也不得不喜欢他们。
　　他们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诚实。脚夫（或轿夫）们为乘牛车旅客背运行李，信实可靠，终日劳累只赚得一两块美元。病人们来院看病，带来能省下的钱，甚至变卖财物，以支付医疗费用；来看病时必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纵使明知衣着褴褛可能获得免费。尼泊尔人认为欺骗绝非自己的品性。 　　
　　尼泊尔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宗教信仰虔诚。他们国家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但渗杂进佛教、泛神教、鬼神迷信、魔法等因素。来加德满都的游客们会发现四周都是庙宇、神像，从庙里高大的奇形怪状的神像到沿街小神龛里彩绘的小石像，举目皆是。祭司们和占星者不仅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而且也影响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及行动。
　　印度教徒相信万事万物皆属一种本质，即“万物归一”。因而他们认为以下的事是完全合理：花木会从房屋灰浆缝里长出来；墙壁和地板上应涂抹泥巴和牛粪；院子可作为厕所；小巷也当污水沟。大多数人认为“细菌”概念只是西方人的迷信，在他们看来，疾病不是由于细菌，而是由于得罪了某种神灵才遭祸惩。因此，以下情况就不足为奇：保健及卫生标准极低；疾病极易传播；尤其在乡村；山道甚至街道到处可大小便。在尼泊尔行走的头一条要诀，就是步履小心，只能走路当中。 　　
　　这种“万物归一”到处都可找到见证。甚至在加德满都任何一条街道走一下就获明证。几年前，辛西亚的弟弟迪克兰来此，曾看到一个小男孩蹲在一条小巷边拉屎，小孩刚拉完，两个母鸡立刻跑过来把他的“产品”收拾得一干二净，片刻之间，路面清洁如初，胜过任何卫生部门的清扫工作，又便宜又利索！在街上我们走过一家肉店，门前悬挂着一排排拔了毛的鸡；迪克兰看到这些鸡时就立刻想起刚才母鸡啄食小孩拉出的“产品”的情况，而感到一阵恶心，使它在尼泊尔期间再也不敢品尝一下鸡肉美味。其实他应该心存“万物归一”的宝训就“万事大吉”了。 　　
　　对刚来尼泊尔的人讲这条“宝训”简直是开挖苦的玩笑。但到此的人包括我自己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我清楚地记得：我到尼泊尔不久的一个下午，我不折不扣地体验了一次这个“万物归一”。人们曾关照我：在加德满都到任何地点只要有部自行车就最有用最省钱。因此，我一到“统一教会语言学校”工作，就马上买了一部印度造的自行车，趁热打铁立刻骑车进城。刚骑上时有点摇摇摆摆，因为已有二十多年没骑自行车，何况加德满都的街道崎岖弯曲，我更不习惯。不久我就骑进我从未到过的诡秘地点。那里令人兴奋的喧闹、气味和景像吸引我不断前进，结果骑进了一条热闹的大街，接着是一段颇陡的坡道。街上拥挤着手推车、三轮车、玩耍的孩子们、一堆堆的垃圾、到处都是黄牛水牛粪便。在不平的路两边是明沟，我已学会小心地避开它们。我加快车速想检查一下我的煞车，才发现它已颠歪了几乎失灵。就在此刻，我瞥见一个男孩正蹲在街边拉屎，意识到他来不及让开，我马上扭把骑到路中央；是时迟那时快，猛见一辆大公车尾骨冒烟正向我后面冲来，与此同时，一辆出租小车从前面街角转出来直向我冲进。在公车、出租车、蹲着拉屎的孩子之间，使我无缝可钻，我只好冲进街旁的明沟里。 　　
　　第一桩碰到的倒霉事，我的左车把（尼泊尔交通规则应靠左走）擦上了一个留着长发绺的神职人员，他正在边走边念咒，越念越高越带劲；接着前面冒出来两只狗、几头山羊和一群鸡。它们还不算大问题，要命的是：两头大水牛想逃开大公车往沟里跑来，我想让开水牛，却被沟里冒出来的一尊8寸高的石像挡住；正在危急之时，不知是谁从楼上向我的沟道前倒下一大桶蔬菜皮，似乎记得当我飞驰而过时，其中一条水牛蘸足牛粪的尾巴正甩打中我的脖子；我此刻已无暇思考。
　　我只好直冲上那尊石像而飞到半空中，不管怎样，我总算沉坐在车座上，手还紧抓住车把，没甩倒下来。唯一的不幸是车座已被颠掉，只剩下凸出的铁管头，勉强脱离了险境。即使这次未被“万物归一”的道理完全说服，至少也略知各事内在联系的其中“三昧”。
　　印度教包括广泛的信仰范围及形式，从原始迷信的偶像崇拜，到高深的伦理及哲理。最普遍的情况是崇高教义的退化，在民间一般盛行着低下的信仰形式。
　　尼泊尔人比西方人更加宗教化，更少世俗的唯物精神。他们把所崇拜的神灵视为真实又神化的权威，又敬又畏又求其抚慰。尼泊尔人相信其生活的每一细节都由一个或多个神灵所主宰。人们凭藉适当的宗教仪式及献祭来祈求神灵赐福；只要虔诚奉行，不管结果如何，就听天由命，绝不怨天尤人。
　　村民们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大别与西方人那种凡事不安和不满的态度。这种宿命态度有其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它使这种不但压迫低贱种姓（阶级）也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永恒化了；这种情况在乡村更为严重。
　　种姓（阶级）（Caste）制度虽已由政府宣布为非法，被有教养的人们所贬斥并竭力想把它从尼泊尔社会根除，但是，它仍在这块国土上普遍存留。多少世纪流传下的传统和印度教迦玛（Karma）的清规戒律仍使它不断加强。这种传统认为一个人命运系由前世因缘所注定，只有乖乖地顺从。这种传统阻碍了任何追求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倾向。
　　大多数尼泊尔人的社会仍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其种姓（阶级）所左右。
　　一个尼泊尔家庭若引进了一个卑贱种姓（或外国人）的成员，就会认为受到玷污，这必须请一个僧侣用费钱的宗教仪式予以净化，以及用一层新的泥巴和牛粪涂抹墙壁和地板。低贱种姓（阶级）的尼泊尔人实际上成了社会的“弃儿”，几乎总是社区中最穷的人，住在一般村庄之外，拥有极少甚至毫无土地。低下种姓的尼泊尔人常为我们的传教团做搬运工或轿夫（porters）因而和我们常有往来。他们通常在黄昏疲累不堪地来到，为医院运来沉重的物品，但附近的茶馆（兼营旅店）拒绝让他们进食或住宿。我们曾见他们被迫在雨夜躺卧在路边的沟渠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请他们来医院住宿。 　　
　　最严肃感人的是观看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他们跪在三头六臂持剑的神像前，在印度教“达赛”（Dasai）节日献祭好几千动物，脸上凝聚着恐惧、命定、绝望的表情。虽然有时人们会显得无忧无虑甚至喜乐的样子，但绝非由于宗教，与宗教毫不相干。
　　有些朋友曾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理会尼泊尔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而只来此行医，皆多么自在。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尼泊尔文化有许多方面，我们应加赞许，并应予以加强。但朋友们应能注意到尼泊尔人的信仰和风俗加在他们肩上的影响是如何沉重，尼泊尔人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损伤和他们肉体上所受疾病的苦痛一样严重。我们应该开怀看顾这些精神和肉体都受压迫损害的人们，不管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妇女、或只是被神灵吓怕的可怜人！这些神灵不是带来希望而是引起恐怖。
　　大多数来此旅游的游客，除了“消过毒”的三日游，观赏一下爱佛勒斯峰或安纳帕纳斯山脉（Mount Everest or the A apurnas)，或在丛林旅社观赏喂食过饱老虎的晚餐盛典，除此以外，从未去过加德满都山谷以外的地点。对大多数游客来说，看看加德满都就尽够了。但是，只要他们肯迈出加德满都而略略进入乡村，就发现90%的尼泊尔人就住在那里，这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国土。他们所理解的“文明”一到这里就完全中断。 　　
　　在喜马拉雅山麓最突出的景像是：遥远、原始。主要是缺乏电力线、***通讯和公路。这地区的地理情况就足以说明为何与世隔绝。除了加德满都河谷和它南边一小条冲积平原外，尼泊尔几乎没有平地。只要访问一个临近的村庄就意味着下降数千尺而进入陡峭的峡谷，然后翻越山脊就上达10，000尺以上。
　　在雨季，6到10月，甚至最临近的社区间也由于山径被山洪淹没而严重阻隔，因为这些山径在旱季时干灰厚积，而雨季则转化为滑溜泥浆，原来潺潺细流的小溪会突然转化为宽阔咆哮的山洪。小桥经常被洪水冲走，只好劳民伤财重建新桥。更糟的是：每在季风期间，尼泊尔本来稀少的公路交通系统惨遭破坏，冲刷及塌方是家常便饭，有时要花好些天才能恢复交通，使旅行及货运中断。在严重洪汛期间，数百工人带着土筐和铁铲被招募来修路；有时还得派军队来支援。我们教会一位医生就曾被陷在两次塌方之间：他开车前进时，遇见塌方，倒车回来，又遇一次塌方，因而被困三天。 　　
　　就是在这样的乡村条件下，第一批安普琵琶尔村传教团来到此地，有农业专家、有教师、有医生护士。在1950年代，外国人初被允许在尼泊尔工作。当时这个国家有两项急需而难办的事：教育和保健。山村中简直没有学校和医药设施。其次的需要是：在人口稠密的农业社区改良农作物。因此，国王陛下政府批准新成立的美国传教团在尼泊尔开办学校，设立诊所药房，并在内地几个地区实施农业改良计划，其中一处地区是廓尔客的安普琵琶尔村，离加德满都60哩----乌鸦能飞到的距离。
　　开头，我们传教团在安普琵琶尔村开展一项社区服务计划，包括教育、医疗及农业工作。首先建立了一所学校，马到成功；然后资助一个沙斯卡屈旺（Saskachewan）的小麦农民开办一个示范农场，向村民们介绍新的庄稼和新的肥料，提供种子和果树苗，为村中母牛配种良种公牛。许多年来，除了政府将农场关闭一段时间外，这个农场的工作不断拓展，包括育林绿化、修筑水渠系统、营养工作和农业推展工作。在开辟农场的同时，传教团开办了诊所药房，配备了两名教会护士。不久她们因病人增加忙不过来，请求教会派一名内科医生来支援，从而可以治疗严重疾病。一个一直在加德满都工作的加拿大医生海仑．赫士顿（Hele 　　Huston）响应了呼吁，于1960年迁到安普琵琶尔负责这一诊所。然而增加职工只会增加工作的负担。在两年之内，海仑医生和她的两个护士每年竟看治了两万多病人，其中许多人还需要住院治疗。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海仑作出计划建设一个小型医院，它于1970年开办。同年，我和辛西亚来到尼泊尔。我们很荣幸而愉快地分担了初创和发展的辛劳----也像它分担了我俩的辛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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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疯是尼泊尔山区的主要保健问题，这从来院病人的症状中可见一斑：白斑、红肿块、手足瘫痪、手指脱落、脓疮（真可怕的脓疮！）----这不过是部分麻疯并发症状。有一个从邻近西藏边境来看病的十七岁少女，她走了十天才到达，这个距离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只要五天就够了。她为何走得这样慢，只要看她脱下牛皮靴露出的一双烂脚就明白了。她双脚长满烂疮，肌肉已被第二度感染烂掉，这是麻疯初期溃疡的并发症。肌肉都烂在靴子里，这十天肯定没脱过靴子。当她一脱靴子就冒出一股令人不敢吸气的恶臭。这双“尊足”居然能创造奇迹，住院一月就几乎痊愈了。
　　这年轻妇女只能说西藏话，通过她母亲用尼泊尔话翻译，我们才能和她交谈。母亲很精明，说一口流利的尼泊尔话。我们问是否村民们害这种病的人很多，她答说有相当多的人如此；但大多数这种病人没钱来医院看病。即使能勉强来，也没钱雇轿夫抬送。母亲决定和女儿赶快出院回家。我们劝她们留下，因为脚尚未痊愈，再走8--10天的路，可能使医治效果付诸东流。但母女坚持出院回家。原因不仅是由于没有钱，而且也由于暖季即将来到，她俩怕在酷热的旅途中中暑死掉。
　　医院同工们也常见骨折病例。大多数是由于从树上掉下而骨折。有一个中年病人由于爬到高树上采摘给山羊吃的树叶，树枝突然断裂而掉下地来；当时他感到背部生疼，而腿古怪地刺痛。他勉强走回家，躺了几天，不见好转，于是决定来医院看病。他没有亲友护送，只是独自一人来，因为此时正是收割稻子的农忙时间，抽不出闲手陪送，更找不到轿夫。当我刚看见他进来，以为他是喝醉了，一蹦一跳，活像一只用线牵动的木偶；他双脚弹跳，似乎鞋子里装着弹簧，可是他脚上根本没穿鞋。当他走向我时，我以为他要从座位上高高地弹射过来。他一脱下内衣，我马上就看出他的“秘密”所在。他的背脊骨断了，折成可怕的40度折角。他稀奇古怪的步法是由于腿部不由自主的加速反弹所致。这是一种不祥之兆，预告由于脊骨受到压力很快就要瘫痪。一天的路程他苦苦地跳了四天才到，自然毫不足奇；一个背脊严重折断的人怎能这样折腾！ 　　
　　我告诉他必须住院治疗，但他挥动双手，说他决不能住院，因为没有“Seathi”（朋友）陪住做饭（此地习惯）；他还得留了钱作回去的盘缠；而且，他这次来院的原定打算，是打一次针，拿一些“mollish”（一种薄荷气味的凡士林）回去擦擦背就够了。但当我指出如果不住院就这样走回去，不等到家他就会完全瘫痪，这才不太难地说服了他。住院后，他日见虚弱无力，就更相信我的话。因此，他就成了我院许多慈善赈济病人之一，不仅医药免费而且供给食宿。
　　我一直为他担心，但他很快好转，十天治疗使他的背部不疼，腿不弹跳。但一当他觉得好起来，就坚持要回家。不管我们如何解释、恳求、吓唬、继续给予免费----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服他留下来。我们只好给他裹上石膏护身以维护尚未痊愈的背部，不得已送他上路。我们不安地猜想：很可能一到家，他就脱掉石膏护身；而下一次见到他时，可能已完全瘫痪。但他再没来，这意味着他可能已全部康复，也可能还没好。不管是哪一种可能，他绝不会长途跋涉来医院了。
　　当然，在尼泊尔进行矫形外科治疗不止限于背脊断裂的病例。我们曾诊治过碎裂的脚趾和头骨。不久前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倒栽葱从树上跌在树下尖利的岩石上，头骨遭受复杂的碰裂。他受伤十天之后才送来医院，人事不省，流出的脑浆在脸上结成硬疙瘩。但后来他竟完全好了。
　　树不是尼泊尔人骨折的唯一祸因。这里有数不尽的悬崖峭壁，它们也给我们医院带来不少的“照顾”----除了失足栽到谷底一命呜呼的不再送医院。一天午餐时，我亲眼看到两个坐在里格里格山悬崖边的年轻妇人，由于岩石突然塌方，从三十尺高处摔落下来。我听到她们尖声叫喊，立刻派担架把她们救起来。一个只摔断了一条腿，经过包扎治疗送出医院；另一个面部严重破损、下巴裂开，我们不得不用金属丝给她缝合。这悬崖峭壁够我们受的了！
　　在尼泊尔造成骨折的另一独特原因是一种经过改造的阜氏转轮（Ferri wheel），尼泊尔人称之为“Ping”（频转）。转轮的轴由两个木桩支撑着，转轮上安放四个木制座位。在秋天节日的那个月内，几乎每个村庄都装设一个这样的“频转”。有一个小伙子被旋下来双手张开插地，两腕骨折；一个女孩伤得更重，头发绞进转轴，将整块头皮连头发拔掉。这样，在这里就用不着汽车车祸来给我们医院的伤亡部门增添“热闹”了。
　　更头痛的病例是妇女的产后并发症，这在不发达地区是常见的。每年有几十个产妇，在家中苦熬几天，严重到不得已才送来医院。我记得有个十八岁的产妇，由于难产，在家中已熬不下去，才由家人送来。婴儿已露出头来，窒息发黑，已坏疽死掉。我将婴儿取出，发现妇女整个盆腔严重感染，扩及膀胱、***、直肠，大小便不断失禁。
　　在院几个星期内几次濒危，这是头产。丈夫也是十八岁，对她异常爱护体贴，为本地丈夫中所罕见。她被迟迟送医并非丈夫的错。丈夫原本打算早送医，但在尼泊尔做媳妇的一切由婆婆作主，做儿子的只得服从母亲的处理。婆婆在做媳妇时受够了苦，现在轮到她在自己的媳妇头上行使权威，她得享受“人生”，媳妇得“劳累、服从”。婆婆认为送医院太费钱而且不方便，一直从中作梗，丈夫对此一筹莫展。一直到了熬不下去时，婆婆才发慈悲答应送医院，但又因一时找不到轿夫而再度耽误几天。妇女生产被认为“不洁净”，按风俗得进行“净化”的费钱的仪式。即使找到轿夫，抬产妇也需付双倍的脚费。产妇病人为何过晚才送医院也就不必奇怪了。
　　这个年轻产妇住院的头几天，亲友细心陪护，但一当知道她以后将不能生育，就再无心情来院看顾她。年轻丈夫显然深为医院医护人员对她妻子的热心看顾所感动，并不像一般本地丈夫，把这种不能生育的妻子视为废人而予以离弃。他仍然单独一星期一星期地伺候着她，钱用光了，就去变卖财物来偿付医药费。此后，医院给予免费，教会也补助其饮食。考虑到这个妇女的凄凉前途，还要再做几次手术和再住几个月医院，我们医护人员经常捉摸应该如何积极（甚至很破费）地治疗她。
　　然而，随着时间的拖延，丈夫显得越来越沮丧，他觉得妻子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六个星期后他终于把她接回家，虽然她仍然虚弱而十分疼痛。不管怎样，她一直显得微微地在好转，我们甚至开始希望她会熬过去。但是，事与愿违：她在家苦熬了几个月后，终于逝世。这个悲惨结局不过是经常发生的悲剧之一。
　　尼泊尔人认为外科手术是最特别最可怕的治疗方式。他们乐于吃药丸，多少年来一直如此。他们也愿意注射，相信有特别疗效，这是从他们挨扎针的疼痛中获得的体验。有人走一天路来医院就为了一次维他命注射，许多病人都要求扎一针，生怕我们忘了这一针的处方。用柳叶刀挑破疖子他们也愿意忍痛，因为根据他们的日常经验，恶脓去掉，热痛自消，伤创就好了。
　　但是，外科手术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曾设法让人愿意接受外科手术，为此必须与几种普遍的偏见较量。一种偏见认为“巫婆”会通过手术刀口进入病人体内把他“迷”住。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病人经过手术，以后再不能背负重物、不能生育、不能吃肉、也不能再从事其他许多重要的事和娱乐活动。但逐渐地上述迷信得到克服，因为越来越多经过手术的人，并无上述迷信所预言的恶果。尚存的主要障碍是手术费用较昂贵。大多数尼泊尔人认为外科手术费用太贵而裹足不前，哪怕一次大手术只收十二美元也感到付不起。对那些生产能力低的社会成员，如老人，则更是如此。一个普通的家庭付不起一个无劳动能力的成员的手术费，尤其是对那些他们自己认为不动手术也会好的创伤。
　　又一种常见的不幸是：许多老年人由于白内障失明，孤寂地坐在暗屋角里终其晚年。有个六十岁的老人不仅由于白内障多年失明，而且耳聋。世间事物大多对他封了门，只除了还有两个儿子的孝顺和关爱。儿子们听说我们能治白内障，特别陪他走了两天路来医院就医。但老人一来就声称绝不接受任何外科手术。我们对这病人感到很棘手，因为只有通过他两个儿子，才能和他沟通；儿子们只有紧对着他的耳朵尖声喊话以便他会意。老人既固执又易发脾气，更有甚者，为了弥补他又瞎又聋的损失，为了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而且，也许仅仅为了自娱，对任何意识得到的主题，武断地大光其火，自然也包括对即将被交在“医院里这班人”的手中受苦的事。
　　最后他总算勉强同意动手术，但一到手术室就翻了案，声称上了当。儿子们竭力使他镇静下来，反复说服他接受手术。这次手术对病人本人和对不断跟他“讨价还价”的外科医生来说都是件毛发竖立的可怕经历。割除白内障是件“细活”，在安普琵琶尔医院一向用局部麻醉；怕全身麻醉对老人可能引起危险。因此，有必要让他的一个儿子坐在他身旁，以便在耳边可随时尖声传达医生指示，阻止他坐起、扭动、摇头而妨碍手术的进行。起初手术还进行得令人满意，但刚到关键时刻，忽听见“砰”的沉重的坠地声，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儿子紧张过度昏倒在地。只好请他的另一个儿子来接班，可这位看见他的兄弟被抬出手术室，竟吓得不敢进门来。
　　老人一见自己被单独留在医院的“行刑者”手中，愈加拼命挣扎。首先他说渴了，要喝水；接着又宣称窒息得出不了气，只好请另一个助手掀开盖住他鼻子的布；接着他又嚷着要回家，要我们赶快将捆他在手术台上的绳子松开。当我们拒不理他，他就用尽力气，又骂又叫，杂以威胁和“最后通牒”，反复责骂两个儿子无耻地把父亲离弃在这里。不管他如何又扭又动，我总算把他一只眼睛的白内障剥除掉了。（自然，我真不敢再割除他另一只眼的白内障了）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手术取得圆满成功。当老人睁开那只眼，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和周围的事物，心情大变，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和医生合作得很好。
　　我们医院还诊治了许多先天畸形病症，从畸形脚到畸形膀胱，五花八门。有些成年人的畸形脚很厉害，竟用踝骨代替脚后跟走路。一个三十二岁的妇人天生膀胱外翻，膀胱开在肚皮，象一个发光的木莓悬挂在耻骨上。多少年来由于害羞，她只好女扮男装。当我们初见她时，她凄惨、孤独、抑郁，衣服散发出恶臭。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出奇的整形外科手术，更大的成功是我们恢复了她在社会上的妇女原形。
　　另一种满意的外科手术是治愈“兔唇”。这也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丑陋畸形，如不及早矫正，鼻子和口形将逐渐歪扭，当小孩发育***，其上唇和鼻孔必扩大成奇形怪状。由于尼泊尔这地区过去没有治兔唇的外科医生，所以来院的兔唇病人，都是成年人或大龄儿童，已发育成丑陋的面形。
　　我在安普琵琶尔医院的第一个兔唇病人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她这副“尊容”，父母难以把她嫁出。根据一对传教士夫妇（格雷及芭芭拉．谢伯特）的意见，她父母把她带来医院。她父母原来不愿走这么远的路到这座从未来过的医院，女孩本人也对手术担惊受怕。最后，经传教士夫妇答应陪伴他们来才决定来此就医。
　　女孩的兔唇已在里外留下疤痕。她表情不快、畏缩、不安，对生疏的东西都感到害怕，稍受刺激就阵阵尖叫。母亲自己也担惊受怕，因而谈不上去稳定女儿的情绪。他们来前应早知道必动手术，但事到临头，仍感惶惑不安，经再三说服才算接受，条件是：传教士谢伯特夫妇必须在医院陪伴到底。
　　我自己对兔唇手术也是初次尝试，心存疑虑，但没在病人面前露这个底。不过，我有一本书指示这项手术的做法。实际上，我已不止一次诊治过我从未见过的病例，兔唇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类似的情况。我早几年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动过的半数手术皆为头一次看到的病。这可谓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个实习的好机会，但对病人来说却并非惬意的事。
　　主要问题倒不在于我缺乏经验。缝合嘴唇很简单，甚至你可教会一个猴子去干。问题是“麻醉”。我的书本指出，兔唇必须使用全身麻醉，必须使用***（ether）。然而，在本医院能进行全身麻醉的医务人员仅有一个人----化验室的印度化验员，而且是他的“副业”。不管是否“副业”，这次算是他为兔唇病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身麻醉。“麻醉”被形容为既“腻味”又时有“恐怖”的延续好些小时的过程。留在你记忆里的常是“恐怖”。而这次手术的麻醉，使我们的这个实验员太吃不消，令他谈虎色变。 　　
　　手术起初进行得够顺利。经过四位助手短时间的“奋斗”，把女孩控制安定，让她麻醉睡去。但是几分钟后，她的喉咙突然痉挛起来，就象被泡泡糖（bu le 　　gum）的胶块堵住了气管。她极力呼吸但吸不进空气，脸色憋青，心脏跳慢。化验员急得发毛，把我从邻室中叫出来；我正在查阅我的兔唇书本的有关章节。听到告警，我急忙为病人插入插管，帮助呼吸，才算度过这一危机。 　　
　　缝合进行得顺利。当我缝最后几针时，正在庆幸手术成功，只要一抽出插管，手术应该说完成了。***的劲已过去一些时，女孩开始醒来。我想在她醒后咳嗽和作呕以前抽出呼吸插管，以免她把我花了两小时才缝合的伤口绷开。然而当我一抽出插管，她的喉咙就抽起筋来。有些人对***过敏，这女孩就是一例。对她这种情况，我们把插管抽得太早了一点。早知如此，即使她咳嗽和作呕也算不了什么，宁可慢点再抽插管也不迟。到现在要再插入插管，势必把刚缝好的嘴唇使劲撬开，难免把伤口绷裂。即使我们敢再次使用***麻醉，但作第二次缝合，简直是一次灾难。 　　
　　我无暇多思考。女孩又脸色憋青，越来越青。我心中闪出一句俗话：“手术成功，病人气绝。”一念及此，我立刻脱掉手套，撬开她的嘴巴，重新插入插管，此时甚至化验员说已感觉不到脉搏了。然而当我将呼吸袋揿了几下，女孩的心脏就迅速恢复跳动。当我和病人刚吸上一口气，我就赶快查看她的嘴唇。一切无恙！一针也未脱。
　　我们第二次取出插管时，病人已完全清醒，没发生任何问题。当我走回住所时，想到谢伯特夫妇和辛西亚一直在等待着我的消息，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赶，要尽快地告诉他们这次的兔唇缝合得有多棒。 　　
　　一边走着，一边回想我这次多么幸运。在第二次匆忙将插管插入收缩的喉咙时，竟没有碰断刚缝合的线，而保持嘴唇完好。当我到家时，辛西亚和谢伯特夫妇刚做完祷告；他们在手术过程中一直在祷告。这极不平常，虽然我们经常为病人虔诚而重复地祷告，但从未在手术的整个过程都祷告。是否在开头，他们就已觉察出我缺少把握的疑虑？或者这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在危急中参加祷告对这次手术成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管是哪条理由，我的内心知道我的幸运来自何方！
　　病人也很高兴。如同那老年人的白内障剥除成功一样，这次整形对少女社会人格方面的影响比手术本身的成功更值得庆幸而喜乐。我将不会忘记，当女孩回到家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面貌变化所感到的喜悦。这种心灵的喜乐比嘴唇的康复更宝贵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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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估计，在应该就医的三四人中，只可能有一个人来我院就医。只要我们到外围的村庄走一走，由于我们的拜访，就可能使他们下决心来我院看病；由于亲眼看见了医生，觉得医生并不是外星来的怪物，甚至能说尼泊尔话，了解他们的疾苦，疑虑恐惧就可以冰释，就有人敢来和愿意来看病了。
　　在离我院约一天路程的一个村庄，我遇见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在六星期前受到30%的烧伤，伤及整个胸部、腹部和一条胳膊。这孩子瘦成骷髅样，发烧和疼痛几乎把他毁了。根据当地习惯，一遇发烧就禁食，对烧伤则用干叶末拌牛粪抹伤口，这是村里的一个“Practitioner”（本地医生）的建议。烧伤面积这样大又经过这样的土法“治疗”，居然熬到现在还活着,但现在已经临危。
　　我竭力劝说他父亲赶快送他去医院治疗。我曾见有的病人在家一直到病危时才不得已送医院，经过路途跋涉颠簸，往往到院当天就一命呜呼；以致医院几乎被人们看作送死地而不是康复处。不管怎样，我在这村子里没法医治这个孩子。我告诉他父亲，他如继续呆在家中很难保命，只有赶快送医院，还有一线希望。
　　我的建议招来许多村民到他家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关于是否听这个美国医生的话，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激烈而冗长的意见。尼泊尔乡村的风俗习惯，一家的最重要的决定，须由村中集体而非个人作出。因此很自然地，这父亲耐心倾听乡亲邻居们各抒己见。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彼此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的意见也随时改变，首尾矛盾，可能后来他竟谴责自己先前积极提出的意见。本地的主管“Pradhan
　　Panch”也加入讨论，时而赞成这边时而赞成那边，可能他哪一边也不赞同。竟然没有人对别人或自己的互相矛盾的话感到困惑。出乎我的料想，最后竟然“爆”出一个一致决定，这父亲应在第二天送孩子去医院。我内心叫苦，医院必须再一次面对这一临危病孩的“考验”。
　　第二天黄昏，孩子送到了医院，挨过了路途的颠簸。我们立即清洗他的伤处，加强他的饮食。在最初几天，孩子几次濒临死亡，但在第一周周末竟逐渐康复。不过，父亲没料到烧伤要那么长时间来休养复原，等了几周后，他不耐烦起来，要把孩子带回家。如果任他这样做必致前功尽弃。经过说服，终于把他们留住。经过六个星期的治疗，包括全面植皮，孩子完全康复。这个孩子的治疗效果，从此改变了村民们对我们医院的态度，再也不必花费两小时的时间来辩论应否送医院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医院的每一次医疗成功就等于为近代医疗作了一次广告。逐渐地，一村一村地，人们对外国医院的成见或偏见得到冰释。
　　在尼泊尔另一难治之症是肺病。此症不同于其它的传染病，因为它的疗程要延续好多个月，这个长疗程的概念对尼泊尔人很生疏。他们认为任何病一次疗程不过数日而已。当病治疗后有所好转，就停止吃药。有不少病可能顶得过去，但肺病则不然，肺病按发会比以前大为厉害。治疗肺病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说服病人坚持十八个月的疗程。为此，我们提出几项鼓励办法，例如，医药免费、医药费打折扣等；美国教会和美国朋友们也捐助特别基金以减轻贫苦病人的医药费用。不管怎样鼓励，仍然很费力气来说服病人长途跋涉按时来院换开药方和继续服药，尤其是当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因此有许多病人干脆中断疗程不来了。而几个月后再来看病时，就比开始治疗时严重得多。
　　有个叫桑塔．丹玛的严重病患者来院看病时，我们首先问他是否来医院治疗过，因为常是中断疗程而复发的，果然他的***也是如此。他一年前来治过，疗程应该是十八个月，可是只过了四个月，觉得有所好转，就中断了，不来了。
　　现在，八个月后，桑塔眼窝凹陷、身体干瘪、上气不接下气，勉强能站立起来，比开始治疗时加重了许多。他由村中的亲友送来，亲人就只是他妻子，一个头脑有点糊涂的年轻妇女，正奶着两个婴儿，我们不久就发现其中一个也患上肺病。他妻子不仅畏缩而不能干，而且弱智。确实，要治好这一家子的肺病，希望真有点暗淡。
　　桑塔的左胸腔满是脓，左肺萎缩成拳头大的坏死组织。我们插进一根胸管吸出了两夸脱（quart）的脓，但通过管子从那坏肺仍不断地漏出大量的空气来。通常，这种漏气现象不几天就封口，但桑塔例外，漏个不停。我们只好每天插进管子，可是一周一周地仍然在漏气。在这段时间，我们采取加强抗肺病疗法，增补饮食营养及其它保健措施，目的在助其抵抗致命的感染。
　　从第三周开始，坏肺的气除漏至胸腔外，还溢出管外，渗进胸部、颈部、面部的皮下，逐渐把他吹鼓成一只癞哈蟆的形状。使桑塔难受的，不仅是外表的“尊容”，而且是感觉到皮下似乎满是碎蛋壳。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皮下肺气肿”，是一种罕见的肺病并发症。
　　这种症状使医生棘手，更使病人受罪。一般地这种膨胀会自动抑制和消失，然而，桑塔的膨胀不但不停止，反而越鼓越大，眼皮也肿成一条缝，眼睛由于睁不开而看不见了。他妻子见到他这副模样，一清早，吓得带着两个婴儿跑回家了再不回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医生朋友，他们都难以置信。漏出的气继续在皮下积聚，一直吹鼓到全身----达到脚趾甲！他被吹鼓得像麦西（Macy）感恩节游行时的一个氢气球，似乎要从床上飞起来。连他的眼结膜也从鼓胀的眼皮缝往外鼓出一寸----充满了气泡。他的外貌已鼓胀成非人的怪物。这时，突然好像有人打开他身体里的一个暗藏的阀门，气全被放出来，“气球”一下子扁了，像脱了水的解剖室的尸体，回复他刚到医院时的干瘪样子，不同的是皮肤更加打皱。
　　经过继续给桑塔排气，他的病情一般有所改善，虽然还有气和脓从胸管排出。不过有一天，他突然又要出院回家。也许因为他不耐寂寞，或者由于他吃了某种药产生的误导。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天清早，他从床上爬起来，沿着通向门口的长廊走去。由于排气管还钩在他胸部，他只好拖着排气瓶走；当他登上前面的台阶时，把瓶子撞碎了。幸好在他走出大门前，被医护人员发现了，被强迫弄回床上。可是这样一来，得时时有人看住他，从而给我们医院长期负担过重的医护人员又增加一项负担。似乎他总会逃之夭夭，一去不返，只不过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而已。
　　但桑塔使我们惊奇，他突然变得很听话，而且变得与医护人员很合作。后来查明，原来是服了某种药物引起他的行为失常。一旦停止服用那种药物，他就恢复正常。这时，我感到那条胸管排气排脓不够用，于是决定打开他的胸膛，并且取掉一条肋骨，让气和脓痛快排出，以减轻感染。我是用局部麻醉进行这项手术的。
　　原应当是左肺占据的那部分胸腔，现在成了一个豁开的洞穴，在洞底可见到心脏在慢慢跳动。接近萎缩而纤维化的肺根处，有一小孔，从小孔由一瘘管通至气管再通至口腔。这就是他漏气流脓和不断感染的所在。我从旧的布单上撕下一些布条，经过消毒，塞进胸腔，以堵气吸脓，足足塞进了有两个火鸡大小的布条。
　　经过上述处理后，桑塔真的好转起来----只不过他伤口的臭气使他开始有些倒胃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周为他换一次塞进的布条。经过两个月后，这个空洞还未开始长满。这时，桑塔已康复得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允许他出院但严格约定每月需回医院换一次塞布。
　　几个月来，桑塔遵守约定，虽然每次在山路上跋涉一天也确不容易。我们劝他把害肺病的婴儿带来治疗，但他妻子不答应，怕孩子也会鼓胀起来。此后，他不再来了。我们去信催他，也无回音。一月一月地过去，我们逐渐把他淡忘。但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健康而结实。他高兴地见到我们正如我们高兴地又见到他一样。这些日子，他曾经自己换塞布，用的是原来的布条，只不过在村旁的溪水洗净再塞。这次他来医院是为了换塞布，因为原来的塞布已破烂得不能再用了。他还告诉我们他曾在邻村取到药品。就我所能见告的，他的肺病已经痊愈，只是胸部还留着洞口，但这时只够塞进一只火鸡了。这点对他并不麻烦，洞口也不再冒臭气了。总而言之，他是不折不扣地好了。
　　桑塔的病例是否是一个复杂的例外？许多肺病病例可并非如此。肺病从来是伤脑筋的病，往往是致命的。肺病只是一种，但有一千副“面孔”。
　　比较起来，被熊抓伤就简单明了得多。这种病不会久拖，不会有几月的发烧、咳嗽、疼痛。只要一下子就完事。那些被熊攻击而幸免于死来到医院的，连最落后的村民都知道，对他们的伤没有别的治法，只有用针缝合，这项治法只有医院能进行。我们每年要治三到四次熊伤，熊伤的共同点是熊专抓面部。我经常诧异：这样强有力的熊爪子可以抓破麋鹿或驼鹿的厚皮，人的面皮比较起来就如同手纸一张！
　　我们医院所看到的一次最厉害的熊伤，是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八点钟左右。这正是一年中最忙季节的一周中的最忙的一天。在前一天黄昏，医院接纳两次急诊，已把医护人员累坏了。清早我刚轮值，护士长就请我去看一个病人，他在五分钟之前送来医院。躺在桌子上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面孔令人不敢细看。事实上，这块脸已不成其为脸。在应该是脸的地方，已经看不到“脸”的东西。所有“脸”的东西已被从面骨上撕下翻转过来覆盖在病人的颈部和胸上，那块翻转的“脸”挂在下巴下，倒像片长胡子，这“胡子”像在意大利面条酱浸泡过似的。他的右眼已经挖掉了，只剩个血窟窿瞪着。鼻子的有肉部分已经没了，只剩下两个鼻孔眼，上面蒙了一层粘膜。左眼球完好无缺，但下眼皮已被撕掉，与面颊、嘴唇、下巴连在一起贴在胸膛上。生肉上粘满了尘土和污草。两排牙和灰白牙龈完全暴露。这小伙子除了一只眼在动外，全身一动不动，那眼无神地盯着我，毫无表情。他张开牙齿，漏出声音，说：“给我点水喝！”像从死尸发出的怪声。
　　夜半过一点的凌晨，他和两个兄弟一直在山上劈柴。他刚稍稍离开两位兄弟，突然一只喜马拉雅大黑熊向他攻击。两位兄弟听见他的尖叫，急忙跑来救助，发现他俯伏在地，熊跑走了。两兄弟跑了三小时路回家，叫醒父亲，集合乡亲邻居们赶到事故现场，发现伤者还活着，决定把他直接送往安普琵琶尔医院，由几个人跑到邻村借来灯笼和手电筒，因为要趁黑赶路。他们跑步前进，本来平常两个整天的路程，他们花了十四小时就赶到了----而且还在帆布椅上抬着这个重伤病人，摸黑跋涉。
　　医护人员看见这病人的严重情况，只好搁下其它的工作来抢救。手术组立即行动，一连五个小时，我们千方百计企图把剩下的东西能连成一张“脸”。结果出乎意料地满意：至少，他重新像个人样，即使缺一只眼和塌着鼻子。伤口未受感染，当我们动手术时，伤口已伤了一天，而且粘满尘土污草，能这样真是奇迹。
　　当面皮重新痊愈，但左上眼皮覆盖在眼睛上不能张开。除非分阶段进行复杂的“重建”外科手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建议“重建”鼻子时，已遭病人拒绝，当然也不愿再建能打开的眼皮。所以，不得已，我只好在他左上眼皮上开了个小孔，使他的左眼睛能从此孔看东西。从他来院，三星期后，他出院回家，带着严重残废，但还活着、健康、而且仍然能劳动，养家糊口。
　　这个小伙子的伤病治疗过程给我们留下很强烈的印象，比这过程本身更强烈的是那种感人的父爱。父亲日夜陪伴着儿子，老人一双粗糙僵硬的手，颤抖地温柔地试探着一口一口喂他饮食，为他洗涤鼻孔和眼睛。老父虽因劳动和年老累驼了背，一点不考虑自己的疲累，尽力看护着儿子；而且时时要看着这副可怕的面孔，这是他多么可爱的年轻的面孔！让我们永远不要认为：这些粗犷的村民，感觉不如我们敏锐，爱的感情不如我们深刻。别看他们有时似乎显得冷漠，这只是他们对来自命运路上频繁的不幸与忧患，学会了“逆来顺受”。
　　我记得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个十岁的儿子来看病。儿子几周前被尼泊尔乡村数不尽的流浪狗之一咬伤。儿子看样子大体正常，但想咽东西时，面孔就不自然地扭曲成怪模怪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他。我们给他一玻璃杯的水喝，但当他举杯到唇边，就开始窒息作呕并流涎不止。他的头和颈不由自主地扭曲，不能说话，只用眼睛表示他所受的痛楚和恐怖。他已经传染上狂犬病（恐水病），对此症迄今尚无疗方。此症可以预防，即在未发病前注射抗病血清，一旦病发作起来，就什么也无能为力。事实上，一般狂犬病者几天内必然死亡。
　　我只好把这位父亲和陪送的乡亲们请到另一房间，告诉他们这孩子病的真象。这消息并不使他们惊奇，他们早猜想会如此。仅在几天之前，一个有同样病症的孩子已经死了，也是这条狗咬的。的确，他们对狂犬病比西方医生还熟悉。大多数西方医生少有机会见到它，并不是所有医生必须见到这种可怕的病。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这种病的受害者被一阵阵无情的抽搐折腾着，但仍然不丧失知觉。医生和家人只有呆在一旁束手无策----而且不能和病人太靠近，以防病人在大发作时狂抓狂咬，将这致命的病传染给被咬的人。
　　当我告诉他们对这孩子的病我们无能为力，他们必须立即将孩子带回家去时，父亲和同来的亲友毫不动情，互相间讨论了一会儿，很象他们坐在茶馆里讨论一袋肥料的价格。在参加他们的讨论中，我借机会和他们谈谈狂犬病的预防问题，提醒他们政府已通过法律要求地方当局（panchayat）根绝所有流浪犬（在印度教的国家里，认为一条狗可能是某人已故的伯父、伯母、叔父、婶婶、舅舅、舅妈的轮回转世，所以捕杀流浪狗，必然遇到阻力）。这时，这位父亲询问我：他还能为他儿子做些什么？在他死前，他应该怎样照料他？他应该给儿子吃喝些什么？或哪些东西不应该给他吃喝？他从容不迫地询问这些细节，似乎谈到某个别人的儿子似的。由于我正一心考虑如何追踪流浪狗和预防新的狂犬病发生，于是，我不得不提醒他：最好不要让别人接近他的儿子，因为当病孩子狂犬病恶化时，会乱抓乱咬，把病传染给别人；所以最好把病孩子单独锁在一间房间里。（我差一点要加上一句话：把他当作一条疯狗一样。）虽然我抑制自己，没说出这句话，但其效果等于说出一样，要收回这影响，已经太迟了。
　　父亲听到我这样说，惊恐地瞪着我，似乎他不相信我的话的真意。于是，他先前的镇定立刻消失，当这残酷的事实突然在他面前“破晓”，他才明白：他不仅要失掉他的儿子，而且在他临死前都不能接近他、抚慰他！父亲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地趋前抱住了我，身体因被抑制的哽咽而颤抖着。旁边的人们也为他感到不安，低头不语。父亲抬头看着我，只简单地问一句话：“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没办法！”我说得斩钉截铁，虽然力求温柔而同情。对这父亲来说，我----一个医生----是他最后的希望。但如何使他明白，归根到底，只有上帝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一位医生的最后的希望。怎样使他区别这点不同呢？当我呆站在那里抱持那位父亲，我默想着：我们两人都同等地无能和困惑，而只要我主耶稣恩赐一句话，这孩子就可立刻起死回生！
　　并不是我所看的一切病都是这样戏剧性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视大量病得不太严重的病人身上，并未引起我们太大的注意。在我们诊治那些病人的时候，我们才痛感：我们虽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多么欠缺爱，而如果欠缺爱，则我们的施医用药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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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有一个我从没见过这样瘦的人来院看病。他瘦得出奇，不仅缺乏肌肉，而且皮包骨头腊黄光溜，令人看了毛骨悚然。他前臂的皮都陷进骨缝里，下腹部深深下陷，可看见皮下跳动的动脉和突出的背脊骨。我甚至可以摸着他骨头的纹理。
　　亲友们从邻区偏远的村子抬送了三天山路才到医院。他只有45岁，但看起来像70多岁，总算还活着，连打开眼皮转转眼珠都很费劲。他躺在诊床上一动不动，只缓缓地咯咯地呼吸。双腿从诊床上下垂一尺多，全身约6尺多长----在尼泊尔当地人中算是个例外的高个子，因此更显得又干又瘦。
　　伴随他的亲属是他前妻的两个儿子（前妻年前因难产去世），以及续弦的妻子，是去年新娶的，一个面容可怕的年轻妇人。陪送他的大批人员是乡亲朋友，主要是来医院为自己取药，顺便也表示他们对这个垂死病人及其家属的关怀。
　　我问他两个儿子他爸是怎样的症状，他俩告诉我：一年多来，他吃喝什么就呕吐什么，吃完一顿或两顿然后吐个精光，吐出的东西可以辨认出就是他前几天吃进去的东西。他一月之内只大便两次，大便像石头子一样，来医院前已经有一个月没大便了。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挤上前来告诉我：这病人的病谤是欠吃“冷性”食物。其他陪送的人也点头称是。其实，他吃什么吐什么，不管“冷”也好“热”也好，即使现在喂“冷”食也不管用了。他们说，抬他来医院是为了给注射“冷”性的药。只要给他扎一针急需的“冷”针，他就会好。
　　我说，我认为这不是症结的所在；就听见这群人中的某一人在窃窃私语：“瞧，我早告诉你们这西医不了解我们的病，他来自异国他乡。”
　　尼泊尔乡下人认为：大多数病都由于体内“冷”、“热”两类要素失去相互
　　所有的饮食都由他们划分为“冷”、“热”两类，通常凭常识决定。调料（辣味）定为“热”，酸奶定为“冷”；未成熟的水果“热”，成熟的水果“冷”。但其他饮食很难确定其冷热。如：蒜为“热”，洋葱为“冷”；鸡为“热”，鸭为“冷”；母黄牛奶为“热”，母水牛奶为“冷”，据说因为黄牛比水牛喝水少，其体内的水份也相应地少，因而其奶也与黄牛肉一样定为“热”。依此类推，这位病人体内的液体肯定很少，已经干瘪成椒盐饼干一样，自然其病必属于“热”病，其治疗之法是急需补“冷”食，然而，随食随吐，已经许多月了。奈何！
　　这些医药“顾问们”围在病人诊床，议论纷纷；我料想，无非说的是注射“冷”药的主张。我不久就诊断出这病人害的是严重的胃溃疡，由于惯吃辣椒食物和“热”性的阿斯匹灵药物而加剧。为了因势利导，在这个具体病例，不妨顺着他们的“病理”，用“减少”热性食物和药品的办法来治疗，以便减少他们的阻力而恢复我们医生被误解而受损的“威信”。对病人检查后，我发现两个异常情况：其一是：其肚脐周围有一丛皱缩的伤疤，有的疤还润湿有液体，显然这是烧热的铁棒烙出来的，这是村中土医生治腹痛的通常疗法。第二个异常情况更令人注意：腹部鼓胀的胃剧烈搅动，其蠕动的波动，从左至右，横过身体，明显可见。这说明：一个密集结疤的溃疡已经缩小了胃肠间的通道，只能容许一点点通进肠子。这病人显然处在饥饿的后期。
　　唯一的疗法是外科手术：必须在胃及接近胃的小肠之间建立新的通道，以绕过胃肠间的溃疡疤的阻碍。这项手术可用局部麻醉进行，在手术之前须让病人有一周的准备，如果他能活过一周的话。他需要大量静脉液，如果他能喝下牛奶那就更佳。但是，即使充分准备，对一个这样衰弱的病人进行外科手术将会是极端冒险的事，我并未期望他们真让我动手术。
　　当我检查完毕，我转向围着的亲友详细解释病情和我的建议。经过片刻的静默，灰白头发的老人（他似乎是他们的发言人）开口了：“假如一次手术可以治好他，就动手术吧！如果不行，我们就把他抬回去。”
　　这是通常的反应。我就说：“这手术对病得这样厉害的人确是极端危险的。手术可能不成功。假如动手术，病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存活；假如不动手术，他就活不了了。”通常经过医生这样声明就可立刻解决问题，而倾向于将病人带回家。于是，来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参加辩论的人衡量了各种可能想得到的因素，但却不让病人本人参加意见。他年轻的妻子也无份参加讨论。从我提到手术问题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不断地号啕痛哭，这哭声有对她丈夫的爱，而更多的是对可能成为寡妇的恐惧。对一个尼泊尔妇女来说，守寡是最坏的命运，这意味着失掉家、土地、甚至朋友们。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无子女的寡妇，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任何尊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被认为是克夫的原因，这对她的家庭和她本人都是丢脸的事。寡妇不许再嫁。总之，一个寡妇将面对终身无人安慰的愁苦和穷困。这个少妇还不到20岁，毫无疑问，她应该为其夫死后的前途担忧。
　　最后，病人本人以微弱嘶哑的声音宣称他宁死也不愿再这样回家，他说：“快动手术吧！我死就死，我活就活！”一场讨论就此告终。
　　这一宣称似乎使每个亲友都满意，除了他的妻子，她再度爆发新的高嗓门的痛哭，泪如雨下。亲友们联成一鼻孔出气，痛斥她不要捣乱，然后都走了，只留下病人和他的哭泣的妻子在病房里。
　　于是，我们赶快为他输进12瓶静脉点滴，病人情况显著改善；他灵活起来，开始对周围事物发生兴趣。我们设法让他喝牛奶，但喝什么都爆炸式地吐出来，弄得邻床的病人为之困扰。经过第一天，似乎没有改善，到第三天若再延迟手术似乎毫无意义。因此，我们从他鼻子里插进一根大管子通到胃里，把管子连在吸液器上，为的是把胃液吸干好动手术，并告诉他妻子不要在动手术前再喂他什么，他的胃必须空着才好动手术。我计划在第二天动手术。
　　手术进行顺利，除了胃里充满了两小时前吃的饼干。他妻子后来告诉我：“他饿了，而且，当你告诉我不要喂他时，我以为只指的是饭。”不去管这些饼干，我迅速建立胃肠间的通道。一小时后，手术完成。
　　我很惊奇，这瘦病人居然没有任何困难地挨过了手术过程。当晚他兴高采烈，也许这是这些月来第一次。第二天他第一次进食，没有吐出来。第四天，他的胃口简直好得无比，大吃大喝，似乎拼命弥补过去的损失。他妻子为了给他做饭而忙得不亦乐乎。无论何时见到她，她都向我们微笑打招呼，过去的悲泪为喜泪所代替。第七天伤口拆了线，一位亲属来医院询问病人情况，我们叫他带话回去：下周派四个轿夫来抬病人回家，他快好了。
　　这位亲属听了对我说：“你是我们的菩萨（bhagwan）！”这是每次手术成功后，人们对我们医生的普通赞誉。我们常要再三否认这使我们不敢当的恭维。
　　手术后第八天的半夜，病人趁人熟睡时，悄悄起床，站起来，走出房，全身横倒在混凝土地上。助理护士和清扫员发现他，赶快把他搀扶回床上睡下。他妻子在病床边长凳上睡着，没有惊醒。两小时后，病人由于脑溢血死亡。
　　我记得，当时我呆呆地站在病人床前，垂头凝视病人面容，多么健康，比他刚来医院时完全两样（即使他已死亡），面部已丰满起来，眼睛再不下陷，我几乎希望他真能睁开眼皮看看我。他不会是真正死了，我以为在做着噩梦，但不是梦！
　　我们让尸体留在床上，不敢移动他，生怕惊醒他的妻子，宁愿让她愉快地睡到天明。假如她醒了发现他死了，她的号啕痛哭会惊醒整个病房的人。而且，天明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安慰她。黎明，妻子醒了，见丈夫安祥地躺在床上，她悄悄起来，出去为他做早点。当我来病房时，她刚转回，端来一盘蒸好的饭和一碟蔬菜。她看到我的脸色，觉得有点不对头，忙放下饭菜，跑到床前，揭开被单，……好长时间，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眼中满含泪水，然后跪下来，将脸埋在丈夫翻起的手掌中，开始抽咽。
　　此后的两天，她一直在停尸房外守灵。自结婚以来，她一直侍候他，病中一直侍候他，而现在仍在此侍候他。第三天，按照我们带话回村的安排，两个儿子来院准备接病快好的父亲回家休养康复，同来的有几个亲属和四个轿夫，本是雇来抬活人的。我碰巧在门口遇见这两个儿子。我们都互相认识。他们听到手术成功的好消息后，就赶来医院，这时面含微笑，趋前来感谢我们使他父亲起死回生。这两个年轻人健壮结实，老实纯朴，三天跋涉，汗水和尘土在脸上结着疙瘩。我不能告诉他们，原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活了而且在康复中。我能向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终于明白了恶耗，但镇静不动声色。愉快的期待化为咽哑的失望。他们默默地付了帐单，走到停尸房，维持镇定和尊敬，将尸体放在抬椅上，然后，和亲友、遗孀，列纵队，缓缓地走下山岗，所有的身影，消失在从医院到山谷的蜿蜒的羊肠小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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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晚上我们的祷告会于10点钟前结束，八个人分道而去各回住所。通向医院的小径沿山脊约走几百码远。在月光照耀下，山脊两边的山坡出奇地向山谷越滑越远地滑落下去。在远方，雪峰耸立26000尺，以黑色的天空为背景，雪顶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
　　我下山时，走近那个老农场，它的房屋靠在陡峭的山坡，显得摇摇欲墬。这里曾经是一个农业中心，但前一年由政府关闭，迄今这些房屋罕被使用。当我走过那间低矮的储物棚时，似乎听到低沉而拖长的呻吟，它显然不是风声。呻吟声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大，直到转为像野兽般的号叫。我知道豹子和豺狗过去常袭击农场的鸡窠，但这时农场并没养鸡，食肉的猛兽很少有理由再来光顾这些荒废的房屋。又一次听到呻吟，我停步细听，听到声音在不断重复：“Hari Ram， Hari Ram！”
　　我走到呻吟发出来的储物棚，从微开的门缝窥进去，看见一个人的身影仰卧在一张桌上，摇来晃去，双手抱膝，小腿肚顶着臀部，桌边凳子上点着两柱香，房间散发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当我站在门边，我闻到一种腐肉的臭气。我不小心碰落墙上的一块脏土，惊得桌上的人立刻坐起来，擦了一根火柴点亮了一盏小煤油灯。
　　他吃惊地问我：“你要什么？”我答到：“我是一个医生，这附近医院的。”他说：“啊，我认识你！”特别加重这个“你”字，不高兴地继续说：“呃，我不需要你，你来这里干什么？”房中烟雾弥漫。在凳子上的香火旁，有一供盘，盘中有红粉、生米和其他谷类。在肮脏的地上有血斑、鸡毛，显然是刚宰过一只鸡的残余痕迹。
　　我略微认识桌上的人。他名叫哥佩．阿迪卡内，前地方议员（Panchayat），现在正处困境。据说他卖了大部分田地还债，现在连老婆和五个孩子都难以供养。负责这个农场的官员为了照顾他，安排他看守这些房屋，从而可获得点微薄补贴。至于他遇到何种不幸，又如何在这小桌子上呻吟，我却不知端倪。 　　
　　我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不介意他对我的来到满怀不快。他不哼气，慢慢伸直那条抱着的腿，我注意到有条脏破布裹着他的大脚趾。我问：“布底下裹着什么？”他回答：“没什么，而且已经见好。”
　　一股腐肉臭又升腾起来，混杂着香火气。哥佩取出一支纸烟，点燃后，开始猛吸起来，似乎想驱散室内的臭气。我坚请：“让我看看布下包裹的痛处。”
　　哥佩默默地吸完了那支烟，然后慢条斯理地打开破布。即使在暗淡的灯光下，我也能看清他的大脚趾成了一个又红又黑的大钉头，趾尖变黑，趾根发红，由于继发性感染而成了坏疽。 　　
　　我问：“弄成这样有多久了？”他答：“一月了，也许两月了。”我说：“你需要去医院治疗，只要下山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他说：“我可能要比二十分钟多一些才能走得到。再说，有一位jhankri正在治我。”jhankri是本地的所谓巫医。他又说：“祭司（priest）也来看过我，他叫我别去医院。他和这个jhankri懂得怎样治我，他们说要治好只是时间问题。”
　　我探探他脚上的脉搏，已经没有脉搏了。除了红肿部分外，整个脚都是冷的。显然，通到脚部的动脉血管已被堵塞，几乎可以肯定是恶性动脉硬化，由于吸烟而加剧。
　　哥佩又取出一支烟点燃。我指着香烟说：“这对你的脚趾没有好处。这黑色部分已经坏死，需要切除，否则，整个脚都要感染，人们常因这样而失掉整条腿。”他惊道：“你说要切除我的脚趾！”我说“只切除坏死部分。”他说：“这不是坏死，只是变了颜色。再者，我没有足够的钱去医院治病。”我问他：“你付给巫医和祭司什么呢？你献祭的鸡不是也要付钱吗？”他辩解说：“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语气颇为不悦。
　　看来不好再进一步谈下去了，我转身准备离去，但当我要弯腰出门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对哥佩说：“我们医院有止痛药，如果你需要，可着人去医院取。”我等了一会，他无回应。于是，我走出门，他仍在那里吞云吐雾地吸烟。
　　几天后，我从住在农场敖近的一个我们社区的保健护士处闻知：哥佩两个月来都在这里呻吟。每星期请巫医来两次，每次“作法”要宰一只哥佩献祭的鸡，将鸡在脚趾患处揉搓。祭司告诉他的家属，他得罪了某个邪灵，这邪灵要求每日还要供奉生米、牛奶、酥油，这样才能叫病好。祭司和巫医为他行的“法事”并不免费，哪怕哥佩这样穷，也绝不放过，而且经过一定时间，付费还要上涨。
　　在我和哥佩那夜谈话的第二天，有一个人到医院来为哥佩取止痛药，这引起我对哥佩的兴趣和关心。几天后我走上农场去看望他，他的病情有所加剧。他对我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至少愿意和我交谈。他向我解释：某个邪灵使他脚趾害病，但巫医至今还未确认出这个邪灵而驱走它。从他讲话的态度，我已看出他对巫医治疗的信心已稍减退。我就再一次催他去医院治病。我说：他的问题是动脉加厚以致减少流至脚部的血量，由于缺血，所以大脚趾正在坏死。
　　哥佩点头说：“巫医明晚还要来，我要告诉他这个原因。”我差一点想说，告诉巫医也白费力气，因为他不懂我们这一套。但我犹豫起来。什么东西导致动脉硬化？当然我知道，是胆固醇小板积聚在动脉里。但胆固醇小板又来自哪里？我想起我曾经好几次嘲笑巫医和他们的想法，认为每种病都是邪灵作怪。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也教导“灵”的概念，尤其是“邪灵”的事吗？我就离他回去而未对巫医作进一步的评论。
　　我再没去探视哥佩，但我从别人那儿得知：他还和先前一样，一边呻吟，一边抽烟。又听说，他又请来一个更“有名”的巫医，就在前一天夜里，对哥佩施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疗巫术，邀请了哥佩的家属及朋友参加，巫术“法事”自黄昏一直进行到天明。据说巫医在“作法”这段时间，一直跟灵界交通，恭请好几位神灵来确认出对哥佩大脚趾作祟的邪灵，以便予以驱除，使病人痊愈。
　　据说终于揪出来使哥佩致病的名叫“bir”的邪灵，这是一个未经过适当葬仪超度的亡灵所形成，比任何别的邪灵都恶毒。为了驱赶这个“bir”，需要献祭四只鸡，巫医不断“作法”，装神弄鬼，不断在患处吹“神”气。经过这番折腾，仍然不能减轻哥佩的疼痛，巫医又采取另外一招来驱邪。用一把稻草扎的小扫帚来击打那只痛脚，据说挨到打的只是邪灵，而不是哥佩本人。一边击打，一边敲打一个锡盘，一边大声念咒；哥佩的家人还要供祭生米，巫医将生米不时洒在哥佩的腿上。
　　这样一直闹腾到天明，哥佩仍不见好。过了两天，哥佩终于来医院看病了。
　　这时，安普琵琶尔医院成立还不多久，哥佩居然来医院看病了。他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普通村民，这是对医院信任的飞跃转变的标志：居然开始信任陌生的外国医生及其医术。人们曾广泛传闻：外国医生只从一个手腕探脉，而不是像巫医一样每次双手探脉。人们也曾抱怨：外国医生只听人的心脏，而不听人的胃部，他们认为胃比心脏重要；再者，外国药需一些天才生效，而村民们希望几小时就生效；此外，谣传医院人员割除人的***，可能用于别处，无人知晓。大多数人干脆拒绝接受西医治疗。
　　一直又过了几年，巫医和祭司才懂得辨别出哪些病最好送医院诊治为佳。他们发现：刀伤、骨折、坏疽等症应赶快送医院治疗，从而拯救了大批鸡的命，更不消说还拯救了不少胳膊或腿不致切除，甚至救了病人的命。
　　我在诊室诊视哥佩的脚趾，仍没有好转，而受感染的红色纹路已上升到腿部。我告诉他我们可以让他住院几天，等感染减退，我们会让他“睡着”，以便去掉他大脚趾的坏死部分。
　　他说：“我不能留下住院。我白天要看牧我的牲口。夜里如果我不去农场守夜，我就拿不到钱。我这次来医院只求注射一针。”
　　他的要求是有代表性的，尼泊尔人相信注射可治百病。但我知道注射对哥佩的脚趾已无能为力。如果答应他注射一针而不起作用，他只会更认为来医院诊治是白费时间。所以干脆拒绝注射，也胜过明知无效而注射，损伤医院的威信。但是，他毕竟认识巫医不能治好他而求助于我们医院，我若让他从我的“指缝”中滑走，就是我们的耻辱。
　　我想应该说服他。我直截了当地花了五分钟时间，用我的结结巴巴的尼泊尔语，向他放了一通炮，解说败血症、气性坏疽（gasgangrene）、动脉硬化、抗生素、吸烟的害处、宰鸡的蠢事等，现在他急需的是切除坏死部分。 　　
　　他重复说：“我来只是为了注射。”他站着，背微微佝偻，拄着一根粗拐杖，看起来比他实际的40岁老，显然脚很疼痛。我想起了他那夜躺在棚子里的情况，而现在来医院看病，居然得不到治疗，尽管这是他自己的差错，他拒绝唯一能治好他的治疗方法。他也许从此再不来医院，我可以给他一点止痛药，但这对他现在的病情毫无帮助。
　　他仍耐心等待着，不肯离去。最后我只好给他处方，开了盘尼西林针剂和一星期的盘尼西林药片，叫他去收款处付钱。出纳员来告诉我，他只肯付注射费，不愿买药片。我告诉出纳员，我可替他付药片钱。但哥佩无论如何不要药片。 　　
　　大约一个月过去了，我再未见哥佩。听说，他的脚只稍微好了点，一星期后又疼痛起来，比以前更厉害。巫医又被请回，祭司开具更新更大的供品，用以平息被得罪的邪灵的愤怒。后来听说哥佩的病包重，发高烧，血中毒。我决定上山到他家去看望他。我到他家时，他正躺在阳台（Veranda）上的草席上。我问他：“现在你仍然认为巫医和祭司能救你吗？”他耸耸肩：“谁知道，该发生的事就发生吧。”我说：“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活的上帝能解救你。他是负责建立这座医院的上帝。有些病人如不来此看病，必会死掉。你只要来院治疗，就会好的。”
　　他说：“我没有钱。”我说：“你的医药费会得到解决，不要愁花多少。”哥佩仰望着阳台上的草屋顶。他妻子从屋里走出，后面跟着两个淌着鼻涕的孩子。三个人站着呆望着我。哥佩说：“那好吧，我一定去，但我走不动。”
　　我知道哥佩村子里的“头人”（Head man）有一张“doli”（简易的抬椅），这椅子拴在长竿子上，可以抬送病人。我答应立刻去“头人”处商借抬椅并安排抬送。
　　当天下半天将哥佩抬送到医院住院。经过两天治疗，血毒消退，体温恢复正常。第三天，经过全身麻醉，切除了脚趾坏死部分。当天晚上我去病房探视他时，发现他正坐在床上吸着烟。一盒新打开的“喜玛”（Himal）香烟放在床旁桌子上。
　　第六次，我给他上“戒烟课”，告诉他吸烟将引起血管收缩，进一步妨碍血液流至血管末端。假如他不戒烟，脚趾将永不会好。我警告他，他如继续抽烟，我就只好停止治疗。次晨，当我去巡房时，哥佩已不辞而别。
　　哥佩的家在我们从医院上教堂的路上。在下一礼拜天，当我上教堂做礼拜时，我停在他家进去看望他，想瞧瞧他在干什么。他正赤着脚在外面锄地。我替他包扎的尚未封口的伤口上的绷带已被拉开，被泥土弄脏。他似乎兴致勃勃。
　　他高兴地对我说：“不管怎样，并不怎样疼。现在已经好了。”我说：“你要晓得你的伤口还未长好，你需要每星期去医院洗扎两次。”他答应明天就去医院。
　　但他没有守约。再见他已是两星期以后，在我上教堂做礼拜的路上。他仍睡在他家的阳台上，这时他已不再那样愉快了。绷带没了，伤口上涂上了和着生鸡蛋的叶子碎末，脚肿得老粗。显然，脚趾根的骨头已经感染。他已经有一星期未能劳动，连到农场守夜的活也不能干了。巫医来了，也只好告诉他，对他的脚趾他们已无能为力，建议他再回医院诊治。但哥佩却碍难从命，也许怕我再给他上“戒烟课”。 　　
　　当哥佩最后终于同意再一次被抬进医院时，他的脚的底部已完全感染流脓水。长期的脓毒使他衰竭。他连守夜的活也被辞退，自己的几块田地因难以照顾而荒芜。当我在医院遇见他妻子时，她向我保证：从现在起，他要一切照我的话办。
　　的确，随着他身体的好转，他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他衷心认错，悔不该不曾听我的话。他答应今后绝不再蹈覆辙，只要我能保住他的脚，一切听我安排。生活在尼泊尔山区，如果只有一只脚，其前景的确可怕啊！
　　哥佩住院两月。我切除了他大脚趾的剩余部分，并切除了其脚底骨部受感染的部分。由于伤处血流量不足，故愈合较慢。虽然如此，哥佩仍然耐心养伤，不像以前那样急着出院。他妻子从早到晚为他 　　送来盘子堆得高高的米饭和扁豆。他和出纳员基督徒狄尔．库玛（Dil Kumar）做了朋友，狄尔给他鼓舞。他身体日渐康复，思想也更起变化。当他还在住院时，就被重新选上本地议员，不少人来医院探望他，有的来和他商量事务，有的只是想和他聊聊天。消息传开了：连巫医和祭司都无能为力的病，却能由教会医院治好。
　　在哥佩住院期间，被政府一度关闭的老农场，也由社区保健队不加解释地发还给教会作为“营养中心”。由我保举，哥佩作为一个称职的农场看守员，经社区保健队主任同意，恢复原职，教会给予正式全薪雇员待遇。他终于高高兴兴地出院：不仅伤口愈合，脚得以保存，身体健康复原，而且“官”复原位，作为农场看守，并选为地方领导成员----议员。再者，两个月的医药费用不到50美金，全部由在美国的基督徒朋友付清。
　　哥佩的例子对村民们不是件小事，他们体认到：一个被邪灵折磨的人，居然可通过进教会医院而挣脱魔掌，得到康复。而哥佩的例子只是许多例子之一，使安普琵琶尔医院赢得名声：这是邪灵不敢肆虐的地方。
　　 #39;)
　　这是一个令人纪念的星期，至今仍可留做我“最糟一周”的“候选”。这一星期中，我们忙于诊治两个年轻妇女的怪病，病情异常而且令人惊恐地加剧。两种病都诊断不出原因，从来没遇见这种令人困惑绞尽脑汁的怪病。
　　更难过的是：这两个女郎都是我们教会的姐妹，至友和至爱的人。一个是尼泊尔难得的年轻女基督徒，另一个是我们医院的基督徒护士。这两位现正在我们眼皮底下病入膏肓，我们身为医护人员，却对之束手无策，连病因都找不出端倪。这样的病人有一个就够呛，而竟祸不单行，来了两个！
　　更雪上加霜的是一种厉害的流感侵袭了我们医院一半的人员，剩下那一半的大部分人不是也快传上流感，就是刚从流感痊愈。看护人员只有三分之一能工作，医院几乎处于“解体”状态。
　　这一周我们日常的门诊也特别忙，不仅有流感病人，还有一大批内科及外科的复杂问题。住院的就有五十个病人，病床不够，有的只好躺在走廊的草席上。但“重头戏”还是上述那两个得怪病的女郎。
　　两位女郎都是本周初病倒的，那位护士最初似乎害的流感，但病情恶化，高烧、全身剧痛，接着逐渐昏迷。我们千方百计诊治仍不得要领，就决定送她搭乘星期六的班机去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现在离星期六还得三天。我们担心她能否再存活三天，能否熬过坐抬椅去简易机场的四小时旅程。我们没法与加德满都的医生和教会联系，也没法与她的家人联系，那时我们所在地区尚无公路和电报。
　　那位基督徒女郎，二十岁，名叫玛雅（Maya），出身于显贵的印度教家庭。她有两个特点：第一，她高中毕业，在山区一个女子有此学历，颇为罕见；第二，她是一个基督徒，是我们地区一百万人中的几十个基督徒之一。在当时，在全尼泊尔，在高中毕业的女子中，能是基督徒的不会超过三到四个。玛雅人缘很好，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都敬爱她，她的生活是尼泊尔女子所追求的典范。
　　玛雅住院初期也被当作流感病人，但也不断恶化。
　　到星期五，我们对两位女郎的焦虑达到顶点。我们忙于为去加德满都的护士病人作准备：书写病情材料的信，找抬她的轿夫，准备要携带的药品包括静脉注射液和要携带的个人用品。护士长要陪送她从机场去加德满都。我们祈祷：第二天天气晴朗，来的飞机能着陆，以免在简易机场过夜。因为在那里过夜，条件不好，即使健康的人都难熬，更不消说一个重病的人。
　　就在星期五这天，玛雅的病情突然加剧。偏偏那天早晨，我要做两个外科手术，而我的同事海仑．赫斯顿要应付异常多的门诊病人。大约中午时分，海仑突然把我叫出手术室去看视玛雅，她几乎停止呼吸。她不能呼吸，抖动得像一个快淹死的人。我们想起前一夜她曾有一次这样的发作，但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误以为这只是由于她对病的过虑所致。而这一次发作，病人完全昏迷过去，类似一种似是而非的呼吸麻痹。由于她已经濒临死亡，我们已来不及深思熟虑。几分钟后，玛雅挣扎减弱，昏死过去。
　　当前迫切的问题是：干点什么，还是呆着不干。我赞成不干什么，因为在当时安普琵琶尔医院，如果一个病人不能自己呼吸，必定已临绝路。我表现一个外科医生的冰冷客观的观点。但海仑的想法与我迥然不同，她要千方百计地延长玛雅的生命。她希望玛雅最终会自发复原，重新能自己呼吸。由于玛雅由海仑主治，我同意遵照她的意见办：即在气管里插入导管，用呼吸袋人工地助其呼吸。很快地玛雅又苏醒过来。
　　既然我们只有凭人工来助玛雅呼吸，也就有必要通知她的家人来此助一臂之力，因为没有别的人能有时间照看她，由于流感的袭击，我们已无足够的人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尼泊尔维修工自告奋勇来帮助玛雅，我们就安排他负责操纵呼吸袋。
　　于是，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二十几个亲友睁大双眼围绕着玛雅，维修工一抽一压地“泵”着呼吸袋，玛雅的兄弟不断地替她排除唾沫和其他分泌物，并用脚动泵吸管从口鼻中吸出胃里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玛雅始终保持清醒。
　　藉助维修工和亲友们轮流操纵呼吸袋，使玛雅能在整个星期五下午存活。在每个人的心头悬着的大问题是：我们要这样干多久呢？我在看完了四十个门诊病人后，也再来看视玛雅，希望她能不再靠呼吸袋呼吸。但每当我稍微停止呼吸袋的供氧，她就抽搐地喘气，发狂地示意我赶快助其呼吸。我这个“医生”现在基本上成了一个操纵呼吸袋的“机械员”，承担使玛雅存活的重责，直到在医药或灵性方面获得启示，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所有玛雅的基督徒朋友和教会的教友们都来为她祈祷，唱诗，劝告和勉励。很难知道玛雅内心的活动，但我相信她理解在她身旁进行的活动，以及如果拔掉呼吸器插管将会产生的后果。
　　海仑已安排在下午四点钟举行特别祷告会，到五点时仍在似停非停地进行着。许多人实在太病、太累、太心烦意乱而未能来祷告，但凡来参加祷告会的人，都经历了一个更新、振作（即使还谈不上启示）的时刻。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到上帝要使这个年轻女郎复原，但是不管怎样却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会这样做。我们都相信，他能，然而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这是另一回事。我们祈祷上帝给予智慧和引导，我相信我们已获得一部分----不管怎样，已经足够让我们使得玛雅居然一小时一小时地活到现在。
　　海仑和别的几个教友决定在医院守夜。到早晨我们将会再一次面对同一问题：能否拔掉插管？在百忙的空隙时间，海仑和我不断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玛雅稀奇古怪的症状。我们考虑了许多症候群，包括：延髓型脊髓灰质炎、严重肌无力与各种硬化症。我们也想到食物“中毒”，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尼泊尔能吃到哪些毒物，哪种毒物恰好能麻痹呼吸功能。可是玛雅本人及其家人不断否认她曾吃了任何有毒物品。
　　星期六早上瓢泼大雨，这可不是我期望来折腾我们有病的护士坐抬椅去机场的倒霉天气！轿夫迟到了两个小时，本来这样会错失机场的班机时间。实际上在这样的坏天气，根本就不会有飞机到达机场的。所有这些倒霉事注定这位护士要在机场过一个倒霉的夜晚。然而，由于“远虑”到：万一在机场那里现在并不下雨，或者中午在机场那里天气转晴而飞机居然能到达，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赶快送护士下山，但望在滑溜的山路上，她不致滑倒太多的次数。
　　再说到医院里，这时事件正在迅速地发展到作结论的时刻。关于这个不平凡的病人全靠呼吸袋供氧存活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地区，许多好奇的旁观者络绎不绝地到来，加大了看护玛雅的队伍。由于考虑到：她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外病人，又为所有认识她的人所热爱，此时此刻成了所有人们的忧心忡忡又全力以赴的紧张关头。但添加的不利因素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有的刚从流感脱身，有的又害上了流感。
　　我们决定根据玛雅家人的愿望来处理玛雅的窘境。她的家人看出我们虽竭尽全力而前景渺茫，于是，我们一致同意拔掉连接呼吸袋的插管，而让上帝决定：或者叫玛雅起死回生，或者收她归天。我们都聚集在她的病房，年轻的维修工还在抽压呼吸袋。经过久久的唱诗和祈祷，玛雅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告诉她我们的决定。她和玛雅谈了二十分钟左右关于天堂、关于主耶稣、关于他的赦罪和恩赐的事，这是感人心弦的场面。差不多室内每个人都在啜泣，连那些饱经风霜满脸皱纹素来跟她不熟的老人也是如此。
　　撤掉插管的时刻终于来临，家人要求先给她穿着打扮。所有室内的人，包括维修工，都走了出去。当家人为她穿着时，只留下海仑仍在泵动着呼吸袋。穿着打扮花了好长时间，也许参与的人下意识地在拖延那可怕的时间，或许是由于思想不集中，笨手笨脚，或者由于眼泪蒙住了双眼。悲剧的顶点，恰在此时，由于长时间受呼吸袋的推压，玛雅的肺突然破裂，在人们还未意识到此事的发生之前，玛雅已被呼吸器吹胀成一个气球。事到如今，拔不拔插管已无关重要了。
　　插管终于拔出来，最后几分钟的痛苦很快地过去：海仑坐在床边，呼吸袋仍搁在双膝间。玛雅最初还在推呼吸袋，虽然呼吸袋早已脱钩。于是她抓住海仑，一会儿又推打海仑，几分钟后，她昏迷过去，仍继续抓拿抽搐了许多分钟。当所有动作停止后，亲属们不发一言，把她抬出室外，停放在雨里。根据当地风俗，让尸体留在屋内是不合适的。家属们注意到：当玛雅活着时，应把她看作基督徒，没有干预她的教友们为她唱诗和祈祷。甚至在星期六清早，亲属本想为她举行印度教仪式也由于医院拒绝而作罢。他们对此也未抗议。但现在玛雅既已死了，她的家属就要负责处理她的后事。在医院结账后，他们用白布单包裹遗体，捆扎在两根竹竿上。然后，排成单行，抬着她，冒雨离去。
　　这时将近中午。我想，应该下山去机场看视那位教会护士的病情怎样了。由于断定在这样的风暴中班机绝不会到达，我就包捆了一些额外的静脉注射液，外加备用药品及注射器以免班机第二天上午还不来。于是作好出发准备，计划在飞机场过夜，于星期日清早及时赶回医院处理日常门诊事宜。
　　午餐并午睡片刻，我开始下山，三小时后天黑前到达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