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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WNV站队,TCL誓做国人PC第一品牌
来源：天极网台式机频道　作者：yeskypc　责任编辑：郎莉　发表时间:2006-09-06 11:01　
第 1 页 签约WNV站队,TCL誓做国人PC第一品牌
　　签约游戏站队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营销手段在电脑硬件行业并不鲜见——从核心的处理器到和消费者直接操作的鼠标键盘，细心的消费者会拉出一长串组合，而8月底TCL签约国际顶级游戏俱乐部WNV签约结盟却开创了整机品牌和游戏站队结盟之先河。2006年8月23日，TCL在北京举行了大型发布会，宣布与世界顶级电子竞技俱乐部wNV缔结战略联盟，同时发布了最新一代高性能王电脑——酷睿2海盗，同时酷睿2海盗也成为wNV日后征战国内外赛事的指定用机。消息传来，业界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游戏PC向来是DIY产品的天下，TCL的游戏电脑是玩概念的成分居多，并不看好;也有人的认为是TCL此举是因为尝到了张靓颖代言SHE女性电脑带来的甜头，其可复制性到底有多少，WNV对游戏PC的号召力到底有多少，都是个大大的问号。其实笔者在接到邀请函时也冒出过类似的疑问，而当天现场数百名慕名而来的粉丝们随着WNV站队在酷睿2海盗上的完美流畅演绎CS技巧爆发欢呼雷动的时候，之前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
　　就像TCL电脑中央市场部总经理谢勇在现场表示一样:“TCL会坚定不移实施个性化细分PC战略!此次和WNV的联盟合作是TCL打造游戏玩家品牌的重要一步!”
跳出同质化陷阱 TCL诠释PC个性化细分时代
　　IBM在1981推出第一台PC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日后被IBM Compatible PC产品逼出这个市场;而在486时代迅速崛起成为PC之王的DELL，也绝没有想到今天的整机产业的平均利润竟然不到5%。回顾PC三十年的发展史，人们总是能得到一些启示，IBM PC当初公开技术规范、共同做大PC市场的良好出发点，到头来成为后续兼容机公司做大作强的根本原因;而每一个大牌兼容机厂商崛起时依赖的低价法宝，最终成为扼杀行业整体利润的罪魁祸首。而中国的PC产业发展历程就同样是上述故事的翻版。
　　不是每个厂商都有砍掉PC业务的勇气和决心，也不是每个企业都有IBM庞大的业务群可供挑选，选择继续玩下去的品牌，难道还要继续待在市占率—单机利润率—总体利润矛盾的怪圈中么?如何实现产品更大的用户价值，改变单纯的增量式利润增长方式?
　　其实早在1993年，有着敏感商业触觉的DELL就意识到初期单纯增量式增长的弊病，推出了面向游戏玩家的XPS系列，包括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产品，虽然价格不低，但仍旧倍受欧美游戏发烧友亲睐，销量一直不错。而在2006年， Dell又在近日宣布收购欧美鼎鼎大名的高端游戏主机品牌Alienware，进一步加强了DELL在利润丰厚的个性化PC市场的品牌含金量。
　　苹果品牌虽然和游戏元素没有多大联系，不过其针对年轻人的个性化设计在业界是享有盛誉的。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来说，a le不是一巨型公司，但也是IT硬件公司中为数不多毛利率超过30%的企业。
　　而在第二大PC市场的中国，也有这么一群执着打造国人自己的XPS、Alienware
　　、a le的IT人，TCL电脑总裁杨伟强就是其中之一。早在两年前他就提出PC产业从炫耀期、普及期向细分期过渡的产业变革三段论。从那时起，TCL就开始亦步亦趋开始了打造个性化细分市场的开拓。先后推出了面向高性能应用的海盗电脑、面向家庭影音娱乐应用的锐翔电脑、面向女性用户应用的SHE电脑和面向学生教育应用的教育王牌电脑。而此次选择签约WNV站队签约，推出基于酷睿2的海盗性能王电脑，又恰恰和英特尔在中国全球首发酷睿2处理宣布的“以用户需求价值为核心”新时代战略不谋而合!
王者之剑酷睿海盗 打造游戏PC国人第一品牌
　　在签约仪式当天亮相的wNV比赛指定用机TCL海盗性能王8890，除了极富冲击力的动感外观外，也具备了一切游戏电脑硬件素质，除了搭载英特尔最新酷睿2双核顶级E6700(2.66GHz 4MB)处理器、G965芯片组外，还标配DDR2 2048MB(双通道667MHz)内存、希捷酷鱼160GB(SATA)硬盘，以及显存达256MB的Geforce 7300GT独立显卡，还有TCL独有的5毫秒灰阶响应19寸宽屏液晶，可达300流明及500:1对比度。初次之外，针对游戏玩家的需求，海盗同时具备滑轨式扩充设计、整体散热构架、整体流线型烤漆主机、自主DIY喷绘预留区、独特品牌识别标徽和文字等个性化设计，让其具备了纯粹的游戏PC血统!
　　笔者认为，作为TCL个性化细分PC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签约国际顶级游戏俱乐部WNV签约结盟让海盗电脑向“游戏PC国人第一品牌”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酷睿2海盗性能王并不是“XPS”、“Alienware”、“Voodoo PC”极尽奢华配置概念的简单复制，而是适应中国本土游戏玩家需要量身定做的产物。而对于国内大多数已经形成“放量出货”惯性思维的品牌机厂商来说，则是更多有关“PC应用细分时代”的思考。 阅读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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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 3 Aug 2011 10:28:26 +0800 )
Description:
穆里·罗斯巴德对失控的经济通胀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最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而且随后的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暂时的。这是因为通胀的发作常常是以一次超常的支出为机会，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会增加。然后，通胀进入了第二阶段，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开始下降，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货币扩张速度，人们反而会感到货币短缺。最后，通胀迎来了第三阶段，公众的心理已经不是早一些购买，而是立即从货币逃向实物或任何商品，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几乎为零。这一阶段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货币崩溃。 罗斯巴德的这番描述，主要是针对二战前的德国而言，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可能不那么合适。有专家会反驳说，首先，中国没有通胀只有通胀预期；再者，中国即使有通胀，也将很快被抑制，理由是：只要我们政府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 意愿是好的，但实际的效果还得看具体行动。政府目前所做的，归纳起来无非是一条，紧缩货币政策。货币紧缩，换言之，就是新印出来的钞票少了，银行不向中小企业放贷了，以前过热的经济增长，现在应该缓一缓了。如果这就是某些人眼里拯救通胀的灵丹妙药，我认为，这无异于把老鼠药当成泻停封。表面上看，对于拉肚子的人来说，老鼠药和泻停封的止泻效果是相同的。但吃过泻停封的人，不再拉肚子是因为腹泻治愈了，吃过老鼠药的人也不会腹泻，那是因为死人是不会腹泻的。 紧缩货币政策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但那种作用也仅限于表面文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又是一大堆，比如，请问货币收紧后，工人要求涨工资的钱从哪里来？信贷收紧后，提供工人就业的中小企业又如何生存？货币收紧，反过来又助长了地下信贷、金融黑市的滋长，那又是一个更大、更看不见摸不着的泡沫。那么，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做呢？继续前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滥发钞票、政府继续烧钱并陶醉于经济数据的奇迹般增长？显然也不是。并且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所遭受的通胀之苦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当初的这种政策所累。 这样看来，无论政府是左是右，货币是松是紧，对于通胀来说都无济于事。事实也的确如此，翻阅经济史就不难明白，面对通胀，尤其是恶性通胀，政府无论做什么，效果都是极为有限的。最终通胀的解决之道不是通过经济的方法，而往往是使用强力的政治手腕。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在过去的“烧钱式经济”中一条道走到黑，倒还不如把增长的脚步放缓，搞搞民生工程。因此，在
，我们看到
央行对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作的定调是：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矛盾：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收紧，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这一系列做法，看似保护了工人，但实际上会让融资渠道更小、需支付更多工资的中小企业难以喘息。如果制造业扛不住，结果就只能是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的到来。而一旦形成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情况，通胀就转变为滞涨，那是经济萧条的初期形态。当然，专家们并不承认中国存在滞涨，理由是中国的失业率并不高。这个观点倒是很难驳倒，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份可靠的失业率统计数据。失业率很低，至于你信不信，反正专家们信了。 不愿直面问题，或许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你和他谈滞涨，他和你谈通胀；你和他谈通胀，他和你谈增长；等你和他谈增长的时候，他又和你谈起了人生理想，谈得遍地泉涌、羚羊挂角，但就是不谈正题。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没辙，升斗小民最后只能退避三舍、选择闭嘴，回家琢磨着拿自己那点既不够买房、又不够买古董的积蓄怎么办？眼看着手头那点钱一天天贬值也不是办法，于是只好胡乱买些不靠谱的股票和基金，至于是赚是赔，除了拼人品就是拼投资眼光了。要想对抗中国式通胀，从政府到春哥，你最好谁也别信，你只能信自己。
( Mon, 25 Jul 2011 13:29:36 +0800 )
Description:
，包括国土资源部在内的七个中央部委公开了三公支出账单。至此，在
个中央部门中，已有
个部门向社会公布了三公经费的账单。主流媒体甚至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三公经费公布时间排行榜，上面分别列有去年和今年各部委的三公支出情况，制作者颇有心，还对两者做了一个对比，将今年开支增长的部分用红色标出，减少的部分用绿色标出。谁家花的钱增加还是减少，一目了然。 乍一看，用晒账单的方式迈出政府透明化的第一步，这是挺好的事。不过，细看之下，这个排行榜越来越不对劲，怎么就这么像是股票
线图呢？甚至连红绿两种颜色的选择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如今股市大盘疲软，图表上也是“绿肥红瘦”。政府账单行情则不同，属于“红绿相间”，涨跌各有千秋。 但这份各部委三公经费账单的涨跌图，与股市图还有另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对于任何一支股票，除了涨跌图之外，如果我想要找到公开的企业财务报表和企业经营的具体信息，并不是一件难事。其中的数据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暂且不论，但最起码，你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信息。而在政府公开的三公经费数据里，必要的信息细节却非常缺乏。因此，对于已经公开的政府部门账单，人们提出了不少质疑。以水利部公开的账单为例，其中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居然
元。但是除了
部越野车辆购置费支出
万元以外，在水利部公开的信息中，具体支出内容却不甚明晰。于是，我们只好自己估算一下：
万元减去
万购置费后，纯粹的运行费用尚达到
万元，分摊到每辆车上是
万，再除以
天，等于
元。换句话说，这些车每天使用的费用上万。越野车每一百公里的实际油耗大约在
升左右，那么，
元足够一辆越野车跑
，而地球的直径也不过
这看上去匪夷所思，难道水利部的公车每天都需要奔波达到近两个地球直径的长度吗？ 这个数据无疑是不合理的，但遗憾的是，水利部给出的相关说明仅能表明该支出主要用于防汛抗旱、抢险救灾、水政执法、水文水资源监测、水利建设管理，然而，每项内容分别花了多少钱，却没有下文。其实，在各部委此次晒账单的过程中，类似于水利部这样不清不楚的情况十分普遍，当人们希望透过此次三公经费账单一窥政府部门如何花钱的时候，却发现，这份账单不易看懂，不是因为太复杂，正好相反，是因为它过于简单。 政府公开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各项支出，原本是政府分内该做的事。严格说起来，这和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还不太一样。因为股票涨跌只和购买该股的股民利益有关，与社会的全体公民，并无利害关系，而政府的三公经费，并非关系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兹事体大，但在实际的信息细节披露上，晒账单的各部委做得却比中国的上市公司还要简单，缺乏技术含量。愿不愿意公布，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怎么去公布，则是一个专业问题，眼看着这份毫不专业的账单，全体股民表示压力很大。 作为这个国家的“股民”之一，我希望看到一份真实而专业的账单，即使内容惨不忍睹，也总比一两个冷冰冰的数字和几个冠冕的理由要令人安心。政府各部门如果只是迫于压力而公布“三公经费”账单，将它视为一种不得不去完成的行政任务，而不在细节上下功夫，那么，这就违背了晒账单举措的初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一串串数字对我们来说也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彪悍的账单不需要解释。
( Mon, 11 Jul 2011 11:49:56 +0800 )
Description:
姓某央企中层突然要我猜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出来很难为情，这位
女士居然要我猜猜看她一年花在买名牌包包上的钱有多少？说实话，我和她并不算熟，面对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我当时唯一能体会到的感受就是尴尬。 但这种尴尬在对方看来或许并不是尴尬，而是一种炫耀。未等我作出反应，她便自问自答，非常自信地告诉我她去年花了多少钱来买
之类的包包，我一算，都够买北京主城区至少两套两居室的房子了。震惊之余，我忽然想起我妈十年前在街边淘的一个黑色皮包，当年售价差不多二十元，那个皮包我妈一直用了十年。这倒不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更贵的，而是那个包确实没用坏，懒得换。 写文章谈及家人的皮包价格，有曝露隐私之嫌，在此我要跟老妈说声抱歉。但是，在谈论这个价值二十元的包包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毫不忐忑的，甚至还有点坦荡，最起码，这能反映出我家庭的消费观还不算铺张浪费。然而在那个饭局上，当
女士向我展示她每年的奢侈品包包消费清单的时候，坦白说，我的内心忐忑极了。我的忐忑来自于一个单纯的想法，那就是：我实在不明白，一位央企干部在我这一介草民面前兴致勃勃地展示我永远不可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包包，怎么可能会赢得我的尊重？另外，这位
女士还跟我套近乎说，她当年也是留过洋回来的。那我就更表示不理解了，如果你当初在老外面前也干过类似的事，你又如何赢得老外的尊重？ 我的这个想法并不迂腐，而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直接的经济学概念上：耗费。这个耗费的观念和消费不太一样，所谓的消费，其前提是建立在“满足”的基础上。比如一个人“消费”掉一顿盒饭，这就满足了他生存的基本需求；另一个人“消费”了一本关于互联网技术的书籍，这就满足了他求知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指向生产。吃饭与求知的消费，都能促进社会再生产，除非你不相信确保身体健康，保证知识及时更新能让人更有效率地工作。 但在这种基本的消费以外，还有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叫做耗费。比如，一顿
元的快餐明明能够吃饱，但你非要去吃一顿价值两千元的鲍鱼，这就是耗费，因为吃鲍鱼者永远无法证明，吃鲍鱼之后的工作效率会比吃盒饭时高出两百倍。当然，这是一种机械论的看法，一个人不可能连吃饭时都还在脑中计算摄取的卡路里量和价格二者之间的比率。但粗略来说，此类并非为了再生产，其目的仅限于自身的消费都可以统称为耗费。 再换个说法：我买了一个苹果，自己吃掉，这叫消费；但如果我买了一吨苹果装在卡车里，然后当众倾倒入河中，这叫耗费，换言之，耗费的潜台词是对财富的“摧毁”。然而，这种摧毁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在社会功能上，它有一个巨大的作用，那就是用以区分社会阶级。 不少人都听说过古代印第安的野蛮部落里流行的“夸富宴”。在这类宴席上，主人请来四方宾客，故意在客人面前大量毁坏个人财产并且慷慨地馈赠礼物，其形式可以是大规模地烹羊宰牛，也可以是大把地撒金撒银，目的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让那些受邀而来的宾客蒙羞，从而证明主人雄厚的财富和高贵的地位。这对于部落里的贵族来说，不仅仅象征着权力和奢侈，也是用来确定部落内部等级秩序的一项义务。 用耗费性活动来标识不同阶级的人群，这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类似于“夸富宴”这样的行为往往伴随着人类最原始的非理性意识，例如纵欲、狂欢、浪费、大规模祭祀的仪式等等，所有这些行为恰恰是启蒙主义以降的西方“理性”思维所拒斥的。在崇尚理性思维的现代中产阶级看来，夸富宴无疑对人类的理性构成了冒犯。“炫富”是只有部落领袖才会干的事，而对于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如何合理分配自己那点含辛茹苦挣得的钱，纯属个人隐私，怎么好意思展示给公众看？奢侈性的耗费在他们眼里成了一种羞耻，而不是原始部落里的仪式性狂欢。 观察今天的中国，奇怪之处在于，人们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并不具备任何中产阶级式的羞耻感，反而更像是印第安的野蛮人首领在举行“夸富宴”，中国的富裕阶层用购买大白菜的速度源源不断购买普拉达、阿玛尼、登喜路……这气势，自然会吓退西方人，正如同气势恢宏的
女士用它气势恢宏的名牌包消费数额吓退了我。但我要声明，自己并非被巨额的数字所吓退，而是被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所吓倒：我究竟活在
世纪的中国，还是史前时代的印第安部落？ 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数据预测，
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量将会超过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其实哪一年成为世界第一并不重要，但增长的趋势却已经是笃定的。理论上说，日后中国人排队进入奢侈品店席卷一空的机会不会减少，我以后听到别人在我跟前晒奢侈品账单的次数也只会增多。写及此处，想起最近有条新闻透露说商务部考虑降低进口奢侈品的关税，改变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地点主要在国外的现状，说是能拉动内需。在我看来，能不能拉动内需、改变所谓的奢侈品消费结构倒在其次。奢侈品关税降低后，最显著的效果将是，富裕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将更迅速地增加，下次再见到
女士时，她的消费清单恐怕还要翻倍，而那些不购买奢侈品的人，终究不会购买。 假如我每天都有一笔能吃得上鱼翅的余钱，我绝对不可能天天用那笔钱去买鱼翅吃，即使间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买了，我想自己也应该吃得偷偷摸摸，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无法认同以耗费的手段来证明自己属于某个社会阶级。但个人的信条无法放之于社会的道德，今天的现实是，如果买了
包包不拿出来晒一晒，就像古语说的，“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真是糟蹋了那靓丽的包。那个包，已经不再是包了，它是被消耗掉的个人财富的假借。换言之，赚多少钱并不重要，能花多少钱才说明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这出上演在当代中国的“夸富宴”，其心理基础，却与史前的印第安人无异。从一个侧面，这也说明，除了用金钱来标示出自己的社会等级，我们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被社会大众公认的其他标准了。我们的标准，说穿了就是野蛮人的标准。
( Fri, 1 Jul 2011 00:43:19 +0800 )
Description:
美国劳工部每年都会出台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每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支配情况。最近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每年税前的收入大概在63000美元左右，而这个家庭每年的平均消费支出达到了49638美元。那么，扣除一整年柴米油盐的花销，在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交税前，这个美国家庭有一万多美元可以自由支配。 按照美国的税制，粗略来看，收入在六万美元的两口之家的个税比率占家庭总收入的
左右，算下差不多刚好一万美元。当然，一个家庭除了缴纳个税之外，还要承担许多五花八门的税，比如房产税、社会安全金税以及针对运输、通讯、消费征收的各类税种，征税的情况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可以说，交税在一万美元以上几乎是确凿无疑的。这笔钱，在一个美国家庭的年支配中，占到一个什么位置呢？ 那份报告接着说：在一个美国家庭
美元的年支出中，有
的钱花在了房屋上，包括房屋的租金或按揭，以及购置家具、维修等等开销，高达
美元；占支出第二位的是交通，包括汽车的购买和维修等，每年共计
美元，占总支出的
；接下来，就是养老金、医疗保险、食物、娱乐等等开销。总之，美国人花钱最多的地方基本上也是中国人花钱最多的地方：房子、车子。但如果把政府税收也考虑进家庭支出的范畴，那么美国人花钱最多的事项在车和房之外，还应该加上一条：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这笔开销超越了交通开支，排在家庭总开支的第二位。 我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引用这则报告，据此，作者还得出结论说，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对于美国的中产家庭而言，政府的“售价”就相当于每年一万多美元。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似乎每个美国人都花了价格不菲的金钱来购买政府提供的服务：公共的图书馆、博物馆、高速公路、社保系统。往大了说，国家的国防开支和科研经费，都是老百姓通过税收“购买”的。预支这笔钱以后，人们的确悉数享受到了服务，因此对每个人而言，花这笔钱是值得的。就好比我花钱支付房屋按揭款，多少年后我就能成为房屋的所有者一样，为政府交按揭，我就成了政府的所有者（至少是部分所有者）。 这套说法为读者构筑了一个美好的梦想，但很遗憾，它并不是你所能体会到的事实。事实是，在为政府“定价”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不能被忽略不计，那就是税收的强制性。首先来说，交税这个事实是被国家法律硬性规定的，不交的最终下场就是进局子；另外，在交多少的问题上，尽管政府采取累进制或累退制等灵活的方法按需征税，但总体而言，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承受一种强加的税额。如果硬要把这桩事拿到市场交换的框架中作描述，它大意是说，自打你出生以前，直到你离开尘世之后，你都必须无时无刻不在购买一种叫做“政府”的商品，而且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气人的是，如果你发现产品质量有问题，居然没处退货。 有人会反驳说，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就相当于“买方退货”的行为，这届政府业务干得不好，客户就用选票令政客们滚下台，换一拨人来兜售“政府”牌产品。这个说法看上去也是有些道理的，但也同样经不起推敲。 如果说，政府对于每个美国中产家庭意味着一份价值一万美元的无限期按揭款，那么有两个诘难无法回避。第一，虽然政府产品名义上可以“退货”，但是顾客根本无法在买到伪劣产品时获得赔偿。政党轮替的唯一作用是，换一拨营业员，但之前卖给你伪劣产品的无良营业员，你已无从寻觅，更不要谈什么索赔。第二，考虑到政府为自己的“定价”是一桩“王婆卖瓜”的行为，并且它提供的服务是具有排他性质的——例如***、军队、消防系统等等，这在现代社会一般是不允许政府之外的个体组建的——那么，民众对于这些服务的“消费”是未经任何市场竞争的，或者说是强制性的。举个例子，你可以在超市里选择购买品相差一些、但更便宜的苹果，或者选择不购买苹果，然而，一个人并没有自由选择在少交一点税的同时享受少一些公共服务，或者干脆不交税，也不消费任何公共产品。这是政府与市场根本的不同。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生前非常反对把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混为一谈，当然，他的看法可能有点极端，罗斯巴德认为，征税是一种纯粹和简单的偷窃行为，对象是国家全体居民的财产。“偷窃”一词，用在这里似有些危言耸听，但至少，它说明了，为一个强制性的行为来定一个市场价格，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市场的最基本逻辑是，交易的双方均出于自愿，如此，双方都会认为这桩交易是对自己有利的。更关键的是，在自愿的原则下，交易本身也可以完全不发生。 因此，为任何一个政府估值，甚至将政府运作比拟为公司商业运作的说法，不仅不专业，而且逻辑上也说不通。当然，本文并非要在语言上对这个问题纠缠不清，我也明白平时里“为政府定价”的说法多系调侃，但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白话两句，其实能帮助我们搞清楚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政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将政府的产生视为契约的结果，这个契约的本质包含着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每个个体出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授权一个中间人来对所有人加以管制，并期望每个个体从中得到保护。这彻头彻尾是一桩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风险极大，而且交易本身与市场的概念毫不沾边，除非你认为自由、平等这些概念可以像钞票一样用来换取超市里的苹果。从美国劳工部的这张收入和支出报告里，我看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都是浮士德。但
墨菲斯托
又是谁呢？
( Tue, 28 Jun 2011 09:25:19 +0800 )
Description: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这段话相信每一个乘坐过北京地铁的人都心有戚戚焉。它的潜台词是，地铁里的乞讨人员太多，难以管理，以至于影响到地铁的形象。为此，管理部门决定发动群众的力量，号召乘客进行自我监督，以期将北京地铁里脏乱差的乞讨市场，消灭于无形。
然而，地铁广播里的号召到底不如悲情的戏码管用。如果一个在地铁车厢里的人衣着污秽、身有残疾，还唱着一支悲伤的乞讨歌儿扑通一声跪在你的面前，我想此刻换做谁都会面临一种两难境地：是应该给他钱还是不该给他钱？给钱，却又明知道自己这点微薄之力帮不上什么忙，不给，良心上又似乎说不过去。再说，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看呢，车厢的空气中凝结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于是你终于掏出钱包，翻出一张一元的纸币，塞给面前的乞丐。这种行为，我们通常管它叫施舍。
施舍一事，虽说是善心人的救急之举，但换个角度考量，不也是在完成着施舍者的某种心理效用吗？毕竟，主动把自己口袋里的钱给别人是一个普通人所能想象到的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用以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换句话说，施舍者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每进行一次施舍，社会资源就得到了一次微小的优化调配，自己也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是施舍行为的主要心理动机。否则，人们于情于理都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对他者进行施舍。这显然是一个过程大于结果的行为。
倒过来把这个事情再叙述一次，你会发现乞讨者在乞讨的过程中是实际获得了收益的，尤其对于那些“职业乞讨者”而言，乞讨行为的结果远远大于过程，换言之，越是善良的施舍者对于乞丐来说越是具有吸引力。于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施舍者越慷慨，那么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施舍的行乞者也就会越多，累积下来，他们就排起了长长的队等待得到施舍，但众所周知的是，施舍者所能够给予的金钱或实物总是有一定限额的，并不会因为乞丐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么，这就造成了每个排队人能分得的钱实际上在减少，但他们花在等待上的时间却和以前相同，时间资源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闲置并浪费了。施舍者在撒钱，行乞者的收益却在减少。经济学家用Rent Exhaustion这个说法来描述此种情况，照英语直译，意思是“租金枯竭”。
按照布坎南等人的寻租理论，“租金”是指人们在市场之外获得的超额收入，也就是说，这是一笔来得比较容易，同时也是不需要从事真正的生产劳动就能获得的额外收益。这个定义不禁让我想起了一次在北京租房的经历。当我在某房屋中介公司外徘徊并作短暂逗留之时，立即有人错把我当成了潜在的购房者。顷刻间，至少有一打的房屋代理把我围住，递名片、话家常，用各种手段套近乎，希望吸引我去看房，最好是马上签下他介绍的房子，而当我顺水推舟，假意表示愿意支付较高额度的价格之后，来向我介绍房子的代理就更多了，原因很简单：我付的总价越高，中介的佣金就越高。这个情形和乞丐排队等待施舍的情况很类似。很多人在等我打***，我也接到很多不同的人的***，大家都希望我尽快作出决定。但其实当时我心里十分犹豫，我想的是，有必要这样折腾么?
理论上讲，买房或租房不通过中介也是有门路的，比如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经由熟人介绍，都能直接联系到房屋拥有者。既然绕过中介也能租到房，那为什么我还要选择联系中介呢？这和施舍者主动掏钱给乞丐寻求平衡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达到一种心理效用，以便使自己在内心能够确认，通过中介来进行租、购房活动是最规范的、最可靠，风险最小的。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准备买房的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房屋中介必然会红火起来。因为“租金”的施舍者变相地变得更阔绰了，所以排队等待施舍的人相应就会更多。乞丐和中介两种职业的心理基础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排队中苦苦等待，希望某天能等来一个大客户。
不过，在普遍等待的心态下，等待者唯一能做的无非是浪费那些他原本可以用来从事其他更有价值事情的时间。这种等待所能造成的最坏结果是，所有的人除了等待之外，无事可做。但现实却截然相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房屋中介又几乎没有一秒钟在作什么等待，我和一位代理聊天，言谈之间，了解到他们完全是城市里一群三餐毫无规律，手机不准关机，每天早出晚归的穷忙族。当然，这个事实乍看起来有点反常，为什么他们会比购房者更忙？他们不是应该在等待吗？但前后一琢磨其实也正常得很。
可以想见，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房屋限购令推行之后，最大的效果就是彻底将房事弄成了卖方市场，换言之，施舍者没有变少，乞丐也没有变少反而在增多，但是实行施舍的限制却呈几何级数增加，由此，看房的人增多了，真正下手的人却在锐减。这就像地铁里号召人们抵制乞讨的广播，如今抵制的对象已经不是乞丐了，而是施舍者：未经许可在车厢内施舍是不正当的，而获得车厢内施舍的资格则是连续五年，每天乘坐北京地铁。拥有这样资格的人自然很少，于是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情况，乞丐和施舍者都在增加，但真正能实行的施舍却严重不足。这就造成了一种双向的排队：买房者在中介公司排队等待看房，同时，代理也在排队等待买房者作出决定，但交易机会在减少，也就是说，允许排队的队列数在减少，从原先的十个、一百个队列减少到现在的一个队列，那么，即使只有很少的乞讨者和施舍者，队伍的长度也会被压缩得无比长。当施舍者和乞丐都在排队，施舍行为就成了一个谁也找不着谁的游戏。夹在二者中间被两次浪费掉的，是人们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我们原本能把它用在更值得的事情上面。 ( Thu, 23 Jun 2011 09:58:33 +0800 )
Description:
我的德国向导盖里克用手指向马路对面的一块场地，对我说：看，那就是犹太大屠杀纪念碑，我顺着他的指尖望去，马路对面是一块硕大的草坪，上面覆盖着黑色的无名石棺，没有大门、没有收费处、也没有任何硕大的标识说明此地的身份。一切都进行得悄无声息。
类似的场景出现在柏林墙的遗址。当我和盖里克来到位于Bernauer Stra e的柏林墙纪念中心时，我看到的是一片绿得发亮的草坪，两旁原本属于军事禁区的街道，早已建成了车流如织的马路。而夹在两条马路中间，原本属于军事隔离带的空间，如今长满了野花和绿草，一些带有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的雕塑和纪念碑，点缀于其间，向愿意移步过去的人讲述着柏林墙的往事。无论怎么看，这里都更像一座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而不是刻意营造着历史氛围的廉价纪念场馆。
我有点纳闷，不仅因为这种不设收费处、不扯横幅的纪念中心挑战着我内心的习惯思维，更是因为那种一览无余的公开性和放任自流，让我很难相信这些纪念性质的场馆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我甚至看见不少年轻人在那里野餐，这太出乎料想了，柏林墙遗址、犹太大屠杀纪念碑这样的地方，我原以为应该庄严肃穆，至少修建得与众不同。但现实的情况是：它们与城市的任何一处公共场所找不出明显的不同。
我在距离纪念场馆不远处的“柏林墙文件资料中心”访问了柏林的建筑师和学者，君特·施鲁施彻先生。当我问他，今年是柏林墙修建50纪念，但为什么人们对柏林墙的纪念如此低调，与一般概念上的纪念地完全不同时，对方回答：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施鲁施彻解释说，这个纪念遗址，以及位于柏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等等很多地方的历史纪念遗址，都是完全对公众开放的。“它们建立在城市的公共场合，人们随时可以进入其间，思考、交谈，甚至进行一次野餐，所有这些都是被允许的。”
这种观点也在我的向导盖里克那里得到了验证。他对我说，历史，在德国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需要时刻提醒人们的一件事情。将历史的旧址改建成城市的公共空间，这才是更好地向人们解读历史的方法。他说，他最为反对的是那种“快餐式”的纪念方法，“拼命地还原、修复历史，但这样做的最后结果只是讨好了消费者的某种心态。”
然而，对于像我这样早就看惯了假古董、假纪念碑的人来说，那种不是“快餐式”的廉价纪念反而让人无法理解。柏林墙为什么不开发为一个旅游景点呢？我无数次这样问，为什么不复制并重建当年东西柏林墙中间地带的那些碉堡、灯塔、铁丝网、机关***，再配以声光电特效？最好还添几个开***射击人群的真人东德士兵，这样既方便游客拍照，又能增加景区的噱头，门口再设置一个检票处，那就不愁收入了。而事实上，这座纪念场馆还曾经为资金来源的问题伤过脑筋，我心想，柏林人做事情的办法是不是太笨了一点？
施鲁施彻对我说：我们并不会按照所谓的历史原样，把柏林墙重新翻修给人们看。我们的任务是让人思考这段历史，我们希望这座遗址对于参观者来说是“可读的”，而不是为来这里的人们修建一种廉价的快餐式的纪念碑。“对于历史，人们自己会有解读，你只能帮助他完成这种解读，而不是替他进行解读。”
德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研究大国，在19世纪德国大学中，现代历史研究第一次被职业化。这样的传统积累下来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德国人深知，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不是教导民众如何理解历史，而是提供尽量公开的资料和辅助，让人们自己去解读历史。
施鲁施彻的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对于历史的解读从来不是一个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原因和施鲁施彻所说的截然相反，别人代替我们做了过多的解释，以至于我们已经听烦了，听腻了。历史对于我们，仅仅意味着辫子戏和武侠小说，复修的假古董和茶余饭后的那点段子。可以说，我们厌倦了历史，但我不知道历史是否已经厌倦了我们。
( Wed, 15 Jun 2011 07:58:53 +0800 )
Description: 最近，微薄流传中影公司紧急叫停了《建党伟业》
在各大影线的放映。很不巧，叫停以前我就观摩过这部只有
秒的预告片了。坦白讲，从某种角度看它确实是一部禁片，比如，影片里面有大量关于学生运动、街头游行的镜头，不少镜头还体现了流血、骚乱、打砸抢、大规模群体事件，最后，高潮终于出现了，一个长镜头居然表现了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占领***的场景……内容劲爆直逼当年香港人麦当雄拍摄的《省港旗兵》。概而论之，种种迹象表明，此片不禁，天朝岂有天理？ 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一个非法网帖总结说，《建党伟业》的真正牛逼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有些事情即使在当时是看似非法的、冒险的，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成为伟业，所以该片是一部励志片。励什么志？那就是教导被压迫的人们反压迫的方式就是建党夺权颠覆政府，并且还配以声光电特效生动地教导人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堪称一本斗争培训教材。现如今，国内局势大坏，
、新塘等地的骚乱已经让某些人如坐针毡，而这部电影竟在这个节骨眼火上添油，义务教育人民如何与政府过不去。既如此，不禁待何？ 老实讲，这种浅薄见识太不科学发展观了，且幼稚。你以为韩三平和中影真的是十二生肖里属傻
的？要是考科学发展观，他们绝对是优等生，你我最多把名字写了交个白卷。砖家指出，科学发展应该分开来理解：所谓科学，其实是对事物的一种解释权，每个人都得听命于这种解释，否则就会被划归为野蛮，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福柯同志说的。所谓发展，就是变着花样行使这种解释权，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奥威尔同志说的。 根据奥威尔和福柯为我们总结的科学发展观，这部由
位明星出演的水浒版《建党伟业》就不是一部禁片，而是一部值得被人铭记的影片。虽说影片涉嫌“天朝不宜”的内容很多，但无论是街头游行还是学生运动，都被科学地划归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而用今天人们发展的眼光看，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格格不入的，既没有大规模的***考试，下了班也没有非诚勿扰，无趣得很。二者唯一的交集之处在于
位梁山电影明星。他们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斩鸡头、烧黄纸、兄弟拜把，然后农村包围城市，此乃中国革命科学而发展的道路，此外无他。这其实就等于反过来说明，工人罢工、学生上街，都解决不了人民的内部矛盾，只有梁山好汉才能救国，为何？他们是神仙下凡，精通科学发展观的。 其实，每一部能在本朝上映的疑似反动电影都有一个被阉割了的滴血伤疤，姜文的童话故事《让子弹飞》里边，结尾时持***的不明真相群众走漏了一句话：谁赢了跟谁走。
，至此，原本浑身刚猛的电影挥刀自宫，并得以在全国影院中东方不败，号令武林。同理可知，《建党伟业》这么一部红色重口味史诗偶像剧肯定也存在这样一个奇点，手法要么阉割要么结扎，总之必须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只有梁山
好汉能救中国而广大的
亿非好汉却无法自己解放自己。 这个阉割点就是一种逻辑：学生上街工人罢工理论上是被允许的，但学生上街工人罢工又被证明是救不了国的，只会给国家添堵。而那
个明星既象征了梁山好汉，同时也意在提醒电影观众，我们革命者都是由有钱的男男女女来扮演，寓意革命会为人们带来金钱。观众于是马上联想到了他没还完的房贷、车贷，迫不得已放到股市里的积蓄，心想如果再一闹将起来，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获得的这一点可怜的财产和自由，随时有不保之虞。记得有个美国学者写过一本书，“无面包，不革命”。意思是说，革命是为了面包，但有了面包之后再革命，那是在革面包的命，面包一旦没有了，就无异于草菅人命。跟着梁山好汉有面包吃，是谓科学发展。 预告片被叫停，并不是说明《建党伟业》本身有多敏感，而说明了最近的骚乱事件有多严重，竟然影响到此等红得万无一失的主流作品，另外，也说明中影多么期望制造话题，好让这部影片隆重推出。其实，退一步说，就算一不留神，再革他一革，又能怎么样呢？“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如是而已，玩不出什么新花样。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被城管一脚踢出教科书的鲁迅临走时说的。 有一种事业注定是伟大，例如建党以及拍一部建党伟业，另一些事则注定失败，例如搞清楚一个城管到底有没有打人。在这个语境下，讨论《
》是应该禁还是不应该禁，就好比讨论海报上的那个镰刀锤子到底更像斧头还是锤子，纯粹是一个很锤子的问题。
( Sat, 4 Jun 2011 23:59:57 +0800 )
Description:
傍晚穿过广场
by 欧阳江河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象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象骨头那么软弱
　　每个广场都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
　　脑袋，使两手空空的人们感到生存的
　　份量。以巨大的石头脑袋去思考和仰望
　　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石头的重量
　　减轻了人们肩上的责任、爱情和牺牲
　　或许人们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
　　张开手臂在四面来风中柔情地拥抱
　　但当黑夜降临
　　双手就变得沉重
　　唯一的发光体是脑袋里的石头
　　唯一刺向石头的利剑悄然坠地
　　黑暗和寒冷在上升
　　广场周围的高层建筑穿上了瓷和玻璃的时装
　　一切变得矮小了。石头的世界
　　在玻璃反射出来的世界中轻轻浮起
　　象是涂在孩子们作业本上的
　　一个随时会被撕下来揉成一团的阴沉念头
　　汽车疾驶而过，把流水的速度
　　倾泻到有着钢铁筋骨的庞大混凝土制度中
　　赋予寂静以喇叭的形状
　　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
　　永远消失了——
　　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
　　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
　　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
　　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
　　一个通过年轻的血液流到身体之外
　　用舌头去舔、用前额去下磕、用旗帜去覆盖
　　的广场
　　空想的、消失的、不复存在的广场
　　象下了一夜的大雪在早晨停住
　　一种纯洁而神秘的融化
　　在良心和眼睛里交替闪耀
　　一部分成为叫做泪水的东西
　　另一部分在叫做石头的东西里变得坚硬起来
　　石头的世界崩溃了
　　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高处
　　整个过程就象泉水从吸管离开矿物
　　进入密封的、蒸馏过的、有着精美包装的空间
　　我乘坐高速电梯在雨天的伞柄里上升
　　回到地面时，我看到雨伞一样张开的
　　一座圆形餐厅在城市上空旋转
　　象一顶从魔法变出来的帽子
　　它的尺寸并不适合
　　用石头垒起来的巨人的脑袋
　　那些曾托起广场的手臂放了下来
　　如今巨人仅靠一柄短剑来支撑
　　它会不会刺破什么呢？比如，一场曾经有过的
　　从纸上掀起、在墙上张帖的脆弱革命？
　　从来没有一种力量
　　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长久地粘在一起
　　一个反复张帖的脑袋最终将被撕去
　　反复粉刷的墙壁
　　被露出大腿的混血女郎占据了一半
　　另一半是头发再生、假肢***之类的诱人广告
　　一辆婴儿车静静地停在傍晚的广场上
　　静静地，和这个快要发疯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猜婴儿和落日之间的距离有一百年之遥
　　这是近乎无限的尺度，足以测量
　　穿过广场所要经历的一个幽闭时代有多么漫长
　　对幽闭的普遍恐惧，使人们从各自的栖居
　　云集广场，把一生中的孤独时刻变成热烈的节日
　　但在栖居深处，在爱与死的默默的注目礼中
　　一个空无人迹的影子广场被珍藏着
　　象紧闭的忏悔室只属于内心的秘密
　　是否穿越广场之前必须穿越内心的黑暗
　　现在黑暗中最黑的两个世界合为一体
　　坚硬的石头脑袋被劈开
　　利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如果我能用被劈成两半的神秘黑夜
　　去解释一个双脚踏在大地上的明媚早晨——
　　如果我能沿着洒满晨曦的台阶
　　去登上虚无之巅的巨人的肩膀
　　不是为了升起，而是为了陨落——
　　如果黄金镌刻的铭文不是为了被传颂
　　而是为了被抹去、被遗忘、被践踏——
　　正如一个被践踏的广场迟早要落到践踏者头上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他们的黑色皮鞋也迟早要落到利剑之上
　　象必将落下的棺盖落到棺材上那么沉重
　　躺在里面的不是我，也不是
　　行走在剑刃上的人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
　　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
　　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
　　我没想到他们会在傍晚时离去或倒下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
　　我曾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
　　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
　　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
( Tue, 24 May 2011 09:36:5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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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本人从不嫖娼，不管是明娼还是暗娼。但是，这不妨碍我从嫖娼的角度来考察下我国经济的奇妙现状。 最近有个网贴说，京城周边城镇和燕郊出租房市场突然间火爆，原本昨天还是没人住的空房，今天就已经是
元的行情。一夜之间住满空房是些什么人？业主们毫不隐晦答复是那些被楼市宏观调控了的京城***。京城***不仅来势凶猛，而且影响到当地***的生意，当地***以低价对抗，下调幅度多至百元。 ***从市中心搬到京郊，其中原因需要略作说明：京城扫黄力度与日骤增，而且我国***最喜欢扫黄，因为***好欺负，嫖客好捉拿，整个过程基本上不会遇到反抗。安全高效。在这种情况下，***们的业务也就做得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一不留神就会被破门而入的***蜀黍送进鸡圈。交易成本那是相当的高。加上现如今物价、房价、水电气价格都在上涨，在京城当***已经没什么好赚的了，于是，个体户改为流动商贩，抱头鼠窜的***们开始由北京的中心向四环、五环、六环乃至
环扩展。众所周知，北京是一座没有装节育环的城市，因此肚子被政府越搞越大。但对***而言，这是桩幸事（不是性事），因为这意味着，不论她们逃到多么偏远的地方，生意是照常不缺的。北京，哪里都是人。 不过，交易地点愈发边缘化的结果，便是***们价格的持续走低。在大蒜、萝卜、生姜肆意涨价的今天，***的价格却在一路走跌。这些可怜的女人，她们连人们嚼在嘴里的一根葱，汤里的一个萝卜都不如，十足的弱势群体。但也许你会问，***降价不是有利于市场竞争，会提高交易的次数，从而提高利润吗？此话貌似有理，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曲线图告诉我们，价格下跌时，需求会上升，此时只要增大产量，就会赚得暴利。此言不假，但这是说的一般商品，***是特殊商品，不在此例。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吉芬物品（
Giffen Good
），即那种价格下跌时需求也会下跌的廉价物品。举个例子：土豆是一种廉价的主食，当它的价格恒定时，穷人消费土豆的量是一定的，但是一旦土豆价格下降的时候，人们对于土豆的消费量也会下跌。 这是因为，土豆变便宜之后，人们花比原来更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和原来一样多的土豆。那么，更多的人会选择购买更昂贵的食品比如肉类、鸡蛋等等，改善伙食，而土豆是低廉商品，边际效应递减是最快的。这时，人们就会主动选择减少土豆的需求量，把钱用来买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商品。 因此，游资会去炒金银、炒玉、炒文物，就是不会炒***。***就是本朝的吉芬物品之一。神武的公安人员打掉了明娼，暗娼就会加剧，再打暗娼，***就会四散开来成为个体户，相应的价格亦会低开低走。***的价格变低以后，男人绝对不会因此而愿意多花钞票，频繁光顾***生意的。这个道理和土豆一样，价格下跌了，人们就干脆省下钱买点别的什么，反正不会是土豆。毕竟，生活中甚于土豆和***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逼良为娼的行为是万恶的，但是最万恶的不是逼良为娼，而是把明娼逼为暗娼，暗娼逼为野鸡。可怜的中国性从业者，她们（不知有没有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下开展着自己的事业，虽不太光彩，但这帮人不偷、不抢、不靠李刚，一切全凭自己勤劳的口和手，光是这种品质，就让人肃然起敬。只可惜，现在她们就算口手并用也难逃今天中国经济恶浪的冲洗，最终的命运就是被拍死在沙滩，而不是死于情人的沙发。唉，就业环境艰难啊，***们的命运，莫不是你我的命运？
( Fri, 15 Apr 2011 09:39:39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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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刚从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激浪”汽水，但此刻喝着汽水的我心里却满是气。我发现汽水涨价了，从三块涨到三块五，也就是说我为一瓶汽水多花了大约
的钱。我问收银员涨价多久了，对方告诉我说大概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一算，这不就是发改委约谈
家行业协会负责人的时候吗？ 四月初，为了稳定物价，
发改委价格司会同经贸司和商务部约谈了
家行业协会负责人，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的座谈会。具体谈的内容我们这些群众当然是无从知晓的，但他们谈了不到半个月，草民们就切身感受到约谈的功效，那就是我现在必须多花五毛钱买汽水。发改委的同志们谈得真够辛苦的。 这绝不是在说风凉话，看一眼发改委约谈对象的名单，你真的就会替他们感到辛苦。被约谈的协会包括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百货商业协会、饮料行业协会、奶业协会、家用电器协会、糖业协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粮食行业协会、肉类协会、蔬菜协会等等，可以说涵盖了民生的各个方面。
个行业协会，挨个轮着约谈，这得花多少时间，嘴皮子得蠕动多少下才能完成，能不辛苦吗，你想想。 更辛苦的是，发改委的同志经过一轮约谈之后，恐怕还是得接着挨骂。因为人们发现，物价并不是耍嘴皮子搞约谈，就能降下来的。商品的最终价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是不需要有经济学专业学位就能知道的常识。最起码，它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这部分是不需要谈的。此外，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还包括商品的成本，以及通货膨胀的速度等等，其中就含有不少人为的因素，因此这部分是可以谈的。我猜想，发改委约谈的内容大致就应该在这方面，否则，也太没常识了。 但在约谈的对象上，发改委显然又搞错了，不是
个，而是四个。最近有条新闻，说一个卡车司机从武汉运货至北京，来回
天共花
元，其中高速公路交费就花了
元，公路收费居然占物流成本的八成以上。如果能把这种毫无意义的物流成本打掉，商品的价格至少降一半，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是很好吗？公路收费归交通部管，交通部也为此作出过承诺：未来不收费公路将占公路总里程的
。因此，发改委的同志是否应该约谈一下交通部，让他们快些兑现自己的诺言，不要耍赖皮。顺便让“两桶油”的负责人前来旁听，让他们把徒增物流成本的燃油费也降下去。 再者，发改委应该约谈一下国土资源部。商品价格的上涨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不菲的超市“入场费”，没有预支这笔钱，货品连上架都没戏。这笔成本的源头，不就来自于超市高昂的地租吗？毕竟，人家卖场也需要生存，只好把成本转嫁到了零售商品的头上，最后买单的，还是广大消费者。据统计，我国去年商业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左右，地价的成本如果降下来，超市负担减轻，物价自然会有所回落。因此，发改委有必要和他们谈一谈，把卖场的场地成本降下来。另外，农产品价格的猛增与农村耕地的集聚减少有直接的关系，这方面，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也该好好的约谈一下。 因此，发改委应该约谈上述的“两桶油”、交通部、国土资源部这四个部门，而不是
个行业协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约谈注定是无效的。
年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就约谈过华尔街各个投行的一把手，要他们慷慨解囊，解救破产的雷曼兄弟，但华尔街的大佬们就是不愿出手，结果，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海啸酿成了经济危机。最后，与华尔街毫无关系的美国银行
肯·刘易斯接手烂摊子，成了美国最大的倒霉蛋。中国没有肯·刘易斯，但却有大量的“全国人民”，他们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耐操能力虽然拯救不了华尔街，拯救长安街绰绰有余了。因此，发改委最终的约谈对象呼之欲出，那就是全国人民：拜托大家，别再抱怨了。 我想大家还对著名的“发改委打飞机”段子记忆犹新。近几年，每一次发改委决定提升汽、柴油价格，国外就会有一架飞机摔下来，这说明发改委还是很有震慑力、足以令敌人的空军闻风丧胆的。但威武的发改委在约谈这方面，表现却很孬。因此，这个疑问也就挥之不去：在约谈完各个
行业协会的大佬们之后，物价是会像帝国主义的飞机一样跌下来，还是像涨价的汽水一样不断往外冒泡？此时，我注意到身旁那瓶开了瓶的汽水已经停止了冒泡。约谈这种事情，说起来就跟这瓶汽水一样，泡冒得再多也只是暂时的，搁久了，不过就是一瓶子普通的糖水，并没什么值得期待。
( Tue, 12 Apr 2011 13:31:1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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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艺人阿
、纳豆在台湾中天《全民最大党》节目中搞笑模仿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在日本强震后慰问灾民，
其间还有天皇表演半蹲、滴蜡油桥段。这
被激怒的日本网友大骂
素质低
，还有日本的网络愤青发帖说，“为了这个侮辱，日本不惜一战。”哇，真够劲爆的。 灾难和人性的关怀不分国界，同样，愤青和2b也不分国界。日本宅男数量多，而且整个社会的集体心理非常压抑，所以有一小撮“马鹿野郎”上网发发爱国帖，为体内惊涛拍岸的荷尔蒙找个出口，并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再加上该节目播出刚好赶在日本遭受地震之后，时间颇敏感，被对方误会为带有不友善之意，此乃人之常情。 日本这个民族，内心有些地方过于敏感，容易给自己和他者平增误会。比如，同样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英国女皇遭受各类电视节目恶搞的几率远大于日本的明仁天皇。在美国恶搞动画剧集《南方公园》中，卡通版英国女皇竟然在有一集的结尾死在了自己的王座上。不过，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有英吉利的爱国者上网发帖，抨击美帝国主义“辱英”，或者直接去大使馆门口闹事的。但是换成日本就不行，天皇，虽然现在只剩下一个象征意义，但比起象征意义没剩下多少、娱乐意义却不断增多的英国乃至欧洲各国的君主们，究竟是有所不同的。 毕竟，直至二战日本战败之前，天皇在日本平民心目中一直是神，而不是人。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未审判天皇，也未废除天皇制，而作为交换，
昭和二十一年，也就是
年，天皇裕仁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千百年来天皇神一般的地位，承认天皇和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第二年通过的日本新宪法，确定天皇为仅国家的象征，走下神坛，与普通人享有平等的权利。 虽如此，天皇走下神坛的日子，算而今也不过六十多年，在浩瀚的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但天皇作为神的存在，大概从唐朝开始就有渊源，二者相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按理说，天皇和其他国家的君主没什么两样，但在日本人心中，他又多少有点不一样，这点“不一样”正是日本文化的奇妙之处。因此，别看日本恶搞系漫画颇为繁荣，其中不少也是拿历史人物开涮，但敢在天皇头上动土的，可以说找不出一部。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与其选择在天皇这个敏感话题上试错，还不如拿一些更“容易”的软柿子捏一下，比如日本政府的代表——首相。日本恶搞首相的动漫作品，就相对较多。毕竟，首相代表不了大和民族，但天皇的恶搞形象一旦在媒体上出现，那么大家就会拿着放大镜仔细审查，它是否有“辱日”的嫌疑。 按照常理，电视节目如果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当然应受到制裁和处罚。《全民最大党》的演出内容在道德上或有争议，但是否真的伤害到天皇乃至日本的形象，纯属见仁见智，这完全是一个幽默感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言论尺度问题。山寨的
天皇在台湾做了几个下蹲动作，就立刻有人表示“日本不高兴”，而在美国的动画剧集里，即使英王死翘翘，也不会有英国的网络义和团发帖闹事，为什么？因为没什么大不了，大家早就看惯了、看腻了。当然，不生气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压根看不到。 托网络的福，身在北京的我也能收看台湾的《全民最大党》，这是我每周枯燥的工作中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除了明仁天皇之外，我仿佛记得节目中朝鲜的新闻主播李春姬和金领袖都没有少被拿来模仿，但是两千多万朝鲜人民愣是不生气，表现出比日本人更好的涵养。我修正一下，不是不生气，而是因为朝鲜全国上下只得一条网线，直接接入领导家中，一般的草民下班回家喝完稀饭，连八点档阿里郎电视剧都没得看，遑论台湾综艺节目。他们只好把墙上挂着的领袖照当成屏幕，凝神望去，内有三千大世界，玄妙得很。谁顾得上和台湾佬怄气啊。
( Wed, 30 Mar 2011 10:21:52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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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险一金是不是税？
这个问题提得实在是太小白了，三险一金当然不是税，而是费。这是常识。专家组的同志对此很生气：连这点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清，你就敢来写文章？但是，不晓得专家们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常识这货，在中国从来就长着一张
，必须扒掉一层，才见真相。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帖子说，一个人
月收入
万，要缴
个税，
公积金，
养老保险，
医疗失业险，合计
元。最终，一万块钱被搜刮之后仅剩
某国内主流大报刊登文章辟谣，指出“月入
万元的白领税后只剩
元”的说法不准确。理由就是一开始说的，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不是税，是费，而且是缴费人日后可以自由支配的费用。 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税收，其实征收得并不重，而且还很合理，这恐怕会让大家集体愤怒。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不管是所谓的三险一金、个人所得税、还是营业税、***等等，给老百姓带来的感觉却都是一样，那便是：在原本可支配收入就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还必须被强制上交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者。换了谁，都会不高兴。 我们的不高兴其来有自。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此问题，比如，你在一条街道上开餐馆，本来每日起早贪黑进货、做饭、打扫、招呼客人已经够操劳了，才赚那么一点辛苦钱，却偏偏碰上这条街上的黑社会来收保护费，否则，老大发话了，这间餐馆就休想再办下去。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的你自忖斗不过黑社会，只好一咬牙，把这笔钱交了。然而，这笔资金的唯一作用仅仅是让你的场子不被砸而已。 第二个例子是，你在这条街道上开餐馆，但你很快发现开餐馆的人不止一个，大家都把废水烂菜叶往街上倒，搞得这条街臭气熏天，客人都不来吃饭了。于是，有一天，你召集其他几家同一街道的餐馆老板开会，商议说，雇用一个为这条街道清扫的工人，把街道清理干净，这样客人也会更乐意光顾，大家都受益。不过，雇佣清洁工的费用谁出呢？几家一合计，干脆定下规矩，钱一起出，但分摊的比例根据餐馆规模而定，赚钱多、规模大的餐馆多出点钱，毕竟嘛，你规模比别人大，向街道倾倒的剩饭团烂菜叶也理应比别人更多。 这两个故事分别就是保护费和现代税收的起源。前者，收钱人和交钱人的关系是地方恶霸和良民的关系，而在第二个故事中，收钱人和交钱人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换句话说，二者之间是实行的合同制。根据卢梭《社会契约论》传达的精神，征税的政府和交税的老百姓，其关系也应该是这样一个雇佣与被雇佣的合同关系，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那份合同就是老百姓手中的选票。 换言之，老百姓在雇佣政府，一人出一点钱，给政府人员凑齐工资，剩下的钱，就作为政府的支配，用来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开满餐馆的街道，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就是保持清洁的街道环境，从而让客人愿意光顾。而在一个住房难、看病难、升学难的地方，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大概就是解决以上几项问题的方法。很可惜，我们的税收并没有让交税的人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不过，阅读历史，你会发现，税收的概念不是从天而降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少历史上的“保护费”都逐渐演变成了税收。
世纪英国有个很背时的国王叫做约翰，他很爱向老百姓收保护费，用来支持他对法国的战争。要是打赢了也就罢了，可那个约翰偏偏逢打必输，输光了英国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英国的领主和贵族们一看这局势，继续拿我们金钱填这个战争无底洞还得了？于是，立刻两把刀架在约翰项上，逼他赌咒发誓说，以后收保护费之前要经过人们的同意。 约翰怕死，口头上同意了，但人们还是不放心，于是，他们把约翰赌咒发誓的话打印下来，用当时的电子邮件、
和围脖发给所有的英格兰子民，要大家知道，以后国王再要收保护费，必须事先经过我们的同意，并且我们有权决定这一笔保护费被用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历史上的保护费第一次变成了税收。约翰被迫定下的规矩，就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宪章》。 说回现实。为什么现在人们会觉得所有的费和税感觉都一样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种“交保护费”的心态之中，交完了事，而放任不管、也无从知晓这费用的流向。说我们把纳税看成一项义务，都有自我抬举之嫌，我们彻底是把税收看成一项负担的。径直说，
世纪的中国，在这方面尚落后于
世纪的英国——那个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描写得既黑暗又愚昧的中世纪。这很穿越，也很悲哀。 不过，事情不能怨老百姓。中国当代的约翰王们才不怕什么两把刀架在脖子上呢，他们手上可有的是热兵器。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他这一双铁鞋若是踩踏在你瘦弱的赤脚之上，后果是什么想也知道。所以，我们的保护费什么时候能成为税这个问题，就像英国在
年前已经做到的那样，恐怕还要再等上
个五年计划才能见到八字的一撇。于是，我们的现实就变成了：东也税西也税，税里有费，费里含税。但无论被这些套中带套的税和费折磨成什么鸟样，你我对此终究是无缘置喙。天朝子民，三呼万税之后，还是洗洗睡。
( Tue, 29 Mar 2011 09:22:2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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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譬如人，闭塞久了，隔阂久了，猛一来到真实的人类社会，难免会出现各种误会和理解上的偏差。笛福笔下的鲁宾逊先生漂流荒岛多年，不食人间烟火，当命运再次眷顾他，让他被一艘文明世界的航船搭救起来时，英国佬鲁宾逊却连正常的英语都说不出口，更别提文明社会的礼仪了。 而在我生活的国家，人们之前大约也有点闭塞，虽然谈不上荒岛余生，但几乎可以说与世隔绝。后来，咱们猛一推开窗户，才发现阳光之下原来全是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被一些陌生的名词所包裹着，熠熠生辉，让久绝于人世的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和神圣。正如刚刚涉险穿越沙漠的人只要见到水就三呼阿门，并奉若至宝，我们对不少新名词也怀着一种本能般的崇拜。“民主”这个词，属于其中之一。 人们都说民主是一场竞技，至于比赛到底应该怎么玩，我们却长期以来不甚了然。因为不了然，所以要先看看比赛规则，于是，以“民主”这个词为话题的书便有了市场。然而，如今不少写民主的书籍只是忙于如何装点、打扮民主的门面，却并没有告诉读者们，所谓的民主，其最实际的一面往往也是最枯燥的一面。 的《民主是个
》是个例外，此书以英国的民主生活为例，为读者呈现出了民主概念贴近现实的一面，这一面是具体的、琐碎的、分散的，但这些碎片式的细节又通过历史的传承得以串联、聚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真实的民主传统和氛围。但不少人往往易被这个笼统的传统和氛围给迷惑住，误以为这就是民主的全部真相。这当然谬以千里。此类误会，就是我所说的由于闭塞太久造成对正常人类概念的理解偏差。 比如，想要在英国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民主选举，总需要把整个土地切分成无数个小的选区吧，否则，大家一股脑涌进首都投票，那选举也就不成其为选举，而是人大代表在举假肢。但是，分选区这活儿，可不能像当年诺曼公爵威廉武力平定英国后分封土地那样，想怎么分就怎么分，铁哥们多分不铁的少分。一个常识是，随意性恰恰是专制王权的象征，而现代民主社会则拒绝带有随意性的权力交易，一切都讲究游戏规则、有高技术含量。 作者在书中提到，
英国人设置选区的办法，是按照每个选区平均约七万的人数来平均分配，但英国的地区行政划分历史悠久，情况错综复杂，要想科学、合理地照顾到各个地区的选民，不依靠专业团队的统筹是无可行性可言的。为此，英国人特意设置名为边界委员会（
Boundary Commi ion
）的专业机构来管理协调选区事宜，而之后一旦开始选举竞赛，则整个选举活动都接受着公众的严格监督。其成本如何呢？据统计，
年的英国大选，平均每个纳税人为此支付了
英镑，还不到一顿饭的钱。拥有如此物美价廉同时又专业的民主，英国人民真幸福。 “技术活儿”这个书名挺有趣，让我联想到兢兢业业的蓝领技术工人。其实，在运用的意义上，概念性的民主终究是要落实到操作的层面。但民主的实际运转又是以什么为其目的呢？李梓新兄曾经率领学生报道团队前往美国报道
年总统大选，对于民主这部大机器的内部零件运转的原理，自有独到的观察和见解。正如他在书中不厌其烦介绍民主机器各个部件的细节后所说，“这就是
英国政治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更胜于权力的更迭。”如此，
民主成为一项专业的初衷，终究还是为了人的权利。这是人们兢兢业业搞民主这项“技术活儿”的前提。 说浅白点，民主不是一项事业（
），而是个职业（
），和卖菜、端盘子、看门、蹬三轮等等工作一样，并没有某些人想象得那么崇高伟大、不着边际。但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民主之事无关紧要，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很靠谱地把它当成一项职业来看待。比如，你会赋予你们家小区保安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吗？完全犯不上，他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很不错了。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民主：那就是它也需要一种严谨的职业精神。 只有当它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时，民主才算是走上了正道。民主不是刮彩票，也不是吟诗作赋，而是一项堪称繁琐的工作。只有已经落到实地，可被一般人切身体会到的民主，民众才会主动去捍卫它。而这种用暴力捍卫的可能性，恰如斯图亚特·密尔在其著作《代议制政府》中所说，才是让民主政体得以保存并延续的前提。不过，如果在遥远的将来，民主一词仍然只能充当我们的一个写作素材，那就不仅是吃写作饭的人的悲哀，而是所有人的悲哀了。因为这说明，民主还没有成为一项全民的职业，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依旧失业。
( Wed, 23 Mar 2011 10:10:0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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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导演的《洗澡》是部不错的电影，
姜武在里面扮演澡堂老板的傻儿子。结尾，父子俩守了一辈子的澡堂子要被拆了，眼看拆迁大队赶到澡堂子强行搬家具，傻子姜武当下暴走，拿起澡堂的高压水管朝着拆迁大队一阵猛喷，愣是用自来水把万恶的拆迁队赶出了澡堂。电影里的这间澡堂，原型就是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那间百年澡堂双兴堂。 有时，虚拟的影像与现实之间两相对照，会令人不胜唏嘘。《洗澡》中走向没落的
居然在现实中也面临着即将被拆除的窘境。据媒体报道，澡堂的老板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应对的妙招：申遗。不申遗，无保护。平头百姓想用血肉之躯对抗拆迁，只能是以卵击石，一不小心还会把命赔进去。要想试着和拆迁队掰手腕，华山一条路，只能祭出“官方”的旗帜，于是，老板横下一条心：澡堂申遗。再不申遗，很快澡堂就会只剩一具遗体。然而，申遗，尤其是申遗成功以后，情况就会截然不同。毕竟，遗还是不遗，这可是由政府钦定的，一般的拆迁队不敢造次。 我觉得，双兴堂的老板很聪明，但看问题还看得不透。能不能申遗是政府定的，但拆迁不拆迁，不也是政府定的吗？这不，丰台区的一位干部就对媒体说过，就算成功申报了老字号，双兴堂是否能避免被拆迁也还是个未知数。这话听上去，就比较让人捏把汗了。 拆还是不拆，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双兴堂这样的平民澡堂拆除以后，小老百姓们都上哪儿去洗澡？在家洗？这区别可大了去了。在自个儿家洗淋浴那叫独乐，去澡堂泡澡完全属于众乐，能一样吗？就像《洗澡》里边那群整天在清水池里泡澡的老头儿在得知澡堂即将被拆后说的：“你说那热水器，一个人在那儿淋着，哪如在这儿泡着舒坦啊？大伙儿在澡堂子里头说说笑笑，多热闹。唉，完了，完了。” “完了”的并不是一座澡堂，而是人们的习俗；拆掉的也不是一座澡堂，而是一段历史。澡堂子一拆，就地改建成商业洗浴中心，试问谁还能消费得起？肯定不是那些经常光顾澡堂，一个月只拿两千元不到的退休职工。澡堂子应该是属于全民的，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此乃常识。其作用就好像成都的茶馆，巴黎的咖啡店，伦敦的小酒吧，不贵，但实惠。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承担着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的作用。亲朋友邻，总得找个地方呆着，聊聊时事，话话家常，但这个地方一定得舒服自在，一定要让普通人消费得起。澡堂子，这么多年以来不就扮演着一个“公共说话场所”的角色吗。可人家这个角色本来演得好好的，凭什么如今非得改弦更张？ 有一个标准***是：澡堂落后，不卫生，影响市容，再加上盈利率很低，还不如拆掉改建成效益更高的洗浴中心。但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显然回避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澡堂子落不落后，赢不赢利，需不需要被拆除，有权回答这一干问题的是在澡堂泡澡的澡客，而不是在洗浴中心做***的政客。按照洗浴中心叫个鸡、摸个波、打个炮的标准来要求小老百姓的澡堂，自然不合格，因为小老百姓压根不稀罕洗浴中心里的***、摸波、打炮，他们只不过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一种传统、一个习惯、一项癖好，反正随你怎么说吧，总之一句话，这些统称为人性。 和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聊天，谈到他们紧张的备考，才得知居然有些学生是在日本的“钱汤”（公共澡堂）里边复习的。乍听之下不可思议，但你前后一想：自助的“钱汤”价钱低廉，环境安静，并且，泡澡几乎不限时，包括穷学生在内的任何人都消费得起，真是居家旅行，复习备考的最佳场所。这样看来，日本学生选择在澡堂复习功课，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此事放到咱们国家就太不靠谱，不信请你想象这幅画面：一位苦读的大学生正在某洗浴中心（澡堂已经拆了）背红宝书，周围，是一圈各种
的***们在热心询问：老板，要做个
吗？不要啊？我们还有***漫游……这光景就不是大学生在备考了，简直是教师类
。 说一千道一万，拆澡堂背后的逻辑就是：只许州官洗浴，不许群众泡澡。从今往后，京城只见达官贵人在外搓上千元一次的澡，我等城市贫民却只能窝在自家洗不要钱的淋浴，与君想在澡堂见上一面，比牛郎见织女还难。如此，各安其命，社会就更稳定和谐了。 ( Tue, 22 Mar 2011 09:26:5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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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兴奋地告诉我，韩寒当爹了，一之不足，还重复了一遍，韩寒当爹了！我听了以后心道，韩寒当爹了，关你毛事？作为局外人，喂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难不成，韩寒的这个孩子，和您有点啥隐晦的关系？…… 其实，你和韩寒以及他的女儿没有一毛钱关系，但你长期订阅他的博客、爱读他的书、爱看他开赛车为国争了光，你为这样一个活得自如的同龄人而感到高兴，这种高兴很正常，我亦然。如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韩寒要当爹，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他当爹的那点家务事居然也给媒体们翻出来炒了一通。但是之后还有但是，媒体们的炒作，尤其是某南方娱乐媒体的炒作，居然炒出新意炒出水平，令驽钝的我等恍然大悟：咱们小报有力量，不是破坏性的力量，而是建设性的力量。 小报二字，英文唤做“他不乐意的”（
tabloid
），顾名思义，这种报纸所报道的事情基本都属于当事人不乐意的，比如政要的八卦、明星跟拍、经常抛头露脸人们的家长里短，乃至凶杀、***等等三俗内容，都是这类报纸版面的常客，总之是怎么犯贱怎么来，怎么恶俗怎么来。不过，可爱的读者恰好也是低俗的，这就让小报找准了市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喜欢在公共场所手端一份
The Guardian
装逼，其实半个字也没看进去，而一回到私人空间就如饥似渴翻阅起著名小报太阳报和
Daily Star
。不过，无耻的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食色性也。 最近的娱乐界风云突变：姚晨离了，梁洛施分了，郑秀文和许志安合了……然后，韩寒生了。其实韩寒去年底就生了，不过他直到现在才对娱乐媒体公开谈论自己当爹的事情，于是，他这个爹被以一种很“他不乐意的”方式报道出来。奇怪的是，至今我并没觉得韩寒对此有什么不乐意，他挺乐意的，其实广大韩迷和我这种打酱油的读者应该也是很乐意的。可能其中有一部分人一开始还不怎么乐意，但只要前后一琢磨，聪明的你就决计不会继续不乐意。 我先比如一个吧，可能不太恰当。多年前，弊国大街小巷的流动书摊里，流行一种写政治风云的历史小说，封面标题的形式大致是“
（某领导的名字）和他的女人们”，内容很黄很暴力。据说，最早这类小说的鼻祖是师东兵之流的历史小说家，一开始写的还算正襟危坐，字正腔圆。但后来，仿效他的作者开始谬种流传，写着写着，就把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和政治历史写得八卦化乃至***化，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但可想而知，党性不强的读者对这种文字一定没有鉴别能力，大家都有窥伺癖嘛，有木有？ 这才叫真正的“你乐意，他不乐意”。谁不乐意？总之有人不乐意，不然师作家不会为此进了鸡圈。为什么？他实在缺乏娱乐精神，居然把八卦写成了政治文件和学术论文，这样下去是会让读者当真的！还得了？所以，***蜀黍只好送他一对金镯子：你丫闭嘴吧。 相反，那些把历史***化、戏说化，整天写写给贵妃泡澡、给太后洗脚此类内容的作家，反倒相安无事。为毛？因为它娱乐、低俗、档次低、目标小、不入流，领导很忙，犯不着把你丫当个人物对待。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别当真，这年头谁当真谁倒霉。同理，把韩寒打扮成一个意见领袖人物，只会令他速朽或者速被官方杯葛，这是在给韩寒添乱。而把韩寒娱乐明星化，则等于是给他多穿了层防弹背心。现如今，全民娱乐，
，拿娱乐的旗子打掩护，才是运用娱乐八卦力量的最高境界。 悔不该，又说了实话。夜里再次抱着尼尔·
的《娱乐至死》，读到一句话：“
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突然一拍大腿，哇靠，终于明白了。在波兹曼眼里，电视就是现代娱乐工业的最佳代言，电视即娱乐工业的具象。换句话说，电视是严肃政治的反义词，可想而知，一个娱乐人物，与所谓的政治哲学自然也是木有瓜葛的了。从此，韩寒正式脱离长期被政坛关照的意见领袖界，转而在娱乐界牛逼起来。 就像鲁迅的那首诗，“愿乞画家新意匠，
作春山”。今天人们发挥创意，只研朱墨画韩寒，其醉翁之意却并不在于把他“画”成一个无脑的娱乐人士，而是我们深谙媒体之道的媒体人在运用自己的智慧，发挥中国人无敌的天才，拐着弯保护犀利的年轻人韩寒，让他看上去很美，不再那么犀利。毕竟《独唱团》太严肃了， “报告长官，丫就是一低俗的娱乐人物，咱犯不着和这号人一般见识。”“嗯，准奏。”如果这个戏剧性的对话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在我朝侯门的某个角落，我想，这是广大读者乃至韩寒本人乐意见到的。因为，以前“他们不乐意”的，现在也因为韩寒的“自沉于娱乐”，而变得非常乐意。但愿，我没有过度阐释。 最后再跪求一句：韩寒，请你务必要继续你的“他不乐意”表演，继续当爹，继续娱乐，继续低俗。因为你越低俗，我们就越舒服。 ( Thu, 17 Mar 2011 15:28:4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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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菅直人同志早就该写下这几个字的。他原本可以在
根正苗红的记者和地方官员的陪同下，面容和蔼地来到宫城县第一中学，看望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师生。他原本应该走进教室，眼里闪烁着和谐的泪水，人们透过电视镜头，会看见头发日渐稀疏的好领导、好首相菅直人同志手拿日本自产的粉笔，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四个字，
多难兴邦” 原本，当地文物局应该将这四个粉笔字用有机玻璃固定下来，日后用于展出，门票收入捐给当地希望小学。而在尚未被震垮、临时用钢筋固定小学校舍里，那些坚强的小正太和***们，此时原本应该在专心地听着菅直人爷爷语重心长的谈话：孩子们，我们来晚了。但只要校舍不跨，教育还在继续，大和民族就有希望。这个希望比我们国旗上的太阳还要有光辉……在这个时候，日本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爱媛县县政府
钦定的大江健三郎大师，原本准备在个人博客里发表声明：含泪跪求家长们紧急疏散，死难者们请不要去东京上访，以免海外反日分子有可乘之机。并承诺捐出自己的切尔诺贝利，不是，是诺贝尔奖获奖文选
本，用于当地小学图书馆的修建。 原本，日本的商界和演艺界也应该开始积极募捐，著名企业家
已经和国际知名慈善人士陈光标达成协议，乘坐直升机来到受灾最严重的
岩手县、宫城县上空，向灾民空投人民币、日元以及各类外币。而在地面上，
的大型赈灾文艺晚会，原本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晚会上，各个企业举牌募捐的数字一浪高过一浪，晚会司仪朱军太郎和董卿泽尻，原本应该眼含热泪，与全日本人民和海外侨胞一起，共祈盛世日本，日本盛世…… 差点忘了，日本国的专家其实早就应该出来辟谣：核子辐射对人体影响尚未定论，我国已服役
年的老旧核电站依旧能抵抗万年一遇的超级强震。等等 只可惜这一切都是原本。现实却在原本之外，多了几个恰恰。 菅总理恰恰没有题字，小学校恰恰没有垮，
稻盛和夫恰恰没有坐直升机撒钱，日本国的大师恰恰没有含泪跪求，
恰恰没有搞晚会，日本的朱军桑们恰恰没有煽情，专家组的同志恰恰没有出来辟谣…… 这么多恰恰密集地组合在一起，恰好让多灾多难的日本没有兴邦，而是穿帮，不是日本穿帮，而是日本地震，穿了我们的帮。在太阳国的海对岸，人们听说那边地震，这厢立刻就多了一帮，一帮囤积食盐的朝尼族人民。统称为盐帮。 一看到朝尼族的盐帮，大和族的多难兴邦们就笑了：我们周围的核辐射高出贵国数十倍，我们都没去做盐帮，你们咋就成盐帮了？对了，补充一句，盐帮囤盐是因为，据说，食用碘盐能够防止核辐射。可是盐帮们一屯盐，哪晓得又暴露了本朝天机，原来，朝尼族人民内心一直很害怕、很无知、很脆弱、很没有安全感，任何一点小的灾难都会摧垮他们的感情防线和理性防线。于是，连难民都没急的事情，
民就自己先急了起来。是为穿帮。 有人问，为什么隔着一条河的邻居失火了你要急着找水呢？答曰：我不是急着找水救火，而是找点水打湿毛巾捂住口鼻，免得被烟熏到。如此而已。我们从不救火，因为自然会有人替我们救，而且在我们看人替自己家救火的时候，就会附带看到题词、捐款、晚会、煽情、大师含泪等等一系列戏码。很热闹，很好看，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来到前面那条河，用毛巾蘸点水捂住口鼻，噤不做声地看着另外一头的表演，不被烟熏到就行，至于救火的事情给不给力，我们究竟没有来得及细看…… 一句话，我很爱看热闹，同时也很弱小很恐慌。而当我像所有正常人类一样在灾难前表现出弱小和恐慌之时，居然有人大手一挥，告诉我“不应该弱小恐慌”。我问那个人为什么，他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我觉得，那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令我不弱小不恐慌，但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害怕越恐慌，怕到最后，我就慢慢变成了屯盐帮的一员，虽然我至今还记得小学教室黑板上的多难兴邦几个汉字。但说到底，在戈壁，没人能帮，你只有自己帮自己。 穿帮了，穿帮了。我们原来是一群只晓得屯盐的可怜虫，先不说罗斯福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其实连“自由恐惧
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每当你因为恐惧而想要了解某件事真相的时候，总是有个无所不在的人，告诉你，这个不要怕，那个是谣言，长此以往，谣言和箴言我已分不清，我最后只是学会了一首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埋在
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在那里，他们多难，我们穿帮。
( Sun, 13 Mar 2011 13:14:0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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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两会的行为艺术压根不该入我这种右喷的法眼，应该入***，其实不然。脑袋越右的人越应该关注两会——我总结两会的实际经验得出了这么个可喜的结论。 我们生活的这个鸟时代，是一个人人都在宣称常识，但其实谁也没有常识的时代。为啥会出现如此的悖论？这是因为我们检验常识缺少大规模的样本，无人能拿出数据和事实证明中国人缺乏常识，所以到头来我们也没搞清什么是常识，什么是背时。本人服膺实证主义，信奉先有论据后有结论的教条，所以至今不敢对任何人妄称你丫没常识。但看了不少两会的新闻，居然又使我确信，其实，大规模收集中国人缺乏常识的证据的工作有望实现，如果非要给这个实现加一个期限，那么我敢肯定它是在实现英特纳雄奈尔之前。 换句话说，两会代表们的提案，已经成为了观察戈壁官员和普通淫民缺乏多少常识的一个新视角。除了两会，我想很难有机会能把如此多不相干的阿猫阿狗召集到一起，全国人民共同围观它们嘴里跑火车。在观察火车行为艺术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从它们嘴里跑出来的，已经不是火车了，而是高铁。报纸中，电视里，只见金灿灿的人民大会堂，无数和谐号高铁从代表们的嘴里潮吹而出，满载着人类文明的常识，飞速离开戈壁，奔向火星。 形势喜人，
们灰常高兴，一高兴，上下两片嘴唇再次做布朗运动，新一轮的高铁口活比赛开始。从戴表们的代表性表演中，一幅和谐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气势恢宏地呈现在围观者眼前。 每年两会，都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贡献不少段子。段子的充要条件是：“提案
反常识”，这让两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段子会，比如去年的“老婆做家务须发工资”、“运动员得奖要先感谢国家”、猪军的“大学生将改变掏粪业现状”，以及今年的“
和微博实名制”等等，均是段子中的一时之选，非严重缺乏常识且功力深厚者不能为也。能面不改色提出这种段子当议案的人，一要无知，二要无畏，无知无畏，此为戴表。 听说作家余华最近出了本书，叫做十个词语看懂中国什么的。翻了一下，居然没有“戴表”这个词。他毕竟只是个写小说的，一下选出十个词，还总说不到点子上，也太不低碳了。记得城楼上挂着的那位说过，凡事要抓主要矛盾。总结戈壁的现实，最佳词选莫过于“戴表”。戴表的意思，我重新解释一下，就是手上戴块表，怀里揣块表，但此表非彼表，怀里的那块才是真表，手上戴着的，只是用来校准北京标准时间的政治手表，虽然牌子都是西铁城，但表盘上没有一个刻度能读出
Citizen
的意思。没有戴两块手表就没有新中国，此为戴表。 戴着表开会，其实就是小学生上说话课，戴表自说自话，然后网友票选出语录，人神共欣，天佑中华，很有意思的。说话课欲得高分，需说得有创意，山西代表团最有创意，居然提出议题：“发现嫖娼，一律开除党籍。”换句话说，嫖娼之罪刑不上庶人。这就一不小心说漏了，听众这下明白原来嫖娼者
员居多，太刺耳了，天机你怎么能随便泄露呢？山西代表团真是可爱勇敢，它们一点也不业余，只是没常识，天机不可泄露的常识。强调自我对话，话里有话，不说泄露天机的话，此为戴表。 李承鹏骂说戴表们水平太业余，建议多提拔些专家上来提案。这次大眼小白了，其实放眼戈壁，大家都是业余演员，包括专家组的同志们在内。这国家整个就是一业余国家，你一认真你就输了。其道理好比踢足球，不论队员训练如何刻苦、技术配合如何娴熟，但如果比赛并没使用国际足联的通行规则，而是用村委会自定的本村蹴鞠暂行条例，那它本质上还是个寓教于乐的业余比赛。用管理一个村的方法来管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能不业余吗？业余之余，也会有担忧：我们业余时间太久了，只有余，而早就忘了业。在民煮和常识的工作上，大家一直都是待业而不是失业。 失业者尚能重操旧业，待业者搞不好一辈子只能吃低保。常识渐行渐远的时代，低保户们再讲常识，结果只能背时。为了不背时，吃低保的我已经把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和梁文道的那本山寨版都一把火烧了，灰烬洒向人间都是爱。阿咪托你的福，善哉。
( Thu, 3 Mar 2011 10:07:1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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