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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23 May 2011 21:28:4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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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 weekly.com/column/xiaoxuehui/201105/26042.a x
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今天成了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复核程序能还夏俊峰一个公正，也给司法自身一个在全社会重塑信任的机会，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肖雪慧，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其对策。
夏俊峰，一个承担了社会转轨代价的下岗工人，被令人目眩的快速变化抛到底层。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年幼的儿子有个好前途，夫妻俩到处打工，最后选择 当街头小贩。不到八个月的小贩生涯中，他小心谨慎躲着城管但仍然没能逃过被城管抓、打、抢的命运，终于，在与城管的冲突中出了命案。沈阳市和辽宁省法院一 审、二审均判处夏俊峰死刑。
两级法院在若干关键处做法可疑。一开始将案子当死刑案件审理，却并未遵守审理死刑案件的严格程序要求，在命案当事双方证人证言上一边倒地采信城管一 方，而排斥夏俊峰一方，六位目击夏俊峰街上经受城管暴行的证人自愿出庭作证均未获准。一个死刑案件竟是在无一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定案的。一审法院偏向性明 显，二审法院原本有机会纠偏，而且最高院已有规定，“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法院应当通知 出庭作证。这也是二审辩护律师所提异议和辩护意见中的重要内容。然而，二审法院闭口不提上述《规定》相关要求。
除了重大程序漏洞，一二审判决书在措辞上淡化消解城管当事者问题，于法无据的夺罐说成“暂扣”，有众多证人目击的摔物、殴打、谩骂，用没有过错归属的“冲突”搪塞，身上伤痕解释为夺罐发生“肢体接触”所致，于是，涉嫌违法犯罪的野蛮执法行径被法院判词利用语词术一笔勾销。
同样手法用于被告但功能截然不同：判词不提被告经受的凌辱打骂，消泯掉案件起因和发展中被害人的作用。在密室中所发生的事件经过在并未查证确实、至 今存疑的情况下，把杀人的“故意”强加给被告。比如，在措辞巧妙的判词下，造成夏俊峰携凶器刻意杀人的印象，而“故意杀人”的动机却避而不谈。
如今，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死刑复核程序，一要保证死刑适用的正确性，二要实行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三是严格死刑 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的关键程序。三条就像条条针对夏俊峰案。在当下存在严重司法不平衡的现实下，人们势必要通过夏俊峰案来衡量第三条，即我国适用死刑的尺 度是否统一。人们看尺度是否统一，不仅是该条指出的防止地区间宽严不一，更要看是不是防止不同身份之间的宽严不一。
如果复核程序守住这三条，能还夏俊峰一个公正，也给司法自身一个在全社会重塑信任的机会，否则，后果不容乐观，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可以预见：每个小 贩，不论是否街头游走，都能从夏俊峰的遭遇看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和可能的结局。这种结局已经很难视为个别极端情景下的偶然，而是几率越来越高，任何一个走上 街头讨生活的小贩乃至坐商都可能遇到的。
这种危险源于权力无疆界，对社会生活作无孔不入的管控；行为无底线，暴力进攻公民权利的行径被冠之以“公务”、“执法”。横空出世的城管机构正是近 年来这两大危险趋势的体现和象征。城管机构缺乏合法出身，地方政府在法定执法机构之外，让合法性尚成问题的城管综揽许多领域的执法权，既是权力私相授受的 权力乱象，更违背职权法定原则。而视小贩为主要执法对象，则把这个庞大的底层谋生群体预置到随时可以打击、压制的不利法律地位。
这种法理有亏的双方关系定位，已经埋下双方冲突的根子，城管的行为模式、暴力惯性一开始就把冲突演绎为现实，这个机构的暴力惯性也不断将城管制度的 问题推到全社会面前。由这个机构体现的权力乱象正在使社会付出高昂成本：破坏社会自治功能，制造冲突，积累仇恨，严重破坏社会的底线，暴力和戾气，几乎是 立竿见影地向全社会传导。
一旦小贩发现自己在城管的追逐下逃无可逃而又难获公正，那么，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 Sun, 26 Dec 2010 11:52:1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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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婚外情注定不长久，因为婚外情与生俱来的不纯粹。产生婚外情的人，逃不出三个理由：情感的需要、性的渴求、利益的谋取。当然，这是内在的三个动因，这三个动因，也可能相互混杂，表面上极可能表现出情感需要，但真实的动因却是其他两样。因为婚外情，往往打的幌子是情，所以在外化形式上，常常呈现出情人间对情感纯度的要求、对新婚姻的谋取或是对对方付出的要求等。…
最典型的状况，就是一方谋求两个人关系的长久，甚至是婚姻，但另一方，则只想有限付出，或是只想取性，而不动情。所以，婚外情很难达到目标一致，要求一致。“假作真时真亦假，不为有处有还无”。这就是许多婚外情难以言说的状态。再说，婚外情，常常都在黑暗和夹缝中求生，注定在不计后果的快感之外，常有窒息感。太累，累到窒息，注定了婚外情难以长久。那种以追求刺激为主的婚外情，如果不能很快地生情，就往往会生厌。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正因为婚外情常常在黑暗和夹缝中求生，让婚外情人间的关系，变得诡异莫名。比如，双方都有各自的家庭，亲朋好友，这些都在明处。但暗中的情人，注定活动要受制于这明处的各种关系。比如，婚外情人，想约会就得想办法，制造时间和空间上的暗面或是空隙，就有了偷的性质。其实，这种明暗关系，也影响情人间的心理，最常见的外在表现就是有事不给你明说，而是采取暗示的方式。当然，这种暗示，有时是一种情感表达，有时也是一种进退自由的诱惑方式，甚至带有某种欺骗性或误导。但在当时的境况，有些话看起来，充满浪漫的诗意，等到这些话被时间抽去了水分，最后发现就是一堆骗人的垃圾。不信请看：
一、你如果对我是真心的，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
这句话从情人嘴中说出，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你对我还不够真心，我对你所付出的还不满意。二是你要求我的情感没道理，因为你自己都不真心。三是我付出的前提是你必须真心付出。但通常有些情人，听到对方这句话，会认为是对他的承诺，只有自己真心，对方也会对自己真心付出，甚至是离婚了再跟他结婚。最后才发现，这句话是可进可退的。即要求你多付出，再就是在关键时候，拿这来搪塞你：因为你没有十足真心，那也别怪我撤退了。情人说这句话时的暧昧情惑，和冰冷的结局的强烈反差，会让人觉得婚外情就是伤人的利剑。
二、情人间就要讲情感，钱算不得什么东西！
有一种特别有趣的现象，有一个规律，有人遇事跟你讲，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那十有八九，这就是钱的问题。举一反三，情人跟你大讲情感问题，而不是钱的问题。往往并不是说自己要对你付出更多情感，在你面前，不吝啬钱的付出。对方的意图，极可能是让你对她要讲情感，在她身上花钱的时候，要视金钱如粪土。那种真在乎情感，不在乎钱的人，绝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开导你，而是自己做了少说，或是做了不说。女人骗得男人痴情了，男人往往把情放在第一位，就会在金钱上对女人大方，甚至不惜去贪污，来付这情债。当然，最后不会有好果子吃。让住：钱确实算不得什么东西，但命却真还算得上个东西！
三、没想到你太自私了，让我真失望！
怪对方自私的人，往往是自己有了私心不满足。情人间，自私与反自私的诘问，往往都是私心在作崇。而真正有情感的情人间，往往把付出当快乐，为对方想的更多，这种情况，在幸福的婚姻中常见。而婚外情人间，很难做到。因为，婚外情常常付出会有心理障碍，并不把情人当真正一辈子的依靠，所以在付出上会多一些权衡。加之情感的不纯粹，就让付出变得更加有限，如果不是为了取悦对方，或是按照先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是没有多少情人在婚外情中，无私奉献的。有限付出，常常是情人间产生矛盾的关键。因为情人有时就是为了利益而来，加重了这种付出与得到的权衡心理。这种利益得失往往和有否情感挂勾，这让婚外情中的情，成为钓鱼的饵，让婚外情变成一种可耻行为。
四、我什么都给你了，还不够吗？
婚外情人间的赌气，是经常行为。比如吃醋问题，即使不真爱对方，当对方对其他异性表现出亲密，也会常常吃醋。为何？一是因为婚外情人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出轨，对再出轨极其敏感。二是因为占有欲，让自己感到特权的被侵占，所以恼怒。在婚外情中，不真爱，不真想跟对方结婚的一方，应付另一方，常常不会直接表达，说我爱你，或是承诺和人家结婚的事，一方面怕这种承诺和表白，让自己没了退路，说了真话，又怕矛盾立马激化，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常常取中间道路，用暧昧话或是替代语，让对方产生误解心理，求得心理平衡。通过和许多咨询者交流，我发现许多上了当的人，都把他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客观原因。事实上，这就是情人的狡黠导致的效果，在关键时刻，不落下话柄，不激化矛盾，然后找机会，让你无话可说，宁愿自动退出。
五、我真想跟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享受浪漫！
在婚外情产生之初，这句话很容易俘获对方的心。情人间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时，说这句话，也往往让情人间体会到温情和浪漫。但这句话中，潜藏着某种特殊意味的暗示。也就是我们的情感其实没有出路，想长久或是想真正走到一起，那只是太过浪漫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情人间，在黑暗和夹缝中求存，在明亮世界中，他们没有立锥之地，害怕现实的残酷，才有了这种过于浪漫的憧憬和感悟。如果理性的人，就不会受到婚外情的诱惑，只有那些不安分、不理性的人，才会陷入婚外情中，最后满身是伤地回归到正常生活中来，或是呆在伤痛中，或是毁灭的现实中再也回不来。
( Sat, 6 Nov 2010 18:50:2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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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址：http://kexuesongshuhui.blog.163.com/blog/static/9359656720101053514180/
为什么，有的人在情场从未失手？为什么，有的人收的好人卡都可以凑上一局斗地主？研究表明，对男生来说，能够正确认识女性初始“性趣”的人更容易把妹成功；而对女生来说，无论你是想接受，还是想拒绝，都需要穿得性感点，这样才能让那个视觉动物印?象?深?刻。
又被妹子发卡了？好人卡朋友卡不合适卡干爹卡……天啊，为什么隔壁的同学老能当坏人，我就只能修电脑？除了提高自身素质、修炼把妹技巧以外，正确选择把妹目标也能让人事半功倍。
正确选择把妹目标
来自美国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
)的Teresa A. Treat教授近日在《应用认知心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揭示了“视觉因素”在大学男性识别女性感情态度上的重要作用。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选择正确的把妹目标更是把妹成功的关键，而对于这一点，Treat教授在研究中认为，正确识别女性初次见面时对你的态度（吸引或排斥）就成为了关键。
Treat 教授挑选了232名正在读大学的“发情期”男青年来进行这项研究，她先向男青年们展示了表达不同“性趣态度”的多位女性全身照片，然后混入同一组模特相反 态度的照片，调查他们对于初始照片上模特态度的识别记忆情况。结果表明，女性穿的越“热辣”，男青年们更容易识别并记住她们所表达的“性趣态度”。
美女才有资格心如蛇蝎
研究同时还发现，在被试的男青年中，那些感情经历相当丰富的人更容易在第一次就搞清楚这妹子到底是不是“靠谱”，从而省去无用功，提高成功率。而那些搞不清楚状况(有较高性攻击行为)的人不但没法把到妹子，同时还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事……
另外姑娘们要注意了，并不是说只有在和心上人约会的时候才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记住，任何时候，无论你是想勾引还是想拒绝一位男生，都必须穿得特给力，否则要不勾不着，要不甩不掉。
Treat 没有在文中解释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不过大概是因为当妹子们穿的如花似玉时，可以刺激男人们的脑部细胞从而让他们对成功或失败都记忆犹新吧……（这个倒比 较好从认知心理学上解释，穿着吸引力高就容易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从而提高对照片加工水平，对照片表达的情绪态度记忆也就更深刻拉～）
( Fri, 3 Sep 2010 09:01:2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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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是一个爱书的人，不但爱读书，也爱买书。少年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新华书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后有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出版，我就央求母亲一本一本买回家，从此开始了买书藏书的经历。记得有一年在同学家看到内部出版的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四卷本，爱不释手，想方设法省下每个月的零用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这套书搞到手，那时我不过是个中学生。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与文革后文化出版事业的复兴，逛书店、淘旧书成了人生的一大乐趣。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出版业十分兴旺，图书品种、出版数量、版面设计装帧比大陆更上一层楼，乐得我好像老鼠跌进了米窖，遂想起一位老前辈所说的比喻，他说中西书籍就好像两道大菜：中菜与西菜，如果有幸两道大餐通吃，人生何憾。
政府无为而治
美国的图书种类繁多，图书的出版发行销售体制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从管理体制上看，美国不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政府出版管理机构，也没有地方管理机构，可以说，图书出版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只有出版社的编辑老总才掌握图书的生杀大权，政府官员是无权审查图书内容的。因此之故，美国的出版社多如牛毛，按2008年的统计，全美约有6万3千家出版机构，其中除了每年出书100种以上的大型出版社150家左右、每年出书50至100种的中型出版社1000家以外，都是小型出版社或者个人出版社。在美国登记成立出版社与成立其它私人公司一样，手续十分简单，一般在所在州、郡或市登记后，交数十美元即可。我认识一些中国来美的文化人，就是此类出版社的”老总”，实际上是光杆司令一个。不过，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造就了美国出版业的大繁荣。
出版物如果涉及国家安全或带有诽谤性内容，或有版权争议，则按法律途径解决。任何出版物如欲申明版权，须向设在国会图书馆内的美国版权办公室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申请，同时，根据1870年通过的版权法律，任何出版物出版后，都必须向美国版权办公室提供两个备份。正是根据这个法律，国会图书馆才成为全球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美国版权办公室则对出版物给以注册，遇有争议，以国会图书馆的注册版本为准。
在知识产权得到法律严格保护与政府不干预出版的良好环境下，美国的出版业发展迅速，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A 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的统计，2008年的图书销售额为243亿美元，2009年虽然比前一年下跌1.8％，但也达到239亿美元，平均每人年度购买图书80美元。
美国版权办公室网址：http://www.copyright.gov/
自我管理功能健全
俗话说家有家法，行有行规。美国的图书出版行业，虽然政府”不管”，但行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并且运作良好。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出版者的联合组织，称为美国出版商协会（A 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另外一个是书店的联合组织，称为美国书商协会（American Booksellers A ociation）。
美国出版商协会的宗旨是处理出版商普遍关心的问题：如知识产权、新技术和电子化进展对出版业的影响、出版、阅读自由以及检查和诽谤等问题。该协会成员虽然只有260多个，与数万家出版社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但其成员几乎包括了美国最主要的出版集团，可以说是出版行业的精英组织。该协会设有五种不同奖项，颁发给国内外的出版业者，以促进出版业的繁荣。今年4月该协会将杰里·拉伯国际出版自由奖（Jeri Laber International Freedom to Publish Award）授予了设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以表彰该出版社在追求出版自由方面的努力。
美国书商协会与美国出版商协会正好相反，这是一家以独立书店经营者为主的组织，大型书店并非其成员，可以说是草根组织。美国书商协会成立于1900年，成立初期美国的书店大多是独立经营的，很少连锁店，但随着大型连锁书店如Barnes &am Noble、Borders以及网上书店巨头亚马逊（Amazon.com）的出现，小书店受到连锁书店的压力，个体书店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近二十年，美国书商协会成员数连年下降，从90年代最高峰时的五千多下降到不足两千。对此，美国书商协会认为，几家大型连锁书店有控制图书市场的倾向，而这种情况是不利于言论自由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连锁书店可以决定书籍的命运，影响出版商的行为，从而间接影响作者。所以，美国书商协会目前将联合独立书商维护言论自由作为协会宗旨之一。事实上，美国的许多独立书店一直兼具书店与出版商双重功能，他们常常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出版各种印刷量不大，盈利微薄甚至亏本但有价值的书籍，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的划分，美国的图书市场大致分为普通类（general trade paperbacks）、通俗类（ma market paperbacks）、中小学教材类（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i tructional materials）、高等教育类（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专业类（Profe ional and Scholarly Publishing）以及国际类（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六大类。当然，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类出版物是由政府部门出版的，这部分出版物基本没有版权限制，原因是政府靠纳税人的钱运作，政府的财产包括出版物都属于民众所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是主要的政府出版机构，主要出版联邦法律文书、总统文件、行政法规和通知以及联邦各机构的组织架构说明文件等。
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网站http://www.gpo.gov/
美国出版商协会网站：http://www.publishers.org/
美国书商协会网站：http://www.bookweb.org/index.html 图书销售转跌为升
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电子版书籍的流行，近年图书市场受到较大冲击，许多人担心出版业将从此衰落。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的统计，2008年以及2009年的图书销售，确实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今年以来销售量却一举扭转了前两年的跌势，呈现逐月上升的良好趋势，6月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4%。
根据2009年的资料，在239亿美元图书总销售额中，成年人和少年类书籍达81亿美元，占34%；接下来的是中小学类书籍，销售额为52亿美元，占21.7%；高等教育类销售额达43亿美元，近18％；专业书籍的销售额为33亿美元，占13.8%；而大众通俗类书籍的销售额约为10亿美元，不到4.2%。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到，大中小学类书籍的销售额，比成年人加上少年人以及通俗类书籍的总和还多。有些人也许会以为大中小学类的书籍销量很大，其实不然。美国书籍销售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学校类图书的定价较高，尤其是大学教材，定价吓人。美国没有统一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小学教科书由州或地方教育部门选定；大学教科书由任课教师自选，各院校书店根据选定的教科书清单直接向出版社订购。
在美国大学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大学教材的单价往往上百美元，两三百美元一本也是家常便饭。所以一到开学时，学生们常常拿着教师的指定教材清单叫苦不迭，几门课一上，花费数百上千美元买教材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教科书太贵，许多学生就十分爱惜教材，尽量保持教材的干净，到了学期结束，就到学校书店将教材卖掉，换回一些钱来。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学期结束时往往可以看到一幅图景，书店外排起长龙，学生争相将用过的教材卖掉。也因此之故，许多教材过不了一两年就要再版，再版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新内容，另外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持教材的销售量，再版的教材与老版教材其实内容差不了多少，但页码一定不一样，这样学生就必须买最新的教材，因为老师布置作业时常常是按页码的。美国许多教材有再版几十版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此。
在各类书籍的销售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爱情浪漫类小说的销售呈现上升趋势。2009年虽然总体上图书销售额下降，但爱情浪漫类小说的销售额却风景这边独好，比2008年增长了7.7%。据《财富》 (FORTUNE) 杂志的报道，2009年度约有7500万人每年至少读一本爱情浪漫类小说。目前爱情浪漫类小说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今日美国报》(USA Today)、《行业贸易出版周刊》(Industry Trade Publishers Weekly) 畅销书排行榜上表现最好的类别。今年在奥兰多举行的美国爱情浪漫小说家年会 (RWA National Conference 2010)，吸引了两千多名书迷以及作家参加，而美国爱情浪漫作家协会的会员已超过一万人。
除了教材、爱情浪漫类小说销售保持良好势头外，电子图书的销售则以惊人的速度展现活力，2009年电子图书的销售额虽然只有 3亿美元，在整体图书销售中所占比重微不足道，但比2008年却增长了176％，几乎翻倍。苹果、索尼、亚马逊等公司纷纷看好电子图书市场前景，推出各种电子图书阅读器 （E-Book Reader），目前市场上的各类阅读器不下五十种。随着电子图书市场的成熟与阅读器价格的下降，电子图书销售潜力不可限量，也许用不了十年，电子图书销售将改变整个图书出版的格局，犹如当年MP3 取代CD 随声听，CD随声听取代卡式随声听一样。
文章来源：雾谷飞鸿
本文链接：http://www.unicor log.cn/user1/unicor log/25692.html
( Sat, 27 Mar 2010 15:06:2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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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www.u148.net/article/19250.html 注：本文有关键情 节透露。文后有视频。 　　一部电影突然就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同学，他比较大胆（姑且称之为赵大胆）。什么都敢做，初入校时 老师为了活泼课堂气氛，提议说谁来给大家唱首歌，顿时百鸟压音。这时他则站出来，沉静地说我来！有人站出来大家顿时吁一口气，于是掌声在他没唱时就激烈地 响起来。他一开口大家就连连蹙眉，唱着唱着大家的脸色都跟上厕所便秘似的，都不好看起来，心想这嗓子也敢拿出来。他浑然不觉，唱得格外投入。等他一唱完， 掌声迫不及待地响起来，心想终于唱完了。
　　此君当初跟我们学校的一个痞子老大混到一块，后来突然厌倦了，加入到我们几个闷骚一族，其中跟我这个 没事喜欢玩点小深沉的人最为熟络。他把烟硬塞给我，说你敢不敢抽，大街上见到漂亮的女孩，说敢不敢去搭话。非典的时候学校戒严，他带我翻墙出去溜达，可翻 墙毕竟适合夜间作案，白天他带我走学校的家属楼，编织谎话逃过保安的层层盘查，弄得地下党活动似的。我整天被吓得魂飞魄散，却也觉得刺激。
　　切 入正题，让我想起他的这部电影是法国的《两小无猜》，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男女的爱情，与我们同学少年的友情差之千里。但是那种你敢不敢的感觉却是一样一 样的。
　　电影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一个处处受人欺负的波兰移民小女孩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们做着一个敢不敢的游戏，这种游戏让他们无所畏惧，敢在 上课时说脏话，敢在校长室里撒尿，敢往老师脸上撒墨水。长大后的他们依然玩性不减，胸罩外穿，打体育老师，却不敢承认相爱。男孩和别人结婚时，女孩穿着婚 纱也去了教堂，并问他敢不敢悔婚。婚事毁了，两个人也闹掰了，女孩愤怒着离开，扔下一个敢不敢的赌局，这个赌局是十年不见。十年内女孩杳无音信，男孩结了 婚，生了子，进入完全正常人的生活，可他对女孩的思念几近疯狂。十年的那天女孩终于出现，却又是一个敢不敢的赌局……
　　电影的结尾很有趣，有的 结尾就是高潮，动人心魄，仿佛是梁祝，若不化蝶，这个故事也要沦为寻常故事。《两小无猜》却是留个尾巴，余韵悠长，这个尾巴砍掉了，电影还是一个完整的整 体，仿佛喝了一杯好茶，少了齿间的余香。结尾时电影想象了他们年老时的样子，这时电影是泛黄的怀旧色调，他们依然在做着敢不敢的游戏，说脏话，撒尿。他们 坐在一棵和他们一样老的大树下的躺椅上，老头说，我爱你。
　　这是个完美的爱情，却不容复制，因为他们的规则是没有规则，在我们的早已习以为常， 令行禁止的世界里，没有规则只能让我们感到一种无所依的恐慌。大多的人虽然厌恶破坏规矩，其实内心都有破坏规矩的欲望，似是陈冠希之于艳照门，人人骂之， 心中曾也想过“彼可取而代之也”。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一个老太太被医院误诊，算来时日无多，老太太决定做一些自己不曾做不敢做的事情。她化妆打 扮容光焕发，决定去旅行，她发现很多的事情，并且还恋爱了。《两小无猜》爱情里只有两位主角，他们游戏的显然随心所至，肆意其实时是对别人的伤害，也许他 们不希望这样或者无意这样，可事实是确确实实地伤害了。
　　有时惊险刺激是需要两个人才好玩。一个人没人理解，独立特行，有点似个小愤青，弄得大 了要成为独孤求败，不管怎样终归是寂寞；三个人则有点闹腾，什么事都跟起哄似的，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少了那种心照不宣；两个人则正好，而相恋的男女是绝 配。似乎贼公遇到贼婆，斗智斗法，各不相让，又互相依存。当事人惬意，观者悦目。
　　宣传说这是一个浪漫的电影，这时我开始思考什么叫浪漫，词典 解释：充满诗意，富于幻想。这个大得没边的释义显然是富于幻想。浪漫的关键词总是惊险刺激，充满挑战，要么走了不同的路，感受了不同的生活，它给人更多的 是新鲜。那些陈旧的被无限复制的，给人的感觉要么砍掉浪漫的下半截，只有一个浪字，也确实浪得虚名；要么砍掉上半截，只有一个漫，淹没在漫漫时光中。前些 年那首《最浪漫的事》广为传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显然滤去了表面的浮华更趋于内心，人在心中苟同的同时，却多不愿以身试法 去体验。每天揽镜自照，看着皮肤松弛，皱纹一天天地增加，多么恐怖。我们都更期望一个极致的绽放，轰轰烈烈，哪怕是昙花一现，终归是曾经拥有。
　 　人慢慢地会被这个社会洗脑，何年上学，何年恋爱，何年结婚，何年生子，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按着这个条框按部就班，才不至于那么辛苦，与别人不一样是要付 出代价的。电影给予我们的似乎让人感觉，这么疯狂的游戏，危险的爱情，我也曾这般，另一方面，又会感觉大不相同。不同的是他们的“疯狂”与“危险”能够如 此执著下去。也幸亏如此，经典被无限地复制，要么成为寻常物，要么就是灾难，你不能想象满世界都是超人会是什么样子。
　　回到开头，我与赵大胆走 出校门数年之后，某天的街道上我们相聚，我忆及往事，突然童心大发，对他说，对面的那个漂亮的女孩，你敢不敢跟她搭话。
　　他怔怔地看我半 天，不屑地说：幼稚！
( Sat, 23 Jan 2010 10:49:18 +0800 )
Description: 原文地址： 看到标题，肯定有人要说我危言耸听了。不过且慢批评，容我细细道来。 想到这个词，是因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项研究：这家研究所的徐安琪研究员根据2008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0岁，家长共计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另外，广州有网友计算，养个孩子至少要花费45万元，其中八成左右是教育经费。据此，一个新的名字——“孩奴恐惧症”诞生了。 “孩奴”是人们欲生（育）而不敢的一种体现。而近年流行的“卡奴”、“房奴”、“车奴”等，则反映了老百姓在生活消费方面的某种困境。如果再把“蚁族”、 “被就业”等热词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一并考虑在内，一个“奴时代”的轮廓岂不是十分真切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这些词汇形象地刻画了当前社会的一个剖面。这个剖面就是，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国力越来越强，可老百姓从中所能分享的改革成果却没有人们想象和期待的那样水涨船高，在某些社会需求方面，甚至反倒比以往来得更不容易满足。 当然，还有必要对这些词语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头，有些属于生活的基本需求，比如老百姓的居住、就业问题，孩子的培养教育问题；有些则属于提高消费水平的范畴，比如信用卡消费、汽车消费等等。就此而言，这些关键词反映的是老百姓并非只求温饱而还想过上好日子的迫切渴求。或者说，这表明了当前很大一部分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的这个社会现实。
但光这么讲，那些形形***的“奴词”无外乎稍嫌极端的提法，或可归之于社会情绪的一种正常反映，而这显然不足以全面概括个中所表达的深刻内涵。发现没有，即便撇开那些高消费高需求不谈，像孩子的培养教育，老百姓的居住和就业等问题，本该是任何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可是如今不仅无法获得普遍解决，反而成了一种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梦想。培养教育一个子女动辄花费数十万，这对许多城里人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遑论年收入不满万元的大多数农村家庭。更何况，当前一些地方的房价已经高到让许多人攒八辈子钱都买不起了。 这样的社会现状，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试想，当很大一部分人连起码的教育权、居住权都无法获得实现，这样的社会还能正常运转吗？换句话说，当一个正常社会所应普遍提供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一小部分人来讲不成问题，可对另外一大部分人来说却是极大负担，这样一个社会无疑将面临两级分化、阶层断裂的困境。这么来看，各种“奴词”的流行，恰是对这个时代敲响的一记警钟。 为“奴”所困的人们看似为物质所牵绊，每日四处奔波，为钱操劳，到头来不过是为了吃饱饭、交房贷，或者存起来给子女交学费。可进一步来说，人们在倍受物质奴役的同时，其精神何尝不也处于受奴役的状态？物质不自由，精神亦难求自由。“奴”字当头，实质就是对人们的双重桎梏。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任由这种局面发展、恶化下去，那些为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所奴役的人们，很可能化“奴”为“怒”，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从“奴时代”到“怒时代”，也许仅为一步之遥。 是的，这不仅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可能碰上的难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命题。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发展固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却可以为此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目前该有能力而且必须清醒地认识和面对这个时代的重大困境之所在。要说中国全面进入“奴时代”或许为时过早，但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倘若长期得不到满足、受不到保护，谁敢保证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恐怕任何人都无法幸免。
( Mon, 4 Jan 2010 20:51:18 +0800 )
Description: 本人也算的上电影迷，收藏电影250G的硬盘外加刻了300G的碟，IMDBtop250里的常客也肯定是要收齐的，偏爱法国电影（卖个广告，欢迎到IMDB.CN聊电影）。***的***的都看了不少，H动漫也好欧美亚洲的av也好亦或多或少有所观览。除了个别软件硬件俱佳的女主演稍有看点，“***终究是***，算不得电影”（女友语），这些个人认为不是女生看片的首选，更不适合做为入门的片子。
　　 不管是从***开始还是从***开始，最终往往是***结尾。不管看什么，最后能在心里留下的东西的也还是那个情字。莫愁同学曾经留下的遗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此语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
　　只看过******而没看过***电影那算不得遍览毛片这一光荣称号。
　　 入门推荐：岩井俊二《情书》、《四月物语》、杜拉斯小说改编的《情人》
　　 关键字： 纯情 回忆 青春 肉体 。如果情是一剂***，那么过去式的情则是一剂慢性毒药 。
　　 刚看完岩井俊二这两部片子的时候，是刚上大学那阵，怀旧的一塌糊涂，按捺不住，找来从小学到高中喜欢过的所以女生的联系方式致以：代表过去的我告别和代表现在的我的祝福。这是目前为止自己做过的为数不多正经事。
　　 前两部与色完全无关，之所以推荐入门乃因为，色即是空：有色无情是为空。
　　 ：由偶像王小波识得杜拉斯，此女乃描述性情的高人，建议加读小说，当年偶大一找女友硬指标之一：不识王二不闻杜拉斯者免谈，结果这关无一巾帼能过，再次声讨中国的教育。
　　 启蒙推荐：《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西西里有个莫妮卡。还记得当年看完写的评语是：男孩***的理由是因为世界有个地方叫天堂，男人***的原因是还有个地方叫地狱。高中时推荐给一个异性同学加影友看得到的答复是好片子只是没怎么看懂，而现在她能和我争兰兰的硬件好不好。
　　 《青蛇》：一流的阵容、二流的制作、三流的剧本。收藏重温此片不为别的，就为那两条整天游来游去的露到恰到好处，眼神也恰到好处的小妖精。
　　 《色即是空》：大学生与性=剧本=钞票。此者绝对是其中精品，上大学前没看过绝对是人生损失。
　　 《教室别恋》：只闻梨花压海棠 ，不识海棠压梨花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男学生和中年女教师的忘年恋的电影剧本在今天已不再稀奇，只想说的是尽管电影结局将原型两人结婚改为了两人分手，当年这部电影引起的非议仍是非常之大。
　　 伍迪-艾伦《性爱宝典》：性爱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美国性解放背景下，最有知识分子气质导演对清教徒式道德的幽默和讽刺，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既严肃又不堪，既刺激又尴尬的“性”本身。伍迪-艾伦个人最喜欢的导演之一，一句话 伍迪-艾伦is the king。这点喜欢他《安妮霍尔》的人都知道。
　　 金基德《空房间》推荐此片不为别的，只为将金基德推荐给喜欢韩剧的女生们。
　　 进阶推荐：《美人》 关键字：唯美 。看完感觉干净舒服，对日本av反感者可以考虑这片子，而因为没看过这部电影说韩国片子是动物世界的人肯定损失惨重。韩国人拍唯美的片子还是有一手的。
　　 贝托鲁奇《戏梦巴黎》关键字：春情 激情 兄妹情。我说过我偏爱法国电影，包括这部别人戏说的四级片。没看过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的可以把这电影当作“高级毛片”看。
　　 安东尼奥尼《云上的日子》关键字：灵与肉 浮生 。安东尼奥尼就是那个因拍反华电影《中国》而在七十年代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导演。看此片的另一个理由是里面有四个漂亮的女主角，四个漂亮的女主角中还有一个苏菲索亚，苏菲索亚就是那个法兰西最想与之共眠的女人。
　　 PS:没认真读完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赶快补习吧。
　　 高阶推荐：
　　 同性篇：看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张元的《东宫西宫》（王小波写的剧本）李安《断背山》 这些是理论基础，看著名的同性恋导演法斯宾德的代表作同性恋***电影《雾港水手》则可称为实战了，能坚持看完的都是人才。
　　 ***篇：周防正行《变态家族》。看到电影最后却发现这个家族三辈人之间混乱的性爱关系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原来自己那种对伦理所带来的厌恶排斥感是一种真实的“错觉”。此后，个人对***的电影一直不感冒，因为角色有血缘演员可没血缘关系，一但这样想了以后就提不起注意力来，这多少是这部电影害的。
　　 虐恋类：还是帕索里尼那部鼎鼎大名的《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导演的想象力直逼人类的生理承受极限，经过多次尝试后发现能将此片看完的唯一方法是把它只当作毛片快进看。
　　 写实篇：《罗曼史》《姐妹***》：当男人沦为性玩物，与主动和快感相伴随而来的是心的混乱和迷茫写实。其赤裸尺度比某些有码av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看《罗曼史》时对女导演从头到尾表现的大女人主义很不爽，看这情形不对就对女友说了句：要是我是那男的我肯定誓死不从，女友当机立断回了句：想找罪受是吧。
　　 ：有次和女友斗气，两个人在电脑前谁也不肯让，我就开小公主的av不理她，她就在电脑上另外开了法国动画《王子和公主》看，结果后来是变成她在看小公主我在看《王子和公主》了，后来的事儿童不宜……。此文经女友阅览后加上 “谁有这样的女友是一种福气”后准许发布。她还给起个过俗气的《我和***电影有个约会》的名字，哪有我这简单暧昧的标题有吸引力。
　　换题重发，理由是这文章引用女友的话，要算她一份。
( Wed, 23 Dec 2009 21:24:2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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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言论仅为扩展阅读，不代表我个人立场。
原文：
一：明***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手里。***是国际的，中国***没国籍，中国让***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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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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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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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心里其实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还真没什么把握。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战略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的说客：“***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也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