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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1998 – 2010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朱清时与刘正成关于瓷器和陶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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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8-1 18:30
朱清时与刘正成关于瓷器和陶器的对话 从唐代的省油灯谈到文明的起源 ——朱清时与刘正成关于瓷器和陶器的对话 编者按:鉴于刘正成先生对朱清时院士关于古代陶瓷研究的兴趣,朱清时院士7月下旬来京开会时作客松竹草堂，给刘正成先生携赠一盏唐代四川邛崃窑省油灯，于是，他们就以这盏省油灯的高科技构造和审美价值，谈到了陶器的制作与文明起源问题，现在由唐朝轶根据录音整理出谈话内容，贴于网上，以飨网友。 一、邛窑省油灯是唐代的高科技产品 朱清时：这是我有的两个省油灯之一，两个省油灯都是不同形状的。 刘正成：发在网上的算一个，这一个就送了我，真是不胜感谢！ 朱清时：现在，省油灯得到一个都不容易，因为唐代那个时候就很有名了！ 我给你这个省油灯比网上发的那个更实用一些，它装水很容易，装水也装得多。但这个比那个厚，那个比较薄。这个，一般人一看就能明白它的原理，从小孔里把水装进去，油就装在这个凹陷处，然后，一根灯芯伸出来，搭在边沿上；然后用一个东西把灯芯镇住，就不会滑了。点着的时候， 油一部分被灯芯吸上去烧了，大部分实际上是灯芯一点着，温度升高就开始挥发了。所以，油的损失，挥发的成分比被烧的成分比例还要大。唐代的人，就想出一个主意：底下一个碗，上面一个盏，把它们烧在一起，然后，夹缝中放清水，清水就会冷却，冷却后，油的温度就低下来了，挥发就大大减少。所以，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就说它是“省油几半”。 刘正成：就像我们现在的节能灯一样，能省一半的电。 朱清时：在那个时候，是节燃料的。 刘正成：在唐代的时候就盛行了？ 朱清时：对。唐代就盛行了，到宋代时，它的盏形又变啦。 刘正成：这种灯，使用的阶层是哪些？ 朱清时：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陆游《老学庵笔记》里提到，当时京城的士大夫，都崇尚使用四川蜀人做的省油灯。 刘正成：我看到您在贴上说省油灯的科技含量很高啊！ 朱清时：对。邛窑从隋代就开始，唐代是鼎盛，宋代还有，但开始衰落了。在那个时候，欧洲还很愚昧，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才这么精致。 刘正成：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哩！ 朱清时：那个时候，有这么精致的结构，而且有这么巧妙的构思，能够省油，所以在当时就是高科技了——唐代的高科技。它就是用冷却的办法，实际上是水在加热后也不断的蒸发，从而把热量带走了。 还有，可见当时人的审美趣味，他就为了镇住这个灯芯，很简单的一个小雕塑，用几个泥条，随意捏制就成了。 刘正成：这像一个什么？像一条狗？ 朱清时：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只公鸡，或者一条狗，或者其它什么，反正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造型很丰富，能够将灯芯镇住就行了。 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跟西方人不一样，他不追求完全逼真，他就是写意，从工匠也能看得出来。当时的匠人做这些小东西，不去求它的真，随便拿几个泥坯，随意一捏，就捏出一个东西来，捏得愈快愈生动。 刘正成：您对古代陶瓷感觉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清时：有好些年啦。近年来才比较多的能够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比如，像邛窑这批东西。也是在三年前，我到邛窑去参观了之后，发现居然有这么多宝贝，而世人还不知道。唐朝的时候，彩瓷能够做到这么漂亮，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有一个长沙窑，也做得很漂亮。但与邛窑一比，还是不行。邛窑随便一个很小的压灯芯的东西，都做得很精致。 刘正成：包括四川陶俑，汉代的说书俑就非常生动和精美。 朱清时：它很生动。说书俑很写实啊！中国雕塑，有写实的，有抽象的。这个压灯芯的是比较抽象的。 刘正成：唐代，除了在四川这个窑以外，在中原还有类似水平和规模的窑吗？ 朱清时：就是长沙有个窑，跟邛窑很接近。两年前，我在邛崃主持了一次研讨会，把中国陶瓷界的权威都请去了。大家参观了邛窑之后，有一个共识，就觉得邛窑比长沙窑还早，邛窑的彩瓷比长沙窑发明得早，说不定长沙窑是受邛窑的影响。 长沙窑研究所所长写了一篇文章《长沙窑和邛窑》说邛窑和长沙窑是姐妹窑，邛窑是姐姐，长沙窑是妹妹。 刘正成：邛窑、长沙窑比汝窑资格就老多了！ 朱清时：汝窑是宋代的，北宋末年。那个时候，邛窑都已经衰落了。 邛窑当初的工艺缺点就是烧制温度不太高，所以它的釉，在外面的地方，经过一千年都腐蚀掉了。 刘正成：这个压灯芯的小雕塑是瓷的还是陶的？ 朱清时：是陶还是瓷，界定不清楚，从它的烧制温度来讲，它已经高到像瓷了，不像一般的陶，它是很硬的。有一种典型的办法鉴定，就用是手敲，通过声音来判断其烧制温度。 邛窑有一个特点，当地的黄泥巴土含铁量很高，烧出来的都是红的，不像景德镇出的，很白很白的。 刘正成：您看了这么多邛窑的陶瓷，不管是残片也好，上面有书写文字的吗？ 朱清时：有。就在我给你的那本书上都有收录。上面书写一个“蜀”字，还有一方邛窑刻的官印，是用隶书写的。 刘正成：从工艺生产、实用和艺术价值等多角度来关注陶瓷，我觉得很有价值。 中国书法在线的发展离不开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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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2 发表于 2003-8-1 18:35
朱清时与刘正成关于瓷器和陶器的对话 二、陶瓷是东西方人类祖先共同的发明 朱清时：陶瓷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因为原始人发明了火之后，没有东西盛水和食物，他们偶尔发现，在他们生火的地方，泥巴被烧硬了，于是，有聪明的人就把泥巴捏成一定形状，然后用火把它烧硬。全世界的土著民族，都有陶器，不用教。 刘正成：考古学界有一段时间都集中精力在研究仰韶的陶是从哪里传承过来的，寻找中国文明的起源的链接关系，西方的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东方学者都曾经一度认为是西方流传过来的。但是，用火都可以把土烧硬。这个发明，不一定就源自西方了。所以，仰韶文化是可能由很多文化的中心传承过来的。比如裴李岗文化，还有齐家文化、大地湾文化，都与仰韶文化有关系，这个东西一定要西方传过来吗？ 朱清时：现在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个都是每个民族自己发明的。包括现在非洲，还有太平洋中间一些岛屿上的土族，他们现在的生活还是很原始的，他们与文明世界隔绝得很远，没有传承过去，但他们也会烧陶器。所以，这实际上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不需要传承，就是他的经验。只要进化***，有文明，就有火，有火就要烧东西，自然而然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湿泥巴一烧过后就变硬了。 刘正成：前几年，我在香港对饶宗颐先生做了一个访谈，饶宗颐先生谈到关于中国古代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他说，中亚苏美尔人文字以前的楔形文字的初始符号和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都能找到很多形状相同的东西，他的四十个文字符号在中国仰韶时期刻划文字符号中能够找到四十个左右的相同的字形，这种字形我们现代人很难断定到底谁是原创的？因为这种符号，比如日字，划一个圆形，这种原创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原始的抽象认识方法都差不多，你一定要说这个是从埃及传来的，或者是从中国传到某个地方去的，这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朱清时：由于人类有些共有的天性、经验，所以，他们会达到同样的发明。一个婴儿，最先说的话都是“妈”，而“妈”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叫他的母亲，是他张口之后最容易发的音。他把嘴巴一张开，声音一冲出来就是“妈”，他的母亲就误认为他叫“妈妈”。这实际上，不是任何传统的特定认识，而是人的天性。 刘正成：就像画符号，人在自然生存首先看见太阳和月亮是圆的，所以他首先就画的圆形的符号，然后画方形、三角形。所以，“文字西来说”和“文字东来说”，争议很大，有待于我们找到它的可信依据。 朱清时：陶实际上是每个民族自己原创的，瓷就是发明啦。瓷与陶最大区别就在于烧制温度，瓷是把原料完全烧熔化，熔化之后重新组合。 刘正成：这种熔化有没有化学反应？ 朱清时：也有化学反应。陶是部分熔化，就粘起来了，粘住了，但是没有全部熔化，于是就会有一些孔，只有全部熔化之后，它才成为一个整体，把所有的孔洞空间都给堵死了。陶和瓷的差别就在这儿，陶就因为没有完全熔化，有很多孔洞。 刘正成：瓷就少孔洞，还是根本没有孔洞？ 朱清时：瓷基本上没有孔洞。 刘正成：只有一点气泡？ 朱清时：气泡都在里头，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连成一片，如果连成一片，就变成一个孔了。所以，陶和瓷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吸水力。把它们泡在水里面，陶很快就吸了很多水，而瓷把它拿起来以后，水很快就干了。越是原始的陶，它吸的水越多。 刘正成：这个（刘正成自用紫砂茶壶）是陶？陶可能泡茶就比瓷好，泡乌龙茶，因它有气孔嘛！ 朱清时：这个紫砂壶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如果拿到水里一泡，你会发现，它还是会吸水，但是吸得不多。陶和瓷的主要差别是在于烧制温度，是否把原料完全熔化，熔化之后产生化学反应，变成新的分子。陶就没有这个过程。 刘正成：汉代的瓷器，就有一点温度不够，介于陶和瓷之间。那么釉的用途是什么？
朱清时：釉对陶和瓷都有用，陶和瓷都要上釉。最早的釉是石灰釉，这种釉是石灰釉，石灰釉要加很多其它的配方。当时的人，不知道是在哪一次，在陶瓷上沾了石灰水，然后一烧，发现烧制的陶瓷上有一层光亮的东西。石灰水经过烧制后，变成了钙化的像玻璃状的东西，就是釉。早期的青釉，都是石灰釉。这个绿色是怎么来的呢？石灰釉里面含有一些铜，也可能是当时的匠人，也是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有草木灰进去了之后，烧出的釉特别漂亮。这样，就故意把草木灰混在这个釉里头。草木灰里面含着各种各样的原素，一直到现在烧釉，还要放草木灰。 刘正成：“唐三彩”的釉色就是绿色为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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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2 发表于 2003-8-1 18:36
朱清时与刘正成关于瓷器和陶器的对话 三、人类要回归自然，就要回归用陶器 朱清时：我为什么喜欢陶器呢？它是人类最早的发明。那个时候，铜器、铁器都没有，有了火以后，就发明了陶器，陶器后来就演变成瓷器。 刘正成：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断代依据，然后进入青铜时代。 朱清时：陶器实际是青铜和铁器的基础。之后就逐惭演变，可以分成五大阶段。最初是原始陶 ，仰韶文化那种陶；后来开始有战国时代看到的原始青瓷；然后有像邛窑这种半陶半瓷的容器；到宋代以后，宋明瓷器是一个高潮，最高峰是景德镇，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开始把绘画、书法和瓷器结合起来，这是明清时代。早期的瓷器，除了“唐三彩”还很少有绘画，像仰韶文化那种也有绘画，但是很原始。真正把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和陶瓷结合起来，明清官窑是最典型了。 现在看来，人类以后要持续发展，还得要回归用陶瓷。因为，陶瓷就是泥巴、水、加上火烧制，它是来于自然，归于自然。任何金属的东西，铁器、铜器都冶炼了，当然，它也可以回到自然，但不如陶瓷那么容易。最糟糕的是塑料，造成环境公害，特别是塑料袋、废弃塑料制品变成了人类的公害。你要把它消除，埋在地下，几千年都不会坏；你要烧它，它就变成有毒气体，污染空气。所以，人类今后可能还会回归到使用陶瓷器。 现在，陶瓷与过去不一样了。它可以高强度，可以有韧性。现在最高科技的，像火箭的头部就是用陶瓷做的，它耐高温。 刘正成：它比金属耐高温。就像耐火砖一样，炼钢铁也能用哩！ 朱清时：现在有一种特殊陶瓷很耐高温，尤其是玻璃钢那种陶瓷特别耐高温，又有韧性，强度又很强，不像这种陶瓷，一摔就坏。 刘正成：古代的陶瓷，都很精美。我们五十年代用的煤油灯，随便拿一个瓶子制成，哪儿有这么高的审美成分在里面啊！ 朱清时：那个时候的人，追求精致文化。 刘正成：像仰韶、马家窑的陶，和我们农村现在用的乱七八糟的泥巴碗相比，可见古人的审美追求是很高的。 朱清时：古人的生活，比现在精致得多。你看战国的青铜器，他的食具，多讲究啊！还有纹饰，刻得非常漂亮。而且装各种食品的器皿，都非常精致，说明当时的文化是很精致的。 刘正成：所以，科学要研究审美。李学勤先生讲过，考古也要包括关于美的研究。 朱清时：邛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邛崃那个地方盛产天然气，窖子里面出现了陶瓷烧的天然气的管，所以，很可能邛窑当时烧的是天然气。 刘正成：啊！所以温度还是很高的。 朱清时：温度还是不低，能够烧到这样，还是很硬的。你看，“唐三彩”的硬度和这个就不一样。 刘正成：“唐三彩”显得软得多。 朱清时：所以，邛窑就这一点来说，比其它窑都先进。 刘正成：你想，为什么“自贡出井盐”，就是因为天然气太多，随便点燃就可以造盐了。自贡的盐井，很有些历史了。 朱清时：所以，现在看来，邛窑烧天然气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邛窑窑址并没有很多碳渣，如果烧煤的话，就会有很多煤渣堆积。那么，除此之外，就可能烧木材。但木材呢，温度又不够。 刘正成：四川有一种木材，叫青棡。那个可能温度要高一些，但还是没有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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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9瓷器 玉器 陶器 越窑 龙泉 耀州
2009-10-18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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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简介
　　1863年，
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
朝玉器，进行
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
类。角闪石亦称
，包括
为莫氏6－6.5度，
2. 55－2.65，其主要成分是
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
，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
等色或杂色。辉石类亦称
，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
之雅称。硬度为6.75－7度，比重3.2－3.3。辉石类则以
为主，有隐约的
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
的光泽，清澈晶莹。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
　　辉石类(硬玉，如翡翠)18世纪清代初年
永历皇帝进入并控制了
北部盛产翡翠的矿区之后方才正式进入中国并流行起来,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如和阗玉）制品。和田玉的矿物组成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并含蛇纹石、石墨、磁铁等矿物质，形成白色、青绿色、黑色***等不同色泽。多数为单色玉，少数有杂色。玉质为半透明，抛光后呈脂状光泽，硬度为5.5度至6.4度。这是矿物学上的玉。
　　中华玉器文明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
》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
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例如《山海经》记述的东北地区医巫闾山产质仡峋，千百年后，这个地名依旧未变，现在辽宁营口，出产滑石。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
。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古代的丝绸之路最早就是玉石之路，后又向西延伸而成的。除和田玉外，甘肃的
南阳的
和密县玉，
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
族群的精神寄托。
　　早在近万年前的
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它又有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所以说最初是以美石为玉。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一部分美石的具有特殊的性质，就把它们从石中独立出来，称为玉。玉的雕琢也有独特的性质，在金属精工发明之前，玉是用间接的磨制方法来雕琢的，即使用器物带动解玉砂来磨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只有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这种耗费人工的物品，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
。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
的象征。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一般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使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
》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
、水晶、
、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有句
，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
、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
，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
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
、玉针。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
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
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
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幕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古玉，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心中油然而升的却会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究其原由，就是因为古玉里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
　　玉器分类与产地玉，在我国是美石的同义语。古人视玉为宝，今人又把珍贵的玉石称为宝玉。我国是一个玉石之国，但目前国内的珠宝界、考古界和地质界对玉、玉石和宝石的定义是有区别的。目前国际上统称的玉专指软玉和硬玉（翡翠），其它玉雕石料统称为玉石。宝石是由一种或多种矿物组成的具有特殊光学效应的集合体，绝大多数都是某种矿物的单晶体，如钻石、红宝石、 蓝宝石、祖母绿、猫眼石、碧玺、紫牙乌等。
　　一、硬玉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矿物学家德穆尔将中国的玉分为软玉和硬玉（见地质情报所：《翡翠冲的《国外地质科技》，1981年第2期）两类。硬玉，我国俗称 翡翠，是我国传统玉石中的后起之秀，又是近代所有玉石中的上品。翡翠不管是山料（原生矿石）还是籽料（次生矿石），主要是由硬玉矿物组成的致密块体。在显微镜下观察，组成翡翠的硬玉矿物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翡翠的纤维状结构。这种紧密的纤维状结构，使翡翠具有细腻和坚韧的特点。　
　　硬玉是由一种钢和铝的硅酸盐矿物组成，纯净者无色或白色。其块体的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占58.28％，氧化钠占13.94％，氧化钙占1.62％，氧化镁 占O.91％，三氧化二铁占O.64％，此外还含有微量的铬、镍等。其中，铬是使翡翠具有翠绿色的主要因素。通常翡翠含氧化铬O.2～O.5％，个别达 2～3.75％以上。
　　翡翠硬度为7，比重3.33。矿物折光率：Ng=1.667，Np=1.654；重折率0.012。
　　常见的翡翠颜色有白、灰、粉、淡褐、绿、翠绿、黄绿、紫红等，多数不透明，个别半透明，有玻璃光泽。按颜色和质地分，有宝石绿、艳绿、黄阳绿、阳俏绿、玻璃绿、鹦哥绿、菠菜绿、浅水绿、浅阳绿、蛙绿、瓜皮绿、梅花绿、蓝绿、灰绿、油绿，以及紫罗兰和藕粉地等二十多个品种。
　　翡翠在我国明确地称为硬玉，可能始于宋代。而汉代张衡的《西京赋》、班固的《西都赋》以及六朝徐陵的《玉台新咏诗序》提到的翡翠都有可能指软玉中的碧玉，而 非硬玉。正因为硬玉在唐代已不可考，故李善注《文选》、颜师古往《汉书》均未尝及之。近来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称：在18世纪 以前，中国人并不知道硬玉这种东西。以后，硬玉才从缅甸产地经云南输入中国。前不久，苏联地质学家基也夫林科也指出，缅甸度冒、缅冒、潘冒和南奈冒的次生 翡翠矿发现于1871年，至今已开采了一百多年，仍未采空。缅甸乌龙江河谷的原生翡翠早在13世纪（宋末至元初）已经采矿（见《国外地质科技》）。而我国目前从宫廷珍藏和出土文物中尚未发现明朝以前的翡翠。因此，中国人何时称硬玉为翡翠，缅甸翡翠何时输入中国，一直是未弄清楚的历史之谜。我们期待考古工作者能有新的发现，来解决这一历史悬案。
　　二、软玉
　　软玉是我国矿物学家对英文Nephrite 的译名。这一英文名称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这是因为古代洲认为将这种玉石佩挂在腰部可以治愈肾病（久术武夫：《宝石贵金属辞典》）。看来，古欧洲人和我国古代人一样，都迷信于玉。中国古人不仅认为饰用这种玉可以辟邪，而且认为饮用玉粉可以治病。然而不论欧洲人也好，喜欢玉器的墨西哥和新西兰人也好，都没有中国人使用软玉的历史悠久。中国在世界上有玉石之国之称，这同发现和使用软玉的悠久历史有关。
　　软玉在我国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和墨玉等品种。它们与硬玉不同，是由角闪石族矿物中透闪石阳起石矿物（以透闪石为主）组成的致密块体。在显微镜下观察，软玉同硬玉一样也呈纤维状结构。这种由透闪石或阳起石组成的纤维状结构，是软玉具有细腻和坚韧性质的主要原因。透闪石是一种含水和氟的钙镁硅酸盐，其成分中常含有 4％以下的铁，当铁含量超过4％时即过渡为阳起石。
　　我国新疆软玉块体的化学分析结果是：二氧化硅占57.6O％，氧化铝0.25％，三氧化二铁 0.66％，氧化锰0.16％，氧化镁25.61％，氧化钙2.68％，其它杂质2.74％。硬度6～6.5。比重2.96～3.17。矿物折光率：透闪石为Np=1.599～1.619，Nm=1.612～1.630，Ng=1.622～1.640，重折率0.O21～0.023；阳起石为Np= 1.619～1.688，Nm=1.630～1.697，Ng=1.640～1.705，重折率0.021～0.027。
　　软玉常见颜色有白、灰白、绿、暗绿、黄、黑等色。多数不透明，个别半透明，有玻璃光泽。软玉的品种主要是按颜色不同来划分的。白玉中最佳者白如羊脂，称羊脂玉。青玉呈灰白至青白色，目前有人将灰白色的青玉称为青白玉。碧玉呈绿至暗绿色，有时可见黑色脏点，是含杂质如铬尖晶石矿物等所致。当含杂质多而 呈黑色时，即为珍贵的墨玉。黄玉也是一种较珍贵的品种。青玉中有糖水***皮壳，现有人称其为糖玉。白色略带粉红色者有人称为粉玉。虎皮色的则称为 虎皮玉等。
　　目前所知，国内除台湾丰田地区产软玉外（包括透闪石猫眼石），主要产地在新疆。新疆和田玉的悠久历史，在 《史记》、《汉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等古书中，均有记载。不过，西汉以前，史籍所载新疆产软玉的情况常夹带着不少神话故事。从《史记》中记载的《李斯谏逐客书》和《苏厉给赵惠文王书》中的几句话（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helli helli 此数宝者秦不生焉。代马胡犬不东下，昆仑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来看，早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六国时，新疆的软玉已从昆仑山北麓和田诸地源源不断地输向内地。尤其是密尔 岱所产的软玉块度较大，常有上万斤者。清时在乌沙克塔克台地区有密尔岱产的弃玉三块，大者万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重达三千斤。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珍藏的 大禹治水玉山原重一万零七百多斤，这一迄今为止的最大玉件，即产自密尔岱。
　　岫岩玉，简称岫玉，因产辽宁省岫岩县而得 名。这种玉石的主要品种表面看来，同新疆的青玉或碧玉有些相似，但组成的矿物和硬度则不同。组成岫玉的主要矿物是蛇纹石。成分中常含有二价铁、三价铁，还 混有锰、铝、镍、钴等杂质，这些混入物使岫岩玉具有各种颜色。岫玉的颜色有白、黄、淡黄、粉红、浅绿、绿、翠绿、暗绿、褐绿及其它杂色。其中常以绿色调为 主，颜色介于青玉和碧玉之间。组成岫玉的蛇纹石矿物，通常占85％以上，常见少量方解石、透闪石等其它矿物。透闪石的混入，可增大岫玉的硬度。
　　岫玉玉质同翡翠和软玉极易区分，主要是光泽（老带油脂光泽）和硬度的不同。
　　岫玉广泛产生接触变质的镁质大理岩中，我国很多地区具备这种地质环境，所以其产地相当广泛。目前已知有下述不同产地和以产地为名所划分的品种：
　　岫玉绿色，半透明至不透明，产地在辽宁省岫岩县瓦沟。化学成份是：二氧化硅43.80％，氧化镁42.10％，氧化钙0.56％，氧化铝0.006％，三氧 化二铁0.64％，水11.81％，杂质12.85％。硬度4.8～5.5，比重2.61。产于古老地层白云石大理岩中。
　　南方玉开采史不详，因产于广东省信宜县泗流地区，故又称信宜玉。玉质大多数由蛇纹石组成，并含有少量金云母、滑石、方解石、透闪石、绿泥石、绿帘石等。因含杂质多，颜色常与岫玉不同，色调暗绿至褐绿。同时产出的地质条件 与岫玉也有差别，它产于云母片岩和条带状混合片麻岩组成的地层中，玉石矿体下面常有0.2～5.5米厚的滑石层。祁连玉产祁连山，玉色暗绿，带有较多的黑色脏点，岫玉和南方玉没有这一特点。
　　京黄玉淡***，也由蛇纹石组成，因产北京十三陵老君堂接触变质大理岩中而得名。本世纪60年代发现，历史上是否开采过，情况不明。因产量过少，现已停采。 安绿石也是蛇纹石玉质，因首次发现于吉林集安县的绿水河而得名。产于蛇纹石化大理岩古老的地层中。玉质较纯，细腻光洁，苹果绿至墨绿色，微透明至半透明。与岫玉相似的蛇纹石玉石还有不少产地和品种。因此，当我们鉴别新石器时代以来属于这类玉质的玉器时，切不可轻易断定玉质的来源。1977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中，经鉴定有一件玉管为蛇纹石玉石，就不是辽宁产生的岫玉，玉料可能是江苏镇江的产物。
　　四、蓝田玉
　　蓝田玉的名称初见于《汉书 ull;地理志》，美玉产自京北（今西安北）蓝田山。其后，《后汉书 ull;外戚传》、张衡《西京赋》、《广雅》、《水经注》和《元和郡县 图志》等古书，都有蓝田产玉的记载。至明万历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所谓蓝田，即葱岭（昆仑山）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从此引起后世人的纷争，有的说蓝田根本不产玉，有的说即使产玉可能是莱玉（色绿似菜叶的玉石）。近些年，陕西地质工作者在蓝田发现了蛇纹石化大理岩玉料，认 为它就是古代记载的蓝田玉（1978年11月23日《 *** 》）。这一发现不仅引起了寻找珠玉原料的地质界重视，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1982年，地质矿产部地质博物馆，展出了上述蓝田玉的原石。这种蛇纹石化强烈时，局部已经变成与岫玉相同的玉石了。玉质从外观上看，有***、浅绿色等不均匀的色调，并伴随浅白色的大理岩。这种玉石虽然不很美观，但因为蓝田地 处西安古城附近，玉质硬度为4左右，容易加工，所以古人有可能采用做为装饰品。在汉代玉器中有两件很像现今的蓝田玉，一件是在陕西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大 型玉铺首嵌在古墓门上；另一件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汉代玉佩。从这两件玉器玉质和色泽上看，很多地质学者都认为同现今的蓝田玉相似。但它是否真是古代的蓝田 玉，则需加以进一步的考查。
　　五、南阳玉
　　南阳玉因产河南省南阳而得名，又因矿区在南阳的独山，故又称独山玉。南阳玉色泽鲜艳，质地比较细腻，光泽好，硬度高，可同翡翠媲美。德国人曾称其为南阳翡翠，苏联地质学家基也夫林科曾把南阳玉归属于翡翠类型的玉石矿床。 据河南地质工作者近几年的研究，探明南阳玉是一种蚀变斜长岩，组成矿物除斜长石外，还有黝帘石、绿帘石、透闪石、绢云母、黑云母和榍石等。经过显微镜鉴定，玉质含有多种蚀变矿物，蚀变作用以黝帘石化、绿帘石化和透闪石化为主。由于玉石中含各种金属杂质电素离子），所以玉质的颜色有多种色调，以绿、白、杂 色为主，也见有紫、蓝、黄等色。
　　南阳玉硬度6～6.5。有玻璃光泽，多数不透明，少数微透明。化学分析的结果是：二氧化硅 41～45％，氧化铝30.71～34.14％，氧化镁0.28～1.73％，氧化钾0.02～2.64％，三氧化二铁0～0.8％，氧化亚铁 0.27～0.88％，氧化锰0.02～0.1％，三氧化二铬0.01～0.34％，结晶水0.23～0.74％，二氧化碳0.06～0.52％。南阳玉的微量元素分析结果是：铬0.01～0.5％，镍小于0.1％，钒0.001～0.1％，锰0.01～0.05％，钛0.001～0.5％。
　　据文字记载，南阳玉在汉代已开采是无疑问的。近来考古出土的资料将南阳玉的开采推到商晚期以前。1952年李济在《殷墟有刃石器图说》中指出，殷墟有刃石器凡四百四十四件，其中有玉器七件，而这七件玉器的质料全是南阳玉。
　　六、绿松石
　　绿松石是由细小的绿松石矿物为主组成的隐晶质致密块体，含有铜、铝和水的磷酸盐，通常产于次生浅成矿床中。多呈天蓝色、暗蓝色、蓝绿色和绿色，风化强烈的呈绿白色。具有柔和的蜡状光泽。硬度6，比重2.6～2.8。平均折光率1.61～1.63。
　　绿松石在我国也是古老的传统玉石，早在新石器时代，它同青玉、玛瑙等玉石一起用作装饰品。据《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的统计，从新石器晚期的齐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到南北朝时代的墓葬中，有多处发现过绿松石装饰品。
　　我国绿松石，除鄂西北为其著名产地外，近几年在陕西、新疆、安徽、河南等省都有发现，由于鄂西北诸县古属襄阳道管辖，所以又把鄂西北诸县所产的绿松石称为襄 阳甸子，且开采的历史也悠久。但全世界产绿松石的以波斯为最著名，因通过土耳其输入欧洲各国，又有土耳其玉或突厥玉之称。我们在鉴定我国古代出土 的绿松石制品时，也应考虑其玉料来源，不一定都是襄阳甸子。
　　七、玛瑙
　　玛瑙由于纹带美丽，自古就被人们饰用。出土玉器中，常见成串的玛瑙珠，以项饰为多。
　　我国古书有关玛瑙的记载很多。汉代以前的史书，玛瑙亦称琼玉或赤玉。《广雅》有玛瑙石次玉和玉赤首琼之说。玛瑙一语来源于佛经。梵语本名阿斯玛加波，意为玛瑙，可见佛教传入我国后，琼玉或赤琼才在我国改称玛瑙。
　　组成玛瑙的细小矿物除玉髓外，有时也见少量蛋白石或隐晶质微粒状石英。严格地说，没有纹带花纹的特征，不能称玛瑙，只能称玉髓。现今市场上一些没有纹带花纹 的玉髓也称为玛瑙，这同古代玛瑙的含义是不相符的。玛瑙纯者为白色，因含其它金属元素（如Fe、Ni等）出现灰、褐、红、蓝、绿、翠绿、粉绿、黑等 色，有时几种颜色相杂或相间出现。玛瑙块体有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的，玻璃光泽至蜡状光泽。硬度6.5～7，比重2.65。
　　玛瑙依其纹带花纹的粗细和形态分有许多品种。纹带呈缟状者称缟玛瑙，其中有红色纹带者最珍贵，称为红缟玛瑙。此外尚有带状玛瑙、城砦玛 瑙、昙玛瑙、苔藓玛瑙、锦红玛瑙、合子玛瑙、酱斑玛瑙、柏枝玛瑙、曲蟮玛瑙、水胆玛瑙等品种（见李时珍《本草纲 目》）。
　　在没有纹带花纹的玉髓中，也有不少是玉石原料。根据颜色的不同，有红玉髓、绿玉髓（亦称英卡石）、葱绿玉髓、血玉髓（亦称血石）和碧玉等。
　　玛瑙同软玉一样也是我国传统的玉石。在南京北阴阳营等遗址中出土的玉器中就有玛瑙杯和玛瑙珠。在大量的玛瑙珠中，有一粒作辟邪状，长1.7厘米。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山东莒南大店春秋墓中以及南京象山东晋墓中等，也都相继发现了玛瑙珠。
　　古代的玛瑙既有来自西域、印度、波斯、康国、日本等国的贡品，也有产自我国内地的。如东北扶余和挹娄，前者治所在今吉林四平市；后者为民族名，生活在长白山 北，松花江、黑龙江下游，这里自古以出赤石享名（见《后汉书 ull;东夷传》）。此外蔚州（今蔚县）九空山和宣府（宣化）、四角山（见《天工开物》），甘肃和宁夏一带（见《博物要览》），陕西延安府神木和府谷地区（见《广舆记》），汝州赤岭镇（见《宋史》），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见《博白县志》），南京雨 花台（见《珍玩续考》）等地，均产有玛瑙。现今我国地质工作者在西北、华北、东北以及西南、华南许多地区都探明有玛瑙的产地。古今中外，因为玛瑙产地众 多，所以鉴定出土玛瑙的玉料来源就不那末容易了。如著名的唐代兽首玛瑙杯，其玉料来源就搞不清楚。
　　八、青金石
　　青金石玉料是由青金石矿物组成，常含方解石、黄铁矿，有时出现少量透辉石等。阿富汗产的青金石玉料，其青金石矿物平均含量占25～40％。玉质呈独特的蓝 色、深蓝、淡蓝及群青色。不透明，玻璃至油脂光泽。硬度5.5，比重2.7～2.9。色深蓝和浓而不黑者，称青金；深蓝和黄铁矿含量多于青金石矿物 时，称金格浪；浅蓝色和含白色方解石（一般不含黄铁矿）者，称催生石（此名源于古人用青金石作催生药之说）。
　　青金石在古代称为璆琳或琉璃，多被用来制做皇帝的葬器，因其色青，可以达升天之路。《拾遗记》卷五载：昔始皇为家，&helli helli 以琉璃杂宝为龟鱼。有人认为这里的琉璃就是青金石。但古人辨别宝石，在色不在质，其色相似的，其质虽异，其名仍同。因此秦始皇墓中是否有青金石，还需考古工作者来验证。外国学 者赫尔芝认为，中国在公元2世纪（东汉）已有青金石，而章鸿钊在《石雅》中则认为中国三代之初已有。这一争执，也有待于广大考古工作者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发现青金石的产地。古代著名产地在波斯和苏联。据记载，阿富汗和苏联贝加尔湖地区所产的青金石，都曾输入过中国。如果我们在古墓中出土有青金石，其玉料来源不是阿富汗，就有可能是贝加尔湖的产物。
　　九、碧甸子与孔雀石《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载：天柱山，州（兴安州，今陕西安康县）西五十里，下有碧钿、青绿诸洞二十余处，唐宋俱采取入贡，明始停闭。夏湘蓉等在《中国古 代矿业开发史》中认为：按元代的碧甸并非甸子，明代的碧钿当不例外。这是因为绿松石（甸子）一般不与孔雀石（青绿，亦称石绿）共生，而硅孔雀 石则常与孔雀石共生。既然已知与碧钿共生的是孔雀石，那么碧钿或碧甸子很有可能是指硅孔雀石。
　　孔雀石是一种次生氧化矿物，通常产于铜矿上部的氧化带中。孔雀石因呈孔雀绿色而得名，多呈块状、钟乳状、皮壳状及同心条带状。硬度4～6，比重3.9～4。常同褐铁矿、方解石、锰土、玉髓、硅孔雀石等共生。
　　硅孔雀石也是一种次生矿物，多数由黄铜矿、黝铜矿等受碱性硅酸盐的热溶液作用变化所形成。呈绿、蓝绿至天蓝色，常呈蛋白石或瓷釉状的块体，也有呈土状或葡萄 状者。硬度2～4，比重2～2.24。和孔雀石一样不透明，玻璃至土状光泽。与孔雀石的区别除化学成分不同外，颜色比孔雀石浅并近于天蓝色（接近于绿松 石），比重和硬度都小于孔雀石。此外，硅孔雀石性脆，也是与孔雀石以及绿松石的重要区别特征之一。
　　古人常把绿松石、孔雀石和硅孔雀石三者相混。今天许多考古工作者仍是如此，常把孔雀石误认为绿松石的不是少数，应在鉴定时注意。
　　十、宝石
　　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得知，我国出土的玉器质料主要是传统的玉石，但伴随出土的也有宝石。现将一些重要的宝石简介如下：
　　钻石矿物学名金刚石。等轴晶系，多呈八面体，也有斜方十二面体和六八面体者。化学成分为碳。硬度10，比重3.5～3.6，折光率2.40～2.48。18 世纪以前，印度是世界上钻石的唯一产地。巴西钻石发现于1728年；非洲钻石发现于1850年。我国山东钻石的产出，据说仅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据《文物》 1972年第11期第32页报道，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葬中，出上镶嵌有金刚石的戒指，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钻石，按时间看应属天竺的产品。
　　红宝石和蓝宝石矿物学名都是刚玉。三方晶系，晶体常呈桶状、锥状、板状、柱状、不规则粒状等，晶面上常有斜纹或横纹。硬度9，比重3.95～4.10。折光 率：N0=1.767～1.772，N0=1.759～1.763；重折率0.008～0.009。成分中混入金属铬呈红色；混入铁、钛、锰等呈蓝色或其 它色调。现今，在宝石学中和珠宝商业界，除了红色透明者称红宝石外，其它各色刚玉的透明晶体（能做宝石者），皆称蓝宝石。如***者，称***蓝宝 石；绿色者，称绿色蓝宝石等。在红宝石和蓝宝石中还有两个特殊品种，称星彩红宝石和星彩蓝宝石。这种宝石一般不透明或近于半透明，琢磨成弧面型宝石后，在弧形顶面上出现六条放射状的光带，宛如一颗闪光的星星。
　　红宝石，我国古有红刺、照殿红及巴拉斯之称。现已知巴拉斯一名实指矿物学名叫尖晶石的宝石。蓝宝石，我国古有瑟瑟之称，而古代的 瑟瑟作为珠宝名称也兼指其它蓝色或绿色的宝石。近些年来，在华东、华南等地发现了蓝宝石的产地，红宝石目前尚未发现。如果在古墓中发现蓝宝石，很可能 来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地；红宝石很可能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
　　祖母绿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在《缀耕录》中称为助水刺。
　　绿宝石，一般泛指可做宝石的各色透明的绿柱石矿物晶体。根据颜色不同，它们都有各自的名称。比如，天蓝色者称海蓝宝石；黄绿色者称橄榄海蓝宝石；纯***者称金黄绿宝石；淡红色者称玫瑰绿宝石等。只有当成分中含铬，使其颜色变得浓绿或翠绿时，才是祖母绿。
　　祖母绿独特的翠绿色是因为晶体中混入了金属铬离子，三氧化二铬的含量一般在0.15～0.20％，深翠绿色者三氧化二铬的含量可达0.5～0.6％。晶体常 呈六方柱状。硬度7.5，比重2.71。透明，有玻璃光泽。折光率：No＝1.585，No＝1.579；重折率0.006。晶体中常有瑕疵，多呈闪亮的 小片，亦称蝉翼。祖母绿由于颜色美丽，有绿宝石之王的誉称。四千多年前，在古埃及和希腊就被用做首饰镶嵌品，常琢磨成盘型或价梯型，工艺美术界专 称祖母绿型。
　　古代的祖母绿出产于埃及。1930年苏联在中乌拉尔山才发现祖母绿。本世纪20年代以来，南非（阿扎尼 亚）、津巴布韦和巴西等地，都相继发现了大型祖母绿矿床。现今祖母绿的著名产地在哥伦比亚的契沃尔和木佐行政区。此外印度、坦桑尼亚、赞比亚也产祖母绿。 我国至今未发现祖母绿的产地。明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王带上镶嵌的大颗祖母绿，不知来自何地。
　　猫眼石俗称猫儿眼，古称狮负，意为被狮子背负过的意思。这种宝石主要产于锡兰（现称斯里兰卡），故又称锡兰猫眼石。
　　猫眼石的矿物学名称金绿宝石，是金绿宝石矿物的特殊品种。这种宝石因晶体中有平行分布的管状气孔包裹体，加工成弧面型宝石（俗称腰圆）后，能对光产生集中反射，出现一条像猫眼瞳眸似的光带，故称猫眼石或猫儿眼。 猫 眼石何时在我国出现，史籍难考。章鸿钊在《石雅》中引《琅环记》语说；仙女上玄宗狮负二枚&helli helli 玄宗藏于牡丹钢合中以验时云。此处狮负是否就是较早的猫眼石，待考。现已知清东陵乾隆墓中出土有猫眼石；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金塔顶上也镶嵌有质量不太好的猫眼石。我国古今的猫眼石皆由斯里兰卡输入，最早输 入中国的时间则有待于考证。 碧玺《清会典图》卷四十三称碧囗（王亚）囗（王厶）；《博物要览》中称披耶西；《滇海虞衡志》中称碧霞歪、碧霞囗（王比）、碧洗；《玉纪》中称之为碧霞希。民国初，北京市场上的珠宝商常称碧硒或作碧玺，皆系今日的 电气石宝石。今碧玺一词已成为各色电气石宝石的工艺名称。
　　电气石矿物成分相当复杂，晶体呈柱状，断面为球面三角 形，晶面上有纵横。宝石为各色透明晶体，强玻璃光泽。硬度7～7.5，比重2.98～3.05。根据颜色等不同有红碧玺、绿碧玺、黄碧玺、 褐碧玺以及碧玺猫眼石等若干品种。深红色者俗称双桃红，浅红色者俗称单桃红。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珍藏有大量的各种颜色的碧玺制品，多属明 清之物。古籍记载碧玺产缅甸。现我国新疆阿勒泰所产碧玺最为有名，但开采年代不详。
　　紧牙乌亦称子牙乌，现为各色石榴石 宝石的工艺名称。《博物要览》、《辍耕录》书中称石榴石为避者达。其中色红如同红宝石者，有锡兰红宝石之称；***者，有黄榴石之称；翠绿色者有翠榴石之称，亦称乌拉尔祖母绿。我国出土的紫牙乌宝石不详。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许多暗红到紫色红色的宝石，大多数都是紫牙乌宝石，但原料来源不 详。现已知我国新疆阿勒泰伟晶岩中产有红色、黄绿色等石榴石宝石。此外江苏省、浙江省也发现红色的石榴石宝石。尖晶石英国和俄国王冠上镶嵌的红宝石，有的就是现今的尖晶石。英国女皇加萨琳王冠中央镶嵌的那颗黑太子星红宝石，重389克拉，据久米武夫《宝石贵金属辞典》载，这是一颗特大的尖晶石宝石，十七世纪以12万卢布购于北京。尖晶石常呈八面体，玻璃光泽。硬度3，比重3.5～4.06。平均折光率N＝1.717。尖晶石是均质矿物。它同红宝石（红色刚玉）的区别，除晶形和硬度等 不同外，放在偏光镜下（正交偏光）转动，其较簿的边部出现亮和黑（消光现象）的变化时，即为红宝石，全是黑色（全消光）时即为尖晶石宝石。
　　近来我国已发现翠绿色的尖晶石。国外主要产地有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澳大利亚等地。
　　拉长石拉长石矿物因发现于加拿大拉布拉多海岸而得名。已知有拉长月光石和变彩拉长石两种。矿物属于斜长石中的基性种属，其中含钢长石分子35～50％，含钨 长石分子50～75％。成分中可能还有少量的钾长石。晶体呈板状或板柱体。不透明至半透明，少数透明度较高，玻璃光泽。硬度6～6.5，比重 2.67～2.72。产基性火成岩类或脉宕中。拉长月光石有月光冷冷如秋色的游彩（转动宝石，光彩发生逐渐的变化称游彩）。变彩拉长石有白、蓝等 随光源照射方向不同而发生变化的色彩（即变彩）。 章鸿钊在《石雅》中认为，我国的和氏璧应是拉长石宝石，主要根据是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在《录异记》中关于和氏璧色彩变化的记述。杜光庭说：和氏璧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拉长石也有色白与色碧的变化，而且非经琢磨，这种变彩一般也难以发现，故理璞才能得宝。和氏璧见于先秦《韩非子》等书的记载。秦始皇将其加工成玉玺，辗转相传，传至后唐李从珂（废帝）时，因北京留守石敬瑭勾结契丹人耶律德光攻打洛阳，废帝抱璧（传国玺）登上玄武楼和薪自焚。从此和氏璧下落不明。
　　萤石1978年第一期《考古学报 ull;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中的出土玉器里就有萤石制品。夏湘蓉等人认为这种萤石显然是就地取材的。萤石有各色透明晶体，我国的珠宝界称为软水晶。萤石化学成分为氟化钙，常含钇、铯等稀土元素杂质。晶体呈立方体或八面体。有白、绿、黄、蓝等色。硬度4，比重3.18。折光率 1.433～1.435。成分中因含微量的铀而发出绿色萤光。有强磷光者，据史书记载是夜明珠的一种。相传印度古代发现的蛇眼石即萤色夜明珠，夜晚距它半英尺远，可以借它的光观看印刷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载：古代的中国人最爱叙利亚产的夜明珠，别名为孔雀暖石。据说慈禧太后皇冠上有九颗夜明珠，其中有四颗失落民间。前不久，洛阳有人发现了夜明珠，陕西扶风县也有人发现了夜明珠，都未鉴定是何宝石。由此说明，古代确有夜明珠。《北京晚报》1983年6月3日第2版我国发现夜明珠一文中报道，广东省有人在钨矿山萤石选矿厂中也发现了强磷光的萤石，可谓现代的夜明珠。这一发现，不仅说明古代传说和记载的夜明珠宝石的确存在，而且还有新的产地。
　　水晶伴随玉器出土的水晶制品比较多见，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古墓中常有出土。
　　水晶的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是具有一定几何形状的石英晶体。硬度7，比重2.65。有无色透明、紫、粉红、棕、黑等色。颜色同某些杂质有关；黄水晶含有超显微状态胶状铁的氢氧化物；烟水晶可能同镭辐射有关；玫瑰色可能含氧化锰和非晶质硅的氢氧化物；含显微状态的赤铁矿包裹体可显粉红色；紫水晶可能是含硼引起的；黑色的墨晶则可能含更多的杂质。　
　　水晶除按颜色划分紫晶、黄水晶（假黄宝石）、茶晶和墨品外，也按包裹体划分为发晶（包裹有各种针状矿物）和水胆水晶。其中粉红色的块体，称芙蓉石。水晶古有水玉、水精、白附、干年冰、玻璃、紫难、赤石英、紫石英、青石英等许多名称。水晶不仅品种多，古今产地也多。除我国许多省份出产外，古代也从大秦、波斯等国输入。据目前资料，当今世界上已发现的宝石和玉石矿物达二百三十种以上。除上述常见的宝石外，西周大墓中还出土有天河石。
玉器的功能
玉的保健功能
　　我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古人视玉如宝。据传，朝朝代代，帝王嫔妃养生不离玉；嗜玉成癖如宋徽宗；含玉镇暑如杨贵妃；持玉拂面如慈禧太后&helli helli 祖国古籍称：玉乃石之美者，味甘性平无毒。各流派的气功大师一致认为，人身有精、气、神三宝，气的使用尤为突出，而玉石是蓄气最充沛的物质。
　　有些人在研究玉石养生的机理后认为，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锌、镁、铁、铜、铬、锰、钴等，佩带玉石可所含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吸收，产生特殊的光电效应聚焦蓄能，形成相当于电子计算机中谐振器似的电磁场，与人体发生谐振，从而使各项生理机能更加协调地运转。
　　某些玉石尚有白天吸光，晚上放光的奇妙的物理特性。有人认为，当光点对准人体的某个穴位时，能刺激经络、疏通脏腑，有明显的治疗保健作用。位于人手腕背侧有养老穴，常佩戴玉镯，可得到长期的良性***，不仅能祛除老人视力模糊之疾，且可蓄元气，养精神。
　　嘴含玉石，借助唾液所含营养成分与溶菌酶的协同作用，能生津止渴，除胃中之热，平烦懑之气，滋心肺，润声喉，养毛发，不失为玉石养生的又一途径。玉在山而草木润，玉在河则河水清，由此可见玉石养生有益无损。
　　玉是一种天然矿产，矿物是中药中的一类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我国对它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而宝玉石又占其中很大一部分。我国古老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唐本草》、《神农本草》、《本草纲目》中均称玉可：安魂魄，疏血脉，润心肺，明耳目，柔筋强骨，据现代科学测定，玉材本身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如锌、铁、铜、锰、镁、钴、硒、铬、钛、锂、钙、钾、钠等，它的疗效已在外科独占鳌头。它曾是我们祖先防治疾病的武器，也曾长期作为养生防老和炼丹术的主要药物。现在用于肿瘤治疗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作用。从药物学角度来讲，长期配戴自然矿物可以补充人体不足的元素和微量元素，吸收或排泄过剩的元素和微元素，使人体保持一个特有的正间值。比如；紫晶、石英：有镇静、安神之功 金刚石：避邪恶，使人精力旺盛 红宝石：对男性阳痿患者很有效 绿宝石：能提高人的生育能力 蓝宝石、海蓝宝石：能缓解呼吸道系统的病痛 琥珀：能帮助人克服抑郁 软玉：润心肺、清胃火 白玉：镇定安神
　　玛瑙：清热明目 绿松石：解毒、清肝火 青金石：解毒、清黄水、解鼠疮、滋阴乌须 孔雀石：治痰迷惊、疳疮。
　　历史上的《本草纲目》中早过著述，玉具有：除胃中热、喘急烦懑、滋毛发、滋养五脏、柔筋强骨、止渴、润心肺、助声喉、安魂魄、利血脉、明耳目等疗效。如今，我们以玉石为原料，加工成精美的装饰品美化生活、陶冶性情、以至怯病延年。其产品直接用于健身保健的有：玉枕、玉垫、健身球、***器、手杖、玉梳等，对人体具有养颜、镇静安神之疗效。御府工坊提醒长期使用，会使你精神焕发，延年益寿。
玉的装饰功能
　　古代人们佩玉，主要不是简单的装饰，不仅仅是表现外在的美，而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也就是表现德，同时还具有体现人的身份、感情、风度，以及语言交流的作用。古代君子必佩玉，也即要求君子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规范人的道德，用鸣玉之声限制人的行为动作。
　　时至今日，珠宝玉饰仍然视为幸运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并已逐步成为表现个人性格、装饰、品位、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外表上令整体的衣饰打扮得更加明艳照人。现代玉饰的品种款式多种多样，有：各玉珠串、各玉手镯、各玉发夹、翡翠挂件、套装饰品、各玉戒指、金镶玉品、各玉腰带等琳琅满目，除岫玉、玛瑙、密玉等玉料外，还采用翡翠、青金、鸡肝石、孔雀石、东林石、珊瑚、水晶、芙蓉石、木变石等等玉石原料。规格款式不断翻新，单珠串就有平串、宝塔串、花色串、异形串、随形串等等。这些珠宝玉饰通过精心的配带，会给你的生活、衣饰起到珠联璧合的效果。
　　如今，玩赏玉的款式、造型、纹饰、创意及做工等都有很大改进，更加强调玉的吉祥性、玩赏性和艺术性，其主要品种有玉器人物、花卉、雀鸟、走兽、器皿、玉山籽雕等各种中小摆件，各玉盆景，玛瑙观石，水晶原石，玉石样本，玉石籽料等，从原石到雕件应有尽有，形态优美、色泽丰富、做工精致、别具情趣。使人们在观赏、把玩中得到精神和文化的享受，特别是闲时触摸玉饰往往产生一种舒适、高雅的情趣，使人感到无比的喜悦、兴奋和满足。还有在室内装饰时，玩赏玉件与字画、古玩及其它工艺品组合配置，能够相映生辉、营造出居室的典雅文化氛围。
　　另外，玩赏玉器作为礼品、信物、吉祥物等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各种交往之中，是亲属、朋友、友好之间表示爱心、感情、良好祝愿或祈求平安的首选馈赠之物。
玉器文化
　　中华文明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传承至今从未中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奇迹，而作为文化载体的玉器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奇迹中的奇迹。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一书中写道：夫玉之为物虽微，使能即而说焉，则凡民族之所往返与文化之所传嬗，皆得于是征之。如今，政府和民间已经收藏了可观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玉器，制约学术研究的体制性障碍正在逐渐扫除，我们已经到了对玉器即而说焉的时候了。什么是玉文化？玉文化是在玉器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载体上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处在不断的扬弃之中。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言，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神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现在进入了法治社会，它们是无可替代和逾越的。奴隶社会是以神灵意志为规范准则的神治社会。中国的神治社会从三皇五帝算起，历时三千多年，其间玉器的文化内涵是玉石通灵，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灵巫以玉事神（语出《说文解字》）。封建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规范准则的人治社会。中国的人治社会十分漫长。在人治社会早期，相当于春秋时代至东汉末年，这段历史时期玉器的文化内涵是玉有五德，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子比德于玉（语出《礼记》）。人治社会中期也就是从两晋到元代，这段历史时期玉器走向鉴赏化、商品化，玉器的文化内涵更多地表现为庶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吉祥、如意、平安，至今我未能从历代文化精英的述作中找出一句合适的话来概括。人治社会晚期即明代和清代，社会经济出现了回光返照的繁荣，在统治者影响下，玉器成了荣华富贵的象征，这里也有一句现成的话可以概括，就是白玉为床金作马（语出《石头记》）。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以人民民主为规范准则的法治社会。要问法治社会里玉器的文化内涵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说的是，当前我们对玉器的认识还停留在人治社会晚期。对于明清玉器的文化内涵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正是因为社会认同黄金有价玉无价，于是产自缅甸的翡翠硬玉伺机进入中国，大有压倒正宗而稀缺的和田软玉之势；也正是因为黄金有价玉无价，于是大量伪品、赝品古玉器被源源不断生产出来，当今尤盛。这些社会现象都是冲着财富二字而来的，是明清玉器文化内涵派生出来的。对于两晋到元代玉器的文化内涵我们也容易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经历了汉民族与北方、西方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碰撞较量，各民族在天命有德、天降有罪的信仰下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其时玉器从文化载体的主宰地位上坠落下来，被上层社会视为小道，因而在民间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尽管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争夺一个天子的名分，时不时地兵戎相见，但各民族的老百姓向往的是天下太平，祈求的是祥和平安，他们在玉器这一文化载体上表达和寄托了这一共同的心愿。至于人治社会早期玉器的文化内涵我们似乎也不难理解。人治社会并不是说统治者可以无法无天，伦理道德是人治社会的法和天，它是人治社会全体社会成员认可并且遵循的规范准则。从春秋时***始，儒家学派就把人伦道德观念加置于玉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建立起完整意义的封建社会之后玉德的观念越来越精炼，最后确定为玉有五德，就是温润而泽，仁也；孚尹旁达，信也。人治社会早期玉器这一文化内涵促成了汉代琢玉工艺的空前发展。
玉器的纹饰
　　玉器上的纹饰丰富多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折线纹：阴刻直线，顶端折回，主要作为动物身上的装饰。
　　重环纹：以两条阴线琢出环纹，饰于龙及其他动物之身。
　　对角方格纹：以双阴线琢刻方格，相邻两格对角线相连，等距连续排列，主要饰于龙及其他动物之身。
　　双连弦纹：以单阴线琢刻的人字形连弧短线，饰于龙身及首角上。
　　三角纹：以阴线琢刻出三角，多见于龙身，玉璜及器物柄部。
　　兽角纹：主要是龙角、牛角和羊角三种。
　　臣字眼：似古文臣字，故名。饰于鸟兽之眼，动物装饰中常见。
　　蘑菇形角：先秦玉器的龙纹，龙角顶端有一圆球状装饰，似未开的蘑菇，故名。
　　兽面纹：玉器上的兽面纹有龙、牛、羊等，也有未知的动物、纹饰多采用阴刻线或挤压法琢出的直线及折线构成。
　　螭纹：螭是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卷尾，螭屈，螭纹流行于春秋战国的玉器上，至宋代头部结构变化，嘴部较方、细长，眼较大，细身，肥臀，明清仍见有。
　　龙纹：龙纹是历代玉器的主要纹饰之一，最早见于红山文化。一般为蛇身，或素身，或饰有鳞纹，有的有足，有的无足。
　　鸟纹：一般羽毛多为阴刻细长线，鸟尾有孔雀尾或卷草式，眼部表现有臣子形、三角眼及单凤眼等。
　　云纹：玉器上的云纹形式很多，有单岐云，由云头、云尾两部分组成；有双岐云，云头部分分叉；有三岐云，云头部分分为三朵小卷云；还有灵芝云等。
　　谷纹：为圆形凸起的小谷粒，有的呈螺旋状，是历代玉器的主要辅纹之一。
玉器保养
　　1. 避免与硬物接触，防止碰撞。即使是碰撞后没有出现裂纹，在玉的内部已经有了小的裂痕。
　　2. 避免与灰尘和化学物品接触。 如果积了尘，要用软毛刷清洁。受到化学物品侵蚀，玉质会受到破坏。在风沙大的天气不要佩戴。
　　3. 避免阳光直射受到阳光直射太久，玉的分子就会受到破坏，玉质必然受到影响。
　　4. 保持一定的湿度玉内的分子里还有水分，不能在太干燥的地方放置玉器。
　　5. 清洁要用白布，同时还要注意，布要干净的，柔软的。
玉器的设计
　　玉器设计是雕琢玉器的关键。上海御府工坊的玉雕大师付雪飞指出玉器雕琢一定要根据玉料的颜色、玦度、纹理和形状来设计雕琢题材，选择适合玉料特征的题材，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料，根据玦度和玉料外形设计，不能浪费玉料；利用好颜色，使其产生最佳效果；尽量摒弃玉件上绺裂瑕疵，要做到挖脏这绝、变职为榆。要把握雕琢玉件题材的特征，并对玉雕题材有所了解，尽量熟悉有关背景材料。这样才可能雕琢出所期待的玉器。最初玉雕设计图案可以画在纸上，也可以直接画在拟雕琢的玉料上。大型贵重的玉料雕琢，必须先画在纸上反复斟酌酝酿，设计完美后再落在干料上，要根据题材图案的线条进行加工。小件玉器加工可直接在料上勾样。雕琢过程中要璜开玉料内部出现的缎裂，要充分利用其内部的颜色，这就需要不断地修改玉雕设计要多次在雕琢的玉件上描图。当然原定主要的玉雕题材通常是不能改变的，只能调整有关局部内容，适当减少或增加部分雕琢内容。玉器雕琢时要充分考虑到玉雕造型的特点，比如粗雕动物或人物的手足时要尽量留长，耳鼻头要尽量留大眼嘴却要尽量留小；粗雕时要留有余最，否则短了不能增长，小了不能变大，大了又不能缩小，玉器雕琢预见性米分重要这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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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晚期，投机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原是个“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后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认为做珠宝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战国策·秦策五》）。后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号，一度掌握秦国大权。金属铸币的发展及其形式金属铸币的产生，总是同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现又起了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又利用货币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剥削劳动人民。因此，战国时期金属铸币流通量的逐渐增大，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意味着农民、手工业者又受到一种新的剥削，即富商大贾通过商业交换的剥削和统治者通过发行铸币而进行的剥削。一种商品的价值，只存通过另一种商品才能表现出来。在多数地方，后来这种一般等价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属上，这是因为金属不易消损，容易保持。再进一步，便用金属制成货币，最初的金属货币是依靠本身的价值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但后来主要是起着价值符号作用，它本身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属铸币通常出现逐渐减重的过程。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具有实物用品的形状，正说明它是脱胎于一般等价物。战国时期的多数货币，还保留着这种特点。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布币——形状象农具中的铸，镈、布音近，故铲形币又叫“布币”。这种形式的铜币，当是从镈这种农具在商品交换的发展中转化而来的。主要流行地区在三晋即魏、赵、韩三国。布币又可分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基本形式还是铲形。 近三十年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县、永济、侯马和内蒙的包头等地发现过大量布币和铸造这种币的模具。这种货币一般都有铭文，主要是当时的地名，目前发现已有几十个地名出现在布币上。除山西、内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辽宁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国，今天的江苏丹阳、浙江杭州等地也曾发现过，不过其与三晋的铲形不同。这不仅表明三晋的布币流通较广，而且又可看出当时的商业贸易的发展盛况，货币已越出了国界。刀币——也是从工具的刀转化而来，主要是东方齐国的货币。齐国的刀币形制较大，都是尖头。目前发现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战国时代的“齐法化”刀币最为常见。“法”有制造际准的意思，“化”即货字简体；“法化”即“法货”，也就是标准货币。齐国刀币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其地不止一处，但这些不同地方铸造的货币，却都有统一的“齐法化”铭文。刀币虽然主要是齐国的流通货币，但其影响不小。解放前后，曾多次在燕下都发现过成捆的刀币。河北承德地区，也在一处地方发现过成捆刀币放在瓮内，计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国的刀币形制较小，都是方头和圆头，而且铭文部有“明刀”①字样，没有齐国的那样精致规整。另外，在原赵国故地也曾发现过刀币，比较粗糙，形制较小，也都是方头或圆头。 圆钱——早期的都是圆形圆孔，后来的多作圆形方孔。圆钱可能是仿生产工具的纺轮或玉环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地区，东周与西周的一般都铸有“东周”、“西周”字样。早期秦国的圆钱铭文多作“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十四铢”等字样；晚期的多有“半两”，“两留”字样，这种圆钱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以后，由各地官府铸造的。随着秦国的强盛，这种货币也影响到秦国势力所及地区。例如四川巴县就曾发现过这一使用过的圆钱。1960 年在济南市区出土的一瓮古代货币中，除刀币外，还有六百多枚铸有铭文“賹”的圆钱，便是其证。 铜贝和块形金板——楚国主要的两种流行货币。铜贝又称“蚁鼻钱”或“鬼脸钱”，这是从它的腹部平面形状而得名。其实，它是一种仿海贝形状的铜铸货币，是沿袭古代用贝作货币的习惯而来的，主要流行在楚国。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处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铜贝，重达二十一公斤多。块形的金板，又称“板金”，它由若干小块连在一起，每一小块上都铃印有方形或圆形印记。由于方印文多作“郢爱”，所以又称“郢爱”。这种货币具有称量货币的特点，使用时大概根据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称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寿县发现一大块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铃印文字以“郢爱”为多，“陈① 杨宽：《战国史》第111 页说：“‘明刀’的‘明’字，原作‘O D’或‘■’，当即‘匽’字之省，前人误识为‘明’。燕国铜器铭之都自称‘匽’或‘郾’，而不作‘燕’。燕国后来也行圆钱，方孔无郭的有‘匽四’、‘匽化’两种；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种，时代更晚”，说颇可取。爱”次之，“郢爱”少见，“覃金”仅一见。“郢”、“陈”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种重量单位。就是过去金文中的“郢”。“陈爰”是楚顷襄王所徙国都（今河南淮阳）所造：“■爱”可能是楚国占有今之山东郯城东北旧■国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国所占之今山东郯城西南旧郯国地所造。这种方形金块，大体重为当时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①。 货币的流通与高利贷的产主战国时代的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据《汉书·食货志上》李悝说，当时的粟价：一石三十钱，最低二十钱，最高达到九十钱。据《秦律》看来，禾价每石三十钱，菽、麦的价格要比禾贱。战国初年农民的每年衣服费用是三百钱（《汉书·食货志上》）；而《秦律》规定官府对官奴发放衣服费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钱，夏衣五十五钱，计一百六十五钱，较农民低。至于比较富裕者的衣服当然费得多，据云梦睡虎地***墓出土木牍载，秦国的一个士兵曾向他母亲索取五六百钱以备添置衣服。由于货币是当时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当时就有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的俗谚。 当时的钱币也已用作法律上的奖金、罚款或赎罪金，《秦律》把罚款叫做“货布”，把赎“耐”、“黥”、“迁”等罪的钱叫做“赎耐”、“赎黥”、“赎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战国时起又开始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当时使用的黄金，每斤以斤、镒等重量来计算，也有以金为单位的。 与铸造货币出现的同时，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开始侵蚀农村。当时的商人，一方面对农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盘剥农民，使农民“解冻而耕。暴（曝）背而耨，无积粟之实”，而商人“无把铫推耨之劳，而有积粟之实”（《战国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农民穷困，兼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当时的放债的商人也有象孟尝君田文那样的贵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贷，一次就收到“息钱十万”（《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子分析当时的农民遇到荒年时，不仅连父母都养活不起，“又称贷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抛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说明当时有些农民甚至要靠告贷维持生活。高利贷的横行，不但严重剥削贫困农民，而且造成了农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质”“剂”的出现与“券”的应用《周礼·质人》说：“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是一种较大的***用的较长的券：剂，是一种较小的***用的较短的券。质、剂本是***发生争执或纠纷时，官府据以判断的凭证，即所谓券“听***以质剂”（《周礼·小宰》）。这时的高利贷放债，也普遍应用这种券。无论***用的质、剂或放债用的债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们先把***的合同或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或债权人便可操右券来责成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即所谓“操右券以责”（《史记·平原君列传》）。债权人在讨债和索取利息时便可命债务人前来“合券”① 详见安志敏：《金板与■金（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73 年第2 期。（同上）。这种债券或称为傅别（符别）。傅，就是指合券；别，就是指个别的右券或左券。《管子·问篇》：“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所谓别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时官府就要根据傅别来判断，这就是所谓“听称责（债）以傅别”（《周礼·大宰》）。券的普遍应用，也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与货币广泛流通而产生的现象。 第五节先秦时代的手工业技术以上各节分别论述了秦以前各历史时期手工业商业及货币的发展。现专就先秦时期手工业在技术方面的成就，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因为要说得系统些，难免有与上各节重复的地方。 纺织我国早期纺织物，主要是麻布和丝绸。从新石器时代起，已普遍剥取野生麻类纤维，用手搓或陶、石纺轮加捻，续接成线。原始的织造技术是从编席、结网发展而来，采用腰机编织成布，如陕县庙底沟、华县泉护村出土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线、纬线各十根左右。属于浪清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用芒麻织成平纹的细麻布，比疏朗的粗麻布质量要好。周代麻的栽培与纺织已达相当水平。《左传》成公九年引佚诗说：“虽有丝麻，无弃管蒯”，表明使用了多种纺织原料。陕西泾阳高家堡周初墓所出麻布有较紧密的组织。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农民的个体经济具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开始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纺织技术更加普及，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民间所生产和服用的主要是麻类织物，贵族和商人才穿着丝绸。 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在距今约五千年的饯山漾遗址中，发现了绢片和丝带，经鉴定，蚕丝为家蚕所产，绢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8 根。由于蚕丝坚韧，富有弹性，且是长纤维，利用这一特点，可使经线密而纬线疏。平纹织物用经线显示畦纹，斜纹织物用作表面浮线，提花织物用来显花。殷代甲骨文有“系”、“丝”等象形字，不少青铜器包有丝织物残片，经鉴定有用较高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缔”或“文绮”。暗花绸的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需用十几个不同的棱口和十余片综。因此，当时必定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又，商代已有刺绣，宝鸡西周前期■伯墓织物中的刺绣是采用辫子股绣的针法。《禹贡》、《诗经》、《左传》多处提到蚕桑和丝，养蚕有蚕室和蚕架，丝织物有罗、纨、绮、縠、锦、绣多种。西周重器毛公鼎铭文有“■”字，郭沫若以为即“经”的初文，象《诗经·小雅·大东》“杼柚其空”，是指织机上卷经线和织物的这类机构。《考工记》记载染色分煮、冻、暴、染四道工序，“■人”专司“湅丝”，“湅帛”。“湅帛”是“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即除漂白外，还要除去丝表面所附丝胶，使更富光泽和柔软（“栏”是楝木，“蜃”是蛎灰）。染料有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加用殊砂染红色、空青染绿色，靛蓝染蓝色，茜草染绛色等。染色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豳风·七月》：“爱求柔桑”，说明周代陕西宝鸡、岐山一带气候较今温暖湿润，适于种桑、饲蚕，丝织业较为发达。长沙出土的战国丝织物有绢和锦，经线密度为每厘米80 根，纬线密度每厘米44 根，有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等复杂纹样。 化工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逐步积累了一些化学知识，掌握了某些化工技术。 火是人们最早利用的天然能源。自然界的可燃物通过化学变化释放出热能，给人以温暖和光明，使原始人获得熟食和免受野兽侵袭。距今约170 万年的元谋人已知用火，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用火遗迹之一。周口店北京猿人已知保存火种，在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厚达6 米的灰烬堆积。 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摩擦生火是最早的取火方法，例如用木料互相摩擦或用燧石互击并由易燃物引燃。这些人工取火的技术，是由木器、石器加工过程中摩擦生热获得启示而产生的。《庄子·外物》：“木与木相摩则然”，《韩非子·五蠹》及其他古籍中也有“钻燧取火”的记载。这类取火技术在近代仍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如黎族的钻木法，苦聪族的锯竹法等。人工取火使人们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实现了机械能向热能的转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开发自然的能力。由于火的发明才使得许多重要发明如制陶、冶金的出现成为可能。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改变天然物的本来性质。它的发明是制作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陶器既可用作生产工具（纺轮、陶刀、陶锉等），又可广泛用作生活器具（储存谷物的陶缸、陶罐、以及日常使用的鼎、■、豆等炊事用器、食具等）。《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正表明陶器的发明和人们农业定居生活的需要以及从耕作、营造等活动中认识粘土的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陶器可能是在编制容器上涂沫粘土，经晾干，烘烤后而成，其后，逐步掌握了粘土成型及烧制等技术。早在仰韶时期，人们已能烧制灰陶和红陶，又用矿物质绘制图案，焙烧后成为彩陶（见图1）。陶土经选取、晒干、破碎、沤泡、揉制、存性等工序，成为具有良好塑性的泥料。所得陶器有“泥质陶”、“细泥陶”等类，质地远较原始的粗陶为优。为加强泥料抗裂抗变形性能，在陶土中掺入砂粒，称为“夹砂陶”。早期制坯用手工捏塑或用泥条盘筑，仰韶时期已使用慢轮修整。烧制技术也从原始的堆烧发展到竖穴窑（火室直接位于窑室之下），或更先进的横穴窑（火室与窑室分开），如西安半坡遗址所出这两种窑都由火口、火室、火道、窑箄、窑室构成。龙山时期的制陶业有很大发展，广泛采用快轮制坯，陶窑结构更为完善，据出土陶片测定，烧制温度可达1000℃。当焙烧后期，于高温时将窑室顶部密封并使水份由项部渗入窑室，使窑内氧气不足，成为还原性气氛，则陶土中的氧化铁还原为氧化亚铁（FeO），从而得到著名的黑陶。山东、河南等地所出厚仅1 毫米的薄胎黑陶（蛋壳陶），标志着该时期制陶业的高度技术水平。在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了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的自陶以及着釉技术。在此基础上，商代中期已有原始瓷器，如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所出这类器物，经用现代科学手段检测，证实它们已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即用瓷土作胎，表面着釉。但原料纯度、烧结温度均偏低，故称作原始青瓷。近年来在甘肃灵台，陕西西安，河南安阳、洛阳，安徽屯溪，江苏丹徒、吴县等地的商、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类原始瓷，烧成温度高达1100—1200℃，器表均施有石灰釉。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瓮续有发展，如浙江绍兴战国墓所出大批青釉器，质地致密，器形规整，多仿照青铜器的形制制作。它们是早期青瓷的先声，对于瓷器在中国的独特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酿酒是淀粉质发酵糖化酒化的过程，这一化工技术最初是由粮食储存中的发酵现象得到启示而产生的。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较普及。商人饮酒之风甚盛，青铜和陶质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说命》记商王武丁和傅说的对话，其中提到：“若作酒醴，尔惟鞠蘖”，“蘖”即是制酒用的酵母。《礼记·月令》说：“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浩，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无有差货。”这段文字生动地叙述了酿酒过程的六个要素。曲蘖中的酵母菌是很敏感的微生物，如水中有杂质将影响菌类的作用，制酒时所用容器和温度控制也很重要，所以说“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曲能使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发酵的酒精制作技术。 漆的使用也以我国为最早，漆是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分泌物。漆汁中含有水份，称为生漆，经日晒脱水后成为熟漆。漆液经化学变化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具育保护和美化器物的作用。《韩非子·十过》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近年来，辽宁、山西、江苏等地都出上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胎漆器或在陶器上有漆绘，证明以上传说是有根据的。庄子曾任漆园吏的官职。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和漆绘技术有较大提高，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战国墓葬中所出大批精美的彩绘漆器即其代表作。秦汉以后，日常用具逐步由漆器代替了青铜器。 在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人们逐步积累了各种物质的性能及其变化的知识，从而概括为对事物本原的某种朴素认识。《尚书·洪范》提出水、火、木、金、土为五行，《国语·齐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说明战国时期兴起的五行学说，在初是由耕作、制陶、冶金、酿酒等物质交互作用与变化得到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如郭沫若所说：“稼稿作甘，是由酒酿得来。..金属能给人以辛味”①。五行学说所反映的各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对立与联系，也具有朴素的辩证性质，如火能烁金，斧斤可以伐木，等等。这些对后世哲学思想、科学技术观念以及医学、炼丹术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物质理论的肇端，在化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建筑远古祖先曾“构木为巢”或在天然洞穴中居住。新石器时代在黄土高原已普遍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顶盖用树枝构筑，屋内设火塘，沼泽地带则有干栏式建筑。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和框架式结构的高度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殷代甲骨文已有“■”（高）、“■”（京）、“■”（亨），屋顶均为人字形，下有墙、柱，屋盖可能用茅草铺成（所谓“茅茨土阶”）。《考工记》说商人“四阿重屋”，说明殷商已有四坡二层的复杂建筑形式。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发现大型宫殿遗迹，郑州商城宫殿夯土台基长80米，进深14.5 米，柱础用石料或铜质，建筑物本身由木梁、柱、门窗和夯土墙构成，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西，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自商周到清代三千多年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43 页，科学出版让，1960 年。构，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中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凹榫，又有卯眼。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说明这种建筑结构乃是我们先人的独立创造。 古代建筑的宏大规模和技术进步，突出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传说鲧已筑城，近年河南登封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都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迹，均由夯土筑成。郑州商城夯土墙现存高度有四米，最高达9 米，基底宽6 米，夯层厚8—10 公分。据勘探，整个城墙长七公里，略成方形，均版筑而成。洛阳周代都邑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3300 米，北墙长近3000米，主要建筑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记》“方九里”，“王宫居中”的记述相符。战国城邑方圆千丈，户以万计，如齐国临淄有七万户，分内、外城；燕国的燕下都也分内、外城，东西长8300 米，南北长4000 米，主要建筑物安排在城的中轴线上，成为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完整建筑群，城内还有陵墓区、手工业作坊区等。 1978 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金银错兆城图铜版，长94 厘米，宽48厘米，为中山王、后陵墓群的总体设计规划平面图，约按三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 建筑材料的发展对建筑工程有重要的意义。西周已用瓦，如召陈村遗址的三座房屋周围都有瓦片堆积，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出土有屋脊用的人字瓦。春秋以后，瓦的使用更为普遍。秦国还有青铜铸造的“全杠”，作为梁柱结点和装饰之用。 水利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出现防洪工程。传说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①“鲧障洪水”②，就是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下，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筑土石堤埂，挡住洪水的漫延。后来大禹发现这种办法在许多地区行不通，于是他“因水以为师”，③把治水方法由“壅”改为“疏”。他“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①这种疏导办法，比共工氏和鲧采用的壅防法前进了一步，由消极防洪改为积极治河，经过疏浚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也好多了。②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城市防洪、排涝工程。1980 年，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城墙南门道下发掘出三条陶制排水管道，成倒置品字形铺设。陶管分粗、细两端，细端扣入粗端，粗端直径0.27—0.32 米，细端直径0.23—0.26 米，每节长0.35—0.45 米不等。这座古城从防洪的城廓到排涝的地下管道，组成了一套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 ① 《国语·周语下》。 ② 《国语·鲁语上》。 ③ 《淮南子·原道训》。 ① 陆贾：《新语·道基》。 ② 《中国水利史槁》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41 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1980 年发掘出一处战国时期的古城，距今约有二千三百多年。当时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从山的北边引来河水，通过埋设在地下的陶制输水管道输入城市。输水管道过山的一段，埋设在凿成的岩石壕沟内。陶管每节长0.59—0.61 米，两端粗细不一，大口套小口，节节相扣，粗端直径0.17—0.18 米，细端直径0.13—0.14 米。管道中间每隔一段有一个三通管，支管口伸出地面，上边用特制的带孔的盖罩住，也有用卵石压住的，以调节水压。还有一处为四通管，一个支管口内有木板插式闸门槽，可以用木板闸门止水。口下有一大陶缸，水直接流入缸内。两条管道的联接处设有阀门坑。整个工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来水设备，其设计是非常巧妙的。③在殷墟卜辞中，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畎”、“浍”等字；有引水灌田和筑堤防水以工商都的记录。如：“丁己卜，殻贞：黍田年鲁？贞：z 保黍年？z 弗保黍年？”（《乙》七七八一）。此辞的“年鲁”即年成嘉善之义。“z”即后世之“＜”字，即“畎”、“甽”，田亩中之沟洫也。又如：“戊午卜，争贞：水其福■（兹）邑？七月。”（《乙》三一六二）。此辞卜“水”而日“福兹邑”，可见不会是洪水泛滥之“水”，而应是可以造福于人之“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解释为灌溉农田以保证年成丰收之“水’。殷人不仅“作沑，、“导洹”，引水灌溉，而且还筑堤作圩以防水患，保护居邑与农田。卜辞有“方商”之辞：“曰卯贞：今日令方商？”（《碎》二三○）。“辛卯贞：于今月令方商，”（《人》二三六三），“丁已卜，贞：“王令并方商？”（《甲》七二七）。“方商”，就是筑堤防水以卫商都。①水利事业经过商和西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高潮。这个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为灌溉、运河、堤防这三类。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最为兴盛，主要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 芍陂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称水库），位于安徽省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六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筑的。芍陂的设计很巧妙。它恰当地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形特点修筑，“陂有五门，吐纳川流”。②陂周约百里，灌田近万顷，民得其利。漳水十二渠是大型农田灌溉渠道，由魏国邮令西门豹主持修建。各渠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郦道元说是“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①。 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县。是秦昭王（公元前306 一前251 年）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个工程由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个部分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使成都平原大约三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②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经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维护，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 年由韩国的水工郑国为秦国设计开凿的。他“凿泾③ 贺维周：《从考古发掘探索远古水利工程》，载《中国水利》，1981 年第十期。① 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206 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让1983 年版。② 《水经·肥水注》。 ① 《水经·浊章水注》。 ② 《华阳国志·蜀志》。 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由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③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挖了运河。其中以邗沟和鸿沟规模较大。公元前486 年，吴国为了北上争霸，便在邗地（今江苏扬州东南）筑城，并向北开运河，经射阳湖至末口（今江苏灌南县北）与淮河相通，成为邗沟。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8 年在位）为称霸中原，加强与宋（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市）、郑（国都在今河南新郑）、陈（国都在今河南淮阳）、蔡（国都在今安徽凤台）等的联系，从河南荥阳开运河引黄河水向东南流，与淮河水系沟通，形成鸿沟。 堤防至迟西周已出现。《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可见西周堤防已有一定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堤防已很普遍，甚至造成“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局面①。秦统一六国以后，才“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②，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 在水利工程理论方面，《管子·度地》论述了堤防设计、施工、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出防的横断面形状要“大其下，小其上”，成梯形。这样不致于产生滑坡。堤防施工的季节要在“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的时候，农闲时节，天气干燥，土地含水量比较适宜，此时施工质量好，枯水季节，可取河滩上筑堤，可以起到疏浚河床的作用。堤防修成后，还要“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对水流的各种特性也有所认识，认为“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对指出渠首工程位置要选择在上游水位高的地方，这样才能“高其上，领瓴之”。为了保证渠水畅通无阻，必须保证渠道有合适的坡降，即“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这个坡降相当于千分之一。 关于有压管流的水性，《管子·度地》也有论述：“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又描述了渠道水流行进中的两种破坏性水力现象：“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 采矿我国的采矿业始自旧石器时代，由最初无意识拾取石头逐渐发展到选取和挖掘石料。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华北和华南都出现了采石场。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采石遗址年有许多三迭纪侵入的煌斑岩墙、岩床和凝灰岩层，这些岩石质地坚韧，经开采、加工制作成各种石器①。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采石场有坚硬致密的霏细岩，在脉岩谷坡上留下了从原生地层中开采石料后形成的七个洞穴，反映了比较熟练的开采技术。在未使用金属工具的条件下，石器制作者利用岩石热胀冷缩的特性，点燃柴草，将脉岩表面烘烤至灼热，然后③ 《史记·河渠书》。 ① 《汉书·沟洫志》。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贾兰坡、龙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载《考古学报》1973 年第二期。泼水使之骤冷以加剧崩裂，再用工具沿裂缝撬下石块。长期开采的结果，造成了这些洞穴。现在洞穴里还保存有大量的灰烬、炭屑、脉岩鳞片、烧石以及洞壁上的火烧、剥离痕迹。从地层里开采原料是人类制作工具史上一大进步。②距今四千多年的甘肃齐家文化和有些地区的龙山文化中，发现多件红铜制成的小件器物。③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了我国较早的青铜文物。比二里头稍晚的二里岗中商遗址，出土了比二里头更多更大的青铜器，说明商代的早、中期，铜、锡、铅矿的开采已有一定规模。 在殷商卜辞中有“丹”字，甲骨文作■。《说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可见丹字正是掘矿井采矿石的象形表意字，应是矿字之初文。另一卜辞有：“壬子卜，斫氐，■启（■），隻（获）？”氐与底通，《释名》“地，底也”。“斫氐”即斫地。■为古疾字异体，其义为亟速，谓斫地速启，则有所收获也。此辞乃记开矿之事。“斫氐”又可解释为在山岩之下开矿。因此，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在这里的岩下斫掘，可以很快打开坑道，取得矿物吗？①西周已有管理采矿业的政府机构。《周礼·地官》载：“■（古矿字） 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西周的矿业种类大致有陶土、金属矿产、玉石及其他石料。《礼记·曲礼下》说：“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六工之中，前面三种跟矿业紧密相连。 西周的坑采技术，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大岩阴山七号矿体发掘的古矿井遗址最为典型。这里发掘出来的群井，一个采区就有22 个。这些群井大体上都是方井，净断面为45×45 平方厘米或60×60 平方厘米。支护形式为间隔支护，距离为40—60 厚米，井框木为带榫的套接方式，榫口一律凿成方形。井框外，四壁先背一层竹蓆，竹蓆内间格敷有直径4—5 厘米的木枝条。盲井与竖井的支护方式相同。群井的井深一般为20—30 米左右。平巷的断面形状、尺寸及支架结构形式与竖井相同，统属脉内沿脉巷道，随矿体的走向而变化，常常与数个竖井相连通。总之，这个时期的井巷开凿还属于初级阶段，井小、巷短，井多、巷少。竖井与平巷规格划一，支架均为样接，间隔式支护。巷道断面狭小，人在里面工作只能爬行或蹲坐。这样，劳动效率自然不高，生产能力和开采规模都小，井巷服务时间短。主要挖掘工具是铜锛，其他工具则是木制的。除了大冶铜绿山外，内蒙古昭盟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这里井深只有七八米至十七八米，不如铜绿山的井深，这是才从露采转向坑采的反映，属于坑采的初级阶段。 到春秋战国时期，坑采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铜绿山古矿井在春秋时期已成功地使用了竖井、斜井、平巷联合开拓，初步形成了地下开采系统。斜井的出现，在坑采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因为斜井的掘进施工和支护技术都是难度较大的。当时斜井的倾角由25°至70°不等，因地而异。斜井的作用不仅可以沿矿体倾斜延深采挖富矿，节省工程，而且还有探矿的作用。平巷② 黄慰文等四人：《广东海南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载《考古》1979 年第四期。③ 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 年第二期。① 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53—354 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的支护方式比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不再采用有底梁的框架，使平巷支护区别于竖井。平巷的净断面由西周的45×45 平方厘米扩大到80×l00 平方厘米，净断面几乎增大了三倍。竖井断面出现了矩形，这比正方形断商的并筒进步。矩形井筒的有效断面利用率高，能抵抗较大的侧向压力。竖井虽然仍以群井的方式布设，但最大井深已达到64 米，比西周时增长了一倍，延深到潜水面以下8—10 米。典型的开采工具是大铜斧，每个重3.5 公斤。其余的工具则是木槌、木锹、木铲、船形木斗、木瓢、竹篓、竹篮等。船形木斗近似元宝形，全长35.2 厘米，宽14 厘米、高7 厘米，它是淘洗矿石的工具，类似今天的淘金斗。这时已运用了重力选矿法，以此来鉴定矿石品位的高低，确定井巷的开掘方向。照明用于竹篾片燃点。 战国时期普遍使用铁工具，采掘和支护技术都较春秋时期有进步，基本上摆脱了乱采乱挖的局面。以铜绿山仙人座一号矿体第24 勘探线的古矿井为例，它的开采系统已相当完整，开挖竖井到一定深度，便向两边掘进中段平巷，在中断巷道的中部或一端，下掘盲井直达采矿场。竖井断面虽多为方形，但支护很讲究，采用经过精细加工的方木（或圆木）密集式垛盘支护，框木以方木（断面为10×20 平方厘米）为主，接头为单平面亲口接■，架设起来稳固持久，可以同现代的木结构井架相媲美。井筒深度一般为50—60米，井底掘出有3 米深的水窝，类似现代的井底水仓。有几个比较大的竖井延深到潜水面以下28—30 米。由原始地貌推算，井深足有80—98 米。竖井断面比春秋时期的大。竖井是交通孔道，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巷支护送到井下，都要经过竖井。提运工具是辘轳、大绳和木钩。深的竖井，又分成几段，即掘一段竖井，挖一段平巷。每个平巷都装有辘轳，这样逐级提升运送，接力完成。竖井与巷道连通的地方，修筑“马头门”，四角的立柱很粗大，三方用木板（或细木棍）封闭，一方与巷道连通。 此时的斜井（斜巷）别具一格，呈阶梯式向下延伸，就象是由“浅井” 和“短巷”衔接而成。这种斜井，适用于次生富集带的探矿和采矿，还可以作为中段平巷的联络道，斜井支护采用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建筑。巷道底部敷设地梁，地梁两端砍出台阶状的榫口，榫上立两根上端带杈的立柱，树权上以鸭嘴结构架设横梁。在紧贴横梁之下的两杈之间，以亲口结构嵌入内撑木。这样，就由五大件组成一节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的方框支架（完全棚子）。这种方框支架，两节或三节为一级，沿矿层倾斜向下延伸。在横梁上面，有排列整齐的细木根或圆木，上面再铺一层大小不一、排列杂乱的木板，这样就构成了顶棚。斜巷两侧立柱外，以细木棍或木板作背板，背板外面还堵有一层藤条编织的蓆，封闭严实。这样能使空气自然对流。坑内浊气、热气沿着斜巷顶部外溢；冷的比较新鲜的空气从斜巷底部流入，直到工作面。在古代没有抽风设备的情况下，斜巷的设计是很适用的。采矿使用的工具有铁斧、四棱铁钻、铁锤、铁耙、六角形铁锄、凹字形铁口锄、木槌等。铁矿的开采与铜矿大致相同，河北省兴隆县曾发现战国的古铁矿坑。①冶金① 杨文衡：《我国古代采矿技术史（坑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二辑。 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 后来组成华夏族的炎黄、东夷和苗蛮等族都有关于冶金的远古传说，甘肃东乡出土有距约今四千七百年的青铜刀。迄今所知资料表明，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 冶铜术的兴起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看，夏代已能熔铸青铜。居住在今河南濮阳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铸铜著称的一个部落。把铸铜和制陶联系在一起，表明冶铜术确是在制陶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陶窑的修筑、使用、燃料（木炭）的制备，燃烧技术的改进以及对陶土性能的认识，都为铜的冶炼和铸造作了准备。河南登封、山西夏县等处出上铜容器残片和铜镞，表明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有铜镞、铜凿、铜铃等小件工具与器物，并且有铜爵数件，说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已具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组礼器。1974 年郑州张寨出土的方鼎两件，一重62.25 公斤，另一重84.25 公斤，已是相当大型的铜铸件，经检验为铅青铜铸成，含铅17％，锡3.6％，熔铜设备是用内外涂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 盘庚迁殷后，以安阳殷墟为中心，铸铜技术臻于鼎盛。瑰丽壮伟的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达87.5 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能够成功地熔铸这样的大型器物，说明殷代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大规模。 出土和传世的殷商青铜器数以万计，主要是礼、乐、兵、车四大类。这些精巧的青铜制品，具有根高的历史的、学术的、艺术的价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古代希腊多用失蜡法制作艺术铸件。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在现已鉴定的商和西周铜器中，并未发现使用失蜡法的确证，就是湖南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四羊尊也是用陶范铸造的。从单范到双面范又发展到用多件范、芯组合成复合铸范，进而采用分铸法，这是陶范铸造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有些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能获得复杂的形状，关键在使用了分铸法，或先铸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铸出附件（如器把、兽头等），或先铸好附件，再镶嵌在陶范内与器身一起铸作成器，工艺构思十分巧妙。 冶铸业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近年来辽宁喀左、江西清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这个基础上。西周青铜铸造又有所发展，王室、各诸侯国以至贵族都拥有铸造作坊，出土铜器的地点比商代更加广泛，如甘肃凌源、江苏丹徒、安徽屯溪等处均有发现，数量上也远超过前代。 西周前期铜器形制多直接继承殷商风格，其后有较明显的改变，花纹趋于简易、流畅，器壁渐成轻巧，具有质朴、实用的特点。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开始取代奴隶制，表现于青铜冶铸技术也有重大的变化，即从原先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综合运用浑铸、铸接、失蜡法、铸焊（锡焊、铜焊），红铜镶嵌、错金银等多种金属技术的新工艺系统，代表性产品有曾侯乙大型编钟群和青铜尊、盘等。就制作方式来说，先铸附件后铸器身的分铸形式有很大发展，成为主流。这种方法利于分工合作，因而有较高的生产率，器件的结合也较为牢固，是适合于社会生产的要求的。同时，在器形、纹饰方面有不少新的变化，突破了殷商西周的传统格局，如新郑彝器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到战国时期更发展了印模、叠铸等批量生产技术，不少器物壁薄轻巧，质朴无华，更为实用。随着生产发展和经验积累，这一时期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纪述明显增多。《考工记》除记载“攻金之工”六种及其具体分工以外，又详述编钟部位名称、尺度比例、熔铸铜器时的火色变化和“六齐”合金配比。后者被誉为世界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合金配制法则，实物检验表明，这一法则是具有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的。又如《荀子·强国篇》以“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为获得优质铸件的四大工艺要素；《吕氏春秋·别类篇》提出“金柔锡柔，合二柔以为刚”的观点，都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青铜冶铸技术具有规律性认识的反映。 在冶铜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冶铁术逐步在冶铜业内部产生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铁刃铜钺的出土，是近年来考古发掘和冶金史的重大发现。经有关单位反复鉴定，证实铁刃是用含镍较多的天然的陨铁经加热锻打成形后，嵌在陶范内，和铜钺本体在浇注时铸接在一起的。它说明，我国至迟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纪就已发现和使用了天然铁。诗《秦风》：“驷■孔阜”，《逸周书·王会解》：“玄钺”，郭沫若曾释为“铁”和铁质（铁刃）武器。将这些文献记载和实物相印证，对探索冶铁术在我国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考古发掘所得实物资料看，最早的铁器出自甘肃、湖南、江苏等地，年代为春秋晚期。湖南长沙出有钢剑。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铁条和铁块，经检验，铁条由块炼铁锻打成形，铁块是白口铁铸成的。这说明熟铁和生铁在我国大体上出现于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在公元十四世纪才使用生铁，在这以前，冶铁业主要地以块炼铁为原料，钢是由块炼铁渗碳获得的。而我国冶铁技术则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生铁的早期出现与广泛应用，是我国冶铁术的重大成就，影响极为深远。 春秋晚期的铁器多是小件的刀、锥、臿、削等工具、农具。到了战同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管子·地数篇》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可见人们对铁矿资源的重视和了解程度。管仲相齐时“官山海”，已对铁的开采、生产实行管理，临淄东周冶铁遗址面积达十数万平方米。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当时的七国疆域，农具有犁、锄、臿、铲、镰，手工工具有斧、凿、锥、削等。铁器取代铜、石、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也是战国经济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的物质基础。 战国已娴熟地使用铸铁柔化技术，将脆硬的白口铸铁坯件，经高温退火成为黑心韧性铸铁，例如洛阳铁铲、长沙铁臿等，经检验是以铁素体和珠光体为基体，石墨作团絮状析出，质量比白口铁和灰口铁都要好。石家庄两件战国铁斧都经过脱碳处理，表层成为钢的组织，内部仍为莱氏体，保留着生铁的组织。欧洲十八世纪才有韧性铸铁，黑心韧性铸铁在十九世纪于美国试制成功。我国韧性铸铁的生产比欧美要早二千多年，这是铸铁生产工具能在战国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对社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铁器需要量的增长，战国已用铁范大批铸作农具、手工工具和车具。1953 年河北兴隆出土的燕国铁范八十七件，其中有斧、凿、镰、锄等类，有一范可同时铸两件的，还使用了即在现代也不能轻易得到成功的金属型芯铁芯，技术水平之高实为惊人。此外，战国已用铜范铸造布币，开后代用铜范、铁范铸币之先声。 战国时期频繁的军事行动，促进了炼钢技术的发展。块炼铁渗碳制钢是这一时期钢铁技术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所出铁兵器进行的检验，证实戟、剑等武器是用块炼铁经渗碳后锻打而成，有的还在高温下淬火，得到很硬的马氏体，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淬火钢剑。过去，一般都认为战国炼铁技术以楚国和吴越地区为最先进（如苏秦所说“楚之铁剑利”①以及传统中的干将莫邪等），燕下都钢剑、钢戟的发现，证明炼钢术在北方地区，也有较高水平。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战国青铜器出现新的面貌，辉县赵固墓等处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等器物，花纹刻划极为精细，不是钢铁工具很难办到。这个时期的错金银器鎏金器件也比春秋时期大为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战国铜器壁薄、素面，表现了铸铜技术的提高，并进一步向商品生产方向发展，产品有铜镜等。 除中原地区外，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冶铜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例如云南剑川海门口氏族部落的冶铜业已较为发达，铜器有斧、刀、凿、鱼钩、钠和装饰品。四川地区在殷周时期，冶铜术也有一定水平，如新繁水观音以及忠县出土的铜器所示，其后发展成有高度成就的巴蜀青铜文化。北方草原地区所用青铜器如方銎斧、有翼镞和矛等，均与殷周铜器有类似之处，这些地区常出土石制铸范。在殷周奴隶制发达期间，江苏、安徽的湖熟文化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在中原文化带动下，已能铸造和中原相同类型的铜刀、铜镞、鱼钩等。这些都证明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统一性也促成了统一的铁器文化的早期形成。 交通、运输工具古代陆上交通用的主要工具是车，创始于原始社会时期。《淮南子》载：黄帝时代人们因“见飞蓬转而知为车”①。这种说法似乎不大符合技术发明的规律。车的发明过程较可能是由徒手搬运重物发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发明。最初的车轮是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发展成有辐条的轮子。从河南安阳孝民屯、大司空村等处发掘的车马坑看，有辐条的轮子至迟在商代就已发明（见图一）。车马同坑，说明已用马力挽车。车的形制为双轮、独辕，上有车舆（车箱），并配有铜■、轭和当卢、铃等马具。周代的车制与商代相类似，但又进了一步。尤其是战车发展很快。据《史记》所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大军就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②。《考工记》记载了周代兵车、田车、乘卒等多种车制，并对各种车辆的车轮、车辕、车舆制造材料、尺寸大小及制造工艺做了详细记述，例如车辆如何装配才能结实，车轮直径应当多大，才能使马拉省力等等都有详细介绍。其中特别强调车轮要造得尽可能地圆，以使轮子与地面的接触尽可能地小（“微重”），①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① 《淮南子·说山训》。 ② 《史记·周本纪》。 从而使车子走得快（“戚速”）。③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桴和舟。桴即竹筏或木筏，是由几根粗竹或树干綑扎而成；舟即独木舟，是用火和石斧把大圆本挖成凹形而造成。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即是指此而言。独木舟在浙、闽、江、蜀等省曾多次出上，有尖头尖尾的，有方头方尾或敞尾的。虽然所出上的最早年代为春秋时期，但陶制的船型物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则多有发现。浙江河姆渡、钱山漾等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均发现有木桨，说明早在五至七千年前就已有舟楫的发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写作“■”，形状象一只由多块木板联接而成的木板船。由独木舟发展成木板船，是造船技术的一大进步。西周以后船舶技术发展很快，开始出现“并舟”。通常是两舟相并，称为“舫”，亦称“方舟”。《尔雅》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①这里说的是周代制度。“造舟”是由多条船并联而成，犹如水上浮桥，较为安稳，仅由天子乘坐：“维舟”是由四条船相并而成，由诸侯乘坐：“特舟”是单舟：“泭”同桴，即筏。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已用于水战。吴、越、楚、齐四国都有强大的水师，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据《越绝书》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数种，“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②。吴国还有大型的战舰——艅艎，是王侯指挥水战时乘坐的。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铜鉴上，绘有一组水陆攻战图。其中××层者为楼船，下层众多水手奋力划桨，上层立有战士多人，或弯弓射箭，或持盾挥戈，生动逼真。 机械尖劈、杠杆、轮轴是古代的几种简单机械。这些机械的特点是能以小力做大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因而用途十分广泛。 尖劈的发明最早。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知道，越尖的石块越锋刊，石刃的夹角越小，割刮食物时就越省力。进入商周时期以后，更用青铜或铁制成各种尖劈状的工具和兵器，如锄、铲、镰、斧、镞、剑、刀、矛等等，这些工具和兵器的创制，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杠杆的出现也十分早。当原始人用木棍撬起或抬起重物时，杠杆知识就开始积累了。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的使用，即是杠杆知识的应用。更为普遍亦更为典型的杠杆机械是桔槔和衡器。 桔槔是一种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机械。《庄子》中记有颜渊的话：“子独不见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①。又载子贡的话：“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②。桔槔的形制是在井旁或渠边的高柱上，横支一根长木，长木前端用长绳悬一空小桶，后端綑扎一重物（如石块）。将前端绳③ 《考工记·轮人》。 ① 《尔雅·释水》。 ② 《越绝书》逸文。 ① 《庄子·天运》。 ② 《庄子·天地》。 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后把手放松，由于后重前轻，水桶便被提上来了。这种机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轻易得多，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近代农村中，仍有采用桔槔打水的，墨家还用桔槔来高举烽火，所谓“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衡器是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发明较早。传说帝舜时代就有了。《尚书·舜典》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两种。1954 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木衡是等臂秤①，而传为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王”铜衡，则可能是不等臂秤②。衡器所据的原理是两边力矩相等而达平衡的杠杆原理。对于等臂秤（天平），权（法码）的重量与物的重量相等；对于不等臂秤，重物与重臂（重物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等于权（秤铊）与力臂（权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墨家学派曾阐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标”，权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轻，对此，墨家指出，若要这种秤“相衡”的话，必须“本短标长”③，可见墨家已知杠杆原理：重×本＝权×标。这比古希腊阿基米德于公元前三世纪发现杠杆原理要早一个多世纪。 此外，有关滑轮、轮轴等杠杆机械的利用，先秦古籍中亦有所记载。据说公输般曾建议季康子造转动机关安葬其母，这转动机关可能就是辘轳；《墨子》“备高临”也提到当时有一种连***之车，曾用辘轳引弦张***。《墨经》中还记载了以斜面配合滑轮或轮轴来起重的实验情形。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也发现用辘轳提升矿石的遗迹。 ① 战国等臂木衡，见《全国基建工程中出土文物图录》。 ② 战国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1979 年第4 期第74 页，刘乐瑞文。③ 《墨子·经说下》。 第三章交通、道路、都会第一节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推测交通的起源和当时道路的雏形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近年迭有发现。其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东起黑水白山之间，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阴山之北，南至海南岛的南端，莫不有其踪迹，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更显得稠密。其间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又远较旧石器时期为繁多，显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 当前，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新的发现仍时有所闻。不过就现有的基础，尚可略事论述。旧石器时期的人以采集为主，随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处，却难以说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荡。新石器时期的人显然有所进步。虽不免还有赖于采集，实际上已经能够从事生产。既能从事生产，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这就对于居住地址有所选择。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其时遗址分布情况看来，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当时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边泽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备的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正是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地理环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时期也比较长久。 新石器时期的人不仅能从事生产，而且也有了交换。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玉片和玉瑗①。洮河流域并非产玉的地方，这些玉片和玉瑗显然是从他处运来的。不论其来自何方，殆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负贩才能运来。可见当时不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一些遗址的所在地就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注意。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如前所说，是离不开水的。这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应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容易，河流沿岸遗址较为繁多，就是具体的说明。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为证。渭水流经陇山东西，陇山以东，沿流平原广袤，尚无若何阻遏；陇山以西，由于地处高原，间杂有山岳，艰于往来，故遗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发源于渭源县，渭源以东为陇西和武山两县②，丹东为甘谷和天水两县①，其间遗址络绎不绝。天水以东，即为陇山，越陇山而下，由宝鸡市直至渭水入黄河处，遗址陆续相望，未稍减色②。无庸多所解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居住地址也往往迁就于交通的条件。如前所说，那时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这样的道①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②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刊《考古通讯》1958 年第7期。 ①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刊《考古通讯》1958 年第5 期。② 石兴邦：《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所附《陕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图》，刊《人文杂志》1957 年第2 期。 理。还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甘肃永靖县莲花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正在大夏河和黄河交会之处③，而河南南召县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在黄鸭河和白河交会之处④。就是到现在，两河交会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这其间的规律远在新石器时期已为人们所发现了。 然而，河谷水泽之畔，可资作为居住地址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渐繁殖增多，河谷水泽之畔就容纳不下。河南浚县大赉店、枋头村等濒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现在共有十五个村落，却已发现了十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⑤，其稠密的程度几与现代柏埒。而河南安阳洹河侧畔一个十五里长的地段里，竟已发现了十九处新石器时期遗址⑥。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时已经有了农业，却还不知道施肥，无由克服地力渐减的自然规律，因而也难于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必须选择新地另行迁居。因而，虽非河谷水泽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区。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遍布于全国各处，不仅平原地区遗址相当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踪迹，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沿渭水伸延的长西古道路居住地区既已扩大，交换的范围就相应广泛，交通道路也就难免随之延长，而且逐渐趋于形成较为主要的交通道路。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最为广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较为明显可见。前面曾经说过，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络绎不绝，显示出其地交通的发达，这里所说的遗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后来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由渭水入黄河处直至陇山之下，皆有分布，几乎原来仰韶文化的旧地都成了龙山文化的新居。这就说明了这条东西大道并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兴废。还应该指出，就在这段道路上，东部和西部却不相同。东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这显示出东段和西段地形的差异。直到现在陇海铁路也还因着这样的成规。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这里的自然演变的规律。 这条沿渭水的道路，并不仅以渭水为限。渭水入于黄河，黄河东流，这条道路也因之而向东发展，经过现在的洛阳而至于郑州附近。现在郑州以东，遗址少有发现。这不能说当时这里没有居人，而是后来黄河不断的泛滥，地面堆积日厚，遗址波埋愈深，尚未为人所发现。郑州以东本为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是一条古水道，新石器时期当和黄河、渭水同时存在。济水下游直至东海之滨乃是龙山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今东阿、平阴等处，经济南、淄博各地，而至于东海之滨，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的①。也可以说，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这条道路却并非就止于鸟鼠山。鸟鼠山西为洮河流域，再西为湟水流域。这里是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发达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不仅向西发展，就③ 见1956 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0 期《文物工作报导·甘肃省临夏永靖文物普查情况》条。④ 见1955 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 期《文物工作报导·河南南台县史庄乡发现古代遗址》条。⑤ 周到：《河南浚县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刊《考古通讯》1957 年第1 期。⑥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刊《考古学报》1954 年第7 期）。① 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各地遗址，皆据有关的考古刊物和文献，由于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下文有关的遗址亦同。 是渭水上游也时有其踪迹，特别是齐家文化更东至秦安天水等处。因而这样一条东西大道是会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 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根据这样的道理，在黄河中下游，还可能有三条主要的交通道路。而这三条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非少数。遗址络绎不绝，宛然如线，不能谓非道路所经过。太行山东，今京广铁路沿线各地，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诸市及永年、磁县、汤阴、淇县，就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而其北的曲阳亦有仰韶文化遗址，其南的汲县又有龙山文化遗址。若与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遗址相联系，谓非一条南北交通道路，恐难说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为山西省会，乃一方交通枢纽。其地就曾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沿汾水而下，临汾市和洪洞、襄汾诸县也皆有发现。论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东邢台、邯郸诸市间，然汾水并非细流，较之太行山东平原旷野，当更易利用从事交通运输。所可异者，汾水下游之南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遗址似较汾水中下游为更多。以现在交通来说，这都是同蒲铁路南段经过的地方。若非当时也是一条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这样古今巧合？ 经过现在陕西延安、黄陵等县市，可能在当时也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道。因为在宜君、洛川、富县、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县皆有遗址的发现。这和现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黄陵、宜君以南，山岭重叠，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也不得改道由其东绕行，然铜川和耀县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却可以证明当时的道路是曾经越过这样的山地的。 淮水以南的古交通这样的情况也见于长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较之长江更为明显。也许长江过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较易于利用。就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通可言。长江的支流以汉水为最大。汉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样，新石器时期的人也不是不设法利用的。汉水支流的白河和黄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这两条支流侧畔的遗址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只要越过其间的山地，两方面的交通也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虽不如长江的浩淼，却也源远流长。其西江远来的云贵高原，那里的山峦起伏，迄今犹感交通困难，何况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不过在南岭的两侧，尚可依稀略见其间的关系。长江支流的湘江和赣江皆自南岭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发源于南岭山下。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当数目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上源有的相距并不很远，舍舟越岭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现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推测当时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据是其间络绎不绝的遗址。既然络绎不绝就易于扩大交换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当时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这几条，只是都不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就不必一一论述了。 第二节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超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①，《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②，《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①，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① 《尚书·皋陶谟》。 ② 《左传》哀公七年。 ① 钱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学报》第10 期。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 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①。也有说在阳城②和阳翟的③。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④；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⑤。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⑥，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⑦，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①，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②。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③，又居斟灌④。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⑤。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⑥。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① 《诗·唐风·郑谱疏》。 ② 《汉书·地理志·注》，臣瓒引《世本》及《汲郡故》。 ③ 《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 ④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⑤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⑥ 《水经·巨洋水注》及《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⑦ 《尚书·汤誓·伪孔传》。 ① 《国语·周语》伯阳父所说。 ② 《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③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④ 《水经·巨洋水注》引《竹书纪年》。 ⑤ 《汉书·地理志》。 ⑥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⑦。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⑧。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①。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②。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③。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此说不实，已成定论④。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①。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②。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⑦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⑧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②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③ 《尚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融说：“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疏引郑玄说：“汤自商徒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案：盘庚所迁，不当计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仲丁自毫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帝开甲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其于祖乙，仅引《纪年》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而未及其迁都事。按：《书序传》，“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迁都。合计为五。其说较诸家为胜。 ④ 《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①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 《诗·大雅·公刘》毛《传》。 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③、程④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⑤。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①。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②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③。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④。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发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⑤。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③ 《诗·大雅·緜》篇。 ④ 《周书·大匡解》。 ⑤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② 《左传》定公四年。 ③ 《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④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⑤ 《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 ‘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按：商人建都无在崤山以西者，郑西之峦城，必非契都，王国维《说契自至于成汤八迁》以《汉志》鲁国蕃县当之，诚是。 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①。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 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陆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②。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①。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②。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 西周交通的发展和道路的修整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③。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① 《书·正义》引《世本》。 ② 《史记》卷三《殷本纪》。 ① 《史记》卷三《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② 《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许慎说。 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鲁，戎伐凡怕于楚丘①。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②，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③。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①，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②。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① 《左传》隐公七年。 ②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墳》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①。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②。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发源于汉时上雒县③。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①。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发。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②。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 ，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① 《左传》僖公四年。 ② 《国语·周语上》。 ③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①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②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贡》，犹以淮海之间为徐州，可见徐国是有相当力量和影响的。宣王时东征之师，就可能经过宋国，而与江汉无涉。这里还应该提到：周人灭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吴的往事。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与其弟仲雍相借奔吴，为吴国的初祖①。吴更在淮夷的东南。后来吴国季札北使，还曾道经徐国，是徐国实力东南大道必经之地②。至于太怕仲雍东奔，是否道经徐国，则书阙有间，难以具知了。 这里所说的道路都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这是当时主要的道路。此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难于和这几条主要的道路相提并论了。《诗·大雅·船》篇就是歌诵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诗篇。诗中说：“于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说，周王巡守四方时，登上高山，从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图，循序祭之。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为之祭祀。这样巡守所经的道路，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似不易和那几条主要道路相提并论。因为那几条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枢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两代对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简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这方面却是相当重视的，《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边看看而已。《诗·小雅·四牡》还说：“周道倭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