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步冲：郑和时代的天下（图文）
陈家坪 时间:
2005-7-11 09:43 AM 标题:
朱步冲：郑和时代的天下（图文）
郑和七次远航的伟大壮举与今天已经相隔了600年。2002年英国海军退伍军官孟席斯以《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论断在中国掀起了波澜，他的推论显然并不为中国的郑和研究者普遍接受，但其所能引发的民族骄傲感与百年来几次郑和研究热所要调动的民族骄傲感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曾经有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主动发展对外关系，他的首要目是发展和平友善、礼仪化的政治地缘关系。在此之前，民族自我中心的意识在世界各文化中普遍存在，波斯君主的名号是“宇宙的中心”，如同中国皇帝是“天子”，希腊也曾把德尔菲神庙当作“地球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也可以管理所有他有能力管理的地方，这些中心都是以战争形式扩大中心对边陲的影响，而明朝在朱元璋时就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朝贡方式。明朝的朝贡贸易在表面上以贸易为形式，但遵循的是“厚往薄来”的天朝原则，朝贡国带来的货物有官府高价收购，并附之丰厚赠礼，通过这种贸易与朝贡维护和平交往与地域安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朝贡最盛，贡物量过大，以至使朝廷难以支付。
这个世界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民族之间的征战，到16世纪，民族国家的意义凸显出来，主权国家的概念在16世纪后期出现，欧洲经过混乱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平条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签署后，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欧洲形成了现在民族国家的格局。
郑和七下西洋，虽然有相应的成本和代价，却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这个模式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显然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于是，郑和下西洋在第七次之后被突然终止，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的美国作者在延续了这个疑问后，也延续了伴随这个疑问的感叹:其实，中国本来可以写出另外一种世界史。
陈家坪 时间:
2005-7-11 09:45 AM 标题:
朱步冲：大航海时代:帝国兴衰的缩影
600年，作为明帝国首都的南京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庞大的宝船队七次从南京龙江关缓慢地驶入长江，借道太仓附近的浏河口进入波涛汹涌的东海，然而这些奠定了明帝国15世纪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动并没有使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海运城市而流传于世，仅仅在郑和最后一次泛舟下海后几十年，曾经宏伟的南京宝船厂就变成了荒芜河滩上的小作坊，宽阔的浏河入海口也逐渐淤塞。同样，当1498年达茄马带领他的小舰队到达东非时，当地的原住民对他们带来的诸如玻璃珠、粗呢等礼物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欧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为何明帝国的海上事业在最辉煌的顶峰突然衰落？***似乎必须从曾经作为它诞生地的遗址中才能找到。
宝船与奢侈的肮行
相对于整座喧闹的南京城，位于南京滨江路与草场门大街的宝船厂遗址还算是一个静谧的地方，尽管遗址的门口已经打出布告，宣告即将把这里变成拥有包括南洋半岛景观群落、波斯湾景观群落，乃至明式水乡与小吃街的“郑和下西洋文化公园”，但除了一些在建筑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几乎没有游客来参观这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600年前的中国无敌舰队”诞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与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环绕着三座“作塘”，布满藻类的水面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已经淤塞的沟渠。然而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这里，而非那座位于西北，已经荡然无存的明代龙江船厂，才是制造那些犹如海上移动城堡般“宝船”的确切地点。“我从1959年就住在这里，从三叉河口到现在的银城花园，漓江路。有两公里长的地方都叫宝船厂。”新华造船厂退休干部杨斌对记者说，“清代管中山路这一带叫宝船滩，这里的老百姓以南为上，北为下的原则，将这里称呼为上、中、下宝船，直到民国初年重新规划南京时更名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实就是制造宝船的干船坞，在解放初期还能看到6个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个。宝船厂当年就处于长江岸边的河漫滩地带，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积在作塘两侧，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坚实的黄土，再次加固，经过夯打形成堤岸。”曾参与过2004年6号作塘发掘清理工作的江苏文史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对记者说，“这里应当可以制造相当规模的船只，因为6号作塘长为400米，宽是40米。1957年就在这里发现高达11米的大型舵杆，我们还找到了34处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台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残件。”
考古发现是否能证明这些海上霸主确实存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夸大杜撰？***似乎是肯定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坚称，早在宋代，中国就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而自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它们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可达120吨。在设计上，船底变窄犹如刀锋一般，以便能够劈开海浪，从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运来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他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干船坞造船法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提及:“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从墩台和水深来看，宝船应为平底船。因为墩台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还有大约1米高的台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业时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么这个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够，所以宝船一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成员季士家表示，“像福船这样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稳定性强，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滩上，作为陆地上的指挥办公场所。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满喇加，就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描述，最大号宝船的船体建筑包括头门、仪门、官厅、库司等建筑，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能当作一般的演义小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对记者说，“它证明了诸如曾经随同郑和出海的马欢、巩珍等人对宝船记载的确实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宝船完全可能存在过。宋徽宗时期为了出使高丽，造有6艘顾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笔记小说《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南宋时期洞庭湖杨幺起义军所用的车船，可以达到三十六丈的长度。”
在研究人员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到600年前在这片江岸上宛如好莱坞巨片一样的场景: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各省的能工巧匠，连同家属络绎不绝地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在永乐初年的鼎盛时期，大约有2万～3万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按照技能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厢大约一百户。另外还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运建材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在船厂中央，7座作塘中横亘着宝船巨大的龙骨，工人们在塘底先修筑以夯土为基础的墩台，在其上搭建名为“台架”的脚手架，然后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然后再以层层叠加的木板构成船侧板，桅杆则竖立在已经丈量好，被称为“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子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并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样的涂料也被覆盖在联结船板的耙钉与马蹄钉上，以免铁锈腐蚀木头的纤维。桅杆使用的材料是坚固的杉木，而船身则使用榆木和来自四川的楠木。较大的船只拥有四层甲板，最底层用来安置泥土与石块等压舱物，第二层则是船员的宿舍与货舱，第三层甲板则连接舱外的厨房与舰桥，最高层的甲板往往是士兵们的作战平台。当船只完成后，作口的门闸就缓缓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从而让宝船直接进入浩荡的长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并非一个随便的数字，官方长度的一尺，从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国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维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种——礼、义、廉、耻。在整个船队中，除了最大的宝船，还包括载运供品的八桅马船，承载给养的七桅粮船，和使团成员乘坐的客船。根据马欢《瀛涯胜览》与《郑和家谱》中的记载，全体人员包括品级不同的太监，户部与鸿胪寺官员，乃至医生，军士，通事，书算手，买办，共计26000～27000人。
船队一旦开航，最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谙习水性，不畏风浪”的水手，他们用“牵星术”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准确判断船队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痦也”。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在《武备志》中保存的二十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四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至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成圆形的罗盘上刻有八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四十八方向的导航。负责这些复杂观测职务的海员被称为“火长”。这些经验丰富的首领海员还要同时担负起计算时间与航速的责任，在海船上，一昼夜被分为十更，每更大约是2小时24分钟，良好天气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是一更20英里，即每小时八节。这个速度无疑是这些大小不一的船只都能轻松保持的，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船队在海上航行时不可能保持《武备志》中复杂的密集队形，而很可能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
从南京到浏河的见证
马府花园坐落在南京太平南路东侧的马府街上，与街道上车水马龙的繁忙相反，在公园里，只有一些老人在荷塘边浓密的树阴下专注于琴棋与太极拳。作为南京郑和研究会理事，郑和第19代嫡孙的郑自海先生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这座曾经是郑和府邸的公园将被重新修建为郑和博物馆，“建文四年，郑和作为守备太监进入南京时，还用原名马和，因为他在靖难之役中，于北京附近的郑村坝立下军功，所以在永乐二年，才改名郑和。但是府第仍然被称为马府。”郑自海说。根据老人回忆，马府有72进房子，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南京时都被焚毁了，后来光绪年间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浙江人聚集的新安会馆，而郑氏家族就散居在南京，或迁移至苏州、常州，甚至祖籍所在地云南玉溪和昆阳。不过传说郑和全副戎装的云锦绣像，还有使用过的宝剑，仍然埋藏在马府街的地下。老一辈人都传说，这张画像上的郑和与史册中描写的一样，是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浓眉大眼，符合他有智略，知兵习战的个性。
相对于这些传说，郑自海在近几年中最关注的是家谱的搜寻，根据家族中的记述，郑和的家祖是元朝的咸阳王赛典赤，全名为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尔，“赛典赤”的意思是“圣裔的贤者”。按照《元史》中的说法，赛典赤是归顺成吉思汗的西域回回，历任燕京路总管，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在忽必烈时代，担任云南行省政事，后被封为咸阳王，“明初沐英平定云南后，不许用胡姓，让所有回回改为汉姓，所以分为十大姓，长子叫马速忽，就是郑和的直系先祖，迁到南京后，直到建国初期，每年初一，郑氏家族都要聚集在净觉寺，打开家谱，把新生的成员名字登上去。”郑自海说，“家谱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咸阳家谱》，明代史仲彬《致身录》中就记载有这本书，明确称‘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永乐中，受诏而行游西洋’。”遗憾的是，《咸阳家谱》已经在“文革”中散轶，踪迹全无，直到1990年，在十九世孙女沈郑氏的家中，发现了四块木板，盖过水缸，结果发现是《咸阳世家宗谱》的木刻封面。也证明了家族内部，关于自十世以下，就以“大尚存忠孝，积厚自流宽，蕃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二十字为排行字的习俗是正确的。
相对于马府，另外两处见证了郑和功绩的遗址多少令人有些惆怅，从马府行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位于下关区热河路的南京静海寺，院落和建筑虽然宏伟，但却是1987年与1996年重修的结果，除了那块在厢房墙壁中被发现，记载了郑和率27000之众，乘坐两千料海船下海等只字片语的静海寺残碑和邻近天妃宫遗址中残留的“洪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惟一见证了600年历史的只有两块衔接房梁与支柱之间，刻有花鸟图案的“鹊替”。而距离它不远，由郑和监工，耗资250万两银子，动用了10万名夫役，从永乐十年开始历时20年才完工的大报恩寺更是片瓦无存。那座高达240英尺的琉璃宝塔，于1856年毁于战火，我们只能从著名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中领略它的雅致与优美:“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整座塔多彩多姿，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从南京出发，乘坐长途汽车沿高速公路行驶3小时，就可以到达郑和庞大船队的出海口，位于太仓东南的浏河镇，这里不仅是太湖的泻水道，也是浏河与长江的汇合处。在镇东南的河口，河面已经宽阔至百米以上，大大小小的驳船与拖轮在河面上缓慢地行驶。向导指向远方一处高岗说，那里就是明代烽火台所在“宝山”的地方。根据道光朝《刘河纪略》的记载，永乐十年，平江伯陈暄因“黑夜风雨，船多覆溺”，而奏请在刘家河海口东南建一座土山，在上方建烽火台，烽火台高三十余丈，以狼烟与烽火引导进港的船只，永乐一朝之内，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刘家河遂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作为见证，明代诗人陈升曾有诗《娄江夜泊》，描写当时海洋贸易的盛况:“古娄江上浪掀空，万斛楼船苇叶同，蜃气虚洋掩明月，尤雨度淮乘疾风。”从河口再向南20公里就是长江与东海交接的吴淞口，崇明岛的轮廓在淡薄的雾霭中清晰可见，在河岸一望无际的芦苇中，掩藏着望海亭的残基，季士家告诉我们，从元***始，海员们都习惯出海前在这里烧香，请求天妃和其他神灵的保佑，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在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十六日立于刘家港天妃宫的《通番事迹记碑》上，讲述了他们在远洋中的“圣爱尔摩火焰”，这种常出现在暴风雨中树梢、桅杆、尖塔顶部的青色闪光，无疑是他们在出航时虔诚祈祷，从而使天妃显灵的标志，“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刘家港在海运停止，漕运兴起之后就逐渐废弃，清代初年《崇明县志》也有记载，说郑和宝船船大，难进浏河，而附泊崇明，说明航线由于逐渐停运而开始变窄。”浏河镇郑和纪念馆馆长刘咏说。到了清代，严如煜已经在《洋防辑要》中记述在万历年间，这里的港口已经被海潮带来的沙土所壅塞，“仅存一线”。港口的兴衰无疑是一个国家海运兴衰的晴雨表，15世纪初，明朝的水师还拥有3500艘各型的舰船，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岸各海岸巡检司，而400艘则集中在南京一带。但仅仅过了一个世纪，登记在册的船只就只相当于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小部分，其后的整整300年中，中国驶向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字只增长了一倍，最高峰时不过295只，载重不超过500吨。在位的弘治皇帝下令，民间修造两桅以上的船只即为死罪。在郑和的航海壮举100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苏州府志》再次提到了一批从刘家河登陆，来自海上的外来者，然而他们不是外国贡使，而是倭寇。他们登陆后，肆虐至昆山、太仓、苏州，屯兵和临时集结的乡勇在接敌后一触即溃，兵器火药与铳炮“半被掳去”，然后占据昆山县城作为巢穴达45日之久，从而成就了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此立下的赫赫战功。
航海终止与郑和的命运
浩荡的宝船队无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缩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蕴涵在繁荣之中:永乐十四年，大运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河道被疏浚，从而使作为国家税收命脉的漕粮不必再通过海道运输。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时决心迁都至北京，在郑和远航的同时，大约超过100万工匠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终于一场天降的灾难被不满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满的警告: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北京，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作为天子，朱棣不得不对这种警告有所反应，他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并豁免昔年受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取消了宝船船队的远航，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而且朝廷的国库现在几乎空虚。这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而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当成祖之子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刻对父亲的政策采取了极端的收缩: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从实际的立场出发。维持这个八方来朝的帝国代价巨大:大量进贡的外来奢侈品“番货”，不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加倍给予赏赐。在永乐九年，郑和船队初次访问满剌加后，以国王为首，总数达54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赏赐给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黄金百两、宝钞四十万贯、钱两千六百贯，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锦绮与帛。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库中供应朝廷的开支，很难作为流通的资本对整个经济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作为对策，朝廷不得不用这些“番货”来发放官员的工资。《明实录》中就记载，宣宗时，户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员领取苏木、胡椒来作为他们的俸米折钞，苏木每斤折合宝钞五十贯，胡椒每斤折合宝钞一百贯。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与苏木，3/10发米。
在郑和的反对者中，最坚决的也许是重掌户部尚书一职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宁家。”而庞大的远洋舰队则被安置在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永乐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险和宫殿营建超过了当时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岁入的两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财政制度。1425年，当宣德皇帝即位时，作为朝廷流通货币，没有准备金与盈余的宝钞已经贬值为1/4到1/7，仅仅被允许用来交纳税课和赃罚。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田赋也开始不为国家所掌握，因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开登记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应当负担的“役”与“均平银”等具备累进税制，同样，由于缺乏现代性的统计核算制度，政府也无从掌握那些脱离土地的户籍人口，结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税额不断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头上。在为建造郑和船队出力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频繁的海上探险而衰落。维持郑和宝船队所需的浩大开支与物资供应，常常是无偿供给或者从田赋中扣除，称为“役”与“办”。《皇明典故纪闻》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与楠木，分别每隔五年与七年征收一次，开支由军队卫所与里甲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分摊，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或准备金来支付这项浩大的开支，只能分摊到田赋上，或者以库房中囤积的陈年货物来抵账。而在造船时，即便是像《漕船志》这样的官方文献，也认为官办工厂制订的营造标准过分苛刻。一条长十丈的运输船，官方制订的木料耗费大约是200“料”（10料为1丈），而民间标准则是官营标准的一倍，其他诸如油灰，铁钉与绳索等耗材也会相应增加。在顾炎武等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措施很难摆脱“暴敛”与“苛政”的名衔，然而他们并不明白各地的“提举司”与船厂并非现代意义上拥有预算、现金储备和会计制度的企业，船厂只负责指定工程标准，并将征集来的原料下发。而在船只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要卫所与工匠自行承担，从而使得官营工厂的工匠与卫所水军常常集体逃亡，以躲避这些不可承担的开支，这种现象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到了15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营手工业户已经逃亡了3/4，而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无力征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出洋，因为这些服兵役的军户很多并非自愿。根据大明会典，每一军户除开要出一男丁应军役，还要承担本卫所的其他征发。除了月粮一石，士兵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宝钞赏赐，从宪宗朝开始，就连月粮也已经开始被折支苏木和胡椒。这样就使卫所军士的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洪武朝广西官军定额为12万人，而到了孝宗时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约18000人。郑和航海下属官军，也来自南京之龙江卫、水军卫、金吾卫、锦衣卫以及太仓江阴地区其他卫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后，南京的兵部尚书就上奏折，称曾经跟随郑和扬威各国的水师已经蜕化为一批鹑衣百结的“狡谲诬赖”，他们“典卖旗甲，恣意横行，折乾盗卖之弊，种种莫诘”。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陈家坪 时间:
2005-7-11 09:46 AM 标题:
舒可文：15世纪的明朝猜想
朱棣和朱元璋秉承同样理想的两代皇帝，他们开创了极端被动的拒外守边和浪漫的开疆远航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空间，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明成祖的理想
1403年，明成祖朱棣在赶走建文帝的靖难之战胜利后，要效仿秦皇汉武，继续朱元璋重建华夏的理想，希望在临御之年，能看到万国咸宾的盛世。1403年，永乐元年八月至十月，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朱棣派出了8次使节到越南、爪哇、暹罗、朝鲜、马六甲、印度洋各地，给各国国王赏赐，邀他们朝贡新朝。当时明朝的周边环境并不安稳，因为蒙古势力而阻隔西域各国与中国的来往，已经被开辟出来海上交通，因有海盗出没，海道不靖，不仅让朱元璋和朱棣感到不安，也与朝贡使臣来往不顺，而且不利于明朝全力抵御北元势力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朱棣派出郑和出使西洋。经过郑和几度下西洋，所经之地的国王、首领都纷纷来朝入贡。他们要向各地宣布明朝已经“咸与维新”，并封赏周邻各国，邀各国来朝入贡。自唐朝末年中断数百年官方来往的日本在永乐年间再次进入中国的朝贡体系。
在明朝的朝贡体制中，外国使者带来地方特产来朝贡，回去时所有使臣都带回中国的厚礼，而且使团在中国停留时的费用全部由明朝负担。这些使团往往携带私货，与民间私下贸易。洪武年间规定，贡使所带私货想与民间交易，官方要高价收购其中的六成，如百斤胡椒要用高出市价十倍的价格，20两白银收购，其余的可以在民间互市，但不许官府抽税。外国贡使由于有利可图，来华的人数和私货便越来越多。永乐时有一年，暹罗贡使带来了一万斤胡椒和苏木，一时间堆满了朝廷的仓库里，以至于，五品以上京官官俸中的七成竟要以胡椒和苏木折算支付。
虽然明朝对朝贡国有分别的贡期和人数规定，但是，实际上从来就少有遵守贡期的。朱元璋时规定，朝鲜、占城、安南、暹罗、爪哇等是三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研究者统计，洪武三十一年间，朝鲜朝贡60次，平均一年两次，明成祖二十二年间朝鲜朝贡91次，平均一年四次。因为沿海有倭寇出没，对日本的限制又严一些，为10年一贡，限制人数在200人以内，船只两艘以内，事实上也是一纸空文。永乐元年日本遣使300多人来贡，后来的7年之内，日本有8次朝贡，平均一年一贡还多，所使贡船通常多达5至6艘。景泰年间有一次日本派来1200人的使团，乘9艘贡船而来。据余英时考，那些带着所谓贡品来的人其实并非官员或贵族，而是来贸易的商人。这些贸易不过都被明朝冠以朝贡之名而已。
朱棣在位的22年是明朝的朝贡贸易最盛的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朝贡使团同时来华。由于贡使和贡物数量大增，明成祖重开了宁波、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但这个市舶司与宋朝时的职能很不一样，宋朝的市舶司不仅有接待来使的使命，也有抽分收税的职能，而明朝的市舶司更主要的职能是管理朝贡货物，定价抽分的贸易功能并不是它的权力。
有西方学者分析，朱棣是因为对贸易收入的财政需要，才促使其屡次派遣巨大的船队去扩大海外贸易。吴晗在1936年所著《16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中也曾持同样的意见，他认为，“从明太祖的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突转而为明成祖的积极经营海外政策”，内在的原因是“自太祖建国后，连年征战，北征蒙古，东南防倭，西南番蛮迭次叛乱，加以宫室城庙的营建，诸王就封的王府兴造，国帑空虚，民生凋瘁，到建文帝继位以后，国家财政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不能不改变政策，掉转头来向南洋发展，从国际贸易的收入上来解救当前的难关”。他引证了明代《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诏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同样引证《殊域周咨录》也有相反的解释，所谓奇货重宝、充溢府库的，多是宫廷所用的奢侈品，给京官支付俸禄被迫以胡椒、苏木折算就是一例。它与财政收入无关，并且与其赏赐相比就更没有经济价值。
永乐年间，有大臣请示，应对这种贸易抽分收税，成祖不准:因为“不仅所得无几，而且有损国体”。到1508年，正德年间，广东省布政使吴廷举对来广州的贸易船只实行抽分征税，才打破了明朝朝贡贸易的严格体制，凡是没有勘合或不到贡期的船只，只要愿意纳税就被允许在当地贸易，这使得“番舶不绝于海澳”，即使如此，此时的泉州已经不比宋朝时的繁荣。没过几年，布政司的另一名官员提出“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舰，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结果1514年，礼部决定禁止番舶，非贡期而至的贡船不能接受，也不许抽分，以免起事端。此后数年，时而恢复抽分，时而不许抽分。
海禁与怀柔
今天的史学家回顾这个朝贡盛况时往往把海禁和怀柔作为它的两项前提。辉煌的远航是在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郑和远航和朝贡贸易的历史困境。
明朝所接替的元朝是一种多元的文化社会，而政治上的等级则以人种论高下。经过百年的异族统治和等级低下的民族压迫感之后建立的明朝，倍感华夏中土长久地受到“膻腥的污染”，急欲营造一个华夏正统的社会。
在这种正本清源的冲动下，文化的内在一致性被空前强调。为此朱元璋请来儒士做他的文化顾问，学习礼仪。重农抑商也是正统的儒家观念，明朝秉承这个观念对内陆的贩货商人制定了复杂的规定，外出贩货要申请人数行程路线，货物种类数量。1367年朱元璋还没有登基就于太仓州黄渡镇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名义上允许中国海舶的出海贸易，事实上处处限制。一般出海贸易的船只，通常申请不到准许出海的“票号文引”，不仅如此，明朝把对外贸易中的若干重要的输入品（如香料）和输出品（如铁货、铜钱、纺织品等）一概列为“禁榷”，除了政府能经营这些禁榷品，别人一概不允许。商人们在对外贸易上还要负担一笔很重的赋税，即所谓“报官抽分”。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禁海令: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10年后，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9年之后，再次“严申交通外番之禁”，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甚至严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强调内在一致性的另一面是阻止外夷“膻腥的污染”。朱元璋主要外部压力所在是北面的蒙古势力，所以他要重新整修长城，分派诸子统重兵驻守，形成所谓的“诸王守边”防线，沿海和西部地区则设置军事“卫所”。
对中心与外夷的关系朱元璋极端地拒绝元朝武力平天下的蛮夷手段，对诸国政治上不侵其主权，经济上不夺其利益，只需通过朝贡礼仪。“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是儒家衡量一个帝王是否贤明，王朝是否太平的标准。所以宋朝每次打了败仗后，都要四处遣使，广招贡使，“柔远人以饰太平”。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按照这个传统派使臣赴朝鲜、日本、越南、爪哇等地，洪武三年派使臣到暹罗、三佛齐、真腊（柬埔寨）、文莱等地，携带皇帝诏书及金银、瓷器、丝绸、典籍，赐赠各国国王，让诸番知道，他登基后，仿前代帝王，望各地百姓各安其所，共享太平，还明确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各国也随即有使来朝，以朝贡的名义带来各种方物，如孔雀、龙涎香、火鸡、五色鹦鹉、犀牛、象、***、水晶、玛瑙、狮子等。朱元璋的回赠一定要坚持“厚往薄来”的朝贡礼仪，如洪武十六年，给占城、暹罗、柬埔寨各回赠了织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朝贡礼仪始于汉朝，到唐代盛世，建立了朝贡关系的有七十余番。朝贡带来大量外国商人沿途贸易，所以唐代广州就成了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到了宋代，除了有官方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国家多达56个。按照传统，朝贡体系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为了获得天下各地的政治拥戴而建立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朝贡贸易总是要以厚往薄来的方式对待朝贡国。朝廷在朝贡贸易中不能获得利益，民间贸易就变得更加重要，宋朝的民间海外贸易的税收曾达到朝廷财政收入的3%，可见民间贸易的巨大。元朝的海外贸易基本沿袭宋朝模式，规模更大。马可·波罗说，运到亚历山大港以供应欧洲的胡椒只有运到泉州的胡椒的百分之一。有统计说，元的贸易国有140个之多。
明朝在民族认同上是对宋朝的复辟，但就朝贡体制来说，有研究者评价，唐、宋的朝贡体制是相对理性的，在礼仪之外都留有大量的空间允许纯粹的贸易，而明朝把朝贡体制完全礼仪化，把中国与外部的全部往来都收拢在朝廷管理之内。
这时的世界就在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夜，海上贸易经千年发展形成的海上力量已经成为新问题，明朝在为抵御蒙古力量的同时，又有了东南沿海的海上困扰。朱元璋预想中国或在海上也要有所动作，所以在南京植树数万，以备造船之用。出于对海防的严守，也有维护华夏文化的心理。
朱元璋和朱棣秉承同样理想的两代皇帝，他们开创了极端被动的拒外守边和浪漫的开疆远航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空间，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远去的郑和
郑和的航海因朱高炽即位当上皇帝而废止。郑和在南京心情压抑了7年后，第七次在宣德五年（1430年）再次奉命出使，历西洋十七国。这一年宣德帝因外番贡使很多都不来了，再次派遣郑和诏谕诸国，并命令郑和赍送诏敕给暹罗国国王，要求他停止骚扰满剌加。郑和带领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把舰队分成若干个分队，遣往印度、锡兰、阿拉伯各国，并且到达了麦加。郑和还发现了从苏门答腊起航、采取向西的直线到达非洲东岸的新航线，这是前人从没走过的，也是地理上的一大发现。
郑和之后，远航停止了，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并没有停止，只是明朝回赠的礼物不那么厚了，朝贡国也越来越少了。永乐年间占城的朝贡次数超过规定2倍，而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以后它就再没有记录了，那些来朝贡使的行径及身份则越来越不清晰。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奉国王之命来到广州，也是在遣使进贡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无论葡萄牙国王本人还是使者的信函都是平等语气的文书，目的就是要来华贸易，而华人翻译为了能顺利成事，在翻译信函时添加了葡萄牙愿为藩属的话。广东的官员从来没听说过葡萄牙，即使有愿为臣属的表白也觉得不可信。礼部接到通知后所做的处理是，给价收买下他的货物，然后赶他回国。但这个人没回国，而是多方寻找机会，通过贿赂镇守此地的太监，1520年得以入京。但入京那年武宗晏驾，世宗继位后下令驱逐了葡萄牙使团，这次交往等于并没有进行，在罗列朝贡国的档案中却把葡萄牙列在其中。明朝对葡萄牙的极端态度并非是因为从未所闻，而是因为葡萄牙东来侵占了马六甲。
海禁也没有停，只是随着时势的变化海禁时紧时松。明朝历代不断地申明海禁，从侧面显露出民间贸易并没因海禁和朝贡贸易的垄断而完全停止，反而因海禁而变商为盗。位于浙江普陀县的双屿港，在海禁的围困中成为一时著名的走私大港。1522年葡萄牙商团被驱逐后，立即有中国海商将他们引到了福建，1526年福建人又把他们引到了双屿，在此地贸易。此后金子老、李光头这些著名的海盗也纷纷从东南亚把各地商人引来贸易，有些因不合贡期的朝贡使团在遭到官府拒绝后也被引到这里，双屿就成了中国私商的最大基地，原本荒无人烟的小岛在这个时期有3000人常住。当时任刑部尚书的唐枢已经意识到海禁与倭乱的某种联系，他说，“寇和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海禁被迫解除。
而在这种历史困境中，英雄一时的郑和已经不再被人们提及。郑和的前六次出使在《明史》本纪都有详细记载，而第七次出使的往还年月却都不见于《明史》本纪，只在《明实录》和《郑和传》里记着出使于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八年（1433年）使团回京的时间也只记在当年吴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的书里。而郑和是在返回的船队里，还是客死在印度古里，似乎没有确切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40年后，宪宗年间有太监迎合上意，再次提及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宪宗命兵部尚书项忠去找出《郑和出使水程》。这份档案记录了郑和出使的详细经过和航海图，但是在档案库里却查找不到。项忠再次命令小吏再查，查了三天也没查到。有传闻说这个档案被兵部郎中刘大夏私藏起来，刘大夏不仅不说出实情，却对项忠说:三宝下西洋，劳民伤财，即使得了一些奇物回来，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应当销毁，以拔其根，更没必要追究它有没有了。此后，朝廷中再不见这份档案。
郑和的壮举渐渐被淹没，关于他的正史《明史·郑和传》连标点通篇只有不足千字，记录郑和航海的文字主要来自随行使者和通事的游记。《瀛涯胜览》是最为详细和重要的一部，清修《明史·外国传》的主要史料来源《西洋番国志》的作者巩珍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的幕僚，在明宣宗继位之后随郑和往海外遍谕诸番时所记录的各地风土人情，所经之地从越南到阿拉伯有20国。此书的传本竟失传多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向达在天津发现。
《郑和航海图》有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史家考证这张图绘于郑和之时，成书于宣德五年（1430年）之前，也就是郑和郁郁在南京时期。这份图册在消失近百年后，被茅元仪编辑在《武备志》中才得以保留下来。
明代小说，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则是一本不太入流的神怪小说，有猴精、夜明珠、女儿国之类的渲染烘托，充满各种传闻逸事。清末文人俞樾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推崇为和《封神榜》、《西游记》一样的经典，在主流文化中并不形成影响。
郑和航海的历史被遮蔽了400多年，只有沿海的民间杂剧和东南亚流传着郑和的传说，直到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的历史被放入一个开放、和平、进取的解释框架，其立意则在于启蒙国民意识，这篇开风气的论文基本上奠定了直到今天历史学对郑和研究的基调。
陈家坪 时间:
2005-7-11 09:46 AM 标题:
王鸿谅：马六甲:历史两端的细节
蜿蜒而过的马六甲河将城市南北分隔开来，河流往西的尽头就是大海。《星洲日报》驻马六甲高级记者赖碧清面海而立，几乎可以称作“民间郑和研究专家”的她指着不远处的海面，“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河口的海风，600年前，它把郑和吹到了这里”。
1396年，这是马六甲官方史书记录的建国时间，那么600年前，1405～1433年间率领庞大船队扬帆海上数次经过此地的郑和，见证过、经历过，或者还可能影响过的，都是马六甲历史最源头的那个部分。追溯郑和，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追溯马六甲的故事。英文、马来文以及中文等多种版本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记述，由此变得各有玄机。
左岸的“官厂”
“600年前，郑和的船队应该就是从这个河口进入马六甲”，站在城市中心广场的陈金声桥上，赖碧清如是说。蜿蜒的马六甲河与这座不过20米长的水泥桥，如今都成为衔接历史与现实的坐标。
“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按照随行者马欢在《瀛涯胜览》里的记录，郑和所见的，应当就是马六甲这种被地形所注定的特殊政治经济区划——马六甲苏丹历史博物馆中根据各个时期史料记载描绘成的诸多图画也证明了这一点——背海而立，右岸多山，扼守住河流入海口，易守难攻，沿袭下来的历代皇宫和防守工事都依山傍海而建。左岸原是树木丛生的荆棘之地，逐渐被开辟为平民居所，并随着马六甲港口贸易的发展形成商旅集市之地。桥是两岸的衔接，也是最好的防守。
那时郑和见到的，应该只是这种格局最原始的雏形，港口贸易场所并没有被完整地开辟出来，不过“桥上造桥亭20余间，诸物***俱在其上”，加上“谷薄田瘦，人少耕种”，左岸的荒凉可以想见。
看着脚下如今不到20米宽的马六甲河，很难想象当年马欢记录的情形，“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后来的史料称之为“官厂”。返航时，各支船队“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停泊候风，一旦“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庞大的宝船如何才能从这样的河道鱼贯而入，继而建立起一个下西洋的中途根据地？和所有的研究者一样，赖碧清同样也只能猜测，“或许那个时候的河道非常开阔”。
郑和所建立的这个“官厂”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马欢关于郑和船队在马六甲垦荒者般的记录，如今其实找不到最确凿的印证。“官厂应该是在河的左岸”，赖碧清指着博物馆中的沙盘比划，“为了方便起见，郑和选择的应当是靠近河口的地方，想象一下，官厂的占地那么大，河流右岸地势起伏，又是王宫所在的地方，不太可能同时再设立一个官厂吧？”如果猜测成立，郑和当年或许也同样把目光投向了左岸平坦广袤的荆棘之地。
踏上马六甲的土地，才发现寻找河右岸的王者历史其实非常容易，被保留下来的有荷兰时代的红屋——如今这里被用做马六甲的历史博物馆、葡萄牙人的城门、维多利亚时代的钟楼，甚至还有仿制的一座苏丹皇宫，据说是马来人史书上记载的最豪华皇宫，耗时多年，竣工后仅10天就付之一炬，原因不详。这些风格迥异的建筑沿着城市中心广场的红砖路紧邻着，记录下马六甲历经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时代，也包括那些殖民者——1511年的葡萄牙人、1641年的荷兰人和1824年的英国人。
在这里寻找郑和官厂更像是一厢情愿的努力，所以甲板街上华人陈达生打造的民间郑和纪念馆就显得“恰和时宜”，纪念馆从去年开始准备，门口挂出了纪念馆的牌子，但目前尚未完工。这里据说是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的故居，后来成为眉县刘姓一族的居住地。刘卓义老先生充当了讲解者，执意强调这里就是官厂旧址，只是他列举出的诸多证据都经不住推敲——
比如房屋修整时从墙角泥土深处挖掘出来的明代瓷器碎片——此前刚巧被一批从台湾过来的瓷器专家考证过，分门别类标好年代装袋，赖碧清打开全部二十多个袋子，挨个拍摄留做资料，碎片大都是明后期至清初的，明初的极少，最关键的是“里面没有一片官窑”，赖碧清说这是刚刚跟专家学到的知识，这也是专家们的疑惑——“作为明成祖的特使，怎么可能不携带任何官窑”？没人能很好地解答这个疑惑，或许是当时官窑数量极少，全部作为礼品馈赠给各国皇族，或者是埋藏得更深没有被发现，再或者，郑和官厂只是马六甲的传说？
再比如内屋大门上镂刻的两幅图案，郑和的官服官印以及船队出海拜妈祖的仪式——赖碧清偷偷说，“刚刚请工人雕刻上去的”，不过，“大家都不戳穿”，原因很简单，“这里呈现出来的，其实是现代人对于郑和的态度，这就够了”。
“明朝的天空”
狭小的木梯通往二楼顶上的阁楼，推开两侧墙上相对而设的两扇一尺来宽的木窗，马六甲的阳光就漫了进来。“有人说，从这里望出去，就好像看到了600年前的明朝天空”，华人店主何国荣指着视野里那些排成行的人字形屋顶，或橙黄或砖红的砖瓦铺顶，一个挨着一个，间或高低错落着。
何国荣强调着檐顶的细小差别——“它们几乎完整地延续了明朝的风格”，这种说法源自他研究建筑的朋友，据说檐顶的差异“分别代表了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不同象征”。从何国荣的阁楼上眺望到的差不多就是左岸荷兰街的全貌。其实这条老街保存下来的建筑，最久远的也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这点何国荣也很清楚，他捡起自家屋顶上一片橙黄的砖瓦说，“最远也就100多年，现在的人已经不再使用这种瓦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朋友们站在这里，感受“明朝的气息”，一个郑和故事开始流传的年代。
回到那个朝代，史书上官厂的存在不容置疑，研究者杨亚非在《郑和航海时代明朝与满剌加国的关系》中论述说，“郑和船队每次出使，人数均有近3万，历时一年半以上，需装带大量物资，以粮食为例，每人一天一升口粮计之，整个航行需要消费15万石以上的粮食，仅此一项就需要用几十条大船”。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设立一个固定的物资转运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缓和船队的运输压力，也为使团的往来船队不断补充应用物资”。帆船时代中国前往印度洋的航海，“皆凭借海洋季风，往返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律，‘船舶去以11月、12月，就北风，来以5月、6月，就南风’，船队在返航时需要建立一个候风停泊站”，也需要“设立一个回归集中地点，等待沿途分出的一些小船队，统一回国”。
“满剌加地处东西海上交通要冲，是能够满足上述郑和使团需要的最理想之地”，杨亚非分析，“而且满剌加已表示愿同中国属郡”。根据《明史》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拜里迷苏拉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朱棣下诏册封其国，予以正式承认，当时，满剌加使者向明朝政府表示: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大加赞赏，欣然应允，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亲笔写碑文和赐以铭诗，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永乐时期，受到朱棣御书题赠的国家，只有满剌加、日本、渤泥、柯枝四国。
明朝与马六甲关系的迅速升温，即使隔了600年再来审视，在中国的外交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郑和在这段外交史中出现的重要时间，首先是1409年，奉永乐皇帝之命对满剌加国进行再次册封，接下来是1411年（永乐九年）6月，拜里迷苏拉率其妻子及陪臣540余人，随郑和宝船前来中国访问，这是明朝时期来访的最庞大外国使团。这次访问，受到明朝政府的特殊礼遇。节录明史中记录下的盛况，当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八月初一、九月初一、九月十五，分别有明成祖对使团的宴请或赏赐，九月十八日使团离开南京回国，明成祖又命在龙江驿设宴饯行，接着“又宴于龙潭驿”。杨亚非说，这样的规格，“在明朝接待其他国家来访的国王中是仅见的”。
公主的传说
马六甲的路旁生长着一种叫满剌加的绿色植物，树干粗大，叶如含羞草，果实如青枣，味酸涩——在马来文历史里是国名的由来。赖碧清说，当地的老人从树下走过，还会习惯性地捡起几颗掉在地上的果实，放在衣兜里，作为解渴的上品，这种酸涩的味道外乡人并不见得喜欢。
在这种可以随着酸涩味觉渗入身体的马来文本土历史里，他们的开国君主拜里迷苏拉似乎并不需要来自明朝的庇护。这个从苏门答腊三佛齐（今巨港）逃往到淡马锡（今新加坡）的贵族，因为杀了暹罗在淡马锡扶植的统治者，被追杀逃到还是个小渔村的马六甲，在这里发现一只母鹿面对猎犬的攻击毫不示弱，认为是天降祥兆，停留此处建立国家。他的智慧与英明使得周边的马来人纷纷归附，马六甲便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马来文的官方历史里，强调的是同一时期，明朝汉丽波公主远嫁拜里迷苏拉的故事。他们的叙述中没有镇国石碑、官印赏赐，而是拜里迷苏拉的540余人使团到中国后，明成祖大喜，迅速决定将汉丽波公主嫁给苏丹，同时派了500名宫女随从一同漂洋过海。“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对应”，马六甲华人陈瑞燕说。陈瑞燕是马六甲华社最高组织中华大会堂的重要成员，也是郑和研究的热衷者，58岁还坚持修完了南京大学开办的硕士班，她的毕业论文，就是郑和与马六甲的关系。“在这样的记录里，并不否认郑和与明朝，但是它要强调的是马六甲苏丹和明朝皇帝对等的地位。”陈瑞燕说，“其实马六甲的官方史书中，郑和是被忽略的，能查到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但是几乎找不到郑和。鲜有提到明朝的记录，也是要给苏丹一个地位的印证。”
马六甲历史博物馆里悬挂着许多幅记录公主故事的油画，只是图画呈现的明朝宫廷和百官上朝的方式并非中国传统样式，赖碧清说，“是马六甲王国的样子”。这个明朝历史中查证不到的汉丽波公主，被马来人熟知。在马来西亚驻华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位来自马六甲的签证官听到郑和的第一反应，就是汉丽波公主的远嫁。不仅如此，这个公主在马六甲还可以找到对应的遗迹——王井（King’s well）。不过这口水井同时有另一个更被广大华人所熟悉的名字，三宝井。水井的位置在三宝山下的宝山亭内，华文的故事版本，无论三宝山、宝山亭还是三宝井都是郑和到过马六甲的纪念。
三宝山是马六甲市内最高的山，它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公墓，山上有一万余座坟墓，据说是除中国之外，迄今最大最古老的一座华人坟场。山上至少有两座属于明朝的墓石，年代最早的一个是1622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依旧相差了189年。也有人认为此山就是当年郑和官厂所在，甚至认为那块镇国山碑就在此山，只是目前找不到而已。纵然马来古文献的记述，这座山只是叫“中国山”（Bukit China），不曾言及与郑和有关。1683年，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出巨资向荷兰当局买下整座三宝山，供华人深守“慎终追远”之古训。但华人至今都一直俗称它为三宝山，相信它与三宝太监郑和有关联，也相信三宝井是郑和当年所挖掘。
景点上的英文和马来文解说里，水井是拜里迷苏拉专程为汉丽波公主所挖，三宝山也是他赏赐给公主和她的500随从居住的地方。这些随从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出了一支特殊的种族，被称为人（Baba），族中的女子被称为Nyonya，当地华人翻译成“娘惹”，她们的手艺在马六甲沿袭下来，成为一种特色美食风味。人拥有财富智慧并且延续中国的习俗，但并不会说中文，荷兰街原来据说就是人聚居的地方。也有人认为，人的先祖即使不是公主的随从，也是郑和船队的随行者。
郑和的面孔
漫步在城市中心广场蜿蜒的红砖路上，本土马来人蹬踏着揽客的观光小三轮花车常常擦肩而过，伴随着大声“Hello”的，就是车上大音量播放的热闹中文歌。
弥散在空气中凝结在肌肤上的黏稠感，也许会更快唤起广东一带旅人的记忆。而语言，相信是最能拉近任何中国人和这座城市的距离。衣食住行，旅行中最关键的部分，在马六甲全部可以用中文解决，并不太费周折。“马六甲完整保留了小学到中学12年学制的华校教育”，作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华校校长，93岁高龄的拿督沈慕羽提起来依旧会觉得十分自豪。或许也正因为如此，马六甲的顽强郑和记忆，其实来自华人群体的坚持。
华文课本里的郑和故事版本来源于中国的正史，就如同印尼三宝垄正在大兴土木重建的三宝洞，庙宇上的图案全部来自中国一样。至今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居编纂的历史课本，提到马六甲，必定有一个章节是谈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与贡献，如“三宝山三宝井古迹是马中两国友谊的见证，也是我国华族在这土地开荒垦殖的例证”。此外，从1975年开始，董教总主办的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统一考试，郑和下西洋，抑或马六甲王朝与明代中国的关系，一直是本国史考试时常出的热门考题。
安焕然说，马六甲的郑和热“最初是在中马双方政治人物的互访中牵动的”，而现在的郑和热“更反映在经济市场导向上”，如今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高居古城马六甲外国访客的70%”，是一个“不能拒绝的诱惑”。2004年1月，马六甲州政府主办了“马中建交30周年”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马六甲历史博物馆设立了“郑和文物纪念廊”，并主动向华社要求借出一尊落难在汽水厂里的郑和石像，用吊车搬运到博物馆的庭院。马六甲州房屋地方政府及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拿督威拉傅润添说得很清楚，“郑和石像能够竖立在郑和文物纪念馆，相信这纪念馆能够促进本地旅游业发展”。
这尊郑和石像是1991年5月从泉州定制的，高14尺，重11吨，耗资马币22000元，当年华社欲立此像于三宝山，马六甲州政府反对，理由是郑和是回教徒，回教徒不能崇拜偶像不能立像，这像只好被倒卧放置在一个神庙戏台下。后来在三宝山麓旁的一间汽水厂华人经理觉得其处境实在可怜，把它暂时收容在工厂的空地上，石像脸部朝下卧睡了8个年头，1998年2月才被竖立起来。直到被搬入博物馆前，当初石像运输的铁套都没有解除。
马六甲另一尊出名的郑和石像在三宝山下的宝山亭，也就是被华人俗称的三宝庙中，需细心寻找方能发现，这尊石像不过两尺，被放在宝山亭大门右侧的一个角落里，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他的名气。离开宝山亭的时候，刚巧邂逅了一队河北邢台来的游客，领队的是当地导游，特地将游客领到这石像前，说“过来摸摸这个将军的宝剑，必定会带给你们好运气”。
（注:文中满剌加即马六甲，因引用不同史料的缘故，名称无法统一）
（本文所引用的大量史料有赖于交通部郑和600年纪念筹备办公室吕希安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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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11 09:48 AM 标题:
王鸿谅：爪哇三宝垄:成为“守护神”的郑和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是个一到雨季，周边主要交通路段就会被水淹没的城市，各色车辆排成长队，在闷热的阳光下缓缓挪动，摩托车常常呼啸穿梭，喧闹嘈杂得像任何一个中国的小城镇。或许能够在海边考证这里真的依旧是一个工商业繁盛的通商口岸，但在城市里，并不能感觉繁盛的气息。
这里之所以能得到华人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源于它的名字和流传在这里的郑和故事。尽管《明史》里并没有保留任何郑和曾经到过这里的记载，却并不妨碍他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口口相传，被演绎神话得足以构建起一个陌生的郑和形象。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时候，今年8月，三宝垄甚至准备举行一个长达7天的盛大郑和纪念活动，参与其中的中爪哇省省长马拉第安多（Mardianto）表现出对于郑和的极大热情，他承认，“郑和是三宝垄惟一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危险的航行
马六甲与印尼之间的客运航道至今依然存在，从马六甲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另一端的印尼——苏门答腊、爪哇以及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岛，就像600年前郑和船队曾经多次经历过的那样。不过如今这些航线似乎仅限于当地经济并不宽裕的工人和前往马六甲的印尼外劳，绝大多数人依旧会选择飞机。
马六甲的华人都说“航行并不安全”，有海盗出没，也有一些并不友好的当地风情。翻开当年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关于爪哇的记述，“三岁小儿至百岁老人”皆“腰间持刀”，“其国风土无日不杀人，甚可畏也”，传递出的都是恐怖气息。根据马欢的记录，郑和船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多次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这些航行并不平安。比如1406年，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途中到达爪哇东部，适值满者伯夷国发生内战，在这场东西王之争中，西王的军队杀死了郑和的随员170人，后来西王当即遣使向明成祖谢罪，明成祖只责令西王赔偿黄金6万两赎罪了事。1408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途中再次到达东爪哇，西王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仅仅赔偿了1万两黄金，而明成祖依旧没有追究。
郑和显然并非最先到达爪哇的华人，他在这里很快发现若干处由中国富商所建立的规模颇大的居住地。这些中国商人无视明初的禁令，早在14世纪末即已抵达此地。在爪哇岛西北部沿海一个叫革儿昔(Gresik)的村落，就由一个来自广东的人管理，有数千户的中国人住在那里;东北沿海的泗水(Surabaja)，也一样“多中国人”。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似乎与当地其他岛民，如回回人、马来人，以及居于山区的土著等有所隔离。郑和及随行人员记载中所描述的一批崇信恶鬼、食“蛇蚁”与“诸虫蚓之类”者，即是指那批山区的土著。
郑和船队所携带的瓷器和丝织品成为最受欢迎的货物，在爪哇交易途中，郑和的随行人员目睹了一种奇怪的表演，一个表演者当众按着一幅画，即席述说故事。这些从大明帝国来的人，觉得有点类似他们的传统说书:“有一等人，以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如手卷样。以三尺高二木为画干，止齐一头。其人蹯膝坐于地，以图画立地，立展出一段，朝众番语高声，解说此段来历，众人环坐而听之，或哭或笑，便如平话。”这些明朝人也在爪哇东部看到了一场竹***会，如今这种竹***会风尚仍在，只是并非以搏命的方式进行。郑和的时代，这种赛会进行时，两名爪哇男子随着鼓声的脉动，向对方前进、后退，并挥刺着尖竹***。男子的妻子、女奴，则紧侍在侧，并且会在一方或双方伤重致死之前，叫喊:“那刺（退后）！”以终止对方再刺。若有人被刺死，则得胜的一方会给予死者的家人一枚金币，然后带走其孀妇或女奴作为奖品。另外，郑和的人也在当地看到火葬，以及丈夫死后妻子殉死的印度传统。“出殡之日，木塔高插，下垛柴堆，纵火焚极，候焰盛之际”，婢妾“满头带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号哭，良久，撺下火内，同主尸焚化，此为殡葬之礼”。
细细翻阅史籍，似乎也找不到关于郑和曾经到过中爪哇三宝垄的描述。19世纪30年代初，印尼土生华侨记者兼历史学家林天佑，在研究了当地华人公馆所存的档案记录和英、荷学者的著述之后，写出了印尼文的《三宝垄历史》，断定永乐十四年（1416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来过三宝垄，登陆于今天三宝垄西北郊的赛蒙安河（Kail Semongan）河口，并在河畔附近的一个洞穴扎营，随之而来的华侨，最初也定居在郑和扎营的这一带地方。这段考证如今成为许多追寻三宝垄历史的学者们广泛引述的资料。
三宝垄传说
三宝垄有两处关于郑和的著名建筑，一个是传说郑和登陆地点的三宝洞，一个是后来兴建的大觉寺。三宝垄三宝基金会秘书柯东海解释说，原来只有一个三宝洞，但当时那片土地属于犹太人所有，华人去参拜郑和需要交钱，所以后来华人就决定再修建一座祭祀的庙宇来供奉郑和。传说中郑和登陆三宝垄的日子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九，于是每到这一天，信徒们就会抬着大觉寺供奉的郑和塑像，敲锣打鼓来到三宝洞，“送三宝大人回家”，庆祝结束后再把郑和抬回大觉寺。后来，三宝洞也成为华人资产，这个庆祝活动也一直延续下来。
两个地方对于郑和的纪念并不会发生任何冲突，而大觉寺还多了另一重功能，就是华人聚会的场所。即使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希望能感受中国文化的华人们依旧会偷偷聚集到这里，说着自己的语言，唱着熟悉的歌曲。现在已经不必再偷偷摸摸，大觉寺基金会主席李伯图说，每天都会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直到夜间21点，这里都能有“中国的气息，郑和的气息”。
到达三宝垄刚好赶上这里的雨季，寻访到传说中那么出名的三宝洞时，着实有些失望。据说这里曾经很靠近海洋，是郑和登陆的河口所在，历经岁月变迁，即使远眺，也看不到赛蒙安河的方向。看到的是另一种水流的情景——三宝洞建筑群中三个相连的殿堂都被浑浊的水流所包围，庙里的印尼工人正架设起一台机器，将淤积的雨水抽到高处的排水沟里。冒雨前来这里烧香或者参拜的人，被阻隔在水的两侧。
柯东海显然已经对这种场景司空见惯了，“原来三宝庙的建筑位置都很低，一到雨季，就是这个样子”，站在供奉土地公的侧殿前，他指着前面明显高出一米多的台阶和路面说，“雨水最多的时候，甚至都会漫到侧殿里”。供奉郑和的三宝洞，就在右侧的另一个建筑里，地势比这里稍稍高出10厘米。着实是一个灯光昏暗的地方，供奉着三尊塑像，柯东海说三位都是郑和，差别只是大小和建筑材料不同。中间那尊最小的是原来就有的，旁边两尊颜色鲜艳的，是不久前从福建专程运来的。这么多的郑和并不会妨碍来这里求签问卦的信徒，他们依旧会虔诚地跪拜，点燃炷香，选择不同的签筒，摇出他们渴望的神明指示。在这些庙宇建筑中，虔诚的信徒们供奉着许多巨大的香烛，柯东海说，这些一人多高的香烛可以燃烧半年之久，当然价格不菲，一对香烛差不多合人民币5000元的样子。
现在的三宝庙正在大兴土木，新的主殿和一些别的祭祀建筑都在紧张的赶工期，柯东海说，这些工程已经进行了两年了，必须要赶在今年7月底完工，迎接他们即将在8月1日开始举行的郑和600年盛大庆祝。作为这项活动的主持者，李伯图虔诚的相信，“三宝大人是很灵验的”。他列举出了一系列的故事作为证明，在这些故事里，郑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保护神”，而不仅仅只是600年前一个奉皇命出使西洋的使者。
李伯图很坦白地承认，他所知道的郑和正史，全部来自中国的记载，就连正在重新修建的这些华丽的庙宇，设计的图案、建筑材料也都来自中国。在新修建的正殿后面，有一个大型的浮雕墙，上面记录的就是满者伯夷王朝时代，郑和到达爪哇的故事，“这些图案都是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的，雕刻的工人是来自巴厘岛”。
分享郑和
在三宝庙里几乎找不到能够说中文的工作人员——这与印尼一段特殊的排华历史有关，负责照看和解说的，全是三宝垄本土的印尼人，但是他们却同样知道郑和的故事，而且是许多在史书中不曾听闻的神奇传说。
这也是三宝垄最令人好奇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郑和的故事是由本土印尼人和华人共同分享的——李伯图说，印尼其他城市的状况他不太清楚，但是在三宝垄，郑和的故事不分种族。亲眼看到那些三宝垄的印尼人侃侃而谈郑和故事的时候，或许谁也不会再怀疑郑和曾经的确到过这里。三宝垄传说中的郑和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他带来了财富、知识和美丽的瓷器与丝绸，教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耕种的方法。甚至还流传下来一个爱情故事，这显然是杜撰，不过有意思的是，三宝垄的印尼人并不介意郑和的宦官身份，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宦官的意思。
对于这一点的印证，中爪哇省长马拉第安多的说法更具信服力。24日下午刚刚从雅加达返回的马拉第安多，径直从机场来到三宝洞，视察工程进度，这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采访机会。马拉第安多说，他小时候其实并不知道郑和是谁，但是对于华人每年一次从大觉寺抬三宝大人的活动却记忆深刻，后来从别人那里听来了郑和的故事，马拉第安多承认，“印尼的历史教材和课本中并没有郑和的故事”，“但是郑和的故事却口口相传地流传下来”。
现在这位在任7年的省长对于郑和600年的庆祝有异乎寻常的重视，李伯图说，事实上，三宝垄的华人群体这次能够放心地大手笔筹办8月的庆祝，就因为得到了官方支持，“全部预计1500万人民币的投资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李伯图说，这些钱全部来自华人团体筹集的基金，其中也包括部分三宝垄印尼人的捐款。
也许郑和的穆斯林身份对于他成为三宝垄的传说有很大帮助，根据荷印官员波曼（Poortman）从三宝垄的三宝庙取得的资料，郑和访问爪哇之后，“接着1411年，在安哥（Ancot）即雅加达，井里汶（Cinebon）、杜板（Tuban）、锦石、惹班（Mojokertor）及爪哇其他地方，纷纷建立清真寺”，郑和下西洋，把清真寺的建筑也传入东南亚，对后来东南亚清真寺建筑和伊斯兰教的传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还有传说三宝垄的三宝庙就是当年“三宝太监及其侍从所建立的回教堂”。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着一段复杂的传教经历，1419年，郑和任命占城华人彭德庆（Bong Ta Keng）为海外华人总管，以促进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当时占城是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中心，彭德庆就是一个穆斯林，他很重视在东南亚各国传播伊斯兰教，因此任命了许多来自云南的华人穆斯林为各个贸易港口的华人首领，颜英裕（Gang Eng Chou）在郑和第6次下西洋的1423年被任命为杜板的华人首领，他在郑和死后，继承郑和的遗愿，继续努力推动伊斯兰教的传播。
他委任孙龙为旧港华人首领，彭德庆的孙子彭瑞和为思吉（Yorthan）港的华人首领，彭瑞和又名苏南·岸佩尔（Sunan Ngampel），是一名伊斯兰传教士，在《爪哇纪年》中被称为拉登·拉赫迈特（Raden Rahmat）他致力于在岸佩尔、泗水、淡目等地从事传教工作，使不少爪哇人改信伊斯兰教，从而在岸佩尔建立起第一个爪哇的穆斯林社区，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奉为爪哇的伊斯兰九贤之一。
孙龙的养子陈文，又名拉登·巴达（Raden Pateh），1474年，陈文离开旧港来到泗水，投到彭瑞和门下，成了他的弟子，一年之后，征得彭瑞和的同意，来到三宝垄以东的宾塔罗，遵照彭的指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爪哇人的穆斯林社区，传播伊斯兰教。1478年，率领伊斯兰教联军击败满者伯夷，建立起爪哇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淡目王国。从此伊斯兰教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爪哇岛及其群岛的其他地区。在15世纪后的短短时期内，“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在宗教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郑和被认为在这段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所引用的大量史料有赖于交通部郑和600年纪念筹备办公室吕希安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陈家坪 时间:
2005-7-11 09:50 AM 标题:
马戎戎：在印度，寻找郑和时代
“嘎嘎，嘎嘎”，一阵吱嘎作响之后，在五个赤着上身的精壮汉子的操作下，一面3米见方的硕大的蓝色渔网被缓缓放入水中，渔网以四根长达3米以上的木棍绷紧，木棍的另一端收拢起来，固定在巨大的木架上，木架和木棍顶端通过长长的绳子连接，绳子的另一端从木架下垂落，用巨石绷紧，这绳索是用当地特产的椰子树的纤维编结而成，用力拉扯着绳索的汉子们喧哗着，似乎非常关心这一网的收获。
这是一幕与中国云南水乡完全相同的捕鱼场景，不过，它发生在印度南部卡拉拉邦的海港城市柯钦。
柯钦的当地人说，中国渔网是中国人带来的。岛上有一块介绍中国渔网来历的石碑，上面写着:“大约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从科兰加诺尔迁居到科钦，并把这种中国渔网带到了这里……”在柯钦半岛上的印葡博物馆里，一块介绍科钦历史的展板上有这样一段话，“自1341年后，佩里亚河和帕姆巴河遭遇了可怕的洪水。两条河在入海处吞没大片平原，与岛屿形成了所谓的回水区。这带来了港口和科钦的发展。来自中东(邻近阿拉伯和波斯)、远东(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开始在这里安家落户”。在当地人眼中，中国人是一群奇怪的人，他们总是瞬忽而来，瞬忽而去，讲求礼貌却又不和当地人有过多的交往。印葡博物馆的馆长XAIVER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先生，坐在博物馆的台阶上，他一笔笔地写下了柯钦半岛上关于中国人的传说:很多很多年前，中国人驾驶着大船从海上来到柯钦，他们在这里建造佛寺、编织渔网。然后有一天，他们全部都乘船走了。据XAIVER说，一直到1961年中印战争爆发前，岛上还有一些中国人，甚至还有一家夫妇开了一家中国餐馆。
公元1350年至1450年，那正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在那时，柯钦还不叫COCHIN，而叫COCHI。跟随在郑和身边的马欢，正是根据这个读音，将之记述为“柯枝”。在马欢眼中，柯枝是一个颇有异国风情的国度，这里的人“头缠黄白布，上不穿衣，下围拧丝手巾”。马欢所说的“拧丝手巾”，被当地人称呼为“奥都”。奥都是一块3米长1米多宽的布，当地男子将之像围浴巾一样围在腰间。然而马欢并没有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因为再往北190多公里，就是“西洋大国”古里。
郑和时期的MALABAR海岸
“古里，西洋之大国也”。《瀛涯胜览》“古里国”目一开篇，马欢就如此称呼古里。对如今的古里——印度南部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似乎已经很难当得起这个称号了。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东亚人种模样的外来客能够轻易地引发当地人的好奇心。从机场到市内的路上，在路边玩耍的孩子围拢到我的出租车周围，拼命向车窗里张望，很多人用浓重的本地口音叫喊“Japan”，“Japan”。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我是他从业10年来拉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对中国人的好奇令人难以相信这就曾是那个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都曾长住过的古里。卡利卡特海滩上空荡荡地看不到几艘船，海滩边上供商人贸易用的简易房屋空无一人。不过或许是因为正值6月雨季，6月的卡利卡特，一天下5～10场雨是常有的事情，经常是一场大雨刚歇，另一场大雨又至。有时候甚至天上还有太阳，一场大雨就兜头浇下来，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雨却又收了。马欢在“柯枝”中所记载的“五六月日夜间下滂沱大雨，街市成河，人莫能行”的描述可谓准确。
在郑和的航海时代，古里能够成为贸易大国，并不是因为它“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从卡利卡特到柯钦只有191公里，从柯钦再往北走314公里，就是印度著名的商业城市孟买。在印度航海史上，这一带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拉巴海岸”（Malabar），沿着海岸线，很多最好的海滨宾馆都以“马拉巴”为自己命名。
卡利卡特当地学者、旅游顾问K.Mohan告诉记者，Malabar来自于印度南部的土著语言malayalam语言。印度是世界上语言最多的国家，仅仅注册在案的就有1000多种，印度的卢比上印有印度最通用的14种语言，malayalam语就是其中之一。《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孟席斯曾将之误认为中国草书。在他看来，这种语言在书写上有两个特征，其一，每个字母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Malabar在malayalam语中的意思是“群山环绕的海港”。这是一个形象的称呼，Malabar地区位于印度西海岸，西临阿拉伯海，东面则是被森林覆盖的高止山脉，这使得城市的地貌往往是西临大海，东有高山。这一点被马欢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柯枝国“东是大山，西临大海”;而古里国则“边海山远”。
郑和并非第一个到达马拉巴海岸的中国人，在郑和时期，马拉巴海岸和古里已经是世界海上贸易的重要中心。关于这一地带在地理上的战略意义，印度学者K.M.Pa ikar在他的著作《印度与印度洋》中说的很清楚:“印度洋和太平洋、大西洋不同，它的特点不在于两边，而在于印度大陆的下方，它远远伸入大海一千来英里，直到它的尖端科摩林角。正是印度洋的地理位置使印度洋的性质起了变化。”这个尖角使马拉巴海岸拥有了格外特殊的地位，在马拉巴海岸周围:“西北角上有波斯湾，这个海湾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谷和历史上有名的美索不达米亚为后方，在海洋航运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阿拉伯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海之一，介于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前，北部以荒凉的波斯海岸为界。由于季风的关系，3000年来一直是商业和交通的大道，印度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实际上所有的东方诸国都把它当作主要航区。”
从公元前1世纪起，航海者们就利用季风发现了这条绕过科摩林角通向东亚或者非洲的道路。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德里格在他的著作《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传奇》中指出，早在公元1世纪，已经有航海者来往于这条海路。1世纪末编写而成的《厄里特亚海航行记》中记载，有一个叫做Hi ale的罗马人发现了一条从红海通向印度的路;而公元166年，有一个人通过这条路，来到中国，自称是罗马皇帝的使节。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罗马皇帝的使节，非常难说，因为他带的礼物都是些***、犀牛角、龟甲等，更像是产自印度。或许他只是个印度商人，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获取很多的利润。这并不古怪，在后来陆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岁月里，如何分辨土匪、贫民和真正的使节一直是让中国人头疼的事情。但是在郑和的时代，这一点并不成为问题，因为真正的海外国王派遣的使节，会跟着郑和的船回去。
Pa ikar认为，在郑和到达印度的13世纪之前，印度人本身的航海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海洋的控制权掌握在西南角的潘利亚人和东南角的朱罗人手里。马拉巴海岸是潘利亚人的领土，他们在马拉巴海岸上建立了很多商业行会，由这些行会来制造航船、甚至建立海军。13世纪的印度文献《尤克提·卡尔巴·达鲁》记录了当时印度船舶的水平，这本书显示，当时的船不但有着详尽的制作方法，还分成许多类:航行内河的，航海的，运客的，载货的。被列举的海船有十种，最大的一种叫做维吉尼，有176腕尺长、20腕尺宽，17又8分之3腕尺高。（一腕尺等于18～22英寸），还有带有舱房的各种客船和专门用来作战的战船。根据《印度与印度洋》的叙述，15世纪，当达·迦马带着他的船队来到卡利卡特，试图霸占海洋控制权的时候，卡利卡特派出了一支由80艘坚固战船和1500人组成的战舰，达·迦马带着他的船队望风而逃。
与郑和的宝船一样，如今这种船舶在印度也难得一见。在马拉巴的港口，随处可见的依然是阿拉伯式的平底翘头小船。在卡利卡特的旅游图上标明，在旧港口有一个建造古船的工厂，可惜等记者赶到，工厂已经关了。不过莫汉告诉我，这不是因为记者到得迟，而是因为这个船厂只是一个仅仅在旺季面对游客的旅游资源，那条古船已经建造了5年，依然只有骨架，没有做好一个舢板。
扎莫林王和他的国际贸易
郑和到达古里和柯枝的时期，马拉巴海岸正处于扎莫林王的统治之下。扎莫林（ZAMORIN）同样来自于malayalam语，意思是统治大海和山川的人。扎莫林王朝是一个于13世纪建立的王朝。之前，在8世纪的Chera帝国时代，卡里卡特作为泰米尔地区的一部分被叫做Kallikkottai，已经是那时最繁盛的海港。在9世纪，卡里卡特成为第二Chera帝国的一部分。Chera王朝统治这一部分直到公元1122年，之后王国被分裂为许多叫做“NADU”的独立地带。在13世纪，这些独立地带被分别叫做Ernad和Polatthiri的国王统治。Ernad和Polatthiri争斗了48年之久。之后，Ernad赢得了胜利，在一个叫做Velapuram.的地方建立城堡，之后，Ernad的势力范围大大增强，他所管辖的地带被称为Swami Nambiyathiri Thirumulpad，欧洲人称他为“扎莫林”（Zamorin）。本地人称呼这个被城堡环绕的地带被称为Koyil(palace)Kotta(fort)，演变为今天的名称Kozhikode。
在印度历史上，扎莫林王朝是一个充满故事的王朝。这个在中国文献中被以“古里国王可米的”或者“可米喜”含糊带过的形象，在卡拉拉邦，却有很多绘画和传说。在绘画中，扎莫林王气宇不凡:蓄着古代印度王公特有的羊角胡须，身穿丝绸长袍，双臂挂满金镯。传说他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帝王，能自己写诗，自己谱曲，甚至对印度医药也有自己的独特研究。卡利卡特邦有一所在印度很著名的医学院，传说前身为第一任扎莫林王设立。
但扎莫林王的王位并不是那么稳固。不同于北部印度，南部印度在15世纪莫卧儿王朝之前一直处于大小王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HIMANSHU PRABHA RAY女士介绍说，由于争战不断，印度南部历史就是一本糊涂账，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目前大致可以推断的是，1405～1433，郑和到达印度的年代，印度北部正是“德里—苏丹”穆斯林政权时期;南部表面上由两个大政权控制:Vijayanagar和Muslim Bahmani。前者属于印度教，后者则是穆斯林政权，由于宗教问题，双方不停争斗。卡拉拉在印度有“神的国度”之称，是Vijayanagar和Muslim Bahmani都惦在心上的地方。
扎莫林王很清楚自己国家的优势所在，在公元13世纪，他宣布，古里是一个自由港，任何船只在驶往他国途中，都可以在此停泊，补充淡水和食物。1442年，卡利卡特本地诗人阿朴杜尔·拉沙克说，在卡利卡特，每一艘船，不论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驻进这个港口，就会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一举措立即使卡利卡特成为当时国际第一大港，古里成为马拉巴海岸最富庶和兴盛的国家。胡椒和生姜成为古里主要的出口货物，在东方生活和游历了25年的意大利商人冒险家尼科罗达康提曾描述过600年前的卡利卡特是如何晒制干姜的程序:“姜是取自某种灌木的根部，他们将灰烬撒于其上，然后放在热带阳光下三天就会被晒干。”在今天的卡利卡特，这种方式依然在被大部分家庭使用。
在对外交往上，扎莫林王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谦恭谨慎的态度。对于带着大宝船远道而来的中国人，他积极地参加到“天朝纳贡”的体系中，《瀛涯胜览》中记载，古里王曾经朝贡给朝廷一条金丝宝带表示臣服:“金丝其细如发，结花缀八宝珍珠雅鹘石于其上。”而根据《罪惟录》传三十六《外国传，古里国》中记载:“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古里为最。”
显然中国人对这位君主也很满意，视该国为一具有高度组织的社会，以其文官体系运作成效显著，军队与水师训练精良，更有完善司法制度，给予极高的评价。随郑和出使古里国的成员之一费信在游记中对古里大加赞颂:“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路遗他不拾，家富自无欺。酋长施仁恕，人民重礼仪，将书夷俗事，风化得相宜。”而马欢也说“人甚诚信，济楚标致”。史书《罪惟录》记载，永乐五年，1407年，遣太监郑和赐王诰币银印，立石其国，题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熙禳，大同风俗，刻石于兹，永乐万世。”
HIMANSHU PRABHA RAY女士认为，扎莫林王是一个很善于利用宗教来推行国际贸易的君主。在《瀛涯胜览》中，马欢详细地描述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王信佛教，敬象及牛。”盖佛殿以铜瓦，及以铜铸佛，掘井与佛像之旁边，每早王汲水浴佛礼拜。“然而在卡利卡特当地的地方志中，扎莫林王却是一个穆斯林。根据印度历史学家K.V.Krishna Iyer的推断，作为穆斯林，Zamorin给予了马拉巴海岸的阿拉伯人以特殊照顾，从而确保了自己在卡拉拉邦和马拉巴海岸上的优势地位，在1498年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包括古里的主要竞争对手柯钦在内，所有卡拉拉邦的酋长都承认扎莫林才是这一地区的首领。
郑和时代的海港与宗教
距离卡利卡特16公里的KAPPAD海滩上，修建着许多墓地。这些墓地用青石砌成，有着奇怪的方尖墓碑和长长的圆穹形状的墓顶。墓地边的小屋子里，住着许多长发长须的苦修者，他们的形象如同巩珍在《西洋番国志》里描述的“道人”:“不经梳篦，以酥油等物将发搓成条缕”，“将牛粪烧成白灰，遍搽其体上下。”这些所谓的道人，其实是印度最常见的苦修行者，印度教徒相信，通过身体的苦修可以到达天堂，因此不沐浴、不穿衣。但这片墓地并不是印度教徒墓地，卡利卡特的地方志上记载，这片墓地建立于13世纪，是印度目前现存最早的穆斯林墓地。
穆斯林人是从亚丁湾乘船而来的。Pa ikar在《印度与印度洋》中指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印度人就知道了在亚丁湾，有一群聚集的阿拉伯人，他们信奉一种叫做“安拉”的神。HIMANSHU PRABHA RAY女士认为，就像中国的高僧法显为了佛教在公元415年第一次实现了从古里乘船到马六甲再到中国一样，阿拉伯人在宣扬真主安拉的名义下从亚丁湾来到古里，北上到印度北部。公元1100年，穆斯林人的政权德里—苏丹统治了印北，在印南，也成立了不少小王国。《印度与印度洋》一书介绍说，阿拉伯人的到来几乎结束了13世纪印度人在印度洋上的控制权力。到了13世纪之后，而阿拉伯人的经济实力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HIMANSHU PRABHA RAY介绍说，当时在印度南部，所有重要的经济交易全部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因此一切重要交易都是在清真寺里进行的。
根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起，至翌年四月止，郑和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贸易、***。按照当地风俗，他们做***有一个本身的惯例。马欢详细地记述了他们和当地人交易的全过程:一开始，郑和这边的一名宦官和印度那边的牙人（经纪人），会先为宝船船上的货物择定议价的日子。到了那天，古里国中主管宝船贸易的大头目及其他人，“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议价完毕，“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击。”牙人当众说:“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接着，印度人那边贸易的商品，如宝石、珍珠、珊瑚及胡椒等，也循前述的方式进行议价。当中国人用算盘开始估价时，印度人则以两手、两脚并20指计算。然而，据马欢的叙述，他们计算的结果“毫厘无差，甚异于常”。***手续所需时间，快则一个月，慢则两三个月。事后即照原定的价格交货，“毫厘无改”，而国王则对所有贸易的商品进行课税。
贸易正在进行时，中国人首次耳闻了一则稀奇的故事，这则故事涉及一个叫某些（Moses）的圣人和他的弟弟亚伦（Aaron）以及金牛，他们误以为此事发生在古里，而且将其与印度人尊敬圣牛联系在一起。这则郑和还有他的水手听到的故事，虽经改写，却仍然存有《旧约》的痕迹:
传云:昔有一圣人名某些，立教化，人人知其为真天，人皆钦从。以后圣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没黎掌管教人。其弟心起矫妄，铸一金犊，曰:“此是圣主，凡叩之则有灵验。”教人听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粪金”，人得金，心爱而忘天道，皆以牛为真主。后某些圣人回还，见众人被弟撒没黎惑坏圣道，遂废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骑一大象遁去。
显然，欧洲人信奉的基督教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这个海边的小城。只不过，当时的郑和不可能知道，再过90年，一个信奉这个圣人的叫做达·迦马的葡萄牙人会驾着一艘比他的船小得多的帆船来到这里，彻底改写了印度和世界航海的历史。
陈家坪 时间:
2005-7-11 09:51 AM 标题:
李菁：祖法尔:西行航线中的郑和船队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撒拉拉”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6月14日下午，在从首都机场出关时，工作人员也紧盯着机票上的目的地好几秒，毫不掩饰自己的疑惑:“你去那儿干什么？”从阿联酋的迪拜转机时，这个问题又被那位一身黑袍、戴着黑头巾的女工作人员问了一次。
其实，这个城市及它所拥有的那片海，至少对近六百年前的郑和船队来说并不陌生。
郑和共有7次远航，从第4次起，船队开始向西。作为其西行航线的一站，“祖法尔”也频频出现在与郑和或与明朝有关的多种中国史料中。
西行——郑和的新使命
季风带来的雨季马上就要到了，海浪一道接着一道向前翻涌着，伴着白色的泡沫和巨大的吼声。每年的6～8月间，撒拉拉人都会用一个盛大的“季风雨节”来欢庆雨季到来，对成年置于烈日炙烤的整个阿曼来说，这都是个被期待的季节。
阿拉伯海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撒拉拉是个被海洋包裹着的小城，向南驱车甚至步行出酒店没几分钟，视野里便只剩下海，统称“阿拉伯海”。而这片清澈至极的海与记者去年在其相对应的东岸——巴基斯坦卡拉奇看到的已经泛黄的颜色截然不同。
“印度就在那边，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一身传统阿曼服装——白袍、红头巾的赛义德·哈桑（Said Ha an）指着海洋的东边说。
郑和船队是何时第一次出现在这片海域，史料并不统一。“祖法尔”这个名称均出现在马欢与费信永乐七年（1409年）秋开始的第3次航行的记载中。而包括《明史》在内的其他正式史料则在郑和的第6、第7次航行中才开始出现“祖法尔”这个字眼。
“我已经尽力了，很抱歉我什么也帮不到你。”6月20日，撒拉拉图书与文化中心的主管默哈麦德·赛义德·阿里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看着记者，面前的桌上摆满了从图书馆查到的各种历史书。“Zheng……He？”他努力发出这个对他来说陌生而拗口的名字，摇摇头表示一无所知。
实际上，想从阿曼那里得到相对应的郑和资料简直是个奢望，甚至，想要了解当地在15世纪的那段历史都是一场徒劳。在此之前，默哈麦德先生联系了三位当地著名的历史学者，邀请他们介绍这段历史，但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回绝了记者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理由是“资料太少”。“请你理解，葡萄牙人后来侵略了我们，他们破坏了很多历史资料;再加上地震或大火这些灾害，能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默哈麦德说。
这个全称为“阿曼苏丹共和国”的国家直到1970年才由现任苏丹卡布斯统一成立，第一个考古挖掘也从这一年才开始。对阿曼人来说，似乎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整理到600年前的那段历史。
1412年，完成第3次航海回归故乡的郑和，休整没多久便接到朱棣的第4次远航的命令。前3次远航已达到目标，天朝已重新打开了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或许是被前3次的成功所鼓舞，朱棣把冒险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西方——波斯湾，前往招谕忽鲁谟斯、卜剌哇、溜山、孙剌诸国。
接到明成祖继续西进命令的郑和，用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航行。像现代人一样，突破语言关是他第一个任务。
来自杭州湾的25岁的马欢是郑和征召的第一个“通译”，他也成了远航的首要记录撰述者。另一份珍贵史料来自费信的《星槎胜览》。费信是出生于江苏昆山的明朝普通士兵，在市舶司服役期间，刻苦好学的费信自学了阿拉伯语，在郑和第3次下西洋时，21岁的费信被选择为使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