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哉以仁为主，所履也唯礼是行
( Fri, 28 Aug 2009 16:29:3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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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大到 2010年10月31日是校庆70周年，这是从1940年10月31日中正大学成立时算起的。因为中正大学是江西师大前身，从中正大学、南昌大学到江西师院、江西师大是一脉相承的。过去在校庆50周年和60周年的时候对此没有进行论证，那时是得到广大校友认同的。因为1988年11月1日，在江西师大成立了全国性的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校友会，大家一致公认江西师大是母校，并推举江西师大校长李树源为校友会会长。在这次大会上，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刘振群学长代表参加会议的全体校友发言，也代表中正大学南昌大学广州校友会发言。他说：“感谢母校——江西师大继承、延续并发展了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感谢母校筹办组织了校友会成立大会，使我们这批游散在国内外的学子，找到了母亲，找到了根源，找到了集结地，找到了依靠。”
从传承的法律依据上，我查找了一些原始资料，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中正大学到南昌大学是“改名”，而不是 “被裁撤”、“被取消”或“被停办”。根据是：
根据是：1．1949年7月24日，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令：“根据中正大学及中正医学院大多数教职员、同学、工友提议，并经上级批准，中正大学改为南昌大学，中正医学院改为南昌医学院，自八月一日起改称上述新名称。”
2.1949年8月27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出教字第一号通令，公布《江西省教育改革方案》。其中有“以八一革命大学、南昌大学为基础，与原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农业专科学校、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合并为南昌大学。”
3．1950年3月3日，《江西日报》同时刊登了南昌大学和江西八一革命大学公告称，“奉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为了教学工作便利，八一革命大学与南昌大学分开办理。”南昌大学公告还有，“本大学改革委员会已于2月26日遵令结束，由临时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两校分开后，南昌大学由中南教育部直接领导，经费也由中南教育部直拨。
以上足以说明南昌大学对中正大学的继承。
第二，南昌大学到江西师范学院是校名被取消，不是学校“被撤销”，是学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根据是：1953年5月29日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批准高等教育部提出的“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其中关于中南区高等学校调整的意见是，“湖南、广西、南昌三大学校名取消，进行统一调整。”“三大学的师范部分分别独立为湖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及江西师范学院。”“河南大学校名取消，改为河南师范学院。”可见，江西师范学院是在南昌大学统一调整的基础上成立的。
第三，江西师院继承了南昌大学全部校舍场地，大部分图书资料，一部分仪器设备。
南昌大学给江西师院留下了三分之一的教师，大部分职员和全部工人。江西师院不是以师范部为基础或主体建立的，因为师范部本身没有校舍场地，没有图书资料，没有仪器设备，甚至没有形成自己的教师队伍。根据南昌大学1952年12月教职员录，师范部9个科除艺术科独立设置外，8个科（含中语、史地、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的科主任都是文法学院、理学院和体育专修科各有关系科的系科主任兼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挂靠在有关系科的。南昌大学留给江西师院教师75人，79%是文法学院和理学院教师，师范部教师只16人，其中艺术科教师就有6人，占38%。南昌大学给江西师院留下了理学院院长郭庆棻 、副教务长谷霁光、副总务长熊化奇、数学系主任彭先荫、文史系代主任欧阳琛、艺术科主任刘天浪、还有校务委员吴士栋，而师范部主任任言却没有留下，调到华南师院去了。由此可以认为，江西师院是南昌大学的直接继承者，南昌大学为江西师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说坚实的基础？我们不说校舍、图书、仪器，仅就教师队伍来说，南大留下教授12人，副教授16人，共占教师总数的37.3%，远远高于当时全国高校教授、副教授占教师总数平均23.1%的比例。
第四，综上所述，正大、南大到师院、师大一脉相承。
如果说，正大时期没有师范部就不存在传承问题，则院系调整后，有那一所综合性大学保留了原有的院系设置，没有改变学校的性质呢？院系调整前，全国有高等学校210所，经过院系调整后为182所，减少了28所。取消综合性大学校名的有9所，除了上述中南区4所外，还有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西大学、贵州大学、中原大学都取消了校名。保留校名的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只剩下文理学院，工、农、医、法、商等院系都调出去了。而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则成了多科性工科大学。这就是说，院系调整后，已经没有了原来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即文、理、法、医、农、工、商等学院要具备三学院以上）。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恢复过来，最先有扬州大学、延边大学，后有强强合并的浙江大学，再以后，所有大学都向综合性发展了。总之，我们说继承是学校的继承，学校性质的变化不能否定继承关系，更不能以原有院系的有无作为传承的依据。 （正大经济六届 欧阳侃)
( Fri, 28 Aug 2009 16:27:55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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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江西师范大学党委行政和全体师生员工，向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今天的校庆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主要信息是我校将在明年10月隆重举行七十周年校庆。但是在我的理解中，师大七十周年校庆绝不是一条简单的教育新闻，而是一件值得媒体朋友高度关注的文化大事── 一所大学连续七十年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散发出浓烈的文化意味。现在有不少学校将校史拉长到数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但是像江西师范大学这样不间断地存在了70年的综合性大学、具有70年本科办学历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即便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属凤毛麟角。在“七十”这个数字后面，凝聚了多少光辉的成就、厚重的传统和美好的回忆，还有多少沉痛的教训、艰难的抉择和深刻的反思。对即将举办七十周年校庆的江西师范大学而言，这个数字为我们的校庆活动注入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在全省人民为实现江西中部崛起而奋力拼搏、各类高校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的今天，向各大媒体、社会各界概要阐述江西师范大学举办校庆活动的宗旨和内涵，以此推进江西高教事业的新发展，是本次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所在。
一、江西师范大学七十年艰苦创业的历程，是江西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
在所有关心校史的师大人心中，都深藏着对于七十年风雨征途的记忆，这种记忆随时都能激发起我们浓烈而复杂的情感，因为它承载着一段艰苦卓绝而又惊心动魄的创业发展史。这种记忆已经内化为驱动一代又一代师大人不断前行的精神DNA，并且随着学科调整和人才流动向外播散，进入省内外许多血脉相连的高校传统之中。我们愿意与大家一道分享这种记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江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艰苦历程，代表着赣鄱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篇章。
我们不妨从一块奠基石开始，来回望这段历史的开端。
赣鄱大地千百年来人才辈出，根本原因在于书院教育的兴盛。江西的书院有“起步早”、“数量多”、“名声大”三大特点，白鹿洞书院曾被称为“天下书院之首”，象山书院、鹅湖书院也曾被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中。在近代江西教育史上，江西公立法政、农业、工业、医学等四所专门学校和私立心远大学等的创办，开启了省内高等教育的先河。到20世纪20年代初，江西在依靠自身力量创办新式专门学校方面，已经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有着众多知名书院的教育强省，竟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尤其是1933年法专、1935年农专停办后，全省只剩2所专科学校，且在校学生仅1058人。有识之士为此耿耿于怀、奔走呼吁。
1940年，经由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苦心擘画”，费尽周折，最终在抗战烽火之中创立了国立中正大学。在中正大学的奠基铭文里，我们似乎能听到创业者为心愿达成而发出的一声满足的叹息。
创校之初，胡先骕、萧蘧等教育大家相继执掌校印（关防），指挥演奏出江西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华彩乐章。几乎一夜之间，大批精英人才聚集在江西南部荒凉而又沸腾的丘陵之中，这所学校从三院九系起步，顷刻之间便让全中国学界瞩目，同时也让无数战区贫寒子弟命运改观。当时就有一位南昌学子，被西南联大录取后，因为路途遥远、无力筹办路费正打算放弃，这时中正大学的开办，挽救了他的学业，后来他学有所成，桃李天下，他就是默默奉献的校友中的一员、“二次曲线相切定理”的提出者熊大桢老师。
在当时，国立中正大学虽然被日寇炮火所逼，四次辗转迁移，可是仍然很快跻身全国一流大学，业绩显著，人才辈出，植物学、土木工程学、畜牧兽医学、昆虫学、森林学、教育学等学科处于全国领先，为我们留下了十年极不平凡的历史。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有多少学术名家曾在中正大学执教或学习过。
南昌解放后，1949年7月24日，当时的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令，国立中正大学改称南昌大学。1950年2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城东青山湖畔的老飞机修配厂东面近千亩土地作为南昌大学永久校址。11月，南昌大学校部迁往新址，即今位于北京西路与文教路之交的青山湖校区。1952年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开始，南昌大学部分学院、系科陆续被调整到省内外其他高校。1953年10月，以调整后的南昌大学为基础成立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大学撤销。江西师范学院继承了南昌大学全部校舍、大部分图书资料以及一部分仪器设备，师资队伍保留下来的约占三分之一。随着江西师范学院的成立，中正大学、南昌大学的学统和文脉在同一片土地上得到了延续。我是在学校校园里长大的，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南昌大学校车在市内奔驰的情景，那时学校在城里有多处宿舍，甚至连市中心的电影院也归学校管理和收费。
1969年元月至1972年9月，江西师院一度迁往拿山，改名为井冈山大学。1983年11月，江西师范学院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现在已经拥有瑶湖、青山湖2个校区，占地面积3400亩，建筑总面积140余万平方米，学校固定资产突破3.6亿元，办学设施各项指标达到教育部部颁优秀标准，处于国内高校先进水平；设有24个学院，在校全日制本专科生近4万人，博士、硕士研究生2000余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5000余人；拥有15个教育部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校人文社科基地，承担了300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学校图书馆藏书214万册。作为反映学校办学水平、育人水平的重要指标，学校第一志愿录取率、就业率和社会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七十年辗转办学中，学校为全国和全省输送了各类人才十余万人。其中，在中正大学和南昌大学时期，就先后培养了毕业生1882人和1870人，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各时期校友追求与奉献的身影，遍及江西省及其他多个省份，海内外许多地方也都可以见到师大各时期校友的身影，有许多校友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中，中正大学毕业的有中科院院士黄克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江作昭、陈嘉翔、清华大学副校长解沛基、著名诗人公刘、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作者杨非等。南昌大学毕业的有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正部长级）万绍芬、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庆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蒋建平、《鼓浪屿之歌》的作者钟立民，以及刘振群、林增平等大学校长。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时期的毕业生中，也产生过一位省委书记，这就是原任安徽省委书记、现为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王太华，还有一位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正部长级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以及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上洋、省政法委书记舒晓琴以及奥运冠军杨文军、金紫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邱菀华和刘大椿等。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不知道有多少次阅读过《江西师范大学校史》，每次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正大学前辈的创校史，每一次阅读我都为当年仁人志士的教育兴省大梦而感动。前人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让梦想成真，今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光大传统。因此，任何一位心怀江西崛起之憧憬、心系高等教育之发展的人士，都不会忽视江西师范大学建校庆典的特殊意义，都不会忘记站在历史与文化交汇的高度，关注我们这所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学校的发展动向。同时，斑斓多姿而又蜿蜒曲折的办学轨迹也让我们懂得，历史不是供后人乘凉的遮阳伞，更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化妆品，我们惟有更加努力拼搏、更加无私奉献，在感激与沉潜中传承，从回眸与前瞻中奋起，才能为学校创造出更为美好的未来。
二、校庆不是学校自娱自乐的祝寿晚会，而应当是一场集体性质的寻根之行与温梦之旅
对于现在的各类校庆活动，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在内是有自己看法的，因为一些校庆被简单地定位为庆功和祝寿。然而，如果一所大学能够由此梳理出自己的精神传统，彰显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寻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从而更好地融入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那么这种校庆是有充足理由吸引各方眼球，成为社会关注和支持的文化事件的。
我曾在《江西日报》上发表过多篇涉及校史的文章，在我的思考和认识中，如果我们这样的老校不时时回望自己的历史，不牢牢坚守自己的传统，那不单是拱手推开全省教育领域最丰厚的一笔精神遗产，还将导致学校成为山中无根之木、岭下无源之水，其前景必然堪忧。学校在社会上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们对源远流长的大学常常抱有厚望，当这样的大学出现教风和学风萎靡不振的情形时，媒体和各界人士都会发出质疑和批评。换而言之，当今天的商业化浪潮惊涛拍岸，给校内一些师生带来种种迷惘之时，我们应该首先从历史和传统当中去寻找方向与力量。校庆从表面上看有许多热闹的仪式，实质上却是一次冷静的、全员参与的寻根之行与温梦之旅。温故而知新，温前人之梦而促今日之奋起，这就是集体记忆的力量。
我们的寻根之行与温梦之旅，首先当然要从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胡先骕（步曾）开始。胡先骕身上凝聚着我们学校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品格，这就是海纳百川式的知识结构与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就是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他身上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胡先骕于抗战烽火中出任中正大学校长，他在给学生作报告时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如我，因此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这话说得何其机智辛辣，何等鼓舞人心。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李森科及其门徒提出了一种物种形成的新见解，说什么黑麦可以产生雀麦、作物可以产生杂草，胡先骕不顾政治风险对这种荒谬学说进行驳斥，体现出宁折不弯的铮铮傲骨。在自然科学方面，***称他为“中国生物学科的老祖宗”。他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推动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创建。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和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布“活化石”水杉新种，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在文学艺术上，他与吴宓等人站在维护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与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大开笔战，“二胡”之争成为20世纪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北平解放前夕关键时刻，在傅作义征求学者名流意见的聚会上，胡先骕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傅作义以民族大义为重，保护北平免遭兵灾。他的《水杉诗》大气磅礴，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科普文艺作品，陈毅元帅给予极高评价，他的《忏庵诗稿》是由钱锺书以“后学”身份为他编订，可见其学术地位之高。
其次要提到的是中正大学文史系教授、目录学研究的拓荒者姚名达（显微）烈士，他的名字和胡先骕一样被我们用来为瑶湖校区一栋教学大楼命名。1942年7月7日，他率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在新干县石口村遭遇日寇骑兵包围，他和团员吴昌达同学赤手空拳与敌搏斗，毙敌一人后壮烈牺牲，这对师生的英雄事迹在当时传颂神州。现在青山湖校区里有座“显微亭”，就是纪念他的事迹。一个满腹经纶的文弱学者，国难当头时奋起抗敌慷慨捐躯，这种行为与文天祥精神一脉相承，体现出与赣地山河同久的浩然正气。抗日战争时期大学教授上阵杀敌以身殉国，整个中华民族仅此一人！赣人血脉中世世代代携带有这种正气“因子”，平时不易觉察，关键时刻“正气歌”便响彻云霄。姚名达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导师是梁启超，他的灵柩从水路运回学校安葬时，沿途各县码头都为他隆重举行公祭。不为更多人知道的是，他是一个高尚无私的人，总是倾其所有去从事进步工作和帮助人。哪怕在路上遇见一个无人理睬的伤兵，也要把自己随身所有的钱捐给对方，还亲自为伤兵喂饭。并且他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大学者，很早就预言日寇将南进并发起太平洋战争，其远见卓识超过了同时代大多数人。
按照教育专家的说法，大学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机构。长寿的老人有许多往事可供回忆，一座经历了七十度寒来暑往的老校也有许多故事可讲。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尹长民的故事，因为她的故事可以牵出更多的故事。曾经担任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湖南师大校长的尹长民，当年在中正大学还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一位在学校话剧中表演弱女子角色的客串演员。在为学生实地讲解害虫习性时，为了教育学生，她不顾天气寒冷，率先赤脚下田，站在刺骨的泥水中从容上课，这是多么动人的“冰冷泥水里的一课”！有意思的是，她还是万绍芬同志在中正大学念书时期的老师，师生二人有段时期同为***中央委员，这在当时传为佳话。尹长民的另一段佳话是她的丈夫贝效良也做过校长（湖南大学），贝效良是她在中正大学的同学，在校期间是学生运动领袖，当年他从望城岗进城谈判被国民党政府扣留，于是中正大学学生把来校训话的省教育厅长扣留了下来，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交换”被扣者。我是2004年亲耳听这对夫妇校长讲述这段故事，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我真无法想象温文尔雅的贝老竟然还有如此轰轰烈烈的经历。
还要讲的故事有许多，比如说前些天去世的朱金英老人，她只有中级职称，按照惯例她的丧事不需要我出面。但我坚持要去她家吊唁，因为我知道这位九十三岁的老人，在她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别的不说，单说她在中正大学附属学校带的那些学生当中，就走出了多少位院士、将军和知名学者。大学校园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树木汇聚成林，尚且会产生出一股郁郁葱葱之气，更何况七十年的办学历史，使得师大校园里聚集了无数具有高深的专门知识和高尚的道德修养的人士。晚上在老校区漫步，你不知道教工宿舍那一盏盏灯下坐着什么样的高人。这里出过土地革命的参加者、八一起义的亲历者、“左联”的成员、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毕业生，还有许多历史名人的亲友后人。有的人退休前才当上副教授，他的学问却得到钱锺书的高度评价；有的人只是中级职称的图书管理员，他的书法作品却在联合国大厦里展出；有的人一辈子不动身色低调做人，有一天他的名字却同时为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所报道。就连我们的后勤队伍里也有人身怀绝技，滕王阁里一幅著名的铜版作品就出自校车队司机田师傅之手。所以，用“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昆山之玉”来形容师大人并不为过。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年轻人缴纳如此昂贵的学费，投入更为宝贵的青春时光，他们到校园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到的一个***是：他们到这里来为的是接受大学里的文化熏陶，这种东西在大学之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可能走出校门不久就用不上了，但在大学里形成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却是毕业后终身拥有并且要用毕生时间去消化与吸收的精神财富。在与年轻一代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无须苦口婆心絮絮叨叨，只要拈出老一辈教师有代表性的言行，便能如电光石火一般照亮年轻人的心灵。胡先骕说：“人是惟一有下巴骨的动物。”姚名达说：“吾人所以抛家室冒锋刃，舍安就危，出生入死者，惟爱国之良心驱使耳。”
公刘在诗句中抒发：“我在师大园中，师大在我心中。”“假如我要死去，我的每一滴血，都将渗透到地下，鲜血，和诗歌一样，能营养我的国家。”尹长民说：“做一老师，为人师表，身体力行是最重要的，学生们不相信空洞的说教，他们相信‘用行动说话’”。这种让人长志气长精神，让人爱国家爱民族，让人爱教育爱学生的话语，一朝听闻，永世铭记，一辈子受用不尽。学校里每年都要编写不少教材，我认为无论哪部教材都比不上这种经过岁月淘洗的活教材，它们能够冲刷商业社会带来的烦躁与浅薄。我们要发挥大学里集体记忆的育人功能，使年轻人永远保持纯真与梦想，使学校的精神传统薪火相继，代代相传。
三、江西师范大学七十周年校庆是一个属于广大校友的盛大节日。
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资源，校庆是校友返校的大好时机。对于校友在学校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全校上下有着非常明确的共识。为此，我们希望学校明年七十周年华诞，能够成为吸引校友回校聚会的一个重要契机。届时在校大学生能够近距离地领略前辈学长的风采，广大校友也能以自己离校后的体悟与经验反哺母校，使校庆成为回忆难忘历史、传播师友风范、弘扬优秀传统、凝练学校文化的盛大节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大校友群体是学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思想资源、育人资源、形象资源和信息资源。
长期以来，我校广大校友心系母校、心系江西这方热土，以各种方式关爱、支持和回报母校。1988年11月，为集中校友力量推动母校事业发展，经报民政部批准，部分校友成立了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校友会，中正大学最早的筹办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欣然就任名誉会长，时任江西师大校长李树源被公推为会长，南昌大学时期校友、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的刘振群副会长在成立大会上代表广大校友表示：“感谢母校——江西师范大学继承、延续并发展了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我们这批游散在国内外的学子，找到了母亲，找到了根源，找到了集结地，找到了依靠。”从那以后，海内外成立了众多校友组织。二十年来，各地校友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母校的声誉，为学校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宝贵支持，在学校人力资源开发、经费补充、硬件建设、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学校声誉提高、招生与就业工作等多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里，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员工，通过在场的媒体，向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院、江西师范大学时期在校工作、学习、培训的广大校友，发出最诚挚、最热切的呼唤：校庆是属于你们的节日，无论你们身在何方，无论你们是什么年纪，无论你们在哪个岗位，母校都挂念你们、欢迎你们、祝福你们！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既有号称“校史博物馆”的青山湖老校区，也有全国惟一的没有围墙、用一条七公里长护校河环绕的瑶湖新校区，老校区承载着你们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新校区展现出母校未来腾飞的矫健英姿。明年十月下旬，秋高气爽，云淡风轻，我师大的万千校友，何不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如细流涓涓，似溪水潺潺，在你们魂萦梦绕的红场之上汇聚？何不扶老携幼，跨越时光，学轻云出岫，效倦鸟归林，到你们多次漫步的青蓝湖畔集结？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如果说当年的仁人志士是为江西终于有了综合性大学而欣喜，那么明年的校庆就是为这所大学连续存在了七十年而欢乐，为这条巨轮即将驶向新的远方而欢庆。校庆不仅使校友们相互重逢，也使我们与往事重逢，使我们被平庸岁月压抑的激情获得一次强力喷发和灿烂绽放。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是为这种喷发和绽放而作预备和预热，是提前一年向广大校友吹响集结号。
最后，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江西师范大学七十周年校庆的相关准备。
去年9月，苏荣书记在江西师范大学看望教师代表时，勉励师大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去年12月，吴新雄省长来到江西师大调研，希望师大朝“创名校、建名系、育名师”的目标前进。今年6月，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来校作科学发展观专题辅导报告时，勉励我校“发展更快一些、实力更强一些、质量更高一些、贡献更大一些”。按照新的要求，面对新的要求，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校庆是学校凝聚人心、光大传统、振奋精神、再创辉煌以及吸引社会关注、整合校友资源的良机。师大的发展需要这样一个契机，师大上下也十分珍惜这样一个契机。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的时候，这种感觉表现得更为强烈。我们将通过校庆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发师生员工的光荣感、使命感；使全校师生员工受到激励、感召、启迪和教育，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校的优良传统，把学校的管理、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使学校的育人水平、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江西师大是红土地上的大学，代表着江西人民的形象、关系着江西教育的声誉。作为学校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守护者，我们十分愿意以举办校庆的形式，与全省人民共享办学成就，共同总结办学经验。同时，学校也借此机会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大学兴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有着辉煌书院教育传统的江西，理应以社会关注教育、社会支持教育来引领中国的风气。为此，学校诚邀社会各界，包括普通市民代表和家长代表，在明年校庆活动期间，来校参观、交流、指导，共商学校发展大计。
我们深信，在省委、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关心下，在以在座各位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全力协作和无私奉献，这次校庆活动一定能够圆满成功！我们热烈欢迎海内外校友届时回母校参加校庆盛典！
( Thu, 20 Aug 2009 20:21:3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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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本科学历，几年前从东北大学毕业后，我这个工龄的程序员来说，这个待遇很普通，也很普遍，工资高的人也有很多，但基本上是管理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低的也有很多，大多是刚参加工作或学历不高的。我这个收入算是中间层的。
像我们这样在北京谋生活的单身汉，饭一般是不做的，因为自己做饭跟吃快餐花费差不多，早餐我买一个面包和一瓶牛奶，这需要3 块钱，中午吃一荤一素，晚上吃两个素的盒饭，加上早餐钱全天20 元差不多了，这样每月饭钱大约600，加上偶而跟同事朋友下馆子吃饭喝酒花的钱，一年花在吃上的钱基本是7千元。
我在郊区租了一套40 平米的老一居，1500 元的月租并不算贵，加上管理费和水电煤气及日常用品每月共1600元左右，一年下来要2 万。
吃饭和住房是生活花费的大头，固定的开销还有交通和通讯费，交通费并不贵，每天公车来回，一个月也就1百多，固定***和手机费各100 元，这些全年加起来4千差不多了。
因为在写字楼上班，衣服是要求穿的正式些的，夏天常见的装束是衬衫领带配西裤皮鞋，上周末我到市区西单商场里逛了逛，发现一套便宜的夏装配下来要1500（衬衫300，领带200 ，西裤400，内裤80，袜子20，皮鞋400 ，皮带100，都是本地品牌，进口品牌西裤就要1000 一条），冬天加穿西装和羊毛衫一套3000。我每两年换4套夏装，3年换2 套冬装，加上一些平时穿的休闲服装，一年总共6 千元服装花费。
除去这些，每年还会有7 千左右的其他开销，这包括平时买书、学习、上网的费用2 千，每年回家过年的来回路费1千，以及过年孝敬父母各2 千。这些就是我正常生活的开销，就生活质量来说并不过分，稍微奢侈的消费一点都没有（如、打的、泡酒吧、唱KTV、旅游等），全部加起来每年4万5 ，因此我可以余下5千元。但是要保证一年都不感冒发烧，不然上两回医院这点胜利果实就不保了。
我以6万的年薪，每年可以存款5 千，很正常的活着，但工作几年后，我发现问题来了，原因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快30 了，女朋友还没一个，父母开始催我赶紧结婚。是啊，男人三十而立，事业还没立起来可以慢慢来，家总还是要成的吧。于是我怀揣着6年的积蓄3万块，准备找对象结婚。
在北京的办工室女孩大多都很朴实，这可能是务实风气的影响，所谓女白领出入打的，衣服非世界名牌不穿，吃饭要去法国餐厅，男朋友非洋人不谈的风气基本没有，要有也是个别人。但这并不等于她要倒贴你，虽然不要你养活，但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了婚还要倒贴2 千块给你，曾经某位网友说过，幸福稳定的婚姻，其经济基础是丈夫收入为妻子的1.8 倍，靠，也不晓得他咋算出来的，但想想也是符合一定现状。因此我要找一个跟我一年薪6万的MM 是不利于稳定的，其实即使我愿意人家也不会
嫁给我，就算年纪快30了，长得对不起观众也不嫁我。而年薪3 万以下的MM们，长相不错的要把相貌折合成10 万~100 万年薪计算，所以更不会嫁我了，所以门当户对的对象是年薪3 万多，长得基本对得起大家的女孩。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女友小琼，经过一年的恋爱，我发现小琼真是个体贴的女孩，她从来不要求我买贵重的礼物给她，下馆子也是去中式小馆子，出门不打的，衣服不买名牌，偶然看看电影，情人节送卡片就行了。她说两个人过日子，只要大家真心相爱就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虚荣。天啊，真是一个伟大的女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居然还有这么纯朴善良的女孩，我太幸福了。因为感情太好，忍不住上了床，又因为好的安***要3、4 块钱一个，一个月套钱就要好几十，所以为省钱买了1块钱2个的次品安***，在花掉1 万元拍拖款后并且避孕失败后，我决定跟她结婚。
于是我们准备买房，在北京安个家。现在5环外的房子均价已经过6000了，哪怕是不起眼的二手楼，大多也开出4、5千的价格，我们看种一套80 平米的房子，这并不算奢侈，首期和简单装修一共要30万。女友年薪才3 万，跟同事合租的宿舍，当然不会有存款。所以除去我现有的2万元，我还要凑28 万就可以付首期了，如果我每年存5千，48 年后我就可以按揭买套自己的房子住，但我们不可能48 年后才结婚啊，所以我决定跟双方父母借。说是借，其实就是讨，因为借了也不可能还得起。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方父母都是疼子女的人，而且都还没在退休前被下岗，一辈子存了十几万，如果我们把这钱都要过来，应该可以凑够首期和装修钱。父母养老还有一点退休金，只能让他们省着过了，平时让他们多锻炼身体，只要下半辈子不生病，应该可以过下去。
想好了买房的首期，我们开始考虑结婚的花费，客是要请的，婚纱照是要拍的，蜜月是要度的，可以从简但不能不搞，不然就不叫结婚了，叫同居。于是我们决定用2万元请客，3千元拍婚纱，2 千元到江苏省内旅游渡蜜月，够从简的了吧？这样需要2 万5，我每年存5千，5 年后就可以摆酒办婚礼了。但是我们能等到5年后才办婚礼吗，这样不行吧，那时候孩子都4 岁半了，他还要跟幼儿园老师请假说，老师今天我要参加我亲爹妈的婚礼。所以我们决定跟同事先借3万，2 万5结婚，5千块留着生小孩，这比钱分6 年还清，我们可以把我现在每年孝敬父母的4千元钱和她孝敬父母的1 千元钱拿来还债，父母就不孝敬了！
买房、结婚的钱我们想好了来源，就开始考虑已经怀上的孩子和以后的全家人的生活费用。因为房子贷款了50万，每个月按揭3 千多，加上物业管理费、水电、管道煤气、***费等等杂费一年就是5万5 ，一家三口伙食费及跟同事应酬的钱一年2 万，交通费全家一年4千，服装费3 人一年1万（不去商场买），小孩上幼儿园每年1万5 ，其他费用如回家看父母的路费，买书上网的费用，日常生活的其他费用等等一年6 千。其余所有需要花钱的娱乐一律不搞，够省的了吧，全部加起来每年将近10万。
也就是说，如果我买房结婚生小孩后，还是正常的过日子，我每年6万年薪，小琼3 万年薪，每生活一年要负债2 万元，如果算上一家人看病、父母养老和预留小孩读大学的钱，一年负债5万元以上。如果不买房而租房住，每年可以节省2 万，不养小孩可以节省2 万5，不养父母又可以节省5 千，再加上一辈子不生病，这样我们两口人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了。但这可能吗？小琼嫁给我，没自己的房子住，不能生养小孩，不能负担父母，还不让生病，她还嫁给我干球？
于是我把仅有的2 万元存款全部给了她，对她说，你去医院把孩子拿掉，我们分手吧，你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月薪1 万以上的啊，我们是没有这个缘分了。
与小琼分手后，我消沉了很久，我并不需要过奢侈的生活，只是住自己的房子，养一个孩子，给父母养老，这很过分吗？数个月无法从痛苦和迷茫中缓解过来，直到有一天在天涯上看到另一个北京网友的帖子“在北京300 元过有钱人的生活”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不懂得生活。
于是我把现在租的公寓退了，找了另外7 个志同道合的人，在公司附近的工地中租了房600元，共8个人睡，4 张上下铺，水电杂费分摊，总共100元每月。
因为住得近，走路上班不用交通费，每2 个周末坐公车出一趟门，一月10块够了。
早餐也不吃面包牛奶了，改吃2个5 毛钱的包子喝白开水，另外工地附近非常多小饭店，其中有一种就是像食堂一样摆几大盆菜在门口给你选，一份菜1 块或2块钱，饭和汤1 块钱任吃。中饭和晚饭我们8个人每人凑2 块钱，要几个菜，然后花4块钱买4 个饭盒的饭，饭压实装满，够8 个人吃。虽然那些菜用的油味道有点怪，但吃不死就行了，关键是每天只要5块钱伙食费，每月共150 元。
衣服也找到好地方买，动物园某个角落里有6 元衬衫，8元西裤，领带5块，内裤袜子各3块，皮鞋15一双，西装20 元一套。但就是质量太那个，洗过水就有点歪。衣袖对不直。这样每月服装费40元差不多了，还经常可以穿新的 娱乐方面也有招，村里有不少路边书摊，10 元一本，很多人会去买，我到书摊上看书，但不买，看个把小时回家，明天接着看，个把星期就能看完一本。发工资的时候，就去网吧上网，2块钱1 小时，上网看帖子。当然也有比较刺激的娱乐活动，农 民房建得很密，经常是你家洗手间直接对着他家客厅，天黑的时候，把自己房里灯一 关，如果对面租房的是女的你就发（发达的缩写，好运的意思）了。所以精神生活就开销是每月20元上网费。讯的钱更好省，固定***不装，用公司的，手机用动感地带10 元包月，来电显示也不开通，因为没用，我不接也不打***，只发短信。
医疗方面主要靠平时锻炼，不生病就不用花钱，万一生病了就扛着，反正年轻扛得住。
其他费用如卫生纸啊，肥皂啊什么的还是要用的，没女友安***也不用了，自己动手就可以了。这样每月杂费只要花个20块钱。
如此一计算，100房钱＋10 元交通＋150伙食＋40服装＋20娱乐＋10 通讯＋20其他=350 元，一年才用4200 。老子一个月的工资就差不多够一年生活了，真TM爽啊，太幸福了。难怪GDP 年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工资水平却往下跌，原来是工作一个月可以养活自己一年，剩下的十一个月没有生活压力就很难积极工作了。
所以说，要老婆干嘛？要小孩干嘛？只要转变观念，像我现在这样，不讨老婆，不生小孩，不供楼，不坐车，不生病，不娱乐，不穿商场里卖的衣服，不吃正规快餐店里的盒饭就可以找到幸福生活的真谛！
社会要把我们逼疯，这样的简单的要求我们要满足不了，我们错了吗，我们只想活着而以。
( Mon, 27 Jul 2009 21:52:4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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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在原江西大学校园路边拍的小花，运气好镜头捕捉到了小蝴蝶，令人失败的是上次使用相机是晚上，ISO设置1600，而今天阳光明媚，由于怕蝴蝶飞走了，顾不上调ISO,造成感光度过高，相片颗粒感明显。 ( Mon, 20 Jul 2009 21:20:4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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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做到并不容易：行政领导，不必比行业专家更懂专业，但需要知道用什么样的专家，听专家的哪些意见，而且需要听反对自己观点的专家的意见。这样的专家，本来应该是需要领导重点咨询和刻意保护，在专家错了的时候，不需要为专家掩饰，但要继续重视其意见，并且要保护，这样才有可能了解事物的多个方面，才可以使更多的意见不被压制，才可以鼓励大家不以附议的多寡来选择自己的态度，在反对意见也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决策才能尽可能的合理。 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是水利专家。1955年他对三门峡水库的意见很不同于领导及其他专家，到60年代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但他于五十年的后期开始受政治批判，直到1980年“平反”。这位1937年的留美博士，到1998年才获准给研究生上课。
1952年，钱正英29岁时，出任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部长是起义的傅作义）。 她实质上领导我国水利事业几十年。1988年退出一线，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肯定为领导兼专家。 对黄万里的政治批判，没有迹象表明是钱参与的，责任不在她，其他原因起了很大作用。但缺乏足够重视黄万里意见，可能水利部门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中国也不会发生对专家进行类似的政治批判，但是如何选择和尊重专家意见，却仍旧是一个问题，可能还是不小的问题。 保护和鼓励提批评和反对领导意见的专家，是一个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我们国家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对的，他们很多反对意见中，只要有一个或者几个对的，就很好。如果他们反对的都不对，他们的存在也常常提醒大家，让大家谨慎，对待国家的大事情，抱如履薄冰的态度没有坏处。 行政领导和行业专家的关系，是一个超出黄万里时代的、到今天还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在很多部门，尚待健康发展和完善此关系。 1988年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信中，黄万里苦口婆心地说了领导和专家的关系。如果要概括得尖锐一点，大意是：领导在专业方面可以是半桶水，甚至更差，但是需要知道怎么找专家，找怎么样的专家。黄万里多年受冷处理还不懈地提建议、意见，没有赤子之心，很难坚持。 就我所知，在我国科技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恐怕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一个健全的咨询体系。常见的局面是，很多层面的领导人，经常性处理很多人的提议，因为这些人常常是行政下级，也许需要资源支持某个项目，这样久而久之，尖锐的明确的意见很少公开表达，看到的往往是专家（和伪专家）争取支持，而很少看到领导有效地咨询专家来形成政策和方针。 本来国家团结各行各业专家做事情，是需要以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成果和较高的效益，但是这样的局面使讨论和决策过程变成了游说和利益竞争。 在这样的局面下，行政领导，如果有主见时，得不到全面的反馈，在“专家”迎合自己的情况下，可以出现实际上的独断专行。而在没有主见、或者主见较慢形成时，有时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不是领导，而是被各种力量推动的执行人、“被领导”。 这个缺陷，不仅在部长层面。例如，很多人不解的中国近年开始的百亿到千亿级的十几个重大专项，其决策的问题，根本责任在国务院。
钱正英，１９２３年７月生，浙江嘉兴人，１９４１年９月加入中国***并参加工作，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参加上海地下党，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任淮北区党委机关文化教员，淮北泗五灵凤县中学浍南分校教员、训导员、教导员、党支部书记，淮北行署建设处水利科科长。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８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程科科长，华东军区兵站部交通科副科长、前方工程处处长。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０年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７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０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４年任水利电力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８年任水利电力部、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１９８８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医卫体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中国印度友好协会会长。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医药卫生体育委员会主任（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４年４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七届名誉副会长。２００２年１月当选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国水利、水文学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祖籍江苏省川沙县，是
黄炎培
（父）和王纠思（母）的第三个儿子，1911年出生于上海，2001年因肺癌逝于北京清华园。 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
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
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
，并与其他专家（
批注：应该有那个所谓的两院资深院士张光斗，典型的工客
）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
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
1998年（
注：已88岁了
），黄万里被清华大学获准给研究生授课。
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央总书记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国务院任何答复；他又向中纪委举报国务院对他的申诉置之不理的行为违宪，但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江河无情人有情——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生平 作者：黄且圆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弄，2001年8月27日卒于北京清华园，享年90岁。祖籍江苏省川沙县，即现今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其父为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母王纠思。 童年时代，因极顽皮，母亲将其长期寄宿于学校，寒暑假也托至亲代管。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燮钧先生所看重，严加培养，课业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生毕业。 青少年时代家教极严，万里先生临终那一年曾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及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曾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不是仅求戒在言行，乃是要求从内心出发。自己纵有所得，乃必然之事，不足骄也，如此乃能彻底去掉傲气。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读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
最后他沉痛地反思自己：我尊父命力自戒骄，而终未能做到“从内心出发”。我在***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悲哉！ 黄万里小学毕业时，适逢留美博士刘湛恩先生回国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即请刘博士以其子为实例，考查他自己的学说。结果刘博士得出宜专习文学的结论。其时黄炎培正创办和提倡职业教育，因万里门门功课均列榜首，遂商定并取得刘博士同意，以桥梁工程为其今后学习的专业。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中学及大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1932年毕业。曾发表论文三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 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加建造江山江铁桥。他一心勤于工作，亲手制作桥墩的沉箱，并亲自打气桩，曾连续驻守工地27小时。又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出来做工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为众工人、工程师所爱戴。当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时，工人们依依不舍，纷纷到车站送行。 1934年元旦赴美留学。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这激发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任。经其父黄炎培介绍，得到前辈，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指点。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人懂得水文学，水文学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他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硕士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以暴雨统计为专题。后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工实验。1937年在依利诺伊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并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TVA）诺利斯坝工务员。他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在该河乘船参观直达出海口。由于学习过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此时他眼界顿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治理洪水问题。留美期间，他还不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 1937年春，黄万里在归国途中邂逅了由日本横滨登轮归国度假的丁玉隽***，二人一见钟情。丁玉隽***是国民党元老、山东同盟会创建人丁惟汾之幼女。半年之后，她也因中日间局势紧张由日本东京女子医专退学回国。当黄万里第一次造访丁家时，丁惟汾先生因其为上海青年而不予接纳。后由其父央媒说亲，二老人遂得相见，且大喜成好友。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中国。1937年11月，两个年轻人在逃难途中，于江西庐山成婚。从此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黄万里在自己的诗中，自豪地称之为“各出名门天赐姻”。黄万里在回到祖国之后，婉谢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没有去该校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国的河山，取得实践的经验，为治理江河、消除水患打下基础。为此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抗战爆发后，黄万里赴四川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公司经理等职。他曾在长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设桥梁。抗战时期，民生维艰，他总是注意发挥技术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支流。这期间培训了40多名工程师。虽然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发挥自己的文史之长，写文章介绍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向民众阐述水利工程之要义，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农田水利问题”、“四川的水力发电问题”等。他的文章屡见报端，深受读者的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后改为工程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他整修水渠、水库多处；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直达玉门、安西、敦煌。他和局内同事一起，坐骡车、骑马到达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勘察地质、水文，直至遇匪警方才折回。经实地考察，发现该地盐碱化、砂化的症结在于，直接分流河水灌溉农田，抬高了河床，而使地下碱水无出路，导致地力大损。他提出另开灌渠或打井浇田，而保留原河流作为天然排水道的改建方案。至此，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首先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一条河流，既有给水的作用，复有排水的作用，端看人类怎样合理地利用它了。在后来治理黄河的争论中，他称黄河“是一条好河”，初听起来惊世骇俗，从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出发，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河西考察途中他赋诗道： 禾除田空柳蘖黄，荒村日落倍凄凉。 远看满地银般碱，疑是昨宵陌上霜。
马背轻身奔牧野，胸生奇策授锦囊。
怀才到处好献技，独爱苏山君子乡。 归来后他又写文章“伟大的民勤人民”，赞颂当地的民风，投稿报社。可见他对黄河及黄河两岸人民的深情。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黄万里对艾黎的政治身份并不知情，但他深为艾黎在中国贫穷地区办学的精神感动，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向省府筹粮供给培黎师生，并在该校向学生讲演。
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且要求十分严格，听课者须做题、参加考试。与此同时，为水利工程建设他还需向四方筹集资金，包括向银行、水利部筹款甚至申请美援。当时内战正烈，他很为建设资金短缺、民生之艰难而浩叹。 他曾向局内同仁讲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向其上司甘肃省府的官员宣讲计划经济。这是由于他留学美国的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加上他自己的工作性质，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地区乃至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有所认同。他一贯地同情民众，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或许就是他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基础。 他到任仅半年，就因不愿处理局内的行政事务，不善官场应对，要求辞去水利局长职务，只任总工程师，他宁愿多发挥自己在工程技术方面特长。他还因经常缺席省务会议，引起省主席的不满。这是由于受到长兄哲学家黄方刚的影响，他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过问政治之故。
1949年3月，黄万里奉父招自兰州到香港。当时，其父黄炎培已因受蒋介石政治迫害先期抵港。经父亲的介绍，他见到了***驻港代表潘汉年。潘要其游说兰州西北驻军副司令兼甘肃省主席郭寄硚起义。他回到兰州与郭谈后，郭仅笑答：朱德等以前是相识的。郭反告黄，黄在兰州已处险境。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在港期间，其兄黄竞武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黄万里及其妻均利用社会关系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告无效，黄竞武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残害于上海南市。1949年6月他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回到祖国。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没有接受上海等地一些大学的邀请，留下来任教授，而是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8月15日离沪，17日到北京。在京受到董必武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均嘱其留在北京工作。黄万里因已应聘东北，没有留京。 1949年9月到达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他曾为局内培训技术人员，讲授过“水工学”、“工程经济核算问题”等。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到营口、齐齐哈尔等地区视察水利灌溉工程。每到一地，都对该处的工程技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向当地的技术人员做报告，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写出提案或报告。这类报告计有：“东辽河水利工程的意见”、“东北灌溉工程的经济考查”、“对盘山农场的意见”、“对于查哈阳农场的意见述要”、“对于哈尔滨天理灌区工程的意见”以及“东北稻田用水量可否减低？”等。对于每一项工程他都十分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是黄万里解放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命，虽然他的父亲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过，要他“靠拢群众、靠拢党”，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终因未能妥善处理局内的人事关系，导致他辞职另就。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由于他兼备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他还采用新法，开卷考试。他前后教过的三届学生，毕业后都成为水利工程的技术骨干或高等学校的教师。在全国仅有的六名水利工程设计大师中，就有两人是他的学生，他为此十分骄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唐山交通大学里，还有他求学时代十分尊敬的老师在任教，还有他学生时代的工友在值勤，这里的同事有些成为他终生的好友，他和这里的师生员工亲如一家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虽然在以批判亲美（国）、崇美、恐美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他诚挚热情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在他调职即将离校的前夕，认真地写下了“对于本院改革教学以提高质量问题的意见”（该校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呈送校方。此意见书实事求是，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对现今的教学也不无裨益。
1953年因全国院系调整，他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工作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正值新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时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近代其下游却屡屡泛滥成灾，治理黄河就必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当权者政绩考核的亮点。当年中国政府曾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程师讨论此计划时，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改建制为三门峡市。当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会议，征求意见。黄万里参加了七天，争辩了七天。他在会上的发言未见公开，但从他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的文章《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该文系1956年5月作者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在《中国水利》上被作为批判的靶子），以及1957年5月发表于《新清华》第182期的短文《花丛小语》中可以看出，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要点为： 1． 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既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 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他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塌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中国作家》1996年第二期冷梦的文章《黄河大移民》中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耕地，四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的情状。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同时，水库内泥沙也开始淤积。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勿将江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1972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13.6公里，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黄万里的《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与方法》一文，1964年9月由水利部印发，但未得采纳。虽然如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不得不从1965年动工改建，1973年底改建工程才完成。但是，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他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而建坝者则认为须拦沙上游，以防止下游河床淤高。他指出，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1973年初，他为此再次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事实再次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论断，改建工程未能解决建坝给上游带来的灾难。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无情的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们期望黄河变清的美梦，但是认识这一规律，并向人们大声疾呼的黄万里却被定成了右派。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花丛小语》仅仅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不正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部分内容吗？黄万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四十六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这正是他最感痛心的事情。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作为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自然也在横扫之列。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都被撕为碎片。不久，他又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他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无论春夏与秋冬。但是，他从不自怜自艾，因为他懂得，现况非关个人，这情势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他也从不自外于人民，扫地之余，仍秉灯苦读，也热心地看大字报。他常对子女们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他的诗《国子监教授拥彗吟》更表达了他诚挚坦荡的胸怀： 国子先生且耆艾，苍颜华发临风前。/折腰拥彗挥尘舞，小语花丛累十年。/长彗长彗圆木柄，三载相持亦夙缘。/扫来满地琉璃滑，先生莞尔望云天。/这边行者过，讶见先生深叹息；/那边学子过，掉头疾去语窃窃；/亦有员工过，强抑笑容喜形色。/ 但见先生神韵逸，飘然乘化悠然得。/昔年剥削有余愆，而今无给心安谧。/先生有道出资封，先生有才仗工农；/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技斯才要纳忠。/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欲趋彤庭奉拾遗，书生一得容生计，/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1969年他随清华大学员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劳动。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指为特务。此时，已年届六十的他，白天仍头顶烈日劳作于稻田，夜里又连续遭批斗不得安眠，曾多次因中暑晕倒在田边。1972年清华员工撤回北京后，他又被送往三门峡继续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1974年初，“批林（彪）批孔（子）”时，他虽因坦陈自己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被揪回清华批斗。但在1973年至1976年间，地方上相对稳定，校方在三门峡的领导对黄万里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和支持。他便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万里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由衷地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终被摘掉，虽然依时间顺序名列清华大学右派分子之末（
注：有误，最晚的是我母校的校长钱伟长先生，1983年
）；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通知他：“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这一纸决定终使其政治及工资待遇恢复到二十多年前。此后，他还担任过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0年以后，黄万里已达七十高龄，但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直到1999年10月他还在水利部召开的《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讨论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黄万里提出的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的方略立足于对河流生成及地貌演变的自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立足于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近半个世纪来，大多数学者把水土保持作为正本清源，根治黄河的基本方略。其理论简单明了：泥沙留在原地不下来，河就清了，下游就不会淤、决 、徙了，河自然就治好了。但黄万里指出，水土保持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以维护当地的农林畜牧业，因此是完全必要的，但却不能据以治理黄河。他科学地论证了工程措施的水土保持违背自然界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必然过程。全面拦住泥沙不入河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在源头拦住泥沙后，出来的清水仍将沿程冲起河槽中的积沙，把它带到下游来。从地质演变历史来来看，河北、河南、和山东平原乃是黄河的冲积锥体，无数泥沙构成这一庞大三角洲，而且仍在淤积之中，自然界这一伟大的造陆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况且就在这块快速淤成的土地上，发扬了我国古代的固有文化，引起了汉满蒙三族的中原逐鹿与文化融合。因此，黄河是一条好河。他谆谆告诫我们：黄河从黄土高原夹带泥沙下行，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遵从着客观规律。而凡切实可行的治河方略，只能依据客观规律来制定。 黄万里进一步指出，黄河夹沙过大陆架入海，陆续造成了由郑州桃花峪开始的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它在平面上是一个三角形，从立体看是一个隆突的圆锥体。在这个三角洲上，除大汶河从泰山出来以外，没有支流汇入黄河，洲上的降雨径流只能沿许多流派辐射出海，组成一个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流派而不是流域。在三角洲地貌演变的过程中，长期的总结果一定是全面沿河程淤积延伸的。唯淤积使河口延伸；唯延伸壅水，使洲面淤高，两者相互影响地进行着。人类定居黄河两岸，筑堤护岸，又使淤积集于两堤岸之内，延伸集于一条流程的河口，于是淤积和修复堤岸加速，形成目前的悬河。在水沙向下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蒸发、渗漏、沿程坡减与沙口延伸合起来均会使任何三角洲上、任何悬河中，在长期内必然发生淤积。任何一种整治河道的方法，除挖河淘沙出堤外，都不能使三角洲或悬河不淤。当然水库拦沙可使下游减少淤积，但泥沙淤积仍会从下游转向水库的上游，三门峡水库建造的后果便是一例。因此，企图把上游下来的泥沙通过集流全部输送出海是违背力学原理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既然上游拦沙，下游集流输沙出海违背了自然的规律，那么怎样解决黄河下游的淤、决、徙问题呢？黄万里认为分流输沙是唯一可行的治河策略。分流即是从桃花峪开始，在河底打开一二十个堤口，把河水悬沙连同底沙一起排向原有低洼的流路，辗转出海。分流中沿途仍不免淤积，但这淤积是沿二十多条流派将泥沙疏散到广泛的滩地上，一场大洪水分摊到大平原上就只剩下微量的淤灌了。他指出，世界上治理三角洲均采用分流淤沙，唯有黄河例外，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黄河冲击三角洲的顶点是在郑州的桃花峪，而误以为在利津近海处之故。他认为在三角洲上分流排水，正是顺水之性，因势利导，而束堤悬河、集流出海，乃是违背自然形势的。 黄河自1972年出现断流，且断流频率越来越高，断流河段越来越长，断流天数也越来越多。黄万里认为这是上中游造坝、水库以及水土保持工程造成的。这些措施对于当地的经济开发是有利的，但对治理中下游黄河在策略上是无效的，且招来缺水断流的灾难。如今沿河已修成八个大坝，上中游水土保持已完成40%的面积，虽非得计，但这些事实已不容改变，唯一挽救方法是引长江水入黄河。他指出，东线调水所需抽水功率太大，极不经济，且沿途拦截用水，因而是不可行的。中线调用丹江口的水是合理可行的，但不宜加高丹江口大坝以增蓄水。否则会扩大汉水卵石沉积造成的灾害。他建议先调嘉陵江水入汉水，再导入黄河或黄淮之间的耕地，这样工程较简便。他还认为，从西线调长江及其支流等江水入黄河上游是最合理的长远计划。
八十年代长江三峡建坝计划提出以来，黄万里便写文章、演讲、多次致信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六次，三峡建坝开始前、后各三次），他奔走呼号：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三峡高坝对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有诸多不利影响。长江出三峡，从四川夹带了大量的泥沙并冲刷了河底的卵石到中下游，在地质史上建立了两湖三江冲积平原，而且仍在不断建立着苏北和上海浦东的滩涂，合计江苏东疆每年造地十万亩，这个莫大的财富是长江从四川等地搬来的。在三峡大坝拦沙后，这些财富将不会增长，甚至受海流冲击，海岸线可能退缩。在中游当江水高涨，洞庭、云梦、鄱阳、太湖等湖泊起调节作用时，上游带下的有机肥泥普遍施给了各省洼地，维持着良性的生态平衡。筑坝后这些效用将告失去，不利于农业和渔业的发展。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卵石和粗沙是长江在四川的干支流的造床质料，这些卵石终年下移，形成流动的河床。建坝之后，卵石部分将不能过坝排出，而沉积在水库末端，这淤积将从重庆逐年向上游漫延，穿过北碚、泸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终将抬高诸川洪水位，淹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关于这一点，黄万里曾在《水力发电学报》上发表文章，从理论和技术上作了详尽的分析。
其次，三峡大坝的经济核算问题。不仅应将其长期收获的多种效益对比工程投资作经济核算，而且必须计入水坝对于上下游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损失才算合理。而且，大坝的经济核算及格，仅仅是其修建的必要条件。在经济规划中应首先实施的是经济效益最优的方案，三峡大坝主要为发电，而多方面的经济比较显示，三峡电站的效益比分散在云贵川湘鄂赣诸省山区的许多大中型电站要差得多。
从国防观点看，三峡大坝无疑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皆沦为鱼鳖矣。
黄万里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虽未被决策者采纳，但他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他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科学研究外，他也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并指导他们的科学研究。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以后，他倍感焦虑，自责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要求重上讲台，讲授治河原理。他的讲稿集成长文《水经论丛·治水原理》。1987年他还曾赴美国多所大学讲学，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
黄万里自幼喜爱文史，着力于古诗词的创作。在他生活的各个时期，无论荣辱，都留下了真挚的诗篇。他以诗言志，以诗抒情，诗歌成就了他艺术的人生。他将这些诗编成了小书《治水吟草》，金克木先生读后，为其题诗曰：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太息泥沙塞巨川。/
就在黄万里殚精虑竭地思考治江治河的大计之时，病魔也偷偷向他袭来。1987年他做了第一次癌症手术。为治疗癌症及其他重症，他先后做过四次大的手术治疗，但每次又都顽强地站立起来，与疾病斗争了整整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仍醉心于江河的研究，发表文章，给学生讲课，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在病重时曾对自己的学生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认知是最大的祸国殃民。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学习使用计算机，对新鲜事物象年轻人一样充满热情。就在这一年，当他最后一次走上讲台时，他穿上了自己最喜爱的白西装，但回到家中时已经站立不住了。在病重住院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十分兴奋地准备迎接自己九十岁的生日。8月8日，当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只言片语，却用颤抖的手，向看望他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完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离开了他魂萦梦绕的祖国江河大地。他走过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他远非淡薄名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菁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正如黄万里诗中所说“临危献璞平生志”，临危献璞是他们的宿命。
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2002年6月12日 2003年10月16日修正
本文引用地址：
饶毅的博客
( Mon, 20 Jul 2009 20:49:41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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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两大右派钱伟长和黄万里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学者，今天看到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先生在科学网博客上关于黄万里的文章，甚是感触。转载与此，与爱好科学的人共思。
清华大学水利教授黄万里先生，在1988年的信中指出
：“要能识别专家和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按我国工界有工客
、农有农客、商有商客、学有学客，他们都有一套装扮自己形象的本领，用来欺骗无知的政治家。
这个现象，恐怕没有绝迹。 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信
1988年6月25日
正英同志：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又承告知，辛白先生为我同族。返京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至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传十一世至细一公。”
按元一公为宋徽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是春申君黄歇的四十一世孙。
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家桥（高家行）。传二十七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
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未知 辛白先生是否出于嘉定一支？有便当趋候。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会中亲见嫂氏精明强干，分析总结迅速；勤劳工作，亲自奔走处理；真是难得的干才，国内少有的女强人。今余热尚炽，而退为闲职，于国家诚属可惜。退后还为长江黄河制定规划，足见爱国心切，长戈难歇。 可是私下询问同事，多有不满之辞：或不满于嫂氏撤消北京设计机构，或不满于独断孤行，甚至在技术上也一切先自决定，命令下属遵行。若然，则水利方面许多技术性错误，皆由嫂氏一人负责，岂不冤枉？按负行政总责者，责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技术性决定只能由专业者作出，并负总责，因为他是内行。可以说，在行政上，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在技术上，内行该由自己负责。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就不免自找苦吃。
技术内行该由外行来作行政领导，那么领导除了掌握政策外，该认识哪些内行的事务性知识呢？下面三项似乎是不可缺的。这些知识，只要有人讲清楚，一个具有进大学前的知识程度的政治家应该都能接受。所以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今天可以当外交部长，明天可以当一任经济部门的部长。国外就是这样。 1）要知道这一部门中业务的分类及各自的作用，[知]其知识分类和基础学术。要能领会技术领导的非专业性的技术报告。要能识别专家和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按我国工界有工客、农有农客、商有商客、学有学客，他们都有一套装扮自己形象的本领，用来欺骗无知的政治家。一个真正的专家，例如水利专家，他们都是经历过实地测量、施工（坐办公室挂名的不算）设计和规划，又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可能只专于一门，但却是老老实实自知其知识的局限性。领导要从内心出发，真正地尊重他们。 2）要懂得工程或企业的步骤：规划–设计–施工–运行。规划包括某项工程的可行性鉴定。只用简略的勘测资料就能定出工程的大概规模、造价、效益和经济价值，需要最高的知识。因为设计代价可达工程造价的3%至3‰，若可行性不成立，就白费了设计。所以先作可行性考查，定其取舍，可行才进行设计。 3）工程经济核算的一些简单原理，领导必先懂得，才可能理解可行性报告的内容。1980年以前水利部一些高级工程师声称，部内从未做过经济核算。他们不懂得工程本是一个经济问题，未经考核经济的工程，纵使站住没有坍下来，若其经济价值不成立，等于***做成了，但是亏本的。 下面是解放后水利方面一些显著的失误，未必是部长个人的错误，但部长应负总的责任： 一）舍弃了浅层地下水却去鼓励开发深层有压地下水。在沦陷期间，华北普遍没有手压汲水机，每机可汲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5亩地。解放后没有去整顿这些汲水机，却去放款鼓励打深井。深层有压水的露头远在山西，其承水面积有限，相对汲水地面只有很小一部分，因此供水有限。深井多了，水位下降了，水易枯竭。政府不催地方还款，原是好意，而因此人民大量开深井，只要负担些电费，于是全面告竭。直到五、六年前，水利部才觉察到而停止贷款。再加上河北省前领导压制人民，禁用浅层水，于是地下水的利用成了既枯竭又浪费的局面。地下水勘察又归地质部领导，但又不管工程。水利部和地矿部不相协作，影响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河北省在石家庄开发回灌地下水，在南宫研究地下水回灌并利用卓有成效，水利部竟拒不援助。须知地面水库与地下水库联合运营，水资源才得尽量合理运用。
二）没有从三门峡坝规划的错误吸取教训。1955年我在黄河规划讨论会上不同意苏联提出的规划；1957年我反对苏联提出的三门峡坝修建初步计划，说明不仅将来库区淹没，淤积还将上延，今日的开封险境将搬到渭河上。经过七天的辩论，汪胡桢等同意了先不封闭六个施工排洪闸，但是最后仍照苏联原设计修成。这也许是政治问题，但人们应该从此吸取教训，分析清楚三门峡坝的错误所在，以免再犯。从1964年起，不断有论文发表，先说淤积末端到交口（泾河入渭之口）不会再上延，再说不会超过临潼；又历次提出改修三门峡坝的方案。现在证实了我在1973年提出的相反意见，淤积将毁坏渭河南岸农田：由于地下水随河槽淤积而抬高，农田盐硷上升，农产将逐年减少。当我沿渭河观察，看到18岁的少年赤着膊修生产堤，天真壮健可爱；再倾听华县宁东梅公社主任的报告，不觉心酸。回来成诗一首：《倾听华县毕家公社宁冬梅主任报告三门峡修坝后灾情》
听罢毕家遭苦害，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更悲。 三门峡坝的错误规划有两点：（1）库区地质属地堑区，潼关以上尚在淤积过程中，淹没损失不限于仅仅库区，这以上将继续淤积，盐碱上升，影响将达咸阳。（2）把减少库区淤积寄托希望在水土保持上，也明知其无效，又以一半拦沙任务放在支流拦沙库上，这是不现实的，至今人们不敢以实践来考查。
人们误以为只要打开泄流洞增加大坝泄洪能力就可将积沙排出。按未修坝前三门峡以上原是淤积着，再打多少洞，也赶不上没有坝时排沙畅快，淤积总比以前要多。淤积上延是不可免的。所以历次改修坝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淤积不上延是可能做得到的。三门峡坝可以改建好使恢复原来期望的发电功率。”人们上了当，不研究错误所在，又不肯了好好学习，硬说坝修好了，淤积不会再上延了。这是欺骗群众，欺骗领导，所以我在大会上说，请大家深刻反省。 三门峡坝这一乱摊子没有收拾好，又去设计小浪底坝，这意味着不管这乱摊子了，让淤积发展罢。这怎样回答周故总理的叮嘱：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呢？
三）1963年河北省天津市大水，政府事前提出要确保天津和津浦路通车，这原是做得到的。由于行洪的方法错误，酿成水灾。若行洪得当，则津浦路以东的损失和人民淹死是可以避免的。我曾提供政府这次行洪的错误所在。在中山公园展览的四役拦洪抢救的模型，大肆宣传，竟无人向政府指出其纰缪。这说明我国防洪知识普遍地低落，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也应惩治指挥的技术负责者。 四）1966年四川汶川渔子溪要开发一个长输水道水力发电站，这在解放后还是创举。在全国各地可修建的地方很多，由我校水利系张永良书记和张光斗教授率领半系教师前往当地设计。我听了报告后，就提出这设计有三方面错误。其中一点是把调节日内用电用水不匀的小水库设在河中输水道之首，这样峰载时的需流45秒立米必须由输水道通过。照常例若在输水道之末端山头上设一前池作日内调节，则输水道只须通过6.5秒立米，也不需要昂贵的调压塔了。过水流率减小7倍，输水道可改明渠，工程大大减小，全部土木工程费用可以减少四倍之钜，我系内无人信我的话，反而批判了两次。后来造完了，我又提出了具体意见，也送到水电部设计施工的单位和水电研究院，没有下文。第二级开发仍照同样设计，又浪费了四倍的工程费。我到成都两次演讲，说明长输水道必须设前池于山头，来调节日内流率，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因为西南山头到处有这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发电。我把渔子溪设计作为一个反面教育，不然国家将重复这种错误，损失将多大！
五）1970年长江葛洲坝的修建是否失误，应好好总结。这将有助于决定三峡大坝的可行性。修建这两坝等于否定工程必先通过经济核算，必先考核对于上下游水文地貌的影响。这方面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不赘。许多人说，假使不修葛洲坝，可以改为修多少中小型的电站，而投资早就回收。这原是上级的决定，但现在还有争议，说明政府屡次申令要注重经济效益，负责人又不对上争论，政令自相矛盾。这次可公开讨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是可取的民主方式，但被邀者多正面人氏，像我这样的反派人氏就要排除。或许鉴于1957年黄河三门峡之七天争辩，有黄万里一人出席，会就太热闹了吧。 六）1975年河南两个土坝溃决，死亡人数打破人为水灾的世界历史记录。黄河开封淹城、汉水决堤也只数万人。若按今兴安岭失火例，则部长和各级领导难免问罪。这且勿论，事后便怪洪水设计太小、现行统计法有误，竟擅自下令一律改用“最大可能降水量P.M.P”法。按此法是设想极限情形下的最大暴雨，没有概率的概念，转算成洪流，中间误差很多很大，是不可靠的。现在计算所得结果都大致把统计所得的成果加上20%左右，实际上这是统计中一个样本误差问题，有的统计系列短，校正样长，误差就该加20～30%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