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个人资料
张凤林
博客等级：
博客积分：
博客访问：
295,717
关注人气：
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字体大小：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5)
(2011-04-07 14:37:29)
标签：
分类：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5)
次点击
个回复
2010/5/18 15:07:39 发布在
85 两河之地
黑洞效应不仅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也呈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显示出人类文明发生发展存在规律性的东西。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是“两河间的土地”的意思。那是两条大河冲击而成的平原，四面被荒漠包围着。两条河都起源于北面的高原山地，雪山草地的融水汇集起来，奔腾南下，又缓缓地流过荒漠平原，流向波斯湾，荒漠由于河水的滋润，出现了一大块绿洲，肥沃丰饶，宜于人居。
远古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地区，那里有世界上最为复杂多样的民族分布，这块欧亚非交界的地方汇集了各种肤色，各种风俗，各种语言的人。东面贫瘠干旱的伊朗高原上有众多的游牧民族，全都对高山下的那块宝地垂诞欲滴。北面安那托利亚高地上有非常好战的部族，他们不断顺流而下，早已轻车熟路。西南散布着许多闪米特游牧人，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能阻挡他们向绿洲迁徙。因此人类的征战可能首先发生在这里，这里可能是人类争夺最频繁的地方。考古显示美索不达米亚周边有苏美尔人，古希腊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闪米特人，亚述人，犹太人，古波斯人，阿兰人，赫梯人等等，他们从远古以来就不断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与被征服在这里最早发生，民族融合在这里最早出现，人类文明的曙光在这里最先呈现出来。
民族间的征服和融合是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唯一途径，文明不可能在单一民族，单一文化中高度发展。哪个地方民族最为复杂多样，哪个地方战争最为频繁，哪个地方就最早出现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
历史上的征服战争都不是入侵者把原来占据在那里的民族赶走杀尽，后来的征服者不过是取而代之成为统治者，因为入侵者与原来居民相比一定是少数，最后这些入侵者不可阻挡地被黑洞效应吞没，慢慢消失在其中了。文明的沃土在民族征服中层层变厚，人类文明在文化融合中悄悄萌芽，这便是文明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有征服就会有悲剧，悲剧总是用鲜血与眼泪写成的，民族的，人类的悲剧永远上演着，无数的眼泪和鲜血洒落在同一片土地上，无数的尸骨筑就文明的高地，深重的苦难化作文明的沃土，文明总以极不文明的方式实现的，就象人类依靠毁灭无数的其他生灵来换得自身的繁衍一样，文明常常是以牺牲整个民族，无数个体利益为代价的。
所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实是一个文明圈的概念，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圈包括了古埃及文明，古代安那托利亚文明，古代伊朗阿兰文明在内，这些古老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其远古历史可以划分为多个互不相属的历史时期，文明在那里好像是一次次被推倒重来。不同民族建立的邦国和朝代使用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好像是听不懂的。不同民族建立的朝代都建有自己的都城，全都建在不同的地方。由于这个地区的官方语言在不断变换，以致同一个历史文献会有许多不同的抄本。由于历史上人们崇拜的神灵不同，建立的神庙也风格迥异，即使是同一个神灵，也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此种族融合，文化融合并最终导致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的情形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特别要指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会像西方史学家所称的那样，纯粹是印欧人种民族创造的文明，笔者以为，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形成过程中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即匈奴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代伊朗的阿兰文明有匈奴的影子：
伊朗的古代史从阿兰王国开始，阿兰王国时代大约起于4700年以前，延续了1500年之久。
这个王国的开端被史书称为“三王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三王之一名叫“塔塔”，大约4500年前在位，笔者推测那是“鞑靼”的异写。
关于阿兰王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泥板文中，从中人们得知伊朗高原上的阿兰人始终是苏美尔人城邦国家的最大祸患，他们不断侵入那片绿洲，时常与苏美尔人发生战争，苏美尔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乌尔第三王朝”也灭于阿兰人，连国王也一起虏走了，从此苏美尔人消失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上。继苏美尔而起的是闪米特人建立的阿卡德王朝，也是被阿兰人打垮的。阿兰人的祸害直到公元前1200年才结束，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撤一世东征最终捣毁了阿兰人的王国，从此西方再没有关于阿兰人的记载了。
笔者以为这个“阿兰”（有时异写成“埃兰”）就是《殷本纪》中的“恶来”，也就是《金史·百官志》中的族名“斡雷”。
阿兰人的南方首都名叫“苏珊”（中文《圣经·旧约》记作“舒善”），，地处伊朗高原的西南边，在高山之下的一块平坦区域，其地理位置犹如我们的北京，苏珊处在东来的游牧民族侵入两河平原的必经之路上。笔者以为“苏珊”是“柔然”的异写，就是说这个地名从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传统国名中来，阿兰王国的真正国名就是“柔然”。（中亚历史上以“柔然”为国名的朝代还有“萨珊王朝”，时在公元226——公元650，存续时间与我国的南北朝大体同时。）
考古学家已经在伊朗高原和苏珊周边发挖掘出大量古代阿兰人的遗址，许多是贵族墓葬。考古发现阿兰人盛行殉葬，其中一处陵墓殉葬了一千多人，有一个王陵中44具保存完好的尸骨，好像都是他的妻妾。史料表明阿兰王国实行的是兄终弟继制，与殷商帝位继承方式相同，也与成吉思汗蒙古人在中亚建立的汗国继位习俗相同。葬制和继承制与匈奴一致的现象不会是一种偶然巧合，显示出来的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背景。
考古表明，阿兰人的祭坛为方形，高大如小山，层层向上，祭物放置于最高处，同样的方形祭坛不但出现在红山文化中，也出现在良渚文化中，表达的都是萨满教祭“天”的观念。
阿兰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楔形文字，但用来拼写他们自己的语言，考古已经挖掘出许多阿兰人留下的楔形文字泥板。西方学者发现这是一种不为人知的语言，埃兰语既不属于印欧语系，也不属于闪米特人语言，在欧洲和中东至今没有发现与埃兰语近似的派生语言，这是一种什么语言呢？笔者推测，埃兰语极有可能是古代阿尔泰语言，也就是匈奴的语言。
安那托利亚古文明中的“赫梯”人也有匈奴影子：
安那托利亚指今天土耳其一带，那是一片山区高地，远古时代那里曾经有过赫梯人建立的强大帝国。考古发现5000年前赫梯帝国就已经存在，直到公元前1200年才最后消失。考古发现帝国都城在土耳其中部高原上，在一条叫做“哈里斯河”的河岸山崖边上，那里到处是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也无处耕作，这些人显然不是农耕民族。赫梯都城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我国云冈石窟所处的地形环境相似，云冈石窟原本是北魏鲜卑拓跋大单于之居所，他们的祖先原本是大兴安岭中的游猎之人，也只有游牧民族才会选择这样的地形作为都城，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崖居族，窟居人。把都城设在如此地方显示着民族背景，就是说赫梯人与鲜卑拓跋人可能有共同的起源！
1935年考古学家在那里发掘出一座4300年前赫赫梯贵族大墓，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金银制品，还发现一把铁制匕首，说明那时他们已经能冶铁了，文明程度已相当高了。
《旧约》中有赫梯人的记载，并说他们的大本营在幼发拉底河尽头的北部山区，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因此一直以来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帝国的中心在哪里，直到1905年，欧洲考古学家通过挖掘才揭开历史之谜，证明《旧约》记载属实，并发现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
历史上赫梯人不断侵入两河流域，闪米特人建立的巴比伦汉摩拉比王朝就是被赫梯人终结的。根据古埃及文献记载，赫梯人与埃及人为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的霸权，常常发生战争。
根据古埃及文献记载，公元前1322年，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卡蒙死了，他的遗孀成了埃及女法老，但她的统治权受到来自王族内部的严重威胁，于是这位女法老派出使者向赫梯国王送去一封求助信，她要求赫梯国王赶快派一位王子来与她成婚，并成为埃及的新法老，信中有这样的话：“你有许多皇后和儿子……”史料记载，赫梯之王在帐蓬中接见了使者，但因为仓促间无法了解到埃及宫廷中的真实情形，对是否派去儿子犹豫不定。女法老急不可耐，又发出一信，信中对赫梯王的迟疑不决表示气愤。见此情形赫梯王急忙派出一位王子赶赴埃及，但为时已晚，埃及宫廷已易主，那个赫梯王子也再无下文，可能是一到埃及就被杀了。从中我们得知赫梯王是住在帐蓬中的，并有众多的妻妾儿子，显然有匈奴的影子，其时高大的宫殿早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但赫梯王仍然住在帐蓬中，象个成吉思汗。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年，即公元前1275年，埃及与赫梯人再次暴发大战，古埃及文献记载，赫梯王聚集起“从海的尽头而来”众多国家约四万人，与埃及决战，结果互有胜负。能聚集起众多游牧部族结为战争同盟确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特长。
赫梯人从何而来？他们属于什么人种？其实赫梯帝国都城宫门上的青铜像已经传递出明确的信息，这几尊被称为“斯芬克斯”，守卫宫门的神像，制作与公元前1230年，明显是蒙古人种而非印欧人种。 笔者推测阿兰人与赫梯人属于匈奴的一种还有史书依据，《隋书·铁勒传》明确记载“赫梯”和“阿兰”是铁勒（“敕勒”的异写）的一种，也就是古代的阿尔泰游牧民族，其书曰：
“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里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土拉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伊吾以西，焉耆之北，旁白山（天山）这有契弊……金山（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康国（撒马尔罕）北，傍阿得水（伏尔加河）则有诃咥（赫梯）……得凝海（黑海）东西有苏路羯……拂菻（东罗马）东则有恩屈（按出），阿兰……北海（贝加尔湖）南则有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之铁勒……分属东西两突厥。”
由此可见直到数千年之后的隋代，这个“阿兰”并未完全消失，“赫梯”也继续存在（诃咥的“咥”读die），他们都是“铁勒（敕勒）”的分支，或者说是突厥之一种。
他们的远古祖先在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创造的巨大帝国虽然早已消失，但总会有一些后裔存留下来，保持着原生态，顽强地保持其远古祖先的生存方式，继续着祖先的文化和习俗，传承着祖先的名号和语言，一个民族是不会完全消失的！隋代处东罗马帝国东部地区，里海沿岸草原上的“阿兰”人即其遗类，而伏尔加河流域的“诃咥”必与《旧约》记载的“赫梯”人有关，他们有共同的族名，怎么可能无关呢？既然是铁勒的一种，那么他们应是说大体相同语言的人，总之他们是蒙古人种的阿尔泰游牧民族，也就是《史记》所称的“匈奴”。
“敕勒川，阴山下”之句原是同指，这个阴山下的“敕勒”川就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许那里就是“阿兰”人与“赫梯”人的故乡，阴山或许就是他们的发源地呢！
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对“敕勒”两个字的本义有足够的重视，它是一个族名，它与“蒙古”族名一样曾被如此广泛地使用，成为所有阿尔泰游牧民族的自称，且这个“敕勒”的历史文化内涵是“蒙古”所不能企及的。
“敕勒”女直语是“天”的意思，努尔哈赤未称汗之时，他自称“淑勒贝勒”，就是“天贝勒”，“天之弓箭”。《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单于的全称叫做“撑犁孤涂单于”，这个“撑犁”其实就是“敕勒”的注音异写，意思是“天”，“孤涂”古代突厥语意为“儿子”，单于就是“天”的儿子，“天子”是也！萨满教的核心是也！游牧文化的核心是也！语言背景是也！民族背景是也！
《白狼歌》与“华夷之辨”
闭关自守一直是历史上汉民族建立的王朝，或者汉化了的王朝的基本国策，汉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排外倾向，可能源于被奴役的历史，是这种漫长历史在民族心理中的积淀，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也可能由于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从未消失，最终变成了一种心理自卫反应。
汉民族的史书写满了对游牧民族的卑视，那就是“华夷之辨”观念，“中国”之外似乎都是禽兽之域：
《说文》：“羌，西方牧羊人，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貊从豸，西方羌从羊。”
游牧民族的族名和国名全都加上了异类的标志，已有学者从古书中找出了带有反犬傍的族名40多个，游牧民族仿佛都从动物界中来，是令人厌恶又惧怕的怪类。
历史上这种排外情绪往往滑向盲目自大，认为中原王朝皇权所及的地方才是“天下”，皇权之外都是蛮荒黑暗的角落，并不在“天下”之内，那些角落里的游牧之人不可理会，也不值得理会。曰：“率土之滨，莫匪王臣，普天之下，莫匪王土”，天下就是皇帝的天下，不存在可以相提并论的国家——其实许多时候北方游牧帝国的版图比中原帝国还要大得多。
近代中国更是患上了“交往障碍症”，顽固自大到无法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正常交流的地步，最高统治完全排除了平等观念，而平等观念是正常交往的前提。
史载东汉益州刺史曾向永平帝呈上西夷“白狼王”诗歌三首，其奏章曰：
“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
“今白狼王唐菆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椽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并上其乐诗……
“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以备其一。” 《后汉书 ull;南蛮西南夷列传》
上文表达的正是典型的“华夷之辨”观念，能听懂游牧民族语言的人（田恭，文笔小吏）称为“习狎”，仿佛懂鸟兽语言，甚为稀奇。但因为远古圣帝有时也会雅兴所至，观赏“四夷之乐”，故抄来呈上，供皇帝闲得慌时消遣之用，又如吃腻了大餐不妨来一点粗陋土菜以博一笑，那也是皇上恩威远播、戎狄慕化所至。
“白狼王”应是一个狼图腾并尚白的游牧民族，汗王名“唐菆”显然是“突厥”的异写，他们与后世成吉思汗蒙古人同俗。
狼图腾的突厥与鸟图腾的女直一样有着无比久远的历史，早在夏商时代，“犬戎”就出现在古籍中了，他们总是中原王朝的头号敌人。《史记
周本纪》记载，周之初，周天子征犬戎，“获其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从此“荒服不至”，犬戎不再朝贡，代之以不断入侵，到最后周王朝被迫东迁国都以避之。笔者以为所获“四白狼”应是犬戎供奉的狼图腾，他们也有尚白的习俗，圣物被掳走当然是奇耻大辱，结怨报复在所难免。供奉“四白狼”的犬戎与东汉永平帝时的西羌“白狼王”可能会存在一些渊源关系。
此时的“白狼”应是个强大的部族，因为同类部族人口总数已多达600万。“唐菆”的诗歌本是阿尔泰语口语，田恭用汉字注音，但削足适履，形如汉诗，注音得十分别扭，内容已不可解读，只能认出少数几个阿尔泰语词汇，是否真的在“慕化归义”颂扬中原皇帝值得怀疑。
历史上中原皇帝常以公主和亲、金帛利诱，造成一种“蛮夷率服”的假象，一旦所赐减少蛮夷马上反叛内侵。“唐菆”之时中国历史马上就要进入“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那是一个突厥系游牧民族称霸中原，农耕汉民族又整体沦为奴隶的可悲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约600年，结束于宋王朝的出现。而这就是“华夷之辨”观念的历史注解。 周人的语言
　　说三皇五帝是游牧民族，少有人会反对，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实难把他们归入到农耕定居民族中。对夏人、商人是游牧民族也只能默认，因为考古不长气，挖遍中原大地也不见他们的都城遗址，那种宏伟的殷墟宫殿夏原图为旅游目的臆想出来，对此人们心照不宣。还有那个尚黑之秦，史书记载明确，他们原本是牧马训鹰之人，中原诸侯国一直把秦人称为“戎狄（翟）”，其游牧民族属性难以否认。
　　于是“周人”成了最后一道防线，已到非死守严防不可的地步，那是汉民族辉煌祖先历史的最后根基，没有根基“圣人”无处立脚，要轰然倒塌，随之而去的是儒家理论的立论基础。正因为如此，从司马迁起，儒家就煞费苦心，处处掩饰，竭力曲解，一定要把“单于”改成“亶父”，从而把周人归在农耕汉民族之中，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但既然是假象，是谎言，既然是游牧民族的匈奴，总会露出一些马脚。
　　《史记 ull;周本纪》：“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于邰，号曰‘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
　　后稷是周人早先的国号（与康居、龟兹、高车一样，不过是汉字注音），那是一个更早期的奴隶制国家，沿续了800年之久，后来才改国名为“周”（即满州）。
　　为什么说“后稷”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呢？因为从“黎”这个汉字中可以读出这样的历史信息：
　　“黎”，象形会意字，由“黍”和“勿”组成。“黍”就是小米，一种能在黄土高原这样的旱地环境里种植的作物，“勿”象形一个“弓”，弓上二撇表示弦的振动，意为弦动箭发，引申为威慑、警告，也可单独用作否定词。
　　“黎”就是被掳掠而来的农耕汉民族先民，他们在游牧民族利箭的威慑下耕作于井田之中，为奴隶制生产粮食或服各种苦役，故又写作“黎服”（如屈原《天问》有“黎服大悦”）。“黎”是奴隶主对农耕奴隶的专门指称。由于耕奴全都面目黝黑干瘪，故这个“黎”字又被引申为黄中带黑的颜色。
　　井田制并不是周人的发明，“黎”的称呼在《虞书
尧典》中就已经出现，在华夏文明起源萌发全过程中，奴隶和奴隶主乃是说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他们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利箭和杀戮是奴隶主表达意志的唯一方式，于是表示粮食的“黍”和表示武力威慑的“勿”有了内在的联系，被组合在一个表示人的汉字中，他们是在游牧民族利箭威慑下，与牛马一样的低贱的耕奴。
　　从“弃”特好耕种的记载来看，周人掳掠和使用农耕人口有特别悠久的历史，故帝舜对周“弃”有如此之言：耕奴是要饿死的，你既然有管理耕奴的特长，就由你来管理这些耕奴吧，你来指挥他们按时耕种！
　　“黎”把华夏文明的历史成因表露出来，华夏文明就是在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奴役中起源了，儒家所称的“圣人”何在？从来没有存在过！
　　同样是指称耕奴，商人专门造出“僕”字（又写作“菐，濮”，简化后成“仆”），这也是一个象形会意字，画的是头上有髻（头发簪于头顶，无剃发习俗的汉民族先民形象），手捧畚箕，形容萎琐，服事土役之人，即是掳掠而来的农耕汉民族先民，商人统称之为“濮族”。做奴隶总是要挨打的，这个汉字后来就引申出击打的意思，扑，打也。奴隶主何“德”之有？那时一个不可能有“德”的时代！
　　由此可见，造出“僕”，“黎”两个汉字的人有一脉相承的思维方式和完全一样的价值取向，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最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并且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同样古老的汉字里面烙有那个遥远的过去，真实的历史信息。
　　那么周人到底是说什么语言的呢？真相是不是已经被历史的风雨冲刷得痕迹全无了呢？痕迹仍然可辨：
　　《史记
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失败后商纣王自杀而死，周武王进入帝宫：“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之大白之旗”（商周之人可能与后来的蒙古人一样都有尚白之习俗）。”
　　与司马迁不同，《尚书 周书》这样记载：“周武王以轻吕击之”。
　　笔者以为《尚书》的记载更早期，更原始因而更可靠，司马迁之所以把“轻吕”改写成“轻剑”，为的是读来明白易懂。
　　“轻吕”是什么？就是“轻便的剑”。我们知道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腰刀。
　　但汉语中并无“轻吕”的读法，什么语言把腰刀读作“轻吕”呢？笔者在《匈奴传》中找到了***：
　　《汉书
匈奴传》记载，汉元帝之时，朝廷派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出使匈奴，与匈奴呼韩邪（兀颜）单于缔结盟约，对盟约仪式有如此记载：
　　“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古人应劭，颜师古注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刻有字符的金器）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也。”
　　就是说“径路”是匈奴语“腰刀”的读音，这不就是《周书》的“轻吕”吗？区别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汉字来注音匈奴语腰刀。周武王既然与匈奴单于一样把随身宝刀读作“轻吕”（径路），他们显然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原来周人与匈奴是完全的同类！
　　笔者以为“轻吕（径路）”就是汉字“剑”的原始读音，“剑”本来就指随身腰刀，这个汉字今天的读音从“轻吕”单音节化而来，快读即成。
　　传说“易”是伏羲（兀颜）始作，而“文王拘而演易”，当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耶律）时，他在狱中对“易”作了进一步推演，使之更完善了，故有“周易”之称。那是一种以天地阴阳为理论的占卜图谱，共有八卦，第一卦就叫做“乾”，特指“天”。这个“乾”字在汉语口语中从不使用，也不见汉语方言中有如此读音，表明这是一个外来词，并不是汉语所固有的，那么“乾”来自什么语言呢？笔者又在《匈奴传》中找到了***：
　　《史记
匈奴传》曰：“匈奴谓天祁连”，意思是说匈奴语把天读作“祁连”两个音节，这不正是“乾”的原始读音吗？原来是匈奴口语，汉语把“祁连”这个匈奴语缩成了单音节，方法很简单，快读即成。而《魏书》记载鲜卑拓跋也把天读作“祁连”，近来破解出来的西夏文显示宋代的党项语也把天读作“祁连”，这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匈奴的直接后裔。从乾的原始读音可以看出，“易”这个“国粹”其实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发明出来的，而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周文王，他说古代匈奴语，不过是一个入主中原的匈奴而已。
　　甲骨文黎字 说文黎字 图片
　　参见笔者博客
　　 说“羌
一） 中国史书中的“羌”，一般指西羌，即分布于青海湖周边广大范围内的众多游牧部族，其实古代的“羌”分布极为广泛，辽河流域也有羌，姜太公吕尚就出自辽河一带的羌人部落，他既然是羌人，必然是说羌语的。
三皇五帝第一人叫作“伏羲”（兀颜），来自西羌之地，就是甘肃的天水一带，据说伏羲最早的都城就在天水，那一带自古就有丰茂的草原，也是炎帝神农的发祥之地。
中国第一个有明确传世记载的王朝叫“夏后”（应读作“回鹘”），其后世“回鹘汗国”的核心部族“黄头回纥”游牧重地也在西羌。《诗经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意思是说商王朝的创建者商汤来自西羌。周人也是从西羌之地入主中原，自称“远矣，西土之人”，必然与“羌”有关，有学者考证西周一半以上的皇后来自羌人。秦人也从西羌之地而来，与“羌”有渊源关系，可以说秦人是羌的一种。
由此看来西羌之地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于是古羌人到底属于何种民族便成了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坚持传统历史观的人必然要坚持古羌人是说汉语的农耕汉民族先民，因为传统文明起源观的基础在此，或者说那是一道必须坚守的心理防线。
那么古羌人到底是何种民族呢？其实这个“羌”字已经把历史信息传递给我们了：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羌”是会意字，那是一个高度象形的汉字，由两个角和一个“人”组成。羌的特征是头上有角，又如两个天线安插于头顶。从字形上看羌人是有大辫子的，可能像满洲人一样有“编发”习俗。从安阳商代子姓贵族墓玉雕人像，及妇好墓玉人看，商代贵族也是编发的。
这种头上有角的族类存在非常久远了，因为他们不仅仅被记录在了古老的象形汉字中，还出现在史前时代的许多岩画上，阿尔泰山，天山，贺兰山，阴山远古岩画中都有这种头上长两角的人，头顶两根天线在那里载歌载舞，有人甚至猜测他们可能是外星人。
终于，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群的考古发现揭开了这个秘密
年前活动于吐鲁番一带，头上长角的人原来是一些尚武好战的游牧民族，流行殉葬，萨满教，纹身，且梳着长
辫子（
探索发现栏目有考古发掘六集专题片）。他们属于穴居人，居住方式与记载中的鲜卑，女直相同
即“无室庐，负山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
迁徙不常
（《金史 本纪
考古显示这些头上长角的人与斯基泰人，匈奴是同类，背景都是以鹿崇拜为特征的游牧文化。洋海古墓群所有出土文物在器型，纹饰上都显示与西方人所称的“斯基泰文化”是同一类型，这种文化一直延伸到辽河流域，并与贝加尔湖西岸
尔赞地方
年前的匈奴大墓出土文物为同
一类型。从人种特征上看，洋海人中既有蒙古人种也有印欧人种，
属于混合族类，洋海人的社会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
洋海考古证明了以头上长角为特征的“羌”不是真的有角，而是他们的帽子式样如此，这种怪异帽子有无比悠久的历史，因为可能已经有万年之久的岩画上就出现了。考古还显示这些戴怪异帽子的族类与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存在诸多明显的联系，就是说这个“羌”在远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的酝酿过程中起过沟通作用。
一个民族是不可能消失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都不会是突然产生的，都是一代代传承而来，故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后裔的行为方式中想象和描述他们的远古祖先。中国古籍中西羌与匈奴一直相提并论，可以想见除了活动区域之外他们之间并无什么区别，就像匈奴与东胡，鲜卑并无什么区别一样，西羌与匈奴只是一种地理
念，故《后汉书
西羌传》统而言之曰：汉武帝“北逐匈奴，西逐诸羌”。
《史记》和《汉书》都把西羌归入“西域传”，
从记载来看汉代匈奴的分支在西羌之地建立过许多“行国”，西羌与匈奴本是同类，西羌之国传统上听由匈奴控制，与众多西域之国一样役属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而洋海古墓群所在的新疆鄯善县正是《汉书
西域传》所称的“西域第一国”（因为此国离咸阳最近，故“
西域传”从此国写起）婼羌之“鄯善”（与匈奴“柔然”只是同名异写）。
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都写有“匈奴传”，他们应当亲眼看到过匈奴，但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匈奴相貌的描写，显然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写，匈奴与中原汉人一个模样的缘故。《后汉书》里始有专门的“西羌传”，此书作者当亲眼看到过羌人，但书中亦无有羌人容貌的描写，肯定是因为羌人并无特别的缘故，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定古代匈奴，西羌与中原汉人都是一样的蒙古人种。
双身合体是安纳托利亚古文明的特征，相当于东方民族的阴阳观念，那里有众多文物都呈现出合体现象，如双头鹰，双头壶，双身罐子，双头人，双头蛇等等。而双头鹰则被俄罗斯人继承下来，成为他们的国徽。阿尔泰山上双头长角合体人像显示，创造这个岩画的族类曾在安纳托利亚文明圈中生活过。 说“羌”（二）
历史上的“西羌”与匈奴一样是一种统称，这个游牧族群分布范围很广泛，那是一个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庞大族群，其间夹杂许多印欧人种特点的游牧部族，那是久远的历史，民族征服，民族融合的结果。之所以可以统而称之，乃是因为从行为方式上看，他们都是同类，从文化底色和特征上看他们全都可以归入阿尔泰游牧民族，对此《后汉书 西羌传》可以为证：
曰：西羌“滨于赐支（即《夏本纪》中的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又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羌）以射猎为事。无弋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作者说西羌有农耕从无弋（兀颜）开始，羌人“无弋爱剑”曾被秦人掳为奴，在秦地学得农耕之术，逃回河湟后传授给羌人，羌始有农耕)
曰：“（西羌）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母亡则纳，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其时“烧当（休屠）羌最强”，拥有“胜兵10余万，其余之羌大者万余，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
曰：“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羌人“饶妻妾，多子姓，一人子十，或至百人”。（羌人的风俗习惯与匈奴完全一样，妻其后母，以父名为名，常常数代同名同姓，“烧当”羌就是一个典型）
《后汉书 西羌传》记载的“羌”种类繁多，有研种羌、烧当羌、滇零（丁零）羌等等。有的以地名，风俗为号，如白马羌、参狼羌、黑水羌、白水羌、赤水羌、青衣羌等等，有的以牧养的牲口为名，如牦牛羌、黄牛羌等等。这些名称可能是汉人写史者加给他们的，历史上的西羌就像匈奴一样是一个庞杂的族类，《匈奴传》中记载的种种匈奴族名都能在西羌中找到。
又曰：羌人战攻“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触突”，羌人骁勇“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西羌多骑兵，“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西羌既有匈奴之俗，也有匈奴之长） 掠人为奴是羌人的固有习俗，“羌人以婢为妻、生子获（奴仆）；奴以羌人为妻，生子曰臧（家奴）”（羌人的社会始终是一个奴隶社会）
羌人居住有土屋和帐幕两种，土屋“织牛羊毛和以泥土，覆于屋顶”，与记载中的女直，鲜卑一样为半穴居方式，亦有世居“穹庐”（蒙古包）的，如北地郡的滇零羌。
羌人“披发左衽，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被发为辫”（西羌的衣服打扮与匈奴，蒙古人类同） 羌人流行火葬。《庄子》云：“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后汉书》则曰：汶山之羌“死则烧其尸”（西羌葬俗与蒙古人相同）
《后汉书邓训传》言：“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因，辄以刃自刺。”，“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西羌有匈奴，突厥那种剺面送葬之俗）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西羌与匈奴是完全的同类，但他们的远古祖先头上长角的习俗已经不见了，或者习俗仍在但没有被记录在书中。
说“羌”（三） 历史上，从西羌之地入主中原的阿尔泰游牧民族主导着华夏文明的酝酿和形成，那么被古老汉字记录下来，刻进了岩画，头上长角的族类，难道在华夏文明中再没有留下一些痕迹吗？他们从未像周人一样“逐鹿中原”，建立过奴隶制国家吗？***是否定的，考古为证：
月江西新干县大洋洲镇挖掘出一个商代大墓，
颠覆了人们对赣江流域古代文明，
乃至殷商文明，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传统认识。
原来商代的广袤江南并非像古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片荒蛮之地，当时中国南方也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了。
新干大墓出土文物多达
件，其中精美青铜器
余件，陶器
余件，
还有骨镞
枚。其
中属于兵器的文物共有
件，这个大墓主人应来自一个尚武之族。
新干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超过了河南殷墟妇好墓，奇怪的是所有
青铜器都不见铭文，仅有一件青铜小器物上刻有类似
的符号。
新干考古发现
表明，早在３０００年前，赣江和鄱阳湖流域就存在一个与中原商殷王朝并行发展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与殷商王朝的创建者属于同类，因为新干出土文物与妇好墓殷商文物大体类似，但两者属于独立存在的不同分支，这个南方古国并不使用殷商甲骨文，其创造的文明自成一体，且与安纳托利亚古文明有更多的内在联系。
这个神秘的古老文明是什么人留下的呢？笔者以为其中一件有角的精美青铜面具已经给出了***，这个文明的创造者就是头上长角的族类，南侵而来的“羌”曾在这片江南湿土上建立过一个与殷商王朝并存的古国。
青海湖与鄱阳湖相距千万里，但对于马背民族来说不难跨越，多风沙，草原的西羌之地与多雨水，沼泽的江南气候环境迥异，但对于有掠人为奴习俗的阿尔泰游牧民族来说，农耕民族聚居地有极大的吸引力，征而服之，拥有众多奴隶，世世代代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太诱人了，路途再遥远也阻挡不住他们的远征，而地球上的任何环境人都是可以适应的。
我们看到即使到了隋唐时代，仍有西羌南侵云南，在热带雨林中建立起段氏“大理国”（笔者怀疑这个“大理”可能是女直语“哒喇”的注音异写，本义是最尊贵的意思），这个远离中原王朝的独立方国竟延续了
多年之久，国王自称“诏”（笔者怀疑“诏”可能是“啜”的异写，突厥语“箭”的读音）。段氏祖先为鲜卑一强族，东汉时期从遥远的辽河流域一路迁徙来到西羌之地成为羌。鲜卑段氏晋代在北方建立过数个短命的大单于之国，灭于鲜卑拓跋氏（笔者怀疑“段”可能是“突”的异写）。
世纪蒙古人兴起，在灭宋之前，蒙古人就沿着段氏进入云南的路线南征，一举灭掉大理国。云南远离属于黄土高原的西羌之地，这是一条看起来要翻越无数高山深谷的艰难行程，但对于以征战掳掠为生的阿尔泰游牧民族来说，好如熟门熟路，可以一越而过。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可以想见在遥远的古代，头上长角的“羌”从青海湖一带南侵而来，越过长江在鄱阳湖边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是完全可能的事。
笔者已经指出，阿尔泰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掳掠农耕定居土著民族为奴，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奴隶制国家的过程就是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主旋律，而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有角青铜头像可以证明笔者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新干古墓有角头像埋在土中的情形
看到这个头像就会知道甲骨文“羌”的来历 青铜头像眼睛突出，鼻子大而直，有一些印欧人种特征，与三星堆头像相似，且下巴有一托，那是大胡子，古埃及法老像都有如此之托，大胡子表示神灵所属。
青铜卧虎有两个大尾巴，表示双身合体，这是安纳托利亚文明的特征
新干大墓中形状怪异的青铜刀
从“旦”说起解读汉字起源（一）
汉字是怎样一种文字？如举例简要说明之，则典型莫过于旦字矣！
“旦”是一个高度象形，高度会意的汉字，地平线上，更确切地说是平坦广阔的草原上冒出一个太阳，即圆形的“日”，于是天亮了，已经是第二天了，又一天开始了，这就是“旦”所表达的最直接的意思，象形兼会意，一目了然。
发明这个汉字的人实在不需冥思苦想，也无需神灵指引，甚至无需多少学问和智商，人人都能发明之。就是说被儒家说得很是神秘的汉字发明缘起其实并无神秘可言，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为了表达一个词汇或者一个概念，古人自然而然就如此这般在某种物体上刻下了一个可供自己识别，也可供别人识别的符号，汉字就这样出现了。
这个“旦”必定是最早出现的汉字之一，因为这个概念在人类生活中最常出现了，每天都要出现一次，故这个字必定会被最早发明出来，并被发明出来的那个部族之人最频繁地使用过。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旦”在汉语口语中从不使用，你能找出有哪一种汉语方言把“第二天”说成“旦”的吗？实在找不出来，一个也没有！这个“旦”只在古代汉语中存在，在汉语书面语言中使用。换言之，这个“旦”应不是汉语所固有的词汇，发明这个字的人不可能是说汉语之人。
那么什么语言把第二天说成“旦”呢？笔者在满洲女直语种中找到了***：
满族是一个极其重视祭祖的民族，其实这也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共同特征，游牧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血缘属性。满族人每年要举行大祭，一般在三九天举行，仪式主要是祭拜祖先的“祖宗匣”（匣内珍藏家谱或祖先遗物，还有一个名叫“妈妈口袋”的***袋子里装着用神秘故事传说着的一根“子孙绳”），此外就是祭拜“索罗杆”（索罗，满洲女直语“天”的读音，一根高高竖起的笔直树干上有一锡斗，内装杂碎猪内脏和五谷，招乌鸦或喜鹊飞来啄食），满洲人把这种隆重大祭叫做“换锁”（汉字拟音）。
在满族人的隆重家祭中，当族人们忙碌一整天做完神糕，煮好猪肉等享神物品之后，他们就静候“乌尔顿”的到来，传说祭祀那一天，当东方破晓之时，满族的一个祖神“乌忻贝勒”（兀颜，一个古老的族名，女直语本义是九）就降临到他们的神堂中来了。
“乌尔顿”是满洲语“黎明”的读音，这个多音节阿尔泰语词汇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顿”音中，“乌尔顿”不正是汉字“旦”的原始读音吗？缩音方法很简单，快读即成。
由此可见，“旦”原本表达的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无疑是由古代女直先民，或者说匈奴发明创造出来，后来被说单音节语言的汉民族先民继承，并使之单音节化，其先是存在于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中，后来才扩大到口语中去。由于汉字原本主要用于占卜祭祀，具有神秘性，拥有令人敬畏的光环，且本是官方语言，即社会主流语言，拥有特殊的吸引力，文字词汇很容易进入汉语中去。
“旦”在阿尔泰语中原本是一个词汇，在古代汉语中也是一个完整的，可单独使用的词汇，后来慢慢成为了单音节汉语的一个词素，词素可以组成词，如“元旦”，但已经不能单独使用了。
这种由词汇演变成词素的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如此广泛，普遍地存在，几乎大多数汉字都经历了这样一种脱胎换骨的演变，以致人们已经难以想象汉字原本表达的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而那个女直语“换锁”不正是汉字“祀”的原始读音吗？这个字也不能单独使用了，它不是由操满洲女直语的人发明又会是谁呢？
从“旦”说起解读汉字起源（二）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笔者试着继续举例：
妾　　 满洲女直语中，王公贵族的妻妾读作“福晋”，而这正是“妾”的原始读音。汉语口语从不用这个字，说明不是汉语固有的。这是一个以会意方式造出来的字，由“立”和“女”组成，指站立恭候主人的女子，在等级森严的游牧社会里她们不是性奴就是妻妾。这个汉子原本是多音节的，后来缩音成qie一个音节了，于是成了“汉字”。
匕　　 古代突厥语“刀”读作“毕”bi，这个“匕”是一个高度象形的字，但只是在古汉语中常用，不见现代汉语口语中有把刀读作匕的。为什么汉语口语习惯用“刀”，而古人习惯用“匕”呢？只能说明了古人具有阿尔泰游牧民族背景，说明古代汉语确是一种“洋泾浜英语”。
卉　　 “花草”如用满洲语读，读作“噢尔会”orho，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对应的汉字“卉”，这是“雅言”，汉语口语不用，如果你指着公园里的花草说那是“卉”，人家不把你当做神经病才怪呢！就是说那些习惯用“卉”指称花草的人说的是古代满洲女直语，他们不可能是汉民族先民，或者说这个“卉”字的发明者必定是说多音节语言的匈奴。
卿 这是一个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人称代词，类似于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您”，但不见汉语口语中有用“卿”来称呼人的。但在现代蒙古语中的“卿”仍然是最常用不过的指代词，如“哈布格钦”，“哈布格”意思是狩猎，“钦”意思是人，并无尊称之意，随便用，意思就是狩猎之人，而古代汉语中的“卿”开始也是一种普通人称代词，并非尊称。
册 甲骨文记载夏代即“有典有册”，就是说夏人已经使用文字了，他们有过成文典籍传世。“册”是个高度象形的汉字，写有文字的木片或竹片连缀而成“册”，其所记载的当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神圣的帝王律令。蒙古语把可汗发布的律令叫做“札撤”，从13世纪成吉思汗蒙古人开始使用文字以记载可汗律令“札撤”的情况看，最迫切需要文字的是政府，文字必定是由政府行政需要催生并完善起来的，就是说大规模奴隶制政权的出现才是汉字产生的直接推动力，而这个“册”的原始读音应当就是“札撤”。
古代汉语中的词汇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越古奥的字，只用于书面语言的字，所谓“雅言”，越是对应着阿尔泰语口语常用的词汇。例如这个“歼”字，本义是杀死敌人，但汉语口语不用“歼”来指称这个“杀死”的意思，它完全是书面的。此外还有“殆”，也是杀死敌人的意思，如果有人口语中用了这个词，听的人就莫名其妙了。但“歼”和“殆”却是今天蒙古语口语最常用的词，并且蒙古人常常用之取名，如有许多蒙古人名叫“阿去”，意思是消灭敌人的英雄，不正是“歼”的原始读音吗？还有许多蒙古人名叫“达尔”，意思是杀死敌人的勇士，不正是“殆”的原始读音吗？草原民族就这样用自己的名字顽强地传承着古老的游牧文化。
人类文明以文字的出现为标识，故笔者把文明起源与汉字起源相提并论，当古人在龟甲或兽骨上刻下这个“旦”字的时候，华夏文明就起源了，但你万万不可把这个场景想象成曼妙灿烂，温馨悦目，具有诗情画意的美景，其时既无“圣”，亦无“德”，实乃血腥弥漫之时代，因为其时人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还保持着浓重的兽性，原始兽性尚未被后来才出现的人性所覆盖，注定了这将是一个残酷的奴隶制时代，换言之，从这个“旦”字漾起的乃是一片令人心悸的血色曙光！
解读“农具”（一）
华夏文明起源前的亚洲东部，分布着两大民族先民，那就是南方的农耕定居民族和北方的游牧狩猎民族，华夏文明从两大民族先民的征服，融合中酝酿，华夏文化从农耕文化与阿尔泰游牧文化的交流，渗透中产生，但我们应当看到阿尔泰游牧文化始终在华夏文明起源中起着主导作用，并成为华夏文化的深层内核，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华夏文明其实是以游牧文化为底层色的，笔者以为考古工作者尤其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很容易把表达着游牧狩猎文化的东西说成“农具”，从而远离历史的真实。举例说明如下：
下面照片里的是江西鄱阳湖边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共有一模一样两件，它们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犁”，并以此说明早在3000年前，长江以南地区就已经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和青铜文明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青铜质三角器：长10.7，阔13.7
下面照片是1979年出土于上海松江地区的良渚文化遗物，用一种青黑色玉石磨制出来，也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犁”，并以此解释说早在5000年前，太湖流域就已经出现农耕文明。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石质三角器尺寸与上图相
农耕早就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确是考古已经证实无疑的历史事实，农耕定居的汉民族先民，就是分布于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操单音节语言的百越先民，他们早就以农耕为生了，这些农耕民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数万年前应已经存在，汉民族先民选择农耕为生不会是“神农”教导的结果，但这些被考古学家认定为“犁”的东西其实不可能是农具。
仔细看看图片吧，有可能是刨土之“犁”？怎会有人把犁头也雕刻出精美纹饰呢？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农民闲得慌会去干这种蠢事呢？且“犁”身上雕刻的纹饰与新干大墓众多青铜礼器上的纹饰相同，那可不是普通人能使用的纹饰，此种纹饰所代表的只能是高贵与神灵！
当我们想到3000年前的商代，青铜乃是稀罕之物，先秦时代青铜一直被称为“金”,足见其珍贵了，就不会再把它们说成农人使用的“犁”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那个时代的农民竟富裕得能用珍贵的铜来制作犁头，铜在古代中国从来是财富的象征，即使你有再多的钱也不敢用此来做犁，由此我们就知道那些考古学家说出来的话是多么的荒谬了！
从照片看新干出土之“犁”无磨损迹象，就是说并未真正使用过，这也说明它非实用之物，而是一种象征之物，乃是帝王权威之象征。
上海松江良渚文化之“石犁”也不可能是一件农具，同样是帝王权威的象征之物，应知5000年前，在那个还没有金属的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石器（玉器），可能需要一个奴隶为时一年或者数年的劳作，只有拥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才有可能去制造和拥有此物，农人不可能用此珍贵之物犁地，从照片上看器物边沿也无使用过的痕迹。
笔者以为这种三角型的器物应是古籍所说的“铍”，一种两边有刃的大矛，主要用来做仪仗之用，《史记 ull;吴王世家》有如此记载：
“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杀手之名）置匕首于炙鱼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胸，遂杀王僚。”
左思《吴都赋》有言：“羽族以觜为刀铍，毛群以齿角为铗。”从古人的话中可以看出“铍”是“觜”形三角状的。
吴王僚的卫士“人夹持铍”，“陈于道”，就是一种威严的仪仗，但由于“铍”比较笨重，反应较慢，刺杀得逞了。
我们看到，从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石铍到3000年前的新干商代青铜铍，再到春秋战国吴王仪仗之铍，这种三角形犁头状的王权象征物源远流长，功能可能一直没变，形制尺寸也可能一直没变，乃是因为产生华夏文明的阿尔泰游牧文化背景一直没变的缘故。
笔者以为，在先秦考古挖掘中，贵族大墓中出土的所有“农具”基本上属于一种误判，误判源于对华夏文明起源的错误认识，人们从没有认识到阿尔泰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征服，掳掠农耕汉民族先民，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过程就是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些低贱的耕奴使用的农具不可能出现在贵族墓中的，先秦时代耕奴使用的东西是极其简陋的，珍贵的金属制品不太可能广泛出现在耕奴手中，只会广泛应用于战争武器，用于反映等级贵贱的种种享祭礼器之中，乃是由华夏文明起源的特殊情景决定了的。
相关图片解读“农具”（二）
一直以来，考古学家从华夏文明由农耕民族独自创造这一传统思路出发，常常把阿尔泰游牧民族使用的东西认定为农耕民族的“农具”，马鞍形石磨盘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河北武安县磁山村“磁山文化”遗址
出土的石磨盘，年代大约已有6000年
这种马鞍形，或者说鞋底形的石磨盘，还配有擀面杖一样的石棒，广泛发现于中国北方地区，而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最多最集中了，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有过专题片《神秘的石磨盘》，介绍这种“农具”的发现过程。考古鉴定表明“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7000年以上历史。
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呈***，乍看就像今天孩子们玩的滑板车，又如家用烫衣板，有四个矮脚，四周浑圆，弧形，光滑可爱，磨盘中心低凹，周边微凸，乃是细致打磨而成，仔细端详还可以发现盘面有许多坑坑洼洼的斑点，可能是为增加摩擦力故意凿刻上去的。
考古学家说，农耕先民们将谷物放在磨盘上，用石棒来回碾磨用以脱粒，就是说这是一种谷物脱壳设备，于是被认定为一个“农具”。
笔者对考古学家如此说法很不以为然，这怎么可能是“农具”呢？脱谷壳最好的办法是椿或捣，用擀面杖擀是没法脱壳的，不信你试试看？
这种精美的石器分明是游牧民族用来揉制兽皮的工具，兽皮剥下凉干后很是坚硬，必须用这种工具反复磨揉才会脱去残留的兽肉，变得柔软，之后才可能裁剪缝缀用作衣被（今天人们用烧碱浸泡皮子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外把干硬的兽筋，兽皮制作成弓弦，缰绳，也要用此石器反复搓揉才成。
我们看到石磨盘个头都不很大，不笨重，妇女可以搬动，如此设计制作便于携带，适应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如果他们是定居之人就没有必要刻意做得如此轻巧了。
这种石磨盘当时应是很贵重的家什，因为即使在今天，要制作这样一件东西也不是很容易的，裴李岗遗址那些石磨盘可能是在战争中被匆忙埋到土中去了，或者是在黄河水突然猛涨时被淹没了。七千年前的河南新郑一带可能从海底冒出不久，那是黄河沉积造陆的结果，新生的土地首先会是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地，而后才会渐渐变成农耕民族的农耕重地。
磁山文化遗址地处太行山边缘地带，主要是88个窖穴（灰坑），最深的窑穴达6-7米，内有堆积很厚的粟灰，有的窖穴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出土时尚有部分粟谷颗粒清晰可见。这些磁山古人显然是穴居族，而古书记载肃慎及后来的鲜卑女直都是穴居人，关于古代女直人居住习俗《金史》有这样的话：
“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处其中，迁徒不常。”
史书记载女直人的洞穴有的深达10个梯才能到底，而磁山窟穴正好与此相似，应知长江流域农耕定居汉民族先民的传统居住方式是干栏屋，这也为磁山文化石磨盘民族属性作了注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这种形状大同小异，且以马鞍形为主的石磨盘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在整个北部中国，从东北长白山下的三江平原直到科尔沁右翼草原，从新疆鄯善和哈密地区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再到西伯利亚大草原，广大至欧亚范围内，在那些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传统活动区域内，都有大量此种石磨盘被考古发现，唯独没有在南部中国发现过，这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它不可能是汉民族先民用于磨面脱粒的“农具”，而只能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用于制皮的一种工具，而这些石磨盘的民族属性对于出土这些文物的远古文明遗址的定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而言之，本书关于华夏文明起源过程的模型描述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开拓视野，转换思维方式，探求历史之真，应当具有普遍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关于汉字原始读音的猜想
语言文字研究本来就是一门少有人感兴趣的学科，对多数人来说属于味同嚼蜡的东西，古音拟构则更是冷门中的冷门，实难吸引世人已经浮躁的眼光，但汉字古音拟构确是我们洞察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乃是破解中华文明奥秘的利器，为了直观形象地阐述这个比较枯燥的历史语言学问题，笔者特意去找来一些有可读性的史书材料辅助说明之：
《契丹国志》卷二四有《刁奉使北语诗》，北宋使臣出使契丹王庭，写下一首语意诙谐的五言诗，诗中记录了几个契丹语词汇，读来别有一番趣味：
 #57348 《刁奉使北语诗》
 刁约使契丹，为北语诗云：
  押燕移离毕， 看房贺跋支，  #57348 饯行三匹裂， 
 密赐十貔狸。 其诗注曰：
“移离毕”，契丹官名，如中国之执政。 
“贺跋支”，官名，如执政之防阁。 “匹裂”，酒具，似小木罂，以木为之，加以黄漆。
“貔狸”， 貔读pi，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粱，嗜肉，
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契丹辽源于匈奴，鲜卑（鲜卑是古代女直的一个习惯统称，今天的锡伯族乃是其同名异写），且与蒙古同属“东胡”。这首五言诗中记录下来的契丹语词汇是多音节的，读音与词义契合其所对应的汉字本义，应是古老汉字的原始读音：
押燕——“宴”也。
“宴”，形声字，安也，本义是安息，引申为安逸快乐的意思，应知这个汉字早期并无“酒席宴会”之义，而这首诗句里的“押燕”也是拜访请安的意思，北宋使臣礼节性地拜会了契丹辽国的最高执政长官。笔者以为“押燕”应是汉字“宴”的原始读音。
看房——“款”也。
“款”，会意字，本义是因为心中空虚而有所欲求的意思，内心存有欲望的意思，兼有叩击，叩见的意思，如《吕氏春秋 ull;爱士》：“夜款门而谒”，从中又引申出招待的意思来。笔者以为“看房”就是“款”的原始读音，诗中记录的这个阿尔泰语词汇与汉字“款”的本义契合。
匹裂——“鬲”也。
“鬲”，象形字，今读li，古代指一种三脚容器，考古发现，如此三脚中空，大小不一的容器，在遥远的彩陶时代，在中国北方的远古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广泛出现了，“鬲”这个高度象形的汉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也大量存在，但汉语口语中难以找到其影子，也就是说这一称呼可能不是汉语所原生的。笔者以为“匹裂”应是“鬲”的原始读音，后来被单音节化了。这个“贺跋支”为北宋使臣饯行，饮酒三杯，私下还赠送了珍贵礼物。
三个契丹语词汇就这样偶然地被记录下来，但窥一斑可以见全豹，阿尔泰语词汇与汉字本义契合，且读音近似，这不会是一种巧合，研究表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汉字与古代阿尔泰语存在明显可辨的读音，词义的对应关系，更不会是一种巧合，特别是本义契合，显示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明白无误的起源关系。
民族语言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来自无比久远的人类进化史，古代北方的阿尔泰游牧民族没有文字，他们以口语代代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语言，但正是由于没有文字语言的干扰，他们的语言长久地保持着原生态，没有文字的语言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汉语由于一直受到来自文字语言的干扰和渗透，古今变化很大，笔者以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巨大差异会远远超出人们原来的想象，今天的汉语是一种已经被文字语言改造得面目全非的语言，唯一不变的是“单音节”这个语言的基石，其稳定性与不可动摇性乃是由人口数量决定了的，它如此之稳固，少数民族永远无法撬动它，一切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词汇最后都会在汉语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语言意志”作用下，统统改造成单音节。
研究表明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宋人洪迈《夷坚志》有关于契丹语法的记载：
 #57348;“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授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
因为契丹语是多音节语言，用汉字注音当然要“一字用两三字”了，特别是阿尔泰语的语序，与汉语颠倒，谓语总在句子末尾，是主——宾——谓结构，谓语动词的“打”与“坐”很自然地就被契丹人根据他们的语序习惯移到句尾去了，而“坐”本义是“在……之上”，契丹人用的正是这个汉字的本义。洪迈，王补听契丹小儿如此读汉诗觉得很好笑，就像我们看抗战电影中日本鬼子说汉语：“八路的有？”听起来很滑稽一样。
奇怪的是这种谓语落在句尾的语序在古代汉语中却很常见，那是儒家视为十分美妙的“雅言”，如：
《论语 ull;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谓语“知”在宾语“吾”后面）
《左传 ull;宣公》：“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谓语动词“诈”“虞”放于最后）
《论语 ull;颜渊》：“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动词“为”出现在谓语“文”之后）
这种不见于汉语口语的倒装习惯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就是一种阿尔泰语的残留痕迹，华夏文明酝酿之时，使用古老汉字的人说阿尔泰语，古代汉语中的阿尔泰语习惯显露了最早使用汉字的那些古人的民族背景，他们不可能是说单音节语言的汉民族先民！
“乎”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语气助词，举例如下：
《论语》：“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孙子兵法》：“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史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史记》：“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
《史记》：“壮士！能复饮乎？”
这种以“乎”作为语气助词的习惯可谓源远流长，因为《尚书》《诗经》中就出现了，但笔者没有发现汉语口语方言有以“乎”作语气助词的。秦时的陈胜吴广出身低贱，不读书不识字，上面那句名言不可能是他们的原话，孔子，司马迁平时说话也不可能如此乎来乎去，那么古代汉语中的“乎”从何来呢？笔者在蒙古语中找到了***，请看蒙古语俗语：
Mongol yke uu, modo yke uu!
译文：“蒙古”多吗？就像树木那样的多啊！
Sain，
ta sai uu!
您好！
Ta sai uu？
您好吗？
原来uu，即“乎”是阿尔泰语口语常用的语气助词！
“乎”字的原始读音很可能就是uu，乌乌，有两个音节，但紧连在一起。sain，阿尔泰语指示代词“谁”。今天的蒙古族是古代匈奴，鲜卑的直接后裔，成吉思汗最著名的战将名叫“速不台”，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以“鲜卑（速不）”为名，“台”ti，蒙古语后缀音，表示男性。
于是习惯用“乎”来感叹的古人的语言背景显示出来，他们不是匈奴又会是谁呢？古代匈奴发明了“乎”字，并把这种语言习惯烙印或者说遗留在了古代汉语中，并被儒家当做宝贝代代传承下来了。
在论述人类文明起源的时候，儒家编造出来的第一个圣人是“燧人氏”，认为火为百德先，天下文明肇始于圣之火德，例如《太平御览》就如此说：
“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明之外，至于其国，见此树下，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又曰：“上古之世，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儒家认为人类一开始便进入了一个“以德王天下”的高尚时代，远古是非有美德不能称王的时代，先王“燧人氏”之所以有天下，乃是因为有大德于先民。
且不说“有鸟啄树，粲然火出”何等荒谬，“小枝钻火”缺乏经验基础，笔者以为“人类文明始于用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人类使用火与陶器的历史已经无比久远了，火与陶乃是人类的标识而不是文明的标识，其所对应的是人类的历史而不是相对短暂的文明史。人类的生理结构表明人只能吃比较精细的食物，且是以吃烧煮过的食物为主的一种动物，只有烧煮过的食物才适合人类的肠胃，长期吃烧煮过的食物人类才出现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发达的大脑，人类的进化和出现都与吃烧煮食物有关，就是说火与陶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人类使用火与陶的历史会远远超出人们原来的想象，都不可能是圣人教导的结果，就像汉民族先民的农耕不可能是“神农”教导的结果一样。
笔者以为，历史研究者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史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已经被考古挖掘反复证明了的历史前提，那就是先秦时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一个人道尚未萌现的时代，在那个社会里，低贱的奴隶可以像猪牛狗马一样成百上千地用于殉葬，在这个血腥弥漫的时代里不可能产生出大德之圣，就像千年沙海中不可能长出牡丹花一样，如果有，那一定是人为插上去的假货。历史研究者如果本着儒家观念一味赞美陶醉其间，蒙羞的乃是人类理性。孔子学说描述出来的先王时代虽然美妙但与历史真实无关，而本于孔学，源自儒术的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也不应当继续成为我们描述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征服农耕民族，建立起大大小小奴隶制国家的历史，征服者实在无需“人心”，而成为奴隶也不会是汉民族先民心之所向的事。
笔者以为，当两支人类初遇，互认对方为“野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说完全不同的语言，语言障碍会导致无法交流沟通而视同野兽，只有随着接触交往的增多，人性才会被慢慢唤醒而萌发，最终他们会意识到对方与自己是一样的“人”，但那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思考设想华夏文明起源时期为何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的时候，最合理的解释是奴隶和奴隶主是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人。人是社会性动物的事实排除了人在同类同族中残酷施暴的可能性，这一点甚至可以从动物界中得到印证，有共同语言的同类间应不会出现如此典型的奴隶制。满州女直固有的“同类不相为奴”的习俗引导也我们作这样的推测：先秦时代典型的奴隶制应有一种语言基础，那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在无法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人是可能把对方视为兽类的，这甚至可以在近代找到佐证，如16世纪初，当欧洲白人侵入美洲的时候，他们确没有把见到的印弟安土著当人看待，对土著屠杀施虐的情形是随着交流接触的增多而减少的，应知其时欧洲已沐浴现代文明的霞光，且那些殖民者都是基督徒，其时仍会发生灭绝人性的行为，那么在遥远的古代，在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离不久的时候，奴隶主表现得全无人性就不足为奇了，甚至是一种必然。
如果推定奴隶主和奴隶是说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那么远古时代亚洲东部可能存在哪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呢？显然只能是多音节的古代阿尔泰语和单音节的百越先民语言，前者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使用的语言，后再是南方农耕定居民族固有的语言，而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奴役农耕民族的情况不断出现，反之则难以找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奴隶主的人选非阿尔泰游牧民族莫属，他们虽然被称为“匈奴”，从字面上看他们好像应当为“奴”，其实从未被农耕汉民族奴役过。
既然汉字产生在这样一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中，那么汉字古音拟构的方向就明白了，只能是多音节的阿尔泰语——这便是笔者从人类学角度思考得出的结论。
人类文明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如何看待同类的观念不断演变的过程，人性最终覆盖了兽性。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人开始把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都看成与自己一样的人，在遥远的将来，世界上所有的人最终将被相互接纳。
我们已经可以从今天的美国看到一些人类新时代的端倪，人种的隔阂、文化的隔阂正在那里不断消失，美国已经可以称之为民族大融炉了，美国当之无愧地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现代文明的发展将最终认同世界上一切人种、一切民族他们都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每一族类都有自己的发展价值，他们可能会在极高的文化层次上合而为一！
说“尧”
帝尧在“五帝”中排位第四，是为黄帝玄孙，帝喾之子。
尧是儒家理论中的大圣人，因为他没有把皇帝之位传给不肖子“丹朱”，而是“禅让”给了舜，开“以德取人”之先河，成就了无比高尚美妙的“尧舜时代”。不过历史早已戳穿儒家的谎言，被晋代一个盗墓贼偶然挖掘出来的先秦时代魏国古籍《竹书纪年》明白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原来如此！哪来的禅让？都是孔儒们杜撰出来的故事。
本文无意去评述帝尧之德，笔者只对他说什么语言，是何民族背景感兴趣，其实他的名字已经把历史信息显露给我们了：
“尧”，会意字，甲骨文尧字为两土一人，《说文》中的古文尧字为两土两人，而古篆文的尧字为三土一人，即由表示土堆的三个“土”和表示人的“兀”组成，意思是土堆比人还高，人在土下。如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甲骨文尧字 古篆文尧字
可见这个“尧”是穴居人，穴居应是帝尧部族的居住特征，而古代女直正是穴居族，有史为证：
《括地志》：“靺鞨国，古肃慎也，东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处山林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
《金史》关于女直的居住习俗有这样的话：
“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处其中，迁徒不常。”
笔者已经指出，三皇五帝和夏商周秦的创建者大都存在明显可辨的女直背景，而他们之间的血缘传承关系则是被许多古籍记载了的，且能互证，因而是可信的，那么这个“尧”字蕴含女直先民穴居习俗就不奇怪了。正因为远古先王大多是穴居人，故《易经 ull;系辞》有此言：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应知这里的“上古”之人并不非指农耕定居的汉民族先民，而是华夏文明起源时期入主中原的远古先王，考古显示汉民族先民的居住方式是“干栏屋”，他们并非穴居族。
这个“尧”字的原始读音如何？笔者以为极有可能就是满洲女直著姓“叶赫”，就是“叶赫那喇慈禧”的那个“叶赫”。
阿尔泰游牧民族自古以族名为名，“尧”与“禹”一样必然是由族名而来，或者说原本就是一个族名。人会死去，但部族不会消亡，特别是一个如此古老，如此强大的部族，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会留下一些孑遗，我们应当能够从后世游牧民族的族名中寻觅到这个“尧”字的原始读音。
先秦古籍《世本》记载，帝尧又名“陶唐氏”，笔者以为这个“陶唐”应是“鞑靼”的注音异写，两者是“大姓”与“小姓”的关系，而这正是游牧文化的一大特征。“鞑靼”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特别是女直先民的一个传统的称号，也是族名，所有这些都引导我们选择从满洲女直著姓中寻找尧字的原始读音。
“叶赫”是满洲女直最古老的部族之一，也是满洲“八大姓”之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生母都姓“叶赫”，来自该部）。这个“叶赫”也是努尔哈赤崛起之初最有能力与之抗衡的部族国家。白山黑水间所有的女直部落中就这个叶赫国最傲慢，最难被征服，也是最后被征服的。当努尔哈赤消灭了仅剩的叶赫国，其国主学习商纣王赴火而死之后，“金源”之地，世代分裂，征战不休的满洲女直终于再次统一成了整体。而“叶赫”也成为满清帝族三百年间少数几个姻亲对象之一，成为仅次于“爱新觉罗”的最尊贵姓氏。
满清帝国从原生态的游牧文化中产生出来，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遵循着自匈奴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的古老传统，即“强强联姻”，在古代草原帝国中，“后族”总是近次于“帝族”的最强大部族。
我们从“五帝”姓名中看出他们确属于同一族类，也就是说在华夏文明的萌芽时期，女直属性的阿尔泰游牧民族起过特别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从《史记 ull;匈奴传》看，直到汉代“匈奴”仍然是说古代满洲女直语的。
帝尧的儿子名叫“丹朱”，竟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同名。“丹朱”应是“台吉”的异写，应知并非汗王的每个儿子都有此称号，只有极少几个最被器重，最被宠幸的王子才会得到这一尊贵称号，皇太极便是努尔哈赤生前最为器重的儿子。当时的朝鲜汉文史书《李朝实录》把他记作“黄台吉”，就是他的真名，原名！“皇太极”则是后来才出现的汉字拟音，他获得“台吉”称号之时并不在“皇”坐上，更无“太极”地位。
在满洲女直文化中，***代表着血缘关系中的最高等级，同宗同姓的帝族贵胄仍要分出高低等级，分别系上“黄带子”，“红带子”“紫带子”，由“宗人府”记录在案，而“黄带子”代表最高等级，由此可见“黄台吉”之“黄”也非一般人能染指。
且不可把“丹朱”理解成红色，这只是一个汉字注音，汉民族有以红色为喜庆色的习俗，但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从来以红为贱，以白为贵，他们至今仍然婚庆挂白布，丧事悬红幡，与汉人习俗正好相反，帝尧当不会以代表低贱的红色来命名这个原本可能继位的儿子。
数千年以来，儒家的种种典籍，中国的所有正史，还有许多史学家的著作，都落在这样一个误区中：他们总是从汉字的本义出发阐述远古历史人物，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名大多是后人翻译的结果，既然是翻译就不能从汉字的本义去理解，就像对“斯大林”，“牛顿”不能从汉字的本义去解释一样，前者不曾生活在“大森林”中，后者与“牛”无任何关系，如果硬要从字面意义生发开去，那将是越解释越荒谬。
笔者已经指出，所谓“二十八星宿”大多是阿尔泰游牧民族族名，原本只是族名的汉字注音，很可能是从一些已经失传的远古异文典籍中翻译而来，但我们看到在“二十四史”的所谓“天文志”里，古人常常把两个汉字分拆开来，从汉字的本义出发去想象一番，故作深奥，其实全无参考价值。
笔者以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远古历史人物，他们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姓名，大多是后人翻译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汉字注音，既然是翻译，读音才是第一要素，这个读音所对应的阿尔泰游牧民族族名才是我们理解和描述这些历史人物的关键，虽然古人选用汉字的时候常常带着意译的目的，但汉字含义相比读音仍然是第二位的，字义只能作为参考，如果一味从汉字本义上，即意译因素去诠释，必然忽视这个族名所显示的民族背景和语言背景，结果是舍本逐末，拾了芝麻丢了西瓜，而这正是人们解读中国历史一直存在的思维缺陷。
笔者以为，三皇五帝时期汉字应当还处在萌芽时期，远未成熟，考古发现汉字比较成熟的源头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而遥远的伏羲时代离开殷商之时尚有数千年之久，那么“伏羲”，“神农”，“轩辕”，“颛顼”，这些以复杂“六书”方法造出来的汉字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肯定要到汉字成熟时期才会出现，这些先王怎么可能以后来才会产生的汉字为名呢？如果其时根本没有这些汉字，就不可能有过这种汉字姓名，那么以这个汉字本义出发的解说基本上就属于无稽之谈了，可惜直到今天许多历史研究者仍然乐此不疲。
先秦古籍《山海经》把“轩辕”写作“轩猿”，异写的存在说明这只是一个汉字注音，黄帝不可能是一只猿猴，当笔者把这个读音与“猃狁”对应起了的时候，他的本来面目便立即显露出来了，这便是族名辨析的意义所在。
那么帝尧到底是说什么语言的呢？笔者以为他既然以“陶唐”（鞑靼）为名，必然是说古代鞑靼语的，也就是多音节的古代匈奴语。
从周人的习俗看民族背景(一）
1241年初，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巴图鲁）与成吉思汗“四狗”之一，时年逾60的“速不台”一起，统帅7万蒙古铁骑再次远征匈牙利和波兰，以期打开入侵欧洲腹地之门。
速不台遵循游牧军队古老传统，将蒙古军分为左中右三路，从南俄草原向西南推进。成吉思汗之孙，察合台之子“拜答儿”（巴图鲁）和窝阔台之孙“海都”（哈达）领兵两万为右翼北上，越东普鲁士侵入波兰，窝阔台之子“合丹”（哈达）领军一万作为左翼军从南面包抄策应。速不台和拔都则率四万主力为中军，步步为营前进。
当时的波兰国王是匈牙利国王的女婿，面对灭顶之灾儿女亲家立即结成生死同盟，共同对付蒙古人，当时波匈两国军队加起来有10万之多，而波兰精良的重甲骑兵是教皇及整个欧洲阻挡蒙古人的希望之所在。
波兰主将名叫亨利，亨利亲率三万大军迎击拜答儿右翼军，他决意寻找蒙古主力决一死战。拜答尔则采用游牧军队惯用手法诱敌深入。蒙古人在亨利的必经之地“瓦尔斯塔特”地方隐蔽起来，只派出少许部队远远地骚扰，就是不正面接战，最后波兰军队被诱到处于开阔地带的“瓦尔斯塔特”，蒙古主力现身了。
亨利的三万军队以重骑兵为主，此外还有一些从德意志矿区招募的矿工训练而成的步兵，列阵完毕，博列斯拉夫公爵率第一梯队向蒙古人发起进攻，数千铁骑猛扑，一冲就冲进蒙古人的阵营，但见蒙古人如脱兔一般，一躲一闪，避开波兰人正面冲击，并不断迂回到两侧，以密集之箭射击波兰人。波兰重甲骑兵左冲右突，就是无法与蒙古骑兵近距离厮杀，他们的长矛重剑于是失去了用武之地。
亨利以为蒙古人胆怯，立即重组阵型，一字排开，形成一个宽广的正面，齐刷刷冲逼而来，蒙古骑兵抵挡不住，开始败退。亨利眼看拜答尔的帅旗也开始斜拖着退却了，认定蒙古人已经战败，下令全线追击。穷追的波兰骑兵原先整齐的阵形不久便变得散乱不堪了，步兵则远远地落在后面，亨利仍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 忽然一声诡响，蒙古轻骑兵停止了退却，波兰骑兵两侧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是蒙古人，波兰人被团团围住，开始感到惊恐。此时蒙古重骑兵出现并排成了人墙，他们用重弓一波又一波的发射长箭，轻骑兵则在波兰人侧后来回奔驰，在十丈之外用轻弓放箭，渐渐地波兰人象羊群一样被驱赶到了一起，不断有人中箭跌于马下。
当蒙古人发现他们的弓箭无法穿透欧洲骑士盔甲时，就对着他们的座骑猛射，跌落马下的波兰骑士由于盔甲笨重，行动不便，几乎是束手待毙，被一阵阵冲锋而来的蒙古骑兵用马刀长矛一一杀死。 亨利力战而死，波兰精锐“圣殿骑士团”悉数阵亡，“条顿骑士团”大半阵亡，主帅“奥施特恩”也身负重伤，不久死去，瓦尔斯塔特之役波兰联军共有两万五千人阵亡。
令欧洲传教士惊讶不已的事情出现了，蒙古人把战场上死去的波兰士兵的左耳朵全部割下，25000个耳朵装满了九个大麻袋！
就在波兰联军和蒙古右翼军酣战的同一天，匈牙利国王“贝拉”率七万大军离开首都布达城，北上迎击蒙古人，结果被蒙古人诱至位于绍约河北岸名为“莫希”平原旷野，深陷包围圈，激战发生在1241年4月11日，结果七万匈牙利大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生还，国王贝拉在少数卫士地拼死护卫下逃脱，他一直狂奔逃到克罗地亚一个海岛上去了。欧洲传教士再次吃惊地发现，所有的匈牙利阵亡将士头上都没有左耳朵。
这种战场上割取敌人耳朵的习俗，并不是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发明，乃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属于阿尔泰游牧文化，历史已经无比久远。割取敌人耳朵用于统计胜利成果，也是游牧战士分得战利品的凭据，如果死者是敌方主要首领则需要把整个头颅割下带回。汉末诗人蔡琰有如此描述匈奴的诗句：“马后载妇女，马首悬男头”，匈奴携头颅回去记功领赏也！
对亚洲游牧民族这种古老的习俗，其实欧洲人早就有过记载，古希腊人希罗多德《历史》，在“崇拜战斗英雄的斯基泰人”一节中写道：“至于战争，斯基泰人已经非常习惯了，他们把战场上杀死的敌人首级割下，带到他们的国王那里，以领取奖赏。”希罗多德的话不算很全面，当被杀死的敌人很多的时候，耳朵就代表首级了。希罗多德又说：“斯基泰人把敌人的头皮剥下来，挂在马身上用以夸耀。”又说：“斯基泰人还把这些带头发的头皮缝起来，当衣穿。”又说：“他们把敌人手臂上的皮剥下来用以蒙箭筒子，甚至会把整个人的皮都剥下，用木头撑着放在马背上用以观赏。”又说：“斯基泰人把敌人的头颅沿着眉毛割下来洗净后当杯子用，贫穷的斯基泰人包上牛皮，富有的斯基泰人则包上金银。”希罗多德这些描写都是可信的，因为这些行为习俗都能在蒙古人的说唱史诗中找到影子，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以征战为业，掳掠为生，他们早就形成了许多与这种生存方式相适应的文化习俗，世代延续，传承不衰。
游牧民族自古就有平分狩猎所获的习俗和均分战伐所获的观念，只要参加了部族首领组织的围猎行动，人人都能分得其中一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曰：
“(女直)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也)，厄真(华言主也)”。
围猎时族长把族寨里的猎手编成若干小队，每队有头领，遇到兽群时，他们在族长的统一指挥下合力将兽群围困，一齐敲打树木，高声呼叫，以惊吓野兽，使之朝一个方向逃去，名叫“赶杖”，而后包围圈逐渐缩小，当猎物被赶到一个空旷易射地带时，族长下令吹响海螺号，于是百箭齐发，如此“打围”常常收获颇丰。
通常族长对围猎所获每天都作一次平均分配，围猎结束后，猎物就被一堆堆放好了，上面插着从野兽身上拔来的各族寨之箭，箭在制作时就刻画了各自的记号，各族寨认自家之箭取得各种猎获物。
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上形成的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固有的以“箭”代表氏族酋长，以大箭代表大酋长，以“箭”（箭阿尔泰语有许多读音，石抹，贝勒，牛录等等）指称部族国家首领的“箭文化”，而这正是象形会意字“族”，“侯”的本义和来历，也是我们从先秦古籍中看到的整个先秦时代的社会形态。
狩猎或征战（“行师出猎”是也）获得的东西满洲女直语叫做“乌朴”（ubu），满洲语本义就是“份额”，“平均分配的物品”的意思。笔者以为这个“乌朴”就是汉字“普”的原始读音。普，象形会意字，甲骨文普字上面是并排站立于地面的两个人，人下面是表示一天的“日”，意思是“每天均分的份额”。
征战掳掠是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固有生存方式，历史已无比久远，可能与人类的历史相当，以战场上杀敌多寡来分配战利品的习俗不过是狩猎方式的一种自然延伸，当你了解了这种狩猎习俗后，就不难理解割取敌人耳朵的行为了，乃是分得战利品的凭证，岂可遗留？阿尔泰游牧民族以右为大，对应敌人之头面，大在左耳，不割右耳割左耳的原因在此。蒙古人的行为再次表明游牧文化确有顽强的传承能力，传承能力来自其有无比久远的历史。
如此割耳习俗其实是一种民族标识，可供我们用以识别和指认先秦历史人物的民族背景。
从周人的习俗看民族背景（二）
从《逸周书 ull;世俘》记载中我们看到周人就有这种割耳习俗，周人的民族背景再次从他们的行为方式中显示出来，他们与成吉思汗蒙古人应是同类。
《逸周书》又名《周书》，因为它属于《尚书》中“周书”之逸漏篇，又名《汲冢周书》，因为是汲冢古墓中得来的，晋代一个盗墓贼盗掘河南汲郡魏国古墓，盗掘出这些早已失传的古籍篇目，里面有不见于任何先秦古籍的西周早期历史记载。
《逸周书 ull;世俘篇》不到800字，记载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得胜后四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周人攻取殷帝都城后，继续剿灭不肯顺服的诸侯国，而后才返师周原，这期间周人频频举行“告天宗上帝”的祭祀，用割来的敌人耳朵“馘”作告祭。
录“世俘篇”全文如下：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唶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亳俘。
　　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入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
　　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畤，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谓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糜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维予冲子绥文。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竟，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冲子，绥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三千七百有一。”
益之商王纣于南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亲爱之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有百万。
古人指称敌人耳朵有专用字“馘”，读guo，会意字，由表示人头的“首”与表示敌国的“或”（或是国的原始写法）组成，甲骨文写作“聝”，这是更原始的写法，意思很明白，就是敌国战士的左耳朵。《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
割耳行为在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中传承不衰的事实表明，这原本就是他们的固有习俗，那么这个汉字的发明权当非他们莫属矣！
《世俘篇》以“武王成辟”开始倒叙，“辟”，指克成帝业，时离武王出征已过去四个月了。
此篇从这年的一月开始记叙，在四个月里周人共举行了九次用人耳告祭“天宗上帝”的活动，次序如下：
“丁卯，望至，告以馘（聝）、俘。”
一月丁卯，出征的太师吕尚返师，“望”即吕尚，以人耳并战俘献祭武王军中神车。
游牧军队出征，军中都有神车相随，车上有神龛，龛内有列祖牌位。《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军中也有神车，一辆用白马驮拉的勒勒车，此白马也是专用的，任何人都不能骑它，有萨满巫师不断在神车前为大汗占卜。
“壬申荒新至，告以馘（聝）、俘。”
“辛巳，至，告以馘（聝）、俘。”
“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聝）、俘。”
“乙巳，陈本，新荒，荀，磨至……告以馘（聝）、俘。”
“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聝）、俘。”
“百韦命伐厉，告以馘（聝）、俘。”
以上七次是出征伐纣途中在军中神车前进行的告祭，以下两次则是返师周原之后在周庙里举行的献祭：
“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聝）入。”
“武王在祀……乃以先馘（聝）入，燎于周庙。”
如果你实在没有耐心啃读艰涩古奥的文句，那么只要注意以下数语即可：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憝，恶也，这里的意思是消灭）国九十有九国，馘（聝）磿亿（亿，古代十万为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意思是说武王灭掉了99个诸侯国，割来敌军耳朵177700个，虏得奴隶人口30万零230人，用武力臣服之国多达652个。
《论语》，《孟子》和《史记》都说武王德膺天命，众望所归，所率仁义之师几乎兵不血刃就成功了，原来全是谎言！
可以推想一下，蒙古人割下两万多个耳朵就装了九个大麻袋，武王所获的17万个耳朵真不知要用多少大麻袋去装呢！周人不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又会是什么呢？
如果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的记载已经使你毛骨悚然的话，那么《世俘》记载的血腥场景定让你瞠目结舌：
“辛亥，荐俘殷王鼎”。
就是把俘虏投到沸鼎中煮死，以此享祭天与祖。“殷王鼎”指是从纣王处得来，代表着帝王威严的“九鼎”。“荐”，形声字，本义就是铺陈祭奠。
“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大享，三终。”
再次举行杀俘献祭仪式，一百个有“王”或“士”称号的殷国贵族被选中用于献祭，嗜血的“天宗上帝”又一次得以“大享”，仪式中萨满巫师三次奏乐舞蹈。
“（四月庚戌）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六十），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
不久武王再次用帝纣“恶臣”百人作人牲，这些人先是在帝纣尸体旁被“废”了，即斩去手脚或挖去眼睛之类（“废”通“伐”），然后武王亲自用箭射，接着武王又亲自砍杀了60个“右厥”之人牲，即绑弃于右边的那些“恶臣”，并用武王专用之鼎盛装或烧煮这些尸体献祭。
“小子”就是“少子”，就是武王，“小子鼎”就是刻有武王名字的鼎，他是周文王最小的儿子，以少子身份继位，此乃阿尔泰游牧民族固有之习俗，所谓“少子守灶”是也！小儿子蒙古语读作“斡赤斤”，本义就是“父业的守继人”，阿尔泰游牧民族无有长子继位的观念，武王以“小子”继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周人的民族属性。
应知武王亲自杀伐宰割人牲乃是“大敬”之举，这是儒家理论极力推崇的。《礼记 ull;郊特牲》言：“（天子祭天祭祖时）君再拜稽首，肉袒亲割，敬之至也。”其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武王砍杀并鼎祭之后，“大师”（即“太师”，吕尚）抄刀砍杀了绑弃于左边的40个人牲，并用“夫”和“家君”（即大夫，大臣）之鼎盛装或烧煮这些尸体献祭。笔者推测装在鼎里的可能是人肺，应为孔子向他的弟子们传授周礼时说过这样的话：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
估计读者至此已经看得头皮发麻，不愿继续想象如此令人呕吐的场景了，但笔者仍要指出，儒家津津乐道的周礼就是在这样一种“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杜甫诗句）”的情景中产生出来的，献祭乃是“礼”的核心内容，且“礼”从来都是以这种血腥方式维护的，本书则以“血色曙光”四字表述之。
《逸周书》可能是因为内容太过血腥，与儒家的标榜过于抵触，最后被孔子或他的后继者故意删去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同时被盗墓贼掘出来的《竹书纪年》在宋代理学全盛时再次人为消失就是例子。
华夏文化的审美特色
前面笔者已经用“冷血之美”四字概括描述了华夏文化的审美特色，若需更深入地说明，则非解读文物不可矣！
鼎乃首选，它确是华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千年不朽，周身布满饕餮纹的青铜鼎，威严而冷峻，厚重而神秘，问题是这个器物原本是作何用的呢？
有人会这样说：鼎为礼器，先秦时代用作等级之标识，标识人的社会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则只说到了鼎的引申义，引申义后来才有，就是说此话仍然没有点明鼎的原始用途。
鼎原本就是锅，一种有脚的锅，用来烧煮食物的，但这种大锅所烧煮的并不是一般的食物，而是人，鼎原本是用来煮人的，煮人用于享祭“天”与“祖”，因此它首先是一种餐具，同时鼎也是一种杀人刑具，这种惨酷的烧煮行为，对观看者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绝非“杀鸡给猴看”可以比照，对于有自我观照能力的生灵来说，战栗来自心灵深处，而不是一般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
有人可能会愤怒地诘问：如此说法，何以为据？笔者以实物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