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大宋杨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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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小火山王
今陕西省东北方向有个偏远的神木县，它的名字虽不错，实际是个出了名的荒凉穷县。传说它的城东南不远曾有唐人种植的两株松柏，郁郁苍苍，枝柯相连，被当地人视为神木，元朝时遂被命名为神木县。近几年，神木咸鱼大翻身，一下阔了起来，全国人民都知道那里的黄土与沙石下埋着大量的优质煤炭，是个盛产财富牛人――煤老板、煤贩子的地方；据说，连东南沿海地区骄傲的***们也神往那里：人憨、钱多。
闲话少说，我们回到元朝以前，回到宋朝，那时，它在朝廷的行政区划上叫麟州，财税方面归河东路节制。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登基不久的徽宗皇帝下诏组织了一次人口普查，麟州上报的辖区户口为3482户，计8684人。在上推二十余年，神宗赵顼执政期间，当地的常住居民为3790户，流动人口为196户，规模大致相当。
麟州虽地瘠人稀，但它是个极其重要的军事要塞，由一系列城堡与军寨组成。宋仁宗庆历年间，宋政府高层就麟州问题开过一次讨论会，由于争论太激烈，最后没有形成决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削减麟州地区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又不降低防务标准？当时，麟州要塞周围还有五个军寨拱卫，分别是建宁寨、中堠寨、百胜寨、镇川寨、清塞寨，它们一并组成（黄）河外防区，南屏陕北，东卫（黄）河东（今山西地区），驻军编制约为2万人，相当于现代的一个整编师。公元1043年公布当年的统计数字为，麟州驻军耗粮7万石，耗草料21万束；五寨驻军合计耗粮14余万石，耗草料40万束。会议收到大臣们的提案归纳为四条：1、降低麟州的行政级别，废州为寨；2、将麟州的治所东迁至黄河岸边；3削减驻防兵马的数量；4、增加城堡数量，招徕蕃汉民众实边。
仁宗皇帝赵祯召令大臣欧阳修带着问题巡查河东、麟州等地区，实地调查研究。欧阳修不负圣望，经过认真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大意为：（1）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东之郡县不安。（2）重新配置五寨的兵力，核定建宁寨的编制为1000人，中堠、百胜、镇川三寨各500人，裁撤下来的人马，全部屯集于清塞寨，该寨位置最东，扎于黄河岸边，河对面即是粮草基地保德，这一方面便于粮草供应，减少路途消耗，另一方面又能迅速驰援其他各寨。（3）委任土豪为地方官长，只给配置2000兵马；土豪的最佳人选为建宁寨的王吉，王吉的干部级别相当于知州，而且已有300多家农牧民依附于他。
任命土豪的好处是，那是他的私人领地，他防守更负责更认真；而且他在部曲中组织民兵，军费上不用朝廷财政拨付。
让土豪镇守麟州不是欧阳修首创，有先例可寻。欧阳修有个官至朝廷供备库副使的同事，名叫杨琪，他的曾组父杨信，就曾是麟州的刺史级别的土豪，我们杨家将的故事就从他讲起。
杨信本名杨宏信，早年寂寂无名，他没有显赫的高干家庭背景，但也不是贫下中农出身，估计是个地主或破落军人世家子弟。杨信的籍贯很模糊，现代的很多研究者为此吵闹争辩，甲喊太原，乙说河曲，丙一口咬定是麟州，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看那阵势再过一百年也难给杨信同志落下确凿的户口。
这里我们姑且依其中最有可能的一说，即承认杨信的家乡在今山西河曲县一带。
时逢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契丹人经常拥兵南侵，兵锋直抵晋西北。我们的杨信同志动员自己的宗族及部曲成员，组织起了一支私家军，修筑防御工事，积极自卫。开始时杨信对自己这支小队伍很得意，觉的有兵就可当草头王，因河曲盛产硫磺，境内有座死火山，他便自称为火山王。后来见识多了，他慢慢学会了谦虚，改称自己为火山节度使。
随着杨信小成气候，他的事业逐步与太原城、甚至与洛阳城里的政治有了关联。当时，杨信的领地靠近后唐大将石敬瑭的辖区，估计与石的人有接触，他不得不变得更谦虚，降格成了火山刺史。
石敬瑭其人，族籍背景模糊，身份来历不明。史书上说他“本出西夷”，后因随沙陀人来的中原，就被当成沙陀人。他自称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蜡的后裔，但被怀疑假冒，“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石敬瑭颇具军事才能，作战勇猛，为李嗣源的心腹爱将兼女婿。李嗣源登基为帝后，于公元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封他为河东节度史，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地蕃汉马步军总管，治所设在太原。
李嗣源崩驾，其子李从厚与其义子李从柯争夺皇位，李从厚失势，逃跑时被石敬瑭逮捕，为李从柯立了大功；但他的权势实在太大，大得令新皇帝不喜，犹芒刺在背。石敬瑭不糊涂，他知道自己被皇帝惦记着，也惴惴不安。那时，估计他无暇关心一下远在边境上的小人物杨信。
***教导政治人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石敬瑭如果听他的就好了，早早被李从柯杀掉，就不会为中原人民惹祸，遗臭千年了。可惜，石敬瑭没有听，他不但搞阴谋诡计，而且大搞特搞。公元936年，石敬瑭不断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体弱多病，请求解除兵权，调往他处。
有时朝思梦想，苦苦想得到的东西，突然出人意料地到了眼前，反而让人不安。皇帝李从柯就是这样，他疑虑了一段时间，最后才咬咬牙，闭闭眼，答应了石敬糖的请求，下诏调他镇守郓州。
石敬瑭立即制造舆论，说皇帝计划在路上杀他。他与部下商量要借生病为由拖延，观察朝廷意向。石敬瑭的亲信将领刘知远说：“您久日带兵，深得将士们的拥护爱戴。现今占据天险之地，兵强马壮，假如就此起兵，布告天下，完全可以成就帝业。为何只因一纸诏令就去自投虎口呢？”
身短头大的大脸贼、掌书记官桑维翰随声附和说：“契丹国主一向与您约为兄弟，他们的部落就在离此不远的云州与应州。您若能推心置腹，降低身价侍奉他们，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他们可随请随到，还用担心大事不成吗？”
石敬瑭大爽，立即给朝廷上表说：“当今皇帝您不过是养子，不应当继承皇位，请传位给许王。”他的言外之意显然可以这样理解：养子能当皇帝，我这亲女婿为什么不能？李从柯气得把奏表撕碎，掷在地上，大叫：“鬼话，鬼话！让我传位与许王，谁肯相信？”他立即下诏剥夺石敬瑭的爵位与官职，调遣兵马前去讨伐。
石敬瑭那年45岁，年龄并不老，却心态已有些颓疲，全无了当年的威猛。他有些慌乱，准备遣使者去契丹国求救，指示桑维翰拟表向契丹国主称臣，且请求做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儿子，还答应事成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各州酬谢。
刘知远在旁有些听不下去，心想：老大狂晕，怎能认比他年轻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还割地？于是劝谏说：“称臣就可以了，认作父亲则太过分。再者，多送些金银布匹就足以借兵，不必割让土地。割让那么多土地，恐怕日后会给中国带来大的麻烦，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是石敬瑭已被皇位诱昏了头，那里听进小兄弟的话。
耶律德光得报大喜过望，忙到后宫去见断腕太后――他的生母述律月理多。述律太后精明强干，曾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得力内助，耶律德光的皇位也是她用一只手换来的。原来，耶律德光是阿保机的次子，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述律太后不喜欢大儿子，积极策划让耶律德光继位，但朝中支持太子的势力很大，她需要机会。公元926年，阿保机去世，机会终于来了，她决心借传统的殉葬制度，消灭耶律德光的政敌们。她拟了份一百多人的名单，让他们去殉葬，其中有个叫赵思温的汉臣不同意，述律后责问他：“你和先帝不是很亲近吗？为什么不去？”赵思温反驳说：“论与先帝亲近，谁也比不上皇后，假如皇后也去，那我就马上去。”述律后知道碰上了难对付的主，自己不付出点代价肯定不行。于是，她狡辩说：“我几个儿子还年幼，而且当前国内没有君主，所以暂时不能去。”她只从腕处斩断一手，用以殉葬。
述律后对向中原用兵不很热心，她久经战阵，知道契丹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于中原的军队。契丹军队的长处是善骑善射，机动性强；短处是以民为兵，在训练与装备方面不及中原的正规野战军。在阿保机时代，辽军曾两次南下中原，每次都没讨着便宜。阿保机无奈，只能把拓展疆域至黄河岸边的雄心窝在心底。耶律德光也只能窝着，耐心等待机会。现在机会送上门来了，他当然很激动，对母亲说：“儿子接连梦到石敬瑭遣使者前来，如今果然来了，这是天意啊。”述律后很冷静，她这次没提反对意见，只是提醒说：“我儿将行，记住我一句话，假若有人趁虚北上袭击我们，你就赶快回来，不要再去救太原。”
耶律德光亲率铁骑五万南下，号称三十万。此时太原城正被后唐大将张敬达的五万人马围攻，而城内能用于作战的士兵只有五千余人，全赖刘知远调度有方勉强支撑。契丹人在城下击溃了张敬达的部队，解了太原之围，石敬瑭出太原北门恭迎耶律德光，二人只恨相见太晚。
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并把自己穿的契丹样式的衣冠授于他。石敬瑭老老实实兑现自己的诺言，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并答应每年孝敬三十万匹布料。
随后，石敬瑭在契丹人的帮助下，渡河南下，进攻首都洛阳。后唐皇帝李从柯走投无路，登玄武楼自焚而亡。石敬瑭定都忭州开封，后晋国鸣锣登场。
石敬唐稀里糊涂地把十六州边险之地送人，致使中原门户大开，遗祸四百年，这是后话。
当时，对此直接感到不舒服的人当中，就有我们的小军阀杨信。杨信的私人领地河曲，紧靠被割让领土的西部边缘；更糟糕的是，契丹人捎带着掠去了不属于割让范围的岚州（今山西岢岚）等地，几乎使河曲成了块孤悬的飞地。杨信寝食难安，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契丹人吃掉。无奈之下，他只能南下寻找可退身的根据地；当然他还有另一种选择――投降契丹人，做辽国臣民；但我们的杨信不屑与腥膻辈为伍，这不是他考虑的选项。
据说，杨信此后曾到达离石、临县、保德等地栖身，他那支拖家带口的小武装力量，到那里都只能算寄居，跟流亡差不多。有人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杨信时刻准备着给自己找块安身立命的根据地，所以机会终于在公元947年来临。缘由还需从五年前开封城里的宫廷讲起。
石敬瑭当了七年窝囊皇帝，于公元942年患病不起。这年夏初的一天早晨，他趁面前只有宰相冯道一人时，唤出幼子石重睿，让他拜见冯道，并让宦官把小孩放到冯道怀里，意思要冯道辅佐他，立他为幼主。
冯道是个著名的老油条，他明白让小孩掌舵一艘风雨飘摇的破船多么危险，所以石敬瑭死后，他经过与另一个重臣景延广商量，决定抛弃那个小屁孩，扶齐王石重贵当皇帝。石重贵是石敬瑭的侄子，现年29岁，是个有愤愤色彩的大青年。他上台后，重用对契丹强硬派人物景延广，后晋的对外政策转向强硬。
新皇帝即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御前会议，重新检讨对契丹国的外交政策。会议否决了鸽派大臣提出的向契丹上表称臣的议案，决定：只写书信，不上表；只向耶律德光称孙，不称臣。因为称臣事关国体，而称孙只是皇帝之间的家事。
契丹人被石敬瑭顺从孝敬惯了，对后晋新一届政府的做法很难适应，所以很生气，立即派使者前来责备，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先帝是契丹册立的，因此向你们上表称臣。当今皇帝是中原自己所立，他只所以对你们委屈称孙，正是因为不敢忘记先帝与契丹的盟约。”当耶律德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后，勃然大怒，决心兴兵讨伐他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孙子皇帝。
不久，又发生了新的挑衅事件，后晋政府单方面宣布关闭与契丹的边贸市场，并搜捕深入后晋境内做生意的契丹商人，杀他们的脑袋，没收他们的财物。耶律德光忍无可忍，战争一触即发。
第二年（公元944年），经过精心准备的契丹军队大举南侵，将邢、沼、磁三州扫荡一空，突入邺都（今河北大名）境内。后晋皇帝也不含糊，宣布御驾亲征。双方军队在华北多条战线上开战，互有胜负，战争呈僵持之势。两国的统帅部都有些焦躁，都希望寻找对方的主力作战，迅速打败对方。公元945年8月，后晋各路大军在杜威、李守贞等人的率领下向定州集结，耶律德光得的情报，立即亲率八万主力骑兵赶到。战斗开始时后晋军处于劣势，但他们在一个狂风怒吼、天昏地暗的恶劣天气里发动反击，成功地击败了契丹人。耶律德光乘车随着乱兵逃跑了十几里地，见追兵紧急，忙骑上一头骆驼，侥幸得脱。
耶律德光总结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契丹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比后晋国强大多少，要想纯用军事手段征服后晋，非常困难；他的优势在政治方面，他手上有张重要的王牌可出――他知道中原很多将领内心深处都隐藏着过皇帝瘾的情结，都希望当石敬瑭第二。
他在一个叫赵延寿的将领身上试过这张牌的魔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赵延寿是个有野心的人，在野心的驱使下他投降契丹，被任命为卢龙节度使。耶律德光当初准备发动南侵战争的时候，委任赵延寿统帅山后与卢龙两地的五万兵马，许诺说：“如果能征服中原，我一定立你当皇帝。”并煞有介事地指着赵延寿对中原籍的士兵说：“这就是你们未来的君主。”赵延寿相信了他的话，积极充当南下灭晋的急先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公元946年，倔强的耶律德光再次发动南侵战争，他的战场对手还是杜威、李守贞等人，但这次他们有些消极，没有认真组织进攻，只是一味防守。契丹军队远远地把他们包围了起来，然而顾忌他们战斗力犹强，不敢贸然进攻。杜威派人秘密去契丹大营谈判，耶律德光施出杀手锏，许诺说：“赵延寿的威信向来不高，恐怕不适合当中原的皇帝，如果杜将军投降，就让他当皇帝。”杜威闻报极为喜悦，决心投降。
他在大帐内埋伏好刀斧手，然后召集众将，拿出降表让他们签名。将领们很吃惊，但没人犯傻，都乖乖地服从了命令。随后，杜威命令全体士兵到营外集合，士兵们欢呼雀跃，以为要出战。他们整整齐齐列好队，等待他们的总司令官训话。他们的总司令杜威有些难为情，他故作沉痛地告诉他们：“现在我们已被契丹人包围，粮草也消耗光了，身陷绝境，我只能带领你们谋求新的出路。”他命令全军放下武器，向契丹人投降。
士兵们听呆了，当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后，都失声痛哭，哭声震动原野。契丹人为了抚慰后晋军将士，送来龙袍，给杜威穿上，作出一副要扶立他当皇帝的姿态。
等局面慢慢被控制住以后，杜威才明白自己被当猴耍了，他只得了个太傅的头衔。
后晋的野战军主力二十万人投降，使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谁都知道皇帝石重贵凶多吉少了。耶律德光把缴获来的几百万件兵器及铠甲封存在恒州，又把后晋军的几万匹军马送回契丹国；然后，他带着他的人马及降卒降将，浩浩荡荡游行一样杀向开封。后晋国一些尚有实力的地方大佬，见大势已去，要么观望自保，要么草草抵抗一阵后或降或溜，首都开封很快陷落，皇帝石重贵试图点火自焚，被臣僚救下。
公元947年春正月，耶律德光到达开封城北，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他封可怜的石重贵为负义侯，把他北迁到契丹境内的黄龙府安置。途经蓟县的时候，这位被废掉了的前皇帝在一座桥上突然驻足，他知道自己此去难返，回望故土，愁绪万千，遂命名这座桥梁为“还乡桥”。180年后，宋朝皇帝徽宗父子被金人虏获，北去途中又巧过这座桥，不胜慨叹。
耶律德光有理由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统治北中国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于是穿上汉服，按照中原君主的礼仪登基，改国号为大辽。
赵延寿本来眼巴巴盼着他兑现诺言，封自己为中原的皇帝；但最后他发现耶律德光自己把中原的皇帝给兼任了，大辽有混一黄河以北的意思。赵延寿不甘心，请求封自己为太子，耶律德光告诉他太子只能由他的亲儿子当，劝他死了此心。
然而，耶律德光很快发现中原的皇帝并不好当，契丹的实力尚不足以有效管制后晋故土，各地叛乱迭起，盗贼蜂拥。他有些沮丧，不愿在开封久留。当年4月份，他起驾北返，半路生病，死于栾城县杀虎林。契丹人把他肠胃掏出来，用盐制成尸体脯，运回国内。
生前，耶律德光发了一道奇怪的命令，要求强制性迁河西（陕北）的居民到辽东地区。河西随即大乱，居民相率逃跑，地方官员遁走，那里几成无主之地。
正愁没地方落脚的杨信大喜，率部众渡河北上，轻易占据了麟州，自立为州主。
回复日期：2008-12-25 2:21:14
看看也不错呀！
回复日期：2008-12-25 8:13:02
杨家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杨业到死也是个副将,杨延昭最多只统帅过一万多人马,他的老婆也不是什么郡主.
穆桂英\杨宗保等历史上并在存在.
回复日期：2008-12-25 10:24:57
杨家将只能当小说看，重要的是那种保家卫国的精神。
回复日期：2008-12-25 10:27:25
五代时的军队对契丹交战时还能战而胜之，可是到了宋代就不行了，基本上每战必败，而且基本上没什么进取精神，完全处于被动，守城还行，野战必败。
从宋***始汉人在野战中基本上就完了。总觉得宋朝抑武太过，自我阉割，岳飞能拥有在民族英雄的地位与他能在野战中打败金军有很大关系。
回复日期：2008-12-26 19:17:28
二、麟州土豪
杨信拥有的麟州地盘，大致相当于今日神木县的辖境。其城故址在今店塔乡杨城村西北，向南离今神木县城约有四十里地。麟州城筑在山上，呈不规则的长条形，城墙周长约十里。它西面为悬崖陡峭，下临窟野河；北界为草地沟河；东面与南面，皆山陵沟壑纵横；形势非常险要。用欧阳修的话形容：“其城堡坚完，地势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
杨信把家眷与办公室都安置在内城。内城居中，长约1000米，宽约300米，设南北2个大门。内城又由4座小城组成，各以土墙相隔，彼此有小门可通。
杨信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杨重贵，次子名叫杨重勋。杨重贵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金刀令公杨业。
杨重贵天生是个武将的苗子，性格豪爽洒脱，很小的时候就对骑马射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俗语说，兴趣是最好的师傅，杨重贵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那时的人，不像现代人那样有雅情，闲来无事，到公园里锻炼锻炼，健健身，减减肥；或者势利一些，去参加搏击比赛，拿名次，当影星。杨重贵习武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战争。他年龄尚小，不能上战场，不能与人相搏杀，他就到郊外的丛林沟壑、原野草莽间去与飞禽野兽们搏杀，他迷上了打猎，在同伴中是个出了名的打猎专家，狩获的猎物常比他们多数倍。
杨重贵对自己这套本事很得意，有一次对同伴们吹大气说：“我如果有朝一日能领兵打仗，消灭敌人，就象现在我架鹰趋犬，围猎野鸡兔子一样容易。”
杨信把家眷带到麟州时，大儿子杨重贵已是个青年人。杨信张罗着给他找媳妇，找了个姓折的姑娘。折姑娘的家离麟州城不远，在东北方向的黄河岸边，叫府谷。府谷也是个军事要塞，为折氏家族控制着。
折氏家族背景煊赫，其祖折宗本为唐朝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相当于今陕西东北到内蒙托克托一带的驻屯军司令。折宗本死后，他儿子折嗣伦任唐朝的麟州刺史，后来归附晋王李克用。李克用在折氏的家族所在地设立府谷镇，不久升格为府谷州。
折嗣伦的儿子折从元，具有一定的军事才华，二十岁时就被后唐政府任命为河东牙将。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府谷州因离得太近，也跟着遭殃。契丹人要求折氏家族移民辽东，折氏无力应对，举族南逃，归附后晋，自此对契丹种下了仇恨。石重贵上台执政后，与契丹人的关系恶化，折从元奉命北征，攻入契丹境内，收复了十余寨。
折从元有个儿子叫折德?，能征善战，很是了得，他任他父亲帐前的马步军都校，他就是折姑娘的父亲。折姑娘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说书唱戏的叫她折赛花，后来演义为佘赛花，估计是瞎编的。
杨重贵与折***不是自由恋爱，那个时代不兴，就算兴，也得服从两家的政治需要，这关乎两个家族的安全与生存问题。在当时，杨家需要折家为外援，折家需要杨家为支持，所以结亲不会费什么周折，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近邻加近亲呢，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况且，他们两家门第相当，政治立场相近，尤其都讨厌契丹人。
这两个年轻人什么时候举行的婚礼？史书上没有记载，估计在杨信搬到麟州的二、三年内，也就是杨重贵十八、九岁时；因为二十岁左右他就离家远游，去太原了。
杨信送儿子去太原，其实是不得已，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可怜的后晋皇帝石重贵说起。
石重贵当上皇帝，对元老级重臣、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隐隐有些畏惧。刘知远能征善战，曾在战场上救过先帝石敬瑭的命，又是石敬瑭夺取皇位的主要助手。后晋开国，他位高权重，在军界与政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如何处理与刘知远的关系？让他忠心辅佐自己，起码不危害自己，成了考验石重贵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课题。
石重贵近乎本能的反应是给刘知远加官进爵，先加检校太师，又进位中书令，继而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后来觉得还不过瘾，再封为北平王；但这都是些表示尊重的虚名，实际上各路军队的调遣，基本不让刘知远过问。
刘知远当然知道兵权的重要，于是自己大量招募士兵，很快组建起了一支五万人的步骑混合兵团。皇帝石重贵与契丹人交恶，刘知远知道他会惹大麻烦，但从不评论此事，也不劝谏。契丹人大规模南侵，刘知远只是派兵守备自己的防区，连出兵阻拦或支援的姿态也不做。
听说契丹人俘虏了后晋皇帝，刘知远怕他们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忙派人给耶律德光奉上三封奏表，以表达自己的恭顺，窥探风色。耶律德光揣度自己的后勤供应线太长，兵力太分散，无力再与强大的刘知远开战，就命人拟诏予以安抚。等诏书拟好，进呈他审阅时，他皱皱眉，亲自在刘知远三个字前加了个“儿”字；并赐他象征荣耀与尊贵的木杖。
耶律德光盼望刘知远前来见他，盼来了一个送礼的使者，他老大不高兴，让使者捎话给刘知远说：“你既不奉事南朝，又不奉事北朝，到底打算等待什么呢？”
刘知远很清楚，契丹人在中原呆不长久，如果河北地区发生叛乱，遮断他们的退路，他们就惨了，届时恐怕连点体面也保持不住。因此，他耐心地等待他们主动撤退，等待到时候去摘桃子。
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契丹人要押着前皇帝及宗室人员北迁，他需要做做姿态，表示一下自己不忘朝廷的恩典，顺便试探一下军情民意。他集合部队，装模作样声称要出兵井陉，夺回皇帝。军中有些明白人，一听就觉得滑稽，心说，皇帝在京城里时不去勤王，被人逮走了，再抢回来，那他还算个什么？他们于是齐声嚷嚷：“如今契丹攻破都城，掳去了皇帝，天下已没有君主。现今能有资格做我们君主的，除了我们大王还能有谁？应该先即帝位，再说出兵的事！”
刘知远心中窃喜，嘴上却阻止他们，不让乱呼万岁。
此后，部下劝进者不断，刘知远犹豫不决，直到他的亲信将领郭威与杨?告诉他到火侯了，他自己也认为到火侯，才答应。
公元947年2月15日，刘知远在太原乐呵呵地登基称帝，他为了表明自己是个有良心、念旧情的好人，声称不忍心更改前老大石敬瑭的年号，顺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
同年5月，刘知远打探到契丹人已陆续北撤，遂领兵南下去摘桃子。临行，他安排弟弟刘崇留守太原，吩咐他打理好后院，莫使这个龙兴之地落入他人之手。
刘崇原是乡间的小痞子，他哥哥混上了高级军官，他跟着也沾光入伍，当上了名小军官。有这样位飞黄腾达的哥哥，他想不发达都难。刘知远河东就藩，成了有充分权力的封疆大吏，马上奏请提拔他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相当于刘知远军队系统的步兵总司令。看样子，刘知远是充分信任他这个弟弟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942年，干脆把骑兵部队也给了他，官名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并且还让他兼任三城巡检使，遥领泗州防御使，使其一跃成为河东最具实力的二号人物。
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年他还被授为麟州刺史。只是按常理推测，刘崇不可能经常到边远的麟州上班，他大概只是个名义刺史，与遥领差不多。但不管怎样，刘崇成了麟州的长官。直到公元947年，由于契丹人捣乱，后晋官府逃离麟州，杨信趁虚而入，控制了那里。
契丹人的势力在该地区退减后，估计刘崇曾想收回麟州的控制权，这肯定让杨信非常惊恐，毕竟这地方曾是人家的，且他的哥哥当了皇帝，他们刘氏兄弟的势力在北中国可谓炙手可热，他是惹不起的。怎么办呢？主动退出去，找个小地方窝着？老杨显然不甘心。没办法，杨信只能选择向刘崇效忠，巴结他，使劲向他说好话，乞求允许自己替他分忧，守卫麟州要塞。
应该说，老杨的运气不错，当时刘家兄弟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原地区，不愿在背后生是非，所以就含含糊糊予以默认了，没有难为他。
话说刘知远拥兵南下，大辽国的中原留守萧翰不敢纠缠，匆匆忙忙率部北逃。刘知远兵至洛阳，环视海内，觉得自己可以大大方方做皇帝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沙陀人血统，只因姓刘，或者觉得自己与匈奴人有渊源，应该继承汉朝的统绪，于是抛弃石敬唐的年号，正式建国号为“汉”，史称后汉。
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948年开春，刘知远就一病不起。临终前，他以郭威、苏逢吉、杨?、史宏肇等人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二儿子刘承佑。刘承?即后汉隐帝，那年他18岁。新帝即位，封郭威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掌管军政大权。国家大事多由大臣们商量着做主，类似于现代君主立宪的意思。
刘崇这个皇叔对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很不满意，有种权落外人的焦虑感，尤其他与郭威素不和睦；所以疑心病发作，乃悄悄扩充军备，自行其事，大有点搞独立王国的味道。
就在这个时候，刘崇又惦记起了麟州杨信，他需要杨信进一步向自己效忠，以保证发生不测事件时，自己的后方不出现麻烦。他要求杨信送个儿子到太原为人质。杨信考虑再三，觉得没有理由不答应，也不敢不答应。他决定送大儿子杨重贵去太原，但具体什么时候送去的，历史学者们到现在没考证清楚，只知大约在公元948年至950年间。
送走长子，没有安稳几年，杨信又遇上了更大的危机，这场危机间接要了他的老命。
回复日期：2008-12-27 20:18:04
三、左右为难
公元950年11月13日，后汉汴京开封发生了一件大事，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顾命大臣史弘肇、杨?、王章三人，正坐在广政殿东边的厢房里等着见皇帝，突然从里屋涌出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兵士，不由分说把他们拉出去砍了脑袋；几乎同时，他们的家被抄，亲属全部遭杀害。
这场惨烈事变的主使为皇帝刘承?，主谋为国舅李业。
第二天，远在邺都（今河北大名）的另一名政治局常委郭威得到密报，说李业已派人来杀他，郭威闻变茫然发呆，他的亲信魏仁浦出了个主意，让他伪造诏书，诈称皇帝让他诛杀众将，以激众怒。此计果然奏效，将士们群情汹汹，强烈要求郭威带领他们去清君侧，杀李业。
郭威为本朝的军方领袖，他领兵南下，顺风顺水，很快便迫近京城。皇帝不听李太后让他与郭威和解的劝告，一边准备御驾亲征；一边做了件损人不利己的蠢事――派人尽杀了郭威合家老小，这等于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也意味着他与他的政权死定了。本来，如果他用郭威的家属为质，让叛军投鼠忌器，局势未必会不可收拾。有些蠢人，发起疯来不可救药。
皇帝的军队与叛军在一个叫刘子坡的地方开战，忠于皇帝的勇将慕容彦超兵败逃跑，皇帝本人在混战中为乱军杀死，京城失陷。
郭威要进京城时，希望宰相冯道率百官出来迎接他，但冯道没出来。郭威入朝，只得去见冯道，冯道名义上的官职比郭威大，他泰然端坐堂上，等着郭威下拜，郭威只好下拜。郭威明白自己登基称帝的机会还不够成熟，就与大臣们商量，准备迎立刘知远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为帝。
刘?是刘崇的儿子，刘崇闻讯大喜，取消了讨伐郭威的军事行动。太原少尹李骧卖弄聪明，私下劝刘崇说：“观察郭威的心思，最终想取而代之，，您不如火速提兵越过太行山，占据孟津，等待刘?登基了帝位，您再返回，那么郭威就不敢动手了。”
刘崇正高兴地混头混恼，闻言大怒：“你这迂腐书生，想离间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吗？”喝令刀斧手把他拉出去砍了。
李骧莫名其妙，等明白过来，悔青了肠子，大叹大呼：“我有经世之才，却给愚人出谋划策，死了活该！可家中有年老的妻子，还是让我与她一起死吧。”刘崇孬种充到底，真得把他妻子抓来一起杀了。
刘崇的太上皇之梦很快就破灭。这年腊月1日，郭威慌称辽兵南侵，亲自率军北征，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时，将士们突然鼓噪，拥进郭威的驿所，扶抱拥迫，扯裂块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山呼万岁，要尊他为帝。
随后，大军返回京城。腊月二十六日，由李太后下诏，废刘?为淮阴公。第二天，郭威受诏监国。刘崇心凉凉的，忙派使者请求让刘?回太原。开封方面不肯让他卸下思想包袱，婉言予以拒绝。
公元951年春正月，郭威正式即皇帝位。他自认自己是周王室的后裔，所以建国号为大周，史称后周。
刘?的利用价值用完了，当年的正月16日为乱兵所杀。也许是巧合，同一天刘崇在太原称帝，仍沿用他侄子的年号，称乾?4年。他的政权，史称北汉。
刘崇听说儿子被杀，哭着自语：“我不听忠臣的话，才落到这个地步啊！”他为李骧建祠堂，逢年过节去祭祀他。
刘崇的北汉国地盘狭小，仅辖并、汾等十二个州，要想以此报仇复国，非常困难。思前想后，刘崇决定与小仇敌契丹修好，共同对付大仇家郭威。他送上重礼，请求与辽国结盟，并认辽主耶律阮为叔父。辽国不愿看到中原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政权，巴不得帮着刘崇捣乱。
有契丹人为依仗，并得到他们五千骑兵的援助，刘崇底气足了，于同年9月组织了一次对周战争，企图扩大地盘。后周的前线将领坚壁清野，不与后汉的军队硬拼，使他们两个月没有战果。恰巧天降大雪，士兵饥寒交迫，士气低落，所以后周的援军尚未开到，他们就焚营狼狈而退。
后周忙于整顿国内秩序，没有做好讨伐北汉的准备，所以放风承诺不与刘崇为难；可实际上对北汉的备战工作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派使者到北汉的背后活动，劝诱麟州的杨家、府谷的折家等地方实力派军阀投附后周。
军阀门普遍不看好北汉政权，这也怨不得刘崇，本来他的能力就是个小痞子的水平，现在让他收拾个烂摊子，还要让他承担光荣的复国大任，实在难为他。北汉国本来地狭物薄，又要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又要给辽国送礼，财政状况非常困难。为了节省开支，皇家不建宗庙，祭祀也力求简单，各级官员的工资福利水平很低，刘崇曾对大臣们慨叹：“我不忍心看到高祖的基业一日之间断送，才不得已即位称帝。我算什么天子啊，你们算什么节度使啊。”
官员们养尊处优尚喜欢琢磨歪点子，他们生活困难，就更容易琢磨歪点子，所以北汉国内贪污腐败盛行，民不聊生。百姓们生活不下去了，就纷纷逃入后周境内，这实际上等于又削弱了北汉的国力，没有民，那里来兵？那里来粮？
后周国内的状况基本相反，郭威同志是个难得的好皇帝，他勤俭、克制、开明，上任后大力改革前朝弊政，减赋税，废酷刑，使后周国内显出清明的气象。这多少与郭威的个人经历有点关系。他出身贫寒，幼年时就失了父母，由姨母韩氏抚养***，过惯了穷苦日子，深知民间疾苦。艰苦朴素的习惯，对有些人是不容易改变的，往往发达起来，成了暴发户，也还能保持，郭威就这样，他一直把这个优良传统带到死后。临终留下遗诏，要求丧事从简，陋穴薄葬，只立一石碑，上镌字文，说：“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
杨家与折家大约都对后周有好感，谁都觉得郭威同志象个干事业的，跟着他混，大有前途。只是杨家有顾虑，担心公开投周会害儿子杨重贵的性命，所以一再拖延，不愿正式表态。折家顾虑要小一些，更何况折从阮本身在滑州、陕州等地做官――折从阮原属后汉刘氏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后周取代后汉，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改换门庭，向后周效忠，二是忠于前朝，去投奔刘崇的小朝廷。这是个傻瓜级的选择题，折从阮非常聪明，他当然选择后周。这样以来，府谷自然也跟着归了后周。
折家的政治表态让刘崇很恼火，那真是根插在他背上的芒刺，使他坐立难安。他迫不及待想拔掉背后这个敌对据点，遂于
公元952年2月，调动三千兵马，直扑府谷，试图一举将它拿下。府谷地处辽国与北汉国的交界地带，远离后周的力量中心，几近孤悬于外，处境非常不利。所幸其城主折德?智勇双全，大败刘崇的军队，乘胜又夺了他的一些地盘。只是我们不知杨重贵是否在北汉攻打府谷的部队中？如果在里边，与岳父对阵，一定很有戏剧性。
府谷之战后，后周、北汉都再把目光聚向麟州的杨家，都加紧向杨信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表态，不要在骑墙犹豫。杨信左右为难，非常焦虑，不久一病不起，死在家中。
后周朝廷闻讯，马上派使者赶到麟州，宣布让杨信的次子杨重勋继承父职，任本州刺史。这样一来，麟州似乎就成了后周的领土。北汉的刘崇不干了，也立即派人赶到麟州，宣布任命杨重勋为麟州刺史，不同的是，这个刺史属于北汉国。在这场争夺中，刘崇更有优势，杨重勋仅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的哥哥在他手里，按照礼法，无父从长，杨重勋在关乎家族利益的大事上，应尊重哥哥的意见；况且，哥哥比他更有资格继承父职。有杨重贵的家信，麟州的归属几无悬念，它只能附顺北汉。
后周朝廷理解麟州杨家的苦处，但并不甘心，积极寻找机会或者创造机会，迫使杨家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立场。
麟州地处边境，北面与西面活动着许多不知来历的蛮族部落，它们或者被以为是些党项族别种。这些部族的名字听着就稀罕，什么黄女族、野鸡族。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蛮族部落突然罕见地联合起来围攻麟州――当然，这一事件的起因很容易被理解为后周朝廷的教唆。杨重勋年纪小，被这阵势吓坏了，忙派人突围求援。
北汉刘崇刚于府谷吃了败仗，苛岚一线的道路几被后周的势力遮断，援军需长距离绕道才能到达麟州，远水难解近渴。情急之下，杨家只得求救于东面的近邻加亲戚府谷折家，但折德?以两家分属两国为由，表示为难。几乎同时，杨家人也跑到了西面的夏州（今陕西横山）求救，夏州李家原与杨家有交情，它的当家人李彝兴，也以同样的理由请求杨家谅解。李彝兴是个著名的胖大肚子，当时叫李彝殷（宋朝后，避皇家讳，方改名），本姓拓拔，其祖拓拔思恭因为讨伐黄巢有功，被唐朝皇帝赐姓李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李元昊就出自他的亲族。
杨家计穷，不得不答应易帜归附后周，以换取府、夏二州的援兵，解燃眉之急。蛮族被击退，杨重勋履行诺言，于公元953年正月正式宣布麟州是后周的领土。
事情并没有完结，麟州是北汉国的西部边防重镇，失去它，后周的势力就会在其大后方呈合围之势，黄河以东的郡县难得安宁。刘崇不能容忍这一现状，忙派使者去麟州活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次成功说服杨重勋，迫使他答应背弃后周，归附北汉。
回复日期：2008-12-27 23:51:23
好贴！待续！
回复日期：2008-12-28 17:31:34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年后，汴京开封发生的一件事情，再次迫使杨家去作这道让他们头疼的政治选择题。
公元954年正月，后周皇帝郭威病逝，其养子晋王郭荣继位。这郭荣本姓柴，原名柴荣，是郭威的妻侄。他本无资格继承郭家的江山，但造化弄人，在他29岁那年，后汉隐帝刘承?屠灭了郭威全家，柴荣成了郭威最重要的亲人，也成了他唯一的继承人。
传说，柴荣的爷爷年老时喜欢独居，据说经常走阴。一天，突然大笑不止，柴荣的奶奶很奇怪，问他缘故，老头神秘兮兮，什么也不肯说。老太太知道他是个酒鬼，就灌醉了他。老头终吐真言，得意洋洋地说：“我家子孙有能做皇帝的。”
这个故事被记载在了正史里，大概想证明柴荣负有天命。
刘崇得到郭威去世的情报非常高兴，准备趁机发动对周战争。他遣使者赶去辽国，求辽主耶律?出兵相助。耶律?是耶律德光的长子，因为喜欢醉酒酣睡，懒于朝政，所以的得了个“睡王”的诨号。那时候他刚刚平息数起针对他的政变，踌躇满志，
爽快地答应了刘崇的要求，遣大将杨兖领骑兵一万赶赴太原。
柴荣闻讯，不顾冯道等朝臣的劝阻，执意亲自率军抵抗。汉、辽联军在巴公原（今山西晋城镜）摆开阵势，准备与柴荣会战。开始时，刘崇看到柴荣军队的人数少，带着后悔的口吻对众将说：“我用自己的军队就能破敌，何必招来契丹的军队呢？今天的这个机会，我们不只要战胜周国，，而且还得让契丹人长长见识。”他的意思是让契丹的铁骑当他的拉拉队。
杨兖在前线看完敌阵，忙过来对刘崇说：“真是劲敌啊，不可轻易冒进。”
刘崇扬起脸，胡子骄傲地翘起，说：“机不可失，请你不要再说，在一边等着看我破敌吧。”
杨兖老大不高兴，到一边歇着去了。
北汉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开始时，后周军队失利，其右翼军的骑兵临阵脱逃，步兵哗变投降，形势非常危机。负责皇帝警卫的赵匡胤见状忙率部去堵右翼缺口，并身先士卒，组织力量对北汉军队发动反击。经过激战，北汉军队出现溃败迹象。杨兖见后周军队勇猛，不敢救援，又痛恨刘崇的大话，便率领辽军悄悄溜走了。
此时，后周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对北汉军队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北汉军损失惨重。刘崇忙换上老百姓的粗布衣裳，斗笠遮面，骑上黄骝宝马，领一百多名骑兵，落荒而逃。因为天黑，他们稀里糊涂迷了路，只好抓来个村民当向导，不料这个村民也是个晕蛋，领他们错跑了一百多里地。刘崇一怒杀了那个向导，不分昼夜向太原狂奔。刘崇人老体衰，一路饥寒交迫，在马背上颠簸，，回到太原时，已是半死。
后周大将符彦卿率部跟踪而至，直抵太原城下。刘崇失去斗志，紧闭城门，固守不战。
太原城墙高垒坚，是块硬骨头。周军十几万人屯集城外，久攻不下，又碰上大雨天，士气低落，只好班师撤退。
这一战，北汉失去了晋州以南的领土，国力愈加衰弱。第二年，也就是955年11月，六十一岁的刘崇病死，他的儿子刘承钧继位。
后周主采用谋臣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的后蜀与后唐，对麟州这类的地处北方的敌对势力，主要采取政治与外交手段利诱威逼，所谓胡萝卜加大棒，迫使它们归降。
此时的麟州，孤悬于河西，极难得到北汉政府的支持，处境非常难受。 杨重勋经过近两年的艰难选择，公元957年10月，终于决定归附后周。
后周朝廷大喜，给杨重勋升官，封他为麟州防御使（行政级别比刺史大两级），加检校太傅。自此，他与哥哥杨重贵分属两国。那么，杨重勋的这个决定，会不会给他哥哥带来危险呢？我们下一节讲这个问题。
回复日期：2008-12-29 19:29:56
四、河东名将
河东大致指今山西地区。
初到太原时，杨重贵（即杨业）尚是个英姿勃发的小青年，刘崇对他的第一印象应该很不错。测试武艺，杨重贵弓马娴熟，手中的一把刀使的出神入化，绝对是一流高手。刘崇看着喜欢，就留他在身边，当了名侍卫军官，官名为保卫指挥使。不久，杨重贵在军界混出了名堂，成为超男式的明星级人物――太原人都知道他武艺高强，在河东堪为第一。
刘崇决定送他到前线军中历练，可能最先去了北部边防。
当时，后汉国与大辽国的关系相当紧张，前辽主耶律德光在栾城县杀虎林旁病死前，说得最后的话，就是西望河东，边吐唾沫，边低吼：“刘知远灭，刘知远灭！”
他的继任者是侄子耶律阮。耶律阮是东丹王耶律倍的长子，他能上台靠的是南院大王耶律吼与北院大王耶律洼等实力派朝臣的拥戴，但她的老祖母断腕太后却强烈反对：“我二儿子南征东讨，功业卓著，当立者应该是在我身边的孙子。耶律阮的父亲弃我而奔南唐，是大逆不道之人，怎能立他的儿子为帝呢？”
因此，耶律阮上台之初，国内政局不稳，政变与阴谋不断，他花费了两年时间也没完全安定下来。
公元949年9月，耶律阮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他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南伐事宜，一个月后，正式开始军事行动，侵入贝州、南宫等地，杀了深州刺史史万山。第二年秋，他再次亲自率军大举南侵，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虽然辽军主攻的方向在东路，今河北地区；但想必他们也会同时在今山西地区实施军事行动，以策应东路。
杨重贵到达前线，很快证明他是个最优秀的军人。他喜欢战争，不仅能带头冲杀，而且喜欢动脑筋，很有智谋。没有战事时，他就搞实战演习，反正有号角声他才兴奋。不管战时还是平时，他都与士兵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深为士兵爱戴。契丹人到他的防区侵扰，往往有来无回，很少讨着便宜。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得了个“杨无敌”的绰号。
两年后，郭威灭后汉，刘崇在太原称帝，建起北汉小朝廷。刘崇与辽国和好，北部边防的紧急状态解除，杨重贵奉命调回太原，担任侍卫军高级将领，官名为侍卫都虞侯。
当了皇帝的刘崇有块很大的心病，他为继承人发愁。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已死，留下一个孙子，据说逃到了辽国，下落不明，不知死活；次子刘承钧，虽然活得好好的，但没有生出儿子；所以刘崇等于没有亲孙子。刘崇为此非常痛苦，他虽贵为皇帝，但当时的医生们根本帮不了他。
所幸，他还有个女儿。他的女儿先是嫁给一个叫薛钊的人。薛钊原是名穷当兵的，刘崇是管他的小头目，两人熟识，刘崇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不料这小夫妻感情不睦，经常吵吵闹闹。刘崇后来发达，当了封疆大吏，他女儿干脆躲回娘家，与薛钊分居。薛钊是个血气之人，有一天喝醉酒，去老岳家找妻子，言语不合，他拔出佩刀就刺，女人挣破衣服侥幸逃脱。薛钊想不开，自己抹脖子身亡，留下一个幼子。刘崇没法，让儿子刘承钧收养这个外孙，改姓刘，取名继恩。
不久，刘崇的女儿改嫁给一个姓何的。这女人命硬，刚生下个小孩，她男人又死了。刘承钧只好再收这个外甥为子，给他取名叫刘继元。
刘崇对两个外孙深为了解，免不了有些担心，尤其刘继恩，人虽厚道，但性情庸懦。他最有可能成为儿子刘承钧的继承人。刘崇觉得应该为刘继恩提前物色几个帮手，条件是人必须厚道、有能力。他看中了杨重勋，于是收他为干孙子，赐姓刘，改名继业。从那时起，我们该称杨重勋为刘继业了，但这名字改来该去，理解起来很麻烦。在下文中，我们干脆一步到位，拿他宋朝以后的名字称呼他――杨业。
大概于公元952年前后，杨业被封为建雄军节度使，建雄军实际上就是指晋州（今山西临汾）。刘崇刚刚为争夺晋州而遭遇惨败，晋州仍牢牢控制在后周手里。北汉封杨业为那里的节度使，可能是个虚衔，他充其量是晋州边防前线的战区总指挥。
刘承钧继任北汉皇帝的最初几年，比较滋润。北面，辽国的睡王耶律? ，忙于品尝美酒佳肴，忙于揣摩着怎样杀人取胆给自己配保健药方，所以比较好侍奉；南面的周主柴荣，虽是个极厉害的角色，但那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南方，无暇找他的麻烦。
可是，公元95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还需从周主柴荣说起。
许多人都瞧不起推车挑担、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殊不知他们当中出过皇帝。柴荣早年就是个小茶叶贩子，转悠过许多地方，长了许多见识。他执政之初，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三十年规划：“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他严格按自己的规划来，公元955年至958年间，他征后蜀，击南唐，将国境线向南推到了长江秦岭一线。公元959年，他调集部队北伐辽国，一路势如破竹，扫荡辽国的燕南诸州县，很快收复了辽宁州（今河北沧州）、莫州（今河北任丘）、瀛州（今河北河间）、易州（今河北易县）等4州3关17县故地，直看得北汉刘承钧一班君臣目瞪口呆、胆战心惊。可是天不佑人，正当柴荣的兵锋直指幽州时，突然身患重病，不得已匆匆撤军，让太行山那边的北汉君臣大松了一口气，到一边偷着乐去了。
回复日期：2009-1-1 19:02:14
后周军的撤退组织的井然有序，但有件事让病人柴荣闹心，军中隐隐有传谣说：“检点当为天子。”这引起了他的警觉，检点是谁？当时的检点是前皇帝郭威的女婿、他的表亲张永德。检点的全称为“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禁军总司令。柴荣自知病体难愈，忙开始规划身后事。对于那谣传，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下诏解去张永德的兵权，改任他最亲信的将领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
公元959年6月18日，只干了五年皇帝的柴荣去世，享年只有39岁。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他宏大的三十年规划就此搁浅，令人唏嘘感叹。更让人揪心的是，新皇帝柴宗训才7岁，尚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由他后妈符太后辅政，孤儿寡母，谁看着都有点玄乎。
此时，后周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成了赵匡胤。赵匡胤原籍涿州，出生在洛阳，父亲赵弘殷是一名军官。赵匡胤自幼习武，马上马下功夫都不错，青年时曾闯荡江湖，后来投到郭威的帐下当兵，表现出色，深得郭威赏识。赵匡胤比柴荣小六岁，俩人在一起共事，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混成了铁哥们，是柴荣最信赖的人。记的有个相声演员说，人在社会上混，最应该防备的就该是自己的铁哥们。这话深刻，但又说回来了，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铁哥们都不信任，那还能信任谁？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后唐主李嗣源不得不信任石敬瑭，石敬瑭夺了他的江山；石敬瑭不得不信任刘知远，刘知远夺了他的江山；刘知远又不得不信任郭威，郭威也顺势夺了他的江山；现在轮到赵匡胤了，他当然也不能免俗，而且他做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赵匡胤与他的许多战友都是十年前郭威发动澶州（今河南濮阳）兵变时的当事人，对那套扯块黄旗给郭威加身的剧情很熟悉。现在柴荣死了，新皇帝少不更事，国家的前景黯淡，他们想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准备把那套剧情再重演一遍，只不过这次的导演换成了赵匡胤，主角也变成了赵匡胤。
公元960年正月初，突然从北方边防前线传来紧急军情，北汉国联合契丹人发动进攻，请求朝廷尽快派兵抵御。宰相范质不知这是假情报，吃了一惊，心说：得，刘承钧这小子发神经，大过年的，伙同契丹人来添乱，该叫赵匡胤领兵去教训教训他们。他忙进宫去见符太后与皇上，推荐赵匡胤挂帅出征，说：“都点检赵匡胤忠勇绝伦，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骁勇强悍，若遣他们分别担任统帅与先锋官，再下令各地的将领听从赵匡胤的统一调度，就可以保证国家太平。”符太后立马批准了他的请求。
赵匡胤得令，迅速点齐兵马，于正月初三早晨开拔出京。到达离汴京开封四十里的陈桥驿时，他下令就地宿营。然后他就去喝酒，起劲喝，最后醉没醉谁也不知道，反正好象醺醺地睡了觉。第二天一大早，大群乱哄哄的官兵涌到他的寝帐前，先震天响地喊了一通万岁，然后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身上。赵点检就这样摇身变成了皇帝。
这场军事政变组织的非常有水平，基本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叛军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有秩序地返回京城，没有发生抢劫等现象，只发生了一次小流血事件――有个叫韩通的禁军将领试图抵抗，被杀了全家。
当天下午，在皇宫内举行了盛大的禅位仪式，柴宗训郑重宣布把皇位禅让给他的赵叔叔。两天后，赵匡胤愉快地正式登基，因以前他掌管的归德军属于宋州，他就把国号定为“宋”。下台了的柴宗训与太后被客气地请出正宫，迁往他处居住，受到了很好地优待。
参入军事政变的谋士与官兵都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与奖赏，没参入的官员与将领也受到了安抚，总体而言，大家似乎都是赢家，都很欢喜，但也有人很生气。李筠将军就很生气。
回复日期：2009-1-3 19:02:14
李筠是名勇猛的老将，任后周昭义节度使，驻节潞州（今山西襄垣县）。潞州地处边防重地，相当于一个前线战区。李筠累年与北汉国打仗，手中掌握着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赵匡胤派使节去见他，解释事情的原委，并加封他为中书令。李筠不买帐，不愿对赵匡胤的圣旨下拜，幕僚怕下不来台，好劝歹劝，他才勉强跪下。设宴招待使者时，他借着酒劲命人挂出周太祖郭威的画像，对之流泪哭泣。
北汉皇帝刘承钧得到情报，非常高兴，觉得有机可乘，立即派密使去与李筠联络，约请他共同出兵伐宋。他们不久前还互为凶恶的敌人，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了一起，这应了句老话，世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
李筠的幕僚闾丘仲卿劝告说：“明公您孤军起义，多少有些冒险，虽然北汉国答应支援，恐怕也很难占优势。宋军非常精锐，与他们正面交锋，胜算不大。我们不如西下太行山，占据洛阳地区，守住虎牢天险，进可攻，退可守，举兵东指，与赵匡胤争夺天下。”
李筠对自己在宋军系统中的影响力有过高的估计，他以为自己过去的那些老战友、老朋友，不会与他认真交战；同时他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夸耀说：“我有儋?***，拨汗马，普天之下怕谁呢？”儋?是他帐下的第一猛将，手中一杆铁***，有万夫不挡之勇；拨汗是他跨下宝马之名，能日行七百里。
事实证明闾丘先生是对的，李筠与北汉国的联军不是宋军的对手。赵匡胤亲临前线，经过激战，把李筠包围在了泽州（今山西晋城）。骄傲的李筠突围无望，带着他的爱妾去赴火自焚，准备一起到地府里风花雪月。刚到熊熊燃起的火堆旁，那小女子就反悔了，说“老公啊，我有孕了，肚子里有你的骨肉，你自己先去吧！”言毕，她趁李筠一犹豫，挣脱跑了出来。李筠只得带着孤独的心情到那边去等候了。
北汉主刘承钧见势不妙，狼狈撤回国内。但两国的战争状态没有因此结束，宋军自南北两个方向，对北汉国进行侵袭。在北面，折德?攻破北汉国的沙谷寨，斩杀五百多人；在南边，李继勋接任昭义节度使，接管了原李筠的防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侵扰北汉。
北汉边防军的战斗力较宋军低下，几年缠斗下来，损兵折将，还失了一些地盘。这使刘承钧非常沮丧，他决定派杨业去前线，希望这位号称无敌的义子，能给他传点捷报回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年没有仗打，杨业有些找不到战争的感觉了，他刚上战场就吃了败仗。公元964年，李继勋率领骑兵一万多人侵入北汉境，一路攻击前进，到达汾河岸边。杨业领兵堵在桥头，摆出一幅与宋军决一死战的阵势。宋朝的大兵们乐了，心说，谁怎么不要命，带这么几个烂兵敢阻拦我大军，欠扁！他们呐喊着冲上去，想把北汉的兵丁都扔进河里喂鱼。没想到这群北汉兵有些异类，都是些玩命的主。经过反复激战，双方死伤惨重。杨业部毕竟人少势寡，换命换不过人家，只得退过桥去。宋军乘胜追击，又是一场恶战。杨业部战死一千多人，已无力继续再战，只得丢盔弃甲，退保羊马城堡。所谓羊马城，一般建于主城之外，那时，大城晚上要定时关闭城门，回城的人晚了，就与他的牛羊、马匹等一起到里面过夜。宋军杀红了眼，不给杨业喘息时间，迅速发起攻击，放火烧毁南门，攻陷羊马城，杨业率部逃走。
然而，杨业毕竟是杨业，夜里，他组织人马偷袭宋营。宋兵劳累了一天，料不到败将杨业还有这么一手，黑暗中也不知北汉兵有多少，陷入混乱之中。李继勋慌慌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敢死队，让悍将荆罕嗣带队反击，才算稳住局面。双方厮杀到天亮，杨业才下令撤退。宋军营寨内狼藉一片，死伤无数，杨业算是勉强出了口恶气。
可是，杨业自此开始撞霉运，他与宋军打仗越打越窝囊，简直见鬼了，基本上败多胜少，杨无敌变成了杨常败。
回复日期：2009-1-4 19:07:53
五、太原大战
宋汉边境上冲突摩擦不断，秘密战线上也不闲着，双方互派间谍到对方境内刺探情报。有一次，宋军的安全保卫人员捉住了一名北汉间谍，赵匡胤没有杀他，而是让他传话给刘承钧：“您家与后周郭氏有世仇，不臣服他家有情可愿。现在我赵匡胤得了江山，我与您家无怨无仇，你为何还困守一方搞分裂呢？你如果真有争霸中原的志向，不妨下太行山与我一决胜负。”
刘承钧的回话不亢不卑，很有水平，说：“我河东的这点实力诚不足与您对抗，然而我家的这点基业是合法继承过来的，我们汉室刘氏的江山只剩下这区区弹丸之地了，我勉强守住它，不过是为了保存我们汉室皇族的一线血脉。”
赵匡胤本为后汉旧将，闻听此言有些动容，，苦笑着对传话人说：“回去告诉刘承钧，我放他一条生路，只要他活着我就不对他宣战。”
赵匡胤说这话并非出于仁慈，而有着他的玄机。
一则，早在开国初期，他就与宰相赵普于一个雪夜边吃羊肉，边订下一项国策，即在统一问题上，先南后北。当时他们君臣有这么一番对话，赵普问：“雪大风寒，陛下深夜驾临敝宅，一定有什么事情吧？”
赵匡胤说：“我睡不着啊，我的卧榻之侧，都是他人的地盘，你看该如何是好？”
赵普说：“陛下是在说天下的形势吧，我朝虽然外患未宁，但正是南征北战的好时候，敬请陛下谈谈您准备怎么做？”
赵匡胤说：“其他地方好象还不很紧迫，可太原方面太猖狂，常常过来骚扰，我想下一步先收取太原。”
赵普沉默了一会，试探着回答：“这非臣想象中的最好方案。”
他接着说：“就实力而言，我们收复太原没有问题，可太原地处我朝与契丹之间，假使拿下太原，我们就与契丹接壤，马上就可能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我以为不如暂且让太原再苟延一段时间，等我们削平了其他各国，区区太原之地，还能逃出我们的手掌？”
赵匡胤大笑，接受了他的建议。
另一方面，赵匡胤知道刘承钧没有子嗣，他死之后，位子传给刘继恩，刘继恩姓薛，河东实际上不姓刘了。他夺薛氏的山河，在道义上更说得过去，也算对得住后汉刘氏。
公元968年7月，刘承钧病死，刘继恩即位。赵匡胤闻报，觉得他的承诺到期了，且他们的新皇帝刚即位，机不可失，所以他第二个月就宣布举兵攻打北汉。
外临强敌之际，北汉的宫廷内却发生了件惊天大案。有一天，北汉主刘继恩去勤政阁给养父行丧，可能还想顺便祈求刘承钧的阴灵，帮他退掉宋兵。他一个亲信也没带，独处室内，突然有个人冲进屋来，反栓上门。刘继恩大惊，定睛一看，是供奉官侯霸荣。刘继恩见他手中拿着刀，眼露凶光，情知不好，忙往屏风后面躲。侯霸荣是个刘翔式的飞毛腿，史书说他跑起来象马一样快，刘继恩那里躲得过他，被赶上扯住，当胸一刀刺死。他在位只有六十天，时年三十四岁。在那个年代，老实人是不能当皇帝的。
宰相郭无为闻讯，在第一时间领兵赶到现场，派兵登着梯子爬进屋内，杀了凶手侯霸荣。很快，他与群臣拥立刘继元当上新皇帝，稳定住了局面。
关于这一大案的真相有两个版本，一说侯霸荣为宋朝的第五纵队成员，受宋廷密令，准备持刘继恩的人头以献。二说是刘继元与郭无为策划指示，事成后又杀侯霸荣灭口。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第二个版本的可信度要大。
回复日期：2009-1-6 19:53:49
刘继元闻听宋军打过边境线，忙派人去辽国求救，另一方面，他急令侍卫都虞侯杨业等人，领城中精锐部队扼守要津团柏谷。但汉军低估了宋军的进军速度，杨业部刚过汾河，就与宋军的先锋何继筠部遭遇。北汉军仓促迎战，战死两千多人，丢失了汾河桥。宋军直逼到太原城下，焚毁城门。刘继元急令大将郭守斌率宫中的近卫军出战，又吃了败仗，郭守斌中流箭，仓皇退回城中。
进入十月份，辽国的南院大王挞烈豫领兵来救太原，宋军围城围的精疲力尽，无力再战，草草撤兵。第一次太原大战收场。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969年，开春，宋帝赵匡胤宣布再次讨伐北汉，任命李继勋为前敌总指挥，党进为副总指挥，并御驾亲征，大有一鼓荡平北汉国之势。北汉主闻讯，知道来者不善，一面急急遣使去辽国搬兵，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杨业的任务仍是率部扼守太原的门户――团柏谷，这次他非常谨慎，派牙队指挥使陈廷山去前方侦察敌情。陈廷山带领数百名骑兵组成的侦察部队，搜索前进，杨业给他的任务是，遇敌即发动突然袭击，挫敌锐气。但陈廷山这小子心怀异志，他遇到宋军的先头部队，立即投降，反引领宋军杀奔而来。杨业得到消息，大呼苦了、惨了，那些骑兵是他军中的精锐，而且他的整个布防状况也全被宋军掌握，他有被人家围歼的危险。经过与助手冯进柯等人紧急磋商，他决定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放弃团柏谷，退兵太原城。
刘继元见义兄杨业不战而退，大发脾气，撤了他的军职，让他回家写检讨去。
宋军蜂拥而至，团团围住了太原城。
3月21日，赵匡胤到达太原，先在城南举行盛大的仪式，检阅攻城部队；尔后，亲临第一线视察指导，到处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官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尽快拿下太原城。
赵匡胤的兴致劲持续了没有几天，他就满腹心事了。这个太原城墙高池大，内屯有大量兵马，而且不乏锐气，实在是块硬骨头，不是一般得硬，宋军试探着强攻过几次，没有啃动它。赵匡胤是攻城方面的行家里手，依他的经验，对这样的大城池，强攻让等于让士兵送死，即便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短时间内也难见效。
他意识到战争有可能旷日持久。
他到达后的第四天，下令征发周围各县的数万农民工到太原城外干活，挖壕沟，筑墙垒，封死进出太原的所有通道，摆出一副要长期围困的架势。然而，他这个当家人马上心里又开始打鼓：第一，城内没有粮草匮乏的任何迹象，如果熬上一两年，还说不准谁把谁熬死？第二，契丹人为北汉的外援，他们会源源不断地派来救兵，除非宋朝先把辽国整趴下，可是与辽国开战，谁趴下难说。
一天，赵匡胤正站在汾河边望着太原城郁闷，有个贴身近臣人凑过来，提醒他，眼前有百万雄兵，为何不用？赵匡胤一下没明白什么意思，直到那人指了下汾水，他的眼睛才放出光来，看那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水利专家陈承昭。这陈承昭善于治河，京城里的惠民河、五丈河就是由他主持疏通的。善于疏河的人一定善于堵河，赵匡胤马上决定由他负责堵塞汾河蓄水，并拿出水淹太原的具体方案。
3月28日，堵河工程动工。那时正是初春时节，汾河的枯水期，蓄起足够淹灌太原城的水需费些时日，就算把晋祠中流出的泉水也引来，一时也见不到效果。
杨业在家赋闲，听到外面人喊马嘶，他心痒痒，闲不住了。他想向北汉国人民证明一下，自己团柏谷不战而退，并非贪生怕死，不敢打恶仗、硬仗；而是不想做无意义的牺牲，是为国家保存实力。他去见皇帝刘继元，请求带一支兵马出去挫挫宋军的锐气，将功补过。刘继元深知他这位兄长的为人，心说，这样的接骨眼上，别人带兵出城还真不放心；况且，这种以弱挑强，最危险、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也只有他能去、肯去。
获得刘继元的批准，杨业立即着手准备。那时宋军在太原城的四面已扎下四个大寨，北门大寨的主将是向以谨慎著称的名将曹彬，南门大寨由宋军的前敌总指挥李继勋亲自负责，东门大寨由副总指挥党进负责，西门大寨的指挥官名叫赵赞。这赵赞的父亲叫赵延寿，就是一心想当皇帝，让耶律德光当猴耍的那位。赵赞没有随父加入辽国籍，而是一直留在内地发展。入宋以后，他任延州节度使，现在于前线上的官职为河东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虞候。杨业经过对敌情认真分析，选中了他。
杨业率部乘夜色行动。他们悄悄溜出西城，一直摸到赵赞的寨垒下，突然发起攻击，一时火光冲天，杀声震地。宋军原以为城内的守军已是死老虎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死老虎还能咬人，而且能跑出城来咬人；所以毫无防备，一时陷入混乱。赵赞忙组织力量反击，双方激烈混战，用了很长时间，赵赞也没扳回优势，多亏一支援军及时赶到，才迫使杨业退兵。说来可笑，这支援军不是什么精锐，他们是东营寨的工兵，党进派他们去西山伐木头，晚上宿营在山里，听到战鼓声，忙赶来增援，没想到还真立了大功。
回复日期：2009-1-6 23:10:52
这个太原城墙高池大，内屯有大量兵马，而且不乏锐气，实在是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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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咋就不教他们搞坑道作业呢?
回复日期：2009-1-7 11:31:21
小时侯最喜欢的就是杨家将了.听杨7郎被射死的时候眼泪哗啦啦的奔
回复日期：2009-1-7 20:33:34
作者：这里的黎明热闹闹 回复日期：2009-1-6 23:10:52
这个太原城墙高池大，内屯有大量兵马，而且不乏锐气，实在是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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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咋就不教他们搞坑道作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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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洞屋是用来挖坑道的.
回复日期：2009-1-8 20:42:34
此次偷袭，宋军损失惨重，主将赵赞也负了伤，脚丫子被弓***射穿。赵匡胤对赵赞的伤情很关心，亲自去探望了四次。
太原城里士气大涨，刘继元也来了兴致，要求杨业再接再厉，相机出城再打个漂亮仗，使劲煞煞宋军的威风。杨业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暗暗叫苦，他知道宋军吃过这次亏，必加强夜间防卫，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杨业积极寻找战机，还真让他找到了。他发现东城宋军的寨垒尚不完善，正忙着搞建设，象个工地，他决定出敌意料，在白天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杨业的突击队由数百名骑兵组成，皆是军中精英，他们的任务是冲垮敌人的阵脚，趁乱冲杀一阵，得手后迅速撤回。但杨业低估了党进与他的部队，这支部队出身禁军，是朝廷的嫡系。而党进其人，也算个猛将，相貌行止似是粗憨，实则细致而善权变。坊间流传的一则故事很能说明他的为人，党进担任东京汴梁城管执法队长期间，巡查市面，发现谁的摊位上有猛禽野兽，全部予以没收，带到野外放生；同时还要对其主人进行批评教育：“有钱不***给父母吃，却用来喂禽兽，你们不是胡闹吗？”有一天，赵光义让他的一个家仆带只幼鹰去买，被党进撞见了，强令没收，那家仆悄悄告诉他：“这是晋王的东西。”党进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那家仆好言安慰。其应变能力可见一斑。
杨业的突击队旋风般从突然打开的城门洞中卷出，直冲宋军营盘。宋军没来得及列阵，被杀得一片混乱。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北汉的小股部队，所以马上稳下神来，组织反击。杨业的几百人被人家围在核心，伤亡巨大。杨业左冲右突，杀开一条血路，回头看时，发现没有一个部属跟出来，他成了条光杆。
党进见重围中走了杨业，岂能甘心？忙拍马带着几个随从赶上来，杨业无心恋战，想逃回城去。城上观战的人以为自己的人马都死光了，所以拉起了吊桥，关上了城门。杨业无处可逃，弃马跳入护城的大壕沟中，躲了起来。城里的人忙出来接应，从沟上放下绳子去，把他救回城里。
赵匡胤听说党进打败杨业，还差点捉住了他，非常高兴，用史书上的话说，“激赏之”。
赵匡胤盼着太原人窝里反，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什么策反、分化、收买、派遣特工等手段都用上了，什么宣传战、心理战、政治战也都试过，确实在对方的阵营中培养了一些自己人，其中还有条大鱼；然而，赵匡胤心里明白，那些人一时还闹不起大动静。
城里的守军看出宋军有水淹太原的意图，他们满不在呼，站在城墙上高声嚷嚷，奉劝宋朝大兵别费力气了，趁早收拾收拾准备逃跑吧，契丹的援兵很快就到了。
进入四月份，赵匡胤果然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辽国援军已经不远。赵匡胤把身边的诸将掂量一遍，决定把打援的任务交给有着丰富对辽作战经验的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他急遣人到北线的阳曲县召来何继筠，对他面授机宜，命他领数千骑兵到石岭关阻击辽军。临行前充满期待地对他说：“明天正午，我静候你的捷报。”何继筠也不含糊，吃过一碗麻浆粉就匆匆走了。
第二天临近正午，赵匡胤眼巴巴地向着石岭关的方向张望，这场战事对他太重要了，如果失败，就意味着马上要狼狈撤军。 正在焦急之时，石岭关的方向突然有一骑驰来，赵匡胤心中一紧，不知是祸是福？他忙派人迎上去，原来是何继筠的儿子前来报捷，具体的战果是：生擒敌刺史级别的将领两名，得普通俘虏百余名，割下辽兵的头颅千余级，缴获战马七百匹及器物铠甲无数。
赵匡胤看着战果清单，大大舒了一口气，很为兴奋，兴奋地来了灵感。他令人在太原城外找个显眼的地方，把辽兵的脑袋与铠甲等战利品堆起来，展览给城里的守军看。这一招果然管用，城墙上的北汉官兵一下就蔫了，再也提不起情绪。
眼看着河水一天天涨起来，赵匡胤下令打造船只，准备发动水攻。
进入五月份，河水开始发挥作用，漫围了太原城。北汉人把城门与所有下水道堵塞住，赖城墙高坚，任凭大水涨起。宋军发动攻城，用船载着***箭发射器，从四面冲了上去。横州团练使王廷义立在船头，咚咚擂着战鼓，他不很会游泳，所以没有穿沉重的铠甲、也没戴头盔，突然一支箭飞来，他躲闪不及，一下射穿了脑袋。殿前都虞候石汉卿到是顶盔挂甲，他被箭击中，坠落水里，只冒了几个气泡上来。
战争的场面虽然壮观，在高地上观战的赵匡胤，脸色却越来越阴郁，他狠不能抽自己两个嘴巴子。他这时才发现，水淹太原是个十足的馊主意，不仅不利于攻城，反而增加了困难。他的水军船只载不得大型攻城工具，根本攀不上高耸的城墙，即便攻到城下，除了去挖人家堵塞城门的泥沙，把水放进城去，几乎没有其他有意义的事可干。而让士兵们在城根下埋头搞挖掘，岂不等于给城上的守兵摆活靶子？况且，涨起的大水也不只向太原城漫流，它也流去宋军的营寨，逼着宋军有的后撤到山上、高岗上，有的远远后撤的一个叫甘草地的地方，给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回复日期：2009-1-10 20:37:52
但也有好消息传来，彰德军节度使韩仲?在定州北面的嘉山阻击辽国的东路援军，把他们打了回去。不久，又出现了些好的迹象，不断上涨的水，把太原南门边的城墙泡塌出一个豁口，水流进了瓮城中。瓮城是护卫城门的小城，进入瓮城才可以直接攻击城门。不过，它倒塌一节，给宋军带来的机遇并不大，因为瓮城四面城墙上的守军，能轻易打击侵入者。
赵匡胤见伤亡颇重，渐渐失了信心，但他还有个盼头――他希望隐藏在城中的那条大鱼，掀起波澜。那条大鱼就是北汉宰相郭无为。但他不知道，此时的郭无为已被北汉的安全保卫部门控制。
郭无为祖籍青州，曾在武当山当道士。他不安心修炼，跑到郭威的军营里自荐，郭威听他说话一闪一闪的，没敢用他。他不想回武当过寂寞生活，干脆到太原附近的抱腹山上等待机会。刘承钧与李筠合作讨伐宋朝失败，狼狈逃回太原，害怕宋军报复，到处招聘有智谋的人物，帮他出谋划策。有人把郭无为推荐给他，他相见恨晚，马上任命郭为吏部侍郎，参议中书事。段常事件发生后，郭无为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被任命为左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兼军委主席，为北汉国的二号人物。
宋军在李继勋率领下第一次围攻太原时，曾派使者去城里劝降，带去了许多由赵匡胤亲自颁发的委任状，承诺如果能和平解放太原，就任命皇帝刘继元为青州节度使，任命郭无为做邢州节度使。刘继元对此嗤之以鼻，郭无为却眼绿了，心想：我郭无为是什么人？在这鸡蛋壳大的北汉国当宰相，哪如到大宋当个节度使痛快，如果运气好，到东京汴梁当宰相，那才叫过瘾。他对宋朝使臣暗抛媚眼，使臣要得就是这个，派特工与他秘密接上了头。这个特工名叫惠?，郭无为安排他在宫中当了名供奉官。就在这次宋朝出兵伐北汉之初，惠?想秘密回去送情报，到达岚谷时，被巡逻的官吏抓获，押回太原。北汉主令郭无为负责审问，郭无为将他予以无罪释放。偏巧又横出节枝，有的叫李超的人知道惠?的底细，向官府举报，想立功求赏。郭无为分管这事，利用职务之便把两人都杀了，予以灭口。
郭无为急不可耐，盘算着要促使刘继元投降。一日，皇帝刘继元大摆宴席，招待辽国使者韩知范。喝过几巡酒，郭无为借着酒劲突然号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站到殿庭上大声嚷嚷说：“我们以一座空城对抗宋朝大军，结果是明摆着的，我这个当宰相的想不出退敌之计，活着还有什么用啊？”说着突然拔出佩刀向脖子上比划，一副要自杀谢罪的样子。刘继元慌忙过来抱住他，把他劝回座上，安慰了他一番。郭无为一边抹眼泪一边盼着，希望有人接他的茬，把话题引到献城投降方面去，但他最后失望了。
太原被围攻紧急，郭无为请求率兵夜袭宋军，刘继元非常支持他，让偷袭专家杨业与另一位名叫郭守斌的将军当他的副手。那一夜风雨交加，天色昏暗，他们约定在城外桥边集合。郭无为带着亲兵早早等在北桥上，心中窃喜，他要把这一千兵马与无敌将军杨业当献礼，去找宋帝赵匡胤讨赏。可是，他在桥上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杨业他们跟上来，派人去催，得到的回信是，杨业的坐骑伤了蹄子，没打招呼，就领本部人马原路回去了；而另一位将军郭守斌，在城里迷了路，叫他也不回应。郭无为没兵可带，出城偷袭的理由不能成立，自然出不得城，只能悻悻地回去。他回去就被控制了起来，原来宦官卫德贵举报了他，皇帝刘继元下令对他实施双规。
这天，坐在大帐内发呆的赵匡胤得报，河水从太原南城的一个小缺口涌进城内，城内军民忙着救水，场面很混乱。赵匡胤提起了情绪，忙到堤岸上去观看，这时刁斗上的?望员忽然看到惊心的一幕，刘继元在开公审大会，诛杀郭无为。
赵匡胤听到回报后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回复日期：2009-1-11 11:28:14
说白了，讲杨家将，与其非要说什么史实，不如去分析评书，戏曲等对演义的丰富和发展。
回复日期：2009-1-12 23:13:08
继续,我喜欢
回复日期：2009-01-15 07:05:35
今天又上了看了下，很好啊。
怎么不继续了。
好像大多数人不喜欢吗，
那是因为大众喜欢的口味是快餐，
难道你要降低风格暴点笑料啊屁股大腿啊什么的去迎合吗。
回复日期：2009-01-16 21:02:47
实际上，天气状况更让他忧心，那年闰五月，当时已是农历的第二个五月份，相当于六月份，天气很炎热、多雨，许多士兵都得了腹泻，他知道自己该考虑撤军了
正犹豫期间，有探马来报，辽国北院大王耶律屋质已领兵到达白马岭，而且城西不远处已发现辽军活动的迹象。赵匡胤知道危险已经迫近，再犹豫就有可能被人家缠住，匆忙下令班师。尽管如此，他的一支后卫队还是被敌人咬住，回去救援的骑兵费了很大劲，才使他们脱险。
宋军的大量军需物资来不及带走，全部扔在了太原城外，计粮食约三十万石，茶叶、绢帛各数万。这些物资几乎全为北汉军队缴获，运进了城里。这令贪婪的辽军官兵极为恼火，他们要求分一部分。北汉的经济状况异常糟糕，视这些物资为命根子，当然不愿向外吐。辽军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就赖着不走，不断滋事、威胁，甚至四处抢掠。
杨业素来是个对辽强硬派人物，见此情景，按捺不住，他去找皇帝刘承钧献策，激愤地说：“契丹人贪得无厌，从不讲信用，我国说不准那天就亡在他们手里。不如现在趁他们骄横散漫，毫无防备，我带兵去杀败他们，顺便夺他们数万匹战马。然后我们干脆归附宋朝，使我们北汉国的人民自此免受战火蹂躏之苦，陛下您也能得到长久的尊重与恩宠，应该是可行的。”
应该说杨业建议的非常理性务实，谁都知道北汉国的独立前景黯淡，他们趁着宋军新败，再狠很惩罚教训一下契丹人，主动要求归附，应该很有面子，很有实惠。否则，北汉国的命运只有三个结局，一是在宋军的攻击下瓦解，皇帝刘继元被俘或被迫投降；二是侍奉不好辽国，被辽国灭掉。三是归附辽国，成为它的附属州县。
刘继元是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他能做一天皇帝决不做半天，所以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杨业的建议。
就分给辽军多少财物问题，北汉与辽军之间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直拖至一个月后，辽国皇帝不耐烦了，命令耶律屋质接受谈判结果，他们才陆续撤走。
太原城里的军民决开城墙排泄积水，水干后却造成城墙大面积坍塌。辽国的驻太原代表韩知范感叹说：“宋军引水淹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先用水淹灌而后再排干它，那太原城里就没有活口了”。其实，这一点就算赵匡胤明白，也很难做到，那既需要熬过酷暑雨季，也需要太原军民配合。
回复日期：2009-01-16 21:03:45
东夷人宋国与西戎人晋国，抗击“神圣楚国”的历史
世人皆知,神圣楚国是战神祝融的后代,祝融一生未败,楚人是英雄的民族,楚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
而作为命中注定失败的蚩尤的后代的东夷人建立的宋国,不思进取,却和西戎人联合在一起,晋国是西戎人建立的国家,黄帝是西戎人编造出来的一个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夏人祖先没有他,商人的祖先没有他,只到汉代,黄帝才被当作祖先被人提出来,司马迁编造了一个完全没有可信力的世系关系,硬把夏\商\周联系在一起,西戎人用铁和火,蹂躏和践踏了商人,强把商民族当作了奴隶,当时正是愚昧的奴隶社会
东夷人害怕英雄的楚人,投靠身上沾满羊屎味的西戎人,西戎人奴役给他们当奴隶的各族人,联合狗一样的东夷人,妄想侵犯英雄的楚人
骄傲的楚人三次面对人数比自己多得多的野蛮人的进攻,战神祝融留下的血液喷张着可怕的力量,三次大战,楚人的主力部队一次也没有受到损失,相反在第二次大战中,让晋国的主力部队全军覆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英雄的楚人以自己的行动让可笑的东夷人和西戎人望而生畏,他们恭恭敬敬的称呼楚人的大英雄为霸主,称赞楚人的行动是饮马黄河,问鼎九州
战神的子孙就是这样的! －－THE MASS
华夏族4次亡国
第一次，西戎（周朝）灭掉商人，中原五国都是西戎后代，都是无耻的后代 。从此 ，东夷，西戎合成一股。南蛮，北狄，分道扬镳！
第二次，五胡灭掉中原（五胡，北狄人），打着 炎帝后裔 的旗号，入主中原 。从此，北狄，都尊 炎帝为祖先！
第三次，金国，元朝
第四次，满清
2000年汉族的精神：出身不正、传承不正、内在精神不正
鼓吹“复古周礼”的儒家，更是一个无耻的精神。周朝，就是篡改商朝历史的外来王朝。周礼？西戎人的礼仪？难怪，会出现集权啊！
中国的本土精神，可不是集权。
我问你什?是中国本土文明？什?是中国本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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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文明――三星堆、荆蛮、商朝青铜文明
中国本土人――商人、蛮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
周朝（西戎），无耻的攻打商人。东夷人，背叛了商人。只有北狄、南蛮由于山高地远，未接到报警、终于，西戎人窃取了九州霸权。为了使自己名正言顺，一系列无耻手段开始出炉――请看春秋战国史！
东夷、北狄，相继沦丧，成为西戎的帮凶――其中，儒家就是杰出代表，笔削春秋，掩盖历史！只有南蛮还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与周朝抗衡！
皇帝制，本身就是天下为私。中国本土精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皇帝制，本身就是西戎人，野蛮人带入中原的！本身就不合理，不合法！
回复日期：2009-01-16 21:04:50
中原国家西戎人在与南蛮的战争5000年中
苗族、瑶族、壮族这些湖南本土民族，居然从洞庭湖一带，被驱赶到 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居然形成了 岭南无山不成瑶 的壮观场面！其中更是屠灭了四川的本土民族：?族，湖南的新化（蚩尤的故乡）居然被取成：新近归化的名字。明朝更是300年征服历史！明朝的灭亡，更与其穷兵黩武。（奴儿哈吃的父亲更是被明朝官吏屠杀）
如果把无知当个性，那我就无语！
古典汉族，出身不正。汉祖刘邦，背叛反秦大业，重新做皇帝，就是SB！刘邦，小人也！亮剑，说过，一个军队的精神，就在于它的创始者。既然汉族的始祖刘邦，是个无赖，可见，你口中的汉族的精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5000年历史的中国：
夏朝的祖先没有华夏；商朝的祖先没有华夏；只有 ，西戎人的周朝，就蹦出来一个不知所谓的黄帝出来！伟大的商朝 青铜文明，就这样被西戎人――周朝葬送！
周礼，呕吐！儒家，更是 腐儒一个！从头彻尾，就是愚民之术！
这就不奇怪，刘邦为匈奴贡献女子啊！刘彻，穷兵黩武！三国，唐朝的人肉交易啊！宋朝、明朝对南蛮的血腥屠戮！最后，终于蹦出来几个腐儒，为历史，徒增笑柄！
商的祖先是少昊.可周也是少昊的后代.你凭什么看不起周啊?
――――――――――――――－
考古证明，周民族与商民族，一点关系都没有。商朝，开创了伟大的青铜文明。周朝，开创了伟大的集权、愚民、篡改历史的文明
大南蛮万年稻作文明团结起来，共同抗击5000年麦作雅利安文明
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团结起来，共同抗击蝗汉！
回复日期：2009-01-16 21:05:48
浙江B
一个 旧社会 的 青红帮的混混
一个读书不成功的 阴谋家
一个娶妻随妻的 基督徒
一个 不反抗倭奴的弱者，屠杀工农的强者
一个。。。得过花柳病的 嫖客
一个 害死 4万万 中国人民的 刽子手
――――――――江浙狞――蒋该死！
刚拨江浙人，干成的事，寥寥可数！
他们引以为豪的历史，无不笼罩在 楚文化的阴影之下！
不说，吴国的800荆蛮，越国与楚国的血脉相连
一直到，楚汉争霸，东汉三国，无不在楚文化的阴影之下。
更加不要说 晋末之后，所谓衣冠南渡的 悲惨柔弱！
变成了所谓的 中原正统移民！掩盖在 他们自以为是的 吴越争霸 历史剧之下！
他们早就不是 血性实诚 的 湖南人的兄弟！他们是无*耻的、卑微的 卖女人、穷兵黩武、吃人肉、篡改历史 中原西戎河洛人的后代！
他们不配用吴、越！他们只配被人叫做 刚拨江浙拧！
北方狞，江浙狞
都曾经是 亡国奴，对 倭奴 有某种亲善
强烈反对，上述地区的人 主动 亲善倭奴！
江浙人得无耻：在于他们 河南河洛人后裔流传下来得 无耻！在于他的数典忘祖！在于他们，如绵羊一样被屠杀。。。 。。。
江浙人，所谓的 正统中原文明，就是一 伪吴文明。
浙北是伪吴文化
浙南是正统的 百越文化！和福建 闽越 同体！温州人即是 闽越人！
浙南的越人，分立出 越北的吴文化（伪吴，其实就是假的吴文化与春秋的吴文化相对）伪吴人，不敢面对酣畅淋漓的春秋吴史！伪吴人，自称中原正统移民！却不知道，春秋吴国基础就是800荆蛮！现在的伪吴人，早不是春秋的吴人了！
他们不配用 吴 这个词！现在的 伪吴人，口口声声自己是 吴文化。呕吐，没见过这么无耻的！酣畅淋漓的春秋吴史啊！你们 伪吴人，不配流传！滚出苏州城，伪吴人不配占据 伍子胥的城市！
欢迎，浙南重回百越人的序列！
浙南人，永远的闽越人后裔！
还江南，我的概念没有江南，只有江北。
荆蛮永远是吴人的祖宗！
回复日期：2009-01-16 21:06:56
刚勃江浙狞 西戎河洛至，从西戎河洛
五胡至，从五胡 金人至，从金人 蒙元至，从蒙元 满清至，从满清 倭奴至，从倭奴！！！
刚勃江浙狞，你们的拳头P硬！ 你等杂种亡国奴还有什么资格评价别人？？？ 世界著名的 两脚羊品牌――江浙两脚羊
江浙汉奸！！！
伪宋
是逃不过 耻辱这个名词滴！和李鸿章一样，永远翻不了案！ 无耻的 西戎河洛人――伪宋人
得到了 金人的报应！伪宋人，血腥屠戮 南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汴京被攻破，王室被奴役！妻女被羞辱！（想到 小周后被 宋帝××）莫非，上天真的是 报应不爽？？？
对于 西戎河洛人――它天生就是 耻辱、吃人（三国、五胡）
中原河洛西戎人，继承了 它们祖先 悠久的吃人 历史！继承了它们祖先 篡改历史 的优良素质！它们的 破败是历史的必然！！！
宋人，倒在了 它们祖先遗留的无耻！金人，也倒在了 它们祖先遗留的无耻！
最没有骨气的王朝――中原西戎河洛人的伪宋！
无论对比 楚汉争霸&am 隋唐演义
宋朝――昙花一现！没有骨气的王朝，注定了它们 绵羊 养肥后被屠宰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
宋朝，开国不正，传承不正，内在精神不正。这样的王朝注定是短命滴、血腥滴！
伪宋人――绵羊似的软弱，渗尽了它的子孙――无耻的 江浙人 的身上！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近代江浙人的软弱，对国内的血腥屠戮，对国外的卑躬屈膝，终于引来了倭奴！
幸好，南蛮血脉的湖南人，力挽狂澜！
要对 中国历史
特别是 中原西戎河洛人 写的历史，进行彻底的革命！
将革命进行到底！
――――――――――――――――－－
中国现有历史，都是瞎掰
回复日期：2009-01-16 21:08:13
江浙狞
从古至今
就是软骨头的代名词
这是历史用血泪的事实
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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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6 16:52
第六章 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误谈点评
◎刘彻在中国人的历史想像中无疑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有人歌颂他拓边殖土，有人赞扬他为伟大帝国***了制度软件。然而，正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伟人，把西汉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资源挥霍一空。他的政治败坏，无以历数。伟大帝国的衰败实由他而始。好在，他晚年有所省悟。
但是，后人忽略了他的省悟，肆意地用他的所谓武功表述着自己对他的歪曲。
●“愤青”现象不惟今天有，中国古代就已有之，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至于历史的真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人们在为古代“愤青”歌功颂德之时，却忘了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方孝孺自己以死建立不朽的历史名节，可受他案无辜牵连白白葬送了的几百条生命，连历史边脚料都当不成！
◎“愤青”们的精英化使他们忽略了“世俗化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要用统一的道德模式去要求所有人。殊不知，英雄们也脱不了以世俗生活为人生之基础：宋江需要与阎婆惜保持非婚性关系，雷横也要用揩油方式一睹白秀英的姿色。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
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孔子在说了一大通少正卯的罪恶后，举了几个例子，说：“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一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
以上七人除了管叔的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孔丘的法律恐怖主义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也成了日后吹捧他短暂执政（摄相事）“奇迹”的最初文本。法律恐怖带来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变化：首先，底层秩序好了。比如，有一个贩羊的沈犹氏，经常在早晨让羊喝水，增加羊的体重，欺骗买主。孔丘执政后，沈犹氏不再这么做了。其次，家庭生活洁净了。比如，有一个称为公慎氏的人，妻子***，他不管，孔丘执政后，公慎氏休了妻子。再次，个人行为得到了规范。比如，慎溃氏生活侈奢，在用具方面超越了身份，孔子执政后，他不敢在鲁国住了。
出现了这么好的治迹，当然可歌可颂。然而，这种用法律恐惧主义带来的结果是经不起推敲的：鲁国市场秩序混乱（还有贩牲畜者高抬物价现象），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之故，作为新上任的政府首脑为什么不提发展生产呢？难道鲁国买羊的人就没有耐心等沈犹氏羊排完了尿，再买他的羊吗？除了用市供求关系解释外，只有一个原因还可说明－－鲁国人很愚蠢。为了净化家庭生活，法律的威慑足使平民离婚，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为了防止富人越过（消费）礼仪界限，竟不惜让他离开故国，鲁国的财富流失也可想而知了。
这种短暂的治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只注重政治形式而不注重实效，不失败就太奇怪了。所以，他的执政寿命很短，只有三个月。
用充满仇恨的心态去治理一个国家，民心向背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不注重生产的那一套，特别是蔑视实际劳动【注1】的政治万能主义心态，必然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实干家。孔子的政治大跃进没给鲁国带来好处，不被国君信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仇恨心态还形成了强烈的国际霸权主义冲动，试图借鲁国的军事力量去消灭他认为非礼的政治力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权臣田成子杀齐简公、立平公，由是更加专权。孔子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请求鲁哀公出兵。鲁哀公已经收到了相当好处－－田成子归还了原先侵占的鲁国（还有卫国）的土地，不愿出兵；再说兵力不济，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三桓控制着实权，他一人说了不算。鲁哀公打马虎眼：“你去跟三桓商量吧。”孔子被鲁哀公抹了稀泥很没趣，半自嘲地找了个理由，就是他任过公职：“我当过大夫，田成子如此制造动乱，我不能不报告呀！怎么让我去找三桓呢？”
孔子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三桓，三桓当然不会答应孔子的请求。一场武力征伐的国际干涉计划流产了。孔子对便用合法暴力－－法律手段与军事行动怀有热衷心理。他对管仲一匡天下的政绩高度赞扬。子贡说管仲不仁【注2】，因为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主人公子纠，他不能以身殉难，反作了桓公的宰相。孔子反驳子贡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得到这好处。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地穿左襟衣服、做苦力了。他怎么能守着小信任，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管仲的一匡天下，凭得完全是齐国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往军力上的转移在冷兵器时代要比现在快得多。天下（诸侯）怕管仲，怕的是齐国的军事强力。孔子在对给管仲的问题上发生了人格分裂。一方面他用假话告诉子路，管仲九合诸侯用的不是兵车即不告诉子路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再高唱他“克已复礼”即推崇周室（中央）的旧调。也就是说，一方面，主张赞扬和平即“不用兵车”，另一方面，却要主张以武力解决田成子问题。
孔子的法律恐怖主义经过后来的修饰，逐渐淡化，但是这种淡化变成了虚饰与吹捧，反显得他的人格的深重分裂与学术的丛丛悖论。《论语·颜渊》记录了“焉用杀”的主张，几乎是对杀少正卯与整治草民行为的一种悖论诠释。
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与杀人的关系，对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
孔子回答说：“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呢？你要想做好人，老百姓就会跟着好起来。君子的道德是风，百姓的道德是草。风到之处，草必随风倒。”
又一次假话！要让风到草倒，那么必然要伴以残烈的法律手段的实施。就在季康子问政不久前，孔子还赞扬他的学生子路的办案效率高：“片言可折狱，其由也与？”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定性，大概就是子路了。”（并且，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
子路的强悍作派与法律操作的粗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至少没予批驳。这种法律恐怖主义连儒学内的人都不能认可，由是可见当时孔子在鲁的执政是多么不得人心！康有为在注解《论语》时说：“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边之词，子路虽贤，无由是理也。”
谁说“无由是理”？汉武帝刘彻的《沉命法》就很有“是理”。他超越孔子对草民（德风至草民必偃）的仇恨，把法律性的仇恨提高了档次。
勿贪心，勿私心，心存清白真快乐；
勿寻事，勿怕事，留有余地更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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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6:53
汉武帝重用酷更、滥施刑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盗贼越来越多，小官吏与老百姓也拿法律不当回事儿了－－反正不知哪天犯上哪事儿，干脆就不考虑了，任性而为吧！朝廷派专人讨伐也不见效果，一时间，打散了群盗，过一段又骤然而起。所以当时称为“东方群盗蜂起”。
面对盗贼猖獗、吏民轻法的情形，出台了一部《沉命法》。该法称：“盗贼兴起而没发觉，或虽发觉了而逮捕时又不符合时限规定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至小吏、主管官吏都要处死。”当时出了一个叫暴胜之的人，任直指使（也称绣衣直使，因穿绣花制服故），手拿木杖和代表皇帝授权的斧头到处杀戮官吏。二千石（正部级）以下秩位的，不知杀了多少。凡（正部级以下）当官的都怕他。中国历史上“暴君”一词的由来，最初不是指皇帝的，实是由暴胜之而起。时人称之为“暴君”有双重含义。
《沉命法》出台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是刘彻在位后期。整个的一个大帝国让它的主人给搅混了水。
绣衣直使也毁了他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引发了帝国的一场政治地震。
绣衣直使这种差事，好人干不了，象暴胜之后来受勃海郡（今沧州）贤人隽不疑指点改了过的，几乎是一个特例。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曾经任过绣衣直使的江充介入了刘彻与刘据的父子关系中。
起初，江充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犯了点事儿，出逃了。三窜两混进了长安，向皇上告发赵王太子的不法行为。赵太子被罢免。恶人先告状的手腕果然厉害！江充得到刘彻信任后，被任命为绣衣直使，并且专门负责纠察皇亲国戚与朝廷重臣，突破了原来不查二千石秩位官员的上限。
某日，太子刘据家的差役在皇帝专用的高速公路（驰道）上乘车飞奔，与皇帝及江充打了个照面。江充纠住太子家人把他们交给了有关官员。刘据知道自己理短，只好派人给江充送好话。一下子，江充名声更大了。
这时的太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三十五（虚）岁了，立为太子也十八年了。为了未来顺利接班他得这么做！
太子刘据与他父亲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只是国家公务与个人亲情搅在一起，不易搞清楚。刘据一贯反对刘彻的严刑峻法措施，经常为一些量刑不当的案件平反，深得民心。但这就与执法大臣特别是江充那样的绣衣直使，发生了利益冲突。
双方公开摊牌，不过是早晚之事。
太子家人跑驰道事过了两年多了，这场冲突终于爆发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诬陷刘据，向刘彻说：“在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小木人儿，还写着咒文的帛，盼皇上早死，他好接班！”
在此之前，反对刘据的势力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因为他的武力靠山－－舅舅卫青已经死了，母族没有了实力。太子有一次进宫拜见母亲（皇后），时间长了一点，就有人造谣说：“他在皇后那里调戏宫女了！”刘彻没说什么，就给儿子拔了一些宫女去。刘据是何等聪明之人，知道有人再使坏，但还得忍着。
到了江充诬陷时，他的老师石德也很害怕，说：“事已无法自辩，干脆矫诏发兵。”刘据还是要沉上一沉，没想到江充还在急逼。刘据忍不住了，让手下的食客扮成皇帝使者，逮捕江充。对着江充，他终于发泄出了压抑了快三年的怒火：“你个狗东西，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吗？现在又来害我们父子。”
一刀砍下了人头。
一场父子间的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武帝调集京城周围的军队进攻由太子占据的都城，太子放了监狱的囚犯、武装了市民据守都城。太子失败后，逃出都城，不久被发现行迹，他与两个儿子上吊而死。
后来虽然事情真向大白，但刘据已经死了。刘彻很后悔，修了思子宫、望思台，以自我安慰。
刘彻昏悖狂乱，滥用法律，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以致于他死后，接班人迟迟不给他上庙号。他儿子刘弗陵即昭帝继位后根本就没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一涉及庙号，就涉及到一个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刘弗陵还有他的大臣们不愿涉及这个敏感且让人伤心的问题。时间就这样过了二十四年。到了昭帝的接班人也就是刘弗陵的侄孙、刘据的孙子刘询继位，才讨论谥号问题，而且是先讨论戾太子父子（包括刘询的父亲即刘据的儿子）的谥号，第二年才讨论刘彻的庙号。其中一名叫夏侯胜的官员，坚决反对，他说：“武帝虽然有征夷拓边之武功，但伤亡士卒，耗费民财不可计数。没给百姓带来恩泽，不应给建庙号配庙乐！”
结果是夏侯胜被指控非议诏书、毁诬先帝，入狱，黄霸因不举报夏，也被抓了。对夏侯胜宣布处以死刑，实际上并没执行。夏侯胜说的是实话。发生过江充说假话引发政治地震的大事，再杀这么一个说实话的人也不恰当。过了两年，就给放了。最终官至太子太傅。
法律恐怖主义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它的确有效，但在另一端它却败坏头社会道德。因为，为了突显法律使用者的威力，必然要把情报工作做到极致即使作特务统治。
关于孔子治鲁（短时间大治）并没说到使用特务统治的事情，现在依据历史惯性事件反推，他使用特务统治的可能性极大。否则，就无法得知诸如贩羊者的违法个案。有正史可查者，善用特务组织的有二人：来俊臣与魏忠贤。野史记载的则以王蜀【注3】时的萧怀武为最。此公按历史惯性排位在来之后、在魏之前。他主持一种叫“寻事团”的组织，该组织有百十号人（干员）。各干员手下又养聚耳目十几个。这些人被称为“狗”即到处找东西的狗。（称特务为“狗”者，盖自此始）。
“狗”们的职业分布非常广泛，“深坊、曲巷、马医、酒保、乞丐、傭作、贩卖、儿童皆有其徒”，以至于“民间偶有所语，无所不知。”
监督民间当然是重要的业务，而监督高级官僚和贵族更是萧怀武的乐趣，这些“狗”分布高官和贵族家中，从事厨子、饲养、驾车、手工等贱差。这样，主人的公私动静无一不纳入视野。萧怀武了解权贵们的动向就一清二楚了。
特务统治如此发达，整个社会的恐惧在所不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大为下降，以致于人们“自疑肘腋悉为其狗”；特务统治也最终摧毁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因为行滥抓之术是特务们的“基本功”，而行滥杀之举是其镇制社会的绝活。史称“怀武杀人不可胜数，冤枉之声，满于内外。”
当然，萧怀武的下场比已往及后来的任何一个特务头子都好不哪里去。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后唐名将郭崇韬灭蜀，杀了萧怀武全家，以平人忿。
孔子与汉武帝法律恐怖主义的失败，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孔子想利用法律恐怖来制造政绩维护权力，甚至表达国际干涉的权力，但仇恨使他终于失败。刘彻对社会的全面仇恨，也终导致他对自己权力的维护，最后导致父子反目成仇。
由是观之，仇恨、阴谋与权力在不同的点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由权力而仇恨，又由仇恨而阴谋，再由阴谋而权力，此中缺一不可。不为权力（含利益），仇恨无所生；没有仇恨就不会寻找消灭对手的方法，为了方法得当必找最佳方案，这就叫阴谋；阴谋的最后价值，就体现在权力是否获得上。
这个三角构架在社会内，还不易被察觉，一旦到了集团内部纷争时，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在这个三角中，操作的最熟练的莫过于秦二世、隋炀帝，而他们一时成功的社会时滞后果则是整体崩溃。
中国历史在秦隋两朝复演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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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6:55
首先，它们的第一代领导人都特别迷信法律的作用。其次，第二代领导人拿到最高权力以后，都以自己的同宗或大臣为发泄仇恨的对象。
秦始皇的法律恐怖主义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暴动，后起的项羽把满腔的仇恨全交给了一把火－－烧他（皇帝）的阿房宫。陈吴事件虽发生在二世元年七月，但它仍是由始皇帝的严苛法律导致的，“失期法皆斩”。（书写至此，我也很觉纳闷儿，难道刘彻一点历史知识也不学？不知道秦失于酷法吗？－－看来权力会阻碍一个人的历史视线的！）
隋文帝呢，生性多疑，不喜欢读书，好用诈术驾御百官，同时自以为通晓法律，把法条作得严密深刻。为了使自己的法律显示威力，就得实行特务统治，经常性地派密探刺取朝廷内外官员的情况，一旦抓到小小证据，便处以重惩。为了搞证据，不惜派人实行假贿赂，一旦推托不过，受了礼，那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
法律俨然与阴谋混杂在一起。当法律与阴谋的二重奏不起作用时，便肆意地提高法律的严苛程度。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杨坚竟然颁布了“偷一文钱以上者处死”的法条（算是第四章所载张咏故事的一个历史版本吧！），并且是闹事处死。曾经有三个人一起偷了一个西瓜，事情被揭发，立刻执行斩首。
这么严酷的法律当然把全国人都吓坏了，人们都晚起早睡，免得趁黑被人诬陷了。事情闹到最后发生了变乱：几个还讲点良心的小吏，共同劫持了主事的官员，要求废除该法条：“我们并不是贪受谁的钱财，才来冒死一请的，只是我们要为那些受冤枉人鸣不平罢了。你去为我们奏明皇上，自古以来，就没为把一文钱之盗处死的法条。如果你不上，我们还会来劫持你，到末了儿，大家都活不成了！”杨坚闻听此变，才算废除了那条荒唐的“盗一文以上处斩”的法条。
对法律的迷信，对底层社会的仇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不变的特色！严刑峻法成了滥用法律、惩罚过度的循词。
对于底层社会如失期的戌卒和偷瓜者可以如此，对高层的政治的对立面则不那么容易。然而，由于没法条为援引，那种仇恨的渲泄在得手之时，几乎变得肆无忌惮。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秋，嬴政死，赵高在胁迫李斯认同他的阴谋后，决定在胡亥即位前，先杀掉扶苏与蒙恬。将伪造的诏书派人送给扶苏与蒙恬，先后杀害二人，随后就对准了所谓的潜在夺权者。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夏四月，秦二世对赵高说：“我已经拥有天下了，我想尽量满足耳目声色的欲望，尽情享受内心追求的欢乐，就这样度过一生，行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能够做到而昏乱的君主却加以禁止的事情。然而对沙丘的谋划，各位公子和大臣都起了疑心。现在陛下刚刚即位，这些人们心中不满，都不服气，恐怕要发动变乱，陛下怎能享受这样的欢乐呢！”秦二世说：“那怎么办？”赵高说：“实行严厉的法令，苛刻的刑罚，杀光大臣和宗室，换上自己新近信任的人，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了！”秦二世便改定法律，务求严酷，大臣和各位公子一旦犯罪，就交给赵高审讯处治。十二位公子被杀死在咸阳闹市，十位公主被肢解在杜县（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子将闾仰天喊冤，然后自杀。公子高打算逃走，却又不敢，便上书要求：“请让我随先帝去死，把我安葬在骊山脚下。”秦二世大悦，赐钱来安葬他。
在被仇恨吞没的人当中，只有蒙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最终也未逃出仇恨的罗网。当初扶苏看了诏书，直流眼泪，打算自杀。蒙恬说：“陛下派我率领三十万人马守卫边疆，公子担当监军，这是天下重任。如今单凭一个使者前来，怎知其中没有诈谋！经过核实再死，也不算晚。”扶苏说：“父亲让儿子去死，怎么还需要核实！”于是当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将他关在阳周（在今陕西子长西北）。二世正式登基后，便开始勒逼蒙恬，蒙恬知道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叹息说：“我家为秦国屡建功勋，取得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握有三十万军队，这种形势使我有条件背叛秦朝。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死却仍然恪守大义，是由于我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掉先帝的知遇！”便服毒自杀。
后来的曹操在写给公众的让县明本令公告中，引用了蒙恬的故事。说明自己“势足以叛”而不代汉的理由【注4】。在他的霸道的陈述中，已经流露出了自己的隐忧，一旦交了军队，就会被仇恨吞灭，包括家人。
秦二世渲泄仇恨的动机还不太明显，最主要的动因是为了安保享乐；或者说，他的仇恨感完全是被赵高的疯狂的仇恨感感染所生。到了杨广那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除了按历史套路杀了原太子杨勇外，还在有节奏地除掉贺若弼、薛道衡、张衡等有反对意见的人，一般是两、三年就办一起渲泄仇恨的政治大案。
这种有节奏的迫害使另一位野心家有些焦急和恐惧，他对杨广的仇恨感也与日俱争。因为他父亲杨素，帮助杨广夺权，最后都不免被猜忌以致忧惧而死。要保住自己不被杨广的仇恨所吞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他。用仇恨去消灭仇恨。
时机终于来了。
由于山东、河北一带发生了暴动事件，杨广要求楚国公杨玄感（袭父爵，有礼部尚书职）到黎阳（今河南浚县）挑壮丁，运送军输物资，但杨玄感挑得不是脚夫，而是反叛的志愿者。一个月挑了五千精壮青年，他对志愿者很厚待，让大家好肉好酒随便吃喝。吃喝够了，便发起誓师仪式，称：“当今皇上无道，不以百姓疾苦为念，天下骚动，死在辽东战役的人已有数万。现在我带头反他，愿大家帮我，为黎民除灾去难！”五千精壮的小伙子当然愿意，山呼万岁，拥护杨玄感。杨玄感乘势进击东都洛阳。
杨玄感的反叛没有成功，但大大地打击了杨广的自信心，同时也增加了仇恨的膨胀系数。清查杨玄感案后，就杀了杨玄感的所谓党羽三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是与杨玄感事件没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
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是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本性。史书说隋文帝杨坚以子弟为仇人，此话不假。子承父传的遗传竟如此明显：杨广不但仇恨贺若弼那样的名将，也仇恨著名的文人，他杀薛道衡时竟然说：“看你还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诗来了吗？”在杀王胃时，说：“看你还写得出‘庭草无人随意缘’的佳句来了吗？”
仇恨、权力、阴谋在现实社会如此，渗透人们习惯思维的文学作品仍如此，《水浒传》中吴用挑拔林冲火并王伦【注5】也从历史书上如法炮制而来。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秦隋统治者仇恨系数的膨胀，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项羽屠戮咸阳城，杀了本来已投降的秦帝子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痛快淋漓发泄了他的仇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整个社会对秦朝的仇恨。在此之前，项羽已经活埋了二十万已投降了秦朝士卒。天下少有杀降人、顺民的道理，可项羽不然。因为他与他部下都受过秦人的侮辱，当年来咸阳出苦力时，秦人对待他们无礼。如今仇人落在自己手里，要好好报复。项羽所率联军的各支都自发地表现出报复行为，把俘虏当奴隶来驱使，驱使就驱使了，还要外加羞辱。于是，俘虏中的官吏私下发泄起不满来，并迅速传播。项羽担心生变，一气之下把二十万人全活埋了。
杀人报仇上了瘾，咸阳的屠城就不可避免了。
杨广的仇恨招致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众多地方、众多人员的反叛，只要有点能力就起来反对他。比刘彻经历的群盗蜂起可要厉害百倍有余。更让他手足无措的是，内部人的反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捕讨使裴仁基投降了李密，陪衬这个重大事件的是窦建德称王。相较之下，裴的投降事件对他的打击远胜于刚刚发生的窦的称王事件，紧接着，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杀了副手王威、高君雅。在李渊事件发生不到半年，武阳郡（今河北大名）全郡在郡丞元宝藏的率领下向李密投降。而这个令杨广最头疼的李密与杨玄感一样，也是贵族子弟，其父李宽官至上柱国，封蒲山公。在武阳群举郡而叛的同时，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投降了李渊。
这样下去，他杨广是死路一条了。他没死在如草的贼寇手中，而是死于内部人之手，郎将赵枢胁迫许公宇文化及杀杨广（被两人的部下令狐行达勒死）。
隋末大乱只是一个场景复杂的高潮而已，其实自东汉以来，中国每一个大帝国末期都会出现“蜂涌”的反叛者，准确地说是复仇者。而后来的复仇者变得越加聪明起来，利用儒家均贫富的伦理作为自己的合法化基础，更加有利地动员了社会底层。
隋朝之叛，以起自体制内的力量如李密与李渊为主导，到了唐宋元明清则完全民间化了。民间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痛快淋漓地报仇，屠城，杀它个精光。纵观东汉以来，隋朝虽逢反叛的高潮，但没遇上大规模的屠城，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唐代则没那么幸运了。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攻克长安【注6】，把没来得及逃跑的李唐宗室全部杀掉，一个没漏。杀宗室如此，就不用说官吏了。所以，唐末诗人韦有诗曰：“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
黄巢以贩私盐的社会边缘人物起家，他也有过科举进仕的梦想，只是多次参加考试没能考上，不免地要对现行体制报以不满，乃至仇恨。与他同时代的李振之虐杀清流（见本书第四章）的深层个人意识就是对中举进士者的仇恨。加之，贩私盐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免不了要受***污吏的敲诈乃至侮辱，由此也埋下了深刻的仇恨的种子。假使他进入体制内，或许以合法的暴力报复当初处罚他的低级官吏，比如以肃贪为名杀一批查私盐的官吏。但那个概率很小－－不一定出任监察类职务，而且可能的杀人数也较小。
历史并没给黄巢这样的机会，他只有用超常规的杀戮即屠城，渲泄心中的不满了。从他的言志诗中就能看出：“他花开时我不开，我花开时万花杀。透天香阵满长安，遍地尽穿黄金甲。”
底层社会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形成文化遗传的一部分。于是话本（或说史）也“混入”历史，构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水浒传》主人公，小吏宋江几乎是一个活脱脱的黄巢，也许艺术化的“他”（宋）更能真实地考证现实化的“他”（黄）。宋江在浔阳楼以戴罪之身即比贩私盐黄巢更边缘化时，发出了比黄巢更直接、清晰且强烈的复仇声音。在《西江月》词中说：“他年若得报此仇，血染浔阳江口”，在诗中说：“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注7】
我们无须多讨论艺术化的表述，《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与真实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事件）相隔两三百年，但若紧随着历史同类真实事件的流脉来看，方腊（更真实的现实宋江）的仇恨则不仅对准上层社会，也对准了平民即底层社会。
方腊是清溪县（今浙江淳安）地方上的小财主，有一座漆园【注8】。官方造作局看他小有资产，就多次找借口整治他，以诈取钱财。方腊怀恨在心，但不敢发作。当时吴中（即现在苏杭一带）正被花石纲困扰，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时值太学生邓肃上书规劝皇帝赵佶，遭到放逐（革去功名遣返原籍），方腊瞅准机会，利用摩尼教（也称明教）暗中聚集贫苦百姓，为反叛做准备。宣和二年（1120年）冬天，方腊展开了复仇的斗争。他的组织系统很完备，一下子就以一个成型的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有首领的名号（称为“圣公”），有年号（曰“永乐”），官吏、将帅及各级作战人员一应俱全。老百姓除了惊得的发呆外，就是裹进造反的滚滚洪流，第二年，（真实的）宋江也起兵造反了……
尽管方腊的叛乱，经过半年的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他报复的记录一直令大宋各级官员们胆颤心惊：在短短的半年里，共攻破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共杀死官民二百万人。方腊所部也抢掠妇女【注9】，山洞被童贯军队攻破后，裸体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被掳（奸）妇女，前后相望达百余里。
按当时宋朝的人口最高纪录三千六百余万计，等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杀。比一场可怕的瘟疫夺走的人命还要多【注10】。明末的张献忠比之于方腊，虽然杀得人没那么多，但他发泄仇恨的手段却让人读来脊背发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张献忠终于攻下屡战不克的六安城。他认为该城屡攻不克的原因是百姓帮官军守城，可是在官军的威逼下，百姓敢不尽力吗？一城百姓夹在了官与贼之间。张献忠可不听这一套分辩，不由分说，把全城活着的人一个削一只臂，男左女右，整个六安成了残疾城！
勿贪心，勿私心，心存清白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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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把城中幸存的人统统赶出城，用铁甲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往长江里逼。长江里浮满了死尸，以致于武昌鱼都没法食用了。张部再行搜城，把最后藏起来的几百人全部处以肉刑，或砍肢（一如六安的办法），或是挖眼睛，或是割鼻子。整个屠城过程，比之后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的长轴上不但刻满了同种、同宗相仇恨、相杀戮的事实，对外族人也如此，并终因此遭到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的血腥报复。
汉代与匈奴的关系，当是一大奇观。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牧畜为主，尤重养马。冶铜业发达，冶铁与制陶也有一定规模。战国时，活动于秦、赵、燕三国以北的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经过东征西讨，南并北击，达到疆域东尽辽河、南抵长城、西至葱岭、北达贝加尔湖的盛况。由于其强势存在并与中国（秦汉）有漫长的边界，秦汉一直视其为边患，尤其匈奴屡有南下的攻扰之举，令南面的强大王朝不得不防。然而，匈奴终未对秦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优势。
至汉初，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见第九章），此后，与匈奴保持近四十年（从公元前170年至前132年）的和平态势。其间，只有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入侵雁门（今山西境内），榆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名将李广以计破坏了匈奴的此次骚扰。从匈奴的本次进攻看，本身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更象一个小部落的偶然之举。
对于汉朝来说，有惊无险。
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初期，这种弱势和平路钱被彻底放弃了。刘彻要挑起一场新的战争，来渲泄他对异种的仇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即他掌权的第八个年头儿，民间的爱国主义者（汉代的“愤青”）豪强之士聂壹经过大行（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恢向汉武帝建议：“匈奴最近才与我们汉朝和亲【注11】，亲近、信任我们。我们借此可施以诱杀之计。让边境的吏民用财物引诱他们前来，然后埋伏士兵预以击杀。如此，匈奴必渐消亡。”
刘彻及朝廷的大臣们，在国力强盛的骄傲情绪下，让一个无赖引诱了。骄傲变成了仇恨！
刘彻派韩安国、李广、王恢率军三十万去执行这一如儿童游戏般的计策。结果由于一个群众“演员”即被匈奴抓去的雁门尉史（相当于市公安局长）如实说出了汉朝有大军埋伏在马邑的事实，匈奴便悄然撤军了。
此次游戏破产，刘彻十分恼怒，逮捕了王恢，准备交司法部门处理。王恢自觉罪责不轻，就自杀了。
虽然经过此次不快后，匈奴仍和汉朝做边境贸易，但却放弃了和亲政策。刘彻呢，由骄傲而仇恨，由失败而恼怒，由恼怒而更加仇恨。汉初以来的和平政策也宣告结束，双方频繁的交战也开始了。
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青年骑兵将领卫青前去抵抗，化险为夷；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侵右北平郡（今辽宁凌原），“飞将军”李广前去抵抗并兼任太守，未发生大战；
元朔二年，春，匈奴再扰边境；
元朔五年春，匈奴攻朔方（今内蒙杭锦北）……
刘彻挑起的边境战争几乎伴随了此后他的整个执政期。他的穷兵黩武政策也受到了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的言论。
刘彻既然已经开启了仇外政策，凭他的性格，他是要一直坚持到底的。匈奴在他执政期间虽为汉朝的军事力量所削弱，但终末放弃入侵的政策，西晋时曾在长城以内建立了赵、夏、北凉政权。
由于汉武北击匈奴政策的“成功”，汉族的仇外心理也形成了定势。
对外族宣示仇恨也是一些想从低级职位跃升到高位的官僚们一条捷径。在国家力量并不算强盛或说比原来有所衰落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迎合帝王追求强国梦或恢复往日荣耀的心理，带着刻毒去执行使命。
汉昭帝刘弗陵时代的骏马监傅介子就是如此，他远没了张骞【注12】的宽厚的胸襟。
天凤四年（公元前77年），骏马监傅介子出使大宛国，昭帝下诏让他顺路责问楼兰国王，楼兰国王表示服罪。傅介子回到汉朝后，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国王曾多次反复，不把他杀掉，他国就无所害怕。我愿意前去杀掉他，以此威力来告示各国。”大将军霍光把此事禀报了昭帝后，得到了同意。傅介子带了很多金钱，扬言说要把这些金币赏赐给外国，到了楼兰国以后，楼兰国王为了得到这些汉朝的财物，就来与傅介子会晤。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等楼兰王喝醉以后，傅介子对他说：“汉朝天子有事派我来秘密报告大王。”楼兰国王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帷帐里，有两位壮士从他的后面向他刺去。于是斩下楼兰王的头，让驿站的车马很快送回长安，并把楼兰国王的头挂在北门上。汉朝拥立楼兰国王在汉朝的弟弟尉屠耆为楼兰国王，并把楼兰国的名字改为鄯善。昭帝封傅介子为义阳侯。
为了打击长城以北有少数民族，唐、明两大强盛的王朝分别采取过野蛮的烧荒政策。
每至秋季草见枯黄，唐（明）之兵则北出几百里，放火焚烧牧草，以使游牧民族无法屯积牧草，也就无法向南进攻。这种烧荒政策，对南北民族的互相仇恨心理的催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代治史者有意回避，可考资料至今已经很稀少。唐、明两代历史，只是寥寥数语以记之。但，毫无疑问，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皇帝是要关心它的行之效果的。边关每年烧荒完后，要把出兵的里数、所烧的面积等重要数据上报到最高层。
在历史上，高纬度游牧民族向低纬度转移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必然，所以狭隘的民族观即种族主义便有了出现的可能。早在唐朝建国的三百年之前西晋的一位学者（也是官员）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政策。虽然当时的最高决策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的观点也反映了汉族知识精英的一种仇外思想。由于他这篇文章，此后的历史上便有一句“非我族者，必与我异”的名言。一种典型的忿恨话语。
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太子洗马江统【注13】上书最高决策层，建议把少数民族全部迁返本土。文章名为《徙戎论》。文章讲道：
周边夷人之中，戎人、狄人最为严重，他们势力衰弱时就敬畏臣服于朝廷，势力强盛时就侵扰背叛朝廷。所以，治国有方的君主，对待他们要保持戒备，防御他们要有一定之规。即使在他们前来叩头进贡时，边城仍然不能放松守备，而当他们强暴侵犯边疆时，又不用调动军队远征，只希望使国内获得安宁，疆土不受侵犯。关中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过戎人、狄人应当居住在这一地区。与我们不是一族，就不会与我们同心同德。而土绅百姓看不起他们，欺侮他们的软弱，而加以欺侮。他们出于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恨激怒的情绪，等候有机可乘，总是做出强暴无理的事来，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治国者所担心的，不是贫乏，而是不安定。就凭着我国领土广大，土绅百姓富足，难道还需要把夷人留在国内，然后才能取用丰足吗！对这些戎人、狄人，可以一概劝导并打发他们返回本土，既慰解他们的乡思，又给我国带来好处，这才是良计。
江统建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时的齐万年事件。齐是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氐人、羌人首领齐万年，率两族人反抗晋的压迫。从义熙六年一直打到九年，才算正式解决。尽管有这个事件存在，但少数民族进入晋国的辖地甚至参与到晋国政治当中去，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如刘渊【注14】，于晋武帝司马炎时（咸宁五年，公元274年）就与晋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当时，西晋尚未攻取（孙）吴国，晋朝甚至有利用他攻吴的打算。经大臣王浑、王济父子推荐，司马炎召见了刘渊，经谈话，大为欣赏。当时正值鲜卑人树机能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有人甚至建议让刘渊以晋国将军的名号率匈奴五部人马帮将军马隆作战。在刘渊的任用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王浑父子主张任用，大臣孔恂与齐王司马攸等主张疏远甚至除掉他。结果还是王氏父子的观点上了主导，王浑说：“大晋国正以信用安抚不同民族，怎么能根据无形的怀疑就除掉侍子（人质。时刘渊为人质在晋）呢？应该讲究恢宏的道德气度。”司马炎同意王浑的判断。
此后，惠帝时期的执政高层不采纳江充的建议，与司马炎肯定王氏的观点有很大关系。由于晋及南北朝时代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中国的民族大融和时期才到来。刘渊虽然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自立的汉国（还有燕赵等称为“五胡十六国”），最后终融于汉族。－－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所谓中华，也只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意义。
唐代是一个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任用，另一方面又猜忌，安史之乱在本质是这种矛盾的爆发点。至两宋，由于一直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之中，仇外情绪高潮不衰，主张和平的人士受到民族情绪的非难，如秦桧的跪像的铸成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仇外的反映。明代之袭唐代烧荒政策，主要为防被驱逐的蒙古政权重新兴起，所以在文化心理上也必以仇外为主导。但是，这种仇外政策，最后也得到了沉重的报复。
明朝自神宗自万历初期就在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挑拔仇恨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满州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辽东守将李成梁（因击败蒙古插汉部，封宁远伯）意欲在辽功建立功劳，挑动满族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进攻古埒城主与沙济城主，并经诱降方式使民众杀二人，再将归顺的民众全部杀掉。在被杀害的人中，有满洲国的祖先即当时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因此事与明朝交涉，明朝不得不派出专使予以道歉。
这一事件并没改变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而满洲国也借此积蓄力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正式公开讨明政策。努尔哈赤以七大仇恨告诸上天：
我的祖父没有损害过明朝边境的尺草寸土，明朝边将却陷害我的祖父，这是一大仇恨；明朝设立界碑，刻上誓言，但却不遵守，凭藉兵力越过边界，保护和帮助叶赫部，这是第二大仇恨；责怪我擅杀越界边民，拘留我使节，强迫我杀十人于边境，这是第三大仇恨；助叶赫背弃盟约，将女子改嫁蒙古，这是第四大仇恨；我们历代守护的疆土，明朝派兵驱逐我百姓，这是第五大仇恨；叶赫对上天犯下罪行，明朝偏听他们的谎言，送信件辱骂我，这是第六大仇恨；颠倒是非，妄下判断，这是第七大仇恨。
这篇文告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政治宣言，而不是一张帐单，但，的确明朝的仇外政策于此得到了最全面的回报。
新的仇恨要清算旧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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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虽然声称不是为直接夺取明朝江山而称“得于贼”（即李自成），但在对汉族文化发达地区的进攻中，往往伴以凶残的屠城政策。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破扬州城，实行了扬州十日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杀了约计80万人。八月攻陷嘉定（小城），三次下令屠城，家至户到，无不穷搜，共杀两万人。同月，攻陷江阴，满城杀尽，杀了十七万二千人，仅有五十三人幸免……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嗜杀性格没有改变，文字狱即为明证。在另一端，这种屠城传统也影响到汉族官员。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攻克了金陵（今南京），下令关闭城门，搜杀三天三夜，杀掉太平军军官三千人，处死士兵十万人，至于被虐杀的平民百姓已难以计数……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统一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仇恨的历史、屠城的历史。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传说中黄帝时代，天下大治的景象出现并得出维持，于是出现了瑞祥：屈轶在庭中长出，它会辨忠奸，要是奸佞人进来，它的就指向奸佞之人；凤凰在楼阁筑起了巢，麒麟也在园林中漫步。
出现了这三种祥瑞不久，黄帝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幅美妙的理想图式！
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帝尧时代又出现了越裳氏进献的巨龟（到王莽时代被假冒成了纯白雉），帝庭还出现历草－－不再也人事有关，而与历法（时间计算）有关。
舜帝是尧帝时代的最大人瑞，经过四位资历长久的政治老人（四岳）的推荐，受用于尧帝。接着，舜帝时代把人瑞与政治治理充分结合起来，高阳氏出了苍舒等八位贤人，时称“八恺”；又有高辛氏的伯奋等八人，时称“八元”；于是舜帝就把他们利用起来。八恺负责农业，八元负责教化。
恺字本意为欢乐，引伸意为恺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平易近人”。八恺乃黄帝之后，因为高阳氏的初始人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元字本意为善良，引伸意为表彰。高辛氏的初始人乃帝喾，帝喾的祖父乃少昊，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玄嚣。
在舜帝的政治谱系里，启用有德的旧贵族就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至少是达到政治清明的必要手段。
之后，人瑞几乎绝了迹。孔丘以为自己是人瑞，可是没有一个统治者能看上他。就不用说周王了，就是鲁国的公也不正眼瞧他，在他死时，只假惺惺地说：“尼父元自律。”（你怎么就这样老了呢！）就完了。以致把孔子的学生子贡生气地说：“活着你不用我老师，现在死了吊丧有个屁用？！”
人瑞是值钱了！如何利用也成了一门大学问。
刘邦即位十年时（公元前197年），打算换掉太子刘盈，让赵王如意上来。吕后一听，急坏了，赶紧去找留侯张良出主意。说是请，实际上是凭老面子硬逼。张良说：“这事儿，口舌不起作用。要改变皇帝的计划，你们就得去请东园公等四位老贤人作太子的客人。因为皇帝一直想请倒这四人，这四人就是不来。”
吕后派人持太子亲笔信去讲四位老前辈，四位老前辈果然赏光，做了太子的宾客，并时时随太子上朝。终于，刘邦打消了换太子的计划。
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人瑞是最好不过的奖赏！
历史发展到陈抟进见宋太宗之前，人瑞现象几乎消灭了。
与人瑞相比，更多是人祸。战乱、屠城，成了人祸的最长见场景。赵宋家夺取江山之前五十多年前的血腥屠杀与人相食的当代史记忆，还未消去，所以，对于赵宋家，人瑞的需要远比符瑞更重要！
这成为陈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军阀朱温与刘仁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刘仁恭恐兵力不支，乃在辖区内（今德州至北京间）征兵：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全民皆兵的战术，史称“闾里为之一空”）。为了不让辖区内的男人逃亡，全部给予刺字：一般百姓男子，脸上刺字，“文曰定霸都”；对读书人和做官吏的还好一点，在臂上文上“一心事主”。史称“由是燕、蓟人士例多黥面，或伏窜而免。”采取如此残酷的办法，总共征集到二十万人。
但是，兵员数目虽多，毕竟没受过训练，所以没有战斗力，与朱温交战多次，无一取胜。随后，全部兵力龟缩到沧州城内。朱温进围沧州城，阻断了一切内外来往。不久，城中发生了饥荒，没了粮食，也没了柴禾。
没粮食吃，就吃人！人饿急了，吃人的本能比野兽还要厉害。一个饿死的人，倚到墙上还没倒下，一群饿急了眼的人就冲上用牙撕咬。人再也不是人了，应该称为“兽人”或“人兽”。人骨头也达到了最高利用程度，尚使还有煮饭（就是人肉）的地方，用得肯定是已死的人骨头当柴禾，只是这骨头比刚死的人骨头稍干一点罢了。
人之不为人，超乎野兽，首先在于他们被困中的生活条件比野兽生存的条件还恶劣。野兽找不到食物可以长途迁徙，但被困于城中的“兽人”要想迁走，无疑于痴人说梦。野兽在实在没吃、没喝的时候，遗传因子告诉它们的只有一个信号：等死。就如现在非洲沙漠的干旱季节一样，一群鳄鱼固守着最后一洼泥水，直至干涸；干涸后，再抗争些时日，生命便结束了。而被围的人，尤其是领袖集团绝对不想死，他们要寻找任何一丝生机。比如说，粮食绝了，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再吃泥土。记录刘仁恭被围的《旧五代史》“生动”地记载了吃土的后果：“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吃下充当食物的土丸后，人难受呀！十有六七是被坠死，死状很惨，连躺都躺不下，就立着死了（倚在墙上）！！
不到一年，这种残剧再次重演！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反目，被守光拘禁在幽州大安山（今北京房山）。而引发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守光染指刘仁恭的小妾，与罗氏私通。儿子与父亲的小妾通奸，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仁恭气急败坏，不由分说给了守光一顿竹板子。守光记恨在心，等待时机报复父亲。沧州之围在李克用的帮助下算是解了，但朱温的攻势未减，把目标转向了幽州。
幽州告急，刘守光以救父为名，从外面率兵支援。结果是朱温兵走，而他一言不发地把父亲赶下台去，自任幽州节度使。
父子之不相让如是，就不用说尧舜之间了。尧禅舜继的神话，再一次被证伪！
刘守光拘禁了父亲，其他儿子自然不高兴。守光之兄，沧州守将守文大哭，称：“自古以来，那有儿子以父亲为仇敌的。我家出了这么个匪类，我真是生不如死。”于是率沧州、德州之兵进攻幽州，不幸用计不善反被弟弟活捉，沧德兵败。守光乘机再围沧州。
第二次，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人吃人发生了。
史载：“沧州宾佐（参谋长）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
城中再次发生大饥荒：一斗米价格达到三万钱，一颗人头的价格也到了一万钱－－阵前斩敌也成了一种发财的办法；为了保证战斗力，只允许军士吃人肉，不让老百姓吃－－只能如去年一样吃墐土。驴马没了饲料，相遇之后互啃鬃毛与尾巴。最倒霉的是读书人，没有武艺，防不了身，一旦出入家门，就被有力量的强者所屠杀，肉也成了强者的粮食。“久之，延祚力穷，以城降守光……”
这两次重大的相食事件，发生在赵宋家建国的五十多年前，形成了一种“当代史”记忆冲击。怎样避免这样的事件重演，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尤其是由于权力之争发生了家族内部冲突后，“当代史记忆的恐惧”更让皇权阶层焦躁不安。
史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冬十月，华山隐士陈抟入朝，以示对赵炅（光义）之政的推赞。这种超然独立的体制外推赞的现实功效要比体制内的上瑞献祥好得多。也正是这年的春正月，被赵光义贬黜的亲兄弟赵廷美忧悸而死。赵廷美曾扬言，他也效“兄终弟及”的模式，接哥哥赵光义的班。赵光义何许人也？他不会再高喊着遵守宪法了，就此而止。就像大禹一样，不会把位子给别人，而要给自己的儿子。为了保证儿子顺利接班，在打击赵廷美之前，他还诬陷自己的亲侄子即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夺权，威胁说：“你要看叔叔我不行，你就当皇帝吗？！”赵德昭不敢担违宪之名，愤而自杀。
陈抟何许人也？北宋安徽毫州真源（今毫县西南）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遂不仕，以山水为乐，隐居华山。周世宗以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太平兴国中，两度至京城，为太宗所重，赐号希夷先生。
此次陈抟入朝并不是第一次。在赵光义（后改炅）即位之前，就应召入见，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此次入见，则是主动的，从而冲淡了赵廷美之死带来的政治阴霾。赵炅对大臣们说：陈抟先生独善其身，不干权禄，是超世高人。陈抟对皇上的表彰也投桃报李，在大臣们请教修炼之法时，答非所问，因为一帮愚蠢的体制内官僚（学者）并不明白这是一场交易。陈抟说：“抟出野之人，于世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很明白，这是一篇裹赞现实政治的布道精品。它巧妙地回避了形而上的问题，与孔儒着力关注形而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对官僚（兼学者）们是一场及时雨般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陈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比唐代的卢臧用目标更优化，不谋求政治地位；又以道（隐）的身份效仿儒家先祖“不谈”之道。孔丘不谈神（形而上），陈抟则避道谈政（形而下）。赵炅听了关于陈抟布道的汇报，更为器重他，赐号希夷先生。此行是陈抟最终政治关怀的表白，因为他回到华山不久后就去世了。
不幸的是，赵炅刚刚得到了来自陈抟布道的政治收获，次年又发生了皇族权力之争。他的长子赵元佐因与他意见不合，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在赵廷美事件上，试图救助赵廷美，并因此后赵廷美之死而发了狂疾）。赵炅的统治实在不算怎么好，在位二十一年间（976－997），共发动了三次针对皇族政治力量的打击，受迫害的三人分别是侄子、弟弟、长子，所幸每次牵涉的人不多，还算有“明智”可言。至于爆发的王小波暴乱事件，因早被主流传统“贼化”，此不细论。
陈抟入对，成为宋朝太宗时代的一个政治（道治）的奇观，无形之中也成了后世君王所艳羡的典故，并发展成极端。比如明朝初期将不为朝廷所征召的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并以剥夺生命相胁。更后来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先生竟然吟起“说项依刘我大难”来，而对方如答则是“牢骚太盛防断肠”。
陈抟的故事之于后世，倒也像一脉时明时暗的河流，但不管是地上的流动还是地下的潜行，都无法与政治强势的方向相违背。只要你乐意作新版的陈抟，你完全可以稍微改进表演之技，去获取你想从政治强势那里得到的优厚待遇或赐号。
之于位处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陈抟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促使下层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文字寄托，来表示明知无法实现理念：别看今天处于下层（或干脆是“贼”），有朝一日会公车征召（或是接受招安）。《水浒传》里，这种理想得到了总结性反映。在《引首》（开篇）时，施先生虽云“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表现出超然的胸襟，但一说及由“魔”代“圣”的天道渊源时，则将陈抟的故事改写成了更演义化的版本。这固然有写作技巧需要的因素，但毕竟《水浒》不是“现场报道”或纪实、写真，而是经过了许多他人的“先期创作”，于真实事件发生后的不同朝代背景下综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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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8:47
施先生写道：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华***中正行之间，听得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陈抟先生是否真的从驴上掉下来，无从再予细考。但是，他不管多么地洞悉天人之变，也猜不出登基后的赵检点并没他那么心情舒畅的实情。赵检点虽成了皇帝，但他怕别人也效仿陈桥兵变，苦思冥想并经智囊团参议，得出个杯酒释兵权的对策来，消弥了潜在的反对势力。既便是在座稳的皇帝位置之后，还受制于势力强大的弟弟即后来的接班人。夺权十六年后，他打算将首都西迁至洛阳，并等时机成熟之后以长安为最后据点。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据山河形胜，可以节省常备军的数目。但赵光义一句：“安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地势之险”，拒绝执行他的政策。于是皇帝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才力有竭。作为一个战略家，宋太祖的预言有道理。至神宗（赵顼）后期天下已经无法复振（王安石改革注定要失败），何况这时候程氏之学又占了主流呢。依此而论，徽钦二帝亡于五十年之后，也是国家力量衰退的必然结局，根本不是陈抟这类善于投机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能预见到的。如果他真地可预见到，就不是笑着颠下驴背来，而是惊得掉下来了。
赵炅称不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堪称一位权术大师。在收到陈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功之后，于六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让全国人民学习陈氏家族的共产主义风尚。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令给江州义门陈兢粟米。
陈兢是南朝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直系祖先陈叔明是陈后主陈叔宝（583至587年在位）的六弟。
皇帝为什么要下诏令给一个已亡国四百年了的旧贵族后代粟米呢？原因是陈兢一家，九世同居，年长年幼共七百口。陈家不畜奴仆姬妾，上下和睦，没有人发表不满言论。吃饭时，七百余人同在一起开饭。陈家养有看家犬一百余只，共在一个食槽里吃食。若有一只犬没到，其它的犬就都不吃食，等待那只缺席的犬。犬通人性，陈家治家严谨有序无形之中为犬提供了秩序样本。唐朝晚期，也给过陈家旌表，表彰他们家族的团结。宋朝确立，第一代皇帝在执政末期给陈家免除了徭役。到了陈兢主持家务时，因为人口增加，家境日渐困难，常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发愁。为了保住这块道德教化的牌子，江州知州上奏朝廷，陈述陈兢家族所遇到的困难。皇帝的回复是，令江州每年给予粟米二千石。
整个历史真实事件，从情义上很感人。家族上下不用奴仆，男人不养姬妾，道德品质属上等无疑。但是，从经济效绩上，这个神话就破产了。为什么？七百口人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赋，还得让地方财政负担一家人的口粮差额。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道德性贡献是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换来的。
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若一个州全如此，国家可能就感到负担重了；若全国有1／3的家庭靠救济过日子，那么经济肯定要崩溃。
用体制外的襄赞来宣示体制内政治合法性是北宋前期的重大政治战略构造。这一活动，历经太宗发起、真宗继承、仁宗的追加，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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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8:48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在林逋死后近四百年，历史上又出一位杰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几乎就是明代版的陈抟，只不过捍卫正统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因为博学有才，得以从“有问题”的子女被“召为翰林待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方博士还是位历史学家（或称当代史学家），总裁《太祖实录》即负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伟人传记”编定工作。按现行的官阶（官价）来论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或许更高一些。因为他是新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的家乱确实给身为高官的他带来许多难题。其他高官何尝不如此呢？多少人为拥立的押宝，丢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获幸”而鸡犬升天。游戏规则很简单，但程序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既便比较混蛋的君主也讲“一言丧邦”，让参与废立或有此心的投机者们慎重。而聪明且霸道的君主则说：“这本来是我们家里的事，你搅和什么？”－－朱棣对方孝孺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单取一个镜头即死不写诏的细节，显然能把方氏神化为英雄。其实他不过较早地投资（机）到了新皇帝那里去了，在不可预见因素（燕王夺位）干扰下无法转化投资风险。很显然，在当初，投资于建文帝既正统又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利益冲突中，方孝孺毫不动摇地站在正统一边。他与黄子澄、齐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团，不同的是黄齐二人以削藩导致内乱，而方则一力主战。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发动叛乱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经过三年的交战，北方取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请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岩去面谈。薛岩回来后，方孝孺先于皇帝探听了北方的实情，但又不相信，还是决计主战。在与皇帝见面的三人会谈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岩说的是真的，那么理亏在朝廷，齐泰与黄子澄可是误我了。”
至此，方仍坚持已见，反而诬陷薛岩，说：“他是在为燕王游说。”
然而，方内心知道薛说的是实话，遂准备消解北方实力的办法，使用离奸计来制造朱棣的父子不和。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对世子朱高炽不太恭敬，宦官黄俨向来奸险，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与世子朱高炽共同守卫北平，朱高煦随燕王在军中，时时在燕王跟前中伤世子。而此时南军出师河北，久而无功，德州粮道断绝。方孝孺便对建文帝说：“兵家贵用反间之计，燕王父子兄弟可以用计离间。如果世子朱高识真被燕王怀疑，燕王必定北归，燕王北还，我们的粮道就可畅通，北伐之事就可成功。”建文帝认为此计很好，立即命方孝孺草拟书信，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到北平把书信交给世子，令其归顺朝廷，并许诺世子作燕王。世子得到书信，没有拆开，就遣人将书信连同张安一起送到燕王军营。当书信送到北平时，宦官黄俨就已先遣人飞报燕王说：“世子将反。”燕王怀疑此事，询问朱高煦。朱高煦说：“世子本来就与太孙亲善。”朱高煦话未说完，世子派遣的使者带了书信及张安来到，燕王拆开来看，急忙说：“唉呀，几乎误杀了吾子！”于是将张安囚禁。
北方军队再次发动攻势，攻克了临近南京的仪真（今江苏仪征），进抵长江北岸，朝廷六卿大臣为了自保，都请求出外守城，整个南京一派空虚。建文帝不得己，下了罪己诏，并在诏中要求天下兵马勤王，方孝孺此时再出奇计，让建文帝致书朱棣提出割江而治的政治解决方案。表面上看来是行缓兵之计，实质上是已经无奈北兵。他的一句话，就见了底牌：“长江天堑，北兵不惯舟楫，若与北兵在长江上决战，胜败未可知。”
好一个“未可知”，显然没了原先的坚定。战争到了成败不知的情形，方也不可能再向薛岩道歉了。
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妈也就是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过江求和。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叙一番亲情，燕王擦去眼泪后，拒绝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说：“连父亲分给我地都保不住，我还怎敢奢望割江而治，显然是奸臣的图谋！”
建文帝得到回复，大为惊恐，问方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口大话：“长江天险可抵百万兵马。江北船只已派人全部烧毁，燕兵岂能飞渡！”
大话归大话，不细论之，只看“未知胜败”的底牌到目下“岂能飞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证了宋濂的《大言》、刘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预言了！
到被捕时，也就是建文帝逊国后，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提出和解条件了。为了保住那点迂腐文人的最后自尊，他只有选择不合作，做最后一搏。
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长大后从名儒宋濂学习，在学者圈里被称为“小韩子”，比喻有韩非之风骨。韩非是大学问家，也是大权谋家（虽身死冤狱），有名篇叫《说难》，主研向君主进言的学问。从对对象的心理揣摩与个人好厌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详究细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韩非的历史悲剧！
方孝孺不可能突然转归到朱棣派系中去，因为他是“有问题”子女，得以晋升显位，能不报建文皇帝的恩情吗？他父亲方克勤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农垦专家，也是学者型官员，曾任济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但是由涉牵到带有政治性质的渎罪案中而被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编造虚假统计报表”而引起的。明制，各布政司与府州县吏每年至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数目相等后方准了案，否则驳回重新填造。为了避免来回往返，地方官员多携加盖印信的空白文册（即报表）以备就地重填。朱元璋知道后（1382年，洪武十五年；按洪武九年即1376年改中书省为布政司计，造假表之例已有六年），大为恼怒，怀疑此中有贪污行为，诏令“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官杖百戌边”。
只是因为皇帝怀疑便杀了一批人，因此可称为“政治性案件”。但事后没有平反，以常理推断：方克勤不见得有贪污行为，有宁海人郑士利敢冒天威上书为方克勤讼冤，亦遭杖戌。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何不替父辩冤？让外人不解，此案后十年（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入幕，“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朱棣起初听了他的重要谋士道衍和尚的私下密请：希望平定南方后别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就会断了种子。
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朱想草拟即位诏书，都推荐方孝孺，朱便召方出狱。方穿着孝衣入见，痛哭之声响彻殿廷。
朱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说：“成王在那里？”
朱说：“他自己烧死了。”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说：“国赖长君。”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
朱走下坐榻，对他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于劳苦。”左右侍从拿来纸笔，朱说：“草拟即位诏书以告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大写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连骂道：“死就死，诏书不可草拟。”朱大声说：“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
方说：“就是十族，你能把我怎么样？”声音更加严厉，朱大怒，令左右用刀将其嘴向两旁割到耳朵，又投入监狱囚禁。大捕其朋友、门生，全部杀戮，然后将方押到聚宝门外裂尸处死。时年四十六。受其牵连而死的八百七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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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8:49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团杀害。黄先生经历家仇国难，似有省悟，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骇世之论（语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何以论此？因为创业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创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说是自己产业的利息……
虽然黄氏的理论很有震撼力并成为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维新人士曾节抄散布《明夷待访录》；辛亥革命先驱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与黄一样反对贱视工商），但其理论根本不过是限制君权辅以贤相，往最好处想也难以到英国式君主立宪那里去！顾炎武虽非体制内人士，但也是抱守旧制不放的传统知识分子，明亡抗清失败后，他以商贩身份逃难，还“春谒长陵秋孝陵”。其思想也不出黄氏之右。从方孝孺到黄顾，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前进了这么蜗牛式的一小步。这就蜗牛式的一小步，还弥足珍贵！从1402年方式之死至1695年黄氏之亡，293年间，中国大陆送终了一个明王朝、接生了一个清王朝，而制度实质没变。
这期间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文人，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经历世变之痛再沉溺于“治世”的学问时，西方的同行们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到晚清，陈抟主义或说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其中尤为不同于陈抟赞赵炅、方氏赞建义的是：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于慈禧、载漪、袁世凯。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要言论，之于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为英国人理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与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如启衅必足以亡国。”
在1900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奏效”，以致于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后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于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义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官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及李鸿章也。
1900年6月21日（应是第三次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后对内宣布与列强开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此，义和拳在1900年1月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这种运动来重振国威实力妄想。对于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个人来说，无论她的品质还是政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个人地位的企图，来利用义和团，不仅仅是“妇人之见”，而且非常反动，但这种反动，竟然也可以涂上（大多是后人的官方史论）“革命”的色彩，其谬误可悲、可叹！因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尚存一线改变积弱局势的希望，然而那场改革被扼杀了。
慈禧开战决策的结局是“西狩”。这算个给执国柄者仓皇出逃的一个文雅的称法。她最终还是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寿终正寝，可力求在混乱中获利的载漪却没能当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录＜拳变余闻＞记曰：“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为斩监侯，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
载漪当替罪羊实不足惜，因为他在作一笔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况且历朝历代在社会运动之后，总要引发内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总会拿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社会，应付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并不为其父的政治投资的失败所动容，而对自己的进退泰然处之：“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戌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闲居京师。”
随着一幕政治短剧的结束，大阿个哥成了无所谓的道具。与之相对应，晚清王朝政坛上却升起了一颗“新星”。袁世凯早在戊戌变法中，心怀两端及最后出卖康梁的表演中就已大发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积累下日后成为“大总统”乃至“洪宪帝”资本的投资却是在玩义和团这张牌上。
袁在山东主政时（1899年12月6日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坚定地执行“剿团保教”政策。这时的政治操作虽也艰辛不少，但已经不再是方法论的问题了，比之于在戊戌时的如履薄冰之情状，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保住近乎割据的山东并籍此图谋一日荣登至尊，袁的策略确有独到之处：一是，在压抑义和团的同时，举办团练。此策一方面替代义和团，另一方面可在正规军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装预备队；二是，在保护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时，驱除异己，把义和团的力量“请出”山东，“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国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合乱民而非义和”。第三是，在参与“东南互保”而拒不执行朝廷合理化建议的同时，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银两、布匹、食物。一方面弥消慈禧对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树立才堪应变的形象。
与永远圈禁和发配新疆的载漪相比，此时的袁世凯是大赢家。1900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后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涉及袁世凯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个身份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就是被义和团称为“二虎”之一的奕劻。虽然，奕劻与袁一样仇视义和团，但他被义和团视为仇敌的原因却在于他的职位“时充总理衙门大臣”。义和团的甄别教条从“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到如何对待交涉洋务之人，是通用的。弈劻的命运当然不能与“革命”的载漪和刚毅可比，而又绝无法与袁世凯相论，倒是慈禧太后鉴于他在以往的孝顺和忠心，并不计较他曾有过“反革命”言行，在她仓皇西狩之时，命其与李鸿章全权与洋人议和。
如果使用对立分辨的方法，奕劻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简单判定的无法适用，才使他后来将国柄沽售给袁世凯的行为得到合理详解。
他也慈禧一起反戊戌变法，却在义和团的巢抚问题上又与其一直效忠的主人意见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袁世凯，却在袁的贿赂下，弄到后来，庆王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
奕劻作为决策高层人物有着他的“政治理性”，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大清王朝命运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凯逼宫之时帮助袁恫吓全无主见的隆裕太后，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妇人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
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劻的举动未必符合其政治标准乃至贵族的良知，但从社会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之角度来说，那未必不是个明智之举。至少来说，他携眷到天津之后得以安度余生，而远比那位“永远圈禁”的载漪的个人际遇以及那位“开棺戮尸”的刚毅的政治命运要强。兴许只有后来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的潇洒，才可与他相比，不过前者仅是一个道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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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8:51
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
设置道德规则，就要通过对道德典型的人或事件进行夸张。其实，这也是为道德目标而进行“改写”的一种表现，其结果是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因为鼓励人们把合法所得无偿地捐送出去，毕竟不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过分强调集体观念，必然限制个体创造的积极性，因经济效绩不良而使集体失败。儒家思想不得以重视利的时候，利也没有荣神益人的观念，只是为了小民能生活，国家减少经济负担。用现代经济学术话来说，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够了。这种得以维持的简单再生产，被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与个人生活的双赢模式。《论语·尧曰》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儒家对于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视为“鄙事”即下等人的生活方式，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视“劳动为人的尊严的表现”之价值观格格不入。儒家把百工技艺视为小道，只有伦理道德才是大道。程朱理学虽对小道有了一定的重视，但又是把它列为求大道的一小部分。
由于不重视财富的增值，对存量的关注则成为必然，“均贫富”即对结果的平均化分配便有了伦理性基础。过分重视对已有存量争夺，使团体（特别是家庭）内部创新力衰退。之于整个社会，一旦财富分配形成道义上的非均衡状况，就必然产生社会冲突。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农民起义不断的根源，而起义的伦理性根源则是均贫富。显然，当均贫富的道义性伦理掌握在“暴民”一方的时候，政府一方持有再大的暴力资源如军队，那么显然也就处在了伦理弱势一方。均贫富作为一种治术，让统治阶层时常感到有“走钢丝”的感觉。董仲舒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古代的任何政府都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积极努力的道德目标，虽然总是事与愿违，但总得设法在此伦理目标下设置道德规则。百犬同槽的宋代神话仍是儒家义利观的一个表现。儒家关于利的思想是矛盾的，比如“罕言利”与“民之所利”的冲突。一般来讲，上层社会不讲利，而下层社会则可以因利而活命。但归根结底，孔子把谋利视为不安天命的表现。他的弟子子贡从商谋利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只有颜回差不多，可又经常穷得当当响。子贡呢，不相信命运二字，大做生意，却屡屡赢利。”
儒家原旨道德的理想化与现实化道德失范的冲突，不是没人认真研究过。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一书中，进行过分析，他的结论可称为“王符悖论”。
王符是东汉末年人，目睹东汉社会治德沦丧、治能低下，他决心终身不仕，隐居著书，试图发现拯救社会的良方。时称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他的研究切中时弊又目光远大，涉列问题广泛又疏密有致。在《潜夫论》卷二《本政（第九）》中，他指出：
自成帝以来，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令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由此观这，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百犬同槽神话之前的一千五百年，还发生了二疏分金的故事。
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同为西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在位）的宫廷重臣，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二人见到太子已经自己能够读懂《论语》、《孝经》，就向皇帝申请回乡养老（公元前63年）。皇帝答应所请，与太子共给了叔侄二人七十两黄金。二疏回到家乡后，就用受赐的黄金换成现钱，每天宴请同族的人们，还有亲朋故旧。有人劝疏广，用这些黄金为子孙后代置办一些产业，他说：“我不是不心挂子孙。不过，我家本来有田产、房屋，只要子孙努力耕作，是能够供自己吃穿用度，与普通人一样过平常日子。如果现在再给他们添办产业，有了盈余，子孙就会懒惰。再说，他们当中的贤能者，会因增加了财富而丧失了志气；那些愚蠢的，得了额外财产会更多地犯错误。我这些年来钻研学问、供职朝廷，没有机会来教化子孙，现在也不想因他们的过错为自己招致社会的怨恨。这些黄金是皇上给我养老的，我有自由支配的权力，用来宴请同宗、故旧是我的心愿。”
二疏散金的道理，由疏广明白地表述出来：一是财产增值没什么意义；二是财产会给人带来不长志气的坏处。整个故事给社会的道德化影响之后的负面结果是：一，家族积累的伦理合法性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变小，权力资源层而还是希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二，认识不到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视财富为社会健康发展（存续）的反动因素。
儒家在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以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罕言利”的个人品质原则多少还有道德依托。但是，当它与政治权力结合即每个儒者成为官员、把智力资源出售给国家时，“罕言利”不但没有了道德依托，反而成了道德伪善的遁词。
“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里当官、为了吃穿”－－这一系列的俗语，不管它们产生的先后，实质上已表明了个人以智力资源与国家的交易的愿望，并预期了未来的利润。
当然，我们不能贬低那些道德品质优秀的个人以义为主的行节，但就整个儒家资源体系来说：从它与政治权力结合的那天，就是放弃理想主义、进入现实主义的那一刻；从一个儒者开始潜心诗书、图谋功名的那一刻开始，一项个人投资计划就开始了。
虽然道德性表现仍是官方与个人双方达成合作的绝对重要条，但是趋利却成了以后合作中的主要方向。国家一方要求官僚从业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出，个人则尽可能地把已投放的人力资本贴现。只要不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基本上就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即廉吏或循吏。
当整个官僚体系力图将未来的收益折现时，那么它就彻底失去了最后的诚实。结果是，整个社会对财产存量重新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至现存秩序被打破，为下一个秩序的出现作准备。
实质上，王符并没理解官位的经济交易性，所以才产生衰世时官位高反不尽责的悖论。在投资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明智的投资者都希望从一支股价不断下跌的股票中保全最大的利益，使损失减少到最小。中国儒家所提供的价值信条不过是交易与投资中的界面语言而已，当王朝政治给“十万之计”的政治投资者带来能预见的风险时，多数人规避风险的行为是理智的。
“崩盘逃逸”不只发生在王符所痛斥的西汉末年，他生活的东汉末年也发生了。此后，最具戏剧性的则发生在南宋末年与明代末年。随着历史的推近，越是近晚，发生的频率也越高。
南宋恭帝初年（1275年，离南宋彻底灭亡还有四年），蒙古兵降逼近首都临安，首都宣布戒严。这次危机，全面证实了程朱理学的教化的负贡献率。
同知枢院事（国家军事主官之一）曾子渊等数十人弃职逃跑。他的下级文及翁等人本来想承担主官逃跑的责任，但判断情况十分紧急，强行突破自方的戒严线，也逃跑了。实际掌权的太皇太后不得已，贴出一篇连哀求带责骂的榜文，大体说：宋室三百年，对士大夫不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一句挽救国家的话都不说。里边的官员背叛职守逃跑，外面的抛印弃城自求活命。平时你们读的圣贤书，都哪里去了？死后你们怎么见已故的皇帝。
他的榜文说得很直率，但仍没禁住官员的逃遁。
明朝将亡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王符悖论”和“崩盘逃逸”。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明朝灭亡），军队开支紧张，皇帝求功臣皇帝、太监们捐钱助军饷，想让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带头。周奎勉强交了一万两。李自成军队进京后，对周奎进行拷问，逼他交出五十二万两现钱和价值几十万的珍宝。不仅周奎如此，还有不少情况和他类似的人。只是这场“戏剧”比南宋末的更有意思。南宋末是官僚逃跑，明末变成了贵戚离心。
礼义廉耻早已成了社会所不齿的空头支票，诚实的缺失惩罚了统治集团，也让他们所牧的羊－－老百姓陷入灾难。
政治不讲诚实，意味着社会的崩盘与大众的灾难。不用说建立一个财富增值、繁荣有序的社会，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毫无疑问，儒家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与行为上的市侩主义是中国社会诚实缺失的文化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屡次重复昨天的灾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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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4 发表于 2007-10-16 18:52
【注1】焉用稼：孔子回答学生樊迟学习农业的观点：“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任，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