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t, 7 Feb 2009 20:13:56 +0800 )
Description: 王 利 平 自肖扬卸任王胜俊上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改革出现另一番景象。目前政法系统热闹非凡,正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忙于推行“三个至上”。听闻这次“大学习、大讨论”的重点是法院,现就法院改革作一评析,以求教法界同仁。
一、后发劣势——肖式改革的困惑
肖扬具有法科背景,富于理想色彩,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针对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管理的行政化以及司法官员选任的非职业化,在法院内部推动了以司法官员职业化为主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姑且称之为“肖式改革”)。针对靠模仿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冷静地提出“后发劣势”理论,他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肖式改革”正是后发劣势的体现。由于陶醉于所谓的“中国奇迹”,国家缺乏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动力,因此,“肖式改革”只能着眼于技术层面(比如庭审方式、证据规则等),局限于法院内部,不可能以宪政为目标,这也许就是“肖式改革”的困惑。由于体制瓶径,“肖式改革”最终成了“半拉子”工程。“肖式改革”的可取之处是把握住了的真问题,看到了的真方向,遗憾的是可为的制度空间太狭小。随着肖扬的卸任,“肖式改革”落下帷幕,但“肖式改革”已将法院内部的改革空间基本用尽,继任者又该如何接着推进改革呢?
二、路径依赖——王式改革的迷惑
王胜俊上任最高法院院长后,面临着是继续推进“肖式改革”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若继续推进“肖式改革”,留给其改革的空间已基本没有,接着下去必然要触及体制瓶径,若另起炉灶,方向何在?从王胜俊的经历来看,其长期从事行政及党务工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较熟悉,在中央高层看来属于政治上靠得住的一类。依据路径依赖原理,王胜俊的个人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改革的未来。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道格拉斯·诺思。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基于王胜俊个人的经历以及执政党固有的执政理念的“惯性”,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走群众路线,强调司法大众化,必然再次成为法院的选择,这也许就是“三个至上”(姑且称之为“王式改革”)产生的原因所在。“王式改革”既可回应民意赢得所谓政绩,又不改变(甚至进而固化)现有国家权力架构,对掌权者而言是一很现实的选择。然而“王式改革”一出台,便遭到法学界质疑,更令人迷惑不解,有人也开始担忧起“肖式改革”的命运。
“肖式改革”似乎让人看到了一线希望,而如今的“王式改革”好像又在走回头路。如果不进行国家权力架构的改革,无论是“肖式改革”还是“王式改革”,最终都无法成功,乃权宜之计。行文至此,我想到清末朝野上下的体用之争,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道:“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方政治制度。司法改革已无路可退,只有顺应世界宪政大潮向前推进。
( Sat, 7 Feb 2009 20:05:50 +0800 )
Description: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郭毅 【论文提要】这是论文,也是谏言。作为论文,是要写给不特定的读者看,意在唤起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法律界同仁对于当代中国司法现状的关注、反思与共鸣;作为谏言,则是要特别地写给全国各级法院的首席法官们,这样做,非是对于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而是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把手”的决定性作用。 当前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原因虽错综复杂,但也不难剖分清楚。笔者无意就此问题作全景式的研究,仅试图从司法权内部运行机制的视角,在司法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未来人民法院的自身建设问题提出若干对策建言。 通过文中撷取的几则事例可以看出,当代法官群体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而由此,也令民众无从相信,一位生存在缺乏互信和公正氛围中的法官能够超尘拔俗,带给自己和社会以公平正义的判决。司法主体的不能自重,无疑是导致权威缺失的内源性因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信仰、觉悟、自律等精神层面上,还是监督、管理、保障等制度层面上?看来二者兼而有之。如此情势下,司法者首先应该做的,不是顾影自怜、怨天尤人,而是反躬自省、奋发图强。当然,自救即意味着自赎,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譬如,我们要牺牲一些物质的、政治的利益,以换取人格意义上的职业尊荣;我们要以更务实的惩戒裁汰机制,来营造慎独自律的司法内部环境;我们需要资深权威法官的示范和引领,便意味着大法官和高级法官们更应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等等。而所有这些牺牲,不过是当代中国法官群体需要坦然面对的必要的丧失──为了司法权威的重建,更为了国家法治的未来! 【以下正文】 凡社会倡导的,都是它所欠缺的;而极力倡导的,也必是最为欠缺的! ──吾师良言1 不必委托专业的社会调查机构去统计,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前人民法院以及法官群体在民意中的口碑和可信度,已经远不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准了。为什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司法的权威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悄然流逝呢?在此,笔者抛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审判事业的成就和经验不谈,仅就当前人民法院自身建设方面的问题,揭示一些被遮掩于光荣与梦想背后的东西。希望通过对几则事例的描述、若干问题的剖析以及些许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言,从司法者自救的视角,为重塑司法权威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理性之路。 一、事例篇 【事例一】司法是怎样变酸的2 上午十点了,刘律师还在审判庭门外安静地等候,偶尔也安慰身旁烦躁不安、絮叨不止的委托人一两句。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书告知他们今天上午八点三十分准时到庭,但方才接到法庭速录员的口头通知,说因为全院召开重要会议,开庭时间要往后拖一拖,法官开完会才能过来开庭,请他们在庭外“稍候”。对此,刘律师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时还发上几句牢骚,但在历经了十数年的律师生涯之后,他终于学会了如何耐心地品味时常泛“酸”了的司法——无论是判决上的拖沓,还是程序上的延宕。 ——这不过是法院日常开庭活动中的一个小镜头,类似的场景并非绝无仅有,只是不能确定是否在所有地方、所有级别法院的审判法庭都上演过。没有出现不可抗力或者出于法定的事由,开庭期日被随意变更;或者仅仅因为法官的散漫,开庭时间不得不延后。其实,这不仅仅是因法院或者法官不当行为造成诉讼拖延的小问题。对于这样的事件,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把它称之为“审判事故”。无疑,此类事故自然会令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很受伤,而作为事故责任者的司法者自己,所遭受的损伤却未必会较前者更轻一些。 【事例二】当事人无良,还是法院无能 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王某又来法院门口“叫阵”了,这次是因为执行过程中法官没有调查出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对执行人员发泄不满。此前,他曾因审理该案的法官没有完全支持他的诉讼请求来法院闹过多次。王某每次来,短则半天,长则一整天,因法警门卫不让进门,便在门外或站或坐,大声叫嚷,偶尔还口出秽言,弄得几位与他案件有关的法官,包括曾经接待过他的院领导也不敢公然地从法院大门出入了。 ——多年以前,当事人闹法院的情形大约只能在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可以偶然地看到,但如今即使是在更高级别的法院门前,也不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不过,令人诧异的是,无论“闹”的形式、规模如何,只要是不太出格,法院的态度大都相当宽容,甚至有的任由当事人在门外吵嚷上一两天,也不去过问。以至于先前有当事人闹法院的时候,往往引来大批的路人围观,而今,围观的人渐渐地少了很多,甚或没有看客了,或许也是见惯了的缘故吧。 【事例三】业务学习是一劳永逸呢,还是当终生不辍 早晨刚上班,民一庭李庭长就在考虑晚上组织大家学些什么。按照院里学习教育整顿活动的计划安排,每周两晚、7—9点加班学习上级法院布置的有关政治学习材料,每人还要写不少于2万字的读书笔记。由于案件多,白天工作太忙,难以确保全员参加有组织的政治学习,院党组为落实上级法院关于保证集中学习时间的要求,决定继续沿用前几年的做法,每周拿出两个晚上的时间组织全院同志加班学习。不过,李庭长考虑得更多一些,庭里同事很长时间没有集中研讨一下业务了,最近最高法院又颁布了新的司法解释,却苦于无暇组织学习。正好,徐副庭长刚从省院参加培训回来,可以利用晚上的学习时间让她给大家讲一讲。 ——近些年来,尽管法官业务培训每年都有一些,但是,对于业务知识的学习,还主要是靠法官们自己。一些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的法官不能及时地买到出自最高法院的审判指导用书,有的则是因为买不起或者压根儿不愿去买来学习。如果你到某一“偏远”法庭去调研,发现有的法官甚至连最近出台了哪些民商事司法解释都不知道,也不必为此感到惊奇。因为,就某些法院的工作氛围来看,法官懂不懂审判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情,自然也少有人去关心他们的业务素质高低了。然而,即便是在中国,做法官也不可能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自动售货机”那样简单,不提高业务水平怎么行?由此,我们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院、庭长们能够像李庭长一样用心良苦,把丰富自己以及身边同事的专业知识、提升大家的业务水平和司法技能作为分内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来抓,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事例四】“风箱里的老鼠”3 张法官今天异常高兴,一件非常棘手难以下判的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终于被他成功调解了,尽管原告方有些勉强,毕竟二审程序是不会被启动了。在院里,像老张这样有强烈的调解偏好的法官很多,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去案件一旦被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而面临的质询、丢面子,甚至扣工资、取消评先进资格等尴尬和惩戒,也不至于在上级法院对本院的工作考核中拖了全院的后腿,既让领导蒙羞,自己又成为众矢之的。当然,今儿高兴并不意味着明天也高兴,老张手里的棘手案子可并不止此一件呐。 ——对下级法院进行全面系统的年度工作考核,近些年来已成为上级法院监督、管理甚至“领导”下级法院的一个总抓手。别的考核项目不说,办案法官们最头痛的就是那些不合理的审判质量考核办法。把一个法院年度内的整体工作成绩与一个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衡量的案件裁判结果紧密相连,并且其后果要由承办案件的法官来担当,这恐怕不仅是于法无据,于理也是难以讲通的吧?据悉,最高法院拟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以建立起科学、统一的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而这一系统指标的严谨、周密也非目前各地的审判质量效率考核指标体系所能相比。但是,如果地方法院错误地理解、使用这一评估体系,据此继续扩大对下考评范围,强化考核监督,又焉知不是对下级法院和法官非理性钳制的变本加厉? 【事例五】提拔不重用与重用不提拔 刑一庭高副庭长今天应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在两天来的干部调整工作中,任副庭长职务不到两年的他通过业务考试、全院干警投票、竞职演说、院党组研究决定等竞争上岗的各项既定程序,成功竞争上了中层正职的岗位。但是,他却无法真正高兴起来,因为刚刚被告知,党组将安排他去任技术室主任,而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刑一庭庭长的职位。高副庭长科班出身,刑法学硕士头衔,业务水平很高,是全院公认的刑事审判权威,然而,这次提拔,却令他陷入郁闷之中。 ——其实,很多法官都面对过或者将会面临类似的遭遇。高副庭长似乎只能选择参与竞争抑或放弃,但即便不参与而放弃升迁的机会,说不定也有可能随着“轮岗交流”离开现在的审判岗位。毕竟,“审判”,还不是中国法官的职业。笔者没有考证过,对法官通过民主测评的方式决定其升迁,是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独创。但即便是独创的东西也并非都是好的,在目前这种法官人事管理体制下,还会令更多适合做法官的法官做不成法官。民主测评的智与不智,的确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它,高法官不过是有些郁闷而已,而另外一些法官就远不如他幸运了。在中国这个人情世故学说传承已久,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成为重要生产力的国度,做法官并不是可以做得到超然物外、物我两忘,只专注于分内职责的。一些非常敬业的法官,因为在人事方面的“弱智”或者不屑或者无暇顾及,不仅为同事所疏远,“民望”不足,还往往不经意间便得罪了人,触犯“众怒”,以至于在民主测评中屡屡败北,始终与提职晋级无缘。然而,这是民主的过错吗? 【事例六】现身说干预 数年前的一天,在中级法院民一庭任庭长的笔者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当天所接到的22个内、外线***中,有13个与本庭所办理案件有关:或者是院内外领导关注某一案件,或者是同事、熟人为某一当事人说项;有的很直白,有的较委婉。13/22,尽管这个简单的数字对比是偶然的,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干预法院和法官办案的现象却是普遍的,情势是严峻的,其危害更加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中国的法官而言,无论古今,如何应对外来干预都始终是一个考验他们智慧的难题。很多时候,妥善处理此类案外关系远比裁断案件本身的纠纷要困难得多。审判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事情:法官的裁决原本是公正无偏的,而败诉的当事人却认为是法官不公正的结果,更有甚者,胜诉的当事人也认为是得到了法官的照应和偏袒。这种境遇下的司法已可悲到了极致。客观地分析,“干预审判”的行为虽然只是发生于少数的案件中,其影响却有波及效应和败坏水源的作用。尽管中西法律文化与法治意识之间存有重大差异,但“正义必须来源于信任”4的理念则是共识的。那么,信任,又将从何而来呢? 二、问题篇 信任必须来源于权威以及对权威的尊重!为了找回缺失的权威,司法者首先要做的,以及能够做到的,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5,而不是向社会,向党和人民乞求权威。 【问题一】我们是什么样的法官 不止一次地听到这充满困惑和忧虑的诘问。对此,一位任基层法院副院长的学兄曾经郑重地解说:虽然已有《法官法》,但我们也不能当自己是现代司法意义上的法官。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好自身的定位: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中经分工专司审判案件、裁断纠纷职责的那一部分人,所以称为“审判员”还是更为贴切一些。不错,我以为这是极为清醒和理性的认识。我们是要先搞清楚自身的定位问题才能言及其他,否则,总拿西方法官的评鉴标准来往自己身上套,不郁闷才怪!看来,对于我们这些不是“法官”的法官来说,如果想要以“审判员”之身,善尽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之责的话,除了要培植、养成良好的法律理性和法学素养之外,还应当具备超乎普通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职业道德操守,尤其是对身为中国***党员的法官们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换一种更为直白的表达方式,也就意味着,那些思想、学识和行动上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人,在中国是不配做法官的! 之所以要对当代中国法官的素质作如此高的要求,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非同一般。2400多年前的一天,曾子对将赴士师(司法官)任的弟子阳肤忠告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6其时正值“邦无道”、“子不仕”的动荡年代,信仰缺失、民心离乱,而社会上盗贼多有、罪案高发的原因,恐怕也不能仅仅归责于罪犯本人了。作为法官,在调查、裁断案件时若不能怀德怀刑,以悲天悯人之心,善用法度,体恤百姓,为国分忧,那么,纵有片言折狱之能,又有什么值得高兴和炫耀的呢?由此可见,愈是在矛盾纠纷错综复杂,民众利益诉求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法官群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也就更加艰巨。进而,笔者想到***总书记对广大法官的教诲和期望:“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一心为民,其意大哉,展开来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诠释得通透清澈。然而,总书记意味深长之言又何尝不是从问题的另一面对司法权威缺失现状的有感而发呢?所谓一心为民,但凡法官们能够做到不唯上、不畏权、不妄欲、不为一己之私利,则司法公正唾手可得,司法权威不立而威矣。古之圣贤、今之领袖,其言也箴,不正是当代中国法官戮力同心、恪尽职守的规矩绳墨吗? 【问题二】我们了解并尊重司法规律吗 司法的本质特点以及司法权的运作规律,是古往今来政治家、法律家们津津乐道、永不言倦的话题。之所以这样,无非是因为司法活动的秉性的确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极有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实践中加以甄别的必要。认识、了解、尊重并遵循司法规律,不仅是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更为首要的,是司法者自身的责任。 然而,知易行难。往往认识是一回事,实践起来却又另外一番光景。反观我国法院近些年来的改革步履,并不总是行进在正确方向上的。十年前,《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曾经激发起广大法官对于司法理性化与法官职业化的热情和向往,而时至今日,在“年与时驰,意与日去”7之后,作为改革参与者、亲历者的我们,依然怀有诸多不解和困惑。譬如,我们有着数量相对庞大的法官队伍,但为何却只有少部分法官实际工作在审判第一线上;我们在努力尝试实现合议庭功能以及院、庭长审判职责的正当化,但为何却发现内设机构越来越庞杂,法官之间的等级和隶属关系越来越森严;我们试图尽快建立起确保审判理念和裁判规则上下一体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但为何却在典型案例指导与发布的主体问题上纠缠不清、难以决断。诸如此类,原本仅通过法院自身观念更新和机制调整即可实现的良性嬗变,我们竟没有做到。那么,问题出自哪里呢?其实,***早已给出。“在司法当中出现行政化的现象,是对司法权最大的背叛。”8长期以来,多少有识之士都对司法权力过分地方化以及司法管理行政化的体制与机制弊端进行过深刻剖析和尖锐抨击。然而,无论就作为局内人的法官而言,还是就作为局外人的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来看,司法行政化,非但未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此,我们需要继续深究下去,司法权力行政化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果真如某些人所诟病的那样,只是由于司法体制弊端这个司法者自己无法逾越的障碍吗? 【问题三】我们尊重自己身边的法官吗 平心而论,在我国国家权力体系的架构中,司法权与其他权力,如行政权和检察权相比较,在接受领导和监督制约方面,明显具有更为优越的自由度。这一点,可以从近些年来法院改革的独立和超越性表现上得到印证。站在“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曾经将这种自由善加利用的话,今日司法之尊严不会面临如此窘迫的局面。而未能善加利用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在指导思想和改革理念方面存有误区以及某些举措脱离实际、方法不当之外,以行政化的观念和方式来引导并规范改革,甚至左右司法行为,也是一个长期产生负面作用,始终难以治愈的沉疴痼疾。为什么会有如此结局?细细推想,***竟然非常可怕:如果行政化是必需的、不容改变的,则就意味着我们的法官群体是不可信任的,必须有一种外在力量来控制甚至左右他们对于案件是非曲直的判断。显然,这个假定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它不应当成立。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我们对于法官队伍的教育与监管,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奇怪的“强制免疫理论”基础上的:所有法官都可能是——缺乏责任感和廉洁观、不可信任、需要经常敲打的——潜在的违法违纪者,因此,没有什么个体差异的分别,每个人都必须按时“打针、吃药”,并且是同样的针、同样的药。毫无疑问,这不是一种恰当的监督管理方式,它实际上的结果是苛责、伤害了“好法官”,偏袒、放纵了“坏法官”。 “法官(尤指一线法官)不可信任”这一真实的假定还源于另外一些身份特殊的法官对于前者职业能力的怀疑,这一点亦具有普遍的实证依据。在各级法院中,随着法院领导职数的增加和内设机构的膨胀,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领导者或者管理者法官集合,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优秀的一线法官晋升而来,成为这一类基本上不再具体承办案件法官集合中的一分子。而接替他们的一线法官审判业务能力如何,是否具有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司法经验,这一事关司法公正和效率根基的问题怎能不让这些已成为领导者的法官们忧心忡忡呢?据此,审判实践中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变体,便有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然而,是否有人想过: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的不信任,都会令被监管者的尊严和尊荣扫地。那么,一位从职业氛围中体味不到尊重的法官,是否还能够去尊重案件的当事人呢?一位在自身处境里感受不到平等的法官,又能给予当事人以怎样的公平和正义呢?西谚云:“法院不受尊重,国家走向灭亡。”意味着一个专制而腐败政权的没落必然会以司法形同虚设为表象。居安思危,作为司法者,我们又当为自身功能与作用的充分发挥做怎样的努力呢?或曰:法官不受尊重,公正必成奢谈!那就不妨从尊重我们身边的法官开始吧。 【问题四】我们愿意为未来做出牺牲吗 近些年来出现的法官“跳槽”现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今天,在相对年轻一些,尤其是身处基层的法官中间,去意已决者和心向往之者仍然大有人在。而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从法律院校毕业不久,具有优良的职业素质基础和成长潜力,甚至也不缺少秉公办案、匡扶正义的内心激情。但是,是什么东西最终湮灭了他们的满腔热情,使其割舍了自己曾经魂牵梦萦的人生理想呢?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9,但不意味着法官也必须心如木石。事实上,恰恰是法官们执著于维护法律和社会正义的激情,才令没有生命的法律变得鲜活而又温情起来。激情,是支撑那些令人敬重的法官在付出大于回报、劳顿甚于安逸境遇下依然矢志不移的内在动力。善待并且保护这一激情,也就维护、稳定住了我们这支“入不敷出”、不断减员的法官队伍。切勿再用冷漠、怀疑和轻视去伤害那些激情依旧的或者正在消退的,年轻的或者不再年轻的法官们了,那无异于自毁长城,毁掉的将是人民司法事业的栋梁和财富、生机与希望!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而相应改革措施的推行,同样离不开法律、政令的支撑与保障。对此,司法者亦将责无旁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官群体绝不会像经济体制改革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一样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反而会历史性地成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承受巨大社会压力,做出更多奉献和牺牲的另一部分人。这种牺牲,意味着司法必须担负起捍卫法律尊严,维护法制统一,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而司法者更必须敢于抗拒一切来自社会各个方面,与宪法法律和中央政令相冲突的各种非正当利益的诉求与压力。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三、对策篇 谈到牺牲,有必要回头看看来路。此前的十数年,我们在司法改革的激情岁月中度过。但也毋庸讳言,我们并没有把握好改革这柄双刃剑,以至于在总结改革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不得不要面对司法肌体遭受的种种创伤以及由此对社会和民众所造成的伤害。由于未能很好地把握司法改革与中国国情的契合问题,我们走过了一些弯路,步入过一些误区。痛定思痛,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改革的决策者们曾经不切实际地去谋求一些自身力所不能及、甚至本不当为的改变,反而在一些分属当为、力所能及的事项上没有了主张。面对失误和挫折,或许会有暂时的迷茫和困惑。但是,使命和责任绝不容许我们因噎废食、偃旗息鼓,毕竟,改革与创新永远都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 【对策一】从自律入手 自律包括法官群体和个体的自律,并以个体的自律为基础。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律意味着什么,但似乎并不明白怎样做才能有效地实现它,以至于我们年复一年、坚持不懈的教育整顿活动在某些地方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沦为虚与委蛇的政治秀场。当然,法官能否做到自律,并不单纯是一个内因的问题,必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样不可或缺,甚至在当前情势下还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现状却表明,我们在法官自律意识的培养和维系方面,尚缺少一个科学、系统的保障机制作后盾。笔者以为,自律之持久,在于他律之维系;他律之维系,在于惩戒之无遗;惩戒之无遗,在于权责之分定;权责之分定,在于人格之独立;人格既已独立,则尊严即有保障,而自律可成自觉矣。如果这一逻辑链条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抓好他律制度和机制的构建。反观现有的他律机制,尚存诸多缺陷:譬如,过于依赖内部监管机制、惩戒措施得不到真正落实、违法违纪行为发现机制不健全、指导思想上重防堵轻疏导,等等。而在查处不良行为的过程中常常左右监督者的“乡愿情结”10,则又进一步弱化了他律机制应有的作用。 因此,必须使法官群体,尤其是司法决策和监管者们就如何看待查处违法违纪和失德行为达成这样一种共识:“以严厉的眼光对事,以悲悯的眼光对人。”11譬如,即便对于因法官散漫而致开庭延误这样的细节小事,我们也应当严厉地看待并处置,不轻视,不放任,惩小过以儆大恶,积小善而臻大德。如此,不也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最好体现吗?至于如何从健全正确的他律理念和机制入手渐次推动自律目标的实现,个中诸多环节,每一步又都蕴含了极其丰富细密的内容,已非本文篇幅所能涵盖了。 【对策二】靠素质取信 司法的公信与权威取决于法官群体的素质,而不是数量。但近年来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法官的数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12,法官断层,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数量锐减、青黄不接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并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关注。目前,一些相关的补救措施(如增编和执行正常退休制度等)已开始付诸实施,而法官数量少了、年龄老了的断层问题似乎也有望尽快得以缓解。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表面上的人员短缺问题自然极易通过增编补员、减少“浪费”等方式解决,而当前审判工作中真正严峻的断层问题——一线法官司法能力和水平不足的问题,却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警惕。 正像一对磕磕绊绊了十几年的问题夫妻不相信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未婚毛头小伙子能够断得清他们的离婚案一样,笔者也不相信那些每年要独自承担一、二百件,甚至更多案件审判任务重负的法官,仅靠十数年应试教育的知识积累、极其有限的在岗培训以及手中几本法律汇编,便能在日复一日的疲于应付中迅速成长为一名经验老到、技能高超的审判“熟练工”。一名称职法官的锻造出炉,需要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权威资深法官的“传帮带”以及法学继续教育的持之以恒。然而现实中,一些优秀法官因被提拔而离开审判台、许多有经验的中年法官因提前内退而离开审判台、少数有潜质的年轻法官因追求“新希望”而离开审判台、还有个别“培根式”的法官因节操不保而离开审判台,凡此种种,加之我们对法官业务培训力度和方法的科学性上的欠缺,造成了一条新的隐藏较深、不易觉察的资源断裂带,司法困境亦由此而雪上加霜13,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危机也愈加深重。无疑,在当前全国法院诉讼受案数量基本趋于稳定、法院内部审判资源配置不够科学合理的局势下,是采增编补员、精神鞭策为主的治标之策,还是走整合资源、强化素质为主的固本之路,似乎并不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 【对策三】以权利为本 以权利为本,是以人为本理念与权利本位价值观在司法过程中的有机契合。那么,我们在实践这一理论的时候,是怎样设计的呢?自然而然的想法是,在审判过程中要时时处处尊重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法律和情理许可的范围内给当事人以尽可能多的关照和方便。于是,很多便民诉讼的措施被创造出来、宣传开去,如远程立案、预约开庭、假日法庭等。能够令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打官司,感受司法的人文关怀当然是件美好的事情,但是,笔者怀疑原先推行这些好做法的法院至今是否仍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些法院在制定这些措施方案的时候,是否也考虑到了为此做出额外奉献的法官们以及其他法院工作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如果是,且措施人性周到,那将是令人欣慰和感动的;反之,则诸如预约开庭、假日法庭等艳丽奇葩可能早就已经枯萎,化作明日黄花了。 对于司法的决策与管理者而言,恐怕应将“以法官权利为本”作为“以当事人权利为本”的基础和前提来对待才是,至少,也该将二者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由此可以推想,社会主体之实体权利的实现,无不取决于义务人的内心尊重与否;而对其程序权利之保障,无不体现于义务人的行为细节之中。也许,我们不必过于追求那些兴师动众、规模宏大的变革,只要将目光转而投向工作中的细节问题就能挽回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与信任。譬如,如果我们在处理类似于要求法官参加全院干警大会还是确保他们按时开庭审案这样的问题时,首先做一番利益衡量和价值评判——所得多少?所失为何?然后再决策——执行,难道还不能永久地解决掉这些个“微不足道”的大问题吗? 【对策四】向首席看齐 向首席法官看齐,并不意味着“不想当院长的法官不是好法官”。据闻,台湾司法院前院长翁岳生先生上任伊始曾写信给全台湾1600多位法官,劝说他们打破过去到上级审做法官代表“升官”的观念,改以“审判法理及事理上是否较过去精进圆熟”,“司法为民理念是否更俯仰无愧”的标准,作为自己对自己“升等”的挑战。尽管台湾法官与我们的际遇不同,但翁先生的话却不失为帮助我们摆正自己位置,乐观应对各种困境的良好镜鉴。因此,看齐,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以宋鱼水这样的普通法官中的佼佼者为榜样,更需要大法官群体成为令人景仰并值得效仿的司法楷模。为此,大法官们有责任成为其他法官的师长——在学识与能力上足以为师,在德行与资历上理当为长。否则,如果一线法官都以成为相对超脱的领导者法官为目标,基层法官都以逐级升迁为动力,则意味着我们的法官群体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现了严重错位,我们的司法价值观在导向上产生了重大偏离。由此看来,类似于大法官不办案,甚至担任了一定职务的普通法官也不办案的问题就变得非同小可了。尽管人们理解,特色国情下不可能对各级法院首席法官的司法工作经验和法学理论造诣有过多的苛求,以及繁忙的政务活动成为领导者法官的日常工作亦早已司空见惯14,但这并不应该成为院、庭长逃避回归审判长本位,履行法官分内职责的借口。因为,些许有益的改变,即便仅靠司法者自己,也完全能够做到。 向首席法官看齐,凝聚了广大普通法官对于在相当程度上掌握未来中国司法命运的决策者群体的殷切期望。作为团队中人,大家都深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法院形象、法官荣辱、司法公信,无不与首席法官的人格魅力与工作业绩息息相关。在这个历史寄予司法厚望的时代,尊敬的首席法官们,请不要忘记,你们是多么令党和人民期待,令身边的法官同仁期待啊! 2008年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当全中国人向在四川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表示哀悼时,人们也都意识到,对于一种决绝而坚韧的意念,在某种特定的仪式中,以某种特定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何等的有必要。由此,笔者想到,如果我们在初任法官的那一天,以及每年被固定为“法官宣誓日”的那一天(或者二者就设定为同一天),全体法官齐集一堂,在首席法官的带领下,迎着朝阳,面对鲜艳的国旗与神圣的宪法,我们能够让如此誓言由衷地迸发而出吗: 我,□□□,以自己的名义和良知宣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坚决拥护中国***的领导,忠实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秉承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宗旨,严格依法独立审判,不出入人罪,不枉法裁断。在履行法官职责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讲求司法礼仪、保守审判秘密,理性处理与其他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业内外关系。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忠于事实,诚信待人,谨言慎行,节制私欲,牺牲友情,换取磊落15! 1 笔者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霍伯泉先生曾经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抒发过这样的感慨,吾以为是睿智而深刻的,并且很适于用来形容当今社会对于司法权威现状的不满与期待。
2 借用一下先哲培根的比喻:“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之事变苦,而延迟不决则使之变酸”(弗兰西斯·培根:《论司法》,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3页)。
3 以如此不严肃的俚语为题是因为听到过几位基层法官的自嘲: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话虽不雅,却也道出了当前基层一线法官的真实境遇和苦衷。
4 丹宁勋爵著,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 《孟子·离娄章句上》。
6 《论语·子张》。
7 语出诸葛亮《诫子书》。
8 徐显明:《司法改革的坐标与品性》,《法制资讯》2008年第1期。
9 亚里斯多德语,转引自电影《律政俏佳人》(米高梅公司2001年出品)艾莉·伍兹的台词。
10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语出《论语·阳货》)。李泽厚先生解释为:“好好先生,是道德的祸害”(《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9页)。
11 弗兰西斯·培根:《论司法》,引自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4页。
12 当然,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并非法官断层问题的根源,但却是使这一问题得以暴露的催化剂,因而,提高法官选任门槛,实功非过。
13 通过对一些涉诉信访案件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感受到,许多问题原本是在矛盾初起时就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的。但是,由于部分审判人员责任心缺失、工作态度散漫、作风不够严谨、低级错误频出、审判经验匮乏等,终致矛盾愈积愈大、案件迁延难结,令当事人苦不堪言之外,也使法院工作陷于被动。
14 关于非审判性质活动是如何成为中国大法官的工作负累,以及由此而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读者可参阅侯猛著《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何知名》(载于《法学》2006年第四期)一文求证。
15 2003年3月16日,山东枣庄部分法官和律师共同签署了《恪遵职业操守共促司法公正联合宣言》(宣言全文见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15日B1版)。作为宣言执笔人和签署者,我更希望以宣言中“牺牲友情,换取磊落”这样一种精神追求和心迹表达,来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法官群体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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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7 Feb 2009 19:49:58 +0800 )
Description: · :
法庭上,原告律师传唤他的第一个目击证人--一个老妇人,律师走近好,问道:"琼斯夫人,你认识我吗?"
老妇人答道:"当然认识你,威廉先生,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坦白说,你的真的让我很失望,,你爱撒谎,骗你老婆,爱利用人,还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你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比白痴强不了多少.你太认识你了."
律师听后差点晕倒,窘迫间,他灵机一动,指着被告律师问道:"琼斯夫人,你认识被告人的律师吗?"
老妇人答道:"是的,我认识.布拉利先生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懒惰,嗜酒如命,和谁都搞不好关系,工作能力也不行,可能是我们州最差的律师.至于他也欺骗他老婆和三个孩子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太了解他了."被告律师听后几乎当场死掉.
法官见此情形,立即宣布休庭.他把两个律师召到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无论是谁,胆敢问证人是否认识我,我就以藐视法庭罪把你们送进监狱."
· ( Sat, 7 Feb 2009 19:46:19 +0800 )
Description: 我的同胞们,
今天我站在这里,看到眼前面临的重大任务,深感卑微。我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也知道先辈们为了这个国家所作的牺牲。我要感谢布什总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感谢他在两届政府过渡期间给与的慷慨协作。
迄今为止,已经有44个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总统的宣誓有时面对的是国家的和平繁荣,但通常面临的是乌云密布的紧张形势。在紧张的形势中,支持美国前进的不仅仅是领导人的能力和远见,也在于美国人民对国家先驱者理想的信仰,以及对美国立国文件的忠诚。
前辈们如此,我们这一代美国人也要如此。
现在我们都深知,我们身处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在战斗,对手是影响深远的暴力和憎恨;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削弱,原因虽有一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决策失误,同时也未能做好应对新时代的准备。
我们的人民正在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很多且要倒闭。社会的医疗过于昂贵、学校教育让许多人失望,而且每天都会有新的证据显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
统计数据的指标传达着危机的消息。危机难以测量,但更难以测量的是其对美国人国家自信的侵蚀——现在一种认为美国衰落不可避免,我们的下一代必须低调的言论正在吞噬着人们的自信。
今天我要说,我们的确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而且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轻易解决。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一定会度过难关。
今天,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因为我们战胜恐惧选择了希望,摒弃了冲突和矛盾而选择了团结。
今天,我们宣布要为无谓的摩擦、不实的承诺和指责画上句号,我们要打破牵制美国政治发展的若干陈旧教条。
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借用《圣经》的话说,放弃幼稚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重拾坚韧精神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为历史作出更好的选择,我们要秉承历史赋予的宝贵权利,秉承那种代代相传的高贵理念:上帝赋予我们每个人以平等和自由,以及每个人尽全力去追求幸福的机会。
在重申我们国家伟大之处的同时,我们深知伟大从来不是上天赐予的,伟大需要努力赢得。(我们的民族一路走来),这旅途之中从未有过捷径或者妥协,这旅途也不适合胆怯之人、或者爱安逸胜过爱工作之人、或者单单追求名利之人。这条路是勇于承担风险者之路,是实干家、创造者之路。这其中有一些人名留青史,但是更多的人却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正是这些人带领我们走过了漫长崎岖的旅行,带领我们走向富强和自由。
为了我们,先辈们带着微薄的细软,横渡大洋,寻找新生活;为了我们,先辈们忍辱负重,用血汗浇铸工厂;为了我们,先辈们在荒芜的西部大地辛勤耕作,定居他乡;为了我们,先辈们奔赴(独立战争中的)康科德城和葛底斯堡、(二战中的)诺曼底、(越战中的)Khe Sahn,他们征战、死去。
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先辈们战斗着、牺牲着、操劳着,只为了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强盛与伟大超越了个人雄心,也超越了个人的出身、贫富和派别差异。
今天我们继续先辈们的旅途。美国依然是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同危机初露端倪之时相比,美国人民的生产力依然旺盛;与上周、上个月或者去年相比,我们的头脑依然富于创造力,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依然很有市场,我们的实力不曾削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轻歌曼舞的时代、保护狭隘利益的时代以及对艰难决定犹豫不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跌倒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重新开始工作,重塑美国。
我目之所及,都有工作有待完成。国家的经济情况要求我们采取大胆且快速的行动,我们的确是要行动,不仅是要创造就业,更要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打下新的基础。我们将造桥铺路,为企业铺设电网和数字线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回归科学,运用科技的奇迹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我们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土壤驱动车辆,为工厂提供能源。我们将改革中小学以及大专院校,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切,我们都能做到,而且我们都将会做到。
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我们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体制承载不了太多的宏伟计划。他们是健忘了。他们已经忘了这个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忘了当创造力与共同目标以及必要的勇气结合起来时,自由的美国人民所能发挥的能量。
这些怀疑论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耗掉我们太多精力的陈腐政治论争已经不再适用。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能否起作用,政府能否帮助家庭找到薪水合适的工作、给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并让他们体面地退休。哪个方案能给与肯定的***,我们就推进哪个方案。哪个方案的***是否定的,我们就选择终止。而掌管纳税人税金的人应当承担起责任,合理支出,摒弃陋习,磊落做事,这有这样才能在政府和人民之间重建至关重要的相互信任。
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是市场好坏的问题。市场创造财富、拓展自由的能力无可匹敌,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而且偏袒富人国家的繁荣无法持久。国家经济的成败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而且取决于繁荣的覆盖面,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所有有意愿的人都有机会走向富裕。我们这样做不是慈善,而是因为这是确保实现共同利益的途径。
就共同防御而言,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与国家理想的只能选其一的排他选择是错的。面对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危险,我们的先辈们起草了确保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宪章。一代代人民的鲜血夯实了这一宪章。宪章中的理想依然照亮着世界,我们不能以经验之谈放弃这些理想。因此我想对正在观看这一仪式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说,不论他们现在各国伟大的首府还是在如同我父亲出生地一般的小村落,我想让他们知道:对于每个追求和平和自尊的国家和个人而言,美国都是朋友,我们愿意再次领导大家踏上追寻之旅。
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或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保护自己,他们也深知我们强大并不足以使我们有权利为所欲为。他们明白,正是因为使用谨慎,我们的实力才不断增强;正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公正的、我们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因为我们的谦卑和节制,我们才安全。
我们继承了这些遗产。在这些原则的再次领导下,我们有能力应对新的威胁,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以及增进国家间的理解。首先,我们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伊拉克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同时巩固阿富汗来之不易的和平。对于老朋友和老对手,我们将继续努力,不遗余力,削弱核威胁,遏制全球变暖的幽灵。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报歉,我们会不动摇地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企图通过恐怖主义或屠杀无辜平民达成目标的人,我们要对他们说: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不可动摇,你们不可能拖垮我们,我们定将战胜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多元化遗产是一个优势,而非劣势。我们国家里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有犹太教徒也有印度教徒,同时也有非宗教信徒。我们民族的成长受到许多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吸取了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有益成分。正是因为我们民族曾亲尝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苦酒,并且在经历了这些黑色的篇章之后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因此我们不由自主,只能相信一切仇恨终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种族的划分不久就会消失,而且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共有的人性品德将会自动显现。在迎接新的和平时代到来的过程中,美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思索前方的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铭记那些远征沙漠和偏远山区的英勇美国战士,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和那些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之下的战争英雄们一样,给与我们启示。
我们尊敬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是自由的守护者,还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为国家服务的精神,他们自愿追寻比自身的价值更伟大的意义(美国国家之伟大)。此时此刻,在这个要塑造一代人的时刻,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因为无论美国政府能做多少,必须做多少,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最终还是美国人的决心和信念。于防洪堤坝决堤之时收留陌生受难者的善意,于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宁愿减少自己工时也不肯看着朋友失业的无私,正是他们支撑我们走过黑暗的时刻。消防队员冲入满是浓烟的楼梯抢救生命的勇气,父母养育孩子的坚持,正是这些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也是新的,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成功的价值观——勤奋、诚实、勇气、公平竞争、包容以及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却是历久弥新,这些价值观是可靠的。他们是创造美国历史的无声力量。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回归这些古老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负责任的时代,一个觉醒的时代,每个国人都应意识到即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和世界负有责任,我们不应该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责任,而应该快乐地承担起这些责任。我们应该坚定这一认识,即没有什么比全身心投入一项艰巨的工作更能锻炼我们的性格,更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应做出的承诺。
我们自信源于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号召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自由和信仰的意义,这也是为何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可以同聚一堂在此欢庆的原因,也是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庄严宣誓的原因,而在50多年前我的父亲甚至都不能成为地方餐馆的服务生。
所以,让我们铭记自己的身份,镌刻自己的足迹。在美国诞生的时代,那最寒冷的岁月里,一群勇敢的爱国人士围着篝火在冰封的河边取暖。首都被占领,敌人在挺进,冬天的雪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在美国大革命最受质疑的时刻,我们的国父们这样说:
“我们要让未来的世界知道……在深冬的严寒里,唯有希望和勇气才能让我们存活……面对共同的危险时,我们的城市和国家要勇敢地上前去面对。”
今天的美国也在严峻的寒冬中面对共同的挑战,让我们记住国父们不朽的语言。带着希望和勇气,让我们再一次勇敢地面对寒流,迎接可能会发生的风暴。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没有屈服,我们没有逃避也没有犹豫,我们脚踏实地、心怀信仰,秉承了宝贵的自由权利并将其安全地交到了下一代的手中。 ( Sat, 7 Feb 2009 19:33:25 +0800 )
Description: 你们的办公楼奢甲一方,
你们的公车横冲直撞, 你们的老婆孩子多在西方,
你们的二奶小蜜也很嚣张, 你们的住房有国家保障,
你们的待遇总在不断增长, 你们的吃喝有公款抵帐,
你们的娱乐有贿赂献上, 你们的私欲每天都在膨胀,
你们的衙门永远高高在上, 你们的眼里百姓是待宰羔羊,
你们的座右铭-金钱至上! 你们的外快捞的手都发烫,
你们的格言-有奶便是娘! 我们的供房必须象奴隶一样,
我们的汽车得给你们避让, 我们的工作是越来越忙,
我们的工资却多年不涨, 我们的医疗教育越来越贵,
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脏, 我们的苛捐杂税越来越长,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绝望, 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
我们的权利已被你们遗忘, 我们民工活的象牲口一样,
我们矿工每天都在面对死亡, 我们的父母被无情的下岗,
我们的子女就业非常紧张! 我们知道你们虚伪的模样,
请不要把我们当傻子一样! 你们的言语都是酒后失当?
你们的行为都是一时荒唐? 你们的孩子都是精英栋梁? 你们的腐败都是个别现象? 我们其实没有过高奢望,
穷人一直都很能忍让, 你们说我们生活都已经小康,
到底还想要怎样? 我们说人活着不能和狗一样,
除了吃喝拉撒还有一点思想, 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愿望,
必须让我们看到公平正义的希望! 这曾经也是你们的政治主张,
难道掌权了就可以统统遗忘?! 你们可以把我们帖子删除,
但是永远不可能把我们嘴给堵上! 只要我们活着还剩一口游气,
就要把你们这些丑事向世人曝光! ( Sat, 7 Feb 2009 19:08:50 +0800 )
Description: 一个无比忠诚的***员死了……上帝不愿意在天堂里接纳一个无神论者的灵魂,就把他安排去了地狱。一个月后,阎王对上帝说:“你快把他带走吧,我得恢复地狱的秩序,他几乎把地狱里的小鬼都发展成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了”,上帝答应召回天堂。又一个月后,阎王幸灾乐祸地问上帝:“至高无上的上帝 ,那个***员他过得好吗?”,上帝回答道:“首先,不要叫我上帝,你应该称呼我同志!其次,宇宙间根本就没有上帝!最后,我没工夫回答你的问题,我要赶着去开会!
( Sat, 7 Feb 2009 19:05:35 +0800 )
Description: 奚 兆 永 由极少数对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极端仇恨的人所炮制的所谓“零八宪章”是继2006年“西山会议”以后又一次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 一、从“零八宪章”这个名称说起 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的炮制者,胆大妄为,将这个反动纲领称做“零八宪章”。何谓“宪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宪章”就是“典章制度“,或者说是“某个国家的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区区几个炮制者竟敢盗用“宪章”这个代表国家根本大法的名义,其目的显然是企图以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对抗。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开挑战,也是对13亿中国人民的公开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论语》里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眼见周礼“礼坏乐崩”,对于季氏这个卿居然仿效天子在家庙里搞“八佾之舞”这种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而说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样的话。比之于孔子时代的季子破坏周礼搞“八佾舞于庭”,今天一小撮极右分子炮制所谓“零八宪章”的僭越行为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我们更有理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这件事都可以容忍的话,那还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容忍的呢?! 二、“零八宪章”祭出的三个“法宝” 这个所谓的“零八宪章”以纪念满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100周年(所谓“立宪百年”)开头,把自由、平等、人权作为所谓“普世价值”,声称“民主、共和、宪政”是所谓“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公然否认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长达近90年的斗争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对新中国三个字加上了引号以示否定,并且称其只是“名义上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的领导(所谓“党天下”)、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
“零八宪章”祭出的第一个法宝,是所谓纪念“立宪百年”。
我们知道,一百年前,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之欺凌,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但是却遭到了顽固的满清统治者的反对和镇压。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为了欺骗人民,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搞什么“预备立宪”,派出五个大臣到欧美日本诸国考察,因有争议,后又再次派出三名官吏充作赴英、德、日的宪政考察大臣作进一步考察,并于1908年制定了一个所谓“钦定宪法大纲”。这个所谓“钦定宪法大纲”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不同,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君上大权”,是所谓“正文”,强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另一部分所谓“臣民之权利义务”,只是作为“附录”。从这样一种结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本质所在。这个由满清皇帝钦定的宪法大纲一出笼就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当时的《东方杂志》和《民报》都对它进行了批评,而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在《时务报》上也发表了批评的议论。对于这样一个既反动又虚伪的所谓“钦定宪法大纲”,“零八宪章”的炮制者竟然要人们来纪念它的“百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更有甚者,“零八宪章”的一位炮制者杜光先生还在今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恕我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袁伟时其人,上网一查,才知道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并且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不少与众不同而且出格的观点。如他对晚清的所谓新政十分赞赏,而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则持明确的否定态度。通过杜光文章的转述,还知道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所进行的一切斗争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只要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事业就行了。应该说,此公还是一位大“名人”。杜光对这位“名人”的观点大加赞扬,所持的自然也是同一种观点。令我不解的是,袁伟时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工作了那么多年,还担任过院长什么的,杜光在中央党校工作了那么多年,也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一类的职务,竟然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没有学进去!不谈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看问题,难道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还要搞满清皇帝那套所谓的新政吗?!他们口口声声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依靠封建皇帝吗?难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吗?难道在21世纪的中国还要让“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钦定宪法大纲》语)吗?!
杜光还说什么“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呢?究竟在中央的哪个文献里讲过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革命的完成,既然已经完成了这一革命,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这一革命?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杜光把这一革命的目标规定为“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一个“取代”露出了他们的天机,原来他们是要取社会主义而代之的!这是什么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反帝、反封建,而杜光提出的目标分明是要颠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这决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复辟,是反对社会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零八宪章”祭出的第二个法宝,是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
“零八宪章”说,“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而杜光则说,“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近年来,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叫嚷可谓甚嚣尘上,但是,《***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宣言》还告诉我们,“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上,第 292页)怎么可能设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的自由、平等、人权 “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呢?这里且不说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对自由、平等、人权所作的种种限制(包括财产、受教育程度乃至种族的限制),即使在今天,由于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无产阶级也不可能享受与资产阶级相同的自由、平等和人权。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一类口号的局限性性和虚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露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200页)就是说,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些东西所适用的只是商品交换的领域,一离开这个领域就不是这回事了。比如在生产领域,劳资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什么自由、平等这样一种关系了。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为批评《哥达纲领草案》写给倍倍尔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旧口号也进行了批评。他说,“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马恩的这些论述明确地否定了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口号,指出这一口号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些口号只是法国人“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就“应当被克服”,拿到今天来作为所谓“普世价值”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或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有现成的科学的“更精确的”口号,这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零八宪章”祭出的第三个“法宝”,是所谓“基本制度架构”。
“零八宪章”说,“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 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中国虽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只在“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 文革、 ***、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 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
在“零八宪章”的炮制者看来,所谓的“基本制度架构”就是要学习西方,搞所谓代议制民主,搞三权分立,搞轮流执政这一套,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都是不行的。实际上,我们的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比他们的民主更优越性,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更加优越。我们的人大代表大部分都来自基层,来自生产第一线,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医院和要求。而西方的的议员,大都来自社会的上层,没有一定的学历和资历,没有一定的财产和社会关系,是很难被选上的。他们一般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由于脱产,往往脱离群众,根本谈不上代表群众的利益。在西方国家,人民群众的这只参与度。这和我国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举例来说,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修改和通过的过程,就是一个最广泛的发扬民主的过程。这个草案初稿最初由***中央提出,后来交全国政协讨论,全国政协500多人进行了40天的讨论,提出了意见和疑问3900多条。同时各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又组织了8000多人进行讨论,提出5900多条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向全国人民公布,在全国城乡展开了宪法草案的大讨论,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提出了1180420多条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建议。(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327页)像这样的参与程度和热情,在世界历史上有第二个吗?这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叫资本主义民主优越的一个证明是什么?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同时,社会主义也需要高度的集中。在“08宪章”的炮制者看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集中是个坏东西。他们把这种集中叫做“党天下”,叫做“威权统治”,认为这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剥夺,是造成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甚至主张在中国实行什么“联邦制共和国”。这些看法和主张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加以驳斥。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由蒸汽推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吗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那个组织起来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他在举了许多需要权威的例子以后说,“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同上,第226页)他还针对一些反权威主义者主张“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的观点批驳说,“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杆、刺刀、大炮即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市里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奴隶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阶级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同上,第227页)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很懂得这个道理。他致力国民革命几十年,结果总是失败,十月革命给了他教训,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说:“自由、平等是欧美近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两个革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口号,叫做博爱。由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便发生了法国革命。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误于错解平等、自由。……因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所以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破坏了政治团体。……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光荣日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俄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因为俄国有这种好主张,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就是由于俄国除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便是大家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页)孙中山在这里说得似乎有些极端,事实上在政治团体内部,其成员也需要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不过他强调除了民主和自由的一面,还应该认识集中统一的意志和组织纪律的重要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
***曾批评一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么人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来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页)
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这样一部体现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的宪法。一方面,它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规定了中国***的领导地位,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它还规定了公民应尽的各种义务;另一方面,它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际权力的机关是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还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这种建立在既有广泛民主又有高度集中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架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这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我国在完成一些重大项目和抗击自然灾害方面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都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但是,“零八宪章”的炮制者只讲民主而不讲专政,也不讲集中;只讲自由而不讲组织,也不讲纪律,他们把专政、集中、组织、纪律说成是“威权统治”。他们尤其反对对敌人实行专政,不仅否定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全盘否定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这些运动都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没有全盘否定),而且反对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包括***政治风波和取缔法轮功的行动。至于什么死了几千万人之说更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事实说明,他们是站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势力一边的,其目的是为了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由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基本制度架构”,而妄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取而代之。
至于说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应该说,那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由于跟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相勾结,他们只能成为革命的对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些,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至于农民阶级,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本身就是一个过度的阶级,显然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落到了中国***的肩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证明,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些也都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历史所决定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至于说什么“党天下”,我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些都是政治的常识。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吗?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些国家是社会党或工人党执政,这些党表面上好像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实际上都是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候选人中产生的,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执政,这是不是“党天下”呢?所谓两党制,所谓“轮流执政”,尽管搞得很热闹,看起来好像也很“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演出的“换汤不换药”的把戏罢了,这对老百姓来说,除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以外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实际上,“零八宪章”所祭出的三个“法宝”,都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古董;古董应该进历史博物馆,而不能用作治国的法宝。如果硬要用来治国,那就势必要误国害国,祸国殃民,人民是不会答应的。“零八宪章”的炮制者祭出这些古董,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正如鲁迅所说,那是“为了现在”,即为了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对抗,要改变宪法中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变宪法中规定的中国***的领导地位,改变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改变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性质。显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能不能实现这种改变,那是不能由他们说了算的。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架构已经很完美了,已经不需要完善了。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不是很完善的。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有一些走样,需要加以改进。比如由于强调代表“素质的提高”,对代表提出了学历的要求,结果所谓“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但是来自工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却减少了;又比如强调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结果许多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都成了代表,而来自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却减少了;再比如由于把一些私营企业主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一类“新阶层”的代表增加了,而体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就不那么鲜明了。应该看到,在工农劳动大众中有许多很有才干的人才,关键在于我们的有关领导和部门要善于发现他们。前不久,读到一篇陈永贵孙子写的文章,讲了陈永贵被发现的过程,很有启发。过去我只知道陈永贵具有领导群众战天斗地的实干精神,却不知道他的思维和表达能力也是一流的。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著名作家赵树理。他听陈永贵作报告,发现他讲话从不提***,但却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思想;而且讲几个小时,既没有稿子,也没有提纲,却讲的头头是道。有一次,请他作报告,问他要多少时间,他说,你们给多少时间就讲多少时间,结果,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完了报告。赵树理认为他是个天才,把他介绍给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陶鲁茄经过考察又把他介绍给***;***也肯定了陈永贵,在自己过生日时亲自请他吃饭,并且把他树为农业战线人们学习的榜样;他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像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出身、没有什么文化的工农分子,实际上比那些时任是高学历但是离开了秘书就寸步难行、离开了稿子就不会讲话的知识分子,真不知要强多少倍!我们为什么不善于发现这样的人呢?这本身就是需要改进的问题。又比如现在***和企业高管实行的高薪制度,其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关系的原理和马克思所肯定的巴黎公社的经验的,它造成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造成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疏远,这些当然也应该下决心进行改革。此外,像***财产和收入申报的制度,也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显然也应该积极加以推行。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改进或改革,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这和“零八宪章”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三、行动起来,打退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极右派的猖狂进攻 在中国,主张“零八宪章”的是一些极右派。人们看到,甚至一些平素表现也很右的右派头面人物都没有敢在这个“零八宪章”上签名。他们老奸巨猾,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也不敢贸然行事。炮制“零八宪章”的极右派,实际上是一批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和“敢死队”,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想孤注一掷,赌它一把。这些人无论是在全中国的总人口中,还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比例都非常小,可以说,他们只是“一小撮”。但是,他们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把触角伸到了境外,与各种反华势力都有联系,肯定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们人数虽少,但是能量很大,对他们的危害是绝不可以低估的。
对于“零八宪章”这样一个极右派的反革命的纲领,我呼吁:全国上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爱国者,都不应掉以轻心,更不能心慈手软,而应该以对历史高度负责,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迅速行动起来,给以坚决的回击!
必须指出,“零八宪章”的炮制者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中国***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目的妄图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罪恶行动已经触犯了刑律。经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经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应该说,一小撮人犯罪的情节是严重的,理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他们特别是主犯和幕后策划者应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应该说,“零八宪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根源。从外部来说,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于新中国总是采用一切手段进行颠覆活动,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中国内部一些崇拜西方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或所谓自由主义分子进行这种颠覆活动。从内部来说,那些被打倒的阶级,他们对于***执政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甘心的,他们的子女和后代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妄想恢复其祖辈已经失去的天堂;在历次运动中受过打击的人,有些也会耿耿于怀,心存不满,也总想借机发泄。最近网上许多跟帖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的帖子既不讲道理,也不讲事实,只是一味地发泄他们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竭力美化国民党、美化美国、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也反映了这一点。当然,这还只是从客观上来说的。从主观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只反“左”而不反右,不重视马列毛著作的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也是使各种错误思想得以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长期以来,有的人总是否认或不讲阶级斗争,宣传阶级调和,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应该看到,此之危害甚大,弄不好,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牺牲奋斗所取得的一切就会毁于一旦,付之东流。苏东的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否则,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先人,而成为共和国的败家子和千古罪人!
为了保卫无数革命先烈经过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为了保卫亿万劳动群众用用血汗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江山,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坚决打退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极右派的猖狂进攻! ( Sat, 7 Feb 2009 19:01:58 +0800 )
Description:
各位同胞:
过去的八年,我很荣幸地成为你们的总统。这个世纪的头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今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将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和你们一起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对过去一起走过的时光以及我们国家未来的看法。
再过五天,世界将见证充满活力的美国民主政治。根据我们建国时创立的传统,总统职位将交给你们--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继任者。届时站在国会台阶上的那个人,他的经历将折射出我们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承诺。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自豪的时刻。我将和其他所有美国人民一起,向当选总统奥巴马、他的妻子米歇尔以及他们两位美丽的女儿表达最美好的祝愿。
今晚,我的内心充满感激。我要感谢副总统切尼以及白宫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我要感谢劳拉,是她带给了这个家庭无比的快乐,带给我爱;我要感谢两名优秀的女儿--巴巴拉和杰纳;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树立的榜样为我的一生提供了动力。除此之外,还我要感谢所有美国人民给予我的信任。谢谢你们的祈祷让我斗志昂扬。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你们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宽厚,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今晚,我的思绪重新回到2001年9月11日,当时我第一次在这里发表晚间演说。那天上午,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造成约3000人死亡。我清楚地记得,我三天后站在世贸大楼的残骸前,周围是夜以继日不停工作的救援人员。我记得我同那些穿过五角大楼浓烟密布的走廊进行救援的勇士们交谈,同那些93号航班英雄们的妻子和爱人们对话。我还记得阿勒内-霍华德,她将自己已经牺牲的儿子的警徽送给我,提示我们所失去的一切。直到现在,我都一直保存着他的徽章。
随着时光流逝,绝大多数美国人重新回到了911以前的生活状态。但我却从来没有。每天早上,我都会听取国家面临威胁的一个简报。那时我会发誓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在七年前,一个全新的机构--国土安全部正式成立了。美国的军队、情报机构以及联邦调查局都进行了改造,我们的国家使用最新的装备来监控恐怖分子的动向,冻结他们的财产并且粉碎他们的阴谋。和我们强有力的盟友一起,我们对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宣战。阿富汗原来是一个塔利班政权包庇“基地”组织,妇女走在街头会遭到石头袭击的国家,但现在却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它在与恐怖势力做斗争并且鼓励女孩们上学。伊拉克也从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一个发誓与美国不共戴天的国家,变成为中东心脏地带的民主国家,变成为美国的朋友。
关于这些决策存在着一些合理的争论,但对于这些结果却没有任何争议。美国在过去的7年多时间里没有再在本土遭到过恐怖袭击,这要感谢那些日夜辛勤工作保卫我们安全的人,包括执法人员、情报分析人员、国土安全和外交官员,以及美国军队的男女士兵。
我们的国家非常幸运地拥有这样的国民,当我们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时,他们自愿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我非常珍视与这些无私的爱国者以及他们家人进行的会面,美国应该感谢你们。对于那些今晚正在聆听这次演讲的男女军人们,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成为你们的总司令更让人感到荣幸了。
我们的军队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广义上来看其实是两种不同体系之间的战争。一种是一小撮狂热分子要求人们完全臣服于压迫的意识形态,他们迫害妇女并且杀害那些和他不一样信仰的人。另外一种体系则建立在普世的民主基础上,自由和正义照亮了和平之路。
我们的国家正是在这种信念下诞生的。长期来看,倡导这种信念是保卫我们国民的唯一切实有效的方法。当人们生活在民主政治中,他们就不会选举出那些追随恐怖势力的领导人。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就不会选择放弃生命来发动暴力袭击。因此,美国一直在全世界倡导自由、人权和尊严。我们向那些新兴的民主政体提供支持,向艾滋病人提供药物让垂死的病人起死回生,让母亲和婴儿们免受疟疾的困扰。这个在自由基础上诞生的伟大国家,正带领全世界走向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民主将属于所有的国家。
过去八年里,我们也努力地在国内扩张机会和希望。在全国,学生们现在可以在公立学校接受条件更好的教育;新的医疗福利政府让老人和残疾人更加安心;每一位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降低;通过信心重建计划,那些吸毒者也找到了新的希望;人们脆弱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保护;为老兵提供的资金保障几乎增加一倍;美国的空气、水源以及土地比以前更加清洁。
当繁荣遇到挑战时,我们采取了行动。在面临金融崩溃时,我们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来保卫经济。对于那些辛苦工作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后果会更严重,所有的美国人都受到了影响。团结一心的美国人将通过坚定信心和辛勤的工作来使我们的经济再次走上成长之路。我们将向世界再次展示,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坚韧性。
和所有前任一样,我也经历过挫折,我也有一些失误。不过,我的行动总是以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我对的起自己的良心,采取了我认为是正确的措施。你们可能不同意我所作出的一些艰难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