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彼岸的空城静演
( Fri, 10 Mar 2006 20:18:2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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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花8块钱买了一只鸡，9块钱卖掉了，
然后他觉得不划算，花10块钱又买回来了，11快卖给另外一个人 ！
问赚了多少钱？
对了，***是２块的，
拖出去打！！
先透露一个***，请注意作案不是唯一的，关键是自己想！
看看高手的回答：
我认为赚了38元加4只鸡
第一次***，主人公损失8块，获得一只鸡，第二次***；主人公获得9块，损失一只鸡；第三次***，主人公损失10块，获得一只鸡；第四***，主人公获得11块，损失一只鸡 所以 整个产生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是8＋9＋10＋11＝38元＋4只鸡 ( Fri, 10 Mar 2006 19:51:5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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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border=0 orig_onmouseout="null"> ( Fri, 10 Mar 2006 19:49:29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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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视频片段的截屏，但也很清晰的！
图中可见是一对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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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被女友的润滑秀发吸引……伸手去抚摸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border=0 orig_onmouseout="null">
可是由于头发太滑……
男主角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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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的手一直滑一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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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被pk倒地…………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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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31 Dec 2005 13:01:5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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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每个司机走到这里都心惊胆战。即便是不胆战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这里是北京的望和桥，据统计，目前，这里共***了64个摄像头，据说还有新的在***中。
一到晚上，摄像头全都打开后，银光闪闪，齐刷刷的都盯着过往的车辆……啥感觉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去试试。 ( Sat, 31 Dec 2005 12:59:0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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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2005年的媒体盘点中，“盛世浮华背后的匪夷所思”(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分外令人感动。46岁的尤国英：她被送到火葬场时还没有死；39岁的佘祥林：妻子出走带给他11年铁窗；16岁的李洋：显赫落榜的高考状元；华油职工为了上岗奋勇离婚———人民真幽默；专家说自行车比汽车污染更大———专家真牛；北京小学生拿国家英语***考初中———孩子们真强……
一件又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串联起我们对2005年的全部回忆———像是历史肌体上的鲜艳伤疤，时刻提醒着我们
关注盛世浮华背后的真实切面：令人心酸的命运，被制度扭曲的人伦，历史的和新生的不公平，被遗忘的和被忽视的贫困
而在所有伤疤的背后，似乎又都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现地漂浮着金钱的影子：金钱让一些人承受悲剧命运，金钱让权力腐败变质，金钱让得势者践踏百姓尊严，金钱让“化妆师”专家失去公信，金钱让“新三座大山”拔地而起，金钱让鬼魅为丑恶推磨。
按照传统的标准，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时代。可是，这种盛世由于太过依赖于金钱的势力，而显得单薄脆弱，难经风雨。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我们目前不过是处于盛世时代的“初级阶段”而已，意即经济盛世。
一个盛世的到来，必然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基础，并且以此为起跑点。但是盛世时代如果始终停留在起跑点原地踏步，最后难免昙花一现。经济盛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完成向社会内部的辐射，向微观角落的延伸。只有社会内部和微观角落，都获取到经济盛世的营养雨露，茁壮成长以致日渐发达，才有可能支撑起经济盛世的继续前进并坚不可摧。
经济盛世通常以干瘪的经济数据为标志，只是单方面的盛世；而真正经得起考验的盛世，应该是以国民幸福感为标志的百姓盛世，是全方位的盛世。前者往往同时意味着富人的盛世、权力的盛世、人治的盛世，后者则同时意味着大众的盛世、权利的盛世、法治的盛世。
鉴于此，一系列的“匪夷所思”，毋庸置疑只是经济盛世中的常见“副产品”而已。它对我们是一种警醒，同时也是一种纠正。从经济盛世到百姓盛世，我们要做的是让社会更加公平，让制度更加人性，让福利更多，让剥削更少，让自由更强，让垄断更弱，让权力因为监督而规范，让权利因为正义而伸张。权当这许多的“匪夷所思”只是盛世转变前的必经阵痛吧，2005会怀着羞耻之心铭记它们，而你我将在清晰的痛感中开始展望我们的2006。 中国青年报 舒圣祥
( Sat, 31 Dec 2005 12:27:4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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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财富》杂志披露：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
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受调查者对他们的亿万富翁感到自豪。
在新浪新闻里，我看到位于英国伦敦西南郊一座叫UPDOWNCOURT的豪华私宅近日引起了英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注意，它被称为“英国19世纪后建造的最重要的私人住宅”,要价1.3亿美元,荣登福布斯房地产排名榜榜首。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私人住宅配有高技术程控设备,应急避难室、可加热的大理石车道,直升机停机坪。世界上买得起它的亿万富翁能叫得出名字的就至少有600个。而这600人中至少已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人表示对这个“世界第一”豪宅产生“浓厚的兴趣”。可见，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已经开始了世界顶级奢华的冲浪。
中国很富强吗？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级的富国大国强国了吗？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中国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绝大多数中国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论富裕程度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但是那些得以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大摆其阔，连比我们富的老外们都不得不侧目而视。出国旅游、出国购物正在成为中国时尚的概念词，被流行追捧。
不论是福布斯还是胡润版本的大陆财富排行傍，都极大地吸引了中国的眼球，让人永远也想不通的是：中国怎么就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亿万富豪？怎么那么快，他们来钱的速度已经不是打开闸门的水，而是一次次迅猛的海啸。
山西，多穷的一个省啊，竟然就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多穷的一个国家啊，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豪爽，已经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还为全体国人“赢得”了这样一顶“帽子”--中国人天生就是奢侈品的受众。
中国，已经有多少亿万级的超级富豪。2003年的时候，胡润富豪榜的工作库中，共计有两三千位身家亿万的内地富豪。那么，时间过去了2年，这2年也是国企转制的疯狂末世，亿万富豪的制造速度只会更快，不会更慢。同样根据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富豪的胡润估计，中国有多达5万人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其中敛财超过1亿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2年的时间。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 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让我们回头看看，中国，这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到达1000美元温饱线的穷国的穷人们的生活吧：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大省之一，以目前全省80万在校生计算，全省的贫困大学生已经突破10万人。因为贫困，他们连早饭吃与不吃也要斟酌再三；因为贫困，有的学生不得不在漆黑的夜里到校园的垃圾桶里翻捡食物……其他地方呢，我不敢去想，也不敢去说，因为太沉重、太痛苦、太愤怒。
什么叫悬殊，这就是悬殊，而且是巨大的悬殊！什么叫差距，这已经不是差距，而是天壤之别。
回头，我们再看俄罗斯，一个由超级大国四分五裂后跌到二流国家的穷国，俄罗斯的亿万富豪比中国更富有，但是中国亿万富豪的数量绝对比俄罗斯多；俄罗斯民众对于一个穷国产生了那么多富豪感到的是国家的耻辱，因为这些富豪的富有是巧取豪夺、偷窃国家财产的富有；而中国的这些急速增加的亿万富豪们，有几个不是跟俄罗斯那些富豪一样获得巨额财富的，很少。再看看我们的国民，沉默着、仇恨着、艳羡着、无动于衷着，就是没有一个大声说出来：这是中国国家的耻辱！更有甚者，无耻的媒体、无耻的专家、无耻的机构，竟然还在大声疾呼着：赦免那些黑暗的原罪。国民的素质、国家的素质，就是这样泾渭分明，分明的让我恨不能痛哭中国。
一个2.1亿贫困人口的中国，一个亿万富豪5万多人的中国，中国的耻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害羞
( Sat, 31 Dec 2005 12:25:39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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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都市报)李志刚
今年十月份我才来深圳做社会新闻记者，之前虽然我在南方体育做了四五年编辑和记者，也做过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调查和人物报道，但采访社会新闻还是第一次，不到三个月时间，我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收获挺大的。个人觉得，我最大的长处是与人打交道，上至部省级干部，下至贬夫走卒，我都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下面我就谈谈我与各种人沟通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一下，有成功后的喜悦，有失败后的教训，也有我在工作遇到的困惑。
我总结了一下，我在深圳采访期间主要与以下几类人打交道比较多：***、民工、保安、村官、商人和政府官员。
一、***
作为跑突发新闻的记者，与***打交道应该是最多的，几乎70%以上的突发新闻都要与警方发生关系，我根据不同事件和背景，总结了与警方打交道的三点体会。
1、采访迂回方式，慢慢从***口中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目前警方对下面派出所管得比较严，市公安局规定要想采访派出所必须经公安分局同意才可，到突发现现场处理案情的都是当地派出所，如果按照警方的规定，等到和公安分局协调好后再找派出所，恐怕黄花菜都凉了。时间紧迫只能逼记者尽量在最短时间内从办案民警口中套出话来。但采取正面提问的方式一般都会遭到警方拒绝，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套出警方的话。
12月17日周六下午，龙华油松市场发生命案，我当天休息，但因值班人手不够，领导安排我去采访，当我赶到现场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已经清理完现场，死者也被送走了。向现场目击者了解了有关情况后，最核心的消息还是在警方手里，怎么办？后来我到油松派出所后，想到假如直接问警方发生什么事情、是何原因导致死亡时，按常规警方是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时。
当时我来不及时细想，就问派出所一位值班***：“听说那位死者是被人杀死的？”那位***一听马上惊得跳了起来，赶快辟谣：“你们记者不要胡编乱造啊，他哪里是被人杀死的，我们根据现场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是个吸毒犯，可能是因吸毒猝死。”“不会吧，我听市场的人说这人和人打过架？”我又提问。“哪里是别人杀的啊，你们别再编个什么情杀啊仇杀之类的新闻。我告诉你吧，当时现场是这样的，死者浑身消瘦，脸色腊黄，是典型的吸毒者死亡症状，因吸毒猝死是很正常的。”“那尸体准备去火化吧，”我又问，“没有没有，没有经死者家属同意，死亡原因也未百分之百确认，警方怎么可能擅自火化呢。我们已经在他身上找到了***，并和他家属联系过了，明天家属会赶过来呢，如果家属同意，法医将进行解剖验明死亡真正原因。”这位***马上回答。末了，这个***突然发觉，“你是在套我的话？对不起，你要采访要经我们分局同意。”但几个问题一问，记者想要的都已经知道了，几分钟后记者就离开了派出所。此事不是编的，当时摄影记者胡可和我在一起，他目睹了我问***的经过。
2、先调查出事实真相，掌握铁证后再向警方摊牌求证。10月25日凌晨，蛇口街道办南水村发生***用***指着保安的头、并让社会烂仔殴打保安的恶性案件。此事如果我先直接向警方求证，100%会吃闭门羹。社会烂仔是肯定采访不到的，警方又不能采访，我只有到南水村了解情况。鉴于三大当事人（烂仔、***和保安）我只能采访到被打保安，我就必须对外围进行一些调查，我到村里向村民及在里面经商的商户了解到，南水村是远近闻名的治安最好的村，发案率是整个蛇口街道办最低的，村民和商户都说社会烂仔根本进不了村，前不久有烂仔在村里开老虎机、赌场，被村里的保安队员给拆掉了。了解到大概情况后，我就开始突击询问保安，像警方取证一样。但我并不是将所有保安都叫进来，而是一个一个地问，这样避免了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问了七八个保安，基本掌握了整个事情的大致经过。另外，南水村里有摄像头碰巧录下了打人的全过程，我也要求他们将录像文件给了我一份。
手中掌握了证据后，我先到蛇口派出所，当然不会得到回答。后来我到南山公安分局，分局指挥处一位领导先是说事实与保安说的不一样，但当我说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后，这位领导赶紧改口说“误会，误会。”并告诉了我关于此案的一些情况，并说当时在现场的***已经在公安分局督导室接受调查。
本稿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见报，但我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警方也承认了他们的失误，至少在采访这一环节我是很自信的。
3、直接了当。有时，迂回达不到目的、事情复杂又在进行中不好掌握证据，只有向警方采访直接了当的方法。11月7日晚上9点我值深夜班，岗厦四川民工被岗厦村的保安殴打，多人受伤，其中四人受重伤，也是一恶性事件。我到时，现场相当混乱。民工、村民有好几百人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不停有人向我反映情况，***也在那里，但肇事保安已经离开。事情比较复杂，我想到通过其他途径可能都是事倍功半。当时重伤者已经送到医院，***也担心出人命，准备去周围三四个医院探访。警车开动前，我直接上了警车，记者说是去一同去看伤者，***也不好拒绝，就这样，跟着警车转到了第二天天亮，***调查完了，我也了解清楚了，那次和***的合作比较愉快，几个***也很有礼貌。
二、民工
深圳是个民工相当多的城市，记者也要经常和民工打交道。民工是弱势群体，从人性化角度来看，记者应该是维护弱者的权益，但我觉得，做记者不管对方是强势还是弱势，都要处于中立的地位，都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因为民工是弱势就一味听民工单方面的解释。我做过好几起为民工维权的报道，如10月12日的“300万空头支票引来民工讨债”、10月18日的“未签合同 工伤仍可向厂方要赔偿”、11月7日的“岗厦民工被保安殴打 四人重伤”等。但并非弱者就一定是有道理的，12月8日，我到南山区海怡东方花园采访装修民工被保安殴打事件，我先到医院，发现被打者伤势并非像民工反映的那么严重，只是耳朵有点血迹。再到楼盘一了解，保安队长和值班保安向我介绍了此事的具体情况：该民工的出入证过期了，他自己擅自改写了日期，被门口保安拦住，结果他硬要往里闯，结果发生了纠纷，但保安队长说保安没有打人，民工又说被打了。后来我向报料人及楼盘的住户了解到了一些细节，就是民工要硬闯，保安不让，就发生了推拉动作。后来我又看到那张过期的、被改了日期的出入证，此事民工明显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在报道时并没有因为民工是弱者而偏向他们。
三、保安
保安有好的也有坏的，从我采访的经历来，好的保安还是占大多数，否则深圳真要大乱了。有几次采访和保安接触的印象比较深。一是南水被打保安，其是受害者；二是11月1日第二人民医院“保安被一女子两次手捏睾丸 下身肿痛，保安也是受害者”；三是岗厦保安，坏得很；四是石厦保安，为维护村里治安起到了很大作用，记者是以装作过路人和保安聊天的方式获得材料的，有时不亮出记者身份，获得的材料反而更鲜活；五是赵新先出事后，苟华派我和摄影记者胡可12月13号到龙岗坪山镇马峦村采访三九健康城，我先亮明记者身份，被保安拒绝入内，后来我突然一想，马上就说是报社记者过来联系高尔夫场地的，说准备搞大型活动，该保安才说高尔夫球场已经停建了，然后我说能不能在里面简单玩玩，他说也不行，我说能不能带我到高尔夫球场，既然来了，我不看不死心，就这样，我打着搞活动的幌子，让保安带着在高尔夫球场内转了一圈，情况也基本了解清楚了，随后走人。
讲到三九健康城的采访，顺便说一下那次采访中遇到的事，那天我和胡可来到荒山野岭般的马峦村后，走错了地方，误认为一个被铁门锁住的农庄就是三九健康城，我们翻墙进去，后来在返回的时候遇到十几只散放在路边的狼狗，当时是晚上八点钟左右，狗就围在我们身边乱叫，此时我和胡可都很紧张，我不停地对胡可说：千万别跑，一跑屁股就会少块肉了。我们和群狗僵持对峙了十分钟后，后来慢慢走到围墙边翻墙出院，一出去，我发觉浑身出的冷汗将衣服浸透了。说这事的用意在于，记者在采访中随时会遇到各种情况，只能随机应变，如果处理不当（当时跑的话，十几只狗肯定会追着咬我们，我们
的下场可能会比较惨，将会与群狗搏斗。我小时被狗咬过，知道狗叫时千万别跑，一跑屁股就会被咬。）
四、村官
我接触过三次村官，一是采访同乡村时采访了石厦社区的书记，二是岗厦保安打民工后采访过岗厦的村官，三是平湖街道办新村社区的村长。好的村官如石厦书记我就不说了，采访难度较小。岗厦保安打民工后，村官明显维护保安，但事情调查清楚后，村官怎么说都不重要了。难度大的主要是平湖的新村村长私卖土地一事。说起来，到平湖新村采访村官还有点故事。那天我们几个记者到外围了解了情况后，剩下要攻克的保垒就是外号“大傻”的村长李少敏，但要想完成这篇报道，“大傻”是绕不过的一道关，采访“大傻”之前，村民告诉记者：大傻脾气很暴躁的，小心他翻脸，他家还养了一群狼狗。记
者硬着头皮来到“大傻”家，一见大傻，真他妈的和香港成奎安长得一模一样。
我问大傻“村民反映你将村里的土地卖了，但我们不相信，真有此事吗？”大傻先是愣了一下，马上说：“绝对没有卖地，，我都是租地。”我接着又追问：“村民说有你卖地的证据，你有租地的证据吗？”大傻有点犹豫，我接着说：“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那报道就对你很不利哦。”大傻立马坐不住了，马上打开柜子拉出一叠合同说：“你看，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都是租，没有一个卖字。”但我仔细一看：这不是不打自招吗？租地合同上都是写明五十年租期，有的甚至是七十年，这不是变相变土地吗？根据广东农村出售集体土地的有关规定，租期超过三十年，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才可出租。但大傻一个人一支笔就解决问题了。接着，大傻又主动给记者复印了一份，目的已经达到，记者马上离开。
这里和大傻沟通的一个方法是“激将法”：如果他拿不出证据，将对他不利。但他一拿出所谓的“证据”，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反正他已经被套在笼子里，跑也跑不掉。
五、政府官员
相对来说，政府官员我接触不多，只与劳动局和信访办的官员接触过，但与上述较为难缠的几种人相比，我觉得政府官员似乎更难缠。因为政府官员大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对待你，要么一问三不知，或者互相推诿，或者生硬地拒绝，反正这帮人是拿财政工资的，好坏也少不了他们一个子。我对与政府官员沟通是比较头疼的，最近深圳在搞什么除庸风暴，希望大家利用好这柄“尚方宝剑”，想办法撬开有关政府官员的口。
( Sat, 31 Dec 2005 12:20:17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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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此文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中国每一个媒体人、特别是媒体领导人深思的问题：新闻源问题。一方面，作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中国，如何不断壮大自己发布新闻的力量，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一个重要的新闻源，以掌握新闻报道的自主性、独立性，摆脱对西方新闻源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在目前阶段，承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垄断了世界新闻发布源（尤其在国际报道方面），而我们在掌握新闻线索方面的能力和实力还有相当差距的现实，如何提高我们在西方新闻源中进行选择和解释的科学性、可靠性，而不至于被西方的宣传牵着鼻子走。对此，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办法，我们相信界内同仁对此一问题都有各自的体会、想法，甚至经验，本刊愿提供版面开展深入的切磋交流。 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报刊上，挂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等诸多西方媒体电头的消息越来越多，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也会很快成为我们不少媒体的要闻。美国人炒作什么，我们的一些媒体也会跟着炒作。 不可否认，美国媒体实力雄厚，占据着更多的信息源，造成了现有的全球信息传播的不平等秩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球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是从强者流向弱者，是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如果单从新闻的角度看，许多重大事件，甚至包括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事件，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媒体首先报道的。无论是从速度来讲，还是从数量来讲，他们的报道都占据着强大的优势。他们怎么报道，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和受众有着重大的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媒体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还掌握着新闻的选择权和解释权。依据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人们主要倾向于了解媒体注意的问题，而媒体的报道顺序深刻影响着舆论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选择权和解释权有时比新闻源更重要。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被面临的大量信息所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来的人就取得了优势……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来源。”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媒体无论是在对信息源的竞争方面，还是在新闻的选择和解释方面，实力都比较弱。而互联网的出现又给中国媒体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对一些中国媒体来说，最容易、最省力的办法就是通过网络编译人家的新闻，可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就会越来越忽视新闻源的重要性，我们选择和解释新闻的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客观性”理论发生重大变化 在和一些青年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接触时，我感觉他们不仅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意识，而且对西方媒体的看法也很不全面。 有位同行告诉我，对国外媒体的报道乱编、乱译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新闻从业人员多数是近十几年来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都认定新闻是绝对客观的，而西方主流媒体又是严守这一准则的，所以翻译过来不会有问题。其实，他们忽略了西方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那就是“任何媒体传播的任何一条消息或言论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实际上，近年来美国传播学理论对“客观性”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媒体这些年来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特别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objective），而是要求反映“多种多样的观点”(diversity of opinion)。比如，福克斯电视台提出的报道口号就是“公正和平衡”而不是“客观”。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福克斯台的脱口秀“欧莱利效应”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尖锐的语言风格成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在一次节目中，主持人非常激烈地批评了法、德、俄等国出现的反战热潮。他说，每年到法国旅游的美国人就有250万人，只要这一数字降到150万人，法国就会陷入经济衰退。美国媒体的这种变化提醒我们注意，当我们一味追求所谓的纯客观，忽略了新闻倾向和立场的时候，盲目的译介有时就会给中国受众传递带有偏见的信息。 中国一些媒体对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的报道也是一个例子。里根去世后，国内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但绝大多数都是直接从美国的报刊翻译过来的。对里根这个人物应该作何评价？如果编辑对历史不了解，对里根当时的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不了解，又怎么能给读者展现一个中国编辑眼中，或者说中国媒体眼中的里根呢？我们在一些中国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是美国人眼中的里根，甚至是美国保守派心目中的里根，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我们把美国报纸上有关里根的介绍翻译过来，或者搞个综合编译，看起来是简单方便。 但我们想过没有，美国人搞这样一篇报道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呢？有一次，我陪国内同行去《纽约时报》参观，临走时，主人一面故作神秘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一面从抽屉拿出了一张已经贴好的版样，上面印着“里根去世”几个大字。当时里根还健在，我还真以为这是《纽约时报》刚刚得到的独家新闻。可主人随后解释说，《纽约时报》有专人收集那些身体欠佳的世界名人的新闻，并根据变化不断做补充和更改，一旦某个名人突然去世，他们就可以从容地推出长篇报道。美国媒体为报道里根的生平做了多年的积累，那里面包含着许多东西。他们的观点、立场早就经过反复提炼，而我们轻而易举地翻译过来，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人家的传声筒。 无聊综合症的新闻自由 十多年的驻外记者经历还使我对西方媒体有了更透彻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国媒体的商业化。2000年，我从欧洲转到美国工作。初到美国，我就感觉到美国媒体的娱乐性、商业化程度是欧洲无法相比的。比如，欧洲国家大多都有国家电视台，有的甚至没有商业广告。但美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台。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和集团垄断当然也就会更多地受追逐利润的影响。美国有位记者写过一本书，在书中说一般美国企业大概有个10%的利润也就非常高兴了，但媒体企业认为15%到20%的利润只是最低水平。所以，很多电视节目、报刊文章的商业化都十分严重。许多美国媒体从业者也非常反感，但是也没办法。像辛普森案、克林顿性丑闻为什么会被炒得那么沸沸扬扬，就有商业化的因素在作怪。美国著名记者赫兹加德称此为“无聊综合症的新闻自由”。 回国后，我看到一些中国媒体这些年来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不顾行业规范和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甚至靠西方街头小报的稀奇古怪的***新闻来吸引读者。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摘编自美国***小报的中文报道已经多得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有不少甚至还上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国际报道中的低级趣味和媚俗化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这些垃圾新闻不仅破坏了媒体自身的形象，也污染了读者的心灵。 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还连连出现假新闻事件，其背后也有商业化的原因。两年前，《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与总编辑双双辞职，就是因为有个叫布莱尔的记者发了70多篇报道，至少有36篇都是杜撰、剽窃或失实。今年4月，《今日美国》报总编也因记者造假而辞职。这两件事在美国引发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危机，而对中国媒体来说，当然也有读者信任的问题。 要做美国政府的“扬声器”？ 由于不加选择和加工地编译，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媒体也间接地受着美国舆论的左右。美国人说要围剿本·拉登了，我们的大报、小报和网站上就全是打本·拉登的消息；美国人说恐怖分子要对美国搞袭击了，我们有些媒体就根据消息，编几篇全面综合的报道，有的还郑重其事地将这些新闻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可我们的编辑有没有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布什政府有意需要全球媒体的配合宣传呢？ 在美国工作时，我曾采访过一些研究政府公共关系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美国政府对付新闻记者很有一套，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媒体讲什么话，甚至上午讲什么，下午讲什么，都是很有讲究的。从“9·11”事件后美国媒体的报道看，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不干涉媒体虽然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媒体，引导舆论。 《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了题为“布什当政：一个预先包装电视新闻的新时代”的文章，称布什政府已经把制作“正面新闻报道”看作影响公众舆论的“强有力的战略手段”。其实，以预制新闻来操纵舆论，这对布什政府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伊拉克战争中，五角大楼编造的新闻就让媒体多次上当，英国《独立报》列出的战争谎言就有20个之多，而在这些谎言的背后大都能看到布什政府的影子。“舆论秀”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拿手好戏。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花费了2.54亿美元与公关公司签订合同，这差不多是克林顿最后一个任期在这方面花费的两倍。政府各部门向新闻机构发送的“电视新闻”片段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政府“预制”的新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美国舆论的引导。 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一度曾依靠自己的宣传机构来实施政策引导，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传媒业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政府与媒体、受众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调整了原有的宣传方式。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不干涉媒体仍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政府巧妙的公关运作和传媒市场的变化中，这个原则正在成为一个幌子。一方面，美国政府正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手段影响媒体，比如通过制造预先包装的新闻来为媒体设置议程，以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也不应再被简单地称为“独立于政府的第四种力量”。美国媒体早就从单一的角色转变为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公众舆论的塑造者；既有监督的责任，也有引导舆论的义务。 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中，作者艾英戈和金德认为，美国电视新闻表现美国社会和政治时有4个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为了追求客观公正和获得固定的官方信息，新闻界往往不愿意惹麻烦，多数时候仅转述政府信息。虽然美国媒体仍然将客观性奉为职业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界的人员与政府成员之间越来越熟稔。记者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官员和机构，后者变成了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也需要记者帮助他们与公众和其他精英相互沟通。这样的变化也为政府的“隐蔽宣传”在制度上提供了可能。恰如著名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所讲，在这个国家，我们确定没有书报检查，找到不同的观点仍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里，主要的媒体公司以取悦执政党的方式去报道新闻。 显然，如果我们某些媒体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全文照录的方式来翻译美国的新闻，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了美国政府的“扬声器”，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人制造了声势。长此以往，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会对中国读者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某些美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国际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媒体必须能够掌握新闻源；二是中国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判断、分析西方媒体的新闻的能力。这两个层面包含着媒体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理论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也与中国媒体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这些年来，为了推动新闻改革，中国的媒体工作者做了艰苦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速度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许多媒体在报道和编辑国际新闻方面，都没有作好应有的准备。比如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报道仍缺少独家新闻，缺少现场报道和有深度的分析。而一些媒体又受市场影响过重，忽视了应有的自律机制和行业规范。我们的新闻教育也与现实严重脱节，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对中国媒体的实际运作情况不了解，又缺少专业化的训练。这就使得我们的媒体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成员，我们的媒体市场也将逐步开放，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开放并不是单向的。当你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你的外国竞争对手也有了同样大的空间。而当你还没有为利用这个空间做好准备，你就等于是把已经得到的空间拱手送给了竞争对手。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当真正有了话语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话语权。因此，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现在就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学会如何区别真伪。 我的同事、人民日报前驻南斯拉夫记者胡锡进对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说当时他去前线采访，就靠个小本，腰里揣个录音机，和美国记者根本没法相比。他是单兵作战，而美国记者是军团作战，天上的、地面的，采访的“武器”也要先进得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还是写出了大量现场报道。他对我说，设备不足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说话的理由。前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黄晴在与我探讨这一问题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正因为我们的声音比较弱，我们才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如果连这点儿声音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完全被别人的声音所淹没。”（人民日报国际部 丁刚/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5.5）
来源：《对外大传播》
( Sat, 31 Dec 2005 12:18:36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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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31 Dec 2005 12:16:1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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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看看这所不达标的学校
由于这所小私立学校处在中原地区，因而省教委制定的私立学校普九达标标准就把这所学校硬性的划归在不达标的范围内。要知道中原地区教育的发展也不平衡，特别是农村地区。在这个地区的附近几个乡村有将近3成（甚至更多）的孩子读不完初中就外出打工或帮助父母操劳农活。尽管这个有着400名学生的私立学校每生每年的平均收费只有300元，依然有少部分学生中途退学。由于王老师的人性、人本化的领导方式；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以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赢得了老师的信任，十多个大中专毕业生不计报酬的高低心甘情愿地为了这些孩子在努力的工作着。而作为校长的王老师为了能够改善办学条件两年来没给孩子老婆买过一件新衣服。前不久连妻子也和他离了婚。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重复了好几次这样的话：我对不起这些跟着我的老师，我给他们的工资太低了（平均400元）。是的，假如他能够离开这里到城里发展，假如他能够有较高的收入，恐怕他绝对不会弄到亡家的地步。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补了补丁的棉袄，看着他白了将近一般的头发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
临别时他用充满困惑的口气问我：我这样做究竟有价值吗？我的学校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达标？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制定标准的领导就没有考虑过在你的管辖范围内也有相对落后的地区。我说：给你拍张照片吧。他说：不用，你帮我拍拍学校的情况，发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特别是领导知道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让领导在制定标准的时候能够客观一点。我说：我也不是记者，顶多能给你发在互联网上。他说：那也好，看看有那个好心人能给我***点旧书，旧电脑。说着这话，他眼里又充满了期望的光。
我就拍了下面这组镜头。（相机也不好，大家凑合着看吧）
的一张照片是去年夏天我来是拍的，我问老王你的三个花池里为什么什么花都有？他说：这是孩子们星期天来时从自己家带来种在里面的，原来更糟糕。 帖子附图: 2 每天都有孩子们为花木浇水，培土 帖子附图:
3 每个教室都有老王自己花钱买的两个水瓶，他说孩子多喝水不容易生病。 帖子附图:
在这里无论那个教室，每天24小时卫生都会保持的很好，没有人随手丢碎纸， 帖子附图:
科学的科学机制很重要，在这个学校一多半的班级考评工作有学生自己来做，老王说：什么是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是个过程，培养好每个孩子学会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自觉、自律意识才是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但做到这一点校长首先应该做到民主－务实－自律。（每天早晨天不亮老师们就自觉地开始打扫校园卫生，课间操也是老王带头跑在前面，我努力了两次也没拍到老师早起打扫卫生的场面，我6：20起来，老师们就扫完了）我问一位老师：辛苦吗？她说：不会自主工作就不是好老师。 帖子附图:
孩子们非常爱惜学校的东西，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物品修理小组，为的是给学校减轻负担，老王说今年只坏了两块玻璃，还是大风刮坏的 帖子附图:
看看这张小黑板上写的什么？其实那天老王去家访去了，因为又有一个孩子辍学了，可基金会的孩子们不知道，依然让老王交了两元爱心基金 帖子附图:
每个教室都有这样一个废品回收角，换来的钱，除了修理班里物品，就是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一点点帮助 帖子附图:
活动课程不可少，老王说：活动是基础，德育是平台，教学唱主角。真想不到这样一所学校还如此注重孩子们的活动课程 帖子附图:
美术小组每天活动， 帖子附图:
看看孩子们画的画 帖子附图:
老王很注意饮食卫生，总担心孩子的病，连食堂买的米面油也要亲自过问来源。他总说：万万不可因为不为生或者食物变质让孩子们闹出病来！ 帖子附图:
大男人流泪没出息，当他看到这张照片时泪流满面，因为实在那不出钱买煤取暖很多孩子的手都生了冻疮。老王的宿舍也没有升火，他不停的搓着手，我说你冷吗？他说：我晚上睡觉不脱衣服、不冷。我也流泪了－－－－－老师们的宿舍有炉子，早晨起来就自己放在教室里，晚上在掂回宿舍。 帖子附图:
这是老师们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帖子附图:
我问：你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他笑笑说：孩子们也不吃肉。 帖子附图:
没有老师看自习，连小学生也在暗淡的灯光下自觉的学习着功课。我问一个学生：是老师逼着你们学习的吗？她说：没有，校长总带着我们玩儿，玩够了就该学。我问老王：你是怎么培养孩子的自学意识的？他说：我最讨厌抹煞孩子的天性来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你越逼孩子们越逆反，童心、爱心、虚心耐心、诚心有了这五心校长就好做了。 帖子附图:
教委说图书不达标，不够数。孩子们、老师们就自觉***每天课外活动，孩子们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图书整理一遍。天天如此！！！！！！！！！！！！ 帖子附图:
注意看，房上的玉米是老王从亲戚家低价买来补贴学校食堂用的。
这几天我有一种感觉，他是真的爱上这里了，其实论他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学校。他7岁学音乐，后来又在国家级美院进修了两年，回来后在市里一所大规模的私立学校任德育副校长，一次哦然的机会使他留在了这里，我劝他离开这里。他说：那孩子怎么办？老师怎么办？我又问道：你的学校不符合我们省的私立学校达标标准上级要解散怎么办？他两眼茫然不知怎样回答。
这几天我更有一种感觉，老王真的很有一套自己的有特色的管理方式，只要说起教育教学他就会滔滔不绝。有很多东西简直是在引导着中国的教育潮流。我为他可惜，他却说：在那里也是工作，只要有价值，我不在乎名誉。我说：你该有个家呀？他说：不急、看看上面的情况，假如非解散不可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收场，
我也在想凭着老师、孩子对他的热爱，真要解散后果－－－－－－－－－ 帖子附图:
爱护自己的眼睛 帖子附图:
再见了老王。临走时我给他留下300元钱让他买点营养品。他笑着说：这算借的，我以后还你。但我也知道这钱进不了他的肚子，
另外要说明一点，他始终不肯正面给我个镜头。他说：不要，那样可能会引来麻烦，我问为什么？他只是笑笑说：你真傻！这道理很明白，
我不明白！但从老师的口气中我知道了一点点原因－－－这是在跟上级领导找麻烦，谁都知道就是公立学校的达标标准也是虚假的！！！！！！！！ 帖子附图:
( Fri, 16 Dec 2005 20:07:54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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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 16 Dec 2005 20:07:00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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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疾患幸存者的今天
他们是身染SARS疾患的幸存者们，在鬼门关前绕了绕又生还的他们，看似相当幸运。然而，短暂的幸福后，他们经历的是更漫长的痛苦，SARS的后遗症让他们忍受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而随着SARS的疑云的渐渐淡去，人们对他们关注热度的消散，现在的他们，即使面对苦难，也只能在人们记忆的死角孤独的舔噬伤口…
探访SARS疾患幸存者：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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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中，从中国南方开始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 肆虐全球，在人们心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两年过去了，那些身染疾患的幸存者们如何呢？近段时间以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三家医院，寻访了这一特殊群体。
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董薇、李铃、刘远和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受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
只能成了一个梦想
急诊区的走廊里，董薇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董薇很瘦，这和之前接触的SARS后股坏死患者有些不同。这是她12月1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董薇目前只能上半天班，早8点到11点。为了照顾她，医院还特意加派了同事在这个岗位上。同事总是抢着干，所以大多数时间里，董薇就倚着操作台看着，递个东西盖个章。即便这样，回到家时，董薇还是觉得很累很乏，什么事都不想做，晚上八九点钟就一定要睡觉。再有一个月，就该恢复一天8小时工作了。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问让董薇开始考虑换岗的事：“急诊的护士哪个走路不快，我能走稳就不错了。”为此，原本计划读护理大专的董薇将专业改为医学信息管理，她希望能留在医院里，“做个图书管理员也行”，这多少也是为日后治疗费用报销问题作考虑。
董薇是2003年4月在医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因为住院期间病情较轻，出院后董薇并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同事确诊为股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右腿内侧的疼痛越来越重。结果出来了，右侧股坏死。刚刚对生活恢复希望的董薇再次绝望了，“感染非典那会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股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一个残疾人，终身残疾”。这对一个爱玩的姑娘意味着，下了班她不能和同事去逛街、打球、唱歌；她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董薇不仅失去了原本绚烂的生活，还失去了她7年的爱情。刚刚确诊股坏死时，董薇就正式向男友提出了分手。董薇告诉男友自己不再是个“正常人”，很可能终身残疾，并把所有可能面临的家庭、生育问题一点一滴地说给他听。男友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董薇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男人，安心地收拾行囊到郊区参加集体治疗。然而没过多久，男友突然提出分手，原因是男友向父母说明原委后，两位老人听说未来儿媳妇是个终身需要被照顾的人，坚决反对。毫无准备的董薇哇地就哭了，她说恨男友太懦弱。
不要忘了我们
听说董薇和男友分手了，年龄相仿的几个病友突然静了下来。“那时董薇的心情很糟，很快就离开了这里，这件事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在董薇曾经治疗的医院病房里，柳眉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不仅为了董薇，一想起这两年的日子，心里就会特别难过，就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助。
非典痊愈后，柳眉同样没有多想，股坏死在她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上班第三个月，疼痛越来越频繁，柳眉被确诊为双侧股坏死。“那时还没有组织集体治疗，一个人奔波在医院间检查治疗，感觉很失落。”后来有了集体治疗，还有专家会诊，柳眉觉得有了希望。在诊疗中心，柳眉积极配合理疗、***、药浴，太阳在病房里投下的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病情却没有转机。
几经衡量，柳眉决定奋力抓住在她看来惟一的机会———2005年3月做了植骨手术。术后3个月，医生告诉她恢复得不错，可以弃拐了。这着实让柳眉惊喜了一番。又过了3个月，柳眉被告知，手术的结果并不乐观，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柳眉惊呆了：“这句话对我就是晴天霹雳。”
两年间的起起落落让本就纤细、内向的柳眉更加谨小慎微，对未来有了太多太多的担心。比如工作，哪个单位会养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员工呢。“很多不便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更不是正常人能体会到的，我也是渐渐感受到的。我现在就在担心，如果回到医院工作，一进门的那三四级台阶就成了问题。”
这些担心中，柳眉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健康状况，她有些焦急，“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还没说完，她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他们有的人曾用生活保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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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护士长：一个也不能少
作为解放军302医院的一名护士长，王岩已经在传染病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个春秋。从走进SARS病房那一刻，她给自己下了命令：“一个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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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白衣天使生命绝唱
作为一名身着“橄榄绿”的白衣天使，为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她以自己的生命之躯迎击肆虐的非典，给世间留下一曲悲壮的生命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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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欣：这里危险，让我来
在玉兰花开的时节，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永远离开了人世，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这里危险，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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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佑安医院病区一天
为了人民的健康你们不惧死神的威胁，多少次你们从死神的手中夺回即将失去的生命，多少次你们不顾危险而被病魔袭倒
把我们包装成“太空人”
北京的4月，最高气温已经超过30℃，穿着厚厚的隔离衣，捂着20多层的口罩，而且一进病房就是几个小时。这对常人来说仿佛是一种酷刑，但对于SARS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却是一道生死防护线。上班的时候，她会经常站在隔离门前挨个进行检查，看隔离衣是否穿好，口罩是否捂严，帽子是否戴紧，手套是否戴好，鞋套是否套紧，从不漏查一项。有时看了不算数，总喜欢亲手去摸摸，待检查完全合格才准予放行。有时忙不过来，她干脆让有问题的同志自己纠正，一些护士光口罩就曾反复戴了6次才能过关。
进入SARS病房，必须通过两道防护门。为防止空气对流造成污染，王岩总是先盯着你打开第一道门，进入通过间，等你把第一道门关好后，再让你打开第二道门，进入病房，而且进入病房前必须把第二道门关好。其中一位护士因为没有遵守“制度”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一些护士说：“护士长把我们包装成了天衣无缝的‘太空人’，通过两道门就像走进了飞船舱。”
常常摘掉手套给病人扎针
4月6日晚，王岩所在病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病人，他们全部是医务人员，其中有3名护士长。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收治了这么多护理内行，无形之中给护士们心理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护理过程中，护士们经常会碰到有意“考验”，特别是病人心情急躁的时候，经常会朝护士们发脾气。一些护士汇报说：“这哪里是来治病，他们是在检查工作。”戴着手套为病人扎针成为护理SARS病人的难题。护士们原本个个“一针见血”，可如今经常有人失误，因为有些SARS患者经过高热期后，血容量相对不足，血管充盈不够，隔着手套扎针根本找不着感觉。王岩主动把这些“难活”揽到自己身上。为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她常常摘掉手套给病人扎针，确保“一针见血”。每当此时，病人感激的泪水几乎是伴随着药液一起一点一滴往外涌……一位病人因为护士长经常赤手为他扎针，长叹一声：“你这是在冒死救我啊。”
在收治SARS病人的第一天，王岩就要求护士们“向我看齐”。工作中，她主动承担了给病人洗脸、做口腔护理、喂饭等危险性大的工作。面对面给危重病人喂饭，病人呼出的高浓度病毒会直接喷到护士的脸上，往病人嘴里送一口饭，病人往往要喘好几口气才能咽下，有时病人吃下半碗饭需要半个小时。
尽管如此，王岩经常最先端起饭碗，每次坚持给病人喂完最后一粒米饭，让病人喝完最后一口汤。在为一位病人洗脸时，对方为使她不被传染，她的毛巾伸到左脸，病人把脸主动转向右边，当毛巾伸到右脸，对方又主动把脸转向左边。仅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足以使她满足，足以使她感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带领下，病区的护士们以热情的态度，一流的技术赢得了内行病人的赞誉。
两周后，16位医务病人联名向原单位打***，强烈要求领导亲自来院感谢给了她们第二次生命的天使们。
没有一个护士因害怕传染而减少护理量
王岩知道，近距离服务SARS病人非常危险，她们要安置病人、发药、抽血、打针、测体温、量血氧饱和度，为起不来身的重病人擦身、洗脸、喂饭、倒大小便……但她发现没有一个护士因害怕传染而减少护理量。她所在病区仅有10位护士轮班，病人则多达30人，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三四名危重病人、两三人需要上呼吸机、10多个人需要一级护理。
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她简直每天带领护士们在病房里不停地“跑”步，每天下午2点在会议室还摆着她们来不及吃的盒饭，下午2点“倒班”的护士通常要忙到下午5点才离开岗位，在她看来，护士们都是在拼命……
一天下午1点钟左右，正在病房忙碌的王岩突然接到门诊接收病人的通知，她给护士稍作交待后，扛起担架和医生赵军迅速赶往发热门诊。平时，用担架转运病号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可今天，体力严重透支的她觉得担架特别沉重，双腿直发软，好几次她差点跪倒在地，可她没有倒下。不到100米的距离，中途歇了两次，最后，她硬是咬着牙把病人抬进了病房。等她将病人安置好，已经是下午2点半，此时，她的盒饭还摆在会议室。
( Thu, 15 Dec 2005 23:17:38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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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熙玉 《知音》杂志创刊17年，发行量达到430万份，发行量在全国同类刊物中位居第二，在本省同类刊物中位居第一，多次受到中宣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妇联的表扬和嘉奖，被评为历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全国优秀期刊，荣获国家期刊奖，进入“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在内容上，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入家庭，用纯洁的心灵感染人，用美好的情操陶治人，用奋进的精神鼓舞人。 《知音》自创刊之初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新形势：一方面，各种文化传媒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广播、电视、报刊越来越多，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和传播样式的多样化，各种传媒争夺读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知音》作为我省最早实行自负盈亏的出版单位，财政不拨一分钱，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养活自己，办好刊物。在这种形势面前，刊物怎样生存发展立足于报刊市场呢？《知音》既不能以庸俗、淫秽、武打、***等内容迎合读者，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也不能板着一副“威严”的面孔“吓唬”读者，进行空洞的说教，完全不顾经济效益；既要向读者奉献高雅、精美的精神食粮，又要寻找表现内容上的“突破口”或曰“结合点”。这个“突破口”必须是：它是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是符合党的“二为”方针和新闻的党性原则的；同时又是为广大读者所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坚持文章的思想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因此，编辑部制定了“深入生活、深入心灵、深入家庭”的办刊原则，坚持在文章内容上体现“人情美、人性美”的特色引导读者充实人生，完善人生，狠抓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呼唤人情友情，讴歌至爱真情。 向往真善美是永恒的人性。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扶危济困、互相帮助、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美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全新而美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冷漠起来；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商业上的竞争也使人们呼唤美好的人情友情。因此，《知音》应该把弘扬真善美、讴歌真情至爱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使《知音》真正成为广大读者的“知音”。我们开设了“爱心行动”、“人情大世界”、“爱的呼唤”等栏目，每期都推出一至两个这方面的先进典型，以重要篇幅、重要位置发表出来。这些典型无不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2、状写平凡人生，歌颂奋进精神。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种顽强拼搏、不断奋进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也正是党中央多次倡导的社会主义报刊应该弘扬的主旋律。我们注意始终把镜头对准那些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人生，歌颂那些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普通群众在困境和逆境中与命运顽强搏斗、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屈人生。而不是将镜头对准那些明星、大款或者这个“家”那“家”。我们认为，惟其这些典型生活在群众之中，惟其这些人物极为普通，才能引起千百万读者的共鸣，才能使读者感到实在而亲切。 3、坦露真实心灵，感悟人生道理。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力。真实也是文章产生巨大震撼力的所在。同时，人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每天被矛盾所困扰，不断遇到诸如恋爱、婚姻、家庭、工作生活难题，他们有解决难题的喜悦，也有遇到人生难题不知所措的惊慌，还有受到人生挫折的悲哀。通过各式各样的主人公，把自己的真实人生记录下来，把自己的复杂心情袒露出来，往往能使普通读者产生触类旁通、启迪心智的作用。因此，我们注意在刊物中组织这类文章，使生活中的读者自己写自己，开设了“心情故事”、“人在旅途”、“围城风景”、“初恋时分”等栏目，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二、在表现形式上，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调动一切手法，加强文章的可读性。 内容决定形式，有了好的内容还须有好的形式表达，才能使文章更有可读性，吸引读者。 1、选取新视角反映文章的内容。 《知音》的文章大多写现代人每天都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不用全新的角度来反映，就会使人感到老调重弹，了无新意。因此，我们尽可能从新角度出发，从人生的某一个侧面着笔，集中写人生的某一阶段、某一侧面，避免面面俱到。 如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博士大款，真情为何难诉》，写的是一位博士与一位青年女工由相爱到反目又重新相爱的恩恩怨怨。原文重在写那位博士生对难寻人间真情的感叹，如果取这样的角度，文章没有新意。实际上，在这篇文章里，那位博士是在身无分文的时候爱上了那位离了婚的女工的，后来那位女工当了承包人，有了钱，而博士生看不惯阔起来的“贵妇人”，愤然离开学校办了一家公司，成了一位大款，于是他们离了婚。后来，那位博士生的公司破产了，当承包人的妻子也因经济问题被罚得一贫如洗，他们又再次结合了。于是编辑改了一个角度，从金钱与爱情的关系出发来写这篇文章，并把题目改成了《金钱与爱情的奇怪轮回》赋予了文章新的意义，体现了时代特征。 2、抓重点典型，以一当十，重点突破。 《知音》所刊发的文章，几乎不采用综合性、全景式的方法，而是每篇文章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如同样写南下打工潮，反映南下打工妹的艰辛生活，我们只通过一位打工妹的亲身经历来写，发表了一位南下打工妹的叙述：《渴望做母亲》。这篇文章通过这位打工妹之口，写出打工妹在南方打工几年之后，已到结婚生育年龄，但没有本地户口，不能与本地有工作、有户口的男青年结婚的复杂情况，浓缩了一代打工妹的心态，在打工妹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再比如同样是报道社会上流行的美容热，披露美容行业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只抓取一位新疆姑娘三下成都整容但最终花5000元钱买得一脸伤疤的典型，以《来来去去，美貌仍是一场空》为题，告诫爱美心切的姑娘们应慎重地对待美容。 3、叙述手法上的快节奏和跳跃式。 现代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那种温吞水似的长篇大论的文章显然不能适应广大读者阅读的需要。因此，文章必须讲究快节奏。我们在处理文章时遵循了这一原则，尽量压缩文章篇幅，最长的文章也不超过6000字，大多将文章字数控制在3000—4000字之内，使读者能在10分钟内看完一篇文章，这是其一。其二，开门见山，借鉴新闻的倒金字塔形式，把文章最重要的事实放在开头，精心撰写导言部分，使开头一下子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其三，采用跳跃式的写作手法，该重点写的地方重点写，不惜“用墨如泼”，不是重点的地方或者与文章主旨关系不大的地方一跳而过，“惜墨如金”。 4、讲究标题艺术。 俗话说，“看书看封皮，看报看标题”，一篇好的文章没有一个精心制作的好标题同样达不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一篇文章的标题一定要体现独特性，它只能是这篇文章的“这一个”，而不是其它文章的“那一个”。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是不足取的。比如说，写一篇正面人物就是《……的赞歌》，《……心灵的闪光》，写反面典型的文章就是《不该发生的悲剧》，《阳光下的罪恶》，给人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印象。因此，要在制作标题上舍得下功夫。下面试举几个标题为例： 原标题“一个农民通讯员的不幸经历”，修改过的标题“写文章的硬汉，你为啥走了”；原标题“飞越死亡之谷的爱情”，修改过的标题“寻找死亡时，她寻到了爱———深圳一位女工程师的人生际遇”；原标题“谁忍稚童成废人”，修改过的标题“冻伤儿童，法律怎样保护你———新疆六龄童冻伤事件最新追踪”；原标题“一对绝症恋人的网恋传奇”，修改过的标题“那口热血，溅到爱人清白的婚纱上”。 改过的标题更具象化，更明确，更有《知音》文章的独特个性，也更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其次，是制作引题。一篇制作得精良的引题往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开宗明义、加强文章感染力的效果。《知音》文章的引题95％以上都是经过编辑精心加工的。如： 一代伟人***在面对亲生女儿的婚姻选择时是一种怎样的姿态，他能接纳这位出身在平民家庭的女婿吗？本文作者作为***的女婿，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伟人、又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怀……《拜见岳父***》 告诉他，枫叶火红的时候，便是叫秋云的女孩来到的时候……《今秋之约》 这些引题有的是提问式，有的是摘要式，有的是简括式，有的是介绍背景材料式，有的是抒情式，虽然形式各异，但却取得了一个共同的效果：为强化文章内容服务，加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三、讲究编排艺术，使每期杂志的内容既高潮迭起，重点突出，又篇篇精彩，长短相宜。 一本杂志，有了好的内容，每篇文章也有了好的表现形式，但怎样把这一篇文章和谐、协调编排在一起形成总体优势呢？ 1、杂志要杂，信息量要大。 一本杂志最忌内容单调、单一、而必须提供多种多样的精神食粮，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因此我们长期开设的栏目有二十多个。如“爱心行动”、“爱的呼唤”、“特别主题创意”、“知音报告”、“人情大世界”、“星星点灯”、“心情故事”、“蓝盾新闻”、“人在旅途”、“初恋时分”、“围城风景”、“寻梦季节”、“生命之歌”、“家庭医生”、“文摘月报”、“知音精品屋”、“本刊视点”、“海外传真”、“请到这里觅知音”等栏目，这些栏目既适应中青年读者的阅读需要，也照顾了老年人的阅读口味；不仅女同志喜欢看，男同志也喜欢看。由于文章短小精悍，每期**页一般都编排了30多篇文章以上，真正做到了内容五彩缤纷、可读性强。 2、每期抓住几篇重点文章搭好骨架，然后再精心配置其它文章。 杂志要杂并不等于说平分秋色、全面开花，没有高潮或者说“沸点”。我们在每期组稿中注意围绕本刊的宗旨和特色，抓好几个重点栏目，每个重点栏目至少保证有一篇重点文章，使每期杂志有几篇叫得响的文章，或者说几个“拳头产品”。我们着重抓的几个栏目有“爱心行动”、“生命之歌”、“知音报告”、“特别主题创意”、“人情大世界”。每期保证“爱心行动”栏目有一到两篇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反映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的典型；在“知音报告”栏目每期至少抓一篇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重大事件的报告；在“人情大世界”栏目中，保证每期有1—2篇平凡人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动人事迹。抓好了以上重点内容，就能保证当期的杂志质量。 3、长短搭配。 一本杂志光有长文章不行，还必须有风格各异短小精悍的小文章与之搭配才能相映生辉，和谐协调，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像一桌丰盛的宴席一样，光有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而没有清淡可口的小碟小菜也会使人胃口乏味。我们在每期《知音》中除了有一半的篇幅是大块文章外，也用一半篇幅刊登一些精美的小散文和其他一些类型的小文章，特别是“文摘月报”、“知音精品屋”这两个栏目，每篇文章少则一二百字，多则五六百字，篇篇精妙，短小精悍，令人爱不释手。
( Thu, 15 Dec 2005 15:09:23 +0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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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界定
关于法律和治安方面的节目，国内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法制”节目，另一个叫“法治”节目。虽然一字之差，但却引起概念上的混乱。更为麻烦的是，我们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一个完全对位的单词来表达这个概念。英语中有CRIME这个词，但是它的含义是法罪，含有不同程度违法的意思。而“法制”这个词英文中称为“LEGAL SYSTEM”，即法律体系。这两个词都不能涵盖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治安方面题材的电视节目类型。国内的学者们也没有给这类节目或者这两个概念进行过严格的界定。为了便于我们对美国电视节目案例的研究，也为了避免读者概念上的混淆，本文将对这个电视节目类型进行一番界定。
我们不想创设新的名词，在“法制”和“法治”之间，我们选择后者作为概念这个节目类型的符号。原因很简单：1，为了不增加概念的混乱；2，相比较而言，“法治”涵盖的范围要比“法制”一词宽广。它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以及侦破、执行等方面，而“法制”则仅仅指的是法律制度体系。“法治”这个节目类型是从节目的内容角度进行的划分。广义上讲，凡是以法律、治安等工作或生活为反映内容的电视节目都可以归入“法治”这个类别。具体内容可以包括***、法院、安全局、律师、侦探、法医等系统的治安、抓捕、审判、辩护、调查、取证、化验、监狱等立法、司法和执法行为以及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英语中相关的节目限定词语有：legal、law、police、FBI、fore ic、detective、court、crime、prison等等。这个定义包括了纪实类的和虚构类的所有相关节目。
法治类电视节目最近一两年在国内开始引起较多的关注。一些节目的市场表现相当惹眼。比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在中午一个相对比较弱的时段收视率能达到3到5个百分点，让晚间时段的许多节目相形见绌。而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则是法治类节目迅速走红的另一个例子。其他地方级电视台的节目中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法治类节目。当中央电视台将12频道改版为“社会与法”频道时，法治类节目大规模兴起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作为法治类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就曾经风靡过银屏。[1] 比如《刑警本色》、《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重案6组》等等。但是，由于影视剧无论在制作方式上还是销售市场上都有着相对独立的特点，通常的电视节目类型研究将它单独归为一类。
通常意义上的“法治类”电视节目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形式的以法治内容为报道、表现或者反映对象的节目。具体形式包括：新闻、信息服务、纪录片、模拟现场、法庭直播、真人秀以及虚构情节的影视剧等等。狭义的概念则不包括影视剧这种表现形式。但是，对于法治题材来说，影视剧在其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无论是节目数量，还是产生的影响力，影视剧都是法治类节目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为了和通常的电视节目分类相一致，除了在介绍法治节目发展历史的篇章中采取广义的“法治节目”概念外，我们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将不涉及法治类的影视剧。我们将把电视剧作为专门的一类进行分析解剖。因此，下面我们就按照“法治电视节目”和“法治影视剧”两个部分分别介绍美国法治类电视节目的发展过程。
美国法治类电视节目的诞生和发展
美国早期法治类电视节目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电影片，一个是广播节目。1936年，全国广播网（NBC）播出了广播节目《取缔黑社会》（GANGBUSTERS）。这个节目在1952年被改编为电视节目播出。更早的时候(1949年)，一个叫《黑色法官袍》（THE BLACK ROBE）的节目则是完全由两部影片的演员按照真实的案例来模拟审判而创作成的节目。50年代的法治类节目还有：1951年的《犯罪辛迪加》（CRIME SYNDICATED）、1952年的《***故事》（POLICE STORY）和1953年的《警徽后面的人》（THE MAN BEHIND THE BADGE）。但是，由于缺乏对电视媒介的研究和理解，加之电视这个媒介还处于推广期，这些节目都没有取得像样的成功。
《法网恢恢》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成功的法治类电视节目。这个隔周播出的节目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真实型的***题材节目。该节目由杰克•韦伯制作，从1951年一直播出到1959年。它的特点是“假想的现实主义加上来自***部门的真实案件录像”。该节目中的英雄形象乔•弗雷蒂警官被塑造成一个“铁面无私的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他对那些危害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不留任何同情。这个节目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电视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个节目是第一个获得“艾美奖”的法治节目。
模仿《法网恢恢》这种成功模式的节目还有《高速公路巡警》、《***M组》、《专案组》、《正义》等。《法网恢恢》节目后来被韦伯改编为《法网67》，反映的对象也转移到嬉皮士、造反派和吸毒者。韦伯还制作过一个名叫《亚当12的》节目。这个节目1978年开始播出，反应两名性格鲜明的***的一天的工作。
奎恩•马丁的《不可触摸者》节目中使用了更多的案件。节目中大量的暴力内容导致了议会60年***展电视暴力影响的调查研究。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马丁还制作了其他一些节目，比如《逃亡者》、《FBI》、《连环套》、《旧金山大街》和《巴内比•琼斯》。马丁的节目中的英雄人物和韦伯节目中的英雄形象非常相似，他们都严酷无情地和邪恶作斗争。
在60和70年代，雅伦•斯培林成为法治类节目制作的主力之一。他的节目反映的焦点从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转变到对社会健康状态的关注。斯培林节目的主题和时代的政治要求相一致，主要反应的是对犯罪行为的社区矫正和医疗救治模型。在斯培林的节目中，犯罪者大多数是值得同情的，而***则更像一位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冷酷的斗士。60年代到70年代的法制类节目更加具有喜剧性。比如：小坏蛋们被笨拙的***追捕的情结就经常出现。到了70年代，***题材的情景剧也开始发展。
随着政坛在犯罪审判方面的摇摆和保守，80年代，犯罪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节目又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1981年上演的《希尔大街布鲁斯》就是一个将情景剧、肥皂剧和传统的犯罪节目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的电视节目。剧中的事件非常严峻，主人公都有可能死亡。节目反应了犯罪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反应了发生在警官生活中以及***局里面的事情。约瑟夫•万博的《***故事》是这类节目的一个代表。
到了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了真实展现***生活的节目。开始时还只是从***局或者联邦调查局的案卷中提取素材，后来发展到由演员来重新演绎真实的犯罪故事。有时甚至使用真实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这些节目能够产生，得益于警车上携带的摄像机以及急救车上和法院里的录像系统。反映法庭生活的节目也在80年代登场，比如1981年开始播出的《人民法院》（THE PEOPLE’S COURT）。另外，纪录片也开始发挥作用。1988年，一个叫《世纪之罪》（CRIME OF THE CENTURY）法治类纪录片开始在美国电视上播出。
《美国通缉犯》（AMERICAN’S MOSTWANTED）是80年代法治类节目的一大收获。这个节目1988年开始在FOX电视网播出。节目描绘尚未被抓获的或者还不知道的嫌疑人的特征，号召观众提供线索，帮助抓住逃犯。这个节目一开始在FOX电视网的7家附属台播出。两个月以后开始全国播出，其中包括FOX的125家附属台和4家加拿大的独立台。节目中公布的嫌疑犯的被捕和归案为节目早期收视率的上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一个上榜的通缉犯叫大卫•詹姆斯•罗伯特。他在节目播出4天后就被捉拿归案了。FOX平均每段节目（通常一小时的节目分成2—3段）能接到500个***。在节目一周年的时候，159个公布的通缉犯中有45个直接因为节目的播出而被捉拿归案，另外还有7人被警方包围。《美国通缉犯》节目为法治类节目继《法网恢恢》之后重又赢得市场和社会的尊重。
法治类电视节目在90年代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节目数量和类型、播出的方式等等都有一些突破。纪录片成为90年代法治节目的主流。1991年播出的《美国侦探》（AMERICAN DETECTIVE）是一个反映大城市警探办理重大案件过程的纪录片。《急救***》（EMERGENCY CALL）则是一个反映消防、治安、防暴、急救等方面内容的纪录片。《FBI：未曾言说的故事》（FBI：THE UNTOLD STORIES）反映的是***生活。1992年的《代号3》（CODE 3）也是一个反映急救活动的纪录片。此外，1995年的《海岸警卫队》（COAST GUARD）、1996年的《海岸巡逻队》（BEACH PATROL）、1997年的《加拿大骑警》（MOUNTIES）、1999年的《失踪者》（VANISHED）等都是法治内容的纪录片。这个势头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比如，2000年的《国家***》（STATE POLICE）和《法医档案》（THE FORENSIC FILES）、2001年的《勇敢者》（THE BR***EST）、2002年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2003年的《最后的正义》（FINAL JUSTICE）。
90年代法治节目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新闻信息类节目也活跃在电视银屏上。1993年的《保密案件》（CASE CLOSED）和《法治电视》（COURT TV—INSIDE AMERICAN‘S COURTS）都是信息服务节目。2002年的《名人案件》（CELEBRITY JUSTISE）则是一个新闻杂志型节目。
美国法治题材影视剧的发展历史
“法治”类影视剧节目在美国电视传播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侦探题材小说的流行和侦探题材电影的发展。文学向来被看作影视艺术的土壤。美国的法治类电视节目在两个方面受到英美法治文学的影响。首先，文学作品的繁荣为影视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剧本源的充足为法治类题材的电影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其次，法治文学和法治题材电影的流行和繁荣为法治类电视节目的兴起准备了收视的文化和心理条件。文学欣赏的快感引导着人们对法治电视节目的良好期待。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开始，探索美国法治类电视节目的历史发展轨迹。
侦探小说：法治影视剧的土壤
一般的观点认为，1841年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发表了短篇小说“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是美国法治文学的开始。而在19世纪40年代随后的时期里，爱伦坡又接着创作了几部同名主人公的此类小说。因此，爱伦坡也被称为美国法治文学的始祖。[2] 继爱伦坡之后，韦尔奇•克林斯（Wilkie Colli ）又先后创作了《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1959年）、《月长石》（The Moo tone，1968年）等含有***和犯罪内容的小说。一些女性作家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比如，西丽•雷格斯特（Seeley Regester）和安娜•凯瑟琳•格林（A a Katherine Green）就成为美国第一批女性法治小说作家。但是她们的作品都不太成功，影响不大。侦探小说的流行要等到亚瑟•科南道尔的出现。
1887年，来自爱丁堡的执业医生亚瑟•科南道尔发表了他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第一篇小说《A Study in Scarlet》，接着又在1889年发表了《The Sign of Four》、1902年发表了《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一直到1914年发表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The Valley of Fear》，科南道尔将侦探小说带到了一个高峰。主人公福尔摩斯以其超凡的侦破能力而出名。通过华生等人物的陪衬，福尔摩斯形象更加鲜明。随着这个系列小说的流传推广，福尔摩斯很快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侦探英雄。[3] 侦探小说也开始风靡世界。比如福格斯•休谟1886年发表的小说《The Mystery of a Ha om》到1900年的时候在英国就已经卖出了35万册，并且被翻译成12种语言。另外，1893年Sexton Blake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随后的60年里，将近有200位作者创作过这个形象。这也成为文坛的一道景观。这个时期的1915年还出现了我们中国读者并不陌生的小说《39级台阶》（The Thirty Nine Ste ）。
从1920年到1940年，法治题材的小说迎来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著名侦探形象有Hercule Poirot。这是一个几乎和福尔摩斯齐名的小说形象。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侦探小说作家和作品。我们将其中重要的列在下面的表格中。
（1920—1940年代英美法治文学情况表）：
1920年
阿加莎克里斯蒂发表第一篇小说；
“Bulldog Drummond”形象首次出现。
1923年
Erle Stanley Gardner向杂志提供第一部小说；
《Whose Body》10部系列小说的第一部《Lord Peter Wimsey》出版。
1926年
Agatha Christie的代表作《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出版。
1927年
Dashielle Hammett的四部“Sam Spade”系列小说 的第一部出版。
1929年
Albert Campion 系列首次出版；
Ellery Queen 系列小说的第一部“The Roman Hat Mystery”出版。
1930年
Dashiell Hammett 的《The Maltese Falcon 》出版；
Mi Marple系列的第一部《Murder at the Vicarage》出版；
亚瑟科南道尔去世。
1932年
John Creasey的第一部小说《 Department Z》出版；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到1979年去世时，总共写了600部法治类小说，使用了28个笔名。
1933年
“Perry Mason”系列出版；作者Erle Stanley Gardner成为美国最多产的作家。
1934年
Agatha Christie 最出名的小说《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 》发表；
1935年
《Locked Room Mystery》首次发表
1937年
Lord Peter Wimsey形象最后一次露面
1938年
Graham Greene 开始写作《Brighton Rock》
1939年
Raymond Chandler的《The Big Sleep》中Phillip Marlowe形象第一次出现。
这20年确实是法治类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一大批日后脍炙人口的系列小说开始发表，由此也带动这个文学类别达到历史上的首次辉煌。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英美法治文学蓬勃发展的开端的话，到了这个世纪的40年代至60年代则是此类文学的成熟发展期。前期的许多作家步入成熟期，创作的质与量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些在30、40年代初露头角的人物形象在这个时期更加为人熟知。我们来看下面关于这个时期法治文学的一些统计数字：
系列篇数
Agatha Christie
《图书馆的尸体》、《阳光下的罪恶》等
John Creasey
Patrick Dawlish系列
Ngaio Marsh
Roderick Alleyn系列
Margery Allingham
Campion 系列
Raymond Chandler
Marlowe 系列
Leslie Charteris
The Saint系列
Erle Stanley Gardner
Perry Mason 系列
Arthur Upfield
探长拿破仑?波拿巴系列
George Bellairs
小约翰探长系列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加入其中，这就是依凡•福莱明（Ian Fleming）。依凡•福莱明其实是一位惊险小说作家，而不是一位纯粹的侦探小说家。但是他的惊险小说中总是有犯罪的故事情节。这个时期英国杰出的法治小说只有Josephine Tey在1951年创作的《The Daughters of Time》。1953年，法治小说作家协会成立，首任主席是John Creasey。法治文学奖评选活动也开展起来了。首届“金剑奖”的得主是Wi ton Graham，获奖作品是他1955年发表的《Little Walls》。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法治文学步入第二个黄金时期。法治文学创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优秀作品大量出现。
1962年PD James的第一部小说《Cover Her Face》发表，Adam Dalgleish形象从此开始走红40年；Dick Francis的第一部小说《Dead Cert》发表；Len Deighton的第一部间谍小说《The Ipcre File》发表。1963 John Le Carre发表了《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4年Ruth Rendell的首部小说《From Doon With Death》发表检察官Wexford 的形象同读者见面；HRF Keating 的第一部以检察官Ghote [4]为主人公的小说发表。这些作家将引领此后40年法制小说的潮流。80年代以后，法制小说继续保持着多产的势头，在公共图书馆里有很大一部分存放着这方面的作品。20多位新的作家又加入到法治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其中名气比较大的有Scotsman Ian Rankin，他在1988年发表了第一篇字画谜语小说，之后每年创作一部。许多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其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也因此走进千家万户。故事类型也更加多样化：有反映乡村谋杀的、有反映***生活的、有描写连环杀手的、有塑造法医形象的等等。侦探影片：法治节目的前辈
丰富的文学题材给法治类影片的制作准备了充足的土壤。好莱坞是***英雄形象的生产车间。一大批优秀的小说经由电影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