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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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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
2008-06-06 21:20
【作者简介】作者马勇,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正 文 】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在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大、突破也最大的当数历史人物研究。全面评述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断非笔者所能胜任,本文拟在尽力照顾各个方面的同时,仅就个人能力所及,有所选择地略加评述,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在过去50年间一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而而发展,大体说来可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一、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配地位,建立了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在此价值体系下,旧史学盛行的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英雄史观遭到否定和摒弃,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和作用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如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变”、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支前运动等等,都成了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中国近代史已不再是单纯统治阶级的历史。
其次,推翻了旧史学强加在农民起义领袖,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乃至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头上的所谓“贼寇”、“匪首”之类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然而由于人们刚刚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所难免。许多研究者虽然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但似乎依然重复着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论证的依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于那些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没有及时转变到研究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方面来。这从当时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1949-1965年间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gān@①,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的领袖人物等等,而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诸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道光帝、西太后、光绪帝以及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蒋介石,以及那些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传性的小册子外,相对说来缺少具有学术理性的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1949-1965年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性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一种,还是范文澜在1949年之前写作,1951年修订重印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注: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以概见此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趋势与倾向之一斑。
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更是歌颂的主要对象。相对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来说,洋务运动的历史人物研究在50-60年代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洋务派实业家和思想家在1949年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5年间发表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1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期关于石达开的有25篇,秋瑾的43篇,关于洪秀全、李秀成、孙中山等人的研究论文则都在数百篇。(注:据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中华书局1983年版。)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重点之所在。关于清政府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曾国藩的研究不仅成果甚少,而且结论也欠公允。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著,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廷,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2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
这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实际成果虽说不算太多,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有很大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学家都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但是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共同标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先设定一些固定的限制或者硬拟定出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的,想以一个固定的公式来加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注:《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这种观点虽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显然不期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条来运用。
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相关的,但是各个历史人物所应得的评价决不会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好说坏只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注:《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阶级分析不是唯成份论,不能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注: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是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的估计。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注: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1期。)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3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到了“文革”十年,才完全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
二、从拨乱反正到初步繁荣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成果也开始增多。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再次展开争鸣。
鉴于“文革”的教训,史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进行了反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属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往往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多地是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办法代替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现象,从而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推向两个极端;二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中间阶层、集团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威信、心理、个人素质等等。因为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这一个别原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注: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有的研究者指出,应当具体地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特点和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某个面貌的某些因素。(注: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注: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应当重视历史人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应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注: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注: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在谈到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了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样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的贡献。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4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的上层历史人物的活动的。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黎澍的这种看法显然有助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的公正性。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唯一主线的缺陷,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地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方面来加以分析,阐明了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文革”之后十几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这十几年内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而在这十几年间,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皇帝、琦善等人的活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丁汝昌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至80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他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其他洋务派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并且都承认和肯定了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比较有影响的有夏东元的《盛宣怀传》、《郑观应传》,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等等。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5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后期开始问世。学者们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并由此重新估价了梁漱溟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是两位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但是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也只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的失败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注:《广东史学界部分同志座谈戊戌维新与康梁的研究》,《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时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是极不公允的。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大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企图恢复封建专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进而将权力夺回到资产阶级手中来。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至于他在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放弃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
对于***党史上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研究得也比较充分,许多年谱、专著、传记的出版,使一些原先比较模糊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尤其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了大量不为一般著者所得寓目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党史的研究,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多年来禁区特多。80年代,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陈独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诸如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主义的观点,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有相当多的内容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陈独秀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的性质。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注:唐宝林:《近十年对陈独秀的评价》,《群言》1989年第9期。)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6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对于瞿秋白,丁宁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发动农民运动。如果说丁著的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及他的一些研究瞿秋白的单篇论文则更多地从辨诬的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尤其是他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瞿秋白的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如何评估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均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近代以来的来华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也都有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些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80年代以来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机构和团体。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的重要领导人的历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王明,由于过去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80年代***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对***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学者们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也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上升不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因为他是主张积极抗日的,对中国***的感情也是深厚的。(注:黄烨、舒励:《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内蒙古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瞿超:《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讨论观点综述》,《社科信息》(江苏)1988年第9期。)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煞,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他在“文革”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不能因为第一点而随意贬乏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应该充分承认林彪是中国***历史上一员战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做过许多贡献。
至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领袖人物,在80年代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首先是蒋介石家族的人物传记的出版呈现活跃之势。这些著作对蒋介石一生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叙述,并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置于近代中国诸多国内外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地客观地考察其言行,评价也相对说来比较公允。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7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关于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人是这一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为中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学说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如胡汉民、戴季陶、李烈钧、龙云、陈英士、林云陔、朱执信、商震、宋哲元、张治中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十分活跃的人物。他们主编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一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则对此或几笔带过,或极力贬低,或干脆避而不谈。80年代,有多篇论文或专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从而使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的关系得到澄清。
对于历史上曾经对中国***比较友好或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左派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80年代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像于右任、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李宗仁、邓演达、蔡元培、陈友仁、彭泽民等,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实业界人士如黄炎培、晏阳初、阎宝航等,都有不少传记出版。
即便是那些对***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如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陈布雷,甚至一些帮会中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都有不少论文或传记论述他们在近代历史上的活动情形及应有的地位。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1979-1989年的研究,已经远远突破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正面历史人物,而将许多次要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弃而不理的倾向,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黄侃等,都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对于历史上因反对过鲁迅或其他进步人士而被一度误解或委屈的文化历史人物,80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做过不少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像林语堂因曾与鲁迅论战过,多年来得不到公正的评价,80年***始有文章表彰他不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至于曾经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在过去几十年更是被一概否定,几乎非专业的近代史工作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杜的情况。80年***始有学者郑重介绍杜亚泉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公平地分析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杜之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沦为一个落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光讲科学知识,未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未讲科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未讲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造成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分野。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向为学者所重视。在1977-1989年的十多年间,在综合性的传记方面有所突破,学者们利用集体的力量,编辑了一些有价值的综合传记。如《清代人物传稿》、《民国人物传》、《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党史人物传》、《革命烈士传》以及各种名人录、历史人物大辞典等等,应该说各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在个案的历史人物传方面,这十年的成果也很值得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人们开始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尝试写作传记。这些传记作品大都能够注意将传主的思想与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摆脱了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简单模式,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历史人物,刻意追求公正,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对那些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也更愿意坚持具体分析,尽量肯定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学术界也适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如对蔡锷的功过、宋教仁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功过、虞洽卿的阶级属性等问题,都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8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三、繁荣中的问题
90年代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面较80年代更加广泛,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过去不曾被学者关注的历史人物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也远比过去丰富多彩。在8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90年代便开始出现一些从“现代化”的立场上重估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专著。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许多问题似乎都值得提出来重新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分歧越来越大。
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诸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究竟是不是林则徐促使道光皇帝下令严禁鸦片贸易?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与虎门战败是不是琦善的过错?尤其是在关于林则徐的评价问题上,研究者们更是莫衷一是。
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林则徐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主张对外抵抗,反对侵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蒋廷黻早在30年代就指责过的那样,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沿用的坏人当道、好人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否则“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5页。)
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总是被侵略,因此从道义上看,中国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而西方列强总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晚清以来的官绅阶层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为大逆不道。出现这种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评价者忘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除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外,还有一个如何使中国尽快走向现代化的任务。而中国如欲走向现代化,就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就要反对本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个立场上,总是先走一步地看到这一点,总是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攻击与渴望总是正确的,但又总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在其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受到人们这样那样的非议。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诬为“汉奸”、“买办”、“卖国贼”等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国人太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与指责这些传统的正面历史人物相呼应,过去被视为反面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开始重新走红。8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时,最先提出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进行重新研究,至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人们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镇压太平天国的郐子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原来被歌颂的农民领袖,则成了腐败、无耻的化身。
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90年代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良,而批评维新派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最初尝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甚至可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体制的革命,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注:王晓秋:《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鉴于对戊戌维新运动总体评价的变动,学术界在对戊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也有不少新意,研究面也较往日有很大的拓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外,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顽固派如翁同hé@②、张荫桓、张之洞、黄遵宪、张元济、刘光第、张謇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基本上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的贡献和作用。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9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不再泛泛地谈论康有为的贡献与局限,而是着力于探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的改革,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于洋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于原来研究所认定的康有为落后保守的一面,如利用孔子鼓吹变法、尊君权抑民权、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等等,都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大多也能自圆其说。
至于梁启超的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本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对梁启超的批评,更多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晚年则比较多地留恋中国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帝制复辟。如何评价严复的这些变化与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来连续举办过几届严复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严复研究有不小的帮助。大多数学者都充分注意和肯定严复在传播西学,认识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解读严复思想的内涵方面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倾向,一是宣扬新权威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严复崇拜为中国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而另外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视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对自由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新自由主义而远离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严复晚年思想与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评估上,学者之间的分歧一直比较大,有的认为严复晚年实际上已经边缘化,对思想、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不大,有的认为严复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期的明显分野,只是前后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谭嗣同,一直没有人否认他是近代中国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他的仁学思想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构成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不仅对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且对此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二、三代青年文化精英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指责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的先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
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对于戊戌时期的后党及顽固派的研究上,有些学者更多地肯定他们思想、行为的积极方面,设身处地地评估他们所以反对某些维新措施的背景和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作为当时中国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西太后如果不是真诚地支持变法维新,就不可能有1898年的变法运动,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说到底并不是政策层面的冲突,而是政治主导权的冲突。对于端方、袁世凯等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表现,有的研究者也作了重新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袁世凯曾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之所以背叛维新派有着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与维新派在政策层面发生分歧,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识到如果按照维新派的主张行事,给中国带来的只是混乱而不是发展。但是,由于他与康有为在戊戌期间的密切交往,直接影响着戊戌维新的政治格局,是维新成败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袁世凯是否告密以及背叛维新派的问题,90年代以来的研究取向是日趋否定,有的学者对照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以为仅就此事而言,袁世凯的记载“更真实可靠”,据此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有的研究者证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请训政密折后,西太后即已决定回宫。因此,戊戌政变之发生,并不始于袁世凯的告密。
至于端方,传统的观点一般是把他划为后党,但新的说法则认为端方属于帝党,他曾积极支持参与变法,但又与维新派没有密切联系,政变后未受到重惩反而得以重用,是因为他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庇护,并通过进呈《劝善歌》而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10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对于***党史人物,90年代比较严肃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多,但由于某种原因,关于***及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少出现一些反复,甚至有一味歌颂和神化的倾向,助长了“***热”的兴起。这次***热虽然在研究层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却表现得相当明显。
至于陈独秀的研究,一直是吸引众多学者的题目之一。学者们不仅充分肯定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建立时期的积极贡献,而且对他晚年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问题、“托派”问题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辨析。(注:参见唐宝林《把陈独秀当作正面历史人物来写——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历史〉修改稿(大革命部分)讨论会侧记》,《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6期,1999年5月。)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思考的时代,那么到了90年代,确实如某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已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这一学术转轨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此前学术界津津乐道的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类型的历史人物,已被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吴宓、钱钟书等“国学大师”所取代。于是乎连严复、蔡元培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极为反感而倾慕西学的思想先驱,也不幸而成为“国学大师”。
与这些“国学大师”的情况不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其思想转变和成员分化也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中起过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和不得人心,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向激进主义方向转变。如何看待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定这种转变的进步意义。现在也有学者对这种转变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当他们躲进小楼从事***塔里的学问时,他们是清醒的,是理性的,但是当他们走出小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其选择的失误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踞于***之塔的超然的、无感***彩的“智者”,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介入现实的政治,因为他们一旦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从事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便自然失去“智者”的尊严和高明,而沦为芸芸众生般的平庸。“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普世性的分析,通常是从‘普通的人性’或‘一般的文明发展’来分析问题,但新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却要在这普遍的人性或文明的进化中,发现权力的统治关系,找到谁是压迫者或被压迫者。”(注:艾之:《“智者的尊严”还是聪明的遁词》,1999年2月3日《科学时报》。)
如果说赞扬文化保守主义还只是一个比较纯正的学术问题的话,那么最近若干年里出现的对周作人、汪精卫等人的研究动向,则似应看作研究过程中的一种逆流。
应该说,在短短的20年间,周作人研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资料的建设外,更有不少有价值的专著,对周作人的社会思想、文艺理论、创作成就、翻译成就等等的研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甚至有些著作不惜曲解事实,为周作人进行根本不必要的翻案。其主要问题有:
第一,抬周贬鲁,评价失衡,甚至不惜拿鲁迅充当“祭旗的牺牲”。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散文闲适、淡雅,没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上品。与周作人比较,鲁迅的散文则显得太直率,太直面人生,火药味也未免显得太浓,只能算散文中的中品或下品。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比鲁迅高明,鲁迅只知道“为人生”、“揭出病苦”,太“普罗”气,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才真正表现出更广泛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翻译成就而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翻译成就比鲁迅大得多。在谈到周、鲁的历史地位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要远比鲁迅高得多。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4-29 19:43   回复此发言 --------------------------------------------------------------------------------
11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第二,肆意美化,大肆炒作,而不许别人说出不同意见。比如“二周失和”,有的论著貌似公允,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实际上在字里行间却已经断案,那就是用所谓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学知识,暗示鲁迅对其弟媳羽太信子不无垂涎,结果周作人的“醋坛子”便被打破了。
在谈到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时,有的研究者不顾历史事实,曲意辩解,“有说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更可笑的是,有的研究者竟然说,周作人即使当汉奸后,依然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不当汉奸,也会有别人去当。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了。显然,这些论点已有失学者的基本理性,是一种过分明显的汉奸理论,其学术上的意义与价值几乎可以不提。
近十年来,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日本的“侵略有理”论以及与之相呼应“汉奸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与影响。某些“学者”公然为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与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注:《周作人研究中的偏见与陷阱》,1999年4月14日《科学时报》。)
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
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
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 2008-06-06 21:20
我的日记
2008-06-06 20:39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4236 更新时间:2007-10-17 14:11:55
演讲是一门语言艺术,它的主要形式是“讲”,即运用有声语言并追求言辞的表现力和声音的感染力;同时还要辅之以“演”,即运用面部表情、手势动作、身体姿态乃至一切可以理解的态势语言,使讲话“艺术化”起来,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 演讲表达的主要特点是“讲”,对演讲者来说,写好了演讲词,不一定就讲得好,正如作曲家不一定是演唱家一样。有文才,善于写出好的演讲词的人,不一定有口才,不一定能讲得娓娓动听。真正的演讲家,既要善写,还要会讲,即既要有文才又要有口才。从某种意义上说,口才比文才更为重要。如果演讲者讲话哼哼哈哈,拖泥带水,“这个”“那个”的一大串,那么,即令有超凡脱俗的智慧,有深刻广博的思想内容,也无漳于事。当今社会是开放的信息社会,新型人才不仅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而且还要有出众的口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良好的口才,往往是经过严格的口语训练培养出来的。演讲口才的训练,不仅要勤练、苦练,而且要巧练。要练习得法,摸清规律,掌握要领。朗诵和演戏是口头语言和体态语言综合运用的最佳形式。 一、口语表达技巧的基本要求 演讲的语言从口语表述角度看,必须做到发音正确、清晰、优美,词句流利、准确、易懂,语调贴切、自然、动情。 (一)发音正确、清晰、优美 以声音为主要物质手段的,语音的要求很高,既要能准确地表达出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又要悦耳爽心,清这优美。为此,演讲者必须认真对语音进行研究,努力使自己的声音达到最佳状态。 一般来说,最佳语言是: (1)准确清晰,即吐字正确清楚,语气得当,节奏自然; (2)清亮圆润,即声音宏亮清越,铿锵有力,悦耳动听; (3)富于变化,即区分轻重缓急,随感情变化而变化; (4)有传达力和浸彻力,即声音有一定的响度的力度,使在场听众都能听真切,听明白。 演讲语言常见的毛病有声音痉挛颤抖,飘忽不定;大声喊叫,音量过高;音节含糊,夹杂明显的气息声;声音忽高忽低,音响失度;朗诵腔调,生硬呆板等。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听众对演讲内容的理解。 要达到最佳语言效果,一般来说,要做到如下几点: 1、字正腔圆 字正,是演讲语言的基本要求,要读准字音,读音响亮,送音有力。读音要符合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音节、音变的标准,严格避免地方音和误读。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将“干涸”说成“干固”等。读错、讲错字音,一方面直接影响听众对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整篇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演讲者的声誉和威信,降低了听众对演讲者的信任感。 腔圆,即声音圆润清亮,婉转甜美,富有音乐美。要发音响亮。演讲时齐齿呼音节(i和i开头的韵母)与撮口呼音节(ü或以ü开头的韵母)发音时由于口腔开合小,共鸣腔不大,音发出来不亮。要尽量在备稿时换成开口呼音节(a或以a开头的韵母)与合口呼音节(o或以o开头的韵母)。如把“至”改为“到”,把“与”改为“和”。
2、分清词界
词分单音节和多音节。单音节词不会割裂分读,而多音节词则有可能割裂引起歧义。例如:“一米九个头的冯骥才伫立在空荡荡的山谷里。”这句话中的“一米九个头”本意是“一米九的个头”念时应为“一米九--个头”,如果词界划分不当,很容易弄成为“一米--九个头”,把“个头”(身材)一词割裂为“个”(量词)和“头”(名词)两个词,因而产生歧义。演讲者如出现这种错误,便会令人忍俊不禁。
3、讲究音韵配搭
汉语讲究声调,声调能产生抑扬急缓的变化,本身就富有音乐美。好的演讲,平仄错落有致,抑扬顿挫,显得悦耳动听。
(1)双音节化。汉语中的一些单音节词表达意义复杂、深刻,如果能改成双音节就明白、通俗些。且双音节响亮明朗,有顿挫变化,易于表现语言的音乐美。
(2)注意押韵。如果在适当的地方,有意押韵,更能产生一种声音的回环美与和谐美,讲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似有散文诗的风韵。
(3)平仄相间。汉字一字一调,高低升降,起伏变化。做为平声字的阴平、阳平变化不大,比较稳,易听清楚;仄声字的上声、去声变化大,声音短促,音感强烈。二者要相间配合,使音节起伏变化。此外,恰当地运用象声词和叠声词,进行渲染烘托,也能收到声情并茂的功效。
(二)词句流利、准确、易懂
听众通过演讲活动接受信息主要诉诸听觉作用。演讲者借助口语发出的信息,听众要立即能理解。口语与书面语之间有较明显的差距。有人说,书面语是最后被理解,而口语则需立即被听懂。与书面语相比,口语具有以下特点:
1、句式短小。演讲不宜使用过长的句子。
2、通俗易懂。要使用常用词语和一些较流行的口头词语,使语言富有生气和活力;
3、不过多的做某些精确的列举,特别是过大的数字,常用约数。
4、较多地使用那些表明个人倾向的词语,诸如“显而易见”“依我看来”等等,并且常常运用“但是”、“除了”等连接词,使讲话显得活泼、生动、有气势。当然,讲究表意朴实的口语化,绝不能像平常随便讲话那样任意增减音节,拖泥带水,吭吭巴巴,这样便损害了口语的健康美,破坏了语言的完整性。
(三)语调贴切、自然、动情
语调是口语表达的重要手段,它能很好地辅助语言表情达意。同样一句话,由于语调轻重、高低长短、急缓等的不同变化,在不同的语境里,
一般来讲,表达坚定、果敢、豪迈、愤怒的可以表达出种种不同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语气急骤,声音较重;表达幸福、温暖、体贴、欣慰的思想感情,语气舒缓,声音较轻;表示优雅、庄重、满足,语调前后尽弱中间强。只有这样,才能绘声绘色,传情达意。
语调的选择和运用,必须切合思想内容,符合语言环境,考虑现场效果。语调贴切、自然正是演讲者思想感情在语言上的自然流露。所以,演讲者恰当地运用语调,事先必须准确地掌握演讲内容和感情。 二、口语表达技巧的训练 (一)语音训练 演讲者要想取得良好的发音效果,必须加强语音训练。“声乃气之源”,发音的基础之一是呼吸。响亮、动听的声音与科学的呼吸训练是分不开的。演讲者要善于掌握自己的发音***,自觉地控制气息。一般来讲,采用胸膛式呼吸较好,这种呼吸是通过横隔膜的收缩和放松来进行的,气量大,能为发音提供充足的动力。平日可结合生活实际进行练习,为正确地吐字发声打好基础。 吐字发音要做到音节正确、准确,完全符合普通话的发音标准。戏曲艺术所谓的“吐字归音”训练,其目的就在于美化音色,使字音纯正、清晰、响亮、圆润,富有表现力。它要求发音时咬准字头(即读准声母),吐清字腹(即读清韵头、韵腹)和收准字尾(即读准韵尾)。“吐字”时,发音力量集中于“字头”上,“归音”时要读准每个音节的韵尾,即要求“到位”。总之,发音时要正确把握每个音节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演讲者平日要经常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同时为了做到语句流畅,干净利落,出口成章,可根据自己的发音难点,选择一些绕口令和有一定难度的语言片断,进行快口训练,力求做到吐字准确、快速、流畅,快而不乱,语气连贯,不增减词句。
音量大小变化有利于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演讲者要学会准确地控制和把握音量大小的变化。在情感激荡的地方,意思重复之处,音量要大些,反之则要不些。音量大不变化要自然、流畅,要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同时,音量大小变化也要恰当、适度,不能大到声嘶力竟,也不能小得无法听清。此外,演讲者平时还要学会准确把握高音、中音、低音的运用规律,以便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高音具有高亢、明亮的特点,多用来表示惊疑、欢乐、赞叹等情感;中音比较丰富多采,多用业表示舒缓的感情;低音则比较低沉、宽厚,多用来表示沉郁、压抑悲哀之情。这些训练最好是通过朗诵进行。
附:发音优美的生理控制(摘自《演讲艺术全书》P378)
科学的发音取决于科学的运气,有些演讲者时间稍长点就底气不足,出现口干舌燥、声音嘶哑的现象,此时,只得把气量集中到喉头,使声带受压,变成喉音。
“气乃音之帅。”气息是声音的原动力,科学地运用运气发音方法可以便声音更加甜美、清亮、持久、有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平时要加强训练,掌握胸腹联合呼吸法。其要领是:又目平视,全身放松,喉松鼻通,无论是站姿还是坐式,胸部稍向前倾,小腹自然内收。
吸气方法是:扩展两肋,向上向外提起,感到感到腰带渐紧,后腰有撑开感。横隔膜下压腹部扩大胸腔体积,小腹内收,气贯“丹田”。用鼻吸气,做到快、缓、稳。
呼气方法是:控制两肋,使腹部有一种压力,将气均匀地往外吐,呼气时用嘴,做到匀、缓、稳。
(二)语调训练
语调包括停顿、重音、升降、快慢等要素。语调训练是口语表达训练的重点和难点。演讲者应在这方面加强训练。
1.顿挫
在口语表达中,停顿既是一种语言标志,也是一种修辞手段。它一般分为语法停顿、感情停顿和特殊停顿。
语法停顿既能满足演讲者自然换气润嗓的需要,也能使演讲的语句、段落层次分明。语法停顿一般用标点符号表示出来,按标点停顿,但有时在较长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动词和较长的宾语之间、较长的附加成分和中心词之间、较长的联合成份之间,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也可作适当停顿。这种停顿往往是为了强调某一观点或突出某一事物。
感情停顿是为表达复杂或微妙的心理感情。感情停顿常常以拖长音节发音,欲停不停或适当延长时间来表现,并且常常辅之以体态语言,使感情表达得更加自然清楚。
有时,为了加强某些特殊效果或应付演讲现场的某些特殊需要,演讲者常常采用特殊停顿。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前面所提到的英国政治家赖白斯在伦敦一次参事会上就劳动问题演讲时,中途突顿七十二秒的事例。这种根据表意需要面是设计的特殊停顿,可谓匠心独具,高人一筹,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仿效这种作法的还有一例:有次演讲比赛,一位女士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出一道醒目的标题__论坚守岗位,便走下讲台,扬长而去。这时,全场听众哗然,焦急、气恼、猜测、议论,大家莫名究竟。大约过了三分光景,演讲者再次登台,诚挚而郑重地说:“同志们,如果我在演讲时离开是不能容忍的话,那么工作时间纪律松弛,玩忽职守,擅离生产岗位,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我的演讲完了。”这时,听众恍然大悟。评比结果,她以超常的演讲表演和精巧的构思赢得了一等奖。
一般来讲,在列举事例之前,略作停顿,能引起听众独立思考;在作出妙语惊人的回答之后,稍作停顿,可使人咀嚼回味;在讲出奇闻轶事和精彩见解之后,在听众赞叹之余,特意停顿,可加深听众印象,引起联想;在话题转移之际或会场气氛热烈之时,稍稍停顿,可加深听众记忆,给听众以领会抒情之机。同时,恰当的特殊停顿,也可以使演讲者本身赢得调整情绪的时机。
(详细内容参见《普通话朗读技巧》讲义)
2、轻重
在演讲时,人们常常把某些词语讲得比一般词语重些或轻些,这样便能起到强调突出的作用。
若按声音强弱划分,重音可分为轻读型重音和重读型重音。
若按表现思想感情、内容重点或句子语法结构来划分,重音可分为感情重音、逻辑重音和语法重音。
(详细内容参见《普通话朗读技巧》讲义)
3、抑扬
语调大体可分为四种,即平直调、高升调、曲折调、降抑调。
(详细内容参见《普通话朗读技巧》讲义)
4、缓急--弛缓结合
语速的变化也是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正常谈话,每分钟讲大约120-150个字。演讲的速率不能太快,一则听众难听懂,二则也使人产生怀疑,认为演讲者怯场。因为人们胆怯时往往语速较快。当然讲话也不能太慢。太慢就显得拉腔拖调,给人以愚笨、迟钝、缺少教养的感觉。初次上场的演讲者容易犯的错误是速度太快,像“放鞭炮式的噼里啪啦”,一个调子,一个速度。他们提醒自己“慢慢”后,又趋于慢得平坦,没有变化。演讲的速率不能总是“一崭齐”,要做到急缓有致。
演讲的速率一般可分为快速、中速、慢速三种。
语速 适合的内容 适合的环境 适合和心理情绪 适合的句段 适合的修辞手法
快速 叙述事情的急剧变化;质问斥责,雄辩表态;刻画人物机智、活泼、热情的性格。 欢快,紧急命令,行动迅速,热烈争执。 急促,紧张,激动,惊惧,愤恨,欢畅,兴奋。 不太重要的句段。 排比,反问,反语,叠声。
中速 一般性说明和叙述感情变化不大 感情平静。 平静,客观。 一般句段。 一般陈述。
慢速 抒情,议论,叙述平静、庄重的事。 幽静,庄重。 安闲,宁静,沉重,沮丧,悲痛,哀悼。 重要句段。 比喻,引语,双关,对偶,拈连。 如:是啊,雕塑家奉献美,有了大卫,维纳斯;音乐家奉献美,有了《英雄交响曲》、《国际歌》;科学家奉献美,有了卫星,导弹,宇宙飞船;工人奉献美,有美的产品;农民奉献美,有美的食粮;教师奉献美,有造福于人类的满园桃李……而军人,军人也在奉献美,奉献美的生活,美的社会,更奉献个人的利益、生命和家庭。于是,军人的美便在牺牲中崇高无上,便在奉献中灿烂夺目!
军人与大山为伍、与蓝天做伴、与碧海相随;军人整齐、和谐;刚毅、威严;军人勇于牺牲和奉献。作为军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吴忠祥,美在军营,美是军人!
演讲语速要做到快慢得体,缓急适度,快而不乱,慢而不拖,快中有慢,慢中有快,张弛自然,错落有致。这样,便能显示出语言的清晰度和节奏感,使演讲具有音乐美。长时间的快会“供过于求”,引起烦躁,听众不易全面了解内容,理解感情;太慢则“则过于求”,听众注意力无法集中,情绪提不起来。
5.节奏--起伏结合
对艺术来说,节奏是各种不同要素的有秩序、有规律、有节拍的变化。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一书中指出,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心理与生理的统一。它是内心生活(思想感情)的传达媒介。据此分析,演讲者思想感情起伏变化结构的疏密松散,语调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以及演讲者的举止等要素的秩序、有规律、的节拍的组合,便形成了演讲的节奏。常见的演讲节奏有轻快型、持重型、平缓型、急促型、低抑型等。
节奏类型 主要特点 适应范围
轻快型 轻松,欢快,活泼,语速较快 欢迎词,祝酒词,贺词
持重型 庄重,镇定,沉稳,凝重,语速较慢。 理论报告,工作报告,开幕词,闭幕词
平缓型 平稳自如,有张有弛,语速 一般 学术演讲,座谈讨论
急促型 语势急骤,激昂慷慨,语速快 紧急动员,反诘辩论
低抑型 声音低沉,感情压抑,语速迟缓。 悼词,纪念性演讲 三、演讲语言的设计
(一)承上启下
演讲,尤其是赛事演讲,一般来说,选手都对演讲的开头、中间、结尾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设计。不可能也不太好做过多的临场更改。但如果你能独辟蹊径,巧妙地承接上一位或前面几位选手的演讲话题,或是他们演讲中的观点、动作等进行引发,效果将非同凡响。这种临场性的引发会给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
下面举几则实例:
“刚才第八号选手已讲到国家税务工作人员的辛劳不被社会理解,我与他有同样的感觉。在这里,我愿与八号及全体参赛选手一起为我们神圣的税务工作,为税务工作者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人们的理解而欢呼!”
“时代在呼唤,社会在呼唤,历史在呼唤,人民在呼唤!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势在必行,非常重要性!这是前面几位朋友发出的共同心声。对啊!……”
“刚才有位先生在演讲中表演了一个双手合十,顶礼膜拜的动作,这让我想起了风行世界的佛教,想起了佛教的源远流长。……”
(二)少说客套话
有此演讲者演讲时喜欢说客套话。如“本来不想讲,可刘主任偏要我讲,讲不好,请大家原谅!”有些人和尚念经,套话迭出:“在……领导下,在……号召下,在……帮助下,在……关怀下,红旗如海歌如潮。”这些话语没有文有采,没有情感。还有些人由于习惯,或由于紧张,或忘记讲稿,总是“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嗯,啊,吧……”这些赘语听来令人心烦。
良好的开头语言要新鲜,忌套话、空话、老话、大话、假话、官话。
有位演讲者这样结尾:“我的演讲就要结束了,此时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耽误了了每个人五分钟,加起来就耽误了大家五百分钟。很对不起!”
演讲的结尾应该感情充沛,语气铿锵,像美国作家约翰·沃尔夫说的:“演讲最好在听众兴趣未尽时戛然而止。”给人以振奋,给人以无穷的思味与不尽的遐思。
(三)从缓、平、稳开始
高乐基地论述写作时说:“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与的。”演讲也是这样,演讲者应利用好语言的变化把基调定好,以引起听众良好的思维定向
一般来说,开始处要做到缓、平、稳,如果开始太高,到后来感情的强烈处就会声嘶力竭;过低,以后再突出高音就显得不和谐。基调确定好之后,切忌保持平坦进行,应该有起有伏,有张有弛,前后照应,变化无穷。
例如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污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却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开始,闻一多先生不是慷慨激昂,而是把语调表达得很深沉、平静,似乎把一切愤慨都埋藏在心灵的深处,以一种“忍”的感觉,为后面的爆发“蓄力”。接下去感情奔泻而出,慷慨陈词,气吞山河。
(四)起伏结合
“文似看山不喜平。”演讲亦如此。据心理学家认为:人听讲话时的有意注意每间隔五至七分钟就会有所松弛。因此,演讲者要适度地注意演讲的起伏张弛,变化有度。这主要是从语言、内容、情感几方面去体现,语调要高低升降,速度要急促徐缓,声音要宏大精细,音色要刚柔多变,情感要跌宕起伏。
产生这种效果的方法是:事实与道理相交,议论与抒情互见,严肃与轻松共存,快捷与徐***叉。如罗斯福的一次演讲。(《演讲艺术全书》P237)
(五)事例亲切可信
“事实胜于雄辩”,演讲中如果没有典型、生动、感人的事例做依据,再动听的语言也是苍白、空乏的。
有些演讲者总是喜欢列举一些人人皆知的名人趣事。似乎觉得只有名人的言行才有说服力。当然,名人事迹有一定力度,能收到“权威效应”。但是如果千篇一律,听起来就会叫人索然无味。另外这些名人一般不在我们身边,时间久远,地域遥远。听众容易产生“身外之物”“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并以此产生逆反心态。
因此,演讲中也可以举一些发生在身边的让人感到亲切可信的事例,它们具体、生动、实在、说服力强。可以说“下里巴人”,更易走入“寻常百姓家”。
2008-06-06 20:39
我的日记
2008-06-06 20:39
对于竞争性极强的竞聘演讲来说,结束语是演讲者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结尾好,就如乐曲结束时的“强音”,动人心魄;结尾不好,则犹如吃花生米,吃到最后一粒是个坏的,又苦又涩,一股霉气,就会使整个演讲失去原有的香味。那么,怎样结尾才能给听众留下更深更好的印象呢?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结尾方式,供竞聘者参考。
  一、卒章言“志”表真诚
  这是竞聘演讲常用的一种结尾方法,主要是指演讲者表明自己“上任”后的抱负和决心。在竞聘村委会主任的演讲会上,一位刚从管理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演讲结束时这样说:“我虽然没有当干部的经验,但我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村的热情。如果选我当村委会主任,我保证两年之内实现以上规划,让咱村改变面貌。让大家人人抱上金饭碗。说到做到,决不放空炮。如不兑现,我甘愿下台受罚!不仅我这一百多斤要交给大家,我还要把我家的楼房和几万元存折都压上。
  ”他“明明白白”表明了自己的信心和决心,使听众很快由怀疑、惊奇变为信任和亲近,话音刚落,台上台下便掌声一片。他的真诚深深感动了乡亲们,不少人都投了他的票。
  二、发出号召表真心
  有的演讲者还在结尾时直接向听众提出希望,发出号召。但这种“号召”大大不同于一般演讲的“号召”,它是以竞聘成功为直接目的的,说白了,也就是号召听众投自己的票。例如,在某企业竞聘副经理演讲时,一位演讲者在演讲结束时直截了当地向听众说:“同志们,朋友们,请大家助我一‘笔’之力投我一票吧,因为选我就等于选了你自己!”(掌声热烈)
  他的这一号召很管用,言语不多,却亲切感人,如同一根魔棒一样触动了听众的心灵,使大家的心和他紧紧拴在了一起,因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以“谢”圆场表真情
  当竞聘演讲结束时,一般都要礼貌地说声“谢谢”。但“谢”字也有会说不会说之分,会说的,不仅可以表示自己礼貌待人的文明素质,还可成为沟通人们心灵的虹桥。
  请看下列三段结尾: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领导给我这个难得的竞聘机会,感谢各位评委和在座的所有听众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今天天气这么冷大家还都来捧场,这使我非常感动。无论我竞聘是否成功,我都要向各位领导、评委,和在座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说完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上是三名演讲者在同一次竞聘演讲会上的结束语,虽都是言“谢”,但第一个人的有“客套话”之嫌,掌声一般。第二个人的“再次感谢”比第一个人的要显得真诚,因此获得的掌声较热烈。反响最强烈、给听众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三个人的结尾,他字字含真情,句句发肺腑。所以在他下场之后,人们还在为他鼓掌。由此看来,“谢”字里面也大有文章。
  四、巧借“东风”表决心
  这是一种借他人结尾作为自己结尾的一种方法。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顺手牵羊用别人结尾中的原话来表自己的志向;二是简单汇总他人的“意思”作为自己的“意思”。如,在竞聘厂长的演讲会上,许立华在演讲结束时这样说:“刚才刘勇同志说的完全代表了我的心,那就是:无论能不能获得这个职位,我都要发奋图强,为咱厂迅速创造新的辉煌贡献自己的力量!”(掌声)他巧妙借他人之言表达自己的决心,看似重复却又新鲜,不仅没有拾牙慧之嫌,还能让人在重复之中看出演讲者不凡的智慧。
  在竞聘校长的会上李连山是最后一个出场演讲的,当他看到前边每个人最后都是希望和决心作结以后,他没有再讲自己的决心,而是灵机一动说:“朋友们,至于决心在这里我也就不表了,因为前边每一位竞聘者的心声就是我的心声,他们的决心就是我的决心!”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后人们说:“他的这种方法很不错,不表决心胜于表决心。”
  五、借景抒情显水平
  在竞聘演讲结尾时如能巧妙地借用当时的景物来抒情表志,也可助自己一臂之力。一次,县委在县大会议室举行副局级干部竞聘演讲会。那天天很阴,当诸葛洪钢竞聘教育局副局长的演讲就要到尾声的时候,外面电闪雷鸣,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他稍停顿了一下,指着窗外说:“同志们,听着窗外响起的阵阵春雷,我的心中不由得一震,是啊,我们的屋内不也是春雷滚滚吗?干部聘任制度改革的春雷正在我们这块天空上震响,在这场竞争中也许我只是一个过客,但我要张开双臂,为春雷春雨的到来而欢呼!”
  他巧借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比起那些“背稿”的演讲者来显然棋高一筹。他的讲话激起了如雷般的掌声。会后人们还对他的机智赞不绝口。
  六、设问收束增语气
  “同志们,当听完我的构想以后,也许你会想:你的想法倒挺好,可实现得了吗?说实话,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是神,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要是光靠我自己,甭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也实现不了。可古语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如果在座的各位都?着膀子和我一起干,我敢肯定,不久的将来,梦想定会变成现实!”(热烈掌声)
  这位竞聘者在讲完自己的实施方案后,先抓住听众的心理来了一个设问,但他并不急着回答,而是故意用否定的话荡了一个“秋千”,之后再进行肯定。话语不多但含义颇深。其一,表明了自己的自知之明的态度;其二,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自己的构想并非是“吹牛”,从而激发了大家对自己的信任;另外,也含蓄表达了自己对全体听众的信任和自己的决心。
  有时为了表“情”的需要,还可以用反问句作结。如,一位年轻人在竞聘乡长演讲收束时说道:“大家知道,我是一名孤儿,是在党和乡亲们的关怀培养下长大的。如果不当好人民的公仆,不把乡里的事办好,能对得起培养我的党吗?能对得起各位父老乡亲吗?”他的反问加强了他要当好乡长的语气,犹如一股强劲的风,吹动了听众的心,全场掌声一片。
  七、欲说还休耐寻味
  这是一种欲言又止的含蓄结尾法。
  美国一位演讲家说过:“演讲最好在听众兴趣到高潮时果断收束,未尽时戛然而止。”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演讲在处于高潮的时候,听众大脑皮层高度兴奋,情绪和能力都由此达到最佳状态,如果在这种状态中突然收束,那么保留在听众大脑中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如,一位中年妇女在竞聘居委会主任时,结尾用了这样两句话:“最后,我也不想再表白什么了,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我相信大家的眼睛。谢谢。”(热烈掌声)她在讲完构想之后既没有表决心,也未发号召,而是以虚代实,用一两句话突然煞住,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情绪和节奏之快让听众始料不及,心里不由一震,于是一个良好的印象就在大家心里定格了,很是耐人寻味。
  八、名言作结添文采
  在结尾的方式中,也可引用名言、警句。一位竞聘医院院长的年轻护士长在演讲结束时这样说:“同志们,现在大家都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视剧,在这里我只想用保尔的那段名言结束我的演讲:‘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由于大家都熟悉这段话,所以当她开了头以后,大家都跟着一起朗诵起来。含蓄而深沉,优美而有力。不仅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迹,而且有“余音绕梁”之效。
  以上只介绍了常用的几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时并不都是孤立的,有时还可以两三种方式并用(如:“关心”“希望”“感谢”)。另外,结尾同开头一样,也没有不变的程式,只要我们敢于创新,不拘一格,细心体验他人成功的经验,就会创造出精彩、新颖、言已尽而意无穷的结尾来。
2008-06-06 20:39
我的日记
2008-06-06 20:37
 领导干部就职之际往往要作就职演讲。出色的就职演讲能展示领导者独特的形象魅力,成为演讲者所代表的某个社会组织形象的一个亮点。这里向大家介绍几种就职演讲的即兴发挥技巧。
  一、借“时”发挥
  就职演讲总有具体化的特定时间,有的领导干部巧借就职年份这个特定的时间尽情发挥,非常成功。贵州省福泉县连任县长李琨代表正副县长在县人代会闭幕式上作就职演讲,其中有一段就是借就任时间作了精彩的发挥:
  第二句话是表态。就是对今后三年和三个决议表个态。今年是马年,过马年,大家扶我们上马背,我们五个“马上人”的态度是:骑马背、扬马鞭、唱马歌、讲马话。那就是:立马行动,一马当先,五马齐驱,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抢立汗马功劳,争取马到成功。
  李琨同志从“马年”的“马”字出发,以“上马背”比作为新当选出任县政府的领导要职,以“五个‘马上人’”比作为五位新上任的县政府正副县长。至于新上任后的施政态度是:以“骑马背”“扬马鞭”“唱马歌”“讲马话”比作任劳任怨、无声无息的埋头苦干。以“立马行动,一马当先,五马齐驱,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抢立汗马功劳,争取马到成功”比喻为县政府五位主要领导就任后立即行动、团结拼搏,抢创大业的决心和争取各项工作全面获得成功的信心。这里一连串以“马”为词素的喻体组成博喻,妙语联珠,贴切生动,使这次表态情真意切,颇具感染力。
  二、借“物”发挥
  辽宁省商检局研究决定把辽阳市商检局副局长孙玉刚调往抚顺市任商检局长。孙玉刚在抚顺市商检局干部、群众代表会上的就职演讲构思十分新颖,巧妙地借他物寓以深刻的意义,发挥自如。例如:
  同志们:
  省局把我交流到抚顺,我坚决服从,能熔入你们的火炉,我感到荣幸,但要说明:辽阳产的这块煤,灰分肯定不少,尽了努力,热值不一定很高,靠大家帮忙了。
  来这里主持工作,随身带了三件东西:第一,我带来了一个碗。平时,碗口总是向上,什么意见都能装,一定广采众议,悉心听取;形成了决议碗口朝下,包括我在内,谁也不能轻易再翻动——要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广泛民主,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最大集中。同时,还要用它装满“水”,举起来,大家看端得平不平。第二,我带来一张纸。决不用它打收条、打欠条,我要用血汗写下今后的历史,交上合格的答卷。第三,我带来一颗心。除了布置工作和检查工作,大家就是同志朋友的关系,手足之间以诚相待。我要用自己的心换同志们的心……
  演讲的开场白,构思新颖,不落俗套。“辽阳产的这块煤”,这是自比,寓以自己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的含义;把抚顺商检局比作为“火炉”寓有能锻炼人的含义;“灰分肯定不少,尽了努力,热值不一定很高”,这里寓有自谦的意思。这三个比喻都寓有深刻的含义。
演讲最大特色在于“来这里主持工作”,随身带来了第一件东西,即“一个碗”。以一个碗的三种形态构成三个比喻,寓于办事三条原则的深刻含义:以“碗口总是向上”,寓于办事坚持走群众路线,广泛、悉心听取群众意见;以“碗口朝下”的比喻,寓于办事坚持民主集中制;以“装满‘水’,举起来”的比喻,寓于坚持办事公道。
  这段演讲辞借了“一个碗”的三种形态寓于深刻的含义,尽情发挥,十分自然得体,足见演讲者的匠心独运。
  三、借“事”发挥
  领导干部的就职往往是在选举结束之后进行的。就职演讲可借选举中的某一具体事项作尽情发挥。例如:
  这次党员大会选举,我再次当选支部书记,得了“180%”选票。
  不要笑,这里头80%是大家投的票,还有100%是我自己投的票。这两个百分比中,80%的选票,最少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大家对我任上一届支部书记不够满意;二是有部分党员同志对我能再当好支部书记持有怀疑;三是多数党员同志没有把我看死,对我还有信心和希望。我投了自己的票,大家看得出我还想当这个“官”。不怕笑话,我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因为我是党员,带领群众改变管区贫穷面貌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因为有困难而退却;二是我……决心在这一届任期内“将功补功”;三是因为有了上一届的实践锻炼,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比较有把握在这一届干好。
  这段演讲出自一位农村最基层的领导干部,开场白出人意料,独特新颖,以选票票数的结果作出了尽情发挥,妙趣横生,入情入理。“我再次当选支部书记,得了‘180%’选票”,故设悬念,吸引了听众;以“其中‘80%’是大家投的票,还有‘100%’是我自己投的票”,解除了悬念;然后,对“两个百分比”作了三点分析,恰如其分,声声入理。接下去对“我还想当这个官”的三个有利条件作了简述,语言十分幽默诙谐,又令人觉得他诚实、可信、可敬。
  四、借“景”发挥
  成功的就职演讲者很善于捕捉会场场景,甚至听众的目光,也可作为演讲发挥的缘由。请看某部队一位连指导员的就职演讲:
  各位战友:
  我一到这里,就收到了大家送来的不少“礼品”,(惊讶、疑惑)而且现在,准确地说,在我说话的时刻,很多同志,几乎百分之百的同志,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
  大家不要纳闷:我没送什么给你呀。其实,大家确实送了,只不过没有在意,或者说不知不觉罢了。这“礼品”就是目光。(笑)目光?是的。我发现,大家向我投来了各种各样的目光:有信任的,有期待的,有疑惑的,也有无所谓的……我觉得,大家的这些目光,就像为我这个指导员走马上任而准备的一堆礼品:有玫瑰,有玉兰,也有仙人掌,也有霸王鞭……(大笑)不管什么样的目光,不管什么人是怎样的“礼品”,我都愿意收下,我都收下了!(热烈鼓掌)并且,我还应说上一句:谢谢大家!(再次鼓掌)
  以上这位连指导员的就职演讲以场景中的“目光”为线索,贯穿整个演讲,作了尽情的发挥。开场以送来“礼品”故设悬念,引起听众的惊讶和疑惑,从而自然地引出“礼品”就是指听众的“目光”,接着对“目光”作了饶有兴趣的两次分类:一是信任、期待,二是疑惑和无所谓。演讲者表态这些礼品一并收下。最后从不同的“目光”即“礼品”里找到任职在多方面作出成绩的不同“动力”,决不让大家失望。这些围绕“目光”的发挥环环扣紧,有机统一。
  五、借“地”发挥
  有不少领导干部就职演讲,很注重捕捉就职所在地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作尽情发挥,溢于言表,使整个演讲十分精彩,吸引听众,撼人心弦。请看——
  各位代表:
  在长河县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我荣幸地当选为长河县人民政府县长。在此,我谨对各位代表对我的无比信任和大力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我是长河县人民的儿子。我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我热爱这2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更热爱这80万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人民。我愿把我的全部身心献给这块哺育了我的土地和教育我成长的人民。
  长河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时至今日,我们长河县已有2212年的历史。在这2212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奋斗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添绘了更为壮丽的一页……
  演讲者首先为自己是“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长河人民的儿子,而“感到荣幸和自豪”。因而无限热爱美丽富饶的长河土地,热爱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长河人民。接着以抒情的笔调简述“长河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文明古镇”。最后表明“凭着我对长河县无比深厚的感情将激励我努力工作,不负众望,为长河县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这一就职演讲通篇洋溢着浓厚的家乡盛情,强烈的热爱家乡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足见演讲者构思作了精心设计,演讲又极善言辞,因而能以情动人。
2008-06-06 20:37
我的日记
2008-06-06 20:33
所谓离职演讲,是指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去职者,在离开工作岗位的特定场合下发表的公开演讲。随着我国人事制度的改革,无论是党政领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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