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宜铭：让孩子可以跟亡者，跟过世的父母有一种精神上的连接，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越全面越好。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国内有将来想认养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对孩子进行心理干预时，他们也能在现场参与，他们能了解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这样在他们领养了孩子之后能对孩子的心理层次有更多的理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允许这个孩子拥有他真实的经验、真实的感觉。
许宜铭：我听过很多安慰孩子的话，你要好好用功，好好念书，要坚强，功课好，将来当个有用的人，这就是对你父亲或母亲最好的报答。
主持人：非常容易就说成这样的话。
许宜铭：最基本的我觉得是可以尽量去支持和允许孩子拥有所有的感觉，对父母的思念，不管是伤痛还是怨恨或是无助，了解或者的这些感觉，并且帮助他。
主持人：我们对他的帮助并不只是说一句鼓励的话。
曾奇峰：我觉得不仅是对有创伤的孩子不能说这种话，对正常的孩子，没有经过这种创伤的，也不能说这种话。比如说要他争气呀，用什么方式报答父母，我觉得都不应该说这种话，这种话本身就可以造成伤害，没有地震的情况下都会造成创伤。
主持人：但可能有了地震之后，亲友更容易说这种话。
曾奇峰：所以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辅导。
主持人：对孩子的关注和心理辅导跟踪是不是可能会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
许宜铭：我们在台湾的工作经验是，把父母过世的孩子组成一个团体，做了三天左右的工作，在这三天中除了一个主要的团体带领人之外，大概每三到四个孩子就配一个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小组。这个工作人员要负责追踪这个孩子的过程和状况，最少要跟踪半年。这半年时间他们会形成一个认可，当然这些人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没有带领人好，所以他们可能会碰到这种困难，然后他们可以跟团队的带领者保持联系，带领者给他们反馈。到半年以后，如果还有需要做工作的孩子再做安排。
许宜铭：如果在半年当中大概恢复了常态的，当然也有跟这些孩子建立起关系的，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心理追踪，我觉得最短需要半年时间。
主持人：现在我们想关注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因为我们也接到了网友这样的留言，他们说，虽然我们自己并没有亲历现场，但我们却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感觉特别悲伤，经常想哭，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活着也并不那么美好。他想问一下，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吗？
许宜铭：是正常的。
曾奇峰：对，是正常的。如果持续时间过长，比如超过两个星期，还是处在这种状况下，并且对他的生活工作已经有很大影响的话，可能需要稍微咨询一下心理医生。
主持人：我也感觉到，在这一段，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好象在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思考生命的意义，好象在这个时候，生与死的问题就突然摆在每个人面前了。我们可以怎样做？怎样调整心态，能够不让我经常陷入这种忧郁、觉得生命虚无的感觉中呢？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许宜铭：我觉得这跟平常整个人生观和教育有关系，事实上我接触到非常非常多人，我们都说，人要活得有意义，渐渐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就会产生像你刚刚说的现象。其实生命本身就是意义，你活着就是意义，你高兴的时候是生命的现象，难过的时候也是生命的现象，遇到灾难是生命的现象，得意时、失意时都是生命的现象，生命的意义本身就在生命的过程。
许宜铭：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整个社会价值观特别强调一个人要有用，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强调，本身就会造成反弹。中国道家的思想无为，无用是用，一棵树可以活到八百年，因为那棵树什么用都没有，其他有用的树很快就被砍掉了。顺其自然，如果说对他们有帮助的话，我个人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能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曾奇峰：我觉得通过这场灾难事件，让我们重新考虑一下活着的意义，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数以万计的人的死亡给我们的礼物，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当我们看到他们的逝去，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生命。或者是让我们在没有任何反省，只知道工作、赚钱，在这个过度有序的状态中停下来看一看人应该怎么活着，这也算是这场灾难带给我们的启示。一个人必须过一段时间考虑一下，我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等等。
曾奇峰：关于这一点我稍微有一点个人的看法，生命本身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它有意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差不多三万天的时间来给它赋予一个意义。
主持人：这句话我听到过，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味的一句话。
曾奇峰：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弗兰克说的话。
主持人：好，现在进入回答网友提问的环节，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目前的媒体和各种各样的报道总是去关注某一个感动的故事，某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更多的去问孩子，你当时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想媒体的初衷可能是好的，想挖掘一些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东西，但我们也看到，当事人会说，求求你不要再问我了，不要再跟我说了。对这样一种情形，心理专家有没有什么想对媒体说的话？
许宜铭：我想，在这样的灾难的过程中，要唤醒全国的支援，这是媒体的责任，所以势必要报道一些光明面和正义面的事情，点燃大家心中的热忱，然后凝聚更多的力量去支援，这是必定的。但无论是多么猛烈的阳光，也一定会有一些阴暗的地方，特别是这次，进行心理干预必然是一条很长远的路，最起码要跑五年以上的时间，只靠一时的热情是不够的，你们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一定会遭遇到一些阴暗面的东西。
许宜铭：包括我在成都就听到一个个案，一个人从绵竹灾区刚回来，他回去时看到他们的乡亲们为了抢救援物资打断了一个妇女的腿，或者在一些没有东西可以吃的东西，他们霸占了东西，不愿意分给别人。我当时鼓励他，他帮自己的家乡父老背负了负罪感，应该感到负罪的不应该是他，我让他扮演了救援人员，跟现场四五百个，他们都是志愿者，都是为了协助家乡的人，他跟他们道歉，当时他泪流满面。
许宜铭：在台湾921地震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包括灾民最后把援助者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反而你对他不够好，他还会抱怨，还会指责。所以如果要从事这个工作，一定会遇到很多阴暗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媒体做的事让媒体去做，我们实际去接触的工作人员，自己要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曾奇峰：我个人觉得，对这个小孩来说，第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重新恢复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感，心理专家跟他访谈时首先应该尊重他的意愿，他愿意谈什么，不愿意谈什么，在急性创伤阶段，我们应该以他为主，让他引导整个谈话的方向，而不是对你使用心理干预的技术。
曾奇峰：说得更加简洁一点，我现在是不是要对他处理技术，要经过他的同意。比如他现在脆弱到还不足以承受回忆当时灾难性场所的心理压力时，我们应该听他的，这会让他极大的恢复安全感。地震意味着我没办法控制了，但现在我跟任何人打交道时我发现周围人都听我的，这本身就是心理治疗。
曾奇峰：另外，一切心理治疗的干预都应该建立在爱、尊重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之上再使用心理学的技术，才是有效的。
主持人：现在有一位网友问，近来孩子们通过新闻、学校的宣传已经知道了地震这件事儿，而且幼儿园也组织了捐款、降半旗，默哀的活动，据说默哀的时候，整个幼儿园哭成一片，我想问问专家，对这些间接见证了灾难的孩子们，可以怎样疏导他们的情绪？学校，特别是幼儿园真的需要搞得这么悲情吗？这个教育意义和可能遇到的负面影响哪一种更大呢？
许宜铭：我觉得远离地震的孩子，以孩子的理解来讲，他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感受。我有一个学员的孩子，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属于比较尊重孩子的，他问孩子，你要不要捐钱啊？他有两千块的压岁钱。孩子考虑了半天说，我捐五元。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孩子的世界吧。所以我蛮赞同刚才那位网友的意见，真的不需要搞到这么悲情，对幼儿园的小孩。
主持人：如果是这样悲情的话，能够达到教育意义吗？
许宜铭：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情感应该是自发性的，而不是被教导的。如果连同情别人都要被教导，那孩子长大了以后对别人的同情，可能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不是来自自己的真性情，还是只是在做应该做的事。
曾奇峰：不过从跟孩子的个别交流里，我觉得有时候做父母老师的，可以找一些机会跟孩子谈谈死亡的问题，孩子实际上是在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对死亡有非常强烈的恐惧了。
主持人：大概有多大的时候？
曾奇峰：我记得我的女儿好象是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经常说到死亡，她会跟我说，爸爸，我很怕死。爸爸，你能不能不老？你能不能不死？她刚会说话没有多长时间。这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父母亲可以利用汶川地震这场灾难，有分寸的跟孩子谈论一下死亡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可以怎样跟她谈呢？
曾奇峰：比如对她说，在这一次的地震中，有一些孩子没有爸爸妈妈了，他们可能要被政府和好心的叔叔阿姨捐的钱抚养着，看他有什么反应。不同年龄的孩子会提不同的问题的，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坚持的一个原则之一就是，我们不可以对他撒谎。
曾奇峰：但在有宗教背景或宗教传统的家庭里，父母亲会对他说，如果你做一个好人的话，你会上天堂。这实际上也是在用宗教这种传统的形式否认死亡和使自己获得安慰。没有宗教传统的人，也可以通过信仰宗教、皈依宗教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遭遇这场灾难，很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失去亲人、变成残疾，有的人甚至瘫痪，灾难之后他们会被人们渐渐淡忘，对于这些人来说，后面所有漫长的苦难只能自己承担，对于普普通通的人，真的可以承担起这样的苦难吗？后面的生活是不是会受尽煎熬呢？
许宜铭：如果有这样的人，我想是会的。
曾奇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最大的灾难，肯定会对他的人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不同的人，以前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的，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最著名的催眠大师，艾瑞克森，他两次得小儿麻痹症，但因为他活动不方便，他把自己的大脑练成了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关键看我们本身的人格基础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
曾奇峰：有时候我想，心理创伤真的是一件比较难以琢磨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同一件事情，比如失恋这样的心理创伤，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轻描淡写的事情，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有一个人丧失了他的双腿，这绝对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但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一种反应他可能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的命保着了，虽然我没有腿，但我可以让我的大脑变得更加优秀，这样可以少干一些到外面吃啊喝啊，浪费时间的事情。
曾奇峰：但可能还有人会觉得，这样残缺的生命不应该再活下去，可能他会产生非常抑郁的情绪。
主持人：我们怎样看待事件，也决定了我们怎样对待生命。
许宜铭：同样的遭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
主持人：他有不同的认知，所以他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许宜铭：如果有受过灾难而幸存的人，我只想跟他们分享一个我的经验，老天不会给我们我们负担不起的苦难。所有的苦难一定是在我们负担得起的范围，老天才会让我们遭遇。如果是我们负担不起的，老天就会招走了，就像这次灾难中死亡的人一样。我只能跟幸存的，有种种苦难的人们分享这样一个我自己人生的经验。
许宜铭：可能各位网友也看到我的身体，我有强制性脊髓炎，而且已经十五年了，我的颈椎，所有的软骨全部钙化了，完全不能旋转，也不能弯曲，所以我头不能转动，十五年了。很多人得了这样的病就自杀了，但我觉得它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多好处，因为我在从事心理学，在协助人的时候需要更专注，而且我身体本来就不能动了，所以我自然的就会很安定，很专注。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老师真沉稳，其实我是动不了。而且因为这个疾病我也减少了很多活动，以前年轻时喜欢到处玩，但因为疾病我更沉淀了，对环境有了更多的思索，观察越来越细微。
主持人：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病的？
许宜铭：因为这种病，现在医学还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可能是遗传的，可能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当做本来就有的，就好象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男的，那我就是个男的，我生下来就有这个病，那我就是这样一个病人啊，就像我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这本来就是我的。所以我要怎样在这样的身体之下活出自己最精彩的人生。
主持人：而且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主持人：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网友说，我觉得现在考验的不仅是受灾人民的心理，还有冲在前线的武警官兵、医疗团队，我看到不少医疗工作者一边大哭，一边救灾，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心理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他们要面对大规模的死亡和死难家属的悲痛，还要不分昼夜的工作，我很担心他们的状况。
曾奇峰：我也非常担心，我刚才也正在想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同事，他在一家综合医院工作，曾经参加过一次公共汽车爆炸案的抢救工作，在事隔十年之后他脑子里还经常有送到医院里那些伤员的血肉模糊的画面，对他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曾奇峰：公共汽车爆炸案涉及的只有十几个人，但汶川地震涉及的数以万计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几天几夜不合眼的抢救，我想这中间，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内心创伤，所以以后的心理援助，不仅仅是针对灾难的受害者，也会针对救灾的人员。
许宜铭：跟医疗人员比起来我其实更担心的是武警，解放军，消防队这些前线的战士们，因为在他们团体里的文化，他们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打不倒的强人，急人之难，必须要有英雄一样的光环，如果他们在救完灾以后又回到他们的团队里，团队有他们的文化，这些文化可能更让他们不敢轻易地表达他们内心受到的困扰，可能他连说都不敢说。
许宜铭：所以我在想，所有救灾的英雄们，你们真的是英雄，但除了英雄这个光环以外，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人，别忘了你们也是一个人。是人，就都是有血有肉的。看到这些场景，受到心理的冲击，甚至有一些受到了伤害，这都不是羞耻的事情，包括部队的长官们，我希望他们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原标题：2人死亡，1人住进ICU！还有一女子曾因此险遭截肢！节假日这种病高发，千万别当小事！
走亲访友自然是“常规操作”
不少人也会选择亲自下厨款待
而海鲜水产自然是少不了的
可大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手
被扎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男子被送进重症ICU截肢
东莞的吴先生在买鱼时，被一条鲈鱼刺到手指的中指，手指立即出血。之后吴先生当场将手指的血挤了很多出来，之后慢慢感觉不痛了，吴先生也就没当回事了。
可到了当晚两三点，吴先生发现不对劲，自己手指居然发黑，而且剧痛无比，人又发烧发冷，于是家人立马将吴先生送到医院，医生立即将其送入重症ICU进行治疗。医生说：
入院的第二天我们马上给他果断做了一个中指的截指手术，把整个中指都切掉了，切掉以后同时在ICU里面进行血透，全身抗感染，专门采购了一些特殊的抗菌药物过来治疗。
据了解，这是广东省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近来遇到的第三例海洋创伤弧菌感染病例，而前两例患者都遗憾未能挽回生命。
类似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杭州一位家庭主妇李女士
可一星期后手指已无法弯曲
送医治疗后差点需要截肢处理
医生检查后发现，李女士被虾刺扎到了掌指关节处，伤口很深，里面的筋膜都感染了。
手术后，李女士的右手已经逐渐消肿，不过医生坦言，因为筋膜受损，她的手部活动今后多少会受到影响，这让李女士懊悔不已。
● 处理太阳鱼被刺伤不幸截肢
2017年1月，55岁的男性患者朱师傅在处理妻子买回的太阳鱼时不慎右手被刺伤。
因为生活中经常出现类似情况，所以患者和家属并没有重视。
但是，患者在第二天便开始出现了发热，右手发肿发黑。
发热后患者被家人送往医院，但就在等候就诊的时候，患者病情突然加重，继而昏迷。
最终原本便患有肝病的患者被确诊为海洋创伤弧菌感染，随即被进行了截肢手术。
只是洗了条鱼，却失去了半条手臂！
● 清洗螃蟹被扎致肝脏功能损伤
72岁的陈先生，在清洗螃蟹时不小心被扎了一下左手拇指，当时只是渗了一点血，于是就用红霉素软膏涂了一下伤口。
谁知几天后，陈先生的左手拇指突然肿胀发黑，皮下积液流脓，整个左手掌及前臂红肿发热，疼痛难忍。
经过急诊检查，发现白细胞计数高，肝肾功能均受损。
还好经过了救治，最终度过“一劫”。
● 被虾蛄扎了右指皮肤流脓坏死
64岁的谭先生平时身体还不错,他在处理海鲜时不慎被活蹦乱跳的虾蛄扎了一下右手手指,当时只是小小渗了一点血,谭先生觉得问题不大,也没做什么处理。
到了晚上，谭先生突然出现寒颤，发高烧到40℃，整个右手前臂及手掌都红热肿痛。送到医院后，医生对症用了各种抗生素，效果都不明显，谭先生仍继续发高烧，右手肿胀加重，皮肤都开始流脓坏死！
它就是大多数类似事件的元凶
创伤弧菌（又称海洋弧菌）被称为“海洋中的无声杀手”，是一种栖息于海洋中的细菌，它为全球重要的海洋致病细菌，与霍乱弧菌、肠炎弧菌并列为造***类感染疾病的三大弧菌。临床上常造成严重的败血症及肢体坏死，过程相当迅速，且死亡率极高，甚至有研究发现，75%的患者在入院48小时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创伤弧菌感染症状有哪些？
临床最常出现的两种表现为伤口感染以及原发性败血病。而每年的5月到10月是该疾病的高发期。
创伤弧菌感染后患者会出现呕吐、发烧、腹泻、低血压、肿胀和疼痛等症状。临床医师很难会想到本病。
如果伤口暴露在含有这种細菌的海水中，创伤弧菌会在伤口上繁殖，可能引发溃烂，甚至导致组织坏死。
任何人都可能感染，但在高风险的族群上，此类弧菌感染可以很快速的传播，并导致严重的肌炎和肌膜炎引发严重的坏疽。最后多功能脏器功能衰竭，短期内死亡。
高危人群有酒精性肝硬化、肝病（包括原因不明的肝硬化）、慢性肝炎、酗酒、遗传性血色(铁)沉着病 、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地中海型贫血、慢性肾衰、淋巴瘤等。
专家介绍，海洋创伤弧菌分布极广，很多海鲜都有，最常见的就是：
一般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食入含有海洋弧菌的食物，例如生蚝、虾、蟹、蚌类等海产及生鱼片。
二是从皮肤上直接感染，如果身上有伤口，接触到海水、贝壳或鱼类，便有可能感染到此弧菌。人与人一般不相互传染，因为海洋弧菌是一种需要较高盐分才可生长的嗜盐性弧菌。
只是提醒大家千万小心！
处理海鲜时应戴手套，防止扎伤。另外，手套也最好戴厚一点的，很多虾蟹的壳体尖锐，一般的手套很容易划破。
千万不要生吃海鲜，鱼虾蟹贝等都要彻底煮熟，就可以杀死致病菌。对于老人、孩子、孕妇及患有免疫缺陷疾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来说，尽量不要接触带刺的海鲜。
蒸煮贝类，要汤水沸腾超过5分钟，不吃壳未张开的贝类。贝类食品烹调后及时食用，剩余部分密封冷藏，下次吃时要煮透。
如果你手上有伤口，就不要触碰海鲜了。一旦有破损或伤口，也尽量不要在海水中游玩。
如果不小心被虾、蟹、鱼刺伤，应该将血挤出，然后用清水冲洗。如果出现疼痛、瘙痒、肿胀、腹泻或发热等症状，就必须马上到医院就诊。
此外，如果伤口被扎伤很深，最好简单处理后，再去医院进行治疗。因为深深的伤口为细菌提供了厌氧的环境，很容易造成“破伤风杆菌”繁殖，侵袭神经系统，甚至可能致死。
国庆要玩得开心、吃得开心
但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哦~
来源：楚天都市报，综合健康时报、杭州日报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是研究思想理念的历史学家，她对心灵和身体的关系、追溯概念发展历程和相关衍生理论等课题尤其感兴。她此前巴德学院教学，担任过《展望》杂志（Prospect Magazine）咨询委员会成员，还是巴黎艺术学院（Paris
由 授权《好奇心日报》发布，你可以在 Twitter
年，一群囚犯被纳粹从犹太人居住区押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途中，一名纳粹士兵将我的爷爷活活打死。我的爸爸亲眼目睹了惨剧的发生，而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实在数不胜数。鉴于此，我从小就知道死亡一直徘徊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也知道人性的阴暗面里隐藏着残酷的暴行。“智人”一词中的“智”并不足以描述人类的全部特性：除了聪明之外，我们也非常暴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唯一生存于世的人属生物，也是为什么我们能以如此具有破坏性手段成功统治地球。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普通人怎么能够犯下如此可憎的残忍暴行？
人类为何会集聪明与残暴于一身？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直是宇宙学、神学和悲剧故事的核心理念，是践行道德准则的动力，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核心冲突。我们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我们有能力犯下恶行，也有能力用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思考自己为何会沦落至此。塑造人类的自我意识究竟为何会引导我们做出罪恶的行径？这个问题就像邪恶本身一样令人困惑不已。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苦苦求索，希望找到问题的***。显然，我们能够从施暴之人的行为模式中找到关于邪恶源头的解释。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神经外科医生伊萨克·弗莱德（Itzhak Fried）变相要从这个角度分析邪恶的起源。1997 年，他在《柳叶刀》杂志（Lancet）了题为《E 综合征》（Syndrome E）的论文。综合征是指病人身上出现的一组一同构成临床表现的生物学症状，而 E 综合征中的 E 代表了邪恶（evil）。弗莱德发现，犯下恶行之人身上经常表现出一组由十个神经心理学症状构成的 E
综合征。用他的话说，“一群原本没有暴力行为的个体”转变成了“反复屠戮手无缚鸡之力社会成员的暴徒”。这十个神经心理学症状分别是：
-
重复：强迫性重复暴力行为；
-
执迷不悟的思维模式：行凶者痴迷于能使自己暴力行为合理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正是种族清洗行动的理论基础。比如，所有的西方人、穆斯林、犹太人或者图西人（Tutsis）都是邪恶的；
-
执拗：外界环境不会对行凶者的行为造成任何影响，即便行为会让自己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他们也已然冥顽不化；
-
情感反应减弱：行凶者没有情绪波动，十分淡漠；
-
觉醒过度：行凶者经常因为不断重复施暴和受害者数量的增加而高度兴奋（觉醒过度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精神和生理的紧张性增高，患者通常出现对疼痛的耐受性降低、失眠、疲乏、性情暴躁等症状——译注）；
-
语言、记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好无损：E 综合征不影响施暴者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
-
快速适应：行凶者对暴力行为感到麻木；
-
角色分隔：拥有温馨家庭的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施暴者；
-
环境依赖：环境——尤其是对群体的认同和对权威的服从——决定了施暴者的具体行为；
-
群体传染：成为群体成员导致暴力行为发生，每个人都会将自己的暴行传染给其他人。
在弗莱德看来，这些行为模式背后都隐藏着能从神经生理学角度分析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E 综合征体现在以前表现正常而随后转变成杀人犯的普通人身上，但不适用于以下情况：战时新兵在得到批准后杀害他人或者其他新兵，如果能够幸运地活着回家，他们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公认的精神疾病，比如导致人们射杀小学生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冲动犯罪或者能从给他人造成伤害的暴行中获得施虐快感的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 1963
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创造出“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一词。她想说的是，大屠杀的参与者可能只是普通人，他们因为平淡无奇的原因选择服从命令，比如不想丢掉饭碗。社会心理学家验证了这个观点：1971 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的监狱实验证明“普通学生”也能变成肆意辱骂虐待囚犯的“狱警”。这场从未有人成功重复的实验中很多问题和缺陷，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它的结论并没有办法令人信服。可是即便如此，患有 E 综合征的人的确都是普通之人，他们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精神疾病。在 1992 年出版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弗莱德在论文中引用了这本书）中，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写到了一个后来成为纳粹士兵的普通人。杀害我爷爷的纳粹士兵很有可能也只是个普通人。
如今生物学已经解释很多种人类行为，但单靠生物学也无法揭示恐怖暴行背后隐藏的全部秘密。神经科学与生物学一样，都是帮助人类提升自我了解的有力武器。但是，它们却解释不了为何人类会做出野蛮粗暴的举动。实际上，为人类邪恶行径提供最佳解释的工具是政治史，而非科学或者形而上学。仅仅在上个世纪，世界上就出现了大量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些暴行都与政治目的密切相关。但是，真正让弗莱德提出的假说再次引起世人迫切关注的是恐怖组织
ISIS 和大量狂热参军青年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和巴黎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神经生理学家阿兰·贝尔托斯（Alain Berthoz）开展合作。2015 年到 2017 年期间，他们以 E
综合征为主题召开了三次学术，邀请认知神经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精神病专家、恐怖主义专家和法学家齐聚一堂（我将在下文中呈现部分参会人士提出的理论的和见解）。对 E 综合征的分析研究创造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跨学科讨论机会，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邪恶起源这个古老话题的理解。同时，E
综合征还是证明神经系统科学能够帮助人类解读自己的生动实例。目前，人们已经就邪恶的起源提出了不少有趣的假设和解释。
大脑机能解剖学以越来越精确的方式揭示出大脑秘密的同时，神经系统科学解释导致各种人类行为（包括暴力）复杂成因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不过，由于我们是逐步进化的生物，探究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就要兼顾进化过程和历史发展各自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结果。换言之，我们既要思考文化如何影响了大脑回路的进化发育，又要考虑不断进化的大脑如何创造了文化。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了天性喜欢社交和互动的生物，因此神经系统科学就必须与其他学科展开交流合作——大脑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进化，而某些时刻出现的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场合，背后隐藏着特定的意义。心理情况和文化环境是决定生物学过程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弗莱德所列举的症状其实就是结合神经学和环境因素之后得出的综合结论。
E 综合征的核心症状是“情感反应减弱”。大多数人（精神病患者除外）羞于或者极度不愿意给他人造成伤害，让他们杀人就更不可能。精神病专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洗脑宣传和高压强迫才能让情感反应变得迟钝，进而导致人们打破沉默，跨越“习惯”设定的行为界限——E
综合征中的情感反应减弱症状导致患者施暴次数越多，施暴行为对其而言就越轻而易举。大规模屠杀和虐待行为的施暴者可以对自己的孩子充满爱意，希望孩子能得到世间最美好的一切。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受害者漠不关心——这就是 E
综合征中“角色隔离”（compartmentalisation）症状的典型体现，而杀害我爷爷的纳粹士兵身上可能就存在这种症状。他们将家庭归属感和社会归属感分隔开来。一旦两种归属感结合到一起，群体认同感就会超越一切，成为主宰一切行为的动力。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成员之间相互攻击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E 综合征患者几乎不会有同理心。
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in Leipzig）的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同理心是一种能与他人情感产生共鸣的能力。它产生于婴儿时代（婴儿最初模仿他人，后来产生共同注意力），进而渐渐发展成接受他人观点，真正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我们首先掌握所谓“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中提出的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根据该理论，人类应该在五岁之前就获得这种能力。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发展心理学家菲利普·罗切特（Philippe Rochat）曾出儿童在五岁之前发展出道德伦理标准的过程，证明儿童此时已经知道他人感知自己行为的方式。
虽然同理心能使某个群体或者社会团结一致，但它也可能充满偏见歧视和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报复情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滋生出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埃米尔·布鲁诺（Emile
Bruneau）成功，“群体内部成员”很容易在他人操控下将“群体外部成员”视为敌人，不惜牺牲他们的利益，甚至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这种选择性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过无家可归之人身边却丝毫不会产生想要伸出援手的心理，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听到讨厌的人的下流谣言时感到欣喜不已。我们都会选择性地使用同理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日常的社会、家庭、工作和政治生活中非致命性暴力事件屡见不鲜，这正是缺乏同理心的体现。剑桥大学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Cruelty）中表示，“同理心遭受腐蚀”不是导致极端暴力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同理心出现问题后，人们便会产生歧视心理，最终走上种族灭绝的道路。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科学家简·戴西迪（Jean Decety）所言，“我们的超社会性中隐藏着一个阴暗面”。
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发展的观点能够破除人类两面性——我们既能伸出援手，又能相互屠戮，还会说服自己参与所谓的“正义战争”——的神秘感。与黑猩猩等其他人族生物一样，我们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进化出巩固关系、交流、合作的能力，也形成了攻击外人和其他部族成员的能力。但是，进化过程使我们有了自我意识，而这种产生人性的能力使我们与其他人族动物彻底区分开来。不过，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答：即便能够了解自身，创造探究人类思维的复杂精细科学模型，可我们依旧无法停止不断发生的破坏行为。
神经系统科学提出一种有趣的生理学模型，将同理心看成是结合了执行、运动前区和感觉运动功能的复杂动态过程。具体来说，这个模型利用了腹正中前额皮质（vmPFC）和眶额叶皮质（OFC）两个部分重叠的概念。据悉，腹正中前额皮质和眶额叶皮质在杏仁核（大脑边缘系统中进化形成的古老结构）情绪产生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眶额叶皮质受损影响情绪和决策能力。南加州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用“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证明，：经过腹正中前额皮质和眶额叶皮质的处理后，参与情绪信号传递的身体感觉能让我们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恰当决策，进而展现包括我们道德观念在内的世界观。
情感反应减弱现象出现时，腹正中前额皮质和眶额叶皮质极度活跃，因此抑制了杏仁核的活动。表明，强迫症患者的眶额叶皮质处于功能失调状态。或许坚持认可某个群体可以合理进行屠杀活动的人的眶额叶皮质也存在问题。类似于可卡因导致的过度兴奋状态干扰者人们的行为，影响着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的正常运作。简而言之，E
综合征患者大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无法调节管理判断和行为。杏仁核无法与更高层次的认知皮质结构建立联系并形成有效反馈。行为自我与感情自我彻底分裂，弗莱德称这种现象为“认知断裂”（cognitive fracture）。他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大约 70%
的人会受到认知断裂现象的影响，进而以群体成员的身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不太站得住脚，但它的过程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
出现认知断裂现象后，个体在行动时便感觉不到同情和共鸣。但是，同理心并非总是能够指引人们做出恰当合适的举动。比如我们并不会因为看到气候变化导致昆虫死亡而感到同情，但却可以在灾难降临时做出理性的决定。有时候，同理心甚至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手术台上患者感到同情的外科医生就不应该继续参与手术。还有一种现象叫做过度同情。2016 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在《反对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书中提出我们应该“反对同理心”。他认为“理性同情”才是更好的晴雨表，能够帮助我们评估外界环境并决定如何应对。换言之，以屠戮被视为敌人的个体为使命的群体成员也许有能力对群体内部成员产生情感共鸣，但却无法对视为敌人的外人产生理性的同情。
有的人无法对自认为属于敌人的个体产生任何情感。这种现象能帮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人类跨越行为底线，成为冷血杀手之后的状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观察员发现，犯罪者经常不知悔恨。帮助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评估罪犯心理状态、对罪犯和受害者开展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弗朗索瓦丝·西罗尼（Fran?oise Sironi）亲眼目睹了利夫顿所谓的“热衷于杀戮的自我”的确存在——臭名昭著的康克由（Kang Kek
Iew）就是最好的证明。此人外号杜克（Duch），是柬埔寨专门折磨和审问犯人的红色高棉 S-21监狱创立者和管理者。杜克一点也不为自己的暴行感到悔恨。犯罪者就是他唯一的身份，因此他全心全意“履行职责”，生怕丢失自我，沦为无能之辈。西罗尼曾经问他：“你的良心不会感到愧疚吗？”然而，杜克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简直是胡言乱语。
除了弗莱德提到的“具有毁灭性”的情感反应减弱症状之外，E
综合征患者身上还存在认知功能完好无损的现象。行凶者精通虐待之道，能够清晰全面地识别出受害者的痛苦。他（行凶者一般都是男性）认知能力健全，但却不足以产生帮助自己理解受害者感受的同理心。他不在乎其他人的痛苦，只关心他人是否有利用价值。进一步来看，他根本不关心自己是否在意受害者的感受。实际上，他最终对自己是否具有同理心也漠不关心。判断力受情绪影响，这是人类道德观念发挥作用的基础。对于 E
综合征患者而言，他们的判断丝毫不会被情绪所左右。
这样一来，个人身份与更宏大的系统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系统中，情绪自我和认知自我彻底分离，系统的准则和规矩随即取代了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为了确保大脑和躯体的正常运作，人们体内始终存在化学反应，但它们可以受到药物影响和扭曲。剑桥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特雷弗·罗宾斯（Trevor Robbins）曾经研究过“药物恐怖主义”（pharmacoterrorism），以及诸如利用安非他命等药物——ISIS
成员就芬乃他林（Captagon）——影响多巴胺的功能和消耗眶额叶皮质中的血清素，从而让人们出现精神病一样的僵化行为，增强个体进攻性，做出弗莱德所说 E 综合征症状中的执拗举动。药物使人们不再具有社会依附性，也丧失了全部的情感（包括同理心）。研究人员称这种情况为“述情障碍”（alexithymia）。
这个简化版的神经学过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实施凶残的杀戮行为。利用神经系统科学研究价值观和行为能帮我们进一步理解邪恶究竟源于何处。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眶额叶皮质极其发达。牛津大学计算神经科学中心（Oxford Centre for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的埃蒙德·罗尔斯（Edmund
Rolls），面对刺激时，眶额叶皮质在体现奖励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做出决策——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对物体、观点、行为、准则和个体的看法。丰富的价值判断使我们产生各种情绪，我们的行为多种多样且可以根据外界反应的变化做出改变。这个过程又能反过来推动我们选择寻求或者躲避刺激。为了获得某种迟迟未得的奖励，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做出行动。这就是 E
综合征中提到的另一个症状：强迫行为。来自巴黎的神经系统科学马赛厄斯·佩西格里翁（Mathias
Pessiglione）和他的团队，腹正中前额皮质在评估刺激或者想法体现价值观的时候发挥核心作用。评估之后，我们会为了追求具有吸引力的奖励或者躲避令人厌烦的结果而做出不同的举动。但是当腹正中前额皮质受到过度刺激时，新的信号——比如哭泣求饶——就无法对人们评估某个想法（比如“所有人都该去死”）体现价值观的过程发挥影响。因此，人们也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能够自动发生，可以受到外力或者领导者的控制，独立于任何价值观体系之外。
不过，这些神经性活动意味着犯罪行为只会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巴黎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 hospital）的精神病专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和他的团队对部分激进的青少年进行了评估分析。他们发现童年的某些社会心理学状态——比如没有父亲、母亲情绪不稳定、曾经有过被寄养的历史——会对青少年身份的形成产生影响。部分情况下，这些社会心理学状态最终导致青少年选择加入拥有提供超验信息的更大群体之中。于是群体超越家庭，成为他们最看重的对象。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冲突之所以难以处理且无法调和，原因在于人们以绝对的精神价值（比如世俗价值观或者宗教价值观）为指导做出行为，不在乎行为是否会带来功利性的结果。这些价值观极具吸引力，远比家庭所能提供的精神支持要强大许多。
在 2017 年出版的小说《烈火国土》（Home Fire）中，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忠诚天真但却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迷失自我的巴基斯坦青年。他为了与逝去的父亲团聚而加入 ISIS，希望献身恐怖组织所谓的更伟大事业而收获满足感和归属感，最终沦为 ISIS
的牺牲品。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让我们做出各种选择，并为自己的决定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认知使我们的决定具有一致性，进而使自己感到安心，坚信自己的选择美好且正确。行为一致性依靠道德观念而存在，又能将自己伪装成道德准则的模样指导后续行为，进而导致津巴多所说的“我们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认知不协调。换言之，我们心中早已存在且根深蒂固的想法与我们所坚信的恰当合理行为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沙姆希笔下的主人公很快就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试图摆脱自己无法忍受的暴力和不能接受的认知失调。但纳粹的医生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他们坚信自己是为了更伟大的事业献身，执拗而扭曲地认为自己是为了受害者考虑才犯下罪行，因此没有丧失伦理道德。1943
年，著名纳粹海因里希·希莱姆（Heinrich
Himmler）在波兰波兹南（Poznan）发表的演讲就是体现为犯罪行为寻求傲慢合理化解释的例证，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的行为具有道德正确性，我们有责任让人民去行动，杀死那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一旦为行为寻求道德合理性的借口与面对他人所应该产生的标准情绪反应背道而驰，暴力和邪恶就会打着合理的旗号横行天下。纵观人类历史，这样的现象不断重复上演。
但是，“普通人”必须跨越行为底线之后才能患上 E 综合征——环境因素通常是推动人们越界的幕后黑手。突破底线的过程中，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帕特里克·哈格德（Patrick Haggard）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见解。他证明最初的强迫具有极大威力，能迫使我们突破行为底线。1945 年至 1946
年的纽伦堡审判期间，纳粹被告首次利用“只是服从命令”这样的说法为自己辩护。1961 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援引“纽伦堡审判中战犯曾经采用过的辩护策略”（Nuremberg Defence），同样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罢了”。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指出（或者是夸张地宣称），即便命令的内容是伤害他人，大部分人依旧会选择默默服从。米尔格拉姆对人类的服从性很感兴趣。但是，一直自主感（sense of
agency，人们发起并掌控自己行为的感觉，对人生的而言至关重要，也是判定被告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论据）的哈格德却将视野转向了人们受到强迫和自主权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之后的感受。在米尔格拉姆的启发（哈格德解决了米尔格拉姆实验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下，他设计了一项，有意对实验对象进行约束管制。哈格德发现，人们被迫做出行为后的确存在明显的自主感减弱现象。高压强迫使人们丧失了责任感，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现。
Related Problems）对可诊断疾病的描述。如果正式将 E 综合征认定为疾病，我们可能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司法后果：正如欧洲人权法院前任院长、法学家让-保罗·科斯塔（Jean-Paul
Costa）所说，在法庭上使用神经学领域提出的证据存在种种问题，因为这会要求专家对不精确、不透明的数据进行解读。我们很难确定究竟哪种大脑活动（包括隐藏在自主感控制下的大脑活动）能够或者应该成为构成合法减罪的因素。
但是正如弗莱德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介绍一系列塑造我们大部分野蛮残忍本性的特征，并在与我们研究相关领域（尤其是神经系统科学领域）开展广泛讨论。这能帮助我们完善预防和补救措施，解决当前社会所急需处理的问题。魔鬼可能已经死去，但邪恶的行径却长存于世。为什么我们会做出邪恶举动？这依旧是个形而上学领域的谜题。和成千上万人一样，我也被这个父亲留给我们的问题困扰了很久。然而，至少目前我们有能力弄清哪些因素会诱发邪恶的举动。
题图为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和赫斯，图片来自 ；长题图为被关押在以色列的艾希曼，图片来自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
